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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前景为何离不开新闻自由?

尽管官员腐败与社会诚信的问题在中国越来越严重,为社会各界所深恶痛绝,但是关于这方面的很多报道在中国往往会受到限制,媒体还要接受新闻审查。主管媒体工作的宣传部门经常会下发一些文件或者通过电话口头“打招呼”,要求媒体不准报道某些“敏感”的或者“不利于社会稳定”的事件。新闻审查的加强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影响?换句话说,我们能从新闻自由中获得什么经济好处?新闻自由值几个钱?当然,在我们都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欢欣鼓舞的时候,可能很难让人听得进“开放新闻媒体对中国经济是多么多么重要”这样的话。的确,几百年来,新闻自由一直被看成是一项纯粹的政治制度,只是对当权者的监督、对政府权力的制衡能够起到关键作用;一提新闻自由就让人感觉又要谈政治了,等等。其实,不用这么怕,新闻自由对中国经济的深化发展、矫正经济腐败、促进市场交易具有同样关键的作用,开放新闻媒体也恰恰是为了增加中国的就业机会所必需迈开的一步。遗憾的是,这一点至今还被人们所忽视。

过去二十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故事从许多方面都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超过9%,人均GDP(按实际购买力算)从338美元增长到2003年的约5 000美元,超过两亿人口因而脱离了贫困线。中国的城市化程度也从1978年的16%上升到目前的41.8%。就在全球经济因互联网泡沫破灭而放慢增长的这几年里,中国经济不但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而且也带动了其他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这样的成就不胜枚举。

中国的非凡经历也令众多学者和评论家迷惑不解:法学界和经济学界广泛接受“法律对发展至关重要”和“制度对发展至关重要”这两项命题,而且制度经济学的这些结论也是“华盛顿共识”所依赖的核心理念基础。但众所周知的是,中国虽然缺乏一个可靠的市场制度架构,既没有可靠的法治又没有自由的新闻媒体,可是其经济却仍在继续快速增长。特别是与印度或新近转型后的东欧国家相比,中国的现象更像个悖论。与中国不同,印度拥有相对齐备的现代制度,既有民主与法治又有新闻自由,但其人均GDP却仅从1978年的560美元(当年中国为338美元)增长到2000年的2 358美元(那年中国为3 976美元),增长速度远远低于中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答案在产业结构里

原因是中国这些年的快速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制造业和住房基建业,这种产业结构对制度的依赖度较低。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来自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和建筑业(住房与高速公路建设)。虽然这些产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服务业的繁荣,但后者并没能充分发挥工业增长所提供的发展潜力。以2004年为例,中国GDP有15.4%来自农业,51.1%来自工业,33.5%来自服务业。而印度的服务业占GDP之比为51%,美国的服务业占比更是高达79.4%。实际上,在所有人口超过100万的国家中,中国的服务业水平最低,位于最不发达的行列。由于中国经济严重依赖“重型”工业,其增长需要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这种产业结构也当然让中国经济可以在不做政治改革、不开放媒体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增长。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将中国近几十年来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制造业与金融服务业作一下比较。以玩具制造业为例,它用来交易的产品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购买者可以检查玩具车的样式、风格和颜色,从而确定其质量和价值。买者还可以在购买之前进行多次试车检验。制造商(或销售商)与购买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虽然存在,但却很有限,买方较不容易受骗。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增强产品责任的法律保护与司法独立是合乎人们需要的。然而,即使没有这种可靠的司法制度,可能也还行,购买方顶多是在买之前多花些时间检查、多试该产品几次,由此来克服法律上的缺陷。除此之外,就算买者在买货之后发现产品有瑕疵,或许只要该产品“还能用”,他也可能就接受了,就“将就将就了”。因此,制造品的“看得见摸得着”这一特点足以帮助购买方规避其在信息方面的不利局面,从而降低他的交易风险。这样一来,即使在不可靠的市场制度下,制造业也能发展,只要有很多廉价的劳动力就行。

相比之下,在股票等证券交易中交易的则是金融契约,或者说对未来现金流的收益权。第一,契约本身就是一种法律构建的“东西”或说概念,如果没有相应的证券法以及独立有效的司法制度,这种金融契约就没有任何意义,就一文不值。第二,恰恰由于金融契约“看不见摸不着”这一隐蔽性特点,使其购买者在信息方面处于一种非常严重的不利局面:被交易的金融契约无色无味,也无形状,购买方无从检验它。他们不得不依靠证券发行方披露的数据和媒体所提供的信息来评估证券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畅通无阻的媒体信息流动、自由的新闻调查报道以及有关证券发行人和其相关实体的评价意见就变得非常关键,这些独立的信息和评价可大大增加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培养市场交易中的诚信基础。

与无形的“服务”市场相比,“实物”市场对法治环境和新闻制度的依赖性要小得多,特别与金融服务业相比更是如此。因此,那些不具备“对市场发展友善的制度”的国家也许只能集中精力发展其制造业和其他实物业,当然也可侧重农业,但不能对服务业有太多指望。而那些有新闻自由以及可靠的法治制度的国家则既可选择专注于工业,也可发展服务业,专挑在价值链中利润最高、最赚钱的行业去做,把“苦力活”留给那些制度欠缺的国家。

我们也可以从跨国数据中看看这一结论是否离谱。为了证明这一点,根据Freedom House在1990年对106个国家的新闻自由程度的评分,把这些国家分为三等份组,然后计算出每组国家中服务业占GDP的份额。结果显示,在2002年,服务业份额在有新闻自由的国家中平均为62.4%,在中等新闻自由的国家中为57.1%,在新闻不自由的国家中为48.5%。当用各国的人均服务业经济增加值来取代服务业占GDP的份额,并以此来衡量一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时,得出的结论基本不变。看来,新闻自由确实可以减少市场交易双方间的信息不对称,增加参与者对市场交易的对象—“服务品”的信心,减少“服务”市场上的交易风险,从而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公正、完整的信息和知识可以增加市场交易中的诚信,而诚信又是服务业市场发展和深化的基础。

在理解了制造业和服务业对制度机制有着不同的依赖度之后,我们现在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故事并不能否定制度经济学的命题,而是跟后者非常一致。中国的故事是:在不进行实质性政治改革的情况下,凭借其大量的廉价劳动力重点发展其制造业、建筑业等“重型”行业,由于这些行业对新闻媒体和法治环境的依赖度低,所以到目前为止这种经济发展模式还可以成功。然而,这一“重型”发展模式是不能持久的,今天的中国经济现实实际上已在挑战这一模式。

新闻自由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必要基础

对这种“重型”发展模式的挑战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这种以高能耗、高自然资源消耗为特征的发展模式不但抬升了世界能源价格,促使许多人预言地球能源供应危机即将到来,而且已经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生态环境。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是有代价的,环境与资源遭受重大破坏和损耗,河流与湖泊也遭到重度污染。

第二,作为纺织品、服装、机械和电子产品的出口大国,中国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贸易壁垒挑战,这会使中国难以进一步扩大其在众多制造品市场中的份额。贸易问题已是报纸头版报道最多的问题之一。

第三,制造业已不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中国只能靠服务业来增加新的就业。举例来说,虽然制造业产值自1978年以来每年以14%的速度增长,但在1995年时制造业从业人数达到9 800万的顶峰,到2002年制造业就业数已减少到8 300万。随着效率的提高和技术革新,制造业的生产力将得到提高,而这只会进一步减少其从业人数。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估计,中国农村有大约两亿闲置农民,他们都需要工作。官方的城市人口失业率多年来维持在3.6%左右,真实的失业率我们不得而知。不管怎么说,每年新增的可就业人数为1 500万(包括350万大学毕业生),但每年新增的就业机会目前是800万,这就意味着每年新增的失业人口是700万(这还不包括新的失业人数)。中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

最后,中国长期以来希望改进在价值链的产业地位,慢慢减少对低经济增加值的制造业的依赖度,而服务业的经济增加值普遍较高,可取得更多的利润。

从上述这些因素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中国必须进一步发展服务业。确实,既然中国的服务业占GDP的份额是世界最低的,这同时也意味着它蕴涵着最大的发展潜力。在有13亿人需要服务的情况下,这种潜力尤其巨大。但是,正如上面讲到的,发展服务业需要法治,需要独立的司法,需要新闻自由。在近些年里,这些制度机制已经得到了改进,但还远远不够。

以上海为例,在1949年以前,上海是中国甚至亚洲的金融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其服务业十分发达。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决定将上海重新塑造为未来亚洲的金融中心。十多年来,政府把相当多的金融业务都安排到上海,以此来重点把上海发展为服务业中心。比如,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是1990年12月在上海建立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和黄金交易所也放在了上海。过去几年里,证监会把新公司股票上市都安排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而不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官方的鼓励下,外国银行和金融公司也陆续落户上海。然而,虽然这只“看得见的手”如此偏重上海,给它提供最好的服务业发展机会,但结果如何呢?上海的服务业在其2004年GDP中所占份额只有47.5%。而且,服务业份额在过去两年里每年下降了0.5个百分点。实际上,过去几年上海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红火给了其服务业不小的推动,但它的服务业还是连续两年在衰退。1995年,上海金融服务业的经济附加值占其GDP的10%。在2000年,这一份额创下15%的新高。但在2004年,金融服务业的份额又降回到10%。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之一是自2001年夏天以来股价一直在下跌。因此,在未能改进新闻媒体和法治环境的情况下,连具备最好的服务业发展机会的上海也无法提高其服务业水平,其47.5%的服务业GDP份额甚至低于印度全国的水平。

