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会重演,但常常前后呼应。

——马克·吐温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连锁反应使全世界的投资者都为之震惊。历史上曾有过数次危机波及了许多货币和世界股票市场。受到危机重大影响的亚洲国家的经济陷入了混乱。局势异常严峻,因为多国政府都巨额债务缠身而无力偿还,急需援助。在受危机影响的亚洲国家中,许多银行倒闭,当地货币贬值逾50%。这些事件刚刚发生之后,股票市场的投资者们看到的是一个已经完全见底的空杯子,而约翰看到的则是一个等待注水的杯子。

由于年龄和经验有别,有些人可能会对亚洲金融危机记忆犹新,还有些人则只剩下模糊的印象。我们将提供一些背景信息就这次危机发生的环境进行一番描述,技术性的说明则留给那些至今仍对危机起因争执不下的学者和经济学家们。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出现了两个派别——“基础薄弱派”和“金融恐慌派”。基础薄弱派的基本观点是,亚洲各国经济在宏观经济和金融基础方面存在缺陷;而金融恐慌派则指出,投资者情绪的突然变化(恐慌性的资本逃离)才是导致这一大范围危机的罪魁祸首。两种观点支持和反对的呼声都很高。我们将不对上述两种观点作出评价,而是把焦点集中于这次危机给低价股猎手们提供的机会上。

人们一致认为亚洲金融危机开始于1997年7月泰国货币(泰铢)的贬值。泰国货币贬值是因为泰铢与美元挂钩,这意味着投资者可按规定的汇率兑换两种货币。为了协调货币兑换,泰国(以及其他所有与美元挂钩的国家)不得不控制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水平,以和美国保持均衡。从本质上说,这意味着借贷要保持合理速度和水平,这样国家的欠债才不会过分超过其美元储备。

如果两种货币价值相差太远,向政府借贷的贷款方可能会发现自己无力兑换对方货币。这一情况会导致本国货币的大量流失,因为当贷方和越来越多的投资者们预测该货币会崩溃的时候,就会争相卖掉泰铢兑换美元。如果政府无力实现这种货币转移,其典型的应对方式就是将货币贬值或制定新的联系汇率。例如,假设你有10个单位的当地货币,这可以兑换1美元,但是因为政府眼下没有足够的美元来调节市场,因此会回应说,现在20个单位的货币才能兑换1美元。

当地货币现在兑换的美元更少了,或者说需要更多的当地货币才能兑换1美元。无论是哪种说法,对于那些希望政府奉行先前的政策、将当地货币兑换成美元的人来说,这都是笔极为糟糕的交易。如果市场感觉到政府极有可能无力履行货币兑换的义务,还没等到政府调整联系汇率,人们就会马上疯狂地将资金抽出,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对政府货币的恐慌性大抛售,不仅货币价格因此而下跌,就连以该货币计价的资产价格也会跟着下跌,比如股票。

这种动态关系会给像泰国这样的国家的银行带来灾难性的影响。泰国通过低息借贷换取美元的方式保证其国内放贷资本。底线是,如果当地货币贬值,以美元形式放出的贷款就会迅速膨胀,如果膨胀过快,就会导致银行破产。因此,当泰国政府正式承认其经济已经失控,并取消对本国货币的联系汇率时,随之而来的货币大抛售不仅使泰铢极大地贬值,也使以泰铢计价的一切东西极大地贬值。那次事件之后不久,投资者们将怀疑的眼光转到了许多其他的亚洲国家,这些国家的货币也与美元挂钩。美元此前一直是投资热点所在,也是高借贷的对象。泰国的表现使人们越来越谨慎,考察其余“亚洲奇迹”国家的时候更加细致,导致了其他亚洲国家货币的抛售狂潮。一开始你也许会感到奇怪,一个政府的财政状况怎么会差到如此地步,事实上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然而在亚洲的例子里,问题的一部分在于,被誉为“亚洲奇迹”的多个国家多年以来经济一直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这对投资者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在一段时期内,大量的投资致使过多资金进入这些国家,有些经济部门因此发展过度,但这种过度发展所带来的回报并不足以偿付债权人或投资者。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些国家是自己成功的牺牲品。当投资者们争先恐后以最快速度把自己的资金抽出来的时候,最终就引发了这些国家的货币抛售连锁反应。这个连锁反应从泰国跳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以及韩国。在随后几年,类似的基本动态关系最终又导致俄罗斯、巴西和阿根廷这几个国家的货币极大地贬值。

