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在中国，“小说”一词使用已久，最早见于《庄子》，《汉书·艺文志》说是“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之所造也”。小说的雏形是神话传说的简略记录，后来发展到《搜神记》一类志怪小说和《世说新语》一类志人小说，结构都很简单。及至出现唐人传奇，宋元话本，小说乃由粗具梗概变得枝繁叶茂起来。鲁迅指出：“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就是说，小说创作的自觉意识直到这时方始建立，结果是：小说有了中篇的规模，题材有所拓展，最突出的是情节性大大加强，而语言也趋于通俗，更富于表现力。明初《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制作，标志着古典小说趋向成熟；随着清代《红楼梦》的出现，达致巅峰状态。盛极而衰，紧接着，变革时代也就适时而至了。

宋元“说话”中有一类名为“小说”，指的是话本中的短篇故事，与我们现今使用的概念相去甚远。我们说的“小说”，实际上是晚近的舶来品，可以说，是由欧洲的小说观念再命名的。

在欧洲，小说发展的道路与我国大体相似，即由神话而传奇而故事，由短篇而中篇而长篇。至十九世纪，长篇小说十分鼎盛，致使黑格尔断言极限来临。及世纪末，现代主义小说很快出现，传统的主题和写法被打破了。其实，十八世纪末以前，欧洲小说的体式已经相当完备，只是小说之名（novel）迟至此时才正式流行起来罢了。

几乎与此同时，有了中篇小说（novelette或novella）的名目。中篇小说是中型的叙事散文作品，一般而言，以篇幅的长短划界，但因此也就有了相当的弹性，需要把所叙的事件的规模、时间长度、结构的复杂与完整的程度同时作为参照。绥拉菲摩维奇的中篇《铁流》，论结构，可以算作长篇；莫泊桑的《俊友》本是中长篇，意大利作家莫拉维亚却是把它当作注水的短篇来看的。

五四新文学运动把中国文学分为前后两截。语言由文言改为白话，表面上是语言层面的变革，实质上是一场带根本意义的文学观念的革命。胡适写《白话文学史》，所说的白话，仍是古典的白话，与五四时期语法相当欧化的白话很不相同。五四的小说，一、凸显文学的主体性，自觉性，叛逆性，个性解放与人道主义成为小说的主旋律；二、题材和主题有所扩展，社会问题进入小说，“神圣劳工”及知识分子形象组成了新的人物画廊。三、小说结构基本上是西式的，块状的，自由组合的，而非线性的、连环组接的传统章回体。除了思想观念，还有形式技法，都是现代的，面向西方，学习西方，而有了东方式的创造。

现代小说仍以短篇先行，几年后，中长篇相继产生。1922年，鲁迅的《阿Q正传》正式发表。以中篇的篇幅容纳了一个革命的时代，统摄了一个民族的灵魂，这确实是一个奇迹，尤其出现在新文学的发轫期。当时，郁达夫、庐隐、废名等都有中篇问世，但多流于粗浅。

直到三十年代，一批作家和作品挣脱自叙传性质而向广大的社会面开拓，开始走向成熟。茅盾除了长篇《子夜》，又以中篇《林家铺子》、《春蚕》反映中国社会的变动。乡土题材聚集了众多作家，萧红、沈从文、王鲁彦、吴组缃、沙汀，还有废名，都有相当数量的作品。其中《生死场》和《边城》，或凄厉，或幽婉，更富于鲜明的艺术特色。左翼作家蒋光慈、叶紫、丁玲，均著有反映革命斗争的中篇，对于充斥着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且往往有着“大团圆”结局的传统小说来说，本身也不失为一种革命。其中，蒋光慈较早揭示革命与人性的冲突，并因此遭到内部批判，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典型案例，是很可注意的。柔石的《二月》，写大时代里的边缘人，有所批判，有所省思，也有所顾惜，是另一种笔墨。丁玲从《莎菲女士的日记》到《水》，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宿命般地显示了中国现代作家群体角色的演变过程。上海一批作家，如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等，不重现实而重审美，重感觉、重印象、重情调，以中产阶级趣味烹制都市文学。在此期间，巴金、老舍、张天翼都是有影响的小说家，且都有中篇制作。巴金后来写的《憩园》，一种挽歌调子，似乎与他早年激越的文字颇异样。

四十年代的延安文学是一种新型文学，但是实质上，在“为政治服务”和“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背后，却混杂了不少传统主义、民粹主义的因素，意识形态代替了个人思想，形式——所谓“民族形式”——比较单一。赵树理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在当时可以看作是一种具有方向性的作品。此间，丁玲的《在医院中》和《我在霞村的时候》，对个人理想和女性主义作最后的坚持，可谓弥足珍贵。在“国统区”，包括抗战时的“沦陷区”，张爱玲写下《金锁记》、《倾城之恋》，以第三只眼看人世，着意经营现代传奇。还有师陀，他的《落日光》、《果园城记》，在艺术上非常讲究，很有特色。青年路翎异军突起，写作《饥饿的郭素娥》，从形象、情节到语言，则明显地带有一种野性，富含力的美。

1949年以后，小说家同其他作家和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长达三十年的思想改造的过程；而创作，隶属于这一过程而基本上成为被改造的产物。一些著名小说家停止了小说写作，如进入领导层的茅盾、巴金；一批“国统区”作家对新政权心存疑惧而逃逸，如张爱玲；而沉默，如沈从文；而改变作风，如老舍。“解放区”作家一路高歌猛进，柳青的长篇《创业史》名重一时，还有赵树理的《三里湾》、《锻炼锻炼》等；然而到后来，也遭到了批判，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在这样的语境中产生的小说，主题基本上是“写中心”的，因此很难具备优秀的品质，中篇的数量也不大。

五十年代中期，出现了一批中短篇作品，主题有所开拓。其中，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有代表性的。青年作者是严肃的，敏锐的，小说揭露官僚主义者的丑恶，闪耀着一个“少布”的理想主义的光芒。宗璞的《红豆》，忠实于对校园知识分子爱情生活的描写，无意中涉入禁区。但是，这些颇有“离经叛道”倾向的思想和作品，很快销声匿迹。像路翎、丁玲这些出色的小说家，在“肃反”及“反右”斗争中，先后遭到整肃，给中国文学带来很大的伤害。

至七十年代末，一场浩劫过后，社会思想包括文学思想活跃一时，一批作家解除了荆冠，恢复了写作的权利；另一批青年流放者从农村归来，正式练习笔耕，小说家队伍于是迅速壮大。这时，西方大批思想文化读物及文学经典，包括现代小说被介绍进来，大型文学刊物纷纷创刊，这就给中篇小说的繁荣准备了温床。

继“重放的鲜花”之后，一批带有创伤记忆的作品问世，其中有《天云山传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大墙下的红玉兰》、《绿化树》、《一个冬天的童话》、《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叙述知青生活的小说不断涌现，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浪潮。其中大多数把上山下乡运动当成一场人生劫难来描写，像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黑骏马》这样作积极的浪漫主义的回顾，表达对土地和人民的灵魂的皈依者为数极少。王小波属于明显的异类，他的《黄金时代》表现“文革”的禁锢与荒诞，想象大胆、奇特，在形式上有很大的独创性。至于阿城的《棋王》，体现一种道教传统文化的逍遥心态，恐怕是唯一的。很快地，小说开始向现实生活掘进，一类着重于生存困境的揭示，如描写技术知识分子的《人到中年》，描写农村青年男女的《人生》；一类倾力表现中国面临的社会变迁，包括农村的责任承包，城市的企业改制，等等。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和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可以作为代表。此间，一批描写民俗，表现人性的作品出现了，如汪曾祺的《受戒》、《大淖纪事》，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等，另外还有一些无法归类的小说。

比起前三十年，这个时期中篇小说的数量陡增，题材变得更加丰富多样，然而在主题的发掘方面，多满足于形象地复制意识形态结论，整体风格“温柔敦厚”，缺乏作家个人判断的独立性和社会批判的深刻性。关于改革，未及完全跳出长期以来形成的“歌颂”与“暴露”二元对立模式，对现实中的黑暗面、矛盾与冲突的复杂性缺少充分的揭示，主观意识往往与现存秩序相妥协。即便如此，喧哗一时的中篇小说，仍然显示出为五十年代以来所未有的突破性成就。

及至八十年代中期，小说界的风气很快偏移了被称作“思想解放运动”时期所确立的关于人的历史命运的悲剧主题，出现了一种形式主义的倾向。在此期间，有两大创作现象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寻根文学”，即从现实生活中寻找人类学、文化学的源头。从表面上看，“寻根”是现实问题的深化，实际上大多数作品都脱离了现实政治，否弃了对现存体制的实质性追询，公式化、符码化。王安忆的中篇《小鲍庄》，在国民性的探寻中依然保持了生活的饱满的汁液，是这一路文学中少有的佳作。还有一个现象是“先锋小说”，旨在形式上做实验，内容相对单薄，有不少西方现代主义的赝品。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个别小说活跃着新的思想元素，如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但是大体上，这些实验小说颇类三十年代的“海派”，作品不求大，不求深，但求领异标新，多少丰富了中国小说的叙事形式。

九十年代小说整体乏善可陈。当此艰难时世，有人倡言“新写实主义”，“躲避崇高”，“分享艰难”。应运而生的这一类小说，可以说是正统文学的代表，政治力求正确，艺术追摹宏大；个别作家貌似解构正统，如王朔，实质上是一种“别裁”，一种补充。由于有着各种权力资源的支持，潜在势力是雄厚的。但这时，一种相反的文学趋势也起来了，就是所谓的“个人化叙事”。叙事的个人性，在这里竟成了反社会的一个遁辞；正如有人标榜“女性主义写作”，却置换了这个源自西方用语中的自由、平等这样带政治学、社会学的内容，而从事纯个人题材的写作，琐碎、淫靡、空洞，甚至充满色情描写。此时，又有所谓“新生代”群体顺次登场，批评家为之鼓吹，出版界推波助澜，呈崛起之势。其实这批青少年作者普遍缺乏社会生活方面的体验，也缺乏文学训练，浮嚣有余而坚实不足。

新世纪以来，又有人提出“底层文学”的口号。倘若能够正视现实，关注底层，对于有着几千年“瞒和骗”传统的中国文学来说，应当说是一种根本的转变。但是，以我们的作家目前的素质和状态，要高张并坚持一种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并非轻而易举的事。一些被称为“大腕”的人物继续编造冗长的故事，即使抓住“苦难”作题材，也是随意编织材料，违背生活逻辑；而且在主体方面，也缺乏起码的诚爱与同情。作品的“酷”，不仅仅在于技术上的冷处理。具有一定的底层生活经验的作者，作品大多显得粗糙，因此在总体上比起八十年代，中篇小说创作不见得有长足的进步。较为优秀的作品，有尤凤伟的《小灯》和林白的《回廊之椅》，两者对土改历史都有颠覆性的叙述；描写矿工生活的，有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反映农村题材的，有刘庆邦的《到城里去》，胡学文的《命案高悬》，以及徐则臣写农民工的“北漂”系列小说。此外，像薛忆沩的《通往天堂的最后一段路程》，钟晶晶的《第三个人》，则以其哲理性和诗性，在众多以故事性见长的小说中显出一种罕有的杂色来。

近百年间，中篇小说从题材、主题、体式、技巧等各个方面，不断地有所开拓，有所发展。但是，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现象是，最早出现在现代小说史上的《阿Q正传》，至今仍然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峰。比起二三十年代的小说来，当代小说虽然在叙述故事和刻画人物等手段方面，相对显得娴熟，但是艺术个性并不突出。首先，表现在文学语言本身，就缺少个人笔调；在现实生活中，长期的集体主义教育，使个人性受到遏制，或许是根本的原因。同时，语言也缺少优雅的气质，缺少精致，缺少韵味，这同长期推广“工农兵文艺”，以文学为政治宣传的工具不无关系；扩而言之，同汉语语境遭到破坏，同整个社会语言的粗鄙化有关。在形式上，中国小说满足于讲故事，讲究“好看”，缺乏西方小说的那种精神性，缺乏思想深度。

中篇小说的繁荣，从根本上说，有赖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文学的繁荣。道路是漫长的，但因此，前景也未尝不可能说是开阔的。单就现代小说发展来说，从五四到现在也不过一百年的历史，具有经典性价值的作品极少，而真正堪称优秀的作品也不会很多。在此，我们编选了这套《中篇小说金库》，旨在集中这类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作品，以利于流播；反过来，也可以充作进一步滋养小说创作的一份泥土和养料。需要说明的是：其中有个别作品，编者并不认为属于最优秀的部分，但是不可否认，它们自问世之后在文学界和读书界中造成的影响，从文学社会学的意义上考虑，这也未尝不可以算作是一种“含金量”，因此一并予以收入。

《金库》分辑陆续出版，希望得到作家、批评家、文学史家及广大读者的大力推荐，以确保它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一个文本系统的完整性。

编选说明

一、《中篇小说金库》，以小说文本为主体，版本或按初次发表，或以作者后来认定为准，不作一致要求。必要时，个别版本有所说明。

二、小说以单一中篇为主，或同时收入题材或主题相近的其他中短篇，旨在加强读者对作家的主要的中篇小说，或某一方面的创作思想的了解。

三、除小说文本外，附录作者回忆录、自述或访谈，以及相关的传记材料及重要评论。个别作品的评论具有争鸣性质，意在反映小说的社会影响的实况，也可供作文学史研究之需。

四、附录作者简历、年表。

五、附录作者照片及手稿，部分为编者所收集，部分为作家及家属首次提供。

作者简介

陆文夫（1928-2005），生于江苏省泰兴县四圩村。1948年在苏州苏州中学毕业后，赴苏北解放区投身革命。

1949年随军南下，回到苏州。历任新华社苏州支社采访员，新苏州报记者，江苏省文联专业作家，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名誉副主席，《苏州杂志》主编。

1955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人之窝》；中短篇小说《美食家》、《井》、《小贩世家》、《小巷深处》、《围墙》等；散文《梦中天地》、《林间路》、《壶中明》、《姑苏之恋》等，以及创作谈等等。

作品多次获奖，小说《美食家》等在多个国家翻译出版。1989年获法国授予的法兰西文学骑士勋章。

1999年，与费振钟在吴江同里

与徐采石、金燕玉合影

与友人在苏州（左起：从维熙、陆文夫、邓友梅、李国文）

用电脑写作

在丹麦安徒生的故乡

在纽约街头

作者像

1997年，与陈丰摄于纲师园

与法国读者交流

陆文夫手迹

作者像

美食家

陆文夫

一　吃喝小引

美食家这个名称很好听，读起来还真有点美味！如果用通俗的语言来加以解释的话，不妙了：一个十分好吃的人。

好吃还能成家！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想到的事情往往不来，没有想到的事情却常常就在身边；硬是有那么一个因好吃而成家的人，像怪影似的在我的身边晃荡了四十年。我藐视他，憎恨他，反对他，弄到后来我一无所长，他却因好吃成精而被封为美食家！

首先得声明，我决不一般地反对吃喝；如果我自幼便反对吃喝的话，那末，当我呱呱坠地之时，也就是一命呜呼之日了，反不得的。可是我们的民族传统是讲究勤劳朴实，生活节俭，好吃历来就遭到反对。母亲对孩子从小便进行“反好吃”的教育，虽然那教育总是以责骂的形式出现：“好吃鬼，没有出息！”好吃成鬼，而且是没有出息的。孩子羞孩子的时候，总是用手指刮着自己的脸皮：“不要脸，馋痨坯；馋痨坯，不要脸！”因此怕羞的姑娘从来不敢在马路上啃大饼油条；戏台上的小姐饮酒时总是用水袖遮起来的。我从小便接受了此种“反好吃”的教育，因此对饕餮之徒总有点瞧不起。特别是碰上那个自幼好吃，如今成“家”的朱自冶以后，见到了好吃的人便像醋滴在鼻子里。

朱自冶是个资本家，地地道道的资本家，决不是错划的。有人说资本家比地主强，他们有文化，懂技术，懂得经营管理。这话我也同意。可这朱自冶却是个例外，他是房屋资本家，我们这条巷子里的房屋差不多全是他的。他剥削别人没有任何技术，只消说三个字：“收房钱！”甚至连这三个字也用不着说。因为那收房钱的事儿自有经纪人代理。房屋资本家大概总懂得营造术吧，这门技术对社会也是很有用的。朱自冶对此却是一窍不通，他连自家究竟有多少房屋，坐落在哪里，都是稀里糊涂的。他的父亲曾经是一个很精明的房地产商人，抗日战争之前在上海开房地产交易所，家住在上海，却在苏州买下了偌大的家私。抗日战争之初，一个炸弹落在他家的屋顶上，全家有一幸免，那就是朱自冶——到苏州的外婆家来吃喜酒的。朱自冶因好吃而幸存一命，所以不好吃便难以生存。

我认识朱自冶的时候，他已经快到三十岁。别以为好吃的人都是胖子，不对，朱自冶那时瘦得像根柳条枝儿似的。也许是他觉得自己太瘦，所以才时时刻刻感到没有吃够，真正胖得不能动弹的人，倒是不敢多吃的。好吃的人总可顾嘴不顾身，这话却有点道理。尽管朱自冶有足够的钱来顾嘴又顾身，可他对穿着一事毫无兴趣。整年穿着半新不旧的长袍大褂，都是从估衣店里买来的；买来以后便穿上身，脱下来的脏衣服却“忘记”在澡堂里。听说他也曾结过婚，但是他的身边没有孩子，也没有女人。只有一次，看见他和一个妖冶的女人合坐一辆三轮车在虎丘道上兜风，后来才知道，那女人是雇不到车，请求顺带的，朱自冶也毫不客气地叫那女人付掉一半车钱。

朱自冶在上海的家没有了，独自住在苏州的一座房子里。这房子是二十年代末期的建筑，西式的。有纱门、纱窗和地毯，还有全套的卫生设备，晒台上有两个大水箱，水是用电泵从井里抽上来的。这座两层楼的小洋房坐落在一个大天井的后面，前面是一排六间的平房：门堂、厨房、马达间、贮藏室以及佣人的住所都在这里。

因为我的姨妈和朱自冶的姑妈是表姐妹，所以在抗战后期，在我的父亲谢世之后，便搬进朱自冶的住宅，住在前面的平房里。不出房钱，尽两个义务：一是兼作朱自冶的守门人，二是要我的妈妈帮助朱自冶料理点家务。这两个义务都很轻松，朱自冶早出晚归，有家没务，从来也不要求我妈妈帮他干什么。倒是我的妈妈实在看不过去，要帮他拆洗被褥，扫扫灰尘，打开窗户。他不仅不欢迎，反而觉得不胜其烦，多此一举。因为家在他的概念中仅仅是一张床铺，当他上铺的时候已经酒足饭饱，靠上枕头便打呼噜。

朱自冶起得很早，睡懒觉倒是与他无缘，因为他的肠胃到时便会蠕动，准确得和闹钟差不多。眼睛一睁，他的头脑里便跳出一个念头：“快到朱鸿兴去吃头汤面！”这句话需要作一点讲解，否则的话只有苏州人，或者是只有苏州的中老年人才懂，其余的人很难理解其中的诱惑力。

那时候，苏州有一家出名的面店叫作朱鸿兴，如今还开设在怡园的对面。至于朱鸿兴都有哪许多花式面点，如何美味等等我都不交代了，食谱里都有，算不了稀奇，只想把其中的吃法交代几笔。吃还有什么吃法吗？有的。同样的一碗面，各自都有不同的吃法，美食家对此是颇有研究的。比如说你向朱鸿兴的店堂里一坐：“喂！（那时不叫同志）来一碗××面。”跑堂的稍许一顿，跟着便大声叫喊：“来哉，××面一碗。”那跑堂的为什么要稍许一顿呢，他是在等待你吩咐吃法的——硬面，烂面，宽汤，紧汤，拌面；重青（多放蒜叶），免青（不要放蒜叶），重油（多放点油），清淡点（少放油），重面轻浇（面多些，浇头少点），重浇轻面（浇头多，面少点），过桥——浇头不能盖在面碗上，要放在另外的一只盘子里，吃的时候用筷子搛过来，好像是通过一顶石拱桥才跑到你嘴里……如果是朱自冶向朱鸿兴的店堂里一坐，你就会听见那跑堂的喊出一大片：“来哉，清炒虾仁一碗，要宽汤、重青，重浇要过桥，硬点！”

一碗面的吃法已经叫人眼花缭乱了，朱自冶却认为这些还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要吃“头汤面”。千碗面，一锅汤，如果下到一千碗的话，那面汤就糊了，下出来的面就不那么清爽、滑溜，而且有一股面汤气。朱自冶如果吃下一碗有面汤气的面，他会整天精神不振，总觉得有点什么事儿不如意。所以他不能像奥勃洛摩夫那样躺着不起床，必须擦黑起身，匆匆盥洗，赶上朱鸿兴的头汤面。吃的艺术和其它的艺术相同，必须牢牢地把握住时空关系。

朱自冶揉着眼睛出大门的时候，那个拉包月的阿二已经把黄包车拖到了门口。朱自冶大模大样地向车上一坐，头这么一歪，脚这么一踩，丁当一阵铃响，到朱鸿兴去吃头汤面。吃罢以后再坐上阿二的黄包车，到阊门石路去蹲茶楼。

苏州的茶馆到处有，那朱自冶为什么独独要到阊门石路去呢？有考究。那爿大茶楼上有几个和一般茶客隔开的房间，摆着红木桌、大藤椅，自成一个小天地。那里的水是天落水，茶叶是直接从洞庭东山买来的；煮水用瓦罐，燃料用松枝，茶要泡在宜兴出产的紫砂壶里。吃喝吃喝，吃与喝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凡是称得上美食家的人，无一不是陆羽和杜康的徒弟的。

朱自冶登上茶楼之后，他的吃友们便陆续到齐。美食家们除掉早点之外，决不能单独行动，最少不能少于四个，最多不得超过八人，因为苏州菜有它一套完整的结构。比如说开始的时候是冷盆，接下来是热炒，热炒之后是甜食，甜食的后面是大菜，大菜的后面是点心，最后以一盆大汤作总结。这台完整的戏剧一个人不能看，只看一幕又不能领略其中的含义。所以美食家们必须集体行动。先坐在茶楼上回味昨天的美食，评论得失。第一阶段是个漫谈会。会议一结束便要转入正题，为了慎重起见，还不得不抽出一段时间来讨论今日向何方？是到新聚丰、义昌福，还是到松鹤楼。如果这些地方都吃腻了，他们也结伴远行，每人雇上一辆黄包车，或者是四人合乘一辆马车，浩浩荡荡，马蹄声碎，到木渎的石家饭店去吃鲃肺汤，枫桥镇上吃大面，或者是到常熟去吃叫花子鸡……可惜我不能把苏州和它近郊的美食写得太详细，深怕会因此而为苏州招来更多的会议，小说的副作用往往难以料及。

二　与我有涉

如果朱自冶仅仅自我吃喝而与我无关的话，我也不会那么强烈地厌恶他。他当他的美食家，我当我的穷学生，本来是能够平安相处的。可是我在前面的一节中只说到朱自冶吃早点，吃中饭，他还有一顿晚饭没有吃呐！

朱自冶吃罢中饭以后，便进澡堂去了。他进澡堂并不完全是为了洗澡，主要是找一个舒适的地方去消化那一顿丰盛的筵席。俗话说饿了打瞌，吃饱勿跑动。朱自冶饱食一顿之后双脚沉重，头脑昏迷，沉浸在一种满足、舒畅而又懒洋洋的神仙境界里。他摇摇晃晃地坐上阿二的黄包车，一阵风似的拉到澡堂里，好像是到医院里挂急诊似的。

朱自冶进澡堂只有举手之劳，即伸出手来撩开门帘。门帘一掀，那坐账台的便高声大喊：“朱经理来哉！”天晓得朱自冶哪一天当过经理的，对资本家应该喊一声老板才对。不过，老板这种尊称那时已经不时髦了。一是缺少点洋味，二是老板有大有小，开爿夫妻老婆店也能叫作老板的。经理就不同了，洋行经理，公司经理，买卖大，手面阔，给起小账来决不是三块两块的，五十元的关金券用不着找零头！所以那跑堂的一听到朱经理来哉，立刻有两个人应声而出，一边一个，几乎是把个朱自冶抬到头等房间里。这头等房间也和现在的高级招待所有点相似，两张铺位，一个搪瓷澡盆，有洗脸池，有莲蓬头。只是整个的面积较小，也没有空调设备。不碍，冬天有蒸气，夏天有一只华生老牌的大吊扇，四块木板在头顶上旋个不歇。

朱自冶向房间里一坐，就像重病号到了病房里，一切都用不着自己动手。跑堂的来献茶，擦背的来放水，甚至连脱鞋也用不着自己费力。朱自冶也不愿费力，痴痴呆呆地集中力量来对付那只胃，他觉得吃是一种享受，可那消化也是一种妙不可言的美，必须潜心地体会，不能被外界的事物来分散注意力。集中精力最好的方法是泡在温水里，这时候四大皆空，万念俱寂，只觉得那胃在轻轻地蠕动，周身有一种说不出的舒坦和甜美，这和品尝美食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二者不能相互代替。他就这么四肢不动，两眼半闭地先在澡盆里泡上半个钟头。泡得迷迷糊糊、昏昏欲睡的时候，那擦背的背着一块大木板进来了。他把朱自冶从澡盆里拉出来，把木板向澡盆上一盖，叫朱自冶躺上“手术台”，开始了他那擦背的作业。读者诸君切不可把擦背二字作狭义的理解，好像擦背就是替人擦洗身上的污垢。不对，朱自冶天天一把澡，有什么可擦的？这擦背对他来说实在是一种古老的按摩术，是被动式的运动。饭后百步走被认为是长寿之道，但是奉行此道者需要自己迈开双腿。擦背则不同，只消四肢松弛地躺在“手术台”上，任人上摩下擦，伸拳屈腿，左转右侧，放倒扶起，同样收到运动的功效，却用不着自己花力气。真正的美食家必须精通消化术，如果来个食而不化，那非但不能连续工作，而且也十分危险！

朱自冶的此种运动时间也不太长，大体上不超过半个钟头然后便在卧榻上躺下，开始那一整套的繁文缛节，什么捏脚、拿筋、敲膀、捶腿。这捶腿是最后的一个节目，很可能和催眠术有点关系，朱自冶在轻轻的拍打中，在那清脆而有节奏的响声中心旷神怡，渐渐入睡。这一觉起码三个钟头，让那胃中的食物消化干净，为下一顿腾出地位。

当朱自冶快要醒来时，我也从学校里下学归来。书包一放，妈妈便来关照：

“今天还在元大昌，快去！”

妈妈的话只有我懂，那朱自冶还有一顿晚饭没有吃呐！

朱自冶吃晚饭也是别具一格，也和写小说一样，下篇决不能雷同于上一篇。所以他既不上面馆，也不上菜馆，而是上酒店。中午的一顿饭他们是以品味为主，用他们的术语来讲叫“吃点味道”。所以在吃的时候最多只喝几杯花雕，白酒点滴不沾，他们认为喝了白酒之后嘴辣舌麻，味觉迟钝，就品不出那滋味之中千分之几的差别！晚上可得开怀畅饮了，一醉之后可以呼呼大睡，免得饱尝那失眠的苦味，因此必须上酒店。

苏州的酒店卖酒不卖菜，最多备有几碟豆腐干、兰花豆、辣白菜之类。孔乙己能有这些便行了，君子在酒不在菜嘛。美食家则不然，因为他们比君子有钱，酒要考究，菜也是马虎不得的。既不能马虎，又不能雷同，于是他们便转向苏州食品中的另一个体系——小吃。提到苏州的小吃我又不愿多写了，除掉如前所述的原因外，还因为它会勾起我一段痛苦的回忆，我被一个我所厌恶的人随意差遣！

苏州的小吃不是由那一爿店经营的，它散布在大街小巷，桥堍路口。有的是店，有的是摊，有的是肩挑手提沿街叫卖的。如果要以各种风味小吃来下酒的话，那就没有一个跑堂的能对付得了，必须有个跑街的到四下里去搜集。也许是我的腿长吧，朱自冶便来和我妈商议：

“你家高小庭蛮机灵，阿好相帮我做点事体，我也勿会亏待伊。”

妈妈当然答应啰，她住了人家的房子不给钱，又没有什么家务可料理，心里老是过意不去，巴不得能为朱自冶做点事，以免良心受责备。可怜的妈妈不知道剥削二字，只承认一切现存的社会法规。她教育儿子不能好吃，却对朱自冶的好吃不加反对，她认为那是一种“吃福”，好吃与吃福是两回事体。可我却把它当作一回事，怎么也不愿意去替朱自冶当跑街的。堂堂的一个高中生怎么能去给一个好吃鬼当小厮呢！

妈妈又哭了，父亲谢世后家境贫困，是靠我的大哥当远洋水手挣点钱：“去吧小庭，我们头顶人家的天，脚踏人家的地，住了人家的房子不出房租，又不交水电费，算起来相当于全家的伙食费。只要朱经理说个不字，你就念不成书，我们一家就会住在露天里。只怪你爸爸走得早啊，我求求你……”

我只好忍辱负重了，每天提着个竹篮去等候在酒店的门口。等到华灯初上，霓虹灯亮满街头的时候，朱自冶和他的吃友们坐着黄包车来了。一长串油光锃亮的黄包车，当当地响着铜铃，哇哇地揿着喇叭，像游龙似的从人群中夺路而来，在酒店门口徐徐地停下。他们一个个洗得干干净净，浑身散发着香皂味，满面红光，春风得意。朱自冶的黄包车总是走在前面，车夫阿二也显得特别健壮而神气。阿二替朱自冶掀掉膝盖上的毡毯，朱自冶一跃落地，轻松矫捷。在酒店门口迎接他们的不是老板，也不是跑堂的，而是两排衣衫褴褛，满脸污垢，由叫花子组成的仪仗队。乞丐们双手向前平举，嘴中喊着老爷，枯树枝似的手臂在他的左右颤抖。朱自冶似乎早有准备，手一扬，一张小票面的钞票飞向叫花子头。“去去。”

叫花子呼啦一声散开，我这个手提竹篮，倚门而立，饥肠辘辘的特殊叫花子便到了朱自冶的面前。这个叫花子所以特殊，是因为他知道一点地理历史，自由平等，还读过三民主义；他反对好吃，还懂得人的尊严。当叫花子呼啦一声散开而把我烘托出来的时候，我满腔怒火，汗颜满面，恨不得要把手中的竹篮向朱自冶砸过去！可是我得忍气吞声地从朱自冶的手中接过钞票，按照他的吩咐到陆稿荐去买酱肉，到马咏斋去买野味，到采芝斋去买虾子鲞鱼，到某某老头家去买糟鹅，到玄妙观[1]里去买油氽臭豆腐干，到那些鬼才知道的地方去把鬼才知道的风味小吃寻觅……

我提着竹篮穿街走巷，苏州的夜景在我的面前交替明灭。这一边是高楼美酒，二簧西皮，那霓虹灯把铺路的石子照得五彩斑斓；那一边是街灯昏暗，巷子里像死一般的沉寂，老妇人在垃圾箱旁边捡菜皮。这里是杯盘交错，名菜陆陈，猜拳行令；那里却有许多人像影子似的排在米店门口，背上用粉笔编着号码，在等待明天早晨供应配给米。这里是某府喜事，包下了整个的松鹤楼，马车、三轮车、黄包车在观前街上排了一长溜。新娘子轻纱披肩，长裙曳地，出入者西装革履，珠光宝气；可那元妙观的廊沿下却有一大堆人蜷缩在麻袋片里，内中有的人也许就看不到明天……“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句众所周知的诗句常在我的头脑里徘徊。

朱自冶倒是不肯亏待我，常常把买剩的零钱塞在我的口袋里：“拿去！”那神情和给叫花子是差不多的。

我睁眼、僵立，感到莫大的侮蔑。

“拿去吧，是给你奶奶买肉吃的。”

侮蔑被辛酸融化了。我是有个老祖母，是她把我从小带大的，那时已经七十六岁，满嘴没牙，半身不遂，头脑也不是那么清楚的。可是她的胃口很好，天天闹着要吃肉，特别是要吃陆稿荐的乳腐酱方，那肉入口就化，香甜不腻。她弄不清楚物价与货币的情况，在她的头脑中一切都是以铜板和银元计算的。她只知我的哥哥每月要寄回来几千块钱（能买一百多斤米），为什么不肯花二十六个铜板给她称一斤肉回来呢？三百个铜板才合一块钱！她把这一切都归罪于我的妈妈，骂她忤逆不孝，克扣老人，而且牵牵连连地诉述着陈年八代的婆媳关系，一面骂一面流眼泪。妈妈怎么解释也没用，只好一面在配给米里捡石子，一面把眼泪洒在淘米箩里。我在这两条泪河之间把心都挤碎！

当我用朱自冶的零钱买回几块肉来，端到奶奶的床前时，她一面吃，一面哭，一面用颤巍巍的手抚摸着我的头：“好孙子，还是你孝顺，奶奶没有白带你……”

我一听这话眼泪便簌簌地往下流，我想大哭，大喊，想问苍天！可是我拼命地哽住喉咙，俯伏在奶奶的床头，把头埋在棉被里。既然在侮蔑中把钱接过来了，为什么不能让奶奶得到一点安慰！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这句老话不知道是谁发明的，而且大言不惭地把苏州放在杭州的前面。据说此种名次的排列也有考究，因为杭州是在南宋偏安以后才“春风熏得游人醉，错把杭州作汴州”。而苏州在唐代就已经是“十万夫家供课税，五千子弟守封疆”了。到了明代更是“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十万水东西”。近百年间上海崛起，在十里洋场上逐鹿的有识之士都在苏州拥有宅第，购置产业，取其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苏州不是政治经济的中心，没有那么多的官场倾轧，经营的风险；又不是兵家的必争之地，吴越以后的两千三百多年间，没有哪一次重大的战争是在苏州发生的；有的是气候宜人，物产丰富，风景优美。历代的地主官僚，富商大贾，放下屠刀的佛，怀才不遇的文人雅士，人老珠黄的一代名妓等等，都欢喜到苏州来安度晚年。这么多有钱有文化的人集中在一起安居乐业，吃喝和玩乐是不可缺少的，这就使苏州的园林可以甲天下，那吃的文化也是登峰造极！风景不能当饭，天天看了也乏味，那吃却是一日三顿不可缺少的。苏州所以能居于天堂之首，恐怕主要是因为它的美食超过了杭州。这也许是苏州人的骄傲吧，可我那时简直觉得这是一种罪恶，是人间最最不平的表现！我不知道地狱里可有“天堂”，可我知道“天堂”里确有地狱，而且绝大多数的人都在地狱的边缘上徘徊。说老实话，当我开始信仰共产主义的时候，我没有读过《资本论》，也没有读过《共产党宣言》，多半是由朱自冶他们促成的；他们使我觉得一切说得天花乱坠的主义都没有用，只有共产才能解决问题！如果共掉了朱自冶的房产，看他还神气不神气！