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多年来,政府将经济发展与政治改革分开。政治性的刊物受到严格审查,而财经类报刊则“在一定的模糊范围之内”享受一定的自由。但是,在一个以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为主导的经济社会里,其政府对经济的行政管制又不受到民选议会的制约,那么经济和政治实际上很难分开,因此财经类报刊实际上难以有真正的自由空间。

比如说,国有商业银行的董事长和行长都是由中央组织部任命的副部级干部,对他们的工作言行的追踪报道常常与政治性新闻沾边,因而属于政治新闻审查的范围。虽然关于金融风险和银行不良贷款的问题多年来讨论得非常热烈,各界也一再呼吁加强金融风险管理,但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数量到底有多少,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一个机密。在美国“安然事件”发生之后,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问题开始受到重视。但是,1 300多家上市公司又多数为国有控股,其最高管理层又大部分由相关行政部门任命。因此,如果记者敢于调查报道这些公司的负面消息,他们就将面临着工作被炒甚或吃官司的危险。在股市价格走低之时,财经新闻编辑会受命只刊登正面报道,不刊登负面新闻,以此塑造出一个经济与金融市场的积极景象。新闻审查限制了有用信息的供应,扭曲了市场中的真实信息,从而阻碍了市场尤其是对信息依赖度极高的金融市场的发展。

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不同,中国现在有了高速公路、铁路和航空网络,这些运输网将各个地区整合成了一个全国统一的市场。货物和服务的交易已跨越了地域的界限。股票、债券、保险和其他金融产品在不同地区之间进行交易。在这么广泛的市场经济里,如果公司管理层行害,或者产品与服务的提供商行害、行骗,那么他们对投资者和消费者的潜在损害都会是极为广泛和深远的。这种复杂的市场里,信息的自由流通涉及太大的公众利益。这种情况下,没有哪个政府能雇用足够多的管理员、监督员来监督、揭露并矫正市场中的不良行为,即使政府能雇用很多很多的市场与企业监察员,他们也不可能有足够的激励把监督做好,或许由此带来的反而是新的寻租与腐败机会。一个自由的、不加审查的新闻媒体则不仅可以独立地提供完整的、公正的市场信息,而且能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纠错机制。我们知道“阳光是最好的杀菌剂”,由媒体将公司造假与商业腐败曝光,这本身就可起到对商业和市场纠错的效果,也是一种最自然的规避金融风险的手段。因此,新闻自由不仅对政治民主十分必要,而且可以对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

开放的新闻媒体是市场经济的必要制度机制

我们要谈的第一个中心问题是:对于一个没有开放的新闻媒体的国家而言,它能否真正发展出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也就是说新闻媒体对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发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让我先谈一下研究这个题目的背景。这些年,大家都说发展资本市场、搞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已经“摸”了二十多年,已经迈出了一大步。“摸”到今天,已经碰到了许多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只能靠制度机制来解决。到了这一步,我们应该思考一下:什么样的制度机制会让中国的市场发展得更好,什么样的制度机制会让市场不可能运作得很好?像中国现在的情况,法院不太保护媒体对企业的监督报道,行政部门更是干预媒体对企业的监督报道,这等于将媒体捆绑起来,使它们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就使民众无法判断企业的好坏、也无法判断产品的优劣真伪。一方面是媒体不能对企业进行深入的质疑报道,另一方面是各界都在大喊“诚信”的口号,这不是很矛盾吗?像《新财富》、《财经》、《经济观察报》、《21世纪经济报道》这些媒体的记者和作者,通过他们的报道和分析,让整个财经界、读者对公司治理的问题有这么多的了解,甚至比在美国学过MBA的人了解得还多,因为这些媒体以及其他媒体确实挖掘了很多公司的问题,也让读者们学到了很多关于企业经营、经济发展的知识。但是,直到最近,还没有人提到新闻媒体在市场经济中、在公司治理中理应起到的监督作用。比如,有些媒体准备刊发关于某著名企业的报道,可某些政府部门就是不让他们刊发!理由是这家企业是一面旗帜,不能损害它的名誉。但是你不想想,行政干预这样做,鼓励的是什么?会让企业变得对股东、对社会更负责吗?不可能!这只会让企业觉得“我有政府的保护”而无所顾忌。《财经》就因为刊登了关于世纪星源的文章、陈毅聪就因为写了关于海尔的文章而被双双起诉。这些现象中的矛盾很多。

我想比较系统地谈一谈:新闻媒体在市场经济中到底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新闻媒体对市场经济的作用为什么很重要?之所以我花大量的时间来研究这个问题,是因为前些时候我搜集了很多个人、法人对国内媒体的名誉侵权诉讼案例,并对它们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我觉得收获很大。

在几次讲座和交流中,不少同仁向我提出了一个观点,他们说有关新闻媒体的言论自由权历来都是政治层面的问题,只有从对政府权力监督的角度来谈新闻自由才有意义,除此之外,新闻自由不应该有法律的特别支持和保护。这种观点非常主流。这个观点给我留下了一大疑问:抛开新闻媒体对政府权力的监督不说,单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难道新闻媒体没有任何言论自由的一个市场经济体可以发展得很好吗?如果新闻媒体没有言论自由,如果当它们对企业提出质疑时得不到司法上的有效保护,试想一下,这样的经济体能很好地发展吗?

我将从实证的角度、逻辑的角度和一些实际案例来分别讨论新闻媒体监督对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媒体法律现状

首先,中国新闻媒体目前得到的法律保护到底有多少?从我最近做的一项实证研究看,当中国的新闻媒体被企业或个人以名誉侵权起诉时,媒体在一审的败诉率是69.27%。这还不包括由于行政干预而没有走完一审的案件以及庭外达成和解的案件。

我们也可以对中国和美国的情况简单对比。第一,媒体遭起诉时的败诉频率在中国是69.27%。也就是说法院收到诉讼案后,要权衡原告的名誉权和媒体的言论自由权。在中国,至少从这些有一审结果的案件看,法院给原告名誉权的权重是将近70%,而给媒体的言论自由权仅仅30%多一点。相比之下,在美国,媒体的败诉频率仅为8%。这跟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1963年的沙利文案有关,在那次案件中,沙利文诉《纽约时报》名誉侵权,结果迫使美国最高法院重写对新闻媒体的名誉侵权诉讼的司法程序与规则。从那之后,美国对新闻媒体的保护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几乎是绝对地保护新闻媒体的言论自由权。经过沙利文案件后,人们都知道法院对媒体言论自由的保护很强。那么,当任何人想起诉媒体时,就会再三权衡,只有在证据足够充分时,只有估计到打赢官司的概率比较大时才会起诉。但是尽管如此,在今天的美国,当个人或法人起诉媒体时,他们的败诉频率还是高达92%,也就是说,法院给新闻媒体言论自由权的权重是92%,这跟在中国的情形有太大的差别。

另外,我们也可以从赔偿金额的角度作比较。如果有 一天我觉得媒体写的文章对我的名誉有损害,而我又掌握了足够的证据,那么我就要考虑:我要不要起诉?起诉的话,赢的概率有多大?官司赢了我得到赔偿金的概率又有多大?这些都是原告要衡量的问题。在中国,企业打赢官司并获得赔偿金的概率是61%,而在美国仅为6%。就是说,在美国,即使原告打赢官司,获得赔偿金的概率也很小。最后,你还要考虑到律师费以及其他诉讼费,在考虑进去这些支出后,通过起诉媒体还能挣一点钱的概率是多少呢?在中国是36.5%,在美国仅为1.2%。

这些对比让我们看到中国新闻媒体所处的境况有多糟—一方面记者做采访调查时到处遇到障碍和阻力,写完报道后又要受到各种行政干预和约束。另一方面,等你的报道终于发表了,被负面曝光的企业又要对你起诉。这时,按照宪法,法院应该保护你的言论自由权。可是,上面的统计数据告诉你,在法院你的败诉概率很高。

在中国,法院受理对新闻媒体的名誉侵权诉讼的门槛也很低。比如,世纪星源起诉《财经》杂志的诉状只有7句话,而海尔对陈毅聪的诉状则更短。也就是说,当我看到媒体刊登了不利于我的文章时,那我上趟洗手间的时间就能写一纸诉状,我可以只写7句话,尽管对我来说就这么简单,但在法院受理之后,作为辩方的媒体就要请律师,又因为法院执行的是“辩方举证”—“谁报道、谁举证”,媒体就要为应诉做大量举证工作、做大量准备,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如果中国关于媒体言论自由权的法律不改变,这样下去,就会使好不容易才得到的一点言论自由空间,尤其是媒体对企业监督的自由空间又要消失了。试想,在媒体当前大都不赢利的局面下,如果媒体总是这么容易被诉,这么容易败诉,有哪家媒体还会让它的记者去做质疑、监督报道呢?