危机过后,在遭受打击而一蹶不振的所有国家当中,韩国引起了便宜货猎手约翰的注意。说实话,他几十年来一直都在关注韩国的经济基本面。1983年出版了一本有关约翰的名为《邓普顿点金术》的书,书中有一个关于20世纪60年代他在日本进行的颇有先见之明的投资的采访和讨论。在讨论过程中,自然而然引出一个问题:从投资的角度来看,约翰认为哪一个国家会是“下一个日本”?他的答案是韩国。然而,与他最初反对自己的客户在日本投资的理由极为相似,韩国也实行资本管制政策,禁止投资者撤出资金,因此他没有把邓普顿基金的钱投到韩国。尽管如此,他还是相信韩国就像之前的日本,最后会放松对国外资金撤离的管制。

约翰认为韩国之所以对投资者来说会是下一个日本,是因为两个国家在经济方面具有极为明显的相似之处。实际上,韩国正在实行的经济计划与推动日本从“二战”后的废墟之上实现经济崛起的经济计划毫无二致。朝鲜战争之后,韩国国内的基本状况和日本一样,经济陷入困境,百废待兴。尽管步入经济正轨所花的时间较日本稍长,但韩国经常被当做一个从贫弱之国一跃成为工业强国的最好经济实例。

让我们回顾一下韩国和日本都采取了哪些基本行动以提升其经济面貌。首先,两个国家的国内储蓄率都很高,可以为自己的经济投资提供充足资金。其次,两个国家都是出口国,而且也许更重要的是,都野心勃勃。换句话说,日本在“二战”之后开始经济重建的时候,曾被不屑地看做一个落后的廉价小商品制造商。韩国在踏上其经济之旅,准备实现其工业强国理想的时候,名声比日本也好不到哪里。人们注意到,韩国在发展重工业之前,以出口纺织品而闻名,在其发展的初期阶段,出口额最大的全部都是一些基础“廉价货”,例如,1963年韩国出口额排名第三的是假发。韩国一直在努力朝工业化道路迈进,从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水平来看,现已成为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长达27年的时间里,韩国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位居世界第一。

在同一时期,韩国政府在资源和资本配给方面向出口拉动型企业倾斜,因此其出口商品结构也从纺织品和假发转变成了电子产品和汽车。除了更高的总体增长率以外,韩国也具备了抵御增长过程中出现重大停滞的能力,其长期高增长态势一直未受到干扰,唯一一次例外是1980年的石油危机(见图8–1和图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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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1971~1997 年韩国GDP年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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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1970~1997 年韩国与其他国家GDP年均增长率比较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韩国向更先进的经济模式过渡的特点之一是,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降低对国外借贷的依赖性,同时不断增加国内储蓄水平。与“二战”之后重新崛起的日本很相似,韩国也是靠着高储蓄而不是大举借债成为了经济强国。尽管两个国家都是在外国援助项目(日本在“二战”之后,韩国在朝鲜战争之后)的支持之下开始其经济增长的,但是它们实行的那些经济制度很快就使自己获得了财政上的独立以满足本国的资本需求(见图8–3和图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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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3 1980~1997 年韩国国民储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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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4 1987~1997 年各国平均国民储蓄率

与之前的日本很相似,韩国的储蓄率比国际标准要高出许多。事实上,直到21世纪初期,韩国的储蓄率一直超过30%。

尽管韩国和日本有这么多乐观、明显的相似之处,约翰却从未在那段时期对韩国进行过投资,因为韩国当时实行的资本管制出了名的严格,而且对进入其金融市场也有诸多限制。例如,直到1992年,国外投资者才被允许将钱注入韩国。至少在1992年之前,韩国对所有类型的金钱交易(不论国籍)设置的限制可谓是名目繁多。