我偷偷地唱着一支从北平传来的歌：

山那边呀好地方，

穷人富人都一样，

你要吃饭得做工呀，

没人为你作牛羊。

……

这支歌的曲调很简单，唱起来也用不着尖起嗓门儿费死力，可它却使我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中找到了出路，出路就在山那边！

我决定到解放区去了，那已经是一九四八年的冬天。我不知道解放区的形势，总以为国民党还很强大，还有美国的原子弹什么的。无产阶级要夺取全国胜利，恐怕还要经过几年、几十年的浴血奋斗！我读过《铁流》与《毁灭》，知道革命的艰难困苦，知道那是血与火的洗礼。所以当时的心情很悲壮，准备去战死沙场。“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当时的心情很有点像荆轲离别高渐离。

我的高渐离便是苏州，是这个美丽而又受难的城市叫我去战斗！临行之前我上了一趟虎丘山，站在虎伏阁上把这美丽的城市再看一遍：再见吧，你的儿子将用血来洗尽你身上的污垢！傍晚，我照样去替朱自冶买小吃，照样买了一块乳腐酱方送到奶奶的床前：吃吧，奶奶，孙子从屈辱中接过钱来为你买肉，这恐怕是最后的一回！我的判断没有错，当奶奶发觉最孝顺的孙子失踪之后，她哭喊了三天便与世永别。

年轻时的记忆多么深刻啊！“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挂牌、游街、屈辱、受罪如今已经淡忘了，仿佛那是一场不屑一顾的游戏。可是三十多年前离家别井，暗中告别亲人，向着黑暗猛冲的情景却点滴不漏地保存在记忆里。也许我是欢喜记着光荣而忘掉屈辱吧，可又为什么不把三四十年前的屈辱也忘记？每当我在电影或电视中看到受伤的战士从血泊中爬起来，举起枪，高喊着报仇的口号向敌人猛扑过去的时候，我的心便会向下一沉，两眼含着泪水。虽然这种镜头看得太多了也觉得老一套，可是这种话我不许孩子们说，孩子们一说我就要骂：“小赤佬，你懂什么东西！”

三　快乐的误会

没想到我进入解放区已经太晚了，淮海战场上的硝烟已经消散，枪炮声已经沉寂。解放区的军民沉浸在欢乐的高潮中，准备打过长江去！我们这些从蒋管区去的学生被半路截留，被编入干部队伍随军渡江去接管城市。我从苏州来，当然应该回到苏州去，因为我熟悉那里的大街小巷以及那种好听而又十分难懂的语言，带个路也方便。至于回到苏州去干什么，谁也没有考虑，如果那时有人提出什么前途、专业、工资、房子等等，我们这一伙“小资产”便会肯定他是国民党派来的！革命就是革命，干什么都可以，随便。我们的组织部长却不肯随便，一定要根据各人的特长和志趣来分配，因此就出现了十分快乐的场面：

组织部长把我们二十多个学生兵招集到一个祠堂里。祠堂的正中摆着方桌，桌上放着档案和纸笔，二十多人分坐在两边。

组织部长是个大知识分子，早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的机械系。他对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十分熟悉：“现在要给大家分配工作了，组织上尽量照顾各人的特长和志愿，希望你们在回答问题之前好好地考虑，分定之后就不许犯自由主义。”

当时的气氛本来很严肃，却被我的老同学，诨号叫丁大头的人弄得豁了边。丁大头的头其实也不大，可是他的知识很广博，天文、地理、历史、哲学他样样都懂一点。因为他的脑子里包容的东西太多，所以看起来他的头好像比平常的人大了点。他第一个被部长叫起来：

“你想干什么呢？”

“随便。”丁大头回答得很爽气。

部长翻了翻眼睛：“随便是个什么东西？说得具体点。”

“具体点……那也随便。”

人们哄堂大笑了：“他什么都懂，可以随便！”

部长也笑了，翻翻档案：“什么都懂的人到什么地方去呢？我问你，你对什么东西最感兴趣？”

“看书。”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呀，到新华书店去。”

丁大头被一句定终身，后来在某地的新华书店当经理，而且是个很称职、很懂行的经理。

第二个被叫起来的是个女同学，苏州姑娘，长得很美，粗布的列宁装和八角帽使得她在秀丽中透出矫健的气息。

部长向她看了一眼便问：“你会唱歌吗？”

“会。”

“来一段《白毛女》试试。”

“北风那个吹……”女同学拉开嗓子便唱。那时我们天天唱歌，谁也不会扭捏。

“好了，好了，到文工团去！”

这位女同学的命运也不坏，文化大革命前唱民歌，很有点名气。如今听不见她唱了，这小老太婆也可能是在哪里教徒弟。

轮到我的时候便糟了，我怎么也想不起最欢喜什么，除掉反对好吃之外，我好像对什么都欢喜。我没有任何特长，连唱起歌来都像破竹子敲水缸。

部长等得不耐烦了：“难道你一样事情都不会干？”

“会会，部长，我会替人家买小吃，熟悉苏州的饮食店。”我决不能承认万事不通呀，可这一通便出了问题！

“挺好，干商业工作去，苏州的食品是很有名的。”

“不不，部长，我对吃最讨厌！”

“你讨厌吃？很好，我关照炊事班饿你三天，然后再来谈问题！下一个……”

完了，命运在一阵哄笑声中决定了。可我当时并不懊丧，也不想犯自由主义，扬子江在怒号，南岸的人民在呼喊，要拯救劳苦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要推翻那人吃人的旧社会；再也不能让朱自冶他们那种糜烂的寄生虫式的生活延续下去！朱自冶呀，朱自冶，这下子可由不得你了。我们决不会让你饿肚子，至少得让你支起个炉灶来烧东西。也不能老是让阿二拉着你，你自己有两只脚，应该是会走路的。

风萧萧兮江水寒，壮士一去兮又复还。我又回到苏州来了，几经转折之后又住在朱自冶的门前。朱自冶对我刮目相看了，他称我同志，我喊他经理；他老远便掏出三炮台香烟递过来，我连忙摸出双斧牌香烟把它挡回去。别跟我来这一套，你那高级烟浸透了人民的血汗，抽起来有股血腥味。朱自冶在解放之初有点儿心虚，深怕共产党会把他关进监牢，那牢饭可不是好吃的！

隔了不久，朱自冶便镇静自若了，因为我们取缔妓女，禁大烟，反霸，镇反，一直到三反五反都没有擦到他的皮。他不抽大烟不赌钱，对妓女更无兴趣，除掉好吃之外什么事儿也没有干过。镇反挨不上他，他不开工厂不开店，谈不上五毒俱全和偷税漏税。所以他经常竖起大拇指对我说：“共产党好，如今没有强盗没有小偷，没有赌场没有烟铺，地痞、流氓、妓女都没有了，天下太平，百姓安定，好得很！”他说的可能是真话，可我把他上下打量，心里想，你为什么不说没有赌吃嫖遥呢？赌和嫖你沾不上，吃和遥你是少不了的。等着吧，现在是新民主主义！

朱自冶并没有消极地等待，还是十分积极地吃东西，照样坐着阿二的黄包车上面店，上茶楼，照样找到另一个人帮他跑街买吃的。

那时候我的工作很紧张，没有什么上下班的时间，也没有星期天，没早没晚地干，运动紧张的时候便睡在办公室里。可那朱自冶比我还积极，我起床的时候他已经坐着黄包车走了；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才听见他的黄包车到了门前。他每逢到家的时候都要踩一下铃铛，那铜铃的响声在深夜的小巷里像打锣似的。他有时候也不回家，仲夏之夜吃饱了老酒，干脆就睡在公园的凉亭里，那里风凉，还有一阵阵广玉兰的香气。他渐渐地胖起来了，居然还有个小肚子挺在前面。妈妈对他说：“朱经理，你发福了，人到了四十岁左右都会发胖的。”可他却说：“不对，我这是心宽体胖。现在用不着担心那些强盗和流氓了，别看我有几个钱，从前的日子也是很难过的。生日满月，四时八节，我得给人家送礼，一不小心得罪了人，重则被人家毒打一顿，轻则被人家向黄包车上掷粪便。就说那个上饭店吧，以前也是提心吊胆的。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吃得正高兴，忽然有个人走到我们的房间里来，要我们让座位。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拌了几句嘴，结果得罪了流氓头子，被他的徒子徒孙们打了一顿，还罚掉了四两黄金的手脚钱！现在好了，那些家伙都看不见了，有的进了司前街（苏州的监狱所在地），有的到反动党团特登记处登了记，一个个都缩在家里。饭店里也清净得多了，人少东西多，又便宜，我吃饱了老酒照样可以在公园里打瞌睡，用不着防小偷！”朱自冶拍拍小肚子：“你看，怎么能不发胖呢！”

我听了朱自冶的话直翻眼，怎么也没有想到，革命对他来说也含有解放的意义！

当我深夜被朱自冶的铃声惊醒之后，心头便升起一股烦恼，这苏州怎么还是他们的天堂？劳苦大众获得解放的时候，那寄生虫也会乘汤下面，养得更肥！我没有办法触动朱自冶，可我现在有了公开宣传共产主义的权利，便决定首先去鼓动拉黄包车的阿二。

阿二住在巷子的头上，在那口公井的旁边。他和我差不多的年纪，却比我生得高大、漂亮、健壮。小时候我和他在巷子里踢皮球，皮球踢上房顶之后总是他去爬屋面。他的老家在苏北，父亲也是拉车的；父亲拉不动了才由儿子顶替。阿二每天给朱自冶拉三趟，其余的时间可以另找生意。他的那辆车是属于“包车”级的，有皮篷，有喇叭，有脚踏的铜铃，冬春还有一条毡毯盖住坐车的膝头。漂亮的车上配上漂亮的车夫，特别容易招揽生意。尤其是那些赶场子的评弹女演员，她们脸施脂粉，细眉朱唇，身穿旗袍，怀抱琵琶，那是非坐阿二的车子不可。阿二拉着她们轻捷地穿过闹市，喇叭嘎咕嘎咕，铜铃丁丁当当，所有的行人都要向她们行注目礼；即使到了书场门口，阿二也不减低车速，而是突然夹紧车杠，上身向后一仰，嚓嚓掣动两步，平稳地停在书场门口的台阶前，就像上海牌的小轿车戛然而止似的。女演员抱着琵琶下车，腰肢摆扭，美目流眄，高跟鞋橐橐几声，便消失在书场的珠帘里。那神态有一种很高雅的气派，而且很美。试想，如果一个标致的女演员，坐上一辆破旧的硬皮黄包车，由一个佝偻蹒跚的老人拉着，吱吱嘎嘎地来到书场门口，那还像个什么样子呢！人们由于在生活中看不到、看不出美好与欢乐，才甘心情愿地花了钱去向艺术家求教的。

由于上述的种种原因，所以那阿二虽然是拉黄包车，家庭生活还是过得去的。我去动员的时候，他们一家正在天井里吃晚饭。白米饭，两只菜，盆子里还有糟鹅和臭豆腐干，他的老父亲端着半斤黄酒在吱吱咂咂地喝。我寒暄了几句之后便转入正题：

“阿二，现在解放了，你觉得怎么样呢？”

阿二是个性情豪爽的人，毫不犹豫地说出了他的体会：“好，现在工人阶级的地位高了，没有人敢随便地打骂，也没人敢坐车不给钱。”

我听了把嘴一撇：“唉呀，你怎么也只是看到这么一点点，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决不是给人家当牛作马的！”

“我没有给人家当牛作马呀！”

“还没有，你是干什么的？”

“拉车。”

“好了，从古到今的车子，除掉火车与汽车之外，都是牛马拉的！”

“小板车呢？”

“那……那是拉货的，不是拉人的。人人都有两条腿，又没病又不残，为什么他可以架起二郎腿高坐在车子上，而你却像牛马似的奔跑在他的前面！这能叫平等吗？你能算主人吗？还讲不讲一点儿人道主义！”

阿二吸了口气：“唏，这倒是真的。”

阿二的爸爸叹了口气：“没有办法呀，他给钱。”

“钱！”我把钱字的音调拉了个高低，表示一种轻蔑：“你可知道朱自冶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榨取了劳动人民的血汗，你拿了一点血汗之后又把他服侍得舒舒服服的！”

阿二的眉毛竖起来了：“可不，那家伙坐车很挑剔，又要快，又怕颠。”

我趁热打铁了：“问题还不在于朱自冶呐，我们年轻人的目光要放远点，你看人家苏联……”我滔滔不绝地讲起苏联来了，就和现在的某些人谈美国似的，“苏联的工人阶级，一个个都是国家的主人，不管什么事儿，没有他们举手都是通不过的。他们的工作都是开汽车，开机器，开拖拉机，没有一个是拉黄包车的。”我向阿二爸爸的酒杯乜了一眼：“拉车弄几个钱也作孽，仅仅糊个嘴。人家苏联的工人都是住洋房、坐汽车，家里有沙发，还有收音机！半斤黄酒有什么稀奇，人家都喝伏特加哩！”我的天啊，那时我根本不知道伏特加是什么，若干年后才喝了几口，原来是像我们在粮食白酒里多加了点水！

阿二和他的爸爸更不知道伏特加了，他们听到这个名词还是第一回。那老头儿还咂咂嘴，他以为伏特加总是和茅台差不多的。

阿二也心动了：“哦……呃，那才有奔头。爸爸，我们也不要拉车了，你也当了一世的牛马啦！”阿二当然不是为了伏特加，我知道，他是想开汽车。那时候，年轻的人力车工人最高的理想便是当司机。

阿二的爸爸把酒杯向起一竖：“唏……快吃饭吧，吃完了早点睡，明天一早要去拉朱自冶上面店。”白搭，我说了半天他等于没听见。老头儿的思想保守，随他去！

我抓住阿二不放，约他到我家来玩，继续对他讲道理，而且现身说法，拿自己作比：“你看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有个同学约我到西山去当小学教员，每月三担米，枇杷上市吃枇杷，杨梅上市吃杨梅，不要钱。还有个同学约我到香港去上大学，他的爸爸在香港当经理，答应每月给我八十块钱港币，毕业以后就留在他的公司里当职员。我为什么不去呐，人活着不都是为了吃饭，更不能为了吃饭就替资本家当马牛！”除了讲道理以外，我还借了一大堆《苏联画报》给他看，对他进行形象化的教育，说明我们青年人要为这么一种伟大的理想去奋斗。说实在，我所以能讲苏联如何如何，也都是从画报里看来的，画报总是美丽的！

阿二的觉悟果然提高了，也和他的父亲闹翻了，坚决不再拉车，另找职业。我在旁边使劲儿打气：“好，你这一步走得对，最好是进厂，当产业工人去！”

隔了不久，阿二垂头丧气地来找我：“我把苏州都跑穿了，别说工厂啦，连饭店里都不收跑堂的！”

我连忙说：“千万要坚持，不能泄气。”

“气倒没有泄，可是肚皮不争气，没饭吃了！”

我听了也着急：“啊，这倒是个严重的问题，再克服一下，我去帮你想想办法。”

我给了阿二几个钱，立刻到民政局去找一位同志，他是和我一起渡江过来的。

那位同志一听就啧嘴：“你这位老兄毛里毛糙的，做事也不考虑考虑，现在有些资本家消极怠工，抽逃资金，不关门就算好的了，你还想到哪里去找职业？”

“好好，我检讨。可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呀，想想办法吧。”

那位同志沉吟了一下：“这样吧，我正在搞失业工人登记，准备以工代赈，先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

以工代赈的项目是疏浚苏州城里的小河浜，这个工作很辛苦，但也很有意义。旧社会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污泥浊水，我们要把浊水变清流，使这个东方的威尼斯变得名副其实，使这个天堂变得更加美丽，是我们革命的一个方面。

阿二听说这也是革命工作，二话没说，不讲价钱，天天去挖污泥，抬石头，工作比拉车辛苦几倍，但是每天只有三斤米。

阿二的爸爸也没有办法，为了吃饭，只好在门口摆起一个卖葱姜的小摊头。因为他家就住在公井的旁边，人们往往在洗菜的时候才发现忘了在菜场上买葱姜，所以生意还是不错的，只是那一碟糟鹅和半斤黄酒从此绝迹。那老头儿每天见到我时总是虎着眼睛把头偏过去。我的心里也有歉意，总是在暗中安慰着老头：“老伯伯，你别生气，总有一天会喝上伏特加的！”我把老头儿的虎眼当作一根鞭子，每天抽一下自己：“下劲儿干，争取社会主义的早日胜利！”每当我深夜拖着沉重的双腿走过这空寂无人的小巷时，都要看一看阿二家的窗口，默默地叨念：“老伯伯，我高小庭总算对得起你，我没有怕苦，也没有怕累，我和你家阿二都在为明天而奋斗！”

为了阿二的事情，妈妈可生了我的气：“你这个不识好歹的东西，朱经理哪一点亏待过我们？人家花钱坐车碍你个屁事呀，你硬要和人家作对，弄得阿二家衣食不周，弄得朱经理出入不便，早晚都要到街上去叫车，有时候淋得像个落汤鸡，你这个缺德的东西！”

我决不和妈妈争辩，解放以后再也不能让她流眼泪。何况她的道德观点和我也没法统一，她还相信三从四德，还认为京戏里的那种老家奴十分了不起。只是我听了妈妈的责骂以后，再也不敢去鼓动那个为朱自冶跑街的了，那人是个老头，抬不动石头。

朱自冶对我也有感觉了，再也不喊我高同志，再也不请我抽香烟，在门口碰到我时便把头一低，擦身而去。看不出他的眼神，不知道他对我是恨呢，还是忌？不管怎么样，他的手里总算有了一样东西，一个草提包，包里有双套鞋，包口上横放着一把洋伞。他黎明出门时估不透天气，所以都带着雨具，以免叫不到车时淋成落汤鸡。我看了暗中高兴：“你迟早得自食其力，应该一样样地学会。”

四　鸣鼓而攻

也许是组织部长在我的档案里写了点什么，所以我的工作转来转去都离不开吃的。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时候派不出那么多的公方代表，我也只好滥竽充数，被派到某个有名的菜馆里去当经理。

这个菜馆我很熟悉，但在解放前从来没有进去过，只是在门口看见有许多阔绰的人进进出出，看见有许多叫花子围在门前，看见那橱窗里陈列着许多好吃的东西，在霓虹灯的照耀下使人馋涎欲滴。我读过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总觉得那卖火柴的女孩就是死在这个菜馆的橱窗前。我进店的时候正是冬天，天也常常飘雪，早晨踏着积雪跑到店门口时，我的心便突然紧缩，深怕真的有个卖火柴的女孩倒在那里，火柴盒儿撒满了一地。

我在店里也坐不稳，特别看不惯那种趾高气扬和大吃大喝的行为。一桌饭菜起码有三分之一是浪费的，泔脚桶里倒满了鱼肉和白米。朱门酒肉臭倒变成是店门酒肉臭了，如果听之任之的话，那我还革什么命呢！

我首先发动全体职工讨论，看看我们这种名菜馆究竟是为谁服务的？到我们店里来大吃大喝的人，到底有多少是工人农民，有多少是地主官僚和资产阶级！用不着讨论，这不过是一种战斗的动员而已。每个职工都很清楚，农民根本不敢到我们的店里来，他们一看那富丽堂皇的门面就害怕，不知道一顿要花几石米！还不如到元妙观里去坐小摊，味道也不错，最多三毛钱。工人一生之中能来几回？除非他有特殊的事体。可是谁都认识朱自冶，都知道他们的吃法和口胃。每一个服务员都背得出一大串老吃客的名单，在那长长的名单中没有一个是无产阶级。其中有几个高级职员的成分难以划定，据老跑堂的张师傅反映，他们有的是老板的亲戚，有的是老板手下的红人，而且都有股份。当然，每天来吃的人并不全是老顾客，你也不能叫所有的吃客都填登记表，写明前六项。可是，老的服务员对判断吃客的身分都很有经验，他们能从衣着、举止、神态，特别是从点菜的路数上看得出，来者绝大部分都不是工人农民，至少曾经有过一段并非工农的经历。

实行对私改造的那段时间，资本家的心情并不全是兴高采烈，也不都想敲锣打鼓，有些人从锣鼓声中好像看到了世界的末日，纷纷到我们的店里来买醉。他们点足了苏州名菜，踞案大嚼，频频举杯。待到酒酣耳热时便掩饰不住了：“朋友们，吃吧，吃掉他们拖拉机上的一颗螺丝钉！”这话是一种隐喻，因为那时候我们把拖拉机当作社会主义的标志。一讲到社会主义的农业便是像苏联那样，大农场，拖拉机。“吃掉他们拖拉机上的一颗螺丝钉！”当然是对社会主义不满，气焰嚣张，语气也是十分刻毒的！

我把搜集来的材料，再加上我对朱自冶他们的了解，从历史到现状，洋洋洒洒地写了一份足有两万字的报告，提出了我对改造饭店的意见，立场鲜明，言词恳切，材料生动确凿，简直是一篇可以当作文献看待的反吃喝宣言！

领导上十分欣赏我的报告，立即批准在本店试行，取得经验后再推向全行业。

我放手大干了！

首先拆掉门前的霓虹灯，拆掉橱窗里的红绿灯。我对这种灯光的印象太深了，看到那使人昏旋的灯便想起旧社会。我觉得这种灯光会使人迷乱，使人堕落，是某种荒淫与奢侈的表现。灯红酒绿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何必留下这丑恶的陈迹？拆！

店堂的款式也要改变，不能使工人农民望而却步。要敞开，要简单，为什么要把店堂隔成那么多的小房间呢？凭劳动挣来的钱可以光明正大地吃，只有喝血的人才躲躲闪闪。拆！拆掉了小房间也可以增加席位，让更多的劳动者有就餐的机会。

服务的方式也要改变。服务员不是店小二，是工人阶级，不能老是把一块抹布搭在肩膀上，见人点头哈腰，满脸堆笑，跟着人家转来转去，抽下抹布东揩西拂，活像演京戏。大家都是同志嘛，何必低人一等，又何必那么虚伪！碗筷杯盏尽可以放在固定的地方，谁要自己去取，宾至如归嘛！谁在家里吃饭时不拿碗筷呀？除非你是当老爷！

以上的三项改革，全店的职工都没有意见，还觉得新鲜，觉得是有了那么一点革命的气息。可是当我接触到改革的实质，要对菜单进行革命时就不那么容易了。

我认为最最主要的是对菜单进行改造，否则就会流于形式主义。什么松鼠桂鱼、雪花鸡球、蟹粉菜心……那么高贵，谁吃得起？大众菜，大众汤，一菜一汤五毛钱，足够一个人吃得饱饱的。如果有人还想吃得好点，我也不反对，人的生活总要有点变化，革命队伍里也常常打牙祭，那只是一脸盆红烧肉，简单了点。来个白菜炒肉丝、大蒜炒猪肝、红烧鱼块、青菜狮子头（大肉圆）……够了吧，哪一个劳动者的家里天天能吃到这些东西？

反对的意见纷纷而来，而且都是从老年职工那里来的。

跑堂的张师傅反对了。他说话有点嬉不溜溜地：“啊哈，这下子名菜馆不是成了小饭铺啦！高经理，索性来个彻底的改革吧，每人发两块木板，让我们到火车站去摆荒饭摊。”

我听了把眼睛一抬：“同志，有意见可以提，态度要严肃点，这是革命工作，不是和吃客们打哈哈的！”我知道他和资产阶级的老爷太太们周旋了几十年，说话不上路，所以特地点了他一点。

“好好，没意见，这样做我们也可以省点力。”张师傅服了。

管账的也提意见了：“高经理，我的意见也可能不正确，只是我有点担心……喏，这样做当然是对的了，可那赢利是不是会有问题？”他说起话来咝咝缩缩，因为他和原来的老板是亲戚，三反五反时曾经擦破点皮。

“你的担心我也考虑过，可是社会主义的企业是为人民服务，决不能像资本家那样唯利是图！”

“对对，对对对。”管账的马上服帖。

死不服帖的是那几位有名的厨师，如果用现在的职称来评定的话，他们不是一级便是二级。他们可以著书立说，还可以到外国去表演。可我那时并没有把这种宝贵的技术放在眼里，他们也可能没有把我这样的外行放在眼里，特别是那个杨中宝，好像我剜了他的肉似的：

“这不是都卖点儿家常便饭了吗？”

“家常便饭有什么不好呀？”

“家常便饭家家会做，何必上饭店？”

“出门的人哪有背着锅子走路的？”

“出门的人都想尝尝天下的名菜，噢，苏州的名菜就是红烧狮子头？”

“那要看是什么人？”

“什么人都有，包括像你这样的干部在内！”

“我出差每天三毛钱伙食，两毛钱伙补，一顿吃掉五毛钱，还有早晚两顿没有着落哩！”

“不是所有的人都和你一样，他们自己贴。”

“贴，拿什么贴？不少人就是因为出差时嘴馋，才贪污了公款。”

“如果人家请客呢？”

“为什么要请客，拉拉扯扯的。三反五反的教训还不够吗？不少人被资本家拉下水，就是从请客吃饭开始的，说不定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就是在我们楼上的小房间里干出来的！”

“人家结婚呢？”

“结婚更不能铺张浪费，买几斤糖，开个联欢会，我们机关里就是这样干的。”

杨中宝火了：“高经理，你说的都是外行话，机关是机关，饭店是饭店。请你把我调到机关里去当炊事员吧，保证没意见！”

我看着杨中宝直翻眼，把到了嘴边的话咽回去。我不能对一个老工人发脾气，他的工龄和我的年龄差不多，是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而我的本人成分是学生，属于小资产阶级，再怎么革命也是革不掉的，只好暂时忍耐一点。何况他们所以反对也有道理，因为这一改他们就没有用武之地了。白菜炒肉丝不需要什么高超的手艺，连我都会……是呀，他们的技术不能发挥，也很可惜。调到机关里去当炊事员虽然是气话，调到交际处去当炊事员倒是很合适的……

会场沉寂。

我要设法打开僵局，目光便向青年人投射过去。那时候我已懂得，如果遇事打不开局面，最好是鼓动青年人起来带头。他们不保守，有闯劲，闯过了警戒线也无妨，然后再向回拉一点。矫枉必须过正，也许就是这个道理。

“青年同志们谈谈嘛，你们也是店里的主人，未来是属于你们的，谈谈。”

年轻的职工们只是笑，看看老师傅又看看我，两边都为难，一时拿不定主意。内中有个小伙子，名字叫作包坤年，跑堂的，虽然还没有满师，讲话却是很有水平的：

“同志们，我们的店必须改革，必须彻底地改革！再也不能为那些老爷们服务了，要面向工农兵。面向工农兵决不是一句空话，要拿出菜单来作证明。烧什么菜，就是为什么人。蟹粉菜心不仅工农兵吃不起，而且还要跟着老爷们受罪！为什么，菜心都给他们吃了，菜帮子都到了工农兵的碗里！生炒鸡丁要用鸡脯，鸡头鸡脚都卖给拉黄包车的，这分明是对工农兵的瞧不起。农民进店来点只豆腐汤，有人竟然回生意：‘嘿，吃豆腐汤到元妙观去吧，那里的豆腐汤又好又便宜。’元妙观只卖豆腐脑，分明是捉弄乡下人的。要是朱自冶他们来了就不得了，从堂口到厨房，都是忙得飞飞地。鱼要活的，虾要大的，一棵青菜剥剩了手拇指那么一点点……”

包坤年这么一带头，人们就跟着发表意见，纷纷揭露我们的浪费，以及重视筵席而看不起小生意。这些情况我以前都不了解，听了十分生气，把手指在桌面上敲敲：“你看，你们看，不改革怎么得了呢！”

跑堂的张师傅低头不语了，回掉农民的生意可能就是他干的。几个厨师也不讲话了。苏州名菜选料精细，浪费肯定是有的；围着朱自冶之类的人转也不假，名厨要靠吃家，要靠他们扬名，要靠他们品出那千分之几的差别。最好能碰上孔夫子，孔子曰：“食不厌精，烩不厌细！”

改革方案就这么定下来了，包坤年是立了功的，他后来表现得也十分积极，我指向哪里他打向哪里。我也为他的进步创造了很多有利的条件。至于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把我打得半死，那是后话，暂且不提……

我当时把全部精力都扑在改革上，每晚回家都在十一点之后。我改了店堂，换了门面，写了大红海报张贴街头，还向报馆里投了稿，标题是：名菜馆面向大众，大众菜经济实惠！

开张的那一天，景象是十分壮观的。老头老太结伴而来，还搀着小孙子小妹妹。那些拉车的、挑担的、出差的，突然之间都集中到店门口。门前的黄包车，三轮车，马车停了一长溜。这种车水马龙的情景解放前我也曾见过，可那是拉着老爷太太们来的；老爷太太们美酒高楼，拉车的人却瑟缩在寒风里。如今瑟缩的人们都站起来了，昂首阔步地进入店堂，把楼上楼下两个像会场似的堂口都挤得满满的。一时间板凳桌子乒乓响，人声鼎沸如潮水，看起来有点混乱，可那气氛实在热烈！服务员上菜也很迅速，大众菜，大众汤都用不着现做，汤装在木桶里，菜装在大锅里，一勺一大碗，川流不息地送出去。店门口的行人要靠右走，进出连成两条线，如果用门庭若市来形容，那是十分贴切的。

朱自冶和他的吃友们居然也来了，很好，我倒要看看你们今天想吃点什么东西！谁知道他们先在门口看看广告，再到店堂里瞧瞧热闹，俯下身去看看大众菜，鼻子翕了那么几翕，然后带着不屑一顾的神情走出去，还相互拍拍打打地发笑哩！我见了义愤填膺：“反对吧，先生们，我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叫你们反对！”

老头老太的反映可就不同了：“啊哟，以前只听说这家菜馆有名，越有名越不敢来，今天可算见了世面！”

挑菜的农民也说了：“这菜馆我以前来过几回，都是挑着青菜进后门，一直送到厨房里，从来不敢向店堂里伸头！”

多么深刻的写照呀，多么自豪的语言，人民的称赞使我忘记了疲劳，感动得心都发抖。不管将来的历史对我这一段的工作如何评价（放心，它无暇顾及），可我坚信，当时我决无私心，我是满腔热忱地在从事一项细小而又伟大的事业！

当时，我们的领导也到了现场，看了也很满意，虽然秩序有点混乱，那也是前进中的缺点，要我们好好地总结提高，然后推向全行业。

五　化险为夷

这一下朱自冶可就走投无路了！尽管我们的经验很难推开，许多名菜馆都是敷衍了事，弄几只大众菜放在橱窗里装装门面。可是此风一开那苏州名菜便走了味，菜名不改，价钱不变，制作却不如从前那么精细。朱自冶有一张什么样的嘴啊，他能辨别出味差的千分之几哩！一吃便摇头，便皱眉，便向人家提意见。朱自冶看错皇历了，这时候再也没有人把他当作朱经理，资本家三个字也不是那么好听的。有钱又怎么样，不许收小费，你爱吃便进来，嫌丑请出去，反正营业额的大小和工资没有关系。如果依了你朱自冶的话，还要落得个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臭名气！

朱自冶怎么受得了呀，他每吃一顿便是一阵懊丧，一阵痛苦，一阵阵地胃里难过。每天都觉得没有吃饱，没有喝够，看到酒菜又反胃。他精神不振，毫无乐趣，整天在大街上转来转去，时常买些糕点装在草包里，又觉得糕点也不如从前，放在房间里都发了霉，被我的妈妈扫进垃圾堆。那个很有气派的小肚子又渐渐地瘪下去了。

有一天晚上，朱自冶居然推门而入，醉醺醺站在我的面前：“高小庭，我……我反对你！”

资产阶级开始反扑了，这一点我早有准备：“请吧，欢迎你反对。”

“你把苏州的名菜弄得一塌糊涂，你你，你对不起苏州！”

“这是你的看法，菜碗没有打翻，一塌糊涂是谈不上的。是的，我对不起苏州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对苏州的人民我可以问心无愧！”

“你你……你对不起我！”

“是的，应当对不起你，因为你自己也是资产阶级！”

“小庭啊，人可要凭点儿良心，这些年来我可没有亏待过你！”

朱自冶语无伦次了，他竟然想揭下伤疤当膏药贴，这就惹得我火起：“朱经理，我是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中有三个是地主，有两个是在反动党团特的册子上登过记的，还有三个是拿定息的，包括你自己在内。别以为定息可以拿到老，这资产阶级总有一天要被消灭的！”

朱自冶吓了一跳，以为我们的政策又要改变。对他来说吃当然很重要，消灭却是性命攸关的。他的酒意消掉了一半，不由自主地向后退，掏出一根前门牌塞过来，被我用飞马牌挡回去。他乘势把香烟一叼，吸了一口：“该死，今天托人到常熟去买了一只叫花子鸡，味道还和从前一样，不免多喝了几杯，这就糊里糊涂地跑到你家来了。咦，我是从哪个门里进来的呢！”朱自冶想夺门而走了。

“慢点！”

朱自冶站住了。

“朱经理，如果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的话，那就是我没有告诉你一句最要紧的话：你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要逐步地学会自食其力！”

“是是，我一定铭记。”

从此以后，我很少碰到朱自冶，他当然也不会再来向我表示反对。我对他倒是十分关心，常常向妈妈问起。妈妈说她也不清楚，经常不见朱自冶回家，房间里一股霉味。我想，朱自冶也许是去干什么了吧，吃是终身的必需，总不能是终身的职业。

隔了不久，包坤年来向我汇报——他经常向我汇报。

“不得了，杨中宝他们开地下饭店了，是专门为资本家服务的，每天晚上赚大钱！”

“可当真？”

“一点不假，是我亲眼看见的，地点就在你家东面的五十四号里，天天晚上有许多资本家在那里聚会，杨中宝烧菜，一个妖里妖气的女人收钱！”

包坤年说得有根有据，我怎能不问不理？立刻到居民委员会去调查，找杨中宝来谈话，一问一查又找到了朱自冶的踪迹。

朱自冶开始隐退了，他对饭店失望之后，便隐退到五十四号的一座石库门里。这门里共有四家，其中一家的户主叫作孔碧霞。孔碧霞原本是个政客的姨太太，这政客能做官时便做官，不能做官时便教书，所以还有教授的衔头。苏州小巷里的人物是无奇不有的。据说，年轻时的孔碧霞美得像个仙女，曾拜名伶万月楼为师，还客串过《天女散花》哩！可惜的是仙女到了四十岁以后就不那么惹人喜爱了，解放前夕，那政客不告而别，逃往香港，把个孔碧霞和一个三岁的女儿遗弃在苏州。

孔碧霞年轻的时候打扮惯了，也可能是由于登过台的关系，所以举手投足、顾盼摆扭等等都讲究个形体美。讲究得过了分便变成矫揉造作、搔首弄姿；特别是在无姿可弄而要硬弄时便有点怪里怪气。苏州话骂人也不是那么好听的，人家暗地里叫她“干瘪老阿飞”。