各国的实际经历

我们要证明的命题很简单:受法律保护的自由新闻媒体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的制度机制。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媒体的自由监督,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要出问题,就会出现市场关闭现象。这个命题对读者来说可能有些陌生。当然,我不是说“新闻媒体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不是说只要有了自由的媒体,市场经济自然就会快速发展。媒体监督只是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必需的制度框架,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市场环境。

为了证明这一命题,我们先看看世界不同国家的经历。

首先看证券市场的发展与新闻媒体的言论自由的关系。各个国家有不同的经济背景,大概有60个国家有证券市场(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证券市场)。我选了1972年的60个国家和地区做样本,之所以选1972年,是因为我觉得时间越早的样本越有利于我们下“因果关系”这样的结论。美国的Freedom House以及其他国际组织从1972年开始对多个国家的新闻自由的程度打分。按照1972年的新闻自由分数的高低,我将这60个国家分为三等份组,新闻媒体言论自由程度最高的20个国家放在一组,最低的20个放在一组。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到了1995年时这三组国家证券市场的发展程度,哪些国家的证券市场后来发展得更好呢?衡量证券市场的发展程度有一系列的指标,这里用的是一国的证券市场总市值与GDP之比。证券市场的发展程度与新闻媒体的言论自由程度有着很强的正相关性:媒体言论自由保护得最好的国家,证券市场总市值与GDP之比平均为28.81%;媒体言论自由保护中等的国家,该比值平均为16.46%;媒体言论自由保护得最差的国家,该比值平均为7.32%。从实证意义上,媒体的监督越自由,证券市场越发达。

一方面,我们看到新闻媒体言论自由最差的国家其证券市场发展得也最差;另一方面,我们会想,证券市场是发展经济、让人民致富的唯一途径吗?其实也不是。比如,北欧的一些国家,像丹麦、挪威、瑞典,它们都有证券市场,但是并不发达,可是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一样很高,所以说证券市场不是国家富裕的唯一道路。

为了进一步说明“新闻媒体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制度机制”这个命题,我又选了77个国家做样本(其中17个没有证券市场),并照样按这些国家在1972年的新闻自由程度的高低将它们分为三等份组。那么,到1999年这些国家的人均GDP如何呢?对新闻自由保护最差的国家,人均GDP是5 233美元;对新闻自由保护中等的国家,人均GDP是8 610美元;而对新闻自由保护最好的国家,人均GDP是16 222美元。

再看政府的办事效率、腐败水平与新闻媒体言论自由程度的关系。结论也是很明显的。政府效率指数和腐败水平指数都是从“各国风险指南”(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简称ICRG)得到的,这是一个为跨国投资公司、业务公司等提供咨询服务,以便它们了解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风险指标的非赢利企业。政府效率指数是从1到10,以10表明一国行政部门的办事效率最高、最可靠,而腐败指数也是从1到10,以10表明该国的腐败水平最低、最廉洁,1972年媒体言论自由保护得最好的国家,到1995年其政府的办事效率最好(指数平均值为7.66)、腐败水平最低(腐败指数平均为7.68)。相比之下,那些对媒体言论自由保护得最差的国家,两指数平均值分别为4.54和5.2。我们由此进一步看到,由于信息透明度的高低不同,腐败水平相差很大。

尽管我们看到证券市场的发展程度、人均GDP、政府办事效率与新闻媒体的言论自由程度都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腐败程度与新闻自由也存在明显的负相关性。但是,学过计量经济学、统计学的人都很清楚,虽然在数据中看到它们有相关关系,但这也很可能是巧合。我们的思路是这样的:二三十年前这些国家的新闻媒体的言论自由为它们在后来二三十年中的市场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为了做因果关系分析,也为了找到谁是因、谁是果,我们特地将时间拉开,选了1972年的新闻自由评分样本和1995年的市场经济发展水平样本,这样能让我们更好地看出其中的因果关系。

中国社会的变化和经济现状也证明开放媒体的必要性

下面我们从中国本身的变化和目前的经济现状来看,为什么这些相关性(即证券市场发展程度以及人均GDP等与新闻媒体言论自由程度的相关性)是真的,而不是巧合。现在很多人都在说,改革开放使中国人变坏了、变得不讲诚信了,没有以前的中国人好了,以前的中国人要比现在讲诚信得多,等等。这是为什么呢?真的是改革开放造成的吗?对于这个问题,很多人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我谈几点自己的看法。

中国人是不是真的变坏了?其实我更觉得这是因为社会结构不同了,跨地区的商品往来增多了,但相应的社会制约机制没有跟上;现在的中国人或许跟过去的中国人并没有什么本质差别,之所以在诚信方面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不讲诚信,犯罪率上升,主要还是因为在全国经济向一体化市场发展的同时,相应的制约、约束机制没有跟上,才使得很多人无所适从、无所顾忌,有了空子可钻。

在费孝通先生讲述的传统“乡土中国”中,情况如何呢?那里靠的是“乡土诚信”来形成制约。在一个村庄里,人们相互知悉,信息基本对称,每个人对自己的名誉都很在乎,在那样的环境里,“诚信”就成了理性的选择。我这里强调,“诚信”和“不诚信”是人的一种行为选择,而不是人的本性。为什么在“乡土中国”“诚信”是理性的选择呢?这是因为一方面人口流动少,一个人一辈子就生活在这个村庄里,大家世世代代都是左邻右舍,信息是完全对称的。比如说,在我的湖南老家,从我家向外走十几里路就是另一种方言,小时候过了好几年我才听明白那种方言;而向另一个方向走十来公里就又是另一种方言。仅湖南一个省就有几百种方言!那么,是什么使得这些方言历经几千年能一直维持到现在呢?那说明人口流动必然很少,否则这些方言不可能会这么久地保留下来。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也许50年之后,中国的方言不能说完全消失至少也会淡化。再举一个例子,像饮食习惯,湖南人爱吃辣的,以前的人口流动少自然让各地保留了自己的饮食习惯。但今天不一样,北京的湖南餐馆、四川餐馆很多,大家都喜欢吃辣的了,可见,饮食习惯都在呈一体化的趋势。那么,为什么这些变化在发生呢?这些变化发生后,制度机制所面临的挑战又是什么呢?原来“乡土中国”中的哪些东西可以利用和借鉴、甚至可按一定的方式延伸到全国这种“大村”呢?在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跨地区的商品交往很少,那时的商品市场基本上以村为单位,最多扩展到邻村、邻镇,地区间的商品市场基本上互相分隔、从来没有实现一体化。在那种以村或镇自成一体的商品市场里,买卖双方信息是基本对称的,即使不对称也没关系,因为在那种世世代代都是左邻右舍的乡村社会里,每个人都很爱惜自己的名誉,包括自己的子孙后代的名誉,在那里你会发现讲“诚信”是理性的选择。2002年7月,我在苏州参加一个项目评审会,有一天吃饭时,中国科学院环境研究所一位很有名的老师跟我们说:“你们知道如今的黄鳝为什么长得这么快吗?就是因为饲养者用了激素,人吃了黄鳝,这些激素在人体内七八年还会发挥作用。”从那天以后,在场的就没人敢再吃黄鳝了。道理就是这样,原来没有跨地区商品交易时,你知道买你东西的人不是本村的、就是邻村的,今天不见明天见,你就不敢“乱用药”。而现在,你不知道你的商品卖给了谁,也许你和他一辈子都不会见面。在这种信息不对称之下,你就有了乱用药的激励。我回湖南茶陵老家时就发现,村里人卖东西,卖给本村人的和卖到外地的都不一样。我有一个亲戚是卖豆芽的,他对我说:这些豆芽不能吃,里面都有激素,用了激素后,本来要五天才能长大的豆芽只要一天就长好了。本村人知道这个情况就都不去买。这种豆芽都是卖给往广州运菜的人,一大卡车一大卡车地运走了,一夜之间就到了广州的菜市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就没有了约束。当你不认识你的顾客时,当你不知道对方是否有家有室、有老有少的时候,即使卖给他含有对人体有害物质的蔬菜,你可能也不会感到内疚,你只想到赚钱,这就是道德风险。在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里,这种道德风险比较有限。

传统的“乡土中国”在生产规模和组织形式上跟今天的差别也很大。比如,夫妻店,你既是100%的股东,又是总经理,所有权和控制权都集中在一人身上,没有产生分离。这就不需要证券公司,也没有公司治理结构问题,不用审计公司的介入,没有中介机构,没有因股权交易而产生的民事纠纷、刑事责任,等等。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过去并不需要西方意义上的法律的原因。“乡土中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较单纯的生活。

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社会。如今,人口流动大大增加了,在1992年珠江三角洲就吸引了3 400万民工,北京吸引了100多万,现在更多。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法律的要求也比以前有了很大变化,在广州、上海、北京,外地人的犯罪行为占一个城市的所有违法犯罪案件数的百分比有多大呢?一份资料显示,广州是80%,北京和上海都是70%,这是很高的比例。再看1994年天津的一项统计结果,外来人口的犯罪率是9.33%,大约每10个外来人中就有1个可能会犯罪,本地人口的犯罪率是0.36%。很明显,在一个城市里,外地人的犯罪倾向性要高于本地人,这是因为一旦人们身在外地,离开了本村、本社区那个你熟悉的环境,就失去了约束和制约你的社会制度机制,你和周围的陌生人之间的严重信息不对称与不熟悉,以及你意识到你跟这些人只是短期交往的事实就使你感到没有任何约束,因此犯罪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这里的实质就是信息不对称、相互不熟悉的问题。怎么克服信息不对称呢?这就需要新闻媒体发挥监督作用、让信息自由流通,减轻信息不对称。媒体如何发生作用呢?中国各类报纸、杂志、电视台很多,在几千种的报纸杂志中,一个人恐怕每天连几份也读不了,但是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每次你自己的名字或者你的公司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的时候,你就会仔细阅读,还会介绍亲戚朋友看;如果报纸上登了一条关于你并且让你不满的消息时,你就会想:中国有13亿人啊!如果每个人都看到了这条消息,我的脸往哪里放?!可见,媒体的报道会使被报道者和那些还没被报道的人都产生自律的心理,让每个人都感到有媒体在监督他,从而约束其行为,这就减轻了信息不对称。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大家都互相熟悉的环境,就不会无法无天,“诚信”就会是理性的选择,犯罪率可能也会相应降低。但是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别人不了解你,你也不了解别人,这是一种双向的信息不对称,情况就不一样了。比如说,我看待一个陌生人可能态度是中性,但如果了解了这个人,也就是实现了信息对称,我可能就会有不同的态度和看法。从经济学上讲,如果信息对称,就能更好地帮助投资者判断上市公司的价值;从心理学上讲,我们对一人一事的主观判断也会受信息对称不对称的影响。