韩国人不能自由从国外借钱,不能自由携带美元出境,任何公司或个人如果携带外币入境,必须立即将之兑换成韩元。这些严格的限制给韩国经济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为后来韩国股市对外资开放设置了障碍。后遗症之一是,以往的外汇短缺使得企业对外汇的需求量很大,而受政府青睐的大型工业集团出口公司(集团公司在韩国通常被称为财团)则从中受益。那些大财团更容易获得外汇储备来开展业务。把诸如外汇储备之类的资源优先分配给大财团的这种做法使得大财团的实力变得异常强大。

这些大财团利用自己获得的资金不断发展壮大并随意举债。政府对它们的这种优待意味着它们可以自由投资和发展,完全不受债权人的制约,而债权人一般受利润驱使,最后往往会让负债过多的公司破产。在导致危机的负面看法中,很大一部分是由财团的巨额债务负担所引起的。几年以后,一些任用亲信和贪污腐败的丑闻被曝光,人们据此认为所有的大出口公司都腐败不堪。这种夸大的看法致使一些国外投资者不敢靠近韩国,并导致韩国股票价格普遍下跌。

尽管韩国通过效仿日本,在经济方面取得了出色的成绩,但是在1997年后期,即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韩国发现自己奇怪地处于一个弱势地位。作为接受国外资金援助的条件,韩国同意将本国市场开放至前所未有的水平。从饱受战争摧残到现在的工业强国,韩国在这一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最快经济增长速度曾让世人惊叹不已,但是到了1997年后期却显得有些疲软。这个国家也陷入了危机,因为其青睐的大多数财团都借贷过度、债务缠身。

1997年夏天,当著名的财团(如起亚汽车、真露、海泰)由于经营失败而寻求破产保护以偿付其利息的时候,投资者看待韩国及其财政状况的眼光变得越来越挑剔了,人们害怕这些破产以及随后可能出现的其他破产会通过银行体系反映出来。同样道理,由于以外币计价的债务所占比例巨大,所以风险性也很高。从认知角度来看,因为披露的信息有限,而且银行又受到政府的控制,所以外界观察家们无法衡量出问题的潜在严重性。由于不清楚问题的严重性,投资者们假设的都是最糟糕的情形。

其实,在危机之前,韩国政府的全部借贷相对适中,不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0%。韩国面临的真正难题是:其贷款当中极大一部分会在短期内到期,因此不得不推迟或定期延长还贷时间,这意味着韩国必须在一个区域性金融危机当中重新偿还债务。由于泰国和马来西亚同时陷入财政困境,韩国财团拖欠贷款的问题更加恶化了。

韩国和这些国家共同的问题是,它们的主要债主似乎都是日本。当日本人意识到借贷方由于日益严重的债款拖欠问题,破产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自己承担的风险也越来越大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终止了与韩国的合作关系。所以,尽管韩国的实际情况并不像其他国家那么糟糕,日本还是几乎不再向韩国提供贷款了。货币投机者看到韩国的财政状况日益恶化,就不顾一切地卖空韩元。与此同时,韩国通过动用其宝贵的外汇储备对韩元进行收购,企图保证韩元在开放市场上价格不致下跌。然而,这已是徒劳之举,因为当一个国家开始这么做时,很明显,它已经陷入了困境。当韩国无力继续捍卫其货币在开放市场上的价格时,韩元在1997年年末崩溃了,与韩元有关的所有资产市场都因此而遭池鱼之殃,包括股票市场在内。

直到1997年最后的几个月,韩国才被迫为其陷入困境的经济向“最后贷款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一个经济联盟,其成员国需要定期向“基金”缴费,条件是如果这些国家陷入金融危机,这些缴付的款项将被当做贷款提供给它们以化解危机。一般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向接受贷款的国家强加一些条件,如改变该国的经济政策等。因此,1997年11月底,当韩国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帮助其渡过危机的时候,也一定会面临这个问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向韩国提供585亿美元的贷款以帮助其渡过危机,但这项贷款计划附带很多条件,主要的条件是要求韩国对外资开放其金融市场,并将效率低下的公司从市场上清除。尽管起初十分不情愿,韩国还是于1998年年初开始了改革。这两项改革使韩国人的思想受到了极大震动。这个国家本来为自己先前的经济成就自豪不已,认为这次危机不过是一次暂时的挫折,所以当持这种观点的人们被告知要关停那些效率低下的企业时,他们不免气愤难当。由于就业机会较少,韩国人习惯于埋头工作,而不问企业表现如何。