朱自冶一贯地不近女色，为什么突然之间和孔碧霞混到一起去呢？很简单，那孔碧霞烧得一手好菜！

孔碧霞数十年的风流生涯，都是在素手作羹汤中度过的。她丈夫的朋友都是政界、实业界、文化界的高雅得志之士，像朱自冶这样的人是休想登堂入室的。什么美食家呀，在他们看起来，朱自冶只不过是个肉头财主，饕餮之徒，吃食癞皮。哪有一个真正考究吃的人天天上饭店？“大观园”里的宴席有哪一桌是从“老正兴”买来的？头汤面算得什么，那隔夜的面锅有没有洗干净呢！品茶在花间月下，饮酒要凭栏而临流。竟然到乱哄哄的酒店里去小吃，荷叶包酱肉，臭豆腐干是用稻草串着的，成何体统呢！高雅权贵之士，只有不得已时才到饭店里去应酬，挑挑拣拣地吃几筷，总觉得味道太浓，不清爽，不雅致。锅、勺、笊篱不清洗，纯正的味儿中混进杂味，而且总有那种无药可救的，饭店里特有的油烟味！朱自冶念念不忘的美食，在他们看起来仅仅是一种通俗食物而已。他们开创了苏州菜中的另一个体系，这体系是高度的物质文明和文化素养的结晶，它把苏州名菜的丰富内容用一种极其淡雅的形式加以表现，在极尽雕琢之后使其反乎自然。吃之所以被称作艺术，恐怕就是指这一体系而言的。

孔碧霞的烹调艺术，就是得之于这一派的真传。她在当年的社交界是个极其有名的姨太太，会唱戏，会烧菜，还会画几笔兰花什么的。二十多年间她家的庭院里名流云集，两桌麻将让八个男人消遣，一桌酒席由她来作精彩的表演。她家有一个高级的厨娘，这高级的厨娘也只能当她的下手！

朱自冶被逼得走投无路之后，偶尔听他的一位吃友谈起，说是五十四号里有个孔碧霞，此人当年如何如何，如何身怀绝技。

朱自冶一听便笑了：“你老兄是说吃解馋的吧，好菜怎么能家里做呢。你没有那么多的佐料、高汤，没有那么大的炉火与油镬，办不成的。”

“不信？那也没有办法，我请不动那位尊神。她根本不把我们这些人放在眼里。解放前我想尽办法也没有打得进去……对了，近几年来听说她的家境不好，手头拮据，也许看了孔方兄的面上，能为我们操办一席。你家和她靠近，去试试。”

朱自冶病急乱投医了，他为了吃总会干出一些冒冒失失的事体；他冒冒失失地去敲五十四号的大门，径直说明来意。

如果是在解放前的话，孔碧霞不把朱自冶赶出来才怪呐！可那孔碧霞不如朱自冶，她没有那么多的存款和定息，已经把房子租给了三家，还得靠变卖家具和手饰度日。同时她也多年不操此道，有点技痒难熬，很想重新得到别人的称赞，再现昔月的风流。她内心已经许诺，表面上还要搭搭架子：

“啊呀，朱先生，倷（你）是听啊里（哪里）一位老先生活嚼舌头根，倷尼（我们）女人家会做啥格（什么）菜呢，从前辰光烧点小菜，是呒没（没有）事体弄弄白相（玩儿）格！”这女人的一口苏白像唱歌似的好听，可惜的是写出来却不是那么好懂的。

朱自冶当然怪啰，涎皮搭脸地恳求着：“行行好吧，不管你办什么我们都吃，总归要比饭店里好点。”

“饭店！”孔碧霞十分轻蔑地拉长了声音：“你们男人家真没出息，闻了饭店的那股味道之后居然还吃得下东西！”

朱自冶目瞪口呆了，饭店里有什么味道？有的是美食的香味，闻了以后才胃大开哩！“啊，是是，我们这些人都是凡夫俗子，吃了一世什么也不懂，赏个光吧，让我们开开眼界。”

“好吧，那就献丑了，你们几个人呢？”

朱自冶默算了一下，把食指一环：“九个。”

“不行，最多只能七个，人多是没好食的。”

“那就八个，正好一桌。”

孔碧霞笑了：“朱先生，你不懂规矩，那下手的一个位子是给烧菜的人留着的。”

“好好，对不起。”朱自冶嘴里叫好，心里犯疑，哪有厨师上桌的？为了吃也只好迁就了，随即从身边掏出一沓钞票，数了五十元放在桌子上，心里盘算，这十块钱就算是小费。

孔碧霞面有难色了：“哎呀，这几个钱吃点什么呢？”

朱自冶把心一横，八十块全部豁出去，买个面子。

孔碧霞迟疑了半晌，好像在那里算账，最后乜了朱自冶一眼：“好吧，不够的地方我也凑个份子。唉，你这人也实在可怜！”

事情就这样定下了，孔碧霞足足地准备了五天。据说还有一只红焖鳗没有来得及做，因为买回来的鳗鱼必须先用特殊的方法养一个星期，而那朱自冶又馋得等不及。

至于这一顿到底吃了些什么，我没有参加，不能乱吹。

杨中宝是参加了的。那一天他正好休息，在大街上碰到了朱自冶。朱自冶是去通知他的吃友们准时上阵的，没想到有位老友因病不起，需要另找候补的。看见杨中宝便说：“走走，跟我去见见世面。”接着便把如何找到孔碧霞等等说了一遍。连说带吹，借以发泄对我们饭店的怨气。

杨中宝从来不服人，艺高人总有那么点傲气。名厨师都是男人，哪来这么个女的！可是他也听他师傅说过，在清末民初的时候，苏州有一种堂子菜，是从高等妓院里兴起来的。做这种菜的全是聪敏漂亮的女人，连丑丫头都不许碰边，那做工细得像绣花似的。他反正闲着没事，那朱自冶又不用他出钱，何不趁此去见识见识，如果真有可取的话也可学点技术；如果言过其实的话也可把朱自冶揶揄一顿，煞煞他的锐气！

杨中宝只向我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明他没有开地下饭店，同时对这种捕风捉影的小报告十分恼火，说是有人和他过不去。他一气之下就不谈孔碧霞了，而是缠着我把他调到交际处去。这事儿很快就办成了，所以我一直不知道那天晚上孔碧霞如何大显身手，究竟吃了些什么稀世的美味！读者诸君也不必可惜，在往后的年月里我们还会见到她表演。文化大革命可以毁掉许多文化，这吃的文化却是不绝如缕。

我当时只能从朱自冶的行动上来进行推测，肯定那天晚上的一桌菜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

朱自冶一吃销魂，从此很少见到他的踪影。他再也不像没头苍蝇似的在街上乱转，再也听不到他清晨开门去赶朱鸿兴；他不食人间烟火了，一日三餐都吃在孔碧霞的家里。一个会吃，一个会烧；一个会买，一个有钱。两个由同吃而同居，由同居而宣布结婚，事情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朱自冶终于成家了，一个曾经有过无数房屋的人，到了四十五岁上才有了家庭！家庭是个奇妙的东西，他会使人变得有了关栏，言行举止也规矩了点。朱自冶稳重些了，注意言谈，也注意外表。衣着和过去大不相同。笔挺的中山装，小口袋里插着两支钢笔，颇有点学者风度，这恐怕是孔碧霞参照她前夫的形象加以塑造的。

那孔碧霞不仅会烧菜，治家也是能手。结婚以后她千方百计地调整住房，让朱自冶搬过去，把五十四号里的三户人家搬过来。三户人家的住房面积都有了扩大，她自己也不蚀本。因为那五十四号是个中式的庭院，有树木竹石，池塘小桥，空间很大，围墙很高，大门一关自成天地，任他们吃得天昏地黑也没人看见。那时候，像我这样的反吃战士比较多，还有反穿的；谁要是考究饭菜，讲究衣着，那就有被斥之为资产阶级的危险，或者说是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沾了边。所以有钱的人也不得不稍加隐蔽，关起门来吃，吃到肚子里谁也看不见！当然，完全看不见也不可能，人们每天早晨都看见朱自冶夫妇上菜场。两个人穿着整齐，一个拎篮，一个拎包，一个人的膀子套在另一个人的膀子里，惹得行人侧目而视，嗤溜一声：“干瘪老阿飞！”

我的妈妈从来不说孔碧霞的坏话，她认为这个女人是行了件好事，使得一个败子回头。她买菜回来常常对我说：“又碰到朱经理啦，现在变好了，夫妻两个亲亲热热，像个过日子的。”

我听了只是哼哼，心里想：这叫变好？这是关起门来逃避改造！

六　人之于味

朱自冶逃避改造，我对他也无可奈何。他不到我们的店里来吃饭，我也不能冻结他在银行里的存款；说他有资产阶级的思想也白搭，他本来就是资产阶级。让他去吃吧，革命不是一次完成的，只要他规规矩矩，不再叫喊什么苏州菜不如从前，不再闯到我的房间里来提意见。

朱自冶当然不会提意见啰，偶尔碰到我时也是陌若路人，头也不点，挺着那重新凸起来的肚子扬长而去，像个得胜的公鸡，气得我两肺直扇！

更为气愤的是居然有人和朱自冶唱着一个调子，说我们的饭店是名存实亡，饭菜质量差，花色品种少，服务态度恶劣！而且说这种话的人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不是资产阶级。有干部，有工人，还有老头老太什么的。我听了很不服，改革才进行了一年多，你们怎么会从赞扬变成反对？两片嘴唇翻得倒快呐！我只好耐心地加以解释：

“老太太，少说两句吧，一年前你能到这里来吃饭，还算见了世面！”

“世面已经见过了，现在要吃好东西！”老太太晃着几张大钞票：“喏，儿子寄来的，他再三关照我要增加营养，高兴的时候便到你们店里来改善改善。改善个屁，还不如我自己烧的！”

“那就自己烧吧，自己烧的东西合口味。”我想起孔碧霞来了，不觉说漏了嘴。

老太太火了：“你……你这话像是开黑店的人说的，我能烧还要你们干什么，白养着你们拿薪水！”

包坤年挺身而出了：“什么叫开黑店，你嘴里放干净点！社会主义的企业是黑店？你侮蔑……”

我连忙拦阻：“好了。算了算了。老太太，你别生气，这菜如果没有动过的话，我们退钱。”

对干部模样的人我就不大客气了：“同志，你是出差的吧？”

“对，咱从北京出差到苏州，听说苏州菜名扬四海，你们的店很有名气，特地来品尝品尝，可你们却拿出这玩艺儿！”

“同志，有这样的玩艺儿已经不错了，你的伙补一天才几毛钱？”

“咱自己就不能补？现在不是包干儿的时代了，咱花得起！”

“艰苦朴素的作风还得保持。”

“对对，谢谢您的教导，早知如此应该背一袋窝头上苏州，你们这家饭店嘛，存在也是多余的！”袖子一甩，走了。

我叹了口气，觉得这人的资产阶级思想也是很严重的，才拿了几天薪金制，就这么财大气粗地当老爷！至于我们这家饭店的存在……唉，确实有了点问题。这两年国民经济大发展，农村连年丰收，工人调资定级，干部拿了薪水……那人民币又特别见花，肉才六毛多一斤，五香茶叶蛋五分钱一个，二两五的洋河大曲连瓶才两毛二分钱。许多人都阔绰起来了，看到大众菜便摇头，认为凡属“大众”都没有好东西，“劳动牌”也不是好香烟。我想为劳动大众服务，劳动大众却对我有意见。有人把意见放在桌面上，更多的人是不愿费口舌，反正有名的菜馆多的是，他们的改革本来就不彻底，临时弄点大众菜装装门面的。时过境迁连门面也不装了，橱窗里琳琅满目，各种名菜赫然在焉！他们乘着市面繁荣时拼命地掏人家的口袋，掏得人家笑嘻嘻的，那营业额像在寒暑表上哈热气，红线呼呼地升上去！我们也曾有过黄金时代啊！想那改革之初，营业额也曾一度上升，我还以此教育过管账的，说他是杞人忧天。隔了不久便往下降，降，降……降掉了三分之一，再降下去确实会产生能否存在的危机！

好吃的人们啊！当你们贫困的时候恨不得要砸掉高级饭店，有了几个钱之后又忙不迭地向里挤，只愁挤不进，只恨不高级。如果广寒仙子真的开了“月宫饭店”，你们大概也会千方百计地搭云梯！

一九五七年的春天是个骚动不安的季节，到处都在鸣放，还有闹事的。店里的职工开始贴我的大字报了，废报纸上写黑字，飘飘荡荡地挂在走廊里。我看了以后倒也沉得住气，无非是大众菜和营业额等等的问题。只有一张大字报令人气愤，说我是拿饭店的名声，拿职工的血汗来换取个人的名利，说那杨中宝是被我打击、排挤出去的！署名是“一职工”，可从那语气和那么多的形容词来看，肯定是包坤年写的。你这小子也太不应该了，当初改革时你也曾热情支持，说杨中宝开地下饭店也是你汇报的，怎么能把一堆屎都甩到我的头上来呢！当然，我也没有必要对此加以解释，只要有千分之一的正确性，都是应该接受的。

正当我惶惑不安，心情烦躁的时候，却来了我的老同学丁大头！

丁大头到北京开会，路过苏州，特地下车来看看我。转眼八年啦，真叫人想念！我情不自禁地叫起来：“老伙计，我要好好地请你吃一顿，走，上我们的饭店去！”我叫过以后也觉得奇怪，这话可不像我说的，怎么见了面就想请客呢！

丁大头摇摇头：“罢啦，你们的饭店我已经领教过了，还把大字报浏览了一遍。老伙计，你这些年都干了些什么呢？”

“干了点什么？等等，你等等。等会儿我会全部告诉你。”我连忙把我的爱人叫出来，向丁大头介绍：“喏，这就是我的爱人。这就是我常常对你说起的丁大头。”

丁大头欠了欠身子：“丁正，绰号大头……哎哎，这个雅号再也不能扩散了，我和你一样，大小也是个经理！”

我爱人掩着嘴笑，盯住丁大头看，好像要弄清楚那头是否比平常人大点。

我说：“你别呆看了，快到小菜场去看看，买点儿什么东西。”丁大头对我们的饭店已经领教过了，带他到人家的饭店里去更是制造口舌。所以我想叫爱人随便弄点菜，晚上就在家里吃一点。

谁知道我的爱人没手抓了，结婚两年多她还没有弄过饭哩！她只会替丁大头倒茶、递烟。说：“你们先谈会儿吧，妈妈到居民委员会开会去了，等她回来再替你们准备吃的。”

我一听便急了，居民委员会开会是个马拉松，又拉又松，等到他们开完会，那小菜场肯定已经关门扫地。便说：“你就烧一顿吧，不能样样事情都依赖妈妈。”

我爱人来话了：“怎么，你把说过的话都忘啦，你说年轻人如果把业余时间都花在小炉子上，肯定不会有出息。”她把双手一摊：“你看，我这个有出息的人还不知道油瓶在哪里！”

丁大头哈哈地笑起来了：“对，我可以证明，这话肯定是他说的，一切后果由他负责！”

我连忙摆摆手：“好了，你到居民委员会去一趟，就说家里来了人，让妈妈早点儿拔签。”

爱人出去之后，我便滔滔不绝地倒苦水，从头说到尾：“那些大字报你都浏览过了，进行人身攻击的不谈，那是一个年轻人跟着人家起哄的。可是我的改革有什么错？旧社会的情景你也见过的。就是为了消灭那种不平才去战斗。我不会忘记，临离开这个城市的时候我曾经对她发过誓言。当然，那只是一种壮志，个人的力量是很微薄的，可是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决不能让那些污泥浊水再从阴沟里冒出来，决不能让那些人还生活在他们的天堂里！他们可以关起门来逃避，但是不能让我们的同志在吃的方面去向资产阶级学习。当年我们遥望江南，为的是向旧世界冲击；曾几何时，那些飘飘荡荡的大字报却对着我冲击了！冲吧，我问心无愧！”

丁大头沉默了，直抽烟，他的心情大概也是很不平静的。

“说话呀，你的知识比我广博，这些年又在新华书店工作，整天埋在书堆里，你可以随便抽出一本书来敲敲我的头，最好是那些布面烫金的，敲起来有力！”

丁大头笑了：“那不行，敲破了头是很难收拾的，我只是想告诉你一个奇怪的生理现象，那资产阶级的味觉和无产阶级的味觉竟然毫无区别！资本家说清炒虾仁比白菜炒肉丝好吃，无产阶级尝了一口之后也跟着点头。他们有了钱以后，也想吃清炒虾仁了，可你却硬要把白菜炒肉丝塞在人家的嘴里，没有请你吃榔头总算是客气的！”

我跳起来了：“你你……你也不能天天吃清妙虾仁呀！”

“谁天天到饭店里吃炒虾仁的，他有那么多的工资吗？”

“可也不少呀，同志，你不能低估这种潮流！”

“是你把大众低估了，大众是个无穷大，一百个人中如果有一个来炒虾仁，就会挤破你那饭店的大门！你老是叨念着要解放劳苦大众，可又觉得这解放出来的大众不如你的心意。人家偶尔向你要一盆炒虾仁，不白吃，还乐意让你赚点，可你却像砂子丢在眼睛里。”

“不不，我对大众没意见。”

“我知道，你是对那个朱什么冶有意见，他闭门不出了，你到哪里去揪他呢！”

“也不是全躲在家里。”

“当然，肯定会有许多人跟着劳动大众去吃虾仁。告诉你吧，即使将来地主和资本家都不存在了，你那吃客之中还会有流氓与小偷，还有杀人在逃的，信不信由你。”

我信了。我早就发觉过这一点，住旅馆需要工作证和介绍信，吃饭只要有钱便可以。我只好叹气了：“唉，你的话也不无道理，可我总觉得勤俭朴素是我们民族的美德，何必在吃的方面那么顶真呢？”

“说得对，这对你个人来说是一种美德，希望你能保持下去。可你是个饭店的经理，不能把个人的好恶带到工作里。苏州的吃太有名了，是千百年来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文化，如果把这种文化毁在你手里，你是要对历史负责的！”

我一听便凉了。我在学校里读过历史，知道那玩艺可不是好惹的，万一被它钉住了，死都逃不脱的！可我也怀疑，这吃的艺术怎么会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呢，说得好听罢了，这发明权分明是属于朱自冶和孔碧霞他们的。

也怪我的妈妈太热情，这天的晚饭竟然是五菜一汤，汤是用活鲫鱼烧的，味道鲜美。

丁大头眉开眼笑了：“你看，这社会风气已经渗透到你的家庭中来了，注意！”

七　南瓜之类

丁大头走后，我仔细地检查了我的行为。一个老朋友来了，为什么立即想到要去买菜呢？很简单，这是一种乐趣，也含有尊重与慰劳的意味。过去为什么不是这样的呢？记得渡江后和他在无锡分手时，我也曾为他送行，花了五分钱在摊头上吃了一碗小馄饨，他十分满意，我也情意绵绵。今天为什么不能那样做，一顿花掉五块多钱！也很简单，那时的五分钱是我全部流动资金的十分之一，而我今天的工资是七十五，加上我爱人的工资，再扣去家庭的开支，那五块钱也就等于五分钱。物质和精神的砝码一样大，情谊的天平是平平的。如果我今天还请丁大头吃小馄饨，即使他不介意，我又有什么必要让他忆苦思甜！如果让妈妈和爱人知道的话，肯定要把我一顿臭骂：“这些年你一直惦记个丁大头，来了以后只肯花五分钱，你还像不像个人呢！”

我当然像个人，而且自以为像个很好的人，不随波逐流，不见异思迁……可我有没有感到时间在流去，生活在变迁？我只知道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却不知道忘记了变化也和背叛是差不多的，同样是违反了人民的心意。不去管什么朱自冶了，让他在小庭院里快活几天！

正当我想转弯的时候，反右斗争开始了。这个运动没有碰到我，差点儿还成了英雄哩。谁都承认我立场坚定，方向对头，早就以实际行动打击了资产阶级的“今不如昔”。只是由于我的心中有鬼，说话吞吞吐吐，行动也不积极，白白错过了一个提拔的机会，是个扶不起的刘阿斗。

我想转弯也来不及了，因为跟着便是大跃进，大跃进之后便是困难年。大跃进的时候人人都顾不上吃饭，困难年人人都想吃饭了，却又没有什么东西可吃的；酱油都要计划供应了，谁还会对大众菜有意见？连菜汤都是一抢而空，尽管那菜汤是少放油，多放盐。凡是能吃的东西人们都能下肚，还管它什么滋味不滋味！

这就苦了朱自冶啦！他吃了四十多年的饭，从来就不是为了填饱肚皮，而是为了“吃点味道”。这味道可是由食物的精华聚集而成的。吃菜要吃心，吃鱼要吃尾，吃蛋不吃黄，吃肉不吃肥，还少不了蘑菇与火腿。当这一切都消失了的时候，任凭那孔碧霞有天大的本领也难以为炊。

人也真是个奇怪的动物，有得吃的时候味觉特别灵敏，咸、淡、香、甜、嫩、老点点都能区别。没得吃的时候那饿觉便上升到第一位，饿急了能有三大碗米饭（不需要上白米）向肚子里一填，那愉快和满足的感觉也是难以形容的。朱自冶尽管吃了一世的味道，却也难逃此种规律。他被饥饿从小庭院中逼出来了，又拎着个草包成天在街上兜。这一次不是寻找美味了，只要看见那里围着人，便拼命地向里钻，企图能买到一点红薯、萝卜或花生米之类，不管什么价钱。无奈，他经常总是提着个空包回来，神情沮丧，疲惫不堪地走过我家的门前。我第一次见到他财大并不气粗，他也许是第一次感到金钱并不是万能的。照理说那朱自冶也饿不了，城市不比农村，他有定量供应。大跃进之前他家的定量吃不了，经常向外调剂，现在虽说捐献掉两斤，那也不至于饿肚皮。奇怪，一旦缺少了副食品和油之后，那粮食就好像是棉花做的，八两一顿下肚，还不知道是塞在哪个角落里！何况那思想也有问题，一顿不饱十顿饥，眼睛一睁便想吃东西。朱自冶以前是眼睛一睁便想吃头汤面，现在却老是睁着眼睛看着桌上的饭碗，总觉得他碗里的饭要比孔碧霞的女儿少了点。孔碧霞也没好气：

“是你的肚子里有鬼！”

“我有鬼还是你有鬼？一个是空的，一个是实的！”

孔碧霞一把夺过女儿的饭碗：“给你，都给你，反正女儿也不是你养的！”

孩子哇地一声哭起来了，夫妻俩吵得不可开交，吵到后来实行分食制，一只煤炉两只锅，各烧各的。在吃上凑合起来的人，终于因吃而分成两边。再也看不见他们两个套着膀子走路了，再也听不见孔碧霞嗲声嗲气地叫喊：“老朱嗳，你来！”

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本来就是建筑在金钱上的，当金钱处于半失效的状态时，那关系也就会处于半破裂。我倒有点为朱自冶幸庆了，这下子他可以不再迷信金钱，也可以知道一粥一饭的来之不易，不要那么无休止地去寻求美味。

我这样想并不是幸灾乐祸，因为我和朱自冶同处于一个灾祸之中，他饿我也饿，同样地饿得难受。按说，我是一个饭店的经理，在吃的方面还是有点儿办法的，在这种特定的时刻，权力的作用会明显地超过金钱。可我一贯自认为是个很好的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不去搞那些鬼把戏。老实说，也没有饿到真的爬不起来的地步。况且我的家庭很巩固，妈妈和我的爱人拼命地保证重点。妈妈总是让我先吃：“快吃吧，吃了上班去，我反正没事，等一歇。”我知道这“等一歇”是什么意思，总是偷偷地把饭拨掉点。我的爱人重点保证女儿，孩子读小学，正在长身体，放学回家等不及放书包，便喊肚子饿，不管给她多少，她都会呼呼啦啦地吃下去，哪像现在的孩子，吃饭都要大人逼！

我爱人的身体本来就不好，不久便发现腿也肿了，脸也泡了。这是当时的一种流行病，谁都会医，药方也很简单：一只蹄膀、一只鸡，加四两冰糖煎服便可以，到哪里去找呢！

我有点心事重重了，走路也闷着头。走过阿二家门前时，他在门内向我招手。

阿二早已不挖河道了。当年以工代赈时，每天只拿三斤米，他积极工作，毫无怨言，不愧为工人阶级。领导上十分器重他，安排他到搬运站去工作，现在是基层工会的主席。他对我很信任，总以为我说的话都是对的。可不，那黄包车已经进了博物馆，三轮车也不多见，他虽然没有当上司机，却也是司机的领导哩。

我进了阿二家的门，见阿二的爸爸也坐在天井里。这老头儿有好几年对我不予理睬，后来儿子当了干部，定了工资，讨了媳妇，阿三、阿四也都就了业。老头儿也不卖葱姜了，在那摆摊头的地方摆张小桌子，天天晚上弄点老酒抿抿，看见我总是笑嘻嘻地打招呼：“来来，弄一杯！”如今的日子又不太好过了，小桌子又搬到了天井里。我喊他一声老伯伯，他想笑却没有张开嘴。

阿二把我拉到一边：“怎么样，我看见阿嫂的脸色有点不对！”

“是啊，有点浮肿。”

“这样吧，我们有两辆汽车到浙江去拉毛竹，毛竹没有拉到，却在哪个山沟里弄来两车南瓜。你准备一辆小板车，天不亮便到码头上去，我弄一车给你。”

“不不，我又不是你们单位里的人，怎么好分你们的东西，再说……”

“别说啦，我决不会做那种‘狗皮捣灶’的事情，那南瓜有我一份，你先拉去吃。我们经常有车子在外面跑，总比你活络点。”

“那……”

“那什么呀，去拉吧！”老头儿在旁边插话了，“南瓜有什么稀奇，大农场，拖拉机，我还等着喝你的伏特加哩！”老头儿咧开嘴笑了，他是在挖苦我的。

我也笑了：“老伯伯，你别挖苦我，我还没有翻你的老底呢。那时候阿二去挖河泥，你看见我连头也不点。后来怎么样啦，天天喊我弄一杯。别着急，目前是暂时的困难，好日子会回来的！”

老头儿真心地笑了，连连点头：“对对，我相信，相信。”

千千万万个像阿二爸爸这样的人，所以在困难中没有对新中国失去信心，就是因为他们经历过旧社会，经历过五十年代那些康乐的年头。他们知道退是绝路，而进总是有希望的。他们所以能在当时和以后的艰难困苦中忍耐着，等待着，就是相信那样的日子会回头，尽管等待的时间太长了一点。我很后悔，如果当年能为他们多炒几盘虾仁，加深他们对于美好的记忆，那，信心可能会更足点！

我回家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妈妈，妈妈谢天谢地，连忙四处奔走，去借小板车。

小板车借回来了，可那朱自冶却像幽灵似的跟着小板车到了我的家里！他的样子很拘谨，也很可怜。叫他坐也不坐，痴痴呆呆地站在门角落里。我暗自稀奇，现在来找我干什么，难道还对大众菜有意见！

妈妈对朱自冶一直很尊敬，硬拉朱自冶坐下，还替他倒了杯水：

“朱先生，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是不是又和孔碧霞吵架啦！”哪有力气吵啊，你们看，瘦的！朱自冶叹了口气，拍拍他那曾经两度凸出来的肚子，他那肚子是生活的晴雨表。

是呀，朱自冶那个颇有气派的肚子又瘪下去了，红油油的大脸盘也缩起来了，胖子瘦了特别惹眼，人变得像个没有装满的口袋，松松拉拉地全是皮。我说：“忍耐一下吧，朱先生，这对你也是一种磨炼！”

“啊……也对，也对。”朱自冶迟疑着，想站起来，又坐下去。

妈妈是个饱经沧桑的人，她从朱自冶的神态上就已经看出，这是一种有求于人而又难以启口的表现。她在解放前被逼得无路可走时，也曾向朱自冶借过钱。她曾经对我说过，向人借钱的日子最不好过。失魂落魄地跑进门，开不出口来又跑出去，低声下气地不知道要兜几个圈子。她大概是不想让自己受过的罪再让别人受，便替朱自冶壮胆：

“朱先生，有什么话就说吧，说出来也好让我们帮助。人生一世，谁还没有个为难之处！”

“南瓜。”朱自冶没头没脑地开了口：“听说你家去拉南瓜，能不能分点给我，我……给钱。”

妈妈虽然知道朱自冶决不是来借钱的，却没料到他是来讨南瓜，这事儿她不好作主，因为南瓜和我爱人的浮肿病有点关系，万一有个三长两短，那就说不过去。不答应朱自冶吧，她也觉得说不过去，因为她知道许多公子落难，义仆救主的故事，只好抬起头来看看我：“小庭，你看呐！”

用不着看了，朱自冶那可怜巴巴的样子就在眼前。从他趾高气扬地高踞在阿二的黄包车上，大摇大摆地出入茶馆酒肆，直到今天抖抖缩缩地向人家讨几只南瓜，天意的惩罚也是够受的啦！

我点了点头：“好，分点给你。”

朱自冶双手一合：“谢谢，谢谢，我给钱！”说着便把手伸进口袋，他并没有忘记钱的魔力。

我突然产生了反感：“不要钱，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朱自冶又惶了。

“跟我一起去拉板车。不劳动者不得食，总不能再叫人把南瓜送到你家里！”

“当然当然，我一定劳动！可……可我不会拉板车，弄不好会把车子拉到河里。”

我一想，这倒也是个实际问题：“你总会推吧，我在前面拉，你在后面推。”

“会，我一定用力推。”

“那好，明天早晨四点钟，你在巷头上烟纸店的门口等我，过时不候！”我给他把时间定死了，劳动者总要守点儿劳动纪律。

第二天早晨三点五十五分，我把小板车拉出了大门，在空寂的小巷里哐啷哐啷地向前滚。

果然不错，朱自冶站在那里哩。我本来的意思是叫他站在烟纸店的屋檐下，那里可以避一避深秋黎明时的寒露。可他却紧紧地裹着一件旧雨衣，像个电线木杆似的站在路灯的下面，为的是能让我一眼便看见。我看了很高兴，劳动是能改造人的。起码叫他懂得了准时准点。

“早啊，朱先生，叫你久等了吧。”

“可不是，我已经抽掉了五根香烟！”朱自冶说着便脱雨衣，弯下身来帮我推。

我连忙说：“穿上，空车是用不着推的。”我存心要教会朱自冶一点儿劳动的本领，便把车杠向上一提：“你看，只要前高后低，重心在后，它自己会向前滚的，费不了多少力。等会儿装了南瓜，也只要你在上坡下桥时帮我一把。到了平地，你只要一手搭住车帮，弯腰向前，把体重压到车帮上，跟着跑跑便可以。”

朱自冶嘘了口气，原来这推车也不费力！他把雨衣向手弯里一搭，甩打甩打地走在我的身边。朱自冶东张西望，兴致勃勃，好像是第一次看到这黎明前的苏州，第一次看到清洁工人在路灯下扫地，第一次听到那粪车在巷子里辚辚地滚过去。

“高经理，现在几点啦，我怎么觉得还是在半夜里。”

“四点零三分。怎么，你没有表吗？”我有点奇怪了，朱自冶的时间怎么是用抽几支香烟来计算的？

“不瞒你说，读大学的那一年家里给了我一只浪琴金表，我戴了三天就不想要了，总觉得手腕上多了个东西，很不舒服。”

我差点儿笑出来了，那只浪琴金表大概早已下肚，放在肚子里是最舒服不过的。

“那你不要准时上课吗，迟到了也是很不舒服的。”

“迟到？嘿嘿，我根本就不到。野鸡大学，文凭也可以卖的。唉，书到用时方恨少呀，现在想看点儿书了，还有许多字不识呢！”

我对朱自冶刮目相看了，不会拉板车也罢，能看点儿书总是好的，开卷有益。

“都看点儿什么书呢？”

“喏，当然是关于吃的，食谱。这些时没有什么吃的了，晚上睡不着，想起自己一生吃过的好东西，好像那些大盘小碗，花花绿绿的菜肴就在眼前。不瞒你说，我在这方面的记忆力特别好，我能记得几十年前吃过的名菜，在什么地方吃的，是哪个厨师烧的，进口是什么味道，余味又是怎么样的……你别笑，吃东西是要讲究余味的，青橄榄有什么吃头？不甜不咸，不酥不脆，就是因为吃了之后嘴里有一股清香，取其余味。人真是万物之灵啊，居然能做出那么多好吃的东西！从天上吃到地下，从河里吃到海里。人要不是会钻天打洞地去吃的话，就不会存在到今天！恐龙只会吃草，那么巨大的东西如今又在哪里？你别叹气。是的，我也觉得很可惜，当年吃过了也就算了，没有写日记，现在回想起来就不那么全面，所以想看食谱，复习复习，还可以熬馋呢！哎哎，你慢点走啊，听我说，那些食谱看了叫人生气，记载得很不详细，我认为最好吃的里面都没有，特别叫人生气的是看不起我们苏州的菜，都是些奇里古怪的东西，什么皇帝吃过的。皇帝有什么了不起，每天一百只菜，摆摆场面，还不知道有几只是可以吃的！乾隆皇帝为什么要三下江南呀，就是到苏州来吃的……”

我实在熬不住了：“快走吧，拉南瓜去！”我把南瓜二字说得特别响，目的是让他的头脑清醒点。

“对对，我们决不能忽视南瓜，用南瓜照样可以做出上等的美味。你们的店里过去有一只名菜，名叫西瓜盅，又名西瓜鸡。那是选用四斤左右的西瓜一只，切盖，雕去内瓤，留肉约半寸许，皮外饰以花纹，备用。再以嫩鸡一只，在气锅中蒸透，放进西瓜中，合盖，再入蒸笼回蒸片刻，即可取食。食时以鲜荷叶一张衬于瓜底，碧绿清凉，增加兴味。”朱自冶背完了食谱，又摇摇头：“其实那西瓜盅也是假的，鸡里并没有多少瓜味。瓜甜鸡咸，二者不配，取其清凉之色而已。我们可以创造出一只南瓜盅，把上等的八宝饭放在南瓜里回蒸，那南瓜清香糯甜，和八宝饭混然一体，何况那南瓜比西瓜更有田园风味！”

够了。这一大篇吃经念下来，已经快到码头了。我也不想打断他的话，也不再希望他有什么转变，这人是本性难移！让你去画饼充饥吧，我可要改变主意。我本来想把南瓜分给他一半，现在重新决定：分给他三分之一！

八　殊途同归

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好吃的人和一个反好吃的人居然站到一起来了！文化大革命中我成了走资派，朱自冶成了吸血鬼，两个人挂着牌子，一起站在居民委员会的门口请罪。

朱自冶成为吸血鬼犹可说也，我成了走资派……也有道理。因为在困难年过去之后，我觉得时机已到，可以对过去的改革加以检讨，再也不能硬把白菜炒肉丝塞到人家的嘴里了。何况当时的形势和人们的要求也逼着我转变。领导上提出要开高级馆子、卖高价菜，借以回笼货币，我们本来就是名菜馆，更是义不容辞的。人们在困难年中饿坏了，连我这个素以不馋而自居的人，也想吃点好东西。妈妈也到自由市场上去转悠，五块钱一斤豆油，十块钱一只鸡，看了摇头惊叹，还是笑嘻嘻地拎一只回来，加水煎熬，放在我爱人的面前：“吃吧，孩子，这两年苦坏了你！”老人说这话的时候眼泪都掉下来了，其实我爱人的浮肿病早已消退。只有小女儿兴高采烈，到处宣扬：“我们家今天吃了一只鸡！”好像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