中国几千年来,虽然多次实现了政治意义上的统一,但从未实现有规模的经济意义上的一体化,村庄是社会学意义和经济意义上的基本单位,一直是自给自足、自产自销的“独立小社会”。直到今天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统一。例如,几年前只有在广东、广西才能吃到新鲜荔枝,在其他地方就只能吃荔枝果汁或者罐头。现在不同了,每年夏天全国各地都有新鲜荔枝出售,而且价格还很便宜,这就是跨地区商品交往增加的一个结果。

上面讲到的荔枝销售到全国各地的事实,不是一个特例,反映的是当今中国商业经济的一个普遍现实。不管从微观还是从宏观方面,都能看出中国在经济意义上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强。为什么这么说呢?1985年至2000年分别进入湖南和内蒙古的外省货物流比例。1985年,外省货物占湖南总物流的43%,1992年为54%,2000年为66%。内蒙古的情况类似,1985年时外省货物占53%,1992年为59%,2000年为70%。其他省区的数字这里没有给出来,但各省区的趋势类似,都趋向于全国商品市场的一体化。这种一体化意味着你销售商品的买方越来越可能是你从来没见过、可能永远也不会认识的个人和法人。当你跨地区向他们推销假冒伪劣商品时,可能没有任何个人化的感觉。而在他们评判、购买你的产品时可能也根本不知道你是谁,更谈不上信任不信任。靠什么来打破这种双向的信息不对称呢?全国市场的进一步一体化就必然意味着买卖双方的进一步信息不对称。如果捆住了媒体的手脚,尤其是只允许媒体报喜不报忧,那不是助长了假冒伪劣商品交易的“进一步繁荣”吗?在“乡土中国”里,以村或邻村为单位的分隔商品市场,即使有人出售有公害的物品,公害范围也是有限的。如今全国市场一体化了,可能的公害范围是全国。因此在信息不对称因一体化而日益严重的同时,潜在的受害范围也在扩大。如果不放开媒体的质疑追踪报道,其后果会如何呢?

从企业的组织形式上也能看出全国一体化、社会复杂化的这个趋势。实行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制度,推行公司上市,从一开始就把公司推向了统一的全国市场。上市公司面临的是全国性的市场,从一开始信息不对称就很严重,比如,深圳发展银行是一家上市公司,它的近100万股东遍及全国各地,有的在黑龙江、有的在新疆,他们中许多人从来没到过深圳,更不用说认识、了解其管理层。可是,这些股东还是把自己的钱委托给了深圳发展银行、给了其管理层充分的对其资产的使用控制权,股东们怎么能放心呢?靠什么来相信深圳发展银行的管理层不会“掏空”资产、而是为股东利益最大化而努力呢?股民也只能看到屏幕上股票价格的上升和下降,而对公司的经营状况一无所知。虽然建立了会计师事务所、证券公司这样的中介机构,还有证券监管机构来帮助股民们对上市公司进行监督、监管。可是,这样一来又引出更多的问题、更多层的信息不对称,凭什么股民们要相信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这样的中介机构呢?还有,在执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时,证券监管部门会把股民们的利益放在前面、还是把宏观经济政策利益放在首位?面向大众的股市和其他证券市场把经济交易、社会交往中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由此带来的对制度机制的要求也达到新的顶点,怎么办呢?没想到“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已经“摸”出了许多当年未曾预料到的东西,问题也越来越多。

面对现在中国市场经济中的信息不对称,“乡土诚信”已经不够“用”了,需要“制度化的诚信”,靠新闻媒体的作用才能减少信息不对称,增加市场透明度,增加商品交易、证券交易中的透明度。即使人们像传统的中国人那样对自己的名誉及后代的名誉很在乎,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由于每天与你交易、交往的另一方是陌生人、是一锤子买卖,你也会更容易把不讲诚信作为理性的选择。

信息浑浊的后果:市场关闭

前面讲到与陌生人做交易时你更容易选择不讲诚信、选择假冒伪劣,如果新闻自由,至少可以使更多的个人和企业从“陌生人”变为“熟人”。新闻自由是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也因为如果不允许新闻自由、不通过媒体报道来增加市场的透明度,许多市场最终会关闭,这也是目前中国证券市场和许多商品市场所面临的危机。

怎样建立一个模型来说明新闻媒体言论自由在市场经济中的必要性呢?这里我举一个最简单易懂、又能说明许多问题的模型:有A、B两家上市公司,我们唯一知道的信息就是:这两家公司中,一个好,一个不好,或者说一个相对好许多。但是因为媒体不开放,不允许媒体进行质疑报道,而A、B两公司自己披露的信息又都说自己前景辉煌,使得市场的透明度非常糟糕。如果有一个投资者要将10万元投到这两家公司中,他的资金该怎么投放呢?

如果透明度高,即使这两家公司的未来收益不确定、有风险,理性的投资者也能更好地做出选择;但是现在由于媒体的作用被限制了,使得市场的透明度很低,这就等于在公司未来业务收益不确定的基础上又加了一层不确定性,使股民们又要为多一层的不确定性进行风险规避、多付成本。假如媒体可以自由报道企业的状况,使市场透明度增加,投资者知道了A公司好而B公司不好,那么他理性的选择就是把钱都投给A公司,他能获得的预期效用(或福利,expected utility)也最高。但是如果市场不透明,投资者不知道哪家公司好,只知道A好的可能性是μ,理性投资者会采用什么策略呢?这里有一个假设就是投资者是规避风险的,就是说投资者不喜欢风险,他在承担风险时,需要有风险溢价来补偿。

容易理解,在信息极端混沌的状态下,也就是透明度最差的情况下,μ会等于50%,也就是说,A公司有50%的概率是好的;这样投资者会怎么决策呢?就是各投一半,投给A、B公司各5万。在这样的情况下,投资者的效用要比在完全透明情况下的效用差很多。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μ越高时,投给A公司的最优资金比例就越高。我们也可由│μ-0.5│来测度“市场透明度”:μ离50%越远,市场透明度就越高。容易证明:透明度越高,投资者的效用也越高,整个社会得到的福利也就越好。因此,市场信息越浑浊,对整个社会越不利。

刚才得出的这个结论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很难。我举两个例子: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呆坏账比率到底有多高?这个数字是公布出来好还是不公布好?大多数人的意见好像是不公布好,觉得公布出来就会引起恐慌。难道真的如此吗?“不公布”和“公布”真实呆坏账数目,哪种更对社会福利有利呢?另一个例子是,在中国到底有多少人是艾滋病的病原携带者?这也属于机密。这个真实数字是公布出来好还是不公布好?很多人都认为还是公布出来好,但有人会认为如果真实数字太大,公布了不是让整个社会人心惶惶吗?其实,公布了之后人们也许会有短暂的恐慌,但恐慌的同时人们会调整自己的最优行为选择。假如官方公布的数字是1万人,而实际人数是200万,这样就会影响个人的行为选择。中国有13亿人,1万除以13亿,这才是多小的一个比例啊!于是就放纵一点;但如果知道了实情,200万除以13亿,这个概率就大多了!我们可以按照刚才讲到的简单模型的思路证明:越是让这些信息透明,能得到的社会福利就越高。

回到刚才我讲的那个简单投资决策模型。在这个模型中,透明度只要稍稍增加一点,你的效用就会增加很多。在“知道实情而人心惶惶但增加效用”与“信息混沌且效用低”之间选择,很多人还是希望知道实情的,因为这样每个人都会相应调整自己的行为。总之,我们从这个简单模型中得出的结论是:如果μ等于50%,也就是在信息极端混沌的状态下,股民们会在A、B两只股票间各投一半的钱。

我们看几个案例来验证一下刚才的结论的意义,让我们看一下市场信息混沌到底会引出什么现象。是不是混沌越严重,每个人的效用就越糟糕呢?

案例一:晚清的股民和如今的股民

1882年的上海股市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股市泡沫,其间还不乏仁人志士解读泡沫的起因以及潜在的危害。比如,1882年9月2日的《申报》评论道:“今华人之购股票者,则并不问该公司之美恶,及可以获利与否,但有一公司新创、纠集股份,则无论如何,竞往附股。”那时与现在相隔一百多年,当时的股民听起来跟今天的股民倒挺相似。今天的人们在讨论股市“乱套”的原因时,也都喜欢指责中国股民的不理性,说他们太注重短线、换手率太高,指责他们不管这个公司、那个公司是做什么的,只要是股票就去买,不问公司的经营状况,不分“美恶”。

那么我要反过来问:在信息浑浊的状态下,股民有办法真正了解公司吗?存在让股民了解公司状况的环境吗?行政部门阻止媒体刊登关于企业的负面文章,只能使股市越来越浑浊。晚清的股民虽然与现在的股民相隔了一百多年,但两者所面临的状况、问题却是差不多的。现在的人有比晚清人进步的地方,比如读的书多了、掌握的知识多了,但是不给你信息,让你在完全不透明的情况下投资操作,你就是有再多的专业知识也用不上!所以说,股市的“乱套”不能完全怪股民,他们在信息浑浊的状态下,没办法知道真实的信息,就没办法做到把钱投给经营好的企业,没办法对公司做好坏区分。因而,看起来似乎不理性的中国股民的交易行为其实是非常理性的,这是所处的信息环境逼出来的。

一次我回老家,我哥哥的一位朋友慌慌张张地跑来找我,原来他的股票被套住了,他来问我怎么看股市的走向,该怎么办。我当时吃了一惊:什么时候我家乡的人也被卷入这个浪潮了?这位朋友说,就是前几年。他告诉我,头几年还能挣点钱,但现在不行了,赔了十几万,更多的资金被套住了。我说,你们在茶陵这么偏远的地方,怎么能知道北京、上海、新疆那里的公司的经营状况呀?你们凭什么觉得你们可以玩过在上海、深圳的行家呢?其实,这里有一个职业道德的问题,当你把那些无辜的百姓介绍进股市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你对于把他们带入一个“劳民伤财”的不归路负有责任?