关停企业,解雇员工,这一消息让他们感到震惊。同样,因为韩国过去在政治上一直受到殖民统治,对外资拥有或介入本国企业保持高度的戒备心理,因此,进一步对外资开放其本国市场实在是令人难以接受。不久之后,韩国工人开始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戏称为“炒鱿鱼”组织。尽管会出现看上去异常剧烈的变革并在近期带来剧痛,但是正如人们预计的那样,那些举措对韩国以外的投资者来说却非常有利。然而,还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韩国的经济正处于低迷状态,而且有一部分人渴望重走贸易保护主义和严格的资本管制的老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计划实施过程中,韩国大幅度提高了本国利率,以阻止其货币进一步贬值(增加拥有其货币的吸引力或抬高其货币买入或卖空的价格)。利率提高以后,韩国经济增长速度受到抑制,一场经济衰退已无可避免。由于韩国所采取的政策和经济衰退所引起的后果都难以预料,所以投资者们对这个国家的前景持高度怀疑的态度—— 也许只有一个人例外。1998年1月,约翰准备在韩国猎取低价股,《华尔街日报》注意到了他的举动:

约翰·邓普顿将赌注压在了萎靡不振的韩国市场

卡伦·达马托,1998年1月2日


萎靡不振的韩国市场已经引起了大名鼎鼎的便宜货猎手约翰·邓普顿爵士的极大兴趣。这位身居巴哈马的投资者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已经把钱注入韩国股市中的多辆大车上,其中包括:马修斯韩国基金,这是一只总部位于旧金山的共同基金,该基金在星期二单日跌幅高达64%,是1997年表现最差的总部位于美国的基金之一。

“我认为韩国市场正接近谷底。”85岁高龄的约翰爵士在星期三的一次电话采访中如是说,“在我一生的投资生涯中,我总是尽量在极度悲观点时刻买入……韩国国内的悲观情绪在最近几个月已经极为强烈了。”

约翰爵士,这位曾创立邓普顿基金,后来又将之出售给富兰克林资源公司的全球投资先锋,拒绝透露他在韩国的投资金额。他说与其全部投资组合相比,这个数额“很小”,但是他最近对马修斯韩国基金的投资金额至少达数百万美元,对这个小基金来说,这个数额绝对是一笔大买卖。该基金声称自己是专门针对韩国市场的唯一开放式美国共同基金。

尽管韩国严重经济衰退的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韩国政府也极有可能会取消其开放市场的新政策,转而采取保护主义措施,但是约翰眼中看到的却是一个已经彻底陷入低谷的股票市场,用他的表述方式就是,一个已经达到极度悲观的股市。从政治角度来说,他相信韩国会继续接受资本流动的观点,不会压制资金在本国的流入和流出。

因此,就在所有投资者拼命冲向出口、逃离韩国市场的时候,出现了两个对便宜货猎手极为有利的信号。首先,只要你相信韩国会公平行事,不会重新实行严格的资本管制,那么市场就会变得对国外投资者更加有利。其次,在两个月的时间内,股票价格较之收益跌幅巨大,市盈率已经降至市场最低水平。如果你相信在未来两年,这个国家会恢复其过去的经济良性增长水平和繁荣局面,那么这些股票就是极为理想的低价股。综上所述,如果你能抛开近期混乱的局面,就会发现这个国家的长期前景仍然具有吸引力,而且现在的股票极其便宜。对那些有足够勇气步入韩国股市的便宜货猎手来说,这可是金玉良言。如图8–5所示,韩国股票市场代表性市盈率已经从20倍下跌到10倍以下的水平。因为韩国近期前景不容乐观,市盈率的崩溃意味着股票被以超低价格贱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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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5 1997 年韩国股票市盈率