高价菜又把朱自冶吸引到我们的店里来了，而且是和孔碧霞一起来的。两个人虽然没有套着膀子，却是合拎着一只大草包，一人抓住一个拎袢，相视而笑，十分亲热。那包里装满了高级糖，高级饼，两人刚刚剃过高价头，容光焕发，喜气洋溢，一股子高级香水味。金钱又发生作用了，那垂老的爱情当然是可以弥合的。

二十元一盆的冰糖蹄膀，朱自冶一下子便买了两只，分装在两个饭盒子里。我和朱自冶自从拉了那趟南瓜之后，见了面都要点头，说两句天气，以纪念那一段共同的经历。困难终于过去了，店里有了东西卖，我也觉得增添了几分光彩。看见朱自冶来买蹄膀便和他搭话：“好呀，老顾客又回来啦！”

朱自冶也高兴，笑着，拉拉我的手，可那话却是不好听的：“没有办法呀，蹄膀和冰糖自由市场上没有，只好到你们店里来买老虎肉！”

“噢……那你为什么不乘热吃，带回去给孩子？”

“不不，你们的蹄膀没烧透，不入味。我们带回家去再烧一下，再用半斤鸡毛菜垫底，鲜红碧绿，装在雪白的瓷盘里，那才具备了色香味。你们的菜呀，还差得远呢！”

我听了有点懊丧，当时不该把南瓜分给他三分之一。可我也接受了教训，决不把这股气扩散到别人的头上去。六三、六四年的供应情况又和大跃进之前差不多了，我要致力于炒虾仁，使人对这美好的日子留下更深刻的记忆，人总不能老是后悔。可这恢复工作比我当初的改革要困难百倍，从精细到粗放，从严格到马虎，从紧张到懒散，从谦逊到无理都是比较容易的，要它逆转可得费点劲儿哩！

包坤年早就不当“店小二”了，这是在我的启发下改变的。他的行政职务虽然还是服务员（对此他很有意见），服务的时候却像个会议的主持人，高坐在那会场似的店堂里。吃客拥进店堂时他便高声大喊：“喂喂，不要乱坐，先把前面的桌子坐满！听见没有，你为什么一个人溜到窗子口？”

“同志，请你来一下。”

“要点菜吗？看黑板，都写着咧。”

“同志，我想要两只苏州名菜。”

“名菜，每一只菜都有名字，写得清清楚楚的。”

几乎每天都有吃客吵到我的面前：“我们是来吃饭的，不是来受气的！”我忙着给人家赔不是，同时抓紧时间开会，做思想工作，订服务公约，批评别人，检查自己。还得感谢我们苏州的滑稽艺术家张幻尔——祝他安息。他那时编演了一个滑稽戏，名叫《满意不满意》。这戏还真帮了我不少忙，我还请他到店里来做了一次报告，他的报告比我的报告有效，所以便招待了他一顿，没有收钱，是在宣传费用中报销的。

以上种种，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自然就成了罪孽，说我是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伤天害理地强迫革命群众去服侍城市里的老爷！招待张幻尔的那一顿饭也不是好吃的，我被狠狠地斗了一整天！

包坤年成了头头了，对准着我造反。他那时有一种错觉：认为打倒了局长便可以当局长，打倒了经理便可以当经理。局长已经被人家抢先打倒了，他也只好屈就点。他确实也具备了各种对我造反的条件：历史清白，一贯拥护革命路线，最最难得的是在一九六三年便抵制过我的复辟行为，遭到过我的残酷打击！这话也并非完全捏造，一九六三年我是批评过他，他那名菜都有名字的妙语，还被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引用过，虽然没有点名，总会有点压力。所以他在控诉我的罪行时总是义愤填膺，热泪盈眶：“那时候黑云压城城欲摧，我势单力薄，孤军奋斗，只好暂时屈服在他的淫威下面，我盼啊，盼啊……”包坤年经常在店堂里看小说，词儿是不少的，也不空洞，他对我的情况十分熟悉，重磅炸弹都捏在他手里。那时候他老是跟着我转，我也把他当作左右手，可算是无话不谈的。诸如我小时候曾经帮朱自冶买过小吃，住了他家的房子不给钱等等。有些话是为了说明旧社会的不平，有些话纯属闲聊，并无目的。包坤年把这些事儿都串起来了，批道：

“这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从小便被资本家收买，眼看蒋家皇朝的末日已到，便带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混入我解放区。解放初期伪装积极向上爬，攫取了权力；一有机会便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为他的主子效力！”这些话虽然不合事实，却也很有逻辑性。我是在蒋家皇朝末日已到时到解放区去的，解放初期我是很努力，当了经理当然有了权力，一有机会是改变过经营管理！任何事情只要先把它的性质肯定下来，怎么说都有理，而且是不需要什么学问的。“白马非马”，如果我首先肯定了你是只马，那就不管你是白的还是黑的，你怎么玄也休想滑得过去！要不然的话，世界上的黑白为什么会那样容易就被颠倒了呢？

也有人是出于一种好奇心理：“是呀，哪有房屋资本家是不收房钱的？不是一天两天啊，一住几十年，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些人并无恶意，只是想知道人与人之间的秘密关系。

包坤年可要抓住这些关系做文章了，立刻通过居民委员会去外调。

这个朱自冶呀，没说头。他除掉好吃之外还有个致命的弱点——怕打。当包坤年把袖管一捋，桌子一拍，他就语无伦次，浑身发抖。

“说，你有没有收买过高小庭？”

“收……收买过的。”

“怎么收买的？”

“经常给他钱。”

“在什么地方给的？”

“在酒店里。”

“总共给了多少？”

“大……大约有几十万。”

“啊！这么多的钱你是怎样从银行里取出来的？”

“用，用不着取，是零钱，对对，是伪币。”

幸亏包坤年要比我的老祖母明白得多，如果他也只知道铜板和银元的话，很可能要闹笑话。

“伪币？伪币也是钱！快说，解放以后你是怎么勾结的？”

“没有。解放以后他对我不大客气。”

“胡说，把他带走！”

“啊啊，我该死，我忘了，困难年他还给了我一车南瓜哩！”该死的朱自冶呀，他忘了说三分之一，为了这个数字，还害得我多挨了几拳头！

这下子不得了啦，证据确凿，罪行累累！更不得了的还在后面呢，三转两绕把个孔碧霞也牵出来了。她的前夫解放前夕逃往香港，困难年还从香港给她寄过罐头，秘密指令就藏在罐头里！她是潜伏特务，我和特务内外勾结，窃取国家机密……包坤年看的都是反特小说，看多了自己也会编。你看：天亮前的三点五十五分，朱自冶穿着一件美制的雨衣（那件破雨衣确实是美国货），歪戴着一顶鸭舌帽（没有戴），站在电灯柱下徘徊，连续不断地抽了五支香烟。准四点，高小庭拉着板车从巷子里出来，左右这么一看，轻轻地说了一声：“走……”故事的开头很有吸引力，因而十分畅销，到处请他去作批判发言。他没完没了地讲着，我弯成45°角站在那里，还要不时地回答问题：

“你有没有罪？”

“有罪，我有罪！”我确实承认自己有罪。当年包坤年听说杨中宝到孔碧霞家吃饭，便编造出杨中宝开地下饭店，而且还有个妖里妖气的女人收钱。我不但没有批评他，却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对他重用，加以鼓励。如果编造谎言能得到好处的话，那他为什么不编呢？好处越大，他就会编得更加离奇！

“回答，你是不是罪该万死！”

我拒不回答。我不想死，我要活。我有错误要纠正，还有那愿意为之牺牲的共产主义事业……

拳头又落到我的身上来了，打得并不重，却像刀尖刺在心头，我总觉得包坤年握着的刀柄，有一半儿是我作成的！

居民委员会也不能没有表示，可那批斗的事儿都给包坤年包了，他们捞不到，只好勒令我和朱自冶、孔碧霞早晨到居委会的门口请罪。我和朱自冶终于站到了一起！

挂着牌子站在居委会的门口请罪，那滋味比“押上台来！”更难受。押上台去向下一看，黑压压的一大片，也不知道有几个人是我认识的。站在居委会的门口就不同了，巷子里早晨进出的都是熟人。那拎着菜篮的老太是看着我长大的，那阿嫂结婚的时候曾经请我坐过席，那孩子嘛……前几天见了我还喊叔叔哩！我低着头不敢看人，人们也不忍看我。好端端的一个人，又不偷又不抢，怎么突然之间像个吊死鬼似的，一动不动地竖在那里！有人绕道走了，绕不掉的人便匆匆地奔过去，装着没看见。偏偏我又能从他们的脚步和鞋袜上看得出是谁。看得最准确的当然是我的妈妈了，她小时候缠过足，后来才放开，那双半大的脚围着儿子转过多少回啊，如今是那么沉重而零乱，歪斜而迟疑。

只有阿二满不在乎，他走到我身边便高声咳嗽，轻轻地说：“别着急，先熬着点。”

孔碧霞可熬不住呀，她是个爱打扮而又讲风度的人，如今剃了个阴阳头，挂着个女特务的牌子站在那里。特务而加女字，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注目和非议，因为谁都不会想到女特务会做菜，总是想到女特务会搞一些乱七八糟的男女关系。再加上那个该死的朱自冶，居然交代他曾经看到孔碧霞从外国罐头上剥下商标纸，一直压在玻璃台板里，破四旧的时候才烧毁，使得包坤年的故事里又多了一个情节：那密码就在商标纸的背后！孔碧霞又羞、又恨、又急，站了不到半个小时便砰然一声倒地，满脸鲜血，人事不省。亏得居委会主任并不存心要和谁作对，便叫人把她搀了回去。

我对朱自冶更加反感了，请罪的时候都离他远点，表示我和他并非同类。你朱自冶好吃倒也罢了，在那样的情况下，好吃根本就算不了一会事体。可你为什么那么怕打，为了一时的苟安，竟然不顾夫妻情义，提供那种不负责任的细节。由此我也得出结论，好吃成性的人都是懦弱的，他会采取一切手段，不顾任何是非，拼命地去保护、满足那只小得十分可怜而又十分难看的胃！

第二天一早，阿二带着二十多个搬运工人来了，一个个身强力壮，头上戴着柳条帽。队伍由一部大榻车开路，榻车上装着杠棒、绳索和铁钎。车子到了我们的面前时便往下一停，有人大喝一声：“是谁叫你们站在这里的？”

朱自冶又吓了，慌忙回答：“是居委会主任。”

阿二把手一挥：“去几个人，把主任找来。”

五六个人同时拥进大门，把主任拉到了大门口。

“是你叫他们站在这里的？”

“是的，请问你们是哪一派的？”居委会主任感到有些来者不善。

“我们是杠棒派，告诉你，这里不许站人，妨碍交通！”说着便有人到榻车上抽杠棒，拿铁钎。

居委会主任连忙摆手：“革命的同志们，这件事情可以商议，可以商议。”

阿二说：“这样吧，如果你觉得不好交代的话，那就叫他们到拐弯的弄堂里去扫地。”

居委会主任是个很有社会经验的人，他立刻明白了阿二的用意，也没有必要冒挨打的风险，便对我们挥挥手：“回去，各人回家去拿扫帚。”

阿二高兴地瞟了我一眼：“不许偷懒，扫得干净点！”

我听了暗自发笑，那拐弯的弄堂是条死弄堂，总共不到三十米，划不了几扫帚。

可是我却无法和朱自冶分开，我扛着扫帚进弄堂，他也紧紧地钉在我后面，我扫他也扫，我歇他也歇，还要找机会向我表示谢意：“还是你的朋友好，够交情！”我忍不住叫出来了：“我的朋友是不讲吃喝的！”

九　士别三日

其实并不是别了三日，三三得九，整整九年我没有见到过朱自冶。他大概还住在五十四号里，我与全家下放到农村去了九年。

九年的时间不算太短了，所见所闻再加上亲身的经历，足够我进一步思考吃饭的问题。在思考中度过了五十大寿。

过生日的那一天，妈妈杀了一只老母鸡，开后门弄来一斤洋河大曲，闷闷地喝了几杯。三杯下肚之后突然惶恐起来，怎么搞的，什么事儿还没有干呐，却已经到了五十岁！解放初期我和五十多岁的老先生一起开会，上下台阶都得看着他点。在我的印象中，年过半百已经是老人了；在农民的生活中，五十岁的人如果有儿有女而且儿女都很孝顺的话，他是不挑重担的。“一事无成两鬓斑，常使英雄泪满衫！”我虽然不是英雄，却也流下了几滴眼泪。我在泪眼与醉意中胡思乱想：如果能让我重新工作的话，我第一要……第二要……简直像在做梦似的。梦也是一种预感吧，它有时候也能实现，只是实现起来不如梦中那么容易。

灾难过去之后，我又回到了苏州。这一次可不是背着背包回来了，一家大小，瓶瓶罐罐，台凳桌椅，农具家什装满了一卡车。我对苏州城有点不习惯了，觉得它既陌生又熟悉。大街小巷都没有变，可是哪来的这么多人哩！苏州人没有事儿并不是游园林，而是荡马路。如今，你连过马路都得当心点！在大街上碰到多年不见的熟人时，只能站在人行道的边上讲话，讲话要提高嗓门，还不停地有人从你的肩膀上擦来擦去。大批下放并没有能减少城市的人口，却把个原来比较安静的城市涨得满满的。涨得我连个安身之处也没有了，只好借住在亲戚的家里。也好，这下子可以和那朱自冶离得远点，他在城东，我在城西。

组织部的同志找我去谈话，那位同志也和我差不多的年纪。当年要饿我三天的老部长早已不在了，祝他安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在另外一个城市里“自动跳楼”。什么都懂的丁大头也不在了，他就死在“什么都懂”的上面，而我这个什么都似懂非懂的人却活到了今天……

“组织上考虑，你还是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有什么意见？”

我什么意见也没有，只是感到一阵心酸，忍不住自己的眼泪。如果坐在我面前的还是老部长的话，我会和他抱头痛哭的！老部长啊，你再也用不着饿我三天了，我已经深深地懂得了吃饭的意义；放心吧，丁大头，我再也不会硬把白菜炒肉丝塞到人家的嘴里。我要拼命地干，我要把时间放大三倍，一份为了老部长，一份为了你……

“不要激动，过去的都过去了，困难还在前面。”

我点点头。这是用不着说的，每次灾难都是首先影响到吃饭；灾难过去之后第一个浪头便是向食品市场冲击，然后才想到打扮，想到电风扇和电视机。

我的估计没有错，但是还有两点没有估计在内。十年动乱以后乱是停止了，可那动却是大面积的！人们到处走动，纷纷接上关系。访战友，看亲戚，老同学，老上级，有的被关押了十年，有的从反右以后便失去了联系。人们相互打听，谁谁有没有死，谁谁又在哪里。“好呀，看看去！”几乎是每一个家庭都会发生一次惊呼：“啊呀，你怎么来啦……”我虽然反对好吃，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并不反对请客。我也是人，也是有感情的，如果丁大头还能来看我的话，我得好好地请他吃三天！

还有一点没有估计在内，那就是旅游的兴起。旅游这个词儿以前我们不大用，一般地都叫作“游山玩水”，含有贬义。现在有新意了，是领略祖国的山河之美。不管是什么意思，我都不反对，人是动物，应该到处走走。特别是欢迎外国朋友们来走走，请他们看看我们民族的文化，顺便赚点儿外汇。别以为苏州的园林都是假山假水，人工造的，试问：世界上哪有一种文化不是人为的？真山真水虽然伟大，但那算不了文化，是上帝给的。何况苏州的园林假得比真的还典型、集中、完美，全世界独一无二，不是吹的！

苏州的饭菜呢？经理。在这个古老的天堂里吃和玩本来是并驾齐驱的，你既然不反对请客，不反对旅游，还欢迎外国朋友，那就不能落后，落后了是要挨打的。

可不是，开始的那阵子人们意见纷纷，什么吃饭难呀，品种少呀，态度坏呀。有人提意见，有人发牢骚，有人指着我的鼻子骂山门。那包坤年还和一帮青年人打了起来，真的挨了几拳头！没有办法，包坤年也需要有个恢复的过程。“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不是服务员，而是司令员，到时候哨子一吹，满堂的吃客起立，跟着他读语录，做首先……然后宣布吃饭纪律：一号窗口拿菜，二号窗口拿饭，三号窗口拿汤；吃完了自己洗碗，大水槽就造在店堂里，他把我当初的改革发展到登峰造极！

别人对我发牢骚，我也对别人发牢骚，我的牢骚只能私下里发：“现在的事啊，难哪……”不能在店堂里发，如果伙着大家一起发的话，那不是要把店堂吵炸啦！我得注意点，年岁也不小了，不能那么毛毛糙糙。特别是对包坤年，得讲个团结，他整天都在等着我打击报复呢！不错，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打过人，但也只是打过我，没有打过别人。朱自冶招得快，没有挨过打，孔碧霞也不是他打的。他自己也是上当受骗，又没有能当上经理，牢骚要比我多几倍！

包坤年挨了人家几拳之后，便到办公室里来找我，面部的表情是很尴尬的：“高经理，我……过去，对不起你……”

我连忙摇手：“算了算了，过去的事情别提，那也不能完全怪你。如果你是来检讨的话，那就到此为止；如果你有什么事儿的话，那就直说，不必顾虑。”

包坤年翻翻眼睛，半信半疑：“我想……我这个人不适宜于当服务员，说话的嗓门儿都是两样的，容易惹人家生气。过去的那些年胡思乱想，都是不切实际。今后再也不能靠吵吵喊喊了，要凭本事吃饭，技术第一。所以我想好好地学点儿技术。”

“你想离开饭店？”

“不，那也是不现实的。我想去当厨师，学烧菜。不管怎么样，我学起来总比别人方便。”

“噢……”我的脑子转悠着，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包坤年的服务态度恐怕一时难改，很难保证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和人家打起来。二是厨房里确实也需要人，培养年轻的厨师已经成了大问题。我二话没说，马上同意。

包坤年十分满意，到处宣扬：“放心，这个走资派是不会打击报复的，我那么打他，他都没有记仇，你贴了张把大字报，发过几次言有什么关系！”

别小看了包坤年的宣扬，还真起了点稳定人心的作用。人心思治，谁也不想再翻来覆去。牢骚虽多，可那牢骚也是想把事情做好，不是想把事情弄坏，只不过性急了一点。性急也是一种动力，总比漫不经心好些。

我和同志们仔细地研究了吃客的意见，发现除掉有关服务态度之外，要求也很不统一。有的要吃饱，有的要吃好；有的要吃得快（赶着去玩儿），有的不能催（老朋友相聚）；有的首先问名菜，有的首先问价钱；有人发火是等出来的，有人发牢骚是因为价钱太贵。不能把白菜炒肉丝硬塞在人家的嘴里，可那白菜炒肉丝也是不可少的，只是要炒得好些。

我的思想也解放了，不搞一刀切，还引进了一点洋玩艺。不叫大众菜，叫“快餐”，一菜、一汤、一碗饭，吃了快去游园林，否则时间来不及。其实那快餐也和大众菜差不多，只是听起来还有点儿效率。否则的话，人家一看“大众”便上楼，谁都欢喜个高级。我们把楼下改成快餐部，一律是火车座，皮靠椅，坐在那里吃饭也好像是在旅行似的。青年人特别满意，带劲儿，又新鲜，又花不了他们几个钱。我年轻的时候只知道拖拉机，他们现在比我当年懂得多，还知道外国有种餐厅是会转的。怎么个转法我也不知道，反正在火车座儿里吃饭也有动的意味。当然，快餐的味道也不错，如果要添菜也可以，熏鱼、排骨、油爆虾、白斩鸡都是现成的。有个青年朋友吃得高兴起来还对着我打响指：“喂，最好来瓶威士忌！”这一点我没有同意，我担心那威士忌和伏特加也是差不多的。

楼上设立炒菜部，把会场似的店堂再改过来，分隔成大小不同的房间，一律是八仙桌，仿红木的靠背椅，人多可加圆台面，墙角里还放几盆铁树什么的。老年人欢喜怀旧，进门一看便点头：“唔，还是和过去一样的！”其实和过去也不一样了，如果真和过去一样的话，他们也会有意见：“怎么搞的，二十多年了，还是这样破破烂烂的！”

当我忙得满身尘土，焦头烂额的时候，背后也有人说闲话：“都是这个老家伙，当年拆也是他，现在隔也是他，早干什么的！”我听了心往下沉，什么，我也成了老家伙啦！老……老得还可以嘛，那家伙二字是什么含义？也罢，干活儿不能动手抓，总得使几样家伙的。何况我从拆到造也不是简单的重复，内中有改进，有发展，这就叫不破不立。遗憾的是从破到立竟然花去了二十多年，我的心里也是不好受的。

改造店堂和引进一点洋玩艺儿都好办，要恢复传统的名菜，全面地提高质量就难了，难在缺少人材。杨中宝和他的同辈人都纷纷退休了，有的是到了年龄，有的是想尽办法提早退休，好让子女顶替。名菜虽然都有名字，有些菜名青年人连听也没有听到过，他们的心里也很急，纷纷要求学习，而且对杨中宝十分想念。许多人虽然没有见过杨中宝，但都听师傅说起过，说杨中宝的手艺如何如何，肯定也会说我当年对杨中宝是怎样怎样的。历史不仅是写在书中，还有口碑世代流传！

我决定去求见杨中宝，希望他不记前嫌，来为我们讲课，按教授待遇，每课给八块钱。

我去的那天天下大雨，大雨也要去！

杨中宝见我冒雨而来，十分感动：“啊……你还没有忘记我！”他确实老了，行动蹒跚，耳朵也有点不便。当我说明来意并作了检讨之后，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拍拍我的手背：“你呀，还说这些干什么呢，那些事我早就忘光了。我只记得那里是我的娘家，我在那里学徒，在那里长大。我发过几次狠了，临死之前一定要回娘家去看看兄弟姐妹。你请也要去，不请也要去，听说你们现在忙得不错哩！”

我听了很感动，这是一个老工人的胸怀，也是一个老工人的心意，他对我们的事业是有感情的，那感情比我深厚。

杨中宝来了，是由他的孙子陪同来的。他先把我们的店里里外外看了一遍，不停地点头叫好，说是和过去简直不能比。特别是那宽大的厨房，冰箱，排气风扇，炊事用具，雪白的灶头，他当年在交际处也没有这种条件。我把所有菜单都请他过目，他看得十分仔细。

杨中宝开讲的时候，全店上下都来了，把个小会场挤得满满的。我请他解放思想，放开来讲，多讲缺点。可是杨中宝讲得很有分寸，入情入理：

“我看了，你们工作得蛮好。要说苏州的名菜，你们差不多全有了，烧得也好。缺点是原料不足和卖得太多引起的。这事很难办，现在吃得起的人太多，十块八块全不在乎。据讲有些名菜你们连听也没有听见过，这也难怪，一种菜往往会有很多名字。比如说苏州的‘天下第一菜’，听起来很吓人，其实就是锅巴汤……”

下面轰地一声笑起来了。

“就是锅巴汤，你们的菜单上天天有。有些名菜你们应该知道，但是不能入菜单，大量供应有困难。比如说鲃肺汤，那是用鲃鱼的肺做的。鲃鱼很小，肺也只有蚕豆瓣那么大，到哪里去找大量的鲃鱼呢？其实那鲃肺也没有什么吃头，主要是靠高汤、辅料，还得多放点味精在里面。鲃肺汤所以出名，那是因为国民党的元老于右任到木渎的石家饭店吃了一顿，吃后写了一首诗，诗中有一句，叫‘多谢石家鲃肺汤’。从此石家饭店出了名，鲃肺汤也有了名气。有些名菜一半儿是靠怪，一半儿是靠吹。”

我向椅背上一靠，深深地透了口气。

“你们的缺点也不少，为什么把活鱼隔夜杀好放在冰箱里？为什么把青菜堆在太阳里？饭店里的东西除掉酒以外，其余的都得讲究新鲜。过去有一只菜叫活炒鸡丁，从杀鸡到上菜只有三分多钟，那盆子里的鸡丁好像还在动哩！”

包坤年举手发言了：“杨师傅，请你说说，这么快都有什么秘密？”

“也没有什么秘密，主要手脚快，事先做好一切准备，乘鸡血还未沥干时便向开水里一蘸，把鸡胸上的毛一抹，剜下两块鸡脯便下锅，其它什么也不管。这……这主要是供表演用的，也可以为厨师增加点名气。”

杨中宝为我们讲了两个多钟头，又到厨房里去实地操作表演；老人的兴致又高，不肯休息，回家后便犯老病，睡了十多天。

我本来想打报告，把杨中宝请回来当技术指导，补足他的原工资，外加讲课津贴。现在再也不敢惊动他了，让老人安度晚年。青年人的学习热情很高，不肯罢休，说是刚刚听出点味道来，怎么能停下呢！这话很对，我过去没有重视人材，更没有想到培养的问题，现在悔之未晚，得加倍努力！想来想去，想出了一个主意：出招贤榜！谁熟悉哪个烧菜的名手，都可以推荐，不管是在职的还是退休的，讲一课都是八块钱，年老体弱的人，可以叫出租汽车去接。

这一下可坏了，一张招贤榜又把个朱自冶引到了我的身边！

十　吃客传经

不知道是谁首先想起了朱自冶，一经宣扬以后人人都很同意。这使我十分吃惊，原来好吃也会有这么大的名气！

是的，请朱自冶来讲课的理由是很充分的。他从一九三八年开始便到苏州来吃馆子——这还没有把他在上海的“吃龄”计算在内，不间断地吃到了大跃进之前。三年困难之间虽然一度中断，但他从未停止在理论上的探讨，据外间流传，就是在那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写成了一本食谱。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什么都肯交代，唯有这份手稿却用塑料纸包好埋在假山的下面。此种行为的本身就可以跻身于科学家、理论家、文学家的行列，且不说他到底写了点什么东西。包坤年说得好：“只要他讲讲一生都吃了哪些名菜，就可以使我们大开眼界！”我同意了。我再也不能把个人的好恶带到工作里。何况我不见朱自冶已经整整十年，十年寒窗还能中状元，你怎么能把个朱自冶看死呢？可是我没有亲自登门求教，是包坤年叫了一部出租汽车去的。朱自冶六十八岁，符合我所说的坐车条件。包坤年说他想借此机会去向朱自冶和孔碧霞检讨，过去的事情是一时昏了头。我想也对，这个检讨由他去做比较适宜，谁欠的账谁还，我也不能包揽。

朱自冶讲课的那一天，也是我主持会议。他的吃经我已经听过一些了，特别是关于南瓜盅，我的印象是很深的，我要听听这些年他到底有了哪些发展。

朱自冶并不是很会讲话的人，尤其是到了台上，他总是急急巴巴，抖抖合合的。讲起吃来可大不相同了！滔滔不绝，而且方法新颖。他一登台便向听众提出一个问题：

“同志们，谁能回答，做菜哪一点最难？”

会场活跃，人们开始猜谜了：

“选料。”

“刀功。”

“火候。”

朱自冶一一摇头：“不对，都不对，是一个最最简单而又最最复杂的问题——放盐。”

人们兴致勃勃了，谁也没有料到这位吃家竟然讲起了连一个小女孩都会做的事体。老太太烧菜的时候，常常在井边上，一面淘米一面喊她的孙女儿：“阿毛，替我向锅子里放点盐。”世界上最复杂和最简单的事情都有最大的学问，何况我们的几个老厨师都在频频点头，觉得是说在点子上面。

朱自冶进一步发挥了：“东酸西辣，南甜北咸，人家只知道苏州菜都是甜的，实在是个天大的误会。苏州菜除掉甜菜之外，最讲究的便是放盐。盐能吊百味，如果在鲃肺汤中忘记了放盐，那就是淡而无味，即什么味道也没有。盐一放，来了，鲃肺鲜、火腿香、莼菜滑、笋片脆。盐把百味吊出之后，它本身就隐而不见，从来也没有人在咸淡适中的菜里吃出盐味，除非你是把盐多放了，这时候只有一种味：咸。完了，什么刀功、选料、火候，一切都是白费！”

我听了大为惊讶，这朱自冶确实有点道理！

朱自冶的道理还在向前发展：“这放盐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要因人、因时而变。一桌酒席摆开，开头的几只菜要偏咸，淡了就要失败。为啥，因为人们刚刚开始吃，嘴巴淡，体内需要盐。以后的一只菜上来，就要逐步地淡下去，如果这桌酒席有四十个菜的话，那最后的一只汤简直就不能放盐，大家一喝，照样喊鲜。因为那么多的酒和菜都已吃了下去，身体内的盐分已经达到了饱和点，这时候最需的是水，水里还放了味精，当然鲜！”

朱自冶不仅是从科学上和理论上加以阐述，还旁插了许多有趣的情节。说那最后的一只汤简直不能放盐，是一个有名的厨师在失手中发现的。那一顿饭从晚上六点吃到十二点，厨师做汤的时候打瞌盹，忘了放盐，等他发觉以后拿了盐奔进店堂时，人们已经把汤喝光，一致称赞：在所有的菜中汤是第一！

整整的两个小时，朱自冶没有停歇，使人感到他的学识渊博，像冰山刚刚露了点头。他在掌声中走下台来，挺胸凸肚，红光满面，满头的白发泛着银光，更增加某种庄重的气息。包坤年从人群中挤上去，紧紧地拉住了朱自冶的手：“朱老，你讲得太好了，我都作了记录，只是记录得不全面，我想带只录音机到府上去拜访，请你再讲一遍。”

“这个嘛……可以，不过最好请你在下午三点以后，我吃了饭得睡一会。”

“当然当然，你以后的报告我一定当场录下来，不再麻烦你。我想根据录音再加整理。”

“不必了吧，我是随便讲讲的。”

“哪里，你的讲话太珍贵了，不留下来太可惜！”

“好吧，整理好给我看看。”

“一定，一定要请你过目的。”

朱自冶到底在野鸡大学里混过，老来颇有点教授风度；包坤年一贯重视搜集材料，热情也是可掬的；我也向朱自冶发出邀请，请他下个星期继续讲下去。

朱自冶连续为我们讲了三课，包坤年借来一只四喇叭，把朱自冶的讲话全部录下。可惜的是讲到第二课大家便有点着急，讲了半天的盐，这盐怎么还没有放下去呢！厨师们不像我那么外行，放盐的重要性他们是知道的；他们更想知道朱自冶在放盐上有哪些绝技。朱自冶不像杨中宝，他只肯在台上讲，不肯到厨房里去表演。讲到第三课的时候便开始说故事了，说是哪一年和哪几个人去游石湖，吃了一顿船菜如何精美；哪一年重阳节吃螃蟹，光是那剔螃蟹的工具便有六十四件，全是银子做的。而且讲来讲去只有一个观点，现在的菜和过去不能比，他以前说皇帝不懂吃，现在又说清朝是如何的。我当然不能说他是宣扬今不如昔，却也产生了一点怀疑，饭菜不比文物，文物是越古的越值钱。如果在山洞里发现了一幅原始社会的壁画，哪，了不起！可那山洞里的烤野牛是否也算是最好吃的？厨师们打哈欠了，有的干脆回家去睡觉，说是不听他吹牛。讲到第四课味道就不正了，把什么大姑娘唱小曲儿，卖白兰花，叫堂会等等都夹在菜里面。

我决定叫暂停，可那包坤年有意见，说是这样珍贵的材料如果不及时抢救，那是要对历史负责的！

我听到对历史负责就发怵，心里就没有个底。很难说啊，万一那朱自冶还有许多货真价实的东西没有讲出来，或者说他已经讲出来的东西我们并不理解，那倒真是要负责的！好在这一类的难题现在已经难不倒我了，我也学会了一套，即遇事拿不准时，千万不能说死，这里打一个坝，那里要留一个口，让他走着我瞧着，到时候再说话，总归是我对。

“这样吧，朱自冶的报告必须暂停，因为人们已经听不下去。抢救材料的事情当然不能停，反正你已经开始了。那就由你负责到底，我可以提供一定的条件。”

包坤年雀跃了：“买喇叭！”

“四喇叭不能买，那是属于集团购买力，要上面批。录音磁带你可以买，宣传费用中可以报销，也不要全买TDK，买点儿国产的。”

包坤年十分满意：“高经理，谢谢你的信任，我一定把这个任务好好地完成。”

讲课就这样结束了，朱自冶前后讲了三课，三八二十四，外加出租汽车费。可是事情并没有结束，另外的一个口子还开着哩，那录音磁带不停地向外流。

包坤年每隔一个星期便要报销两盒磁带，而且全是TDK，我在批发票的时候便问他：“你的任务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

包坤年神气活现：“啊呀经理，现在的事情闹大了，到处都来请朱自冶做报告，而且都是找我联系，不会有结束的时候。我们也不想结束，决定成立一个烹饪学学会，对外联络可以有个正式的名义。朱自冶当会长，我当副会长，你也是发起人之一。考虑到你的工作忙，所以请你当理事长，挂挂名的。”

“啊！”我的脑袋嗡了一下，立刻产生了一种条件反射，那包坤年又成立战斗队！

“不不，我不能参加，我对烹饪学是一窍不通。”

“不需要你通，表示赞助而已。”

“不不，我赞助不起，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宣传费，当年请张幻尔吃顿饭，也不过花了一盘磁带的钱。”

包坤年笑了：“经理呀，你也真是……赞助不等于要钱，钱我们有办法，可以印讲义。你看地摊上卖的《缝纫大全》，一本一块多，成本才几毛钱？穿的有人要，吃的还愁没有生意！何况我们可以乘做报告的时候往下发，用不着私人掏腰包，人家也有宣传费。”

我看着包坤年直翻眼，佩服。他实在比我还会做生意，我只想到掏私人的腰包，没想到要挖公家的宣传费。可以预料，那比掏私人的腰包更容易。我无权反对他们这样做，只好提一点忠告式的意见：

“讲义也不能瞎编呀，不能把那些大姑娘唱小曲儿等等的东西也编进去。”

“不不，讲义是我执笔的，它和小说不同，全谈学术，牵不到男女关系。”

我笑笑，在发票上签了个名：“拿去吧，下次请买国产的。”

包坤年拎起发票抖了抖：“放心吧，下次用不着你批了，我们还要买四喇叭，买计算机！”

说实在，我没有把包坤年的话全当真的，他们想得起劲罢了，成立个学会谈何容易！就凭包坤年这点儿烧菜的本领，再加上朱自冶讲放盐，又有多少学术可以研究呢，弄不成的。包坤年欢喜赶时髦，赶那么一阵子就要回头。