案例二:内地民企股在香港

不做区分的买卖股票的后果是严重的。刚才讲到,当信息浑浊时,每个人要么选择不碰股市(或其他商品市场),要么会均匀投资,不管公司是做什么的。这样,公司的经营状况就不能决定股票价格,而几乎所有公司的股票价格都会是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在深、沪两个证券市场,股民们以公司股票的价位来确定哪些股票太贵、哪些股票太便宜。当你无法辨别A、B两公司的基本面时,如果A公司股价为10元而B公司股价为5元,你当然觉得买B公司股票更合算。正因为如此,在香港上市的股票价格几乎都被压到低于一元,只要股价涨到几毛钱,发股的公司又要把一股拆成多股,使股价都朝着零赛跑。

曾经也有媒体报道说,中国的民营企业在香港上市,有个现象就是要涨都涨,要跌都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有人据此说,这说明中国民营企业的可信度太低。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这只能说明整个中国股市信息的透明度低,而不能说民营企业就比其他企业可信度低。相反,由于中国民营企业比其他企业更多地受到媒体的监督,它们的透明度反而高于其他企业。只不过因为整个市场浑浊,民营企业的透明度也跟着低了,成了牺牲品。在市场浑浊的状态下,每个上市公司受到的待遇都是一样的;每个股民也都会分散购买,愿意为每只股票付出的价格都差不多。好消息传来,所有股票都买;只要有坏消息传来,所有股票都卖,股价就会下跌。

媒体越是没有自由,一国的股市就越浑浊

实际上,民企股价在香港的经历背后还有着一个更普遍的规律,即一个股票市场上不同股价间的同步程度与该国对新闻自由的保护程度有很紧密的关系。在任何股票市场上,一周或者一天内有多少股票会往同一方向走呢?在正常的、完全透明的市场上,应该是有接近50%的股票的走向是一样的。美国股票往同一方向走的倾向是最低的,一周中有57%的股价往同一方向走,最高的是波兰为81%,其次就是中国为80%。我谈一个现象,在中国,你走进任何股票交易大厅都会发现:股票屏幕上都是一色的!要红都红,要绿都绿,这在经济学上是很不合理的,除非发生地震或者其他重大灾难事件才可能出现这种现象。就算在这样的情况下,也会有企业因此得到更好的赢利机会。比如美国的“9.11”事件发生后,很多公司的股价下跌,但也有一些行业的公司股价因此上涨,比如计算机安全软件公司、军火制造公司等,因为这些行业在“9.11”之后的业务会大增。正常情况下,不管发生何种事件,不管是什么消息,应该总有一些行业能够因此得到好处,同时也总有一些企业会受损。但是,股市参与者是否能把这些利好、利空信息正确地在不同股票中反映出来、通过股价反映出来呢?这就取决于股市上的信息透明度了。在美国信息透明度高,因而股民们能区分,结果只有57%的股价往同一方向走。在中国和波兰,股市信息最浑浊,故而股民们无法区分,使80%的股票往同一方向走,要涨都涨,要跌都跌。因此,股价同步涨跌的程度基本反映出一国市场经济的信息透明度:同步程度越高(相对于50%而言),则信息越浑浊。(当然,我们通常说如果太多股票同步涨跌,那会存在套利机会;可是中国不允许作空,所以没有挖掘利空信息的激励,就不会有人这样做,这也使股市信息更加浑浊。)

那么,一国股市的信息浑浊程度是否与其对新闻自由的保护程度有关呢?这里我们还是把这些国家根据其对新闻自由的保护程度分成三等份组,再计算每组国家的股价同步涨跌程度。结果,媒体言论保护得最好的国家,平均有64.1%的股价同向涨跌;言论自由保护最差的国家,平均有71%的股价同向涨跌。一个国家对新闻自由的保护程度越好,其股市信息则越不浑浊。这从一个更深的层面说明了为什么前面我们看到新闻自由程度越高的国家,其证券市场越发达、人均GDP越高。

信息浑浊导致市场失败

媒体言论自由越是保护得不好,越多的股票就会同向涨跌。为什么股市信息浑浊就不好呢?因为那会使市场关闭。

让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刚才的问题。市场是双方面的,有买方和卖方,具体到股票市场,刚才我们是从买方即股民的角度做了一些分析;下面将从卖方即上市公司的角度来谈一谈。在混沌的市场中,企业会想,只要我会包装自己,能够上市,那我就能浑水摸鱼捞一把。因为信息不透明,买方股民无法知道我的实际经营状况。这样,坏公司就会越来越多地上市。而好的公司呢?它们会想,我不能因为自己是一家好公司而能够通过上市卖出更高的股价,这样一来,还没有上市的好公司就不再考虑上市,而已经上市的好公司就会想着退出。这就是“劣币驱赶良币”,甚至最终导致市场关闭。比如,民企在香港股市已经开始出现这种情况,几个月前一些民企想在香港上市,但最近民企在香港的表现使它们近几个月内都不愿意上市;已经上市的民企,也在考虑退出。当只剩下一些比较差的公司时,那么香港的股民看到这种情况,就干脆不买了。我们想想也是这个道理,假如我是一家坏公司的老板,我就会天天祈祷:“那些好公司千万不要退出啊!退出就把我暴露了。”好的公司退出,股市最后就会只剩下垃圾股。

讲一个近一点的例子,比如中国的银行贷款。在信息完全不透明的情况下,银行不能了解企业的状况,银行的风险就大大增加了。而中国人民银行又不允许利率自由浮动,使商业银行承担的额外风险得不到补偿,银行的理性选择就是:干脆不贷了,只买国债。这就是市场关闭,使银行的贷款市场关闭。

我们也可以举许多商品市场关闭的案例。在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商品市场也会关闭,比如冠生园月饼。在媒体将冠生园重复使用陈馅做月饼的事情曝光后,人们突然意识到其他月饼厂可能也在这么做,但无法知道到底哪些月饼厂这么做、哪些没这么做。这种不透明使大多数人决定干脆不吃月饼了,结果月饼行业连续几年没市场。只要一种商品是可有可无、是可由其他商品替代的,哪怕只有一点信息不透明,人们都会选择离开这一市场,让其关门。

另一个案例是温州,在20世纪80年代温州假货全国有名,结果其产品不管好坏都没人要了,也就是“温州商品市场被关闭”了!在媒体监督和市场的压力下,到20世纪90年代,温州的商品不仅畅销世界,而且“温州市场模式”也成为各地的典范。不过,温州是一个从市场浑浊到市场被关闭、再到市场翻身的范例,可是汕头商品呢?其商品在外界的市场还被关着!汕头是著名的侨乡,1997年被列为“中国城市综合实力50强”,2001年外商投资企业多达2.500多家。从表面看,其经济还算发达。但信息不透明的环境总是包含着最终会爆发的市场倒闭的危机。汕头近年出现了诚信危机:全国有18个地区曾向当地企业发出通知,不要和汕头企业做生意。使得汕头当地的知名品牌都不敢说出自汕头,一些企业干脆搬离汕头。

中国还有多少商品市场、证券市场会成为下一个“月饼市场”、下一个“汕头”呢?开放新闻媒体是减少这种市场失败的必由之路。

新闻媒体的作用方式

新闻媒体如何发挥作用呢?简单讲,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媒体的报道监督会自然形成对被报道者的约束,其效果是自律。按美国布兰戴斯(Brandeis)大法官的说法,“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Sunshine is the best disinfectant),曝光本身就把问题解决了一多半。因为人也好,公司也好,对自己的名誉、商誉都很在乎。比如,像银广夏、中天勤,还有美国的安然,媒体对这些公司假账行为的报道,不仅迫使这些公司重新调整行为,而且一时间整个会计行业、所有上市公司都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这就是媒体的作用方式。再举一例,张维迎教授对中国经济学的贡献非常突出,当然媒体对他的兴趣也总是很大。试想,如果张维迎决定以他陕西老家后院的枣树为基础,并购陕西众多的枣树,成立“张家蜜枣股份公司”,使其枣子销售全国。假如在山西也有一家“李四甜枣股份公司”与张家蜜枣在全国竞争,而李四无人知晓,也不让媒体报道他。那么,你是会更愿意买张家的蜜枣,还是李四的甜枣呢?你会更相信张家的蜜枣没用农药,或用得不多,因为其创始人是张维迎教授,媒体已对他做了广泛的报道,大家都知道他,张维迎也会觉得媒体总是在盯着他,他会更多地自律。这是媒体对市场上的卖方、对生产者的无形约束。

第二种是媒体的报道让买方、让消费者更好地判断产品、证券的质量和价值,使市场不再浑浊。前面讲到过,这种增强市场透明度的做法是减少市场失败、回避“劣币驱赶良币”的基础。

减少信息不对称、增加市场透明度的机制有多种,比如,从法律上加大对虚假陈述、假冒伪劣商品的处罚,从行政法规上对假冒伪劣行为进行监管,要求更多、更快的信息披露。当然,公司自己也可以主动多披露、快披露。但主动披露的信息必须有独立的调查验证,也包括对没有披露的信息的质疑与调查,这就是新闻媒体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所在。

的确,通过加大对假冒伪劣的法律和行政处罚,就像传统中国乡村的“保甲”制度一样,也可以促进市场信息的透明度提高,但那是两种高社会成本的机制,社会为此要付出很高的代价,而且也往往是依赖于“事后”处罚、事后补救。媒体的质疑是“事中”、甚至“事前”监督,这种机制的社会成本低,也远比司法、行政监管更广泛。这些机制相互补充、缺一不可。

怎么办?