从《华尔街日报》的那篇报道中,你也许已经注意到,约翰选择了一只共同基金,把它作为自己在不景气的韩国股市投资的主要工具之一。这一策略对所有的便宜货猎手——无论他来自哪个行业,有什么样的背景——都极具启发意义。约翰在韩国挑选股票买入的时候,极其乐观自信,他还在韩国买入了一些个股。然而,对真正的便宜货猎手来说,没有必要在每种情况下都深入挖掘买入个股,当所有人都对某个市场避之唯恐不及,而你却在这个极度悲观点进行投资的时候,尤其如此。事实上,大多数时候,普通投资者和伟大投资者之间的区别不在于他是否是个天才的选股高手,而在于他是否愿意买下其他人不要的股票。如果你能训练自己以这种方式进行思考,能抵制住还没经过更深入的详细考察就贸然避开看上去糟糕的情形这种内心冲动,你就已经打了一场大胜仗——这场仗对大多数投资者来说,无论他多么聪明,都很少能打赢。

即使你已经将选股的任务交给别人,比如一只共同基金,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完全置身事外。对那些雇用的便宜货猎手以及他们运用的方法进行调查对你来说十分重要。对共同基金进行研究的一个方法是寻找一位基金经理,让他当你的代理人。这看上去似乎很简单,但如果你对投资有自己的观点,那么你的目标就是要找到与你有相似观点的基金经理。你是一名将军,这些基金经理则是你战场上的中尉。例如,亚洲金融危机刚刚发生之后,约翰向马修斯韩国基金投资的时候,就把自己的钱交给了一个思维方式和操作方式与自己极为相似的基金经理。这是共同基金投资的基础,或者说应该是共同基金投资的基础。然而,大多数共同基金投资者都热衷于考察近期回报,偏好投资于那些近期表现最好的基金。

如果投资者以这种方式分配资金,可能就会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可能正在市场处于最高潮的时候投资或投资的是热门的故事股。追逐表现良好的共同基金通常无异于追逐表现良好的个股。对便宜货猎手来说,仅仅因为价格升高就购买股票的做法是荒唐可笑的,仅仅因为共同基金的价值升高就对其进行投资同样很危险。同时,如果因为投资基金表现良好而将其拒之门外,这也不免过于冒失了,毕竟我们的核心思想是通过投资赚钱。要想作出明智的决定,唯一的方法是:仔细调查基金经理运用的投资方法和程序。在我们的例子里,我们要找的经理会猎取低价股,在评估公司价值方面专注于长期前景,对市场中的下跌情况会积极加以利用。

1997年后期,约翰向马修斯韩国基金投资的时候,将自己所有的个人想法都放进了这个投资工具。首先,约翰对投资韩国的兴趣极其浓厚,因为几乎所有其他投资者都已经迫不及待地逃离了韩国市场,较之收益及收益的未来增长潜力而言,股票价格已经跌至极低水平。其次,马修斯韩国基金当时是设在美国的针对韩国市场的唯一一只共同基金。最后,通过会见该基金的经理保罗·马修斯,约翰发现此人多年以来一直在研究他的投资生涯,马修斯基金的很多投资方法和模式都是仿效约翰而来的。从该基金的公开说明书可以看出,在选股和对亚洲股市的看法上,保罗·马修斯和他的同伴们与约翰在很多方面所持观点相同。例如,许多投资者倾向于把注意力放在亚洲各国政府过去或当前行为中的缺点上,而马修斯和约翰却相信很多市场会继续开放。约翰首次在日本投资的时候就是本着这个基本思想,1998年初期,他对韩国也持同样的观点。马修斯基金的经理们与约翰观点相同,这也许并不奇怪。

最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位能够将你的投资方式贯彻下去的共同基金经理。换句话说,你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投资观念,现在打算将选股的具体事宜外包给他人来做。如果你仅仅专注于基金的近期表现,那你就会和那些共同基金的投资大众犯同一个毛病:买入太迟而卖出太早。如果你觉得这种投资模式听上去类似于买入热门股太迟,卖出冷门股太早,那就说明你已经作好了为共同基金猎取便宜货的准备。事实上,如果基金经理是个精明能干的投资者,他会在共同基金表现糟糕而不是良好的时候猎取并买入便宜的共同基金。