我想得太简单了，过分低估了包坤年的活动能力。不错，包坤年在烧菜方面的本领还没有学到家，可是他在估量形势，运用关系方面却很老练。饭店是个公共场所，什么人都有；有名的饭店当然会有有名的人物前来光顾，只要主动热情，多加照顾，帮着订菜订座，那关系便可以搭上去。老的搭不上便搭小的，通过小的也可以牵动老的，包坤年便可由此而登堂入室，看准时机，帮助人家操办家庭宴会。儿女婚事，老朋相聚，用得着酒席的地方很多，花几个钱也不在乎，唯一困难的是缺少技术与劳力。包坤年精力充沛，技术虽然不太好，但他能请动技术很好的老师傅。老师傅会烧，朱自冶会吹，包坤年能跑腿，酒席价廉物美，包你满意。乘人家吃得高兴时，他们便宣传烹饪学学会的宗旨，请求赞助。如果他们是成立营养学学会的话，赞助的人可能不多，营养学虽然可以防病健身，延年益寿，但是很难懂，而且也不如烹饪学实惠，烹饪学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是有一桌丰美的筵席放在你的面前！“学会”二字也很有吸引力，反动学术权威早已打倒了，现在人人都知道，任何学术总比不学无术好，赞助学术不会犯错误，即使错了，学术问题也是可以讨论的，讨论得越多越有名气！

朱自冶的名气越来越大了：一个老专家，在十年浩劫中写了一本书，某某经理看了佩服得五体投地，用小汽车接他去做报告，出两百块工资请他当顾问，他不去……

包坤年在外面活动的风声，朱自冶那越来越大的名声，呼呼地吹到我的耳朵里。“让他走着我瞧着，到时候再发表意见。”现在时候已经到了，我也无话可说了。我不能说朱自冶讲课是吹牛，大家别去听，听一次讲放盐还是可以的。我也不能揭朱自冶的老底，说他一贯好吃，死不改悔……正中，一个人要做出点学问来，必须终身不渝，坚持到底！对于包坤年我也不好说什么，我不能说他是开地下饭店，他再也不找我在发票上签字。唉，一切实用主义的工作方法都是自搬石头自砸脚，有的随搬随砸，有的从搬到砸要隔几十年！

十一　口福不浅

过了不久，我的老朋友阿二到店里来找我。我们两个人虽然不再住在一条巷子里，可是两家人家却经常来往。当我搬进新大楼的时候，他们一家都来道喜。连阿二的爸爸也由孙子们搀扶着爬上楼。他对我的妈妈说：“恭喜你呀老嫂子，你活了一生一世，从今以后再也不必担心房东会把你赶出去！”我的妈妈老迈了，回不出话来，只是擦眼泪。阿二更是经常到我家来，说说老话，坐一坐。有时候觉得老话也重复得太多了，便抽烟喝茶，无言相对，好像也是一种享受。他直接到店里来找我，这还是第一次。

阿二见了我便把手一举：“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件事情求求你。”

“什么事？”

“我家大男要结婚了，就在这个星期天。我想到你们店里订两桌酒席，可你们要排到三个星期之后！经理呀，能不能帮帮忙呢？”

我为难了：“哎呀，你何必来凑这种热闹，人家在饭店里摆酒是图排场，收人情，省事情。你也准备收人情吗，我应当送几十块呢？”

“去，我也不准备大请客。你家、我家、亲家，还有几个小朋友，总共不到二十人。”

“那好，两桌酒席你家摆不下吗，不能摆在天井里吗？你到店堂里去看看，闹哄哄的，想说几句高兴的话谁也听不见；到时候服务员要下班，拿着扫帚站在旁边，你能吃得安逸？”

“啧啧，哪有卖瓜的说瓜苦的。”

“瓜倒不苦，不是吹的，现在的几只菜都不推扳，表扬信收到了一大堆，可我总觉不如家宴随便。还有一个问题不好解决，我们有店规，凡属本店的工作人员，一律不得在本店与熟人同席，以免吃客们产生误会。你叫我怎么办，站在边上看！”

“嗬，那不能。这一次我要好好地请你喝两杯，当年如果不是你动员我参加失业登记，今天的情况也许就是两样的。”

“行，自家办。我可以帮助你请个好厨师，呱呱叫的手艺。”

阿二笑了：“那倒不必，我们家人手多，个个能动手。鸟枪换炮啦，伙计，人人都有一两样拿手菜哩！”

“更好，一人烧一只，我烧最后的一只汤。”

阿二拱拱手：“免了，你的汤我已经领教过了。星期天晚上早点来，等你。”

我的心里喜滋滋的，真的等着这桌酒席。我给他家惹过麻烦，害得阿二的爸爸摆葱姜摊头；也就是在那个天井里，阿二叫我去拉过南瓜，如今在那里摆上两桌酒啊！不吃也美！

正当我美的时候，包坤年蹦跳着进来了，看样子他也很美；我美他也美，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美！

包坤年高高地叫了一声：“经理，给！”把一张印着金字的大红请柬塞到了我手里。我把请帖翻过来一看：“为庆祝烹饪学学会成立，特订于二十八日中午（星期日）假座××巷五十四号举行便宴招待各界人士，务请大驾光临。”好，又是一顿酒席来了！我对这桌酒席的反应很快，不假思索地便说了出来：“抱歉，我星期天有个约会，要到人家吃喜酒去。”说着便把请帖向桌上一丢。

包坤年搔搔头皮：“你那是什么时候？”

“晚上六点。”我又不假思索地说了出来。

“好极了，不冲突，我们是中午十二点。”

我再把请帖拿起来看看，果然不错，中午二字明明白白地印在那里。我只好摆观点了：“不行，我没有参加你们的学会，也算不了是哪一界的人士，去是不合适的。”

“经理呀，正是因为你不肯当理事长，才使得我们的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空出一个理事长的位子来，解决了大问题！要不然的话，我们早就吵散啦，学会到今天也不能成立！”

“噢！”原来如此，参加是一种赞助，不参加还是更大的赞助！事物的因果关系实在微妙之极！

“去吧经理，某某某都去了，你不去是不像话的。又不是开大会，也不要你发言，纯粹是吃，一顿美餐，不去很可惜。”

“我不大欢喜吃。”

“那就少吃点，见识见识，对你来说也是一种业务学习。老实告诉你吧，这一桌酒席是百年难遇。朱自冶指挥，孔碧霞动手，我们几个人已经忙了四天。所有的理事都想参加，挤不进来还大有意见。没有办法，孔碧霞有规矩，最多不得超过八人，再三商量才同意改用圆台面，连你十个。”

包坤年的话使我动摇了。当年杨中宝到孔碧霞家去吃饭，只听说吃得好上天，却一直不知道究竟吃了些什么东西。如今有了机会，不去见识一下是会终身遗憾的。何况我参加不参加都是赞助，如果再空出一个位子来，还不知道会引出什么后果哩！

“好吧，我去。”

“一言为定，不来接你了，五十四号你是熟悉的。”

“太熟悉了，我闭上眼睛也能摸到。”

五十四号我是很熟悉，读中学的时候我每天都要从那里经过，常常看见有许多油光锃亮的黄包车停在门口，偶尔还有一辆福特牌的小轿车驶过来，把巷子里的行人挤得纷纷贴上墙头。那两扇黑漆的大门终日紧闭着，门上有一条缝，一个眼。缝里投信件，眼里装有玻璃，据说这是一种窥视镜，里面能看清外面，外面看不见里面，叫花子是敲不开门的。那时候沿门求乞的人很多，差不多的人家都装有这种东西。我从来不知道那门里是什么样子，只是看见那高高的围墙上长满了爬墙虎，每到秋天便飘送出桂花的香气。如今的桂花又飘香了，我从一个孩子变成了“各界人士”，又到了五十四号的门前。

那两扇黑漆斑驳的大门敞开着，有一位年轻而漂亮的妇女站在门里面。她的穿着很入时，高跟皮鞋，直筒裤，银灰色的衬衫镶着两排洁白的蝴蝶边，衬衫也是束腰的。她笑嘻嘻地迎了上来，我以为是收入场券的，连忙把请柬掏出来给她看。她掩着嘴，深深一鞠躬，左手向前一伸：“请进。”跟着便高声地叫喊；“妈妈，高经理来啦！”

噢……对了，她就是孔碧霞的女儿，是那个政客兼教授留下来的。姑娘也应该有这么大了，连我的女儿都有了孩子。我再回过头来看看她，活像孔碧霞，孔碧霞年轻的时候，也该是一代风流！

孔碧霞从那条铺着石子的花径上走过来了。我抬头一看，简直不认识了，她好像已经把原来的脸型留给了女儿，自己变成了一个半老的贵妇。现在不会有人喊她干瘪老阿飞了，她也发了胖，胖得丰满圆润，比站在居委会门前请罪时年轻得多。她的头发向上反梳着，在后脑上高高隆起。这种高，正好抵消了因发胖而造成的横向发展，所以不会造成人们视觉上的错误，好像发了胖的女人都比以前矮了一点。她的衣着并不花哨，时间已经使她懂得了打扮的真谛；年轻而漂亮的人不管穿什么衣裳都好看，淡装浓抹都相宜。年老的人如果要打扮的话，主要是用衣着来表示某种风度和气质而已。所以孔碧霞的衣着很素净，一件普通的蓝色西装外套，做工考究，质地高贵，和她的年龄、体型都很相配。

孔碧霞对我很热情，像她这样精细的人，很难忘记细小的事情。

“高经理呀，就怕你不来呐。唷，也老了，当阿爹了吧？”

“没有，刚当上外公。”

“好，都是一样的。快请进，就等你开席。”

我跟着孔碧霞往前走，一个幽雅而紧凑的庭院展现在面前。树木花草竹石都排列在一个半亩方塘的三边，一顶石桥穿过方塘，通向三间面水轩。在当年，这里可能是那位政客兼教授的书房，明亮宽敞，临水是一排落地的长窗。所有的长窗都大开着，可以看得清楚，大圆桌放在东首，各界人士暂时都坐在西头。

包坤年从石板桥上走过来了，把我向各界人士一一引见。其中有两位是朱自冶的老吃友，我当年替他们买过小吃的。有一位是我的老领导，我年轻时便听过他的报告。其余的三位我都不熟悉，一个沉默寡言，两个谈笑风生，谈吐间流露出一股市侩气。

朱自冶穿着一套旧西装，规规矩矩地系着一条旧领带，领带塞在西装马甲里。这套衣裳不知道是从哪个箱子的角落里翻出来的，散发着浓重的樟脑味，可是朱自冶穿着并不显得滑稽，反而使我肃然而有敬意。好熟悉，这种装束是在哪里见过的？对了，我在读高中的时候，老师们的衣着基本上分为两大派。一派是长袍蓝衫，一派是西装革履。国文教员总是穿长袍，物理教师都是穿西装的。烹饪学属于科技，穿长袍蓝衫显得太陈旧，穿制服又没有特点，穿崭新的西装又显得没有根基，西装而是旧的，妙极！好像是一个潦倒多年的老科学家刚被重视，刚被发现！这一身打扮肯定是出于孔碧霞的大手笔，朱自冶穿衣裳一贯是很拆烂污的。

朱自冶多年不穿西装了，行动很不自然，碰碰撞撞地越过几张椅子，把一本烹饪学讲义塞到了我的手里。我拿着讲义在我的老领导的面前坐下，也觉得十分拘谨。解放初期当我还在工作队的时候，曾经和这位领导同志有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不苟言笑，要求严格，对知识分子有点不以为然的人。我们那一伙“小资产”在他的面前都装得十分规矩而谨慎。今天在此种场合中相遇，还使我感到有点手足无措，最主要的是找不出话来说，只好把手中的讲义慢慢地翻阅。

“小高。”

老领导叫了我一声小高以后，也发现我的年纪已经不小了，立刻改了口：“老高呀，你要好好地看看这本书，多向人家学习学习。”

“是，我一定好好地拜读。”

“现在不能靠外行领导内行了，要好好地钻进去。”

“是的，我在这方面过去犯过错误。”

“知道错误就好，现在还来得及。”

我点点头，继续把讲义翻下去，发现这本由朱自冶口述，包坤年整理的大作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是从几种常见的食谱中抄录而来的，而且错漏很多，不知道是抄错的还是印错的。我抬起头来看看朱自冶，想向他提出一点问题。可那朱自冶却避开我的目光，双手向前划着，好像赶鸭子似的请大家入席。

人们鱼贯而出，互相谦让，彬彬有礼，共推我的老领导走在前面。

人们来到东首，突然眼花缭乱，都被那摆好的席面惊呆了。洁白的抽纱台布上，放着一整套玲珑瓷的餐具，那玲珑瓷玲珑剔透，蓝边淡青中暗藏着半透明的花纹，好像是镂空的，又像会漏水，放射着晶莹的光辉。桌子上没有花，十二只冷盆就是十二朵鲜花，红黄蓝白，五彩缤纷。凤尾虾，南腿片，毛豆青菽，白斩鸡，这些菜的本身都是有颜色的。熏青鱼，五香牛肉，虾子鲞鱼等等颜色不太鲜艳，使用各色蔬果镶在周围，有鲜红的山楂，有碧绿的青梅。那虾子鲞鱼照理是不上酒席的，可是这种名贵的苏州特产已经多年不见，摆出来是很稀罕的。那孔碧霞也独具匠心，在虾子鲞鱼的周围配上了雪白的嫩藕片，一方面为了好看，一方面也因为虾子鲞鱼太咸，吃了藕片可以冲淡些。

十二朵鲜花围着一朵大月季，这月季是用勾针编结而成的，很可能是孔碧霞女儿的手艺，等会儿各种热菜便放在花里面。一张大圆桌就像一朵巨大的花，像荷花，像睡莲，也像一盘向日葵。

人们从惊呆中醒过来了，发出惊讶的叹息：

“啊……”

“啧啧。”

还没有入席我就受到批评了：“老高，你看看，这才是学问呐！看你们那个饭店，乱糟糟的。”

我没有吭气，四面打量，见窗外树影婆娑，水光耀廊，一阵阵桂花的香气，庭院中有麻雀吱吱唧唧。想当年那位政客兼教授身坐书房……

朱自冶又把两手向前划着，邀请大家入座。同时把领带拉拉松，作即席演说：

“诸位，今天请大家听我指挥，喝什么酒，吃什么菜，都是有学问的。请大家不要狼吞虎咽，特别是开始时不能多吃，每样尝一点；好戏还在后面，万望大家多留点儿肚皮……”

人们哈哈地笑起来了，心情是很愉快的。

“吃，人人都会，可也有人食而不知其味，知味和知人都是很困难的，要靠多年的经验。等会儿我可以一一介绍，敬请批评指教。开席，拿酒杯。”

包坤年立即打开酒橱，拿出一套高脚玻璃杯，两瓶通化的葡萄酒。这一套朱自冶不说我也懂了，开始的时候不能喝白酒，以免舌辣口麻品不出味。可我就想喝白酒，我学会喝酒是在困难的时刻，没有六十四度不够味。

包坤年替大家斟满了酒，玻璃杯立刻变成了红宝石，殷红的颜色透出诱人的光辉。葡萄美酒夜光杯，那制作夜光杯的白玉之精也可能就是玻璃。

包坤年是副会长，斟完了酒总要讲几句的，为了要突出朱自冶，多讲了也不适宜，便举起筷子来带头：“同志们请吧，请随意……”

朱自冶也不想为别人留点面子，煞有其事地制止：“不不，丰盛的酒席不作兴一开始便扫冷盆，冷盆是小吃，是在两道菜的间隔之中随意吃点，免得停筷停杯，”说着便把头向窗外一伸，高喊：“上菜啦！”

随着这一声叫喊，大家的眼睛都看着池塘的南面，自古君子远庖厨也，厨房和书房隔着一池碧水。

电影开幕了：孔碧霞的女儿，那个十分标致的姑娘手捧托盘，隐约出现在竹木之间，几隐几现便到了石板桥的桥头。她步态轻盈，婀娜多姿；桥上的人，水中的影，手中的盘，盘中的菜，一阵轻风似的向吃客们飘来，像现代仙女从月宫饭店中翩跹而来！该死的朱自冶竟然导演出这么个美妙的镜头，即使那托盘中是装的一盆窝窝头，你也会以为那窝窝头是来自仿膳，慈禧太后吃过的！

托盘里当然不是窝窝头，盖钵揭开以后，使人十分惊奇，竟然是十只通红的番茄装在雪白的瓷盘里。我也愣住了，按照苏州菜的程式，开头应该是热炒。什么炒鸡丁，炒鱼片，炒虾仁等等的，从来没见过用西红柿开头！这西红柿是算菜还是算水果呢？

朱自冶故作镇静，把一只只的西红柿分进各人的碟子里，然后像变戏法似的叫一声：“开！”立即揭去西红柿的上盖：清炒虾仁都装在番茄里！

人们兴趣盎然，纷纷揭盖。

朱自冶介绍了：“一般的炒虾仁大家常吃，没啥稀奇。几十年来这炒虾仁除掉在选料与火候上下功夫以外，就再也没有其它的发展。近年来也有用番茄酱炒虾仁的，但那味道太浓。有西菜味。如今把虾仁装在番茄里面，不仅是好看，请大家自品。注意，番茄是只碗，不要连碗都吃下去。”

我只得佩服了，若干年来我也曾盼望着多给人们炒几盘虾仁，却没有想到把虾仁装在番茄里。秋天的番茄很值钱，丢掉多可惜，我真想连碗都吃下去。

唔，经朱自冶这么一说，倒是觉得这虾仁有点特别，于鲜美之中略带番茄的清香和酸味。丁大头说得不错，人的味觉都是差不多的，不像朱自冶所说有人会食而不知其味。差别在于有人吃得出却说不出，只能笼而统之地说：“啊，有一种说不出的好吃！”朱自冶的伟大就在于他能说得出来，虽然歪七歪八地有点近于吹牛，可吹牛也是说得出来的表现。在极力的享受和娱乐之中，不吹牛还很难使那近乎呆滞的神经奋起！

仙女在石板桥上来回地走着，各种热炒纷纷摆上台面。我记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只知道三只炒菜之后必有一道甜食，甜食已经进了三道：剔心莲子羹，桂花小圆子，藕粉鸡头米。

朱自冶还在那里介绍，这种介绍已经引不起我的兴趣，他开头的一笔写得太精彩了，往后的情节却是一般的，什么芙蓉鸡片，雪花鸡球，菊花鱼等，我们店里的菜单上都有的。

人们的赞叹和颂扬也没有停歇：

“朱老，你的这些学问都是从哪里得来的？”

“很难说，这门学问一不能靠师承，二不能靠书本，全凭多年的积累。”

“朱老，你过了一世的快活日子，我们是望尘莫及。”

“哪里，彼此彼此，文化大革命和困难年也是不好过的。”

“算啦，那些事情都过去了，吃吃！”

“是呀，将来到了共产主义，我们大家天天都能吃上这样的菜！”

我听了肚里直泛泡，人人天天吃这样的菜，谁干活呢，机器人？也许可以，可是现在万万不能天天吃，那第五十八代的机器人还没有研制出来哩！

“老高。”

“你为什么不说话呀，像朱老这样的人材你以前一点儿也不知道吗？”

“知道，我很早便知道。”

“那你为什么不请他去指导指导，把你们的饭店搞好。”

“请……请过，我们请他讲过课。”

“那是临时的，没有个正式的名义。”

人们突然静下来，目光都集中在我的身上。我凝神了。在今天的这顿美餐里，似乎要谈什么交易？

“名义……这名义就很难说了。”

“也是一种专家嘛！”

“叫什么专家好呢？”我等待着人们的回答。科学家、文学家、表演艺术家，你哪一家都靠不上去！

“吃的……”说不下去了，“吃的专家”是骂人的。

“会……”会吃专家也不通，谁不会吃？

包坤年把筷子一举：“外国人有个名字，叫‘美食家’！”

“好！”

“对！”

“美食家，美食家！”

“来来，为我们的美食家干一杯！”

朱自冶踌躇满志了，忍不住把那旧西装敞开，举杯离座，绕台一周，特别用力地和我碰了碰杯，差点儿把那薄薄的玻璃杯都碰碎。是呀，他那吃的生涯如今才达到了顶点；辛辛苦苦地吃了一世，竟然无人重视，尚且有人反对。真正的价值还是外国人发现的！

我只恨自己的孤陋寡闻，一下子就败在包坤年的手里。我只知道引进“快餐”，却没有防备那“美食家”也是可以引进的。好吃鬼，馋痨坯等等都已经过时了，美食家！多好听的名词，它和我们的快餐一样，也可以大做一笔生意。如果成立世界美食家协会的话，朱自冶可当副主席；主席可能是法国人，副主席肯定是中国的！

人们在欢乐声中拨动了第十只炒菜，这时候孔碧霞走了进来，询问大家对炒菜的意见。人们纷纷道谢，邀请孔碧霞同饮一杯。我站起身来为孔碧霞斟满酒，举起杯：

“谢谢朱师母，你的菜确实精美，谢谢你，也谢谢孩子，她为我们奔走了半天。”我对孔碧霞也没有多少好感，但是我得承认，她的确是做菜的能手，二级厨师的手艺，应该由她来当烹饪学学会的主席或者是副主席。世界上的事情会做的往往不如会吹的，会烧的也不如会吃的！

孔碧霞很高兴：“哪里，能得到经理的称赞很不容易。”她举起杯来划了个大圈子：“怠慢大家了，几只炒菜连我也不满意，现在没有冬笋，只好用罐头。”

“啊，没说的。”

“来来，为美食家的夫人干一杯！”

一杯干了以后，包坤年开始收酒杯了，别以为宴会已经结束，早着呢，现在是转场，更换道具的。

朱自冶又拿出一套宜兴的紫砂杯，杯形如桃，把手如枝叶，颇有民族风味。酒也换了，小坛装的绍兴加饭、陈年花雕。下半场的情绪可能更加高涨，所以那酒的度数也得略有升高。黄酒性情温和，也不会叫人口麻舌辣。我向那酒橱乜了一眼，看见还有两瓶五粮液放在那里，可能是在喝汤之前用的。我暗自思忖，这桌饭不知是谁出钱，是朱自冶的银行存款呢，还是人家的宣传费？

孔碧霞告辞以后，下半场的大幕拉开，热菜、大菜、点心滚滚而来：松鼠桂鱼，蜜汁火腿，“天下第一菜”，翡翠包子，水晶烧卖……一只“三套鸭”把剧情推到了顶点！

所谓三套鸭便是把一只鸽子塞在鸡肚子里，再把鸡塞到鸭肚里，烧好之后看上去是一只整鸭，一只硕大的整鸭趴在船盆里。船盆的四周放着一圈鹌鹑蛋，好像那蛋就是鸽子生出来的。人们叹为观止了：

“老高。”

“你看看，这算不算登峰造极？”

“算。”

“就凭这一手，让朱老到你们的店里去当个技术指导还不行，每月给个百二八十的。”

我明白了，这恐怕是今天的中心议题，连忙采取推挡术：“不敢当，我们的庙小，容不下大菩萨。”

“你们的庙也不小呀，就看庙主的眼力……”

幸亏那只三套鸭帮了忙，当它被拆开以后人们便顾不上说话了，因为嘴巴的两种功能是不便于同时使用的。

我看了看表，这顿饭已经吃了将近三个钟头，后面还要喝五粮液（我很想喝），还会有一只精彩的大汤作总结，还会有生梨或者是菠萝蜜。可我不敢终席了，因为终席之后便是茶话，那圈套便会绕到我的脖子上面。

“实在对不起，我下面还有一个约会，不能奉陪到底。谢谢朱先生，谢谢诸位，谢谢……”我不停地说谢谢，不停地向后退，退了五步便转身，径奔石板桥而去。过得桥来回头看，见那长窗里的人都呆在那里。

我觉得今天的举止很不礼貌，也不光彩，好像是逃出来的。如果不向女主人打个招呼，那孔碧霞会伤心，她是很要场面的。

孔碧霞和她的女儿还在忙着，听说我要走，有点儿扫兴：“啊呀，大概是我做的菜不好吧，不合你的口味！”

“哪里，你的菜做得确实不错，什么时候请你到我们的店里去讲讲，交流交流。”

孔碧霞笑了：“有什么好交流的，这些菜你们都会做，问题是你们没有这么多的时间，细模细样地做，还得准备个十几天……哎，你不能再坐会儿吗，还有一只大汤咧。”

“知道……”我突然想起件事情来了，“朱师母，今天的甜菜里面怎么没有南瓜盅？困难年朱先生和我一起去拉南瓜的时候，说是要创造出一只南瓜盅，有田园风味！”

孔碧霞咯咯地笑了：“你听他瞎吹，他这人是宜兴的夜壶，独出一张嘴！”

十二　巧克力

出了五十四号向西走，到阿二家去。天啊，那里还有一桌酒席等着我哩！我什么也不想吃了，三套鸭不好消化，那一番谈话也值得回味。可我想和阿二、和他的爸爸干几杯，当然是白酒，六十四度，喝下一口之后像一条热线似的直通到肚里，哈地一声长叹，人间无数的欢乐与辛酸都包含在内。

秋天对每个城市来说，都是金色的。苏州也不例外，天高气爽，不冷不热，庭院中不时地送出桂花的香气。小巷子的上空难得有这么蓝湛，难得有白云成堆。星期天来往的人也不多，绝大部分的人都在忙家务，家务之中吃为先，临巷的窗子里冒出水蒸气，还听到菜下油锅时嗞啦一声炸溜。

从五十四号到阿二家，必须经过我原来住过的地方，这地方的样子一点儿也没有变。石库门，白粉墙，一排五间平房向里缩进一段，朱自冶住过的小洋楼就在里面，我仿佛看见阿二的黄包车就停在门前，朱自冶穿着长袍从门里出来，高踞在黄包车上，脚下铃铛一响，赶到朱鸿兴去吃头汤面。四十年来他是一个吃的化身，像妖魔似的缠着我，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还在无意之中决定了我的职业。我厌恶他，反对他，想离他远点。可是反也反不掉，挥也挥不走，到头来还要当我的指导，每月给个百二八十的。百二八十是多少？加起来除以二，正好是一百元人民币！如果杨中宝能来当指导，我情愿在一百之外再加二十，奖金还不计算在内。可这朱自冶算什么，食客提一级最多是个清客而已，他可以指导人们去消遣，去奢糜，却和我们的工作没有多大的关系。美食家，让你去钻门子吧，只要我还站在庙门口，你就休想进得去！

一直走到阿二家，我心中的怨气才稍稍平息。这里是个欢乐的世界，没有应酬，没有虚伪，也谈不上奢靡。天井里坐满了人，在那里嗑瓜子，吃喜糖。我的一家都来了，包括我那个刚满周岁的小外孙在内。这孩子长得又白又胖，会吃会笑，还会做眯眼，捏捏小拳头和人表示再会。现在都是独生子女，一个娃娃可以有六个大人在他的身上花费物力和精力。满天井的人都以娃娃为中心，给他吃，逗他笑，从这个人的手里传到那个人的手里。

有人把硬糖塞到我那小外孙的嘴里，他立刻吐了出来。

“怎么，他不吃糖吗？”

“他呀，要吃好的！”

“试试，给他巧克力。”

有人拿了一条巧克力来，剥去半段金纸，塞到孩子的手里。果然，这孩子拿了就往嘴里送，吃得嗞嗞咂咂地流口水。

人们哄笑起来了：“啊呀，这孩子真聪明，懂得吃好的！”

我的头脑突然发炸，得了吧，长大了又是一个美食家！我一生一世管不了个朱自冶，还管不了你这个小东西！伸手抢过巧克力，把一粒硬糖硬塞在小嘴里。

孩子哇地一声哭起来了……

满座愕然，以为我这个老家伙的神经出了问题。

1982年8-9月

附言：本文是小说，纯属虚构，不得已而借用苏州风物，此亦文学之惯技，务请读者诸君不必一一查对。

——作者再拜。

（原载《收获》1983年第1期）

[1]苏州玄妙观亦称元妙观。

自传

陆文夫

我于1928年阴历的闰二月初二，生于江苏省泰兴县一个叫作四圩的村子里。童年时期是跟着祖母在村子里长大的。到了六七岁的时候，又跟着祖母迁到靖江县一个叫作夹港的地方，这地方是长江边上的一个水陆码头。当时，我的父亲在码头上的大通轮船公司工作，我的家便住在公司的旁边。所以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接触过很多人，对来往客商和三教九流都有些一知半解。大约是六七岁的时候便开始读书，那时候农村里还没有学校，读私塾，自己带着板凳桌子，到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的面前上香点烛，叩头。塾师秦老夫子坐在神位的旁边，受我三拜，提笔给我取了个学名，叫作陆文夫。于是，我在世界上便有了个正式的代号，而且沿用至今，表示坐不改名，行不改姓。

我在秦老夫子的教导下，先读《百家姓》、《千字文》，后读《千家诗》、《论语》等等，可能我当时读得很快，记得每天要背两次书，背得出就算会了，再教新的。大约读了一年，私塾奉命改良，变成学校，秦老夫子变成了学校里的语文老师，开始读白话文，还有地理、历史，还上体育，学唱歌，比私塾里有趣得多。又是一年多，抗日战争开始，学校停办了，秦老夫子又重操旧业，在离我家十多里的一个小村庄上开馆。秦老夫子认为我是他得意的门生，说服了我的父亲，跟着他去当寄宿生。我又开始读圣贤书了，《史记》、《孟子》外加《古文观止》，还要吟诗作对什么的。其实都是乱弹琴，我直至今天也不懂格律，只记得些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以及来鸿对去雁等等。

这一段的学习生活是十分寂寞的，所谓寄宿生（当地叫附学），实际只有两个人，加上秦老夫子是三个，白天大约有不到二十个蒙童，晚上便只有我们三个人。秦老夫子离妻别子，当然比我们更寂寞，便带头看小说。这就坏事了，你看我也看，看得比你还起劲。秦老夫子也很开明，他认为凡是印在书上的字都是圣贤传下来的，都可以看。看完了还要和我“讨论”，说某某小说如何好，谁比谁的本领高强等等，这就是我们最初的“文艺评论”。当时的社会上有一种职业，叫做“笔先生”，身背一个大竹箱，箱内有纸墨笔砚、课本等等，除此之外还夹带私货——小说。官货卖给学生，私货卖给先生。如果先生作成的交易多，私货便作为馈赠。只要不把小说书弄旧，下次贴几个钱还可以掉换，类似我们现在的租书业务。因此我们的小说来源可以不愁，记得有《三国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精忠岳传》、《封神榜》、《西游记》等。没有《红楼梦》，那是淫书。在这以前，因为我的祖母喜欢听故事，我识了几个字之后便开始买些唱本回来读给祖母听，那读和唱差不多，还有个调门。等我读了一些小说之后，便不唱了，讲，把小说的内容拼拼凑凑讲给祖母听，记不清楚的地方便来点儿合理想象，瞎编，这恐怕就是一种“创作”的开始。

跟着秦老夫子读了不到一年，我家又从夹港迁到泰兴县一个叫作柏木桥的地方，离我家三里多路有个乡绅们办的学堂，我又去读了不到一年，后来便转到张家桥小学去读五年级。总之，我从小学到初中毕业，频频地换学校，最少的读不满一学期，最多的也不超过两年。从十岁开始便四处求学，只有寒暑假才回家住些时候。那是抗日战争的社会动乱所造成的，这动乱培养了自己的民族意识和独立生活的能力。

在中学时期，读小说还是我的副业，找到什么便读什么，对什么都感到兴趣。只是兴趣太大了，副业成了正业，考试便成了问题，所以我在学校里的成绩是很不稳定的。下决心不读小说便可以名列前茅，抱住小说不放便名列三十几，没有变成倒数第一主要是靠点儿语文成绩，如果不是因为错别字太多的话，我的作文总是全班第一。因为我的用字多半是从唱本和小说中猜出来的，都有点儿似是而非。中学时期我很少读古典小说了，读了一些三十年代的新文艺作品以及许多当时非常流行的所谓社会言情小说。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从家乡的泰兴城来到了天堂的苏州，在苏高中读了三年。这三年之中除掉第一个学期之外，我的学习成绩是每况愈下，王小二过年，直到毕业时还有两门主课不及格，补考之后才勉强地把毕业证书领到手。其实我并没有在“天堂”里游荡，只是没有把《范氏大代数》等等放在心里。因为苏州是个文化古城，景德路上旧书铺林立，各种书籍都比较容易弄到手，弄不到手也可以立在旧书铺里看，看得那老板或老板娘直翻白眼。这一段时期我读的书最多，中国的二三十年代老作家的作品，外国的从希腊神话到高尔基。这时候的读小说，除掉兴趣之外似乎有了一点目的，要想寻找人生的道路和生活的目的。当时，国民党腐败反动，物价飞涨，学潮迭起，很多青年人都在思考着国家、民族与社会的前途，我也自命为“思考的一代”，所以便对《范氏大代数》不感兴趣。而把兴趣放在革命文艺、哲学和经济学方面。所谓哲学和经济学是很可怜的，弄不到这方面的书籍，只是知道世界上有一门叫作哲学的学问，是解决人生和社会问题的。我到图书馆去借这方面的书，好家伙，都是些落满了灰尘的硬面厚本，我硬着头皮看完了几大本，却不知所云，后来读到了《大众哲学》、《新经济学》、《新青年的新人生观》等等，自觉恍然大悟，茅塞顿开，居然还写过一篇谈存在决定意识的论文，寄给当时的某个进步的刊物，大概是写得实在不像话，他们没有登，要是登了的话，当年的兴趣很可能转向理论。

由于受了进步文艺和革命理论的影响，1948年高中毕业以后便进入了苏北解放区，在华中大学学习了一个时期，1949年便渡江南下，又回到了苏州，在新华社苏州支社当采访员，后转入《苏州报》当记者，在苏州的大街小巷、工矿企业中采访了八年。我开始当记者时才二十一岁，出去采访时老同志都叫我小记者，关怀备至，十分爱惜，我工作得也十分努力，一心一意当好一个新闻记者，满腔热情地去研究各种问题。八年的记者生涯对我来讲是个很大的锻炼，单就写文章而言也是从这时开始的。小时候的作文虽然也常得满分，但总是些《我的志愿》、《月夜的校园》等等，不去对社会、对生活发言。新闻记者则不同，除掉文字的准确、简练、生动之外，主要的是要学会从大的方面去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认识生活和理解生活是他主要的课题，这对写小说来讲也是很重要的。当时我也没有想到要写小说，实在是不敢想，我觉得写小说是很神圣的，是高不可攀的，居然能想出那么多的事来，说出那么多的话来，不容易！后来看到报纸上偶尔发表点配合任务的小说，看了以后大为惊奇，原来小说也可以这样写，和长篇通讯是差不多的，我也可以试试。我的采访笔记上、头脑里有很多素材，写新闻报道只用了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还有许多因为种种原因不能报道，很可惜，如果把它改头换面，添油加酱地写出来，岂不很有意义！说干就干，夏天不睡午觉，关在一个斗室里，赤膊上阵，做出了一篇。当时各省还没有文艺刊物，上海有个《文艺月报》，便投寄了去。首投未中，原稿奉回。可喜的是那原稿中还夹了两张纸的退稿信，一张登记表，信中说我的稿件不用主要是内容不适于当时的需要（我写的是抓赌鬼），但认为我有较好的文学素养，懂得运用形象和文学的语言，是很能写的。其实我当时也不懂得什么叫形象和文学的语言，只是因为小说看得多了，不知不觉按照那种格局写来的。编辑是文学的权威，他说我懂，我好像也真的懂那么一点；他说我很能写，恐怕也是有根据的。何况还发给我一张登记表，发展我当《文艺月报》的通讯员，定期赠送《文艺月报》一份，不定期地寄一本《文艺通讯》，这可不是当耍的！我来劲儿了，继续地不睡午觉，晚上发完了新闻稿再种“自留地”，有时候写到天亮，第二天照样骑着自行车去采访，也不觉得累。我搞业余创作也不保密，领导和同志们都认为这是为人民多作贡献，不认为是什么个人主义，只有支持，没有打击。奋斗了几个月又做出了一篇，题为《荣誉》，这下子中了，《文艺月报》发表之后还组织了评论，还译成了外文，引起了各个方面的注意。这下子不可收拾了，我把采访笔记里的材料都抖出来，急急忙忙地写成了一个短篇小说集《荣誉》。所以这个小说集中的许多篇都带有新闻通讯的痕迹。《荣誉》带来了荣誉，我参加了华东作家协会，出席了全国第一次青年作者代表会。眼界开阔了，思想活跃了，便对自己已经发表的作品不满意，觉得那也算不了小说，小说不能作为概念的图解，必须写生活，写人，写人的命运，写人的感情。于是又写了《小巷深处》、《平原的颂歌》等等，又听到了一片赞扬声。坏了，飘飘然不知所以，真的想当作家了。其时适逢江苏省文联成立创作组，当专业作家行动自由，时间充裕，我经不起此种诱惑，便欣然而去，从此便走上了文学之路，那是1957年的春天，一个开满鲜花的季节。谁知道文学之路是十分崎岖的，往后的二十年间两次批判，一次批斗，三次下放，做了七年半的车工和保全工，举家去农村落户九年。这些都是后话，众所周知，暂且不提，值得一提的倒是使我有可能向生活靠得更近点。