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已经走到了这一步,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再往下是很艰难的,必须建立市场经济所必要的制度机制,需要自由的新闻媒体这样的机制来减少信息不对称。虽然在任何一个国家,即使在美国,也不可能使市场完全透明,但有了自由的新闻媒体,总可以使信息相对要透明些。在目前人口流动频繁、跨地区商品交流增加的情况下,应该参考“乡土诚信”的一些特点,尽可能将其延伸到全国的层面,建立合适的制度机制。

因此,新闻媒体的言论自由很重要。这听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另当别论。就这个问题我也跟很多朋友谈论过,他们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一位证券监管部门的朋友提到这样的情况:有一次一家杂志第二天要发表一篇故意吹捧某上市公司的正面文章,该文章的作者比较有名并持有该公司的股票(被套住了),因此他的文章有操纵股价的嫌疑。知道此事后,朋友说,为了大众股民的利益,他打电话要求该杂志把文章撤掉。接到这样的行政“命令”,该杂志当然得听。但是我还是反对这样的行政干预做法。我的这个朋友很正直,我也相信他是为了股民的利益。可是有了这次的阻止文章发表事件之后,就会有第二次;第一次这样做的时候可能还会有点心理障碍,还要去找真的、充分的理由。一旦“下水”,第二次就更容易了,可能只要文章“让我不高兴”即构成行政干预的理由。其他的同事也会这样做。这样,媒体言论自由从何谈起呢?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另一位朋友出了个主意:也不用打电话让该杂志停发这篇文章,你们部门同时让另一家媒体发表反驳文章不就行了吗?这位朋友的建议很好,也反映了新闻言论自由的一种合理运作方式,值得我们思考。

这使我想起一件事:1996年中期选举,美国年轻的共和党议员大胜,控制了众议院,他们的领导人带领大家写了宣誓,要做一百项大事,这当然很受欢迎。他们上任后要做的事情之一是,美国政府的公债很多,历来都是按期付利息,从不拖欠的,他们就想:赖一次账又怎么样呢?于是有人提议案,要求美国政府赖一次账。这一提案使经济学界和业界都很震惊:这一赖账可就了不得了,以前美国政府公债都是无风险的,如果赖一次账,从此以后的十年、百年、千年,公债就都被看成有了风险,再想让民众买公债,政府就要支付更高的利率。对于经济学家而言,也少了一个“无风险利率曲线”,以后就没有“无风险利率”参照标准了。所以,赖一次账看起来好像短期内得了便宜,但因为有了一次坏的先例,会对以后造成长久的很坏的影响。你这一次找到了违规的理由,实际上也就为你下次违规找好了理由,下次就会“破罐子破摔”,所以一定不要去开任何坏的先例。对媒体言论自由的保护也是如此。共和党的提案在各方的压力下也就没有推行。

我们研究不同的机制,提倡新闻媒体言论自由,当然不是让新闻媒体无中生有、肆意中伤别人,中心思想是: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已经过了很远了,应该考虑一下制度机制方面的改革了。如果不改革,接下来的5~10年,会有很多市场关闭发生。

经济学与媒体是如何互动发展的?

从2004年秋天关于产权改革大讨论中,我们看出今天中国经济的现实是一个世界,而人们心目中从以往政治经济学课程所了解到的“经济学”则是另一个世界,这两个世界间的距离如此之远,如果这个距离长久不改变的话,它必定会在某一时刻导致某种我们不希望看到的结局,并且会断送这些年改革开放的成就。毕竟,大脑中所固有的理解社会的概念框架会决定人们对现实社会的评判,缩小这两个世界的距离是我们经济学人无法推卸的责任。那么,如何解读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与研究现状?它离现实经济有多远?

过去二十几年中国经济突飞猛进,成绩举世瞩目,但经济学教育和研究则是另一幅图景。经济学教育当然也有很大的进步,尤其是过去十几年里,与经济学相关的学术和非学术活动到处可见,一种更加有利于发展的经济文化正在形成。只是平心而论,虽然正规课堂教育对过去这些年市场经济知识在社会中的普及贡献很大,但唱主角的却可能是日益成熟、越来越充满活力的财经媒体以及直到最近才被逐渐认可的EMBA教育和各类培训班。为什么财经媒体和互联网这些“非正规”平台在提供“有用的”经济学教育,而高中与大学“正规”课堂却没唱主角呢?为什么“正规”经济学这些年落在改革开放的现实之后,而不是为后者领航呢?

在中国,经济学教育平台大致有以下几种:中学到大学都必修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大学经济与管理专业课程(本科和研究生)、MBA、EMBA、各类培训班和大众媒体(包括报刊、互联网和电视)。前四种算是正规教育平台,后两种为非正规教育平台。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由于他们学的是理工科(特别是90年代之前更是如此),他们在中学和大学上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可能是一辈子中唯一正式接触经济学的机会,因此对多数人而言,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是关键。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内容今天跟二十几年前相比,当然有些变化,但由于我们所熟悉的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其核心经济学理念和框架并没有本质性的改变。对于经济学和管理学科的“专业”课程来说,课程内容的“客观性”与“实用性”已经增加了不少,但学习过这些专业课程的学生毕竟占少数。

与正规的政治经济学教育没有实质性变化相对应的却是现实经济在快速的增长和变化,企业要融资发展,消费者要进行投资与消费抉择,决策者要掌握宏观经济,国际竞争迫使企业家和商人渴望市场信息并能分析把脉各行各业的市场走势,股民要辨别上市公司的前景如何,等等,快速的市场化和对外开放使过去僵硬的经济学体系无法跟上现实的需要,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大转型对市场经济知识产生了巨大需求。在正规经济学教育无法跟上的情况下,就只好由财经媒体来“补课”,这些年是财经媒体推动了中国的经济文化建设,同时也造就了一批“明星”公众经济学家。

经济学两百年前在英国的兴起

我们已经谈到,在中国的正规经济学教育平台不能满足现实经济的需要之时,财经报刊、互联网等大众媒体便成为人们获得市场经济理念的最重要平台,也是不同经济学理念交锋的重要媒介。我知道,严肃的经济学人会认为这是“浮躁”的表现,这或许也对。但是我们又不能忘记经济学在中国停顿了几十年的事实,特别是我们还不能说今天的学术环境已离理想很近了。其实,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与研究今天所处的发展阶段跟18世纪、19世纪的英国有许多类似之处(尽管当时英国是在开创经济学,而今天的中国更多是在恢复经济学)。正因为如此,回顾当年英国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或许能帮助我们看清中国经济学现状和未来的可能趋势,也让我们理解为什么大众媒体对过去中国的经济学教育这么重要。

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美洲大陆之后,16世纪初,西班牙和葡萄牙便开始了大西洋贸易,开发美洲大陆。英国真正加入海洋贸易、建立北美殖民地还是1600年左右的事。但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里,海洋贸易改变了英国和整个西欧,这些当然是我们以往谈得最多的话题。相对较少谈及的是那时开始的海洋贸易不仅为报纸等大众传媒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为经济学的诞生播下了种子。

英国在16世纪末加入大西洋和印度洋贸易后,1622年伦敦便出现了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份报纸—《伦敦报》(The London Gazette),随后也出现了诸如《Collection of the Improvement of Husbandry and Trade》(1692年创刊),《The Course of Exchange》(1697年)和至今还存在的《Lloyd’s List》(1734年)这些财经报刊①。当时这些报刊的出现完全是出于海外贸易和证券交易的需要,刊登的只是各海港离港航船的目的地、进出口商品的种类与价格、股票以及其他证券价格信息等,提供纯粹的商业与证券信息和刊登广告,没有经济评论。当然,到1720年英国的南海股票泡沫时期(The South Sea Bubble),英国已有大量财经报刊,许多人认为那些报纸的过度渲染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金融史上的第一次股市大泡沫。那次泡沫促使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著名的“泡沫法案”(The Bubble Act),规定任何企业在没有得到议会的特许之前不能成为股份公司,其股份不能上市交易。该法案在相当程度上使英国股市的发展停顿了长达120年。

那次股市泡沫带来的其他后果姑且不管,其间接效果是使英国从此有了相当规模的财经报刊业,而且也培养了相当大的读者群和报刊销售网。股市泡沫破灭之后,以股票信息为主的财经报刊出现萧条,但已经习惯于每天读财经报刊的读者群却仍然存在,成熟的报刊受众的存在对此后经济理念的大众传播极其重要。

到18世纪中叶,英国的海外市场扩张已达到一定的规模,除了在美国的13块殖民地以外,它还拥有加拿大、中美洲众多岛国、印度等殖民地。在16世纪时英国人还不知道有白糖、烟草、茶叶、咖啡这些东西,但到1700年英国人均年消费白糖2.6公斤、烟草1公斤。这些都是从美洲和亚洲进口的东西。从印度进口的棉布和印花布也改变了英国人的时装偏好,使其服装业由羊毛慢慢转向棉织品。特别是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棉纺与织布技术机械化,使英国依赖中美洲国家,从那里进口棉花到英国加工纺织,然后又将棉织品出口到欧洲大陆和其他国家。18世纪中叶英国的海外贸易规模已经相当大,其国内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1700年时其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就业分别占总就业人口的56%、22%和22%,到1820年这些产业的就业比例分别为37%、33%和30%。 这些海外贸易以及本国产业的发展也给英国造就了相当大的中产阶级。

到那时,人们不仅已经看到海外贸易和本国市场发展的好处,也看到了要为海洋贸易付出的代价。为了维护其海外贸易利益,在当时没有成型的世界秩序的情况下,英国不得不建立并维持世界最强大的海军,也经常发动或进入战争。到18世纪末为止,英国已多次跟法国、西班牙、荷兰作战,1776~1783年间为维护美国殖民地与要独立的美国作战近7年。