在1998年初期,假如所有的投资者都只把注意力放在马修斯韩国基金的业绩上,那他们早就对它退避三舍了。1997年,当亚洲金融危机将韩国卷入其中的时候,管理投资于韩国的基金无可避免地会赔钱。事实上,马修斯基金作为1997年在美国表现最差的基金之一就常被引以为例。尽管马修斯基金表现奇差,但这不是基金经理们的错。其他人急不可耐地抛售韩国股票才是基金表现下滑的真正原因(见图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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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6 1997 年马修斯韩国基金每日资产净值

在这个例子里,我们观察的是一位优秀的基金经理在市场处于萎靡状态下的表现。明白这种关系并找到未来的基金经理很关键,因为这是一个能让你的投资策略获得实施的能动性因素。说得更简单一点,这能够让你在情形最糟糕的时候买入基金,就像你会在同样情况下买入个股一样。进行共同基金投资与购买股票一样,都需要有这种能动性思维方式,至少,两种投资方式都需要仔细的研究、深入的调查以及不懈的努力。一旦你通过调查研究获得了信心,就应该立场坚定地买入,而不必在意其他人都在卖出的事实——无论是共同基金还是个股,都是如此。

要对某只共同基金进行调查,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是该基金的投资方式,其投资方式应该与你的投资方式保持一致。如果你的想法是以低于资产价值的价格买下资产,那你就需要确定操作着你的钱的经理人和你有着一样的想法。他们怎样计算股票的合理价值?他们计算股票的合理价值吗?他们如何判断股票是否有价值?如果你认为根据某公司下一季度的收益报告来作投资决策是徒劳无益或毫无意义的,那你就需要确定你的基金经理也持同样的观点。调查基金经理们的持有期。如果你认为投资者应该以尽可能低的价格买入股票,并耐心等待未来长达数年的收益,那你就需要看看你的基金经理在其投资组合中股票的平均持有期。如果某位经理自称购买的都是市盈率低的股票,那就把该共同基金的持股单拿来,计算一下该基金的平均市盈率是多少。

要想知道一位经理的真正投资观念,有很多方法,首先可以问一些常识性的问题,做好自己的功课。有许多第三方服务机构专门从事共同基金及其经理的分析研究工作。利用这些资源,你可以轻轻松松地研究他们的分析结果并深入了解你自己给经理人准备的问题。提供这类分析研究的晨星公司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997年后期,约翰向马修斯韩国基金投资的时候,他自我定位正确,时机选择得当。尽管韩国用了10~11个月才从1997年后期的危机当中走出来,不过股票市场终于恢复了生气。图8–7显示了一个奇迹:约翰对马修斯韩国基金的原始投资在短短两年就增长了267%。该基金1997年还是表现最差的基金之一,到了1999年就已经一跃成为市场上表现最出色的基金,这种前后天壤之别的表现实在让人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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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7 1998~1999 年马修斯韩国基金每日资产净值

1999年7月,《华尔街日报》公布各基金的年度最佳表现时,自然少不了要介绍马修斯韩国基金的这一出色表现。当你读下面这篇文章的时候,要记住这是一年期,还要记住价值经理人绝不可能摘得最高殊荣的桂冠——这是全球投资的基本思想。

获奖者:一个亚洲国家、一只价值以及一只成长基金

丹妮尔·塞萨,1999年7月6日


马修斯韩国基金通过专攻亚洲国家韩国,以278.5%的惊人回报将上一季的年度赢家——互联网基金从宝座上踢了下来。

年度赢家

要找一只热气腾腾、有着高达三位数回报的基金吗?忘掉所有那些昙花一现的互联网基金,把目光投向韩国吧!保罗·马修斯管理的马修斯韩国基金通过向韩国投资,在一年的时间里获得了巨额的回报。

不过作为五只亚洲股票基金组成的马修斯国际阵线中的一员,该基金也并非总是一帆风顺。1995年初期,就在该基金刚刚设立不久之后,韩国经济就步入了歧途。接着,两年以后,整个亚洲地区由于大范围的经济衰退而陷入巨大危机。