1982年4月

（选自《艺海入潜记》，陆文夫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微弱的光

陆文夫

从某种角度来看，作家并不是一种美好的职业，因为他们总是不停地在煎熬自己。世界上的事情不可能按照作家的愿望来实现，人类的灵魂也不完全是由作家塑造的。可是他们总是不自量力，忧心忡忡，孜孜不倦，把自己的心血注进油盏里，燃烧，再燃烧，发出一点微弱的光辉。他们很少满足过，没有平静过，一种自我的骚扰贯穿了全部的生命线，烦恼大于安慰，感情的过剩有时可以造成危机。

我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有过许多美好的梦，却没有一个梦是想到要当作家的。这倒不是说我那时便知道作家不是什么美好的职业，相反，我认为能够写书的作家太了不起。因为我从七岁开始便读孔夫子的书，能够写书的孔夫子是圣人，连我的老师都要对着他的牌位叩头。不幸的是我从小便爱幻想，而幻想总是和文学有缘的，只有文学可以为一个孩子提供那么简便而又无穷的想象的天地。

想象也是需要诱发的，最先诱发我的是一条伟大的河流——长江。我出生在江苏省长江北岸的一个小村庄里，长江离开我家的大门不到二百米，沙沙的涛声每日催我醒来，伴我入睡。我每天都要坐在江堤上呆望，望着那些轮船和帆船从天边出现，又慢慢地消失在天的尽头。这就引起了我的遐想：这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想不出来，东望是水天一色，西望是水色一天，一片广漠的空白，遐想无所附依。

文学进入到我的生活中来了，它使我的想象有了依附，有了发展。文学是一个五花八门的世界，开始有神仙鬼怪，接着便有爱情，有友谊，有欢乐，有眼泪，有卑鄙的勾当，有崇高的行为，有强盗的行径，有正义的事业。这一切都使我神魂颠倒，都想去经历经历。但是，文学所描绘的事物都不在我的家乡，也不在我读初中那个小县城里。最远的是在海外，最近的也在上海、南京和苏州。苏州我可以去，我的姨妈家在苏州做生意。

1944年的春夏之交，我穿着长衫，戴着礼帽，闯进苏州来了。苏州号称人间的天堂，她的美丽超出了我的想象。我觉得她像一部历史，一首古诗，是各种美妙故事的发源地，这些故事好像都曾经在哪部文学作品中读到过的。一个梦游天地的青年终于在大地上找到了落脚点，从此我便爱上了苏州，并在苏州高中就读了三年。

三年之后我发现苏州是一个明媚而清澈的湖，污垢却都沉积在清水的下面。苏州有许多女人长得很漂亮，拉着她们走的黄包车夫却是一个个瘦骨伶仃，气喘吁吁的老头。天堂是建筑在地狱的上面。那些年正是国民党的统治腐败到极点的时候，苏州那美丽的外表再也掩盖不住人民的疾苦，我的兴趣和想象便因此而转向了社会，想为求得一个完美的社会制度而奋斗，让人人都能生活在天堂里。

高中毕业之后我没升学，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去了，准备豁出命来打游击，不料游击还未打，国民党已经全面崩溃，我随军渡江又回到了苏州，在苏州报做新闻记者，前后做了八年。那八年正是我们国家蒸蒸日上的时候，我热忱地为新社会唱赞歌，写新闻，写通讯，写社论。唱着唱着还觉得不过瘾，因为新闻和通讯都必须真实，好像嗓门儿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似的。忽然之间异想天开，何不做篇小说来试试呢，小说也写真实，但是可以虚构，可以把真实加以想象而求得艺术的完美。这时候我再也不把作家当圣人看待了，因为作家和记者之间只隔了一层板壁。那时候我才二十五岁，说干就动手。老实说，想写小说一方面是为了替新社会唱赞歌，一方面也有点弄着玩儿，想出点儿风头，没有想到这文学是个危险的游戏。

我的运气也真好，碰上了一个好编辑，没有经过多大曲折，居然陆续发表了《荣誉》、《小巷深处》几个作品，引起了一点轰动。到了1957年的春天，江苏省文联成立专业创作组，把江苏省在文学创作上稍有成就的人都搜罗进去，我也不当新闻记者了，到南京当专业作家去了。

真的要以作家为职业了，这事儿以前没有想过，现在得好好地研究研究：作家到底是干什么的，他对社会负有何种责任，应该怎么写，写些什么东西？当时和我在一起的有现在著名的作家高晓声、方之（已故）、艾煊、叶至诚、梅汝恺、陈椿年等人。我们几个人一研究，觉得文学不应该只是唱赞歌，要干预生活，创作方法也应该是多种多样，不应该只有一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写人，探索人生的道路，不应当写政策，写运动。同时认为过多的阶级斗争已经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这些话现在讲讲还可以，在二十八年前讲这些话简直是胆大包天！我们不仅讲，而且还准备创办一个同人刊物《探求者》，用艺术来实现我们的主张，同时为《探求者》写了发刊词，把这些主张都明明白白地写在里面。刊物还未办成，就开始了反右斗争。这下子闯下大祸了，我们被打成反党集团，批判、斗争、检查、下放。陈椿年送进劳改农场，高晓声回老家去种田，艾煊到西山去种果树，方之和叶至诚去大炼钢铁，我回苏州到机床厂里去当学徒，一个个都没有好下场。这就是五十年代中国文坛上颇为有名的“探求者》事件”。我第一次当专业作家只当了不到半年，便一个筋斗栽到底，作家实在是个并不美妙的职业。

我在厂里当了两年的车工，真心诚意地向工人们学习。我觉得作家是人，工人也是人，他们的工作很辛苦而且默默无闻，那劳动也是富有创造性的，很值得知识分子学习。那年头，当了个右派、反党分子等等日子是不好过的，见了熟人也不敢点头。工人们可不管这些，只要你不刁钻、能干活，他们就亲近你、称赞你，并在暗中对你的不幸表示同情。我工作得不错，工人们都称赞，几次评为先进，得奖得过一套卫生衫和一个大脸盆，实乃不幸之中之大幸。谁知这大幸之中又孕育着不幸，真是祸福难明……

到了1960年的夏天，三年困难之后实行经济调整，文艺界也开始复苏了，江苏省又成立专业创作组。因为我在工厂中劳动得不错，改造得有成绩，为了体现政策，又把我调上南京，又当起专业作家来了。我吃一堑长一智，小心谨慎，不敢得意忘形。可是那时的小说已经很难写了，阶级斗争第一，人物都被拔高到足有五六米，胳膊和大腿都比普通的人大几倍。我不愿意去凑这种热闹，因为我自己只有一米七四多一点，那样的巨人我在生活中也没有看见，也许是此人只应天上有吧，可我那时连飞机还没有坐过呢！于是我便写普通的劳动者，写工人，写劳动，写劳动中的某种哲理。由于我在工厂中劳动了两年多，有体会，写起来也别开生面，产量也是不少的，这一来又引起了文艺界的注意，评论我的文章也都是说好话的。这不是很好了吗？慢点。

到了1964年，国民经济稍有好转了，又要大搞阶级斗争了。文艺界的形势越来越紧张，小说没法写了。当年的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人很着急，便在北京召开了一个短篇小说座谈会，研究到底怎么写法才好。茅盾同志和许多著名的老作家、理论家都出席了这个会议，我也去了。在会上，茅盾同志对我的写法很有兴趣，认为也是无路之中的一条路，于是便在《文艺报》上发表评论文章，评价我的小说。想不到这篇文章发表得不是当口，那正是批评文艺界已经走到修正主义边缘的时候。陆文夫何许人也？一查，1957年的“探求者”、反党分子。完了，此人重登文坛，其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批！

这一次可批得够呛的了，比1957年要厉害几倍，前后长达半年，许多报刊都发表了批判文章，江苏的报纸用两个整版的大文章把我批深批透。那时候我的大女儿正在读小学，看到大文章便会血压升高，昏昏迷迷。我也昏迷了，怎么昨天还说我写得如何好，今天却突然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文艺界还讲不讲理！当然，批判我的人（他们也是奉命而作）也有理，说我是写中间人物，写阴暗面，写人道主义，不写阶级斗争，还是《探求者》的老观点，所以要新账老账一起算，把1957年的事情翻出来重批。我开始是想不通，后来想通了便感到一种幻灭，差点儿从灵谷寺塔上跳下去。所以没有跳，是想看看这文艺究竟如何向下发展。我自己不能写了，也不想写了，只是想看看而已。1965年的夏天我被赶出文艺界，又回到了苏州，在一家纱厂里当修机工，不看书更不写小说，星期天喝半斤黄酒，低唱《贝加尔湖之歌》，这是当年的一支中国红军被逼退入苏联境内时所作的歌，我唱起来声音嘶哑，热泪满面，孩子们听到我唱便从房间里逃出去。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更遭殃了，抄家、批斗、挂牌、游街、请罪，一样不少，行礼如仪。但我自己倒也不感到有太多的痛苦了（当然也不舒服），只担心我们国家的这一场浩劫如何了结？社会主义每前进一步都很困难，破坏起来却十分容易，年轻时代梦寐以求的幸福社会到哪天才能实现！我自己已经成了一个工人，会干活儿总是有饭吃的。不然，工人不能让你当，叫你当农民去。1969年底把我的全家下放，到农村去插队落户，要在五天之内离开苏州。一个曾经想建设天堂的人，又被从天堂里放逐出去。

我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来到了江苏北部的黄海之滨，那里当时是江苏省最艰苦的地方，被下放者称之为江苏的西伯利亚。我在那里一住便是九年，造茅屋，种自留田，其余的时间便是和一同下放的老朋友喝酒聊天，纵论天下大事，把我们的经历和曾经读过的马列主义重温一遍。把国家和个人所走过的道路都作了一些总结。从我个人来说这九年也没有完全浪费，思考了不少问题。那时候我们认为“四人帮”迟早会垮台，但是难以预料早在什么时候，迟又迟到哪天，有生之年还能不能看得见！

那一天终于来到了，“四人帮”被一举粉碎，我和全国人民一样，那激动的心情是难以表述的。我和朋友们痛饮了三天之后把钢笔找出来了，我要写小说了，创作的冲动像一股热流在寻找喷口。可是我停笔已经十三年了，许多常用字都已经忘记，简直想不起小说是怎么写法的。我像一个卧床十三年的病人一样，爬起来扶着墙壁走路，先胡乱地写点散文、剧本作为练笔，慢慢地把遥远的记忆唤醒来，然后使足力气写了个短篇。这时候《人民文学》也已经复苏，一些老编辑在到处寻找那些下落不明的老作者，当他们找到我的时候，短篇一个已经写好了放在案头，这就是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短篇小说《献身》，后来获得了1980年的优秀短篇小说奖。

我的一家又从黄海之滨回到苏州来了，回到苏州的时候我已经五十岁。我又当起专业作家来了，从二十五岁起开始写小说，用了二十五年的时间跌倒爬起，三起两落，最后才落定了作家这个并不美妙的职业，你看这作家可是好当的！

严格地说我从五十岁起才算真正地写小说，前面的二十五年只能算是艺术的练习和生活的磨练。近八年来，我大约发表了不到四十万字的中篇和短篇，三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一次中篇小说奖，被选为江苏省的人民代表，苏州市授予我劳动模范的称号，在第四次中国作家协会的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对这一些我也感到高兴，高兴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终于渡过了苦难，开始得到信任与重视。但我每次到北京领奖时，心里总有点难过，总觉得有许多朋友没有能来，他们有的在苦难中不幸去世，有的在苦难中把艺术的才华磨灭。因此我总觉得负有一点什么历史的责任，有义务写出各种人生的道路和社会的变迁，把自己的心血和曾经流过的眼泪注入油盏内，燃烧、再燃烧，发出一点微弱的光辉，让那些走向幸福的人们在夜行中远远地看到一点光时，感到一点安慰：快了，前面又到了宿营地。

1985年3月2日

（选自《艺海入潜记》，陆文夫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却顾所来径

陆文夫

同志们为我的作品举行了一个学术性的讨论会，惊动了这么多的学者和专家，这使我胆战心惊，不胜汗颜。直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觉得我的作品没有什么可供讨论的，经不起推敲，也抓不上手。不错，我混迹于文坛至今正好三十年。但是其中有过三起两落，真正能够创作的时间不到十五年，总共发表了大约五十多篇小说，加上其它的文章大约百万字左右，其中可读的东西也没有几篇。这么个贫瘠的小矿，其开采价值是不大的。有人说文学是把刀子，文艺批评是块磨刀的石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十分欢迎同志们帮我磨磨，多多批评，多提意见。不敢说闻过则喜，闻过则思还是可以做到的。

关于我的作品，同志们已经写了文章，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我只想谈谈若干年来我在文学方面思考的几个主要问题。这些问题都已昨日黄花，但我是从这些问题的思考中走过来的。

一　自在与自为

一个人进入文学的大门时，大体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自在”的，一种是“自为”的。所谓“自在”的，就是作家积累了许多难忘的生活，这些生活绝大部分都是亲身的经历。生活激起了他的激情，感慨，思绪万千，于是便想以小说的形式一吐为快，以浇胸中之块垒。他对小说的形式并不陌生，但是他写小说不一定是为了外界的需要，或者是表达某种特定的概念，只是情不自禁，不知不觉地在一种自在的状态中让生活与思考从艺术中流露出来。当然，这种状态并不是无目的、无概念，应该说他的目的与概念，是和他的生活保持着原始状态的统一性。此种作家开始的作品，往往是浑然天成，一鸣惊人，好像是无意插柳柳成荫。但是，此种作家立刻面临着一个问题，即如何从自在而进入自为。因为他如果要继续写下去的话，就再也不可能是自在的了，第一次是无意插柳，第二次就是有意栽花了。他不可能总是写亲身的直接经历，必须对社会生活进行概括和提炼，那种概念和生活原始的统一状态很难再现。就好像一个人在“无意”中找到了一个富矿，因而想以找矿为职业，这时候不研究地质学就不行了。如果研究得好，就可以继续找到富矿；如果研究得不好，就只能再找点零星小矿；如果根本不研究，也许就什么也找不到了。当然，研究的目的并不是使作品由自在而变成不自在（此种情况经常发生），而是经由自为使原来的自在得以巩固与发展，这是个艰难的历程。

另一种人进入文学大门的时候是自为的，他所写的生活也不一定都是亲身的经历，他写作的目的具体而明确，是为了宣传某种思想、解决某种问题而创作的。这种作家的善意和他对社会的热忱与责任是不用怀疑的，也是十分可贵的。他的成功之作能对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起很大的作用，能使人震惊，能使人奋起。但是这样的作品往往和特定的历史条件相互依存，需要用特定的历史条件作衬景才能显出它的光辉。如果时过境迁，衬景改变，其光泽就会相对地减退。就其宣传作用来讲是及时的，有力的，就艺术的概括力量和典型意义来讲却往往不够。主要的原因是写得太实、太直，十分性急地想表达某种意念，就难免牵强与失之片面。这样的作家也面临着一个十分困难的课题，即如何从自为而进入自在，使他那有意识的加工变得似乎是无意识的天成，看上去浑然一体，无刀砍斧凿的痕迹。不是与特定的历史条件或某项政策相互依存，而是与生活的长河不分泾渭，浩浩乎川流不息，达到宣传和艺术的统一。

此外，还有一种作家是集“自在”与“自为”于一身，使作品呈现出一种不稳定性。这种情况很多，但实际上是两种情况的交叉表现，故略而不提。

我进入文学的大门时是属于第二种状况。因为解放初期我是当新闻记者的，要我在创作之前不明确宣传某种思想，不提出某种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当时的生活基础、艺术技巧、客观情况以及我对人世的理解等等都不可能立即转向自在。但我看到了我的面前有崇山峻岭，攀登的过程大体上就是由自为而进入自在。这倒不是说自己有什么先知的本领。一个人如果不是完全狂妄与无知的话，总应该知道文学宝库中有多少灿烂的珍宝。不识货可以货比货，看看你和它有多少距离！

时间过去了三十年，我不知道是向自在跨了一步呢，还是刚刚抬起了一条腿。但是从认识上来说我得出了一条结论：从自为进入自在决不是把自为变成“无为”，自为的步步深入，力求透彻，那就是自在的入口。

二　歌颂与批判

三十年来，文坛上曾经出现过、争论过许多有关文学创作的道理。除掉毫无道理、蛮横无理、强词夺理者之外，其余的道理都是我思考的课题。我不想去专门研究这些道理，如果我在创作中碰到了，那就不得不思考一番，求其了然，错了可以改正，似是而非也可以。不然的话，许多道理都会成为创作的束缚，而不能成为创作的动力。你今天知道一条：这样写不好；明天又知道一条：那样写不好。结果是样样不好，无法落笔。但也不能来个“管他的”！你不管他的，他要“管你的”！要想获得自由，只有探索规律，“个性解放”不能解决问题。

若干年来我碰到过许多问题，主要的问题有三个，首先碰到的是歌颂与批判。

我开始创作时都是歌颂，当时并没有谁命令我这样做，也没有某种理论把它提高到革命与反革命的高度。所以后来当有人抡起大棒向我砸来时，我便高声大喊：“别打呀，我是老牌的歌德派呀！”那是企图消灾降福的。情况也确实如此，并不是故意耍滑头。因为解放初期新旧社会的对比强烈，情不自禁地要歌颂，根本就没有想到要批判。这一点从我五十年代的作品中都是可以看得出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觉得为难了。因为拿新旧社会作比较，无疑地是只有歌颂，没有批判。但是拿新社会的人与人、事与事相互比较，那就不是每一点都值得歌颂而不应该批判的，特别是在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我不能总是写新旧社会对比，文学总是面对现实生活的。于是我感到单纯的歌颂虽然“保险”，但是有很大的局限，有很多人与事不能进入作品。为了打破此种局限，当时有很多人都采用一种“反推法”，即根据反面的东西推论出正面的表现，正面人物是根据反面人物对立的需要设计的。结果是反面人物生动活泼，正面人物流于概念；落后的部分十分生动，转变以后苍白无力。为了歌颂就不得不排斥那不应该歌颂的部分，切断它们相辅相成的相互联系，所以对单个人物进行开掘，难以写出个体在群体中的特定关系。结果是只能在人物的高大上进行比赛，越拔越高，越写越神，直到高、大、全。“文化大革命”前的若干年间，作家和理论家对这个比较普遍的现象都作过探讨，即使后来的所谓“中间人物论”，也是企图从另一个方面来缓和这种现象的。

到了1957年的春天，我的思想“解放”了，觉得单纯的歌颂没有力量，不能面对现实而提出重大的社会问题。于是便和几个朋友一起“探求”，得出结论：文学必须“干预生活”。年轻的时候总欢喜走极端，把“干预生活”仅仅解释为对生活的批判。歌颂的作品我写过了，批判的作品还没有来得及写，写了一篇也没有来得及发表，反右便开始了，其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

当我第二次拿起笔来的时候，已是六十年代的调整时期，这一时期我的作品又回到了开始的状态，以歌颂为主。但与开始的状态也不完全相同。开始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到批判，这时候是想到批判而不能明写，却也发现了歌颂与批判的另一层关系，即有目标的正面歌颂，它的本身就是对反面现象的一种有力的批判。这种批判用不着小说里明写，明眼人一看就懂。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应该受到批判的主要是浮夸，所以在我当时的作品中大都贯彻着两个字：求实。用求实的精神来对浮夸进行批判。六十年代对我的作品的肯定，这是个主要的着眼点，只不过大家都心照不宣。后来被人看出来了，又对我的批判进行了批判，但是并没有把我的这点理解批判掉。

到了七十年代，当我第三次拿起笔来时，我又发现了六十年代所未曾发现的逆定理，即批判的总体存在实际上也是歌颂。比如说我们对“四人帮”和极左路线的批判，实际上是对粉碎“四人帮”和拨乱反正的歌颂。进一步思考，发现这歌颂与批判实际上是一个事物的两面，不能一刀两断，互不联系。爱与恨、美与丑、光明与黑暗都是相互关联、相互比较而存在的。把歌颂与批判截然分开，就只能在作品中出现绝对的正确与绝对的谬误，只能出现好人与坏人，反映不了事物本身的多样化与复杂性，人物也难以丰富多彩。这时候我才感到有点儿“自在”，各种生活，各种人物才有可能不那么勉强地走到作品中来。当有人再提出“歌德与缺德”的时候，也就不那么介意了。觉得歌德也不一定都好，批判也不一定都是缺德的，问题在于作者的出发点。

作者感到有点儿“自在”的作品，读者看了以后并不是全部都感到“自在”，有人会感到别扭，特别是批判性的作品和作品的批判部分，特别容易引起异议。这里面除掉习惯、误解和对文艺的特点不熟悉之外，作为一个作者，我却经常注意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以及和我读过相同作品的人都有一个特点，受批判现实主义的影响是很深的。当年的革命青年印象最深的就是批判现实主义。看得多了，印象深了就会产生某种习惯，一想起文艺的批判功能，就会掉进批判现实主义里去，忘记了批判现实主义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是调动一切艺术手段来把被批判的对象打死，把旧制度推翻。所以它是匕首，是投枪，是大炮，是手枪，总之是要置人于非命的。它的有力之处在于这一点，容易被我们误用的也在于这一点。因为我们现在的批判决不是要把人打死，而是在于疗救，不得不动手术时也要来点儿麻醉，最好是针麻，神志清楚，创口不疼，容易愈合。再也不能开枪了，开炮更是要不得。我们的人口密度很大，一枪打出去容易误伤父老兄弟。

三　题材与开掘

若干年来对于题材议论得更多，诸如重大题材，凡人小事，家务事、儿女情等等。这些虽属学术问题，但在特定的条件下也能上纲上线。其实，题材和风格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不是由个人的主观愿望所决定的，而是由作者的生活经历、性格爱好、审美习惯等等所决定的。如果叫曹雪芹去写《三国演义》，恐怕是不行的。我写的大多是些“小巷人物”，属于“凡人小事”之列。这也不是我故意如此，从我的主观愿望来说，我真想写一些叱咤风云的人物，真想写一些扭转历史进程的大事件。无奈，我没有这方面的生活或者是相近似的经历，我只熟悉一般的工人、农民。干部不超过科长，知识分子最多到讲师一级，再加上一些做小买卖的。现在我也写到局长、部长、教授，那也是由当年的科长和讲师升上来的。工人、农民和做小买卖的人虽然加了工资，发了财，但他们没有升级，所以我有时候倒把握得更准确点。我不能拎着自己的头发离开脚下的土地，只能找点儿理由来自我安慰。

我知道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但是历史的记载对人民是不公平的。不平凡的人可以进入史册，名不出闾巷的人在史册里是找不到的。谁见过历史记载过张三李四？有也极少，与人民创造历史的前提是不相称的。如果张三李四进了史册的话，他就不再是原来的张三李四了。刘邦原来是个小小的“亭长”，成了皇帝便进入史册。所以有人高喊：“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更有人提出：“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其用意大概也是对历史的记载有意见，所以想拼命地往里挤。这个问题历史学家解决不了，文学家倒可以略助一臂之力，即让更多的、普通而平凡的人活在文学作品里，用以补充历史记载之不足，避免使人产生一种误会，以为历史实际上是少数英雄创造的。如果使人认识到普通而平凡的人也是英雄，只不过没有进入史册而已，那也是功德无量的。在确定这种任务的同时，也就提出了一个难题，即你如何能在普通而平凡的人与事中找出和历史的有机联系？如果找不到，那你前面所说的话都是空的，只是仅仅记下了一点凡人小事而已。

写凡人小事的局限性是很大的，它不是文学的捷径，更不会因此而可以“离政治远点，离生活近点”，稍不留意便会就事论事，琐琐碎碎，游离于时代之外，入不了历史的洪流。虽然说普通而平凡的人也在创造着历史，但他们不那么明显，不那么直接，不像叱咤风云的人物，他本身的行动就是历史的体现。我在这个问题上徘徊了多年，单凭艺术的思考也不能解决问题，倒是十年内乱给了我一点启迪。我发现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是个历史的大舞台，几乎是每个人都要登台表演，有人不想表演，却也被押上台去或推上了台。结果是谁在历史的舞台上表演，谁就得接受历史的检验。是非功过，高下优劣，迟早都会弄清楚的。由此而联想到文学，我觉得文学既是生活的场景也是历史的舞台，谁进来就得带来一段生活，谁进来就得接受历史的检验，要不然的话，作为补充历史的文学怎么能记载你！于是便写了《特别法庭》，同时也筹建了一个文学的法庭，从历史的审判台上来审视普通人的生活道路、功过是非；看一看自己是怎样在创造历史，而历史又是如何评价自己，从而找出个人与历史的直接联系。这个法庭既审判别人，也审判作者自己。有时候我既当原告又当被告，也当法官，并兼管勤杂与扫地。我觉得这个法庭十分热闹，可以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大者可以发人深省，小者也可有点意味；有的可以催人泪下，有的叫人捧腹不已。这个法庭从不判刑，更不用刑，不触皮肉，只触灵魂。我准备继续把这个“法庭”办下去，把以前和以后受审的大小案件分册收入一个叫作《小巷人物志》的集子里。

四　形象与概念

凡是从自为状态而进入文学大门的人，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概念外露的问题，那作为概念的主题像老人的血管一样暴突在外面。以前我没有感到这是什么缺点，相反尽量要求“主题明确”，如果感到还没有明确，或者深怕读者看不出来的话，最后还要来几句精彩的语言把它点出来，在文章作法中叫作点题，美其名曰画龙点睛。对此种方法当然也不能一概否定，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来那么几笔。问题是不能画蛇添足，蛮好的一只皮球，到最后被你放瘪。小说要写得浑然自在，有如一只皮球，滚圆无缝，很有弹力，却看不见它的打气眼在哪里。

平心而论，若干年来我们都在反对公式化和概念化，只有“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了反常现象，声称“共产党人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从而使小说图解观点，变成和大字报差不多的东西。可是我们在反对概念化的同时又强调“主题明确”，这就使事情变得十分复杂，使作者颇费斟酌。当然，这个问题从理论上讲是很容易说清楚的，一句话便可以说清楚了：“鲜明的主题是从生动的形象中体现出来的”。可是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就不那么容易弄清楚了，产品要求的规格不同，工艺流程便得随之而改变。要求主题明确，作者在下笔之前就得想好：我这篇小说是个什么主题？然后根据主题来聚集生活，编排情节，合者取之，不合者舍之。特别是短篇小说，几乎容不得一点“闲笔”。这就像我们到市场上去买肉，指定要瘦的还是要肥的。可是生活却不能像猪一样可以任人宰割的，你一宰它就死了，你再写当然也是死的。所谓写得太死就是从这儿产生的。何况你还要去选瘦挑肥，哪能不露出刀砍斧凿的痕迹，这样写出来的小说当然也有形象（一点儿形象没有，编辑也不会选中的）。写得不好的是概念大于形象，写得好的是概念等于形象，反过来说是形象等于一个概念，太直、太露等等也就随之而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曾经进行过许多研究，其中有一点就是反对从概念出发，强调形象思维，排斥逻辑思维。可是有一些人却又声称：我的创作就是从概念出发，没有逻辑思维我对形象就无法处理。于是便研究到底是从什么出发的？是先有形象还是先有概念？把问题弄成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这个问题从哲学上来讲是早已解决了的，是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创作中所以难于解决，是因为有个“主题明确”放在面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文艺界思想解放，许多同行们都付出了极大精力，在进行各个方面的探索，包括主张使用现代派手法的同志，就其本意来说，我也觉得是想改变写得太直、太露的问题。有人把话说过了头，说根本就不要所谓的主题，就让生活自己向外流，或者说：“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写的什么东西，让你自己去理会。”这种话实在是探索中的、暂时的“无可奉告”，再向前走一步他便会承认，没有一个人写小说完全是不知不觉的。我开头讲到的自在与自为，是不得已而借用的一个哲学名词，并不是说处在自在状态的人都是糊里糊涂的。有一位外国作家写了一本小说，没人能看懂，便去问他，他说“我自己也不懂”。“那你为什么要写呢？”“写的目的就是叫人看不懂！”好了，即使无人能懂的小说，作者也不是糊里糊涂地写出来的，他的主题很明确：叫人看不懂！

我看到有些同志在探索中企图借用现代派的某些手法来解决创作中的问题，十分佩服，很感兴趣。尽管我反对一哄而上，而且对某些套作也略有不恭之言，但是我尊重这种探索，敬佩这种勇气。对于现代派，我总觉得不能把污水和小孩一起泼出去，特别是它的某些手法。现代派的手法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即他们故意把生活、人物模糊，好像照相没有对准焦距，同时把时空的顺序和界限打乱，以便在有限的篇幅中容纳得更广、更多。模糊的生活可以使人联想起更多的生活。模糊的人像谁也不像，却似乎是谁也都像。当然，如果模糊得一塌糊涂，一片黑，一团糟，什么也看不出来，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文学界确实也有些好事之徒，喜欢把事情推向极端，用以博取声誉。某些现代派之所以寿命不长，主要是它的掘墓人太多。我说的是那些运用现代派手法写得比较成功的作品，确实可以使人产生更多的联想，从而使小说的内涵与外延都扩大了许多。现在的读者，特别是那些看小说看得很多的青年读者，和“文化大革命”前的情况大不一样。他们不满足，甚至厌恶你去告诉他一个简单的结论，他们自己要参与创作（思考），你的作品只不过是他创作的素材，是他思考的依据。从一个作家来说，也不应当排斥某一种手法，而且要尊重别人的创造。说实话，在文学中最省力的事儿就是保守。保守者只需要说一句话：你不是！

我在解决自己的创作问题时，没有能更多地借用以上的手法，并不是因为我反对，实在是因为“本性难移”。我对人对事喜欢条分缕析，想模糊也模糊不起来，装糊涂也是装不像的。我只能走自己的路，索性把问题想透。所谓透，也不是想发现什么万应灵丹，只是想找点儿土方草药，以疗自身之残疾。我想，我们反对概念化，并不是反对概念的本身。能从感觉到的事物中得出一个准确而独到的概念是很不容易的，是认识的飞跃，是认识的由低级走向高级，是使我们有可能进一步深入、全面地去理解事物的本质及其相互关系，这是反不得的。鲁迅从封建社会的历史中概括出两个字：吃人！这是个了不起的发现。这在小说中叫作有独特的见解，是小说的灵魂所在。问题是出在当我们运用这种见解来写小说时，往往使用一种最简便的方法：翻译。即把概念拿在手里来按图索骥。为了求得主题的明确，又把概念尽量地缩小、具体，定得死死的，不让它有一点伸缩的余地，按这种图来索骥，走遍冀北之野也找不到（碰巧也能找到，话不能说死）。找不到怎么办？只好从这里割个马头，从那里宰条马腿，马尾巴也有功，割一条粗壮的装上去。这样做似乎也合乎典型概括的原则，即所谓身在山东，脸在山西。但是这里面有个极大的区别：典型概括是活的，按图拼凑是死的，充其量只是个理想的标本，生活里是找不到的。我觉得我的毛病和以上的现象有关联，同时也不懂得或是不想把主题思想隐藏得更深点。我曾经把主题思想的隐藏理解为躲藏。我读过这样的作品，自己也玩过类似的把戏。但是躲藏得太深，读者又找不着，最后不得不由作者亮出底牌。底牌一亮，读者叫绝，读多了之后总觉得有点近乎游戏。所谓隐藏不能仅仅理解为躲藏，就其实质来说，恐怕是个溶化的问题。从具体的创作过程来说，作者在创作之初不可能没有概念，但是这种概念只能是个大概的东西，具有可溶性的，只是觉得要写的人与事很有点意思，什么意思大略可知，却是不能定得太死，太死了会对人物的行动具有极大的约束力，结果是形象等于概念。大略可知的概念不具备此种约束力，可以推翻也可以修正，因而可以容许按照生活的逻辑和人物的真实面貌进行描绘。当场景铺开，人物行动起来之后，你原来的那个大略的概念就起作用了，主要的作用是可以使你目光四射，十分敏捷，可以随时随地捕捉住新意，人物的每个脚印，小说的每个段落或章节，都会出现一个小小的主题。阿Q挨了一顿揍，比作儿子打老子，出现了一个“精神胜利”。这种随时随地出现的新意，和你原来的概念相近而又不尽相同，是在原来概念指导之下发现的，但又是在人物的行动之中体现的。这时候，你原来的那个大略的概念便溶化于形象之中，因而隐之不见。我把此种现象叫作“多主题的统一”。写小说的成败，主要是看你在写的过程中有无发展或发现，讲一个故事，讲一个主题，那是靠不住的。