那么,这些昂贵的海外贸易到底值不值得?为什么要扩展并维系其海外军事基地网络?市场交易给社会带来的是什么?政府对经济到底应该起什么作用?海外贸易以及英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种种错综复杂的政治、社会、商业与经济问题,给英国社会带来的转型冲击就像这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冲击一样,人们渴望有更清晰的理论框架帮助他们理清繁杂的经济现实,为他们未来的发展导航。这种对经济知识的渴望尤其在中产阶级中最为突出。可是,到18世纪中叶还没有“经济学”这回事,更谈不上有什么成熟的经济理论。于是,在因海外贸易刺激出的对经济知识的饥渴和“经济学”的不存在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就好像中国过去二十几年所经历的一样)。

就在那个时期,财经报刊第一次成为经济理念的辩论平台。一方面那时英国的中产阶级已经较成熟,可担任经济思想辩论的“裁判”;另一方面通过阅读不同思想理念的交锋,报刊读者也可获得正规学堂里学不到的经济理论,何乐而不为呢?第一次思想交锋发生在《重商者》(The Mercator)和《英国商人报》(The British Merchant)之间,在1720年左右《英国商人报》刊登了亨利.马丁(Henry Martin)的一系列专栏文章,大力推举自由贸易的好处,而《重商者》则刊登文章反对自由贸易。当时既然没有“经济学”,自然就没有“经济学家”了。在报刊上登出经济论争的作者一般是具有分析头脑的财经记者或评论员,其中有众所周知的经济学祖师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亚当.斯密于1776年出版的经典名著《国富论》首先起源于财经报刊的“大众化”经济论争,李嘉图的价值论也是先以“书信”形式刊登在当时的《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上,随后于1817年出版了他的名著—《政治经济与赋税原理》。穆勒(Mill)以及麦考罗克(McCulloch,人们称他为第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等也是由财经记者转变而成的当时著名的“公众经济学家”。

以大众媒体作为探究经济原理同时传授经济知识的途径,最大的优势是它的灵活性和新闻相关性:根据每天发生的事件和热点经济问题,报刊可以边报道边评论,同时也讲解其背后的经济道理,或者请有造诣的专家撰写相关的剖析解释文章。另外,媒体间的竞争是公开的,这也可以帮助改进这些评论报道的质量。这些特征是课堂教学与教材难以具备的优势。对于以前经济知识欠缺的大众而言,大众媒体显然是一种最方便的“补课”方式。

1803年创刊的《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报刊之一,它不仅成为向大众传播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市场经济理论的主力,而且还倡导了以数据和事实为基础的经济分析方法,那时显然还没有“计量经济学”这回事,但它的基于数据的经济分析给人们耳目一新、清晰易懂的感觉,使依赖大众媒体的经济讨论又上升到新的高度。

另一份最有影响的报刊是今天还存在的《经济学人》杂志,它创刊于1843年,其宗旨就是向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和商人以通俗易懂的形式传输深奥的经济理念与商业知识,“把那些看起来像迷宫的经济理论与理念变成社会大众的普通常识”。《经济学人》的定位是严肃的政经新闻加评论,半学术性和半常识性。

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的一百多年是政治经济学的创立时期,也是该学科的黄金岁月,它的发展基地不是大学,也不是正规的研究机构,而是公众报刊媒体。这些报刊和活跃于其中的公众经济学人一起改变了英国与美国社会的大众文化,他们的努力不仅创立了经济学,使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术领域,而且从根本上培养了英美社会的商业文化,使自由市场以及相关理念成为英美大众文化的重要核心,使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能对自由市场谈论一二。这种市场文化的培养对随后英美经济的发展贡献巨大,让社会更能支持建立与产权保护相关的市场制度架构,也为证券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土壤。

直到1882年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和1888年英国的《金融时报》创立时期,以大众媒体为平台的经济研究与理念传播的时代才正式告一段落。从那时开始,财经报刊转向以新闻与金融信息为主,经济学则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入象牙塔。这一转折的背景大致如下:第一,到19世纪末,英美社会已基本领会并普遍接受自由市场理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已深入人心,除了专业人士外,大众对经济理念的兴趣开始减少,远不如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于是大众报刊不再愿意投入太多的篇幅给理念论争性的文章。第二,由于铁路技术在1860年后越炒越热,大众对铁路股票的兴趣猛增,炒股热情远远胜过对经济理念的热情,人们更感兴趣的是“如何赚钱”、“如何选好股票”等,而不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更好”、“自由贸易还是贸易保护更好”的问题。第三,经过早年的努力,经济学体系到19世纪末已基本成形,专业化程度已很深,也慢慢建立了经济学自己的一套话语。正是这一时期经济学院系开始成立,比如,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于1890年成立,伦敦经济学院于1895年创立,剑桥大学经济学系于1903年创办。与此同时,经济学专业学报也第一次出现,比如,哈佛的《经济学季刊》于1886年创办,英国的《经济学学报》在1890年发刊。这些专业院系和学报的设立标志着经济学已成熟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走进象牙塔后的经济学不仅进一步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分析范式和专业话语,其研究主题和兴趣也不再完全受当时当地的热点新闻问题所支配,而是更多由专业经济学家的研究所推演出的问题而决定。换言之,从此以后,经济学研究的不只是现实问题,而且包括纯学术的问题,以此使经济学理论不断深化。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经济学以及许多其他学科的学术中心基本已从西欧转移到美国。这说明世界学术强国跟经济强国是极度关联的。二战之后,数理逻辑逐步由美国经济学家引入经济学,成为经济学的核心分析方法,并开始出现“数理”和“计量”实证两类主要“证实”(或者“证伪”)经济理念的研究方法,使经济学向科学靠近。作为结果,经济学研究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外行经济学家”与“内行经济学家”的区分也越来越明显。以大家熟悉的经济学大师为例,当年的亚当.斯密、李嘉图、凯恩斯等都是从财经记者转入经济学的,而今天的大师没有一个不是先读经济学或相关博士学位的,过去这些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多是因为其原创性的数理或计量研究而获奖,以至于在介绍这些人的研究成果时,媒体还无法用大众语言讲清楚。

经济学在中国

经济学首先是通过报刊进入中国。

中国报刊业开始得很晚,起因也是为了传教等。1815年,外国传教士创办了中国的第一份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后即有1833年在广州创刊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以及同年创刊的《澳门杂文编》。首批报刊的内容以宗教教义、伦理知识、科学文化为主。基于当时国人受教育面的限制,那时媒体的受众规模可想而知。

财经报刊在中国的出现则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最早是1857年面世的《香港船头货价纸》(《香港中外新报》的前身),其“内容以船期、货价、行情和广告等商业讯息为主”,是中国的第一家以商业新闻为中心的报纸。从内容和风格上看与17世纪的英国同类报刊相似。1861年在上海也出现了它的分报—《上海新报》(其英文名为The Chinese Shipping List & Advertiser,直译为《中文船期广告纸》)。 这些报刊均为外商所办。

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大约起始于1872年由英商美查创办的上海《申报》。为了把《申报》办成适合中国人看的报纸,美查聘请华人主笔,让他们按照中国的文化习俗、兴趣爱好、语言文字表达习惯来办报,这大大扩展了《申报》的读者面和影响力,在中国培养了第一批财经读者群。接下来,《申报》在传播经济学知识方面起着主导作用。特别是在1872年“轮船招商局”等华人公司开始股票交易之后,《申报》每期刊载股民关心的股市与经济信息,而且不断刊登经济理念和公司经营类的文章,“公司治理”在1880年之后也成为《申报》、《上海新报》等报刊的热门话题。

1902年严复翻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原版叫《原富》),他的工作把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推向另一个高潮。到民国和国民政府时期,经济学教育与研究总体上进展很快,特别是《东方杂志》(1904年创办)等报刊贡献非凡。1927年由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何廉先生创建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一方面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经济学研究生,促进了经济知识的传播;另一方面开创了用计量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先例(这一工作由方显廷先生带动)。同一时期,章宗元、马寅初、陈岱孙、巫宝三等人开始在中国推广现代经济理论。但是,前辈的经济学传播与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基本停止,《申报》、《东方杂志》等均于1949年左右停刊。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人们能接触到的经济学知识基本不超出官方政治经济学的范畴。

改革开放之后,张培刚、厉以宁等教授努力启动经济学的恢复工作,编著出版了一系列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以及其他西方经济学教材,成为“文革”之后第一批“非政治经济学”著作。这些早期著作里往往是每介绍一种理论要先批评一番,让你“先花很多时间学习,然后又叫你马上把所学的都忘记”,当然那是时代的特色。尽管如此,这些努力仍意义重大,它们实际上是今天许多决策者当年读过的第一批经济学著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也在市场经济启蒙上起到突破性的作用。

此后,陆续有翻译或编著的经济学书籍出版,专著类包括商务印书馆在20世纪80年代起出版的《汉译学术名著丛书》中对二战前,特别是20世纪之前的古典经济学名著的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中的《当代经济学译库》;1989年汤敏和茅于轼主编的三册《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1993年由田国强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4册《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等等。这些以及其他经济学名著的翻译和编著工作对国内学者的经济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今天,特别是有了互联网之后,经典文献和前沿文献的资料可获得性已不成问题。教材类的翻译出版包括20世纪90年代初期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范里安的《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还有在“经济科学译丛”中出版的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1997年出版)、平狄克与鲁宾费尔德的《微观经济学》(1997)、多恩布什和费歇尔的《宏观经济学》、米什金的《货币金融学》、曼昆的《经济学原理》(1999)以及《宏观经济学》(2000)等等,这些西方大学流行的经济学教材也慢慢成为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的主流教材。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著作只是作为经济学专业的教材,而且在许多院校它们还只是在“西方经济学”名义下出现。