马修斯韩国基金最初三年的回报一直为负,其中1997年的回报更是下跌了65%,让人崩溃不已。马修斯先生说:“显然,我们并未预料到在基金发起之后这么快的时间内,金融市场会如此暴跌。”马修斯从旧金山遥控经营自己的公司,80年代住在香港。

当大名鼎鼎的投资家约翰·邓普顿爵士将自己的一部分钱投入马修斯韩国基金,决意一闯韩国市场的时候,这只基金成了1997年后期媒体关注的焦点。该基金的一位发言人说,据他所知,约翰爵士现在仍然在向该基金投资。

当美国的大多数价值投资者正因为互联网狂热而晕头转向的时候,约翰正在收获着市场所能提供的最高回报,这就是在全球猎取便宜货的优点。要做一个真正的便宜货猎手,就不能仅仅把目光放在美国,因为这会让你在1999年只能当一名旁观者。相比之下,全球便宜货猎手的表现会更好,即使在现代规模最大的股票狂热中赌赢,其所获得的回报也未必比得上全球投资者。猎取便宜货的思想又一次击败了博傻理论。

尽管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约翰对韩国的投资取得了令世人震惊的初步成功,多年以后,他依然在在韩国寻找低价股。2004年8月,一个好机会出现了,约翰对韩国汽车制造商起亚汽车公司的股票产生了兴趣。在起亚的例子里,我们又一次见到了约翰用以猎取低价股的久经考验的比较购买法。激发起约翰兴趣的是起亚股票和公司的许多特点。起亚股票的市盈率极低,他将其与公司每股收益的长期增长率相比较之后,认为这只股票是理想的低价股。起亚2004年8月的市盈率是4.8,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5.9的市盈率相比,这个比率很有利。起亚每股收益的长期增长率与美国通用汽车相比甚至更为引人瞩目,其每股收益一年增长了将近28%;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美国通用汽车每股收益增长率在过去5年一直处于持续下滑状态。起亚公司给约翰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相信这个制造商已经为其顾客创造了巨大的价值,因为它销售的汽车质优价廉,同时还保持着超过通用汽车公司两倍的纯利润率。约翰发现这只股票是如此便宜,以至于他一下子就投进去了5000万美元。

到2005年年底,约翰的投资回报令人咋舌——这只股票增长了174%。更有趣的也许是,这只股票在2005年增长了一倍多不久之后,约翰决定买一辆新车。巴哈马的天气状况对汽车损耗极为严重,他的那辆老林肯城市汽车需要更新换代了。约翰以前对起亚汽车的价值印象深刻,所以觉得自己应该买一辆来换掉旧车。他去了起亚经销商那里,起亚汽车同样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但是他最后却没有买就离开了。当他回到办公室,他的长期助手玛丽·沃克问他为什么没有买车,他只是简单地回答说:“我觉得太贵了。”后来,玛丽终于说服约翰回去买下了汽车,她说:“我知道他想买车,但这个人就是不舍得花钱。”约翰一贯如此,他从不因为自己的巨大成功而改变自己节俭的行为。一旦成为便宜货猎手,终身都难改猎取便宜货的习惯。

如果说这个小插曲和约翰40年前在日本投资的情形有某些相似之处的话,这可不是巧合。日本和韩国的经济机构和实现工业强国的过程都很相似,其过程中运用的策略也相同:高比率的储蓄、早期的资本管制以及转变成为高级工业产品出口商的不屈不挠的强大动力。在这两个国家遭遇暂时的危机期间,大多数投资者都对其股票市场退避三舍,结果当这两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势头再次趋于明朗的时候,他们又回到了这两个市场。

了解历史、把注意力放在长线上、在极度悲观点寻找机会买入,只有这样的便宜货猎手才能真正理解这样一个事实:这些模式会随着时间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期,相同的情节,相同的结果。也许你在未来找不到像遭遇了暂时困难的新兴工业强国这样一模一样的情况,但是你一定会找到与之相呼应的一些情况。

通过将货币汇率固定于与另一个国家相同的汇率而稳定货币。—— 译者注
最后贷款人(Lender of Last Resort)是指在危急时刻中央银行应尽的融通责任,它应满足对 高能货币的需求,以防止由恐慌引起的货币存量的收缩。——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