我经常想到《红楼梦》与《阿Q正传》，我猜想写这两部伟大作品的伟大作家，当初都有一个大略相同的概念，即对当时的现实生活和社会制度不满，这种不满主要由两个人物来体现。一个是比较清醒或逐步清醒的叛逆，一个是被折磨得麻木之后的盲目反抗；一个是以出家而告终，一个是以杀头而了结。所谓不满是个大略的东西，是有可溶性的，它对人物和内容没有绝对的约束力，可以让人物自由自在地表演。两位伟大的作家以其特有的洞察能力，随时随地发掘出某种特定的主题，其范围之广、之深，几乎囊括了当时社会的所有问题。在这些地方作家似乎并不隐藏，而是通过人物来下断语的。统而观之，读者就很难下断语了。你可以说两部作品的主题是反封建，但又远非反封建一语可以概括得了的，其博大与深远比一个概念引伸了何止百倍！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有人发出惊叹：“生活之树常绿，而理论是灰色的。”奇怪的是概念的博大与精深并不是由于人物的高大而引起的。我总觉得贾宝玉和阿Q的形象并不高大。贾宝玉有点窝囊，阿Q只不过是个癞痢头，可是经由他们而引出的概念却是十分博大的。我把此种现象也叫作“概念大于形象”。所以会产生此种现象，是因为我们经常忘记了两个高大的形象，即那从不出场的，站在贾宝玉和阿Q身后的曹雪芹和鲁迅。真正会读作品和会评价作品的人，决不仅仅只看小说中的人物，而是要看站在人物后面的人物有多少分量。从这一点来讲，我总觉得我平时所思考的问题均属枝节。中国的小说，就其能留下来的数量讲并不是太多的，可是它的高度却是惊人的，这一点完全不必自暴自弃，它确实像巍巍青山高耸在我们的面前，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小子后生当昼夜不息！

请同志们原谅，我今天的发言实在是班门弄斧，铤而走险。因为同志们不辞辛劳，远道而来，为我的作品举行了讨论会，如果我故作高深，装聋作哑，那就不大像话了。如果我四平八稳，讲几句空话，那也就谈不上相互交流了。所以逼得我只好向同志们坦白交代，希望同志们不要把它当作什么理论来看待。我实在不懂得多少理论，连许多专用名词也是望文生义。似懂非懂地瞎想一点，都是为自己的创作服务的。我知道，以上这些作为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三脚猫”而已矣。

1984年3月8日

（选自《艺海入潜记》，陆文夫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写在《美食家》之后

陆文夫

幼年时，我曾经有个很滑稽的想法：人活着如果不需要吃饭的话，那会省却多少烦恼啊！及长，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连猪八戒都很饕餮，孙猴儿还要偷仙桃呐；不仅是人，任何动物植物，神仙妖魔都是要“吃饭”的。可是，我的滑稽想法并未因此而消失，只是换了个方位，寄希望于科学。觉得在科学高度发展之后，人们可以制造出一种纯营养的食品，制成药丸或是装在牙膏罐里，每日吞那么几颗或是向嘴巴里挤那么一点。那时候所有的土地都会变成花园，无人去脸朝黄土背朝天，终年劳累。人世间的许多纷争也可就此停歇。转而一想，此种科学幻想是不科学的。如果所有的人从生到死都是向嘴巴里挤“牙膏”，那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消化器官的退化，就会出现像《镜花缘》里所描写的无肠国了。李汝珍在写《镜花缘》时也可能有过如我之想入非非吧，或者说我之想入非非也可能是从《镜花缘》中来的。李汝珍比我高明，他虽然幻想出一个无肠国，可那无肠公子还是要吃东西，吃得又多又好。何也？因为吃饭除掉疗饥和营养之外，它本身还是一种享受，一种娱乐，一种快感，一种社交方式，一种必要的礼仪。挤“牙膏”虽然可以省却无穷的烦恼，可那无穷的乐趣也就没有了，且不说从有肠到无肠之前人类还可能毁灭！

逃遁无术，只有老老实实地面对吃饭问题。

鲁迅翻开封建社会史之后发现了两个字：“吃人”。我看看人类生活史之后也发现了两个字：“吃饭”。同时发现这“吃人”与“吃饭”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历代的农民造反，革命爆发，都和“吃饭”有关系。国际歌的第一句话就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这是一句很完整的话，它概括了“吃饭”与“吃人”，提出了生活和政治两个方面的问题。百余年间千百万志士仁人揭竿而起，高唱着“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去浴血奋战。这一段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历史，我们的子孙后代不会、也不应该忘记。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首先解决“吃人”的问题，那“吃饭”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只是由于诸多并非偶然的历史因素，我们在基本上解决了“吃人”的问题之后，没有把“吃饭”的问题提到首位，还是紧紧地围绕着“吃人”打主意；甚至把并非吃人、而是救人的人当作走资派和各种分子来斗。历史的责任分摊到每个人的头上时当然有大小主次之别，但也不可能完全是与我无涉。小子后生，才疏学浅，而且经常挨斗，却也是难以自辞其咎的。一个人从某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时，他很难一下子改变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割断感情上的各种联系。冲破惯性需要有大智大勇，当事后诸葛亮是用不着足智多谋的。

回想当年我们确实把“吃饭”看得简单了。虽然没有人提出可以挤“牙膏”，可那亩产两万斤和提高出饭率等等也很神奇。动辄一个卫星上天，仿佛“吃饭”问题已经不在话下，完全可以放开肚皮。没有想到政治也要接受饭桌的检验。不能小看家庭主妇手中的菜篮和网兜啊，那玩意是十分厉害的！你说形势一片大好，她那篮、兜里没有东西，任你磨破嘴唇，用尽大字标题都是没有用的。当然，这些事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已经过去了。正因为已经过去，才有可能平心静气、深入细致地来探讨问题，得出教益。因为吃饭问题永远不会成为过去，它不可能用挤“牙膏”来作终结。

吃饭之所以难，还在于它会水涨船高，永无止境地向前发展，温饱仅仅是个开头。人对食物的味觉、视觉、触觉、营养以及心理作用等等是个难以对付的魔鬼。当年杨白劳借回二斤面来，喜儿就会高唱“欢欢喜喜过个年”了。现在的杨白劳过年如果只有二斤面的话，左邻右舍都会高喊不得了！助人为乐的冒富大叔恐怕早就把一袋面粉背过去了。

（选自《艺海入潜记》，陆文夫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一部生活的历史

徐采石金燕玉

在陆文夫已经发表的所有小说中，中篇小说《美食家》（《收获》1983年第1期）是一个高峰。自从《美食家》问世，“美食”和“美食家”的名词不胫而走，开始成为人们常用的词汇；而在这之前，则鲜为人用。从写出《唐巧娣翻身》以后，陆文夫在创作上又有第二次自觉停顿：1981年整整一年，除了短篇小说《还债》外，没有写过任何作品，一心研究文艺理论，思考文学，思考生活，再次总结自己的创作。1982年，又进入创作的旺盛阶段，佳作连篇，《美食家》就是打头的一篇。

作为陆文夫的一部代表作，《美食家》的思想艺术成就是值得探讨的。全篇十二个章节，每个章节都有基本上是四个字的小标题，大体按时间顺序叙述，然而富有变化，有倒叙、有补叙、有跳跃，时间跨度长达四十年。它把历史的变迁、当代的生活、未来的信息熔于一炉，在生活的长河中塑造出三个典型人物，蕴藏着博大精深的内涵。

小说的叙述者“我”——饭店经理高小庭，是小说的主人公，他在向读者描述“美食家”朱自冶的过程中，展示自己从少年到青年到壮年的生活历程，解剖自身内心世界的种种变化，完成了自我塑造，是一个“自省型”的人物。

随着“我”的叙述，我们看到了少年时代的高小庭的身影：

每天提着个竹篮去等候在酒店门口……

我得忍气吞声地从朱自冶手中接过钞票，按照他的吩咐到陆稿荐去买酱肉，到马咏斋去买野味，到采芝斋去买虾子鲞鱼，到某某老头家去买糟鹅，到玄妙观去买油氽臭豆腐干，到那些鬼才知道的地方去把鬼才知道的风味小吃寻觅……

带着对朱自冶之流的愤恨，高小庭参加了革命。解放以后，又抱着“再也不能让朱自冶他们那种糜烂的寄生虫式的生活延续下去”的决心去当饭店经理，于是发动了一场“饭店革命”，从店面装饰到店堂款式，从服务方式到菜单内容，通通大众化，可谓“革命”彻底了。然而，这场“饭店革命”，以轰轰烈烈开场，却以无法收拾而告终，名曰为劳动大众服务，却并不受劳动大众的欢迎。这场“饭店革命”革掉了传统文化，革掉了良好的服务态度，革掉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革掉了商业利润，革掉了饭店的特色和职工的积极性。朱自冶指责高小庭：“你把苏州的名菜弄得一塌糊涂，你你，你对不起苏州。”饭店的老师傅纷纷起来反对，顾客意见一大堆，连高小庭的老战友丁大头也敲起警钟：“苏州的吃太有名了，是千百年来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文化，如果把这种文化毁在你手里，你是要对历史负责的。”高小庭终于醒悟到：“我只知道忘记了过去就等于背叛，却不知道忘记了变化也和背叛是差不多的。”他想恢复名菜馆的特色，然而，五七年的“反右”运动肯定“饭店革命”方向对头，“大跃进的时候人人都顾不上吃饭，困难年人人都想吃饭了，却又没有什么东西可吃的”，直到六三、六四年才开始恢复工作。“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自然就成了罪孽”，高小庭挂着“走资派”的牌子，和朱自冶“一起站在居民委员会的门口请罪”，最后，“与全家下放到了农村去了九年”。高小庭“在思考中度过了五十大寿”，文化大革命后回到苏州，“已经深深地懂得了吃饭的意义”，踏踏实实地真正地经营起名菜馆来。

陆文夫说：“高小庭就是我”。的确如此，在高小庭身上，不难看到作者的影子。陆文夫也曾经怀着对旧世界的恨去参加革命，也曾经有过十分虔诚而又幼稚的革命性，也曾经在“文化大革命”中天天站着请罪，也曾经被下放到农村九年，也曾经在十年动乱以后完成了思想上的蜕变。高小庭的“饭店革命”，究其实质，不过是一种幼稚的极左举动，凡是左倾幼稚病患者都不难从高小庭身上照见自己的影子。这场“饭店革命”也是我国几十年来经济工作失误的一个缩影，小说对高小庭生活道路的历史审视，就是作者对自己的审视，就是对有革命热情、无建设思想的一代人的审视，就是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审视。高小庭是个具有高度典型概括意义的忏悔者的形象。

“美食家”朱自冶的形象在小说中塑造得极为丰满。朱自冶，“猪子也”的谐音，作者对他的命名就含着鄙视的态度；然而，又称他为“美食家”，寓有讽刺之意，当然更体现出美学的规范。作者用带点夸张的艺术手法，把这个人物强烈而顽固的吃的癖性突出地表现出来，把他的“吃客”嘴脸和寄生虫本质刻画得淋漓尽致。朱自冶是个房屋资本家，靠房租生活，除了吃，他一无所长，没有任何生活内容。他的奔波忙碌、结婚成家，都是为了吃，他的喜怒哀乐，都以吃为转移。作者对他的描写，无一不体现出“好吃”二字，体现出“好吃”的唯一性和排他性。一段概括描写，就活画出“吃客”的骨相：

朱自冶那时瘦得像根柳条枝儿似的。也许是他觉得自己太瘦，所以才时时刻刻感到没有吃够，真正胖得不能动弹的人，倒是不敢多吃的。好吃的人总是顾嘴不顾身，这话却有点道理。尽管朱自冶有足够的钱来顾嘴又顾身，可他对穿着一事毫无兴趣。整年穿着半新不旧的长袍大褂，都是从估衣店里买来的；买来以后便穿上身，脱下来的脏衣服却“忘记”在澡堂里。听说他也曾结过婚，但是他的身边却没有孩子，也没有女人。只有一次，看见他和一个妖冶的女人合坐一辆三轮车在虎丘道上兜风，后来才知道，那女人是雇不到车，请求顺带的，朱自冶也毫不客气地叫那女人付掉一半车钱。

朱自冶一天的活动都围着“吃”字转：摸黑起来去赶吃“朱鸿兴的头汤面”，“吃罢以后再坐上阿二的黄包车，到阊门石路去蹲茶楼”，中饭和吃友们到新聚丰、义昌福、松鹤楼。“如果这些地方都吃腻了，他们也结伴远行，每人雇上一辆黄包车，或者是四人合乘一辆马车，浩浩荡荡，马蹄声碎，到木渎的石家饭店去吃鲃肺汤，枫桥镇上吃大面，或者到常熟去吃叫花子鸡……”中饭以后在澡堂泡半个钟头，再睡三个钟头，晚上上酒店，用小吃佐酒。解放后，朱自冶吃性未改，“他对饭店失望之后”，便和烧得一手好菜的孔碧霞结婚，到困难年代又和孔碧霞实行分食制，“在吃上凑合起来的人，终于因吃而分成两边”。朱自冶吃了一辈子，只看一种书——食谱，还有许多字不识。“文化大革命”期间，朱自冶“为了一时的苟安，竟然不顾夫妻情义，提供那种不负责任的细节”，“他会采取一切手段，不顾任何是非，拼命地去保护、满足那只小得十分可怜而又十分难看的胃”。“文化大革命”以后，朱自冶却被请到饭店讲课，讲了四课，只讲出苏州菜“最讲究的便是放盐”。朱自冶就此声名大振，当上烹饪学学会会长，举办了一席豪华的庆祝家宴，正式被冠以“美食家”的称呼。在酒席上，有人向高小庭提出请朱自冶担任饭店技术指导一事，而高小庭已看透“美食家”的才学只在一张嘴上，腹中只有美食，于是借故离席而去。

陆文夫为什么要塑造朱自冶这样一个吃客形象呢？朱自冶的形象，为属于剥削阶级阵营的旧人物添了一个新的典型，使人们认识到寄生生活的腐败土壤会滋生出多么奇怪无用的人物，与莫里哀笔下的“伪君子”达尔杜弗、“吝啬鬼”阿巴贡，巴尔扎克笔下的“守财奴”葛朗台，冈察洛夫笔下的“懒人”奥勃洛摩夫，如出一辙。朱自冶的形象，对今天那些于酒宴吃喝特别有兴趣，陷于好吃的泥淖而不能自拔的人们，也不啻一副清醒剂。小说倒数第二个章节“口福不浅”中写到朱自冶家中摆的那桌酒席，“老领导”，“风派人物”包坤年，还有三位“谈吐间流露出一股市侩气”的人物，都和朱自冶坐到一起来了，据说为了商谈所谓“烹饪学学会”的大事，真是一个含有深意的绝妙场面。是不是还有人想当新社会的“吃客”呢？作者在忧虑着，他希望人们看清朱自冶是个怎样的人物！小说的最后一章“巧克力”，写高小庭带着满肚的怨气走到阿二家，看到小外孙只吃巧克力，头脑突然发涨：“得了吗，长大了又是一个美食家！”伸手抢过巧克力，惹得小外孙大哭，“满座愕然”。小说安排了这样一个结尾，也是作者在提醒人们，不要光给下一代吃巧克力。陆文夫塑造“美食家”的良苦用心，在《写在〈美食家〉之后》一文中讲得更为明白：“恕我对美食家略有不恭之意，非厌饫之所致，实乃悠悠寸心，亦或是杞人忧天。”

包坤年在中篇小说《美食家》中也是着力刻画的一个人物，成为陆文夫小说创作中市侩人物系列里最为出色和完整的形象。包坤年的市侩习气集中在一个“变”字上，很有点契诃夫笔下的“变色龙”奥楚蔑洛夫的味儿，然而又很不相同。奥楚蔑洛夫的“变”显得那么浅薄、露骨，他的无耻与可笑都像油一样浮在言行的表面。而包坤年的“变”却不易被人察觉，他的无耻与可笑被一套一套冠冕堂皇的“革命”理由掩盖着，反而能乘着时代潮流的东风扶摇直上，他的善变实实在在是时代造成的，是一个又一个运动造成的。包坤年是个跑堂的，在“饭店革命”中立了功，用“最革命”的词句支持高小庭，表现得十分积极，“指向哪儿他打向那儿”，在店堂“挺身而出”与提意见的顾客争辩，经常向高小庭汇报——是假汇报。高小庭也“为他的进步创造了很多有利条件”。“饭店革命”以后，包坤年“虽然还是服务员，服务的时候却像个会议的主持人，高坐在那会场似的店堂里”。一九五七年春天，又赶快贴出大字报批判高小庭“是拿饭店的名声，拿职工的血汗来换取个人的名利”。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包坤年成了头头了”，对准高小庭造反，编造种种离奇的罪状批斗高小庭，把高小庭打得半死。这时，高小庭才意识到当年纵容包坤年的错误：

当年包坤年听说杨中宝到孔碧霞家吃饭，便编造出杨中宝开地下饭店，而且还有个妖里妖气的女人收钱，我不但没有批评他，却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对他重用，加以鼓励。如果编造谎言能得到好处的话，那他为什么不编呢？好处越大，他就会编得更加离奇！

包坤年成为造反派头头的来龙去脉非常清楚。十年动乱以后，包坤年立刻表示“想好好地学点儿技术”，和朱自冶拉上关系，揽上为朱自冶整理录音抢救材料的任务，当上烹饪学学会副会长，这都是高小庭所不能预料到的：

说实在，我没有把包坤年的话全当真的，他们想得起劲罢了，成立个学会谈何容易！就凭包坤年这点儿烧菜的本领，再加上朱自冶放盐，又有多少学术可以研究呢？弄不成的。包坤年欢喜赶时髦，赶那么一阵子就要回头。

我想得太简单了，过分低估了包坤年的活动能力。不错，包坤年在烧菜方面的本领还没有学到家，可是他在估量形势，运用关系方面却很老练。

小说是在包坤年和朱自冶的春风得意中结束的。作者不仅在忧虑“美食家”后继有人，也在忧虑包坤年之流——风派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的立足。

通过包坤年这个风派人物，人们可以看到市侩习气的丑恶性，可以看到一个又一个随意多变的政治运动对风派人物的产生有着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可以看到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也会有沉渣泛起、盗名欺世的人物存在。

在《美食家》中，高小庭、朱自冶、包坤年就像三条轨道，小说沿着这三条时而对立、时而交叉、时而合股的轨道前进，随时随地都有新意产生。作者的确做到了“最大限度地让人物自己活动”，“运用种种的情节，使人物的个性、感情都得到充分的发挥”。同时，又善于在广泛的联系之中概括和把握生活，让三个人物在历时四十年的生活之中，在以美食著称的苏州的环境之中，在“吃”这个汇合点上，形成种种联系，构成十二个章节的丰富的生活内容，生发出似乎挖掘不尽的思想内涵。

《美食家》是陆文夫长期生活在以“美食”著称的苏州城的自然结晶。丰富的民俗知识，一支生花妙笔，使得小说展现了一个别具艺术魅力的美食世界。在这个美食世界中，生动真实地再现了饭店传统的经营方式，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吃客的寄生生涯，而对于苏州美食的三大体系如数家珍般的介绍，对两次酒宴的精彩描绘，又使人领略了食之美、美食文化之美。陆文夫这样放开笔墨铺展描绘美食，不仅具有民俗的美学意义，更体现出可贵的文化意识。陆文夫是把苏州的美食作为一种文化来看待的：

这么多有钱有文化的人集中在一起安居乐业，吃喝和玩乐是不可缺少的，这就使苏州的园林可以甲天下，那吃的文化也是登峰造极。

陆文夫之所以大写特写孔碧霞操办的两次酒宴，也是因为其中的文化因素：

他们开创了苏州菜的另一个体系，这体系是高度的物质文明和文化素养的结晶，它把苏州名菜的丰富内容用一种极其淡雅的形式加以表现，在极尽雕琢之后使其反乎自然。吃之所以被称作艺术，恐怕就是指这一体系而言的。

陆文夫在《写在〈美食家〉之后》中更进一步阐明了他的文化意识：“吃饭除掉疗饥和营养之外，它本身还是一种享受，一种娱乐，一种快感，一种社交方式，一种必要的礼仪。”“作为使用某种文化的阶级可以打倒，作为某种文化的本身是打不倒、也不应该打倒的。吃的文化尤其表现得明显。对于此种文化应该保存并促其发展。”《美食家》对美食的大量描述本身就是对吃的文化的一种保存，把吃的文化保存在文学作品之中。

美食是人民创造的文化，人民需要美食，让美食为人民服务吧。这就是《美食家》的灵魂，是作者从大量的生活现象中概括出来的深邃而又精辟的哲理，是作者独特的人生见解，是作者对生活的新发现。陆文夫把“吃”作为人生的重要课题去探索，进行了历史的哲学的思考，获得了高度的历史意识和哲学意识：“鲁迅翻开封建社会史之后发现了两个字：‘吃人’。我看看人类生活史之后也发现了两个字：‘吃饭’。”“我们在基本上解决了‘吃人’的问题之后，没有把‘吃饭’问题提到首位，还是紧紧地围绕着‘吃人’打主意；甚至把并非吃人、而是救人的人当作是走资派和各种分子来斗。”“吃饭之所以难，还在于它会水涨船高，永无止境地向前发展，温饱仅仅是个开头。人对食物的味觉、视觉、触觉、营养以及心理作用等等是个难以对付的魔鬼。”[1]这些意识已经远远超越了“民以食为天”的古训，成为陆文夫创作《美食家》的思想基础。

《美食家》写得深，深在它是一部生活的历史，追寻在吃饭问题上曾经有过的历史失误，反映开始面对吃饭问题的现实状况，透露出由“温饱”进入“美食”的时代将会到来的信息。五十年代“饭店革命”带来的祸患，六十年代的“瓜菜代”和高级菜，六七十年代“横扫一切”的“文化大革命”，八十年代兴旺发达中的吃喝之风，均被囊括进去，甚至追溯到美食被寄生者、吃客朱自冶之流垄断的年代，联系到千百年来劳动人民创造美食文化的历史。以一部“吃史”，浓缩了如此深广的历史内容，不能不令人叹服。

（选自《陆文夫的艺术世界》，徐采石金燕玉著，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1]《写在〈美食家〉之后》，《中篇小说选刊》1983年第4期。

“陆苏州”

艾煊

我和陆文夫是三十多年的老朋友了，老友相处贵在以诚相待。我们的交往方式，又可以说是淡如水的。这种交往方式，是符合他，也符合于我的个性的。

但在读到《美食家》时却情不可遏，半夜读完后，连夜就写了封祝贺的信。我们交往这么多年，读过新作立刻写信祝贺他的成功，这还是头一次。淡水变成了浓茶。我觉得这篇作品是陆文夫的一个高峰，当然只是到今天为止。陆文夫还有潜力，还在发展。他一路走来，垒起了一座座高高矮矮的小丘和山峰，《美食家》是眼下最高的一座。创作的道路，不可能直线上升，不可能永远保持一峰更比一峰高。有峰必有谷，有起必有伏。只要谷不太深，伏不太久就好了。超越竞走的同伴不易，跳过自己的横杆甚至更难。在《美食家》之后，他又发表了两篇新作，包括像《围墙》这样有影响的作品。但高峰，直到今天总归仍旧是《美食家》。

苏州的地底下、宝塔洞里、深宅大院当中，处处有宝。人们也许会想到虎丘剑池底下去挖吴王剑，谁会想到去古墙的老鼠洞里掏宝呢？那个老鼠洞里丰富的粮食宝藏，陆文夫把它掏出来了。拿这个很偏僻的、不为人注意的、极为平凡的题材——一个好吃的人——居然写出了一部洋洋洒洒、读来兴味无穷的中篇。这是陆文夫的一个长处，一种本领。

一个作家要有多方面修养，掌握多种艺术手段。我在这里单讲一点：陆文夫长期待在苏州城。

画家欢喜游山逛水（是好事，并非贬义）。写诗的，写散文的，也欢喜东跑西颠，在一处待久了，就像感冒似的眼酸脑涨鼻塞。写小说的因人而异，有的欢喜经常挪窝，有的欢喜在一处长住下去。写长篇的，往往非长待一处不可。举一个极浅显的例子，写农村生活，从正月初一到腊月大年夜，天气变化，物候特征，各种各色种植的作物，甚至包括野花野草，它们在当地的萌发、始花、成熟的时间，写长篇的都应该晓得，否则写进小说里会闹常识性的笑话。好心的读者，说你不懂装懂；不客气的读者，会说你弄虚作假。

小说靠生活细节来构成，没有细节也就没有小说。即使纯心理的描写，也往往拿生活细节垫底。获得生活细节，靠敏锐的观察，靠长期的积累，靠对某地某种生活的异常熟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他地他种生活的联想、幻想，顺藤摸瓜，会牵出一连串有趣的生活场景。这“有趣”当然是指美学意义上的，不是感官上的有趣。

从文学的意义上说生活，陆文夫对苏州是非常熟悉的。他晓得哪条弄堂、哪家大杂院的墙洞里有粮食、有宝贝。熟到了随便在哪条弄堂里、哪顶桥堍下碰到一个苏州人，就能把他写活了的程度。活了，当然不光是有个性，还要带有点苏州味，尽管陆文夫并不用苏白写作。

他少年时代在苏州读书，青年时代去苏北革命，又打回苏州城，从此长住苏州，在此工作，在此劳动，在此写作，在此触霉头，在此挨批斗，也在此获得了荣誉。曲折跌宕，喜怒哀乐，回肠荡气。就是这么一种生活。

他也在苏州城以外的地方待过，“文革”中充军苏北海边。两次调到南京搞专业创作，在南京拿钱吃饭，人依旧住在苏州。端人碗，服人管。尽管不住在南京，但运动一到，仍需赶到南京去应卯。南京是朱元璋发明廷杖的地方，陆文夫也在南京挨过两次板子。头一次挨板子时，他还是个蛮单纯、蛮听话的小伙子，挨了一顿板子，并无怨言。不久又挨了一顿。

那时节，作家有点像小媳妇，吃饭的姿态，穿啥衣裳：颜色、式样，走路的徐疾，跨步的大小，都需要看婆婆的脸色行事，也要看小姑子的脸色。唐代诗人王建的经验是：“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小姑能为媳妇说两句话，也会使婆婆转怒为喜的。

媳妇多挨了几次打骂以后，可能变得更胆小、更懦弱，或者更驯顺、更圆滑，也可能变得更正直、更刚烈，或者更理性、更通达。不可能只有一种如婆婆心愿的好效果。“棒下出孝子”的古老格言，也许仅仅只具备前朝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

婆婆的家教虽然未必尽是合情合理，但也未必都是无益的。作家不光靠吃糖、喝牛奶才能体格健壮。酸辣汤、苦瓜丝、臭腐乳，各种怪味菜，也都各有其健脾益肺的功能。粳米、白面固然需要，高粱、粟子也有其特殊的营养价值。关键就看自己的胃是否健全，能否消化吸收，并在自己的体内转化为有益于健康的营养物质。苦草、酸草、甜草，辣草，经过反刍，都可能转化成牛奶。当然，在反刍过程中，也会排除一些使身体违和的有害物质。

高山、深渊，华堂、茅屋，笔杆、粪勺，坐飞机、做飞机。许多作家都谱写过这种大起大落、起伏跌宕的生活交响乐。你一曲，他一曲，各不相同。陆文夫的曲谱和演奏法，也跟别人不一样。

最近陆文夫出了个集子，叫《小巷人物志》，这是第一集，以后还打算出《小巷人物志》第二集、第三集、第四集……

世界那么大，他只写苏州，苏州也不小，他专写小巷，专写高高风火墙后边的那些人家。这就是陆文夫。别人会写市委书记，写大学教授。这个领域他很少涉足，写一点，兴趣也不大。尽管市委书记、大学教授里头他也有一些很熟悉、很要好的朋友。也许将来某一天，他忽然灵感冲动、心血来潮，转写这一些人物，因为他有这方面的生活积累。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陆文夫欢喜钻苏州的小巷，有时也上大街：观前街，宽不过十来米的苏州式大街，不是天安门广场的东西长安街。在那条大街上虽然跑得畅快，但那是别的作家的地盘。陆文夫目前还无意入侵别人的地盘。善写天安门广场，善写东西长安街的作家，一旦进入苏州小巷，也可能会感到天矮地窄，他那支如椽大笔可能兜转不灵，不像陆文夫那样腕转指应。

唐代诗人韦应物，在苏州做过刺史。他并没有多少写苏州的名诗、名文，那首“野渡无人舟自横”的好诗，是在滁州当刺史时写的。史书上称他为“韦苏州”，也许是因为他在苏州刺史任上，宦绩卓著的缘故。没有考证过，姑妄言之。

从一个作家对一个城市的深刻反映来说，还未见过像《美食家》、《小贩世家》这样一系列深情描写苏州的作品出自一个作家之手，而且还继续不断地有若干苏州小巷人物登上文坛。陆文夫是苏州的，苏州也是陆文夫的，陆文夫是文学上的“陆苏州”。

《红楼梦》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人物那么多，知识面那么广，反映社会生活那么深刻、鲜明。即使如此伟大的作品，也还是有局限的。它主要是写了贵族大家庭里的一帮公子、小姐、丫环。封建社会的其他重要成员，农民、手艺匠、官僚，在这部作品里只走了走过场。伟大作家、伟大作品，也不是没有局限的。

陆文夫着重写他的小巷朋友。

世界是无限的。自然界：天上、地下、海底。人类社会：纵横百余国，上下数千年。人的脑袋：一片汪洋大海，波涛汹涌，无边无岸。自然界、社会、人的精神世界——文学的天地是无限的。但作家的天地，作家的笔，到底还是有限的。各人头上一方天。在这个有限的天地里，发挥出无限的才智。把这个有限的天地，有限天地里的人物，写得无限地深刻、鲜明，陆文夫自有其窍门。别的同行也未必不懂，但真正抓住这个无限中的有限，把有限的方面发挥得淋漓尽致，无极无限，却又并非易事。

又要天宽地广，又要体察精致，发微探奇，还要吸收文学知识以外的各种知识。陆文夫还要研究建筑学，研究园林建筑艺术，要达到工程师的水平，也许要花三年五载的工夫。还有别的各种知识要吸收，烹饪学、医学……一个作家有几个三年五载？知识的积累是必要的，从某些必要的知识出发去理解某些特定的人物，会使人物形象更丰满，更立体化。作家不必要像某一行的专家学者那样，深刻地研究某项专业知识。作家要研究的是社会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生活领域，包括其中的某些专业知识。因此，作家又是个杂家，是个“泛专家”、“泛学者”。但在微观世界里，有时钻进牛角尖里，又会在建筑学或园林学或别的什么学里，爆出点冷门，有某种奇特的或非同一般的精辟见解，也因此而会使自己笔下的人物更具有个性，甚至会更具有传奇色彩。

陆文夫已五十多岁了。作家到了四五十岁，潜力如何，大体是可以看出来的。作家的素质，包括生活阅历，见识，生活经验的积累，知识的积累，艺术手段的积累，思想的磨练，对事物敏锐的察知和把握，对各种各样人的大脑海洋的开发研究。陆文夫的潜力并未充分发挥，尽管他在爬艺术之山时的自我感觉略有微喘。比《美食家》更精彩的作品，过不多久我相信是会读到的。

但是文学作品并非恒温厂房里的定型产品，只要按照一定程序，一定规格要求，就可以永保银牌，再下点功夫还可以拿到金牌。作家的下一部作品，常常是未知数。文学作品的生产方式极其原始，没有仪器可为助手，没有超声波、脑电图可以利用，仅用个人的肉眼去探知人脑万亿细胞的精微变化。没有一群人、一个完整的社会组织的班子可以通力合作，仅凭借个人的眼力去观察整个世界。一切，全凭个人经验，全凭眼耳这些最自然状态的感知工具。（这些感知工具虽然极为高级、精密，但也极为脆弱，极易损坏。）人类认识世界最先进的技术手段，基本上与作家无缘。人类已经有了几万里外即可察知发丝毫末的遥感技术，但对作家的感知来说是无用的。已经有了测知脑细胞活动的种种仪器，但对作家探知人的心理、精神变化是无用的。已经有了各种自然的、社会的研究机构，共同完成某种创作，但文学的创作，还是单干户个体劳动。在现代科学社会里，作家是个“孤独者”。

作家的工作方式，是极其原始的体力劳动，手工业方式。我是写长篇的，如果按照我眼前出现的形象，把这些组成情节，结构成故事，如果全能留到纸上，那么一天可以写三万字、五万字，甚至十万八万字的故事。但腕酸指痛，道道地地的手工操作，一天只能写三五千字，耗尽了体力，也不过一万字。笔耕，也须付出很大的“体力能”。精神劳动的文学创作，也要受手工业操作方式的限制、束缚。这一点，年纪越大越感到力与心违。这个因素，对陆文夫潜力的发挥，虽然是很次要的方面，但不能不考虑到。对他可能是很次要的工作方式，对另外的人，也许就重要一些，甚至重要得多。

比方我还有几个长篇的计划，但现在怕很难完成了。一是怕种种无聊纠纷的干扰，二是怕手力跟不上，每天连续写一两千字，手指手腕就转动不灵了。长篇初稿需要一气呵成，一天至少三五千字，连续不断，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打乱原来的生活秩序，夜以继日。细节、对话、形象，像梦里的人，飘飘忽忽，必须立刻抓住它，拴住它，把它牢牢地固定到稿纸上的格子里。否则稍纵即逝，永远无法追回，懊丧之余，甚至败了写兴。就是这种倒霉的落后的手工方式。我甚至产生了一个古怪的念头，现在要是通行古文就好了。一篇东西，该派写两万字白话，换成文言，一两千字就够了。复古，当然是个可笑的念头，但手工操作实在使人狼狈不堪。

手工操作，既是原始的，受自然力的影响也较大。一些偶然的因素，会使一篇小说流产。有的人遇到阴天也会影响创作情绪，就像阴天会使小苗烂根似的。夜里失眠，有了一个故事的梗概，第二天一早起，碰上鬼阴天，死面孔阴沉沉的，倒了胃口，无心再写。这些偶然的因素，在创作过程中，并非无关紧要。特别是写诗，兴之所至的事是常有的。灵感也不是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在生活的积累过程中，某人的一句话，或偶然碰到的马路街景，或某人的一个不经意的动作，这些偶然的东西，突然触发了自己沉睡中的记忆，触景而生情，触景而生人物、生故事，把自己原有的、封闭的生活记忆，一下唤醒转来，联想，浮想，幻想，不可遏止。

偶然的因素，会变成一件作品的胚芽，也会使一件作品胎中夭折。创作过程并不常常都是那么理智的。创作计划也并不总是那么恒定的、稳固的。

陆文夫创作潜力的充分发挥，有时也要考虑到一些具体条件。比方什么人、什么事、什么情绪触动了他一下，这个触动，像火柴的光焰一闪，立即把一堆大火烧旺了。或者那段时间事事顺心，情绪好，又没有外界干扰，各种沉睡的记忆，一下拥到桌子边，排着队，但并不那么遵守秩序，推推搡搡地、争先恐后地要走到稿纸上的格子里去。可千万不要天天尽碰到那些令人心烦，使人焦躁不安的事。败坏了胃口，连饭都不想吃，何谈创作！

但愿陆文夫充分发挥他的潜力，让苏州小巷人物的正传、野史、秘录、轶闻，一本一本连续出下去。

（选自《陆文夫作品研究》，徐采石编，中国文联出版社公司1987年版）

我要想一想

费振钟

我总是记不得那条小巷子，记不得小巷里那座小院。十年前我陪已故的叶至诚先生来过，逶逶迤迤地进去，再逶逶迤迤地出来。十年后由一位苏州朋友带领，还是同样的情形。并非地形真的很难寻找，只是没有什么合适的理由要去经常打扰这位深巷小院里的主人，所以免不了陌生了。我对陆文夫说，我十年没有来过，他倒也没有表示惊讶。我想他其实也是不愿意人来打扰也习惯了没有人打扰的。