正规经济学课堂在慢慢改进,这些是非常积极的进步。与此同时,现实中的市场经济生活却不能慢慢等待这些改进,所以过去二十几年里大众媒体变为“有用的”经济理念的重要来源。实际上,虽然翻译的著作可以为经济学专业人士的学习与研究提供帮助,但对于企业界、政府决策层以及社会众多人士来说,这些著作可能太抽象,也不一定对他们在现实经济中碰到的具体问题有直接的帮助。相比之下,大众报刊则可根据今天的热点问题去查找相关的经济理论、采访“公众经济学家”,以非常具体的形式和内容,边报道评论边传授经济学理念,媒体成了真正的“社会大学”。

1985年创刊的《中国企业家》和《中国经营报》、1989年创办的《中华工商时报》等报刊在改革开放的前期对于推动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引导民营企业家的成长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特别是1990年底推出中国股市之后,几千万人立即有了对经济学、管理、法律知识的需求,这为财经媒体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施展机会。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了第一批证券财经报刊,包括《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市场周刊》等。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的决定》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接下来,公众对于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是什么、计划与市场各自的优劣等关系着中国改革方向的重大问题都十分关注,有着强烈的知识需求。在此背景下,一些部委创办的经济类报纸开始出现:1994年,国家体改委创办《中国改革报》、国家计委创办《中国经济导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办《中国经济时报》、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创办《中国市场经济报》。这些报纸当然因为重复而浪费了一些资源,但在当时确实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它们不是以新闻报道见长,而是以理论为主题,刊登了许多学者的激烈争论。到20世纪90年代末,社会和学界对中国要建立市场经济达成进一步的共识,大家的关注点基本转移到“如何建立”的问题上。

1998年推出的《财经》杂志是另一个里程碑,它不仅通过专栏和深度报道给读者推出耳目一新的市场理念,为“如何改革开放”出谋划策,而且以它的独立调查报道树立了一种全新的中国媒体人风格,由此带动财经媒体同上一层楼。2001年启动的《新财富》则独创另一种风格:以公司案例和数据为基础的深度分析为特点,以务实精神剖析公司“如何创业致富”的策略。《新财富》的风格也影响了其他媒体。2001年创办的《经济观察报》以理性和建设性定义其风格,为读者提供深度政经新闻、把握新的财经理念潮流。还有《21世纪经济报道》等报刊,通过经济理念与新闻、数据和案例相结合,让国人的经济与商业知识日益剧增,加上这几年风风火火的EMBA教育,这些是过去多年里中国现代经济学家传授理念、论争学说的主要平台。它们对培养中国社会的经济文化贡献非凡。

对未来的展望

过去,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经济学教育使正规课堂无法为国人提供那些分析、理解变革过程中的繁杂经济现象的工具,这一局面给大众媒体提供了一次给社会补经济学课的机会。但EMBA和大众媒体的补课只能解决“近渴”,并不能从根本上代替正规教育平台。为了满足市场改革的需要,我们必须改变中学和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内容。正如我们前面谈到,由于政治经济学是目前大多数人受过的唯一正规的经济学教育,而政治经济学课中的概念不外乎是“剥削”、“唯劳动创造价值”,等等,这些概念有必要加一些精确的定义和调整。过去二十几年的现实成功地告诉我们:市场交易不是像我们以前所理解的“你赚我亏或我赚你亏”的零和博弈,而是一种双赢的价值交换;民营化和私人产权也并没那么可怕,而是一种增加整体社会福利的制度安排;行政管制不是救世主,它们反而会增加寻租机会、降低市场效率,政府越不管的行业往往是越兴旺的行业。这些和其他市场经济观念应当成为新政治经济学的核心。

如果说英国的经历有一些借鉴意义的话,那么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市场化,媒体读者对经济理念的需求和耐心也会逐渐减少,人们对“如何赚钱”和商业信息的兴趣会逐步胜过对经济理论的兴趣。迫于生存的压力,财经媒体会慢慢减少其“经济学教育”的角色,像《华尔街日报》那样选择更侧重于商业新闻与财经信息。经济学教育应该回到大专院校和中学课堂上。这也要求调整政治经济学和专业经济学课程的内容,使未来社会人心里掌握的经济学尽量跟现实经济接近。我们经济学人有责任改变目前人们“精神是意识形态化的经济而物质是市场经济”的局面,否则这种“双重人格”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长久因素。

那么,除了经济学教育之外,经济学研究呢?最近二十几年许多同仁为改变中国经济研究的落后现状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如果说哈佛《经济学季刊》和英国《经济学学报》当年的创立曾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开始,那么,中国不是已有不少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类学报吗?遗憾的是,我们不能只看学报的名称而不看其内容。这几年除了像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北大《经济学季刊》等少数学报之外,一些学报实际上与大众媒体无实质差别。我们大致可从两方面判断一门学科是否达到足够的专业化深度。第一,如果其学报文章是一般受过大学教育的读者就能读懂的,那说明该学科还不具备“专业性”,说明它还没走出大众媒体的范围。第二,看从“外行”变成该学科的“内行”需要多少年的学习与研究,需要的年数越多说明该学科的专业化程度越高,对其中心问题的研究应该越深。反之,如果一个学科的学报跟报刊文章或者政治文献一样易读,那么该学科专业化的道路还很漫长。按照这两个标准,让我们自己去评判一些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水平吧。

中国正在进行的变革包括三大方面:其一是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其二是从国有经济/计划经济转向民营经济/市场经济;其三是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这三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可以给一个社会带来深度的震荡,何况是三大变革同时进行呢?由此引出的各种经济和社会现象给我们提供了一次千载难逢的学术创造机会,让我们能看到在其他国家没有经历过的经济事实和问题,这无疑有助深化人类的经济学知识。但是,机会不等于必然的现实,关键还在于学术研究能否自由,去意识形态化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进步、进化的必要条件。

当然,上面的讨论可能让人觉得我在声称有“中国自己的经济学”这回事。其实不然,据我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跟各国人士的交往,我不觉得人的本性会因肤色、语言或国界而异,只要人的本性是无国界的,经济学就只有人类的经济学,像物理、化学、数学不分种族和国家一样。我的意思是说,中国的不同经济经历应该能帮助我们“证实”或者“证伪”依据其他国家的数据还无法“证实”或“证伪”的经济理念。如果是这样,通过对中国独特的经济现象的研究,我们或许能排除掉某些到目前还无法排除的经济理念,也能推演出根据其他国家的经历还没能推出的经济理念,但这不是要以“中国的经济学”去替代世界的经济学,而是要对现有理论进行细化和深化。

从经济学史的角度讲,当经济学中心在二战时期从西欧转移到美国之后,由美国学术界把“数理逻辑”和“计量实证”引入经济学研究,这是一种根本性的突破,数理逻辑的引进顿时改变了以往社会科学理念不便于“证伪”的弊病,以往定性的分析使其结论甚具模糊性、使研究者无法将其“证伪”(或“证实”)。但数理推论使经济理论的结论便于受到数据的直接检验。而“计量实证”方法又让我们能直接应用统计学等学科的成果,使经济理论服从于更为严谨的科学检验,以免我们接受那些似是而非的谬论。虽然数理方法不是研究经济学的唯一方法,但是,中国的经济学研究首先应该领会过去两百多年在世界发展起来的经济学,在此基础上去创造,中国才不仅有“经济”而且还有“经济学”。

高,上市公司就越容易向众多投资者融资,那么股份持有的分散度会越高。在现实中是否真的如此呢?

LLSV用“每个上市公司三个最大股东之外的持股总市值”与该国GNP的比例来衡量持股分散度,并称其为“外部融资比例”。这个比例反映的是那些分散持有的股票价值相对于该国的GNP到底有多大。各法系国家的平均外部融资比例。从这一指标进一步看到,判例法系国家的持股分散度最高(0.60),德国成文法系国家次之(0.46),北欧成文法系国家第三(0.30),法国成文法系国家最后(0.21)。这显然说明,在判例法系国家,中小投资者最放心把钱投出去,委托上市公司去经营他们投入的资金与企业。

(各公司三位最大股东之外的持股总市值与GNP的比例)

上面我们是按法律体系对各国分类。另外,我们也可按“小股东权利综合指数”的高低将这49个国家和地区分成三组:“最差”(该指数最低的1/4国家),“中等”(中间的1/2国家),和“最好”(该指数最高的1/4国家)。这三组国家的平均外部融资比例和平均每百万人口的上市公司数(以看出相应股市总体发展程度)。其中,“小股东权利保护”最差组的平均外部融资比例为19%,“中等”组为39%,而“最好”组为58%。这三组的平均每百万人的上市公司数分别为12.05、20.03和35.68。因此,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程度最终是决定股市发展成败的重要条件。

最后,我们分析“法治”与股市发展的关系。关于各国法治的程度,有一个月刊《各国风险评估指南》对拥有股市的各国在0~10之间进行评分(越高越好),该刊物为各个国际投资经理和国际商务职业提供一种权威性的评估,已经成为从业者普遍接受和参考的权威性指标。按照这一指标,我们可以重新把49个国家分成三组:“法治最差”组(最低的1/4国家),“法治中等”组和“法治最好”组(最高的1/4国家)。我们看到,法治最差的国家平均每百万人口有8.51个上市公司,法治中等的国家平均为22.36,而法治最好的国家平均每百万人口有33.08家上市公司。另外,这三组国家的平均“债市总值/GNP之比”分别为0.34、0.63和0.70。因此,法治越好的国家,其股市和债务市场都更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