依然是那棵长大了的樱，依然是那些长满了的藤萝，依然是那种庭院里的闲落。深秋天气，一株米兰却星星点点地绽开了。隔住漏墙，一条河横着流过去。午后的阳光很安宁，很想让人闲庭信步。但陆文夫却对我们道，还是进去吧。

一个多月后，我重新整理记忆，仍然感到这次访问陆文夫，并不是必须的。或者说，那是因为别人的委托，而非是我的自愿。这样，我走进陆文夫的小院子，心理上就觉到多余。但我既然答应了写一写90年代家居的陆文夫，如果还是十年前的印象，那显然就文不对题了。我对约稿的朋友说，总得与陆文夫对面聊聊，才能写。否则我怎么知道陆文夫在做什么，当然更不知道他正在做哪些可以让他的读者关心的事。

我与陆文夫并不隔绝，南京到苏州现在也只能算咫尺之间。这十年中，我见过陆文夫的次数总也有四五次之多。一次在上海，参加上海文艺出版社为陆文夫长篇小说《人之窝》召开的讨论会上，那次他带病前去，人上楼梯都喘不过气；再一次在南京，开什么换届大会，气色不错，虽然作协主席不当了，酒还是要喝的，记得陪他喝过一点；再一次还是在南京，还是开什么会，也还是喝酒时在一起；最近的则是几个月前，在苏州大学校园与一大群人合影，见到时，问了好，说了几句闲话，见他被人邀到前排坐。然而就凭这些，就可以写陆文夫，那也太不负责了。实际上，我得承认我对陆文夫的生活并无多少了解。我得到的他最多的消息，不外这么两点：生病了，病好了；不喝酒了，酒又喝了。90年代初我在唯一一篇关于陆文夫的专论中，所读解的80年代以至更前一些年代的陆文夫，不过是小说后面的陆文夫，而这个隐藏在那双不动声色的眼光背后的陆文夫，其实跟我还是隔得比较远。

现在，我坐在陆文夫的书房里，面前是一杯色泽不错的碧螺春。陆文夫的座位与我相距三米，显然这就是我与他之间应该保持的距离了。我觉得这样的距离适合我们，即使书房更是一处让人感到容易亲近的地方。

在我们聊天之前，我还得趁喝茶的时间，打量一下陆文夫的书房。90年代这十年，我面前的这位作家，不用说大部分日子就是在这四面白墙和一排黄棕色的书橱前度过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也可以称做隐身之处。但你不能说他是一个隐者，他只是习惯，习惯地坐着，而不是到处走动。因为他至少相信，坐在书房里的姿态比其它的姿态更好。书房四周有一些小小的摆设，无非几件宜兴的紫砂，并不抢眼。独自沏上一杯茶，慢慢饮来，然后凝然而思，人就进入状态了。我相信“心远地自僻”的道理，但我更加愿意“地僻心自远”。一个人心远了，他的空间就大了，就能超越了。

我想从90年代的小说写作谈起。

我对陆文夫说，听说你正在写新的长篇。

陆文夫说，是，但到现在还只是写。他的意思是还没有完成，而且什么时候完成也说不准。我要想一想。陆文夫说，这个长篇与90年代初的《人之窝》不太同，我还得想想。

这个“要想一想”的短语，立即进入了我的听觉，并且吸引了我的注意。那么陆文夫在整个90年代的生活主词和写作主词，是不是这个“想一想”呢？

虽然《人之窝》出版于1994年，但是从他的思路以及风格来看，这是他在80年代写作的一个终结。房子的故事，仍然代表了苏州的小巷气息，以及那种从小视角折射大时代的叙事格局。所有那些人物、场景、气氛，都只是他80年代的《美食家》、《井》这类小说的延伸。而作者自己在文坛的影像，其实已经随着他的那类小说定格了。当文学在90年代的趣味，日渐变易，时代所形成的距离，亦已使阅读将陆文夫定位在80年代。唯其如此，陆文夫与他同时期的一些作家逐渐淡出于90年代，几乎是必然的。一个作家应该了解自己写作的生态，然后才能主动作出自己的选择——坚持或者转换，甚至放弃。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这文学的新时期十年，也是复出以后的陆文夫的十年。我们应该记得，他自《小贩世家》后，几乎每一年都有一两部小说引起热烈的注意，评论界对他的小说给予了众多评价，一个叫作“陆苏州”的风格学命名，使他可以与文学史上那些以地方冠名的诗人们一样享有盛名。所有这些都说明陆文夫的写作将他的人生经验和小说能力发挥到了顶点。那么，接下来就是90年代的“淡出”了。

我认为“淡出”这个词，是具有心理意义的词。

我说陆老师，一批从50年代走过来的作家，经过前十年的写作，在90年代需要重新确认自己选择自己。因此，不少人开始退场，这当中自然也包括你在内。我觉得，你86年后，也就是《井》以后，在中短篇小说创作方面已经为数甚少，当然，你主要在准备写长篇小说《人之窝》。这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过程，但给读者的感觉，你开始退到另外一些新锐作家的后面。而你的淡出文坛，因为有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作为铺垫，显得比较自然。或者可以这样说，你明白你的写作处境，明白90年代将会对你的写作产生新的要求和新的考验，因此你很明智地选择了自己的位置，主动淡出，站在旁观的立场，冷眼打量文坛的朝云暮雨，花开花落。

我只是想停下来，好好想一想。你说得对，我是主动的淡出。“淡出”以后，才能够有时间总结自己，反观自己。

想什么？似乎暂时还无须追问。但看走进90年代的老一辈作家，有些人是不肯想了，有些人是想不动了，有一些人太忙，则无暇去想，有一些想别的东西太多太累，反而该想的却忘记了想。文坛的风景，还真是不同。

从50年代走过来的这一代作家，负担都是比较重的。能够放得下来，比较超然地面对过去曾经艰辛努力争取到来的文学声名，这需要勇气，需要有勇气承担心理失重和沉默寂静。如果不是另有所想，那沉默寂静，只是无可奈何的逃避和自我安慰，沉默寂静得没有特点，没有价值。陆文夫不止一次在他的随笔类的文章中，谈到淡泊自守，谈到那种出于个人自约的清高，这些文字相当明确地表达了他在90年代所取的沉默寂静的立场。这并非表白，而是清醒的追求。追求这种精神状态，并非别的，它只是为了求得比较宽阔的思想空间和思想自由。事情就像他在97年秋天的某天傍晚，从苏州园林的某个匾额所见所感一样，匾额上书写的“静观自得”四个字，竟然如此之深地触及到了他的心情。陆文夫似乎忽然发现，他之沉默与寂寞，其实是有根据的，也是能够通达他向往的人生境界的。陆文夫最担心最害怕的事，就是一个作家“快乐的死亡”。他解释道，快乐的死亡，就是那些成为名作家者，仍然身在热烘烘的名利场，沉浸在一片虚假的快乐之中，而他早已拿不出可以支撑他的声名的作品，因此他们在快乐中“死”了。我发现，正因为陆文夫怀有这份清醒，警惕这种死亡，他反而可以透脱地看到一个作家，哪怕是一个名作家在需要沉默寂静时，他就该沉默寂静。沉默寂静的陆文夫，就显得比较放松了。比如他在80年代肯定不会说出对写作不恭的话，而90年代他却屡屡看轻作家这个头衔。为了证实这一点，我郑重其事地提到了他最近的一篇短文：

前几天，正巧读过你的《我不过是个写点东西的人》。你从叶圣陶先生那儿受到启发，说出了你的新感受。

呵。那篇在《人民文学》上。其实想通了，作家不过如此，没有什么了不得。

写过那些脍炙人口的小说的陆文夫，挣得“陆苏州”的盛名的陆文夫，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写了点小文章小东西而已。他说得非常坦诚，就像一贯谦虚的他的苏州前辈叶圣陶先生一样。现在他可以不再为了过去而喧哗，不再用喧哗来制造写作之外的快乐，回到沉静当中，在沉静中思想。所谓“淡出”，就是这样在个人内心实现的，它超越了写作，而指向一个作家进入思想的可能。

茶，换过了一过。陆文夫的夫人管老师进来，她递来一把刚在微波炉里烘熟了的白果。学名叫银杏。是陆文夫家乡里出产的那种，皮薄，个大，剥出来肉是淡黄色的，散发出一种苦香。尝了几颗，说话就顺着这小小的食品，转向陆文夫的往事回忆。

陆文夫说起他的家乡，说起了白果树。说起祖父和父亲，说起两代人的差别。他的祖父是个道地的江北农民，靠辛劳置了家业，他的父亲是祖父的小儿子，到江南做生意。祖父的想法是买田造房，而父亲的想法是投资，扩大生意。他们就有矛盾，就不能沟通了。当然，后来一解放，时代一变，两代人的争执就没有意义了。他自己读书，走上另一条写文章的路。如果他的祖父在世，会是什么态度？三代人，三代观念。人生和历史就是这样在差别中过来的。

我想，这是不是陆文夫自传体长篇小说的引子，但他的叙述分明带有“却顾所来径”的意味。他的言词，此刻出人意料之外的流畅，有点不像他平时表达上的矜持。看来他对需要写作的内容确实深思熟虑。后来，同来的朋友说，陆老师还是很能够说的，只是需要有合适的话题合适的环境合适的气氛，比如，他在他负责的苏州杂志社，就曾经一说一两个小时。这说明他平时想得多。

我要写几代人，最难找到的就是怎样处理时间问题。如何打通过去与现在？总之不像《人之窝》那样。我一直琢磨，几代人的生活融合在一起，必须有一种新的写法，新的结构。我一直在找，所以写得慢。

我能理解陆文夫，但我不能说出什么意见。我只是说，不单单是写法和结构吧？

主要还在于对生活的处理，生活决定小说的写法。

90年代以来有些年轻作家，他们写小说不是这么想的。这想法太传统。

既然牵扯到新一代作家，不免就要多议论几句。陆文夫对有些青年作家也颇有微词，这是可以理解的。何况，我不仅与他的一些看法相近，还有说得比他更激烈的地方。然而，这并不是要点，所以不加记述也可。陆文夫重视自己想法，别人如何，他可以不管的。

我只是一个按我的生活、把生活想想透写作的作家。

不知为什么，我们居然没有谈陆文夫最擅长谈的“吃”的问题。几乎与陆文夫接触的人，有意无意都绕不过“吃”，大家都相信陆文夫精于此道，他原本也是个把“吃”想得很透的人。90年代初，陆文夫连续写过不少篇谈“吃”的文章。他在为自己98年出版的随笔集《秋钓江南》做的序，也是一篇“吃”辞。道是：“永不凋零的艺术”。其中将“吃”的感受发挥到这样的“艺术高度”：

“人吃了千百万年，从天上吃到地下，从海洋吃到陆地，吃出了经验，吃出了艺术。此中艺术有如日月中天，无与伦比，是永远不会凋谢的，因为全世界的人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参与此种艺术的创造，哪一种艺术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这就是陆文夫谈“吃”的精神总结了。但我们在这个下午的闲谈中绕开了这个话题。虽说“吃”是谈不完的艺术，可我想，我的真正目的，或者我期望得到的东西，到底不能用“吃”来冲淡。我希望直截了当地对陆文夫作出切近的判断，他经历过50年代后长达20年的各种困厄，又经历过70年代到80年代10年的文学荣耀，他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或者还可以这样说，他在他们这一代人中是什么样的人？我曾经这样细心观察过已过世的叶至诚先生，那么，陆文夫与叶至诚先生有什么不同？我知道这样的判断一时不容易，但我也绝不会人云亦云地跟着别人后面说他是个“美食家”。

我说，陆老师，我以前就有个想法，我想通过你们，包括叶至诚、高晓声，可惜他们过早去世了，来了解你们这一代作家、知识分子这50年是怎样走过来的。这前前后后你们思想和观念变化，我觉得这不仅对你们重要，对我们也很重要。你们这一代人走到90年代不容易，还是有很多值得总结的东西。我曾经想得到你个人的回忆录之类的文字，但你一直没有给我。你认为过去有些事，现在还不能说吗？

我还要想想。也许，用小说的方式写比较容易处理好真实事件和真实人物。我写过一些零星的回忆文章。但要全面回忆过去，还比较难做到。

越过个人恩怨。只是从你的个人角度写出你们这一代人的共同经历。

还需要时间吧。我现在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尽快为高晓声编文集。已经委托人在收集高晓声作品的目录，我想请你参与这方面的编辑工作。只是出版经费有问题，要是作家协会不能解决，那就只好求助于出版社。

这好像是陆文夫第二次与我谈到这件事。陆文夫心情有点沉重。一些无奈，一些感慨，一些无法掩藏的忧虑。高晓声突然病故已经三年多了，作为故人和知己，陆文夫把为老朋友出版文集当作自己责任，似乎如此才能够对得起他们近40年的友谊。况且，高晓声又是一位有影响的小说家，与陆文夫和方之并称江苏三大“现实主义”作家，方之早逝，就只有高、陆两人为江苏的“现实主义文学”并肩写作了。出版高晓声文集，不单单出于私人友情，更出于为文学史留一段重要痕迹的需要。犹记陆文夫在高晓声追悼会上热泪纵横泣不成声的情景，那时他也许就暗对老友作过郑重的许诺了。

还是喝茶吧。碧螺春很清淡，其实喝到最后还是有味的。

喝完这杯碧螺春，就到了要告辞陆文夫的时候。走出小院，看着小门又一次悄声无息地掩上。我们就把一位步入沉思的智者留在夕阳余辉中深巷小楼书房里了。

我问，这回访问陆文夫有什么印象？朋友说，有意思的闲谈。用什么题目写这样的闲谈？朋友说，就用陆老师自己说的话：我要想一想。

（原载《北京文学》2001年第10期）

陆文夫传

范培松

一

陆文夫于1928年3月23日诞生在苏北泰兴的一个名叫四圩的小村庄里。小村庄紧傍着长江，他的家门口离开长江不足二百米。他是喝着长江的乳汁，拉着长江的巨手，紧偎着长江长大的。他怕寂寞，但实际上最大的痛苦还是寂寞。因此，他就常常和长江做伴：晚上，枕着长江波浪，听着长江的涛声进入梦乡；白天，又常常默默地坐在江堤上呆望，望着那些轮船和帆船从天边出现，又慢慢地消失在天的尽头。滔滔的无穷无尽的江水，孕育了他的想象力。他遐想：这世界的尽头在何处？它到底是什么样？可是茫茫的江水，留给他的是一片广漠的空白。

六岁时，陆文夫家迁居靖江县夹港。夹港是个水陆码头，这码头又与上海相联。水陆码头是旧社会的缩影，三教九流，五光十色的人物，都云集在此。陆文夫以后的小说中像葛增先、周泰这样的闯江湖的老工人，大概在这时，就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他的心中。在夹港的所见所闻，诸如庙会、唱道情、打莲湘、茶馆店里的卖唱等，大多后来慢慢地融化到小说中的环境描写里去了。

1944年，他患了伤寒病。一个人患病不足奇，不管什么天才，大都要生病的。但若要为陆文夫写传，这一场病不能忽略不记，因为就是这场病，迫使他离开故土，来苏州投亲养病，从此和苏州结下良缘。当时，他在苏州有个做生意的姨妈，他拖着病躯，告别长江，乘着一条小木船，闯进了苏州。对于这位不速之客，苏州开始似乎并不怎么欢迎他。那铺着长长石板的小街，那低矮的平房，那晾着五颜六色的衣裳的小巷，常常使陆文夫狼狈。因为那晾着的五颜六色的衣裳上的滴水，须靠行人机灵的避让。陆文夫并不机灵，滴水常常扑打在他那顶新买来的廉价的礼帽上。陆文夫对苏州的第一个印象是觉得它无礼，而且有点儿杂乱无章。

不过，这是误会。在苏州生活不到半年，他就深深地爱上了苏州。他觉得苏州是一部历史，是一首古诗。尽管这种爱，多少带有一点罗曼蒂克，他却认定了：这个地方是他的落脚点，是他的归宿。病愈归乡后，他在泰兴杨陋学塾就读初中。初中毕业时，班级里同学提议，同学之间相互写一个简短评语，尔后把它印刷出来，制成卡片，以资留念。陆文夫的评语是由一个名叫宏生的同学写的。昔日在泰兴杨陋学塾的同窗好友至今还保存着宏生写的那张评论陆文夫的卡片，现抄录如下：

陆文夫男

十七岁泰兴人

通讯处

西门丁家桥七号

我很敬这位同学，很爱这位同学——假如拿他的仪容比青山，那是最确切不过的了，修长的个子，圆润的眼珠，到处表示他个性特征。

性和顺，长日是溶浸在笑容里，长日是溶浸在磊落的言笑里，他爱好研究新文学，善于口琴，篮球又为他的特长。

我和君相识二年，知其生平较深，当此毕业之际，为之小传，以留他日之鸿爪。

（宏生）

应该说，这是第一篇《陆文夫论》。言语不多，倒很真切。从这份珍贵的材料中，可以使人们看到陆文夫成为当代著名作家的一些端倪。在这份材料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陆文夫从少年时代起，就是一个有广泛兴趣的人，不仅喜爱新文学，而且还善吹口琴，又是篮球运动员。回忆这段往事，陆文夫眉开眼笑，颇为自豪。

不过，在他的心中，热烈地向往的还是苏州。所以，初中毕业升学考试，他考上了很有名气的苏州高级中学，又回到了苏州。也就在这段时间，他接触了文学，尤其是阅读了大量的包括描写苏联社会的外国文学作品，为他的文学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苏州的三年高中生活，他更进一步认识了苏州。原来这号称“人间天堂”的苏州，到处充满了不幸。那拉着黄包车的气喘吁吁的老头，那戴着墨镜在茶馆里唱得比哭还难听的瞎子，那怆然悲凉的小贩的卖茶叶蛋声，都使他心灵颤抖。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兴趣和想象转向了社会，他决定到苏北解放区，投身革命，为消灭这不平等的现象而斗争。

从苏州去苏北，并不容易。1948年，陆文夫毅然坐上了一条去苏北的小船。船至江阴港，国民党封锁得很严，尤其见到读书人模样的，常常要抓。陆文夫在船主配合下，略施一条小计：当小船行至关卡时，陆文夫预先上了岸，扮作捕鱼人，沿江步行，等船过了关卡，再跳上船，一路平安，到达了苏北。原来他准备豁出命去打游击，可是游击未打成，却被分配到华中大学干部训练班学习。不久，国民党全面崩溃，他又随军南下，来到苏州，在新华社苏州支社当采访员，开始了他生活的新的一页。

二

想不到，记者一当就是八年。他像只百灵鸟，开始为新中国唱赞歌。他拼命地写新闻、通讯，甚至连社论也写。职业的方便，使他接触各个层次的人；他携带着照相机，往来不息地穿行在苏州的大街小巷之中。这样，生活的积累，丰富的想象，都化为创作的冲动，时时冲击着他的心房。他觉得写新闻通讯，固然是好，但不过瘾，因此萌发了写小说的动机。就这样，起早摸黑，写成了第一篇小说，寄到上海《文艺月报》，却未中。虽则小说被“枪毙”了，却遇上了一位伯乐——至今不知姓名的编辑，写了长长的三页信纸的退稿信。信中给陆文夫戴了很多“高帽子”，说他有创作才能，鼓励他继续写下去。这下子可来劲了，于是《荣誉》诞生了，《文艺月报》发表在显著的地位，还有一些评论为之鼓掌喝彩。接着，又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华东分会，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于是，小说一篇接着一篇，连绵不断；于是，《小巷深处》诞生了。

《小巷深处》是陆文夫的成名作。当时，中国解放不久，人们在废墟上建设新生活，文学家们也大多集中精力在描写打仗，讴歌英雄。因此像徐文霞这样的被旧社会蹂躏过的小人物的精神生活，就成了一个被人们遗忘的角落。神圣的责任感驱使陆文夫去拉开了遮掩这个角落的帷幕，让人们听听那苏州寂静小巷里的坚决的敲门声，人们一下子惊呆了。文坛轰动了。1957年，江苏省文联成立专业创作组，把陆文夫调了进去。本来记者和专业作家仅是一墙之隔的紧邻，陆文夫就这样从新闻之家踱进了作家这个房间。

他的热血沸腾了，头脑也热起来了。这时，童年时代的想象力，成功实践的冲击力，使他内心的热情达到了沸点。他和高晓声、方之、艾煊、叶至诚这些人，执着地想到世界中去探求了。可是探求尚未成功，“尚方宝剑”却已到了。陆文夫虽则没有被斩首示众，却被一巴掌结结实实地打进水里，逐出作家协会，贬到苏州。可爱的苏州却没有嫌弃他，又一次盛情地收留了这位“弃儿”。

他成了“罪人”。他一沉到底，来到苏州机床厂。他忏悔，他确认自己犯了罪，想通过劳动来改造自己。他真心实意地劳动，也真心实意地学技术，以此想捞一个终身糊口的“饭碗”。他不仅自己顶班操作，还带了一些徒弟，几次被评为先进，得奖得过一套卫生衫和一个大脸盆。这样，到了1960年夏，三年困难之后实行经济调整，文艺界又复苏了，人们又想到了陆文夫。因为他改造有成绩，又把他调回南京。这时的陆文夫比人矮半截，他小心翼翼，循规蹈矩，不敢再越雷池半步。他又拿起笔，歌颂工人，歌颂劳动。他戴着“镣铐”，在人们划定的“圈子”里跳舞。他也真有本领，因为他从劳动中来，有生活，有体验，再加上他那支笔，于是又写成了一篇篇不同凡响的作品，什么葛师傅，什么周泰，一下子又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过去了。虽则，这些人物头上也有“光圈”，屁股上也有一点“印记”，但在这阶级斗争声音日益高涨的文坛上，这些人物无疑带来了一股清风。接着，连不甘寂寞的茅盾也出来鼓掌了。看起来，陆文夫是否极泰来，大概要高升了。可是，且慢，在这阶级斗争风雨中，陆文夫注定是个“反面教员”，而且是自己跳出来了。好吧！那就一切来个兜底翻，昨天被说成大红花，一夜之间又变成了大毒草，连劳动中学技术、得奖也统统是假的，是阶级敌人的“新花招”，陆文夫又得进油锅。这一下子完了，也许联系他现在的高升，可以把这次进油锅说成是天降“大任”于他，“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可是我们的陆文夫却是个凡夫俗子，他没有先哲的预见，因此在这排山倒海的批判面前绝望了。他想跳灵谷寺塔，但终究没有跳。陆文夫也算是聪明人，可就是弄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一忽儿可以红得发紫，一忽儿又变成批判对象。这是咋搞的呀！他卷起了铺盖，又回到苏州，到苏纶纱厂当机修工。他心灰意懒，整天不看书，也不写小说，到星期天，喝半斤黄酒，低低哼着《贝加尔湖之歌》——这是当年的一支中国红军被迫退入苏联境内时所作的歌。他长歌当哭，声音嘶哑，喝着，唱着，热泪满面。每当此刻，两个孩子便要从房间里逃出来。悲乎，文夫！

不过，在这段日子里，也有值得炫耀的东西。他在苏纶纱厂里，就有这样一件事：纺织厂里的落纱机上有把剪刀，是件关键性的家什，磨得如何更是难中之难。一天有剪刀要磨了，而偏偏磨刀的老师傅不在。在这个关口，陆文夫又自己“跳出来”，慢吞吞地说：“我来试试”。就这样爆了一个大冷门。据说，陆文夫磨的剪刀，右手用，着力；左手用，效果不差毫厘。有人拿来一团乱棉絮，把剪刀拉足了，一剪下去狠狠切断一崭齐，真神！因此，陆文夫在苏纶纱厂，磨的剪刀比他写的文章更出名。这是值得写上一笔的。

三

“文革”来了。陆文夫麻木了。

一切“应该”受的待遇，比如抄家、批斗、“坐飞机”、挂牌、示众、请罪等等，他都享受了。不过，他的心情倒也没有什么痛苦可言了。许多人在“文革”中，见到群众贴自己的第一张大字报，骂自己是什么什么分子，常常会吓得发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可是当大字报铺天盖地、天长日久地压下来，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不断扣上来的时候，人倒反而会觉得无所谓。就这么回事，地球还要转，人还要吃饭，倒不觉得痛苦了。大概这也是“阿Q精神”吧。总之，那时的陆文夫也有这么一点精神，在挨整这一点上，他的资格算是老的了，也可说是久经考验了。因此，到了“文革”中，也就横下一条心。他没有资格参加什么保守派、造反派，也决不会卷入当时苏州的什么支派、踢派，可是他最终还是被最“革命”的人打成了“新鸳鸯蝴蝶派”。周瘦鹃是“老鸳鸯蝴蝶派”，每次被揪斗，陆文夫就要被拉去陪斗，弄得一些同情他的工人也搞不清楚，这“新鸳鸯蝴蝶派”是个什么玩意儿，因此都好心地责怪陆文夫：“陆师傅，你既不参加踢派，又不参加支派，就这样做个逍遥派不好吗？看你平时稳重，怎么去参加个什么鸳鸯蝴蝶派呀！”陆文夫只能低头讷讷地说：“这是从前作孽，以后不搞了！”对于陆文夫是什么派，陆文夫自己并不怎么关心，他时刻所关心的，倒是“我们国家这一场浩劫如何了结？社会主义每前进一步都很困难，破坏起来却十分容易，年轻时代梦寐以求的幸福社会到哪天才能实现！”多灾多难的祖国啊，你怎能经得起如此的折腾啊！

1969年底，苏州和全国一样，掀起了什么“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下放高潮。陆夫夫又被列入了“吃闲饭”的行列。一切都如演戏，下放是光荣的革命，要戴大红花。当时主管这一工作的“革命派”倒也大方，廉价地送来了大红花，他的一家又被扫出苏州，送到了黄海之滨的射阳县，一住又是九年。

陆文夫从“请罪”和“打倒”声中骤然来到平静的黄海之滨，虽则没有“悠然见南山”的乐趣，倒也是一种解脱。他悉心种自留地，引进许多蔬菜品种，搞得瓜菜葱茏，因此在附近一带又出了名，引得人们常来参观。在射阳一带，下放干部很多，大都彼此彼此，倒也格外亲热，说几句心里话，也没有人去邀功请赏，所以，他常常和一些人以酒为乐，纵论天下事。在这个“广阔天地”里，又拓宽了他的眼界，更使他看到了世态炎凉，也结识了像《不平者》中的小汪这样的朋友。他整天无所事事，因此又有机会让他坐下来重读马列，对个人和国家的道路进行解剖、总结。他成了“隐士”。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在他的思想上完成了飞跃，铸就了他的那种深刻的现实主义的性格。他再也不像以前那么冲动了，冷冷地生活着，也冷冷地看着。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一切的一切他心里全明白。此时，上面开始抓“创作”，县委书记就想搞一本“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长篇小说，想到了陆文夫。又是设宴招待，又是亲自谈话，左说右劝，陆文夫不为所动。后来陆文夫以退为攻，说先到下面去看看，写不写从长计议。从此，陆文夫告别了茅屋，被安排在县文化馆当上了排列在第六位的副馆长，写长篇小说也就搁下来了。这九年，他没有浪费。因为他终于搞清楚了，“做人该怎么做？”“中国将来怎么办？”前后跌爬几十年，陆文夫啊，您终于清醒过来了，这是值得庆贺的事！

之后，事情就简单了。不久，“四人帮”粉碎，接着，他重新执笔，又上文坛；再就是《献身》得奖，《小贩世家》得奖，《围墙》得奖；再就是，获得了苏州市劳动模范称号；再就是，在第四次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几起几落，他终于得到了他应该得到的评价。

四

陆文夫性格内向，近乎冷峻。他待人有些矜持，感情不露。你为他做了什么好事，他也仅是冷冷地朝你瞅几眼；要是谁欺骗了他，他也冷冷地用眼瞅瞅你。和他坐在一起，有时可以无拘无束地谈山海经，有时却又莫名地沉默，沉默得叫你难受。和他接触久了，觉得他真诚实在，靠得住，可以把各种话对他说。当然，初次接触，有时就不免要叫你难堪。有一位大学生，他想走访所有苏州的名人。当他跑到陆文夫家，陆文夫的眼睛像扫雷器，在他身上扫来扫去，扫得他心里直发毛，如坐针毡。谈了一会儿，告别走出房门后，他不禁叹道：“今后没有事再也不敢来见陆文夫了。”

陆文夫仇恨邪恶，尤其对大大小小的市侩，他恨之入骨。倒不是因为他本人常受这些市侩之所害，而是这些市侩实在是误党误国的蠹虫。因此，他这几年来，就把他的小说，当作一座特别法庭，一有机会，就把汪昌平（《特别法庭》）、吴所长（《围墙》）、林科长（《一路平安》）等等，揪来审判。审判是那样严峻，简直是毫不留情，这些毒菌不铲除，国无宁日。不过，对以前一些奉命整过他的人，他又原谅了。

五

陆文夫对一切似乎都感兴趣，而一切事物在他眼里，又都能看出别人所没有看到的东西。前几年，他不知怎么对城市建筑感兴趣了，反复研究，翻阅资料，在报告会上谈他的研究体会，和朋友们也不时认真讨论这个问题。不了解内情的人还以为陆文夫大概又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想改行去搞建筑了。恰巧那两年，他又没有写出什么小说。他平时连走路也在注意打量一些围墙的式样，什么花墙、粉墙、小磨青砖墙、云墙、龙墙、风火墙、照壁墙，他都了如指掌。结果也真的经他设计出一种最佳的围墙式样，那就是《围墙》中马而立造的那一座。现在，苏州市好多围墙就是按照《围墙》中所写的围墙式样来造的。

陆文夫也是个美食家。美食，人皆喜欢，但要成为美食家，却难于上青天。陆文夫早在五十年代，就跟随周瘦鹃等人，常常去品尝苏州的美食。周瘦鹃精于美食，对许多名菜的来龙去脉，都能说个究竟。渐渐地，陆文夫也娴熟于胸。在宴会上，他能把每道菜的来龙去脉，说得头头是道。《美食家》发表后，人们叹为观止。一次陆文夫访问某省，省作协负责接待，准备在某饭店设宴接风。省作协领导为了搞好这次宴会，事先又特地到饭店向厨师关照，说明客人尊贵，务必要搞好。厨师问到有哪些人参加宴会，当省作协领导报到陆文夫时，厨师慌忙摇头说：“明天我请假了。陆文夫是美食家，他的《美食家》中写的一些菜，我都没有烧过，不必献丑了。”大家听了这段轶闻，都捧腹不已，一时传为美谈。

六

陆文夫幽默诙谐。这一点原来仅为一些和他交往较深的人知道。不熟悉的人，尤其是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听他讲过话的人都以为他是个“老古怪”。那时他的报告，实在不敢恭维，规矩而又严肃，板着面孔，正儿八经，小心翼翼，没有嘻笑，淡而无味，仿佛是在照相馆里的摄影机前，摆好架子让人摄影一般。他那时的小说，也同样板着面孔。虽则没有讲假话，但是他的创作才能，尤其是他的幽默诙谐的本领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粉碎“四人帮”以后，三中全会的春风，使他能舒心地自由地创作了。因此，从《不平者》、《特别法庭》开始，他的深刻的洞察力借助幽默诙谐，使他的创作来了一个突变。可以这样说，从这以后所发表的小说，才是他真正的“自我”的最充分的展现。平时在公开场合讲话，也一反过去的常规，幽默诙谐，谈笑风生。在平时交往中，也是常常妙语如珠。一次宴会上，不知谁说到陆文夫的风度不错，陆文夫听了后说：“我以前确实长得漂亮，一次去见章品镇，有人向章品镇通报说：‘外面有个油头粉面的小伙子在找你。’”大家听了都不禁为之喷饭。

七

陆文夫喜欢变革。从五十年代起，他就养成一个习惯，你写过的，我不去写；你这样写，我就那样写。总想不写得一般化。所以，他自己经常否定自己，他又时时和自己过不去。现在人们都深深地关注着他创作艺术的变法。

一个有几十年创作经历的作家或艺术家，还在苦心孤诣地准备创作艺术变法，在文学艺术上不乏先例。白石老人的“衰年变法”就是代表。齐白石五十七岁时，在名画家陈师曾的鼓励和启迪下，决意实行艺术蜕变，他这样说道：“余作画数十年，未称己意，从此决定大变，不欲人知，即饿死京华，公等勿怜。”这一“大变”，刷新了齐白石的绘画艺术。与此相似的，陆文夫在度过五十岁生日后，也决心实行变法。他自己是这样来描述的：“五十年代我在创作上追求新，因为没有形成艺术见解，而导致小说创作艺术的不稳定性。六十年代为了写劳动，我追求小说民族化，《二遇周泰》和《葛师傅》都是向传统话本和苏州评弹学习，追求故事性，带有传奇性，情节紧张，地方色彩比较浓。现在，却不同了，从《特别法庭》起，我追求的是概括准确和内涵丰富。在创作小说时，我不太注意技巧。以前我的许多小说像独幕话剧，场景限制得比较小，现在我不管了，跨度大我也写，如《唐巧娣翻身》、《美食家》、《还债》都跨度很大，怎样好，就怎样写，不去追求什么传奇性，也不去追求什么情节、冲突。文章真正写得好，技巧要隐掉，如巴金所说的‘无技巧’。看得出有技巧，就有人为的痕迹。我就是在‘概括’和‘内涵’上下功夫。我自己作过比较，《葛师傅》落到实处，虽有传奇性，但给人的联想的东西不多，就这么一点。现在的《不平者》、《唐巧娣翻身》、《美食家》、《围墙》就不同了，我尽量在概括上下功夫，一是概括得准确，二是概括的内容尽量多一些，这样内涵就比较丰富，文章也就耐读。《美食家》集中反映了我现在的创作思想和追求。这条路我是认准了，今后准备继续这样走下去！”

他变法的决心已经下定了。近几年的创作，在他的创作道路上，确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概括起来，他的艺术蜕变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从概括生活来看，由以前的“极端”向“准确”蜕变；二是从塑造形象来看，由以前的人物形象单一、明朗向人物形象成为“许多性格特征的充满生气的总和”（黑格尔语）蜕变；三是从结构艺术来看，由以前的冲突激烈向冲突淡化蜕变。这些蜕变，使他的小说自成一格，有一种独特的韵味。人们称他为“陆苏州”，也许就是读了他变法以后的小说所给他的一种评价吧。

八

陆文夫不怕死。

大概是颠来倒去，几起几落的原因吧，造就了他这一性格。他对身体似乎并不怎么爱惜。他酷爱茶、烟、酒。先说爱茶：每天吃完早饭，沏一杯；日中，又一杯；日落，还要一杯。老中医劝他：“茶过量，伤人”，他一笑了之，我行我素。次说喜烟：在他的写字台右边抽屉里放着整条整条的好烟。有人说他的烟瘾，可和捷尔任斯基比美。再说嗜酒。有时出席好友的宴会，菜尚未上桌，他就先打开酒瓶，自斟自酌了，把夫人的“禁令”早已抛到九霄云外。他自己喝酒，还劝别人多饮一杯。他不大相信医生，每当患病，夫人左劝右劝，他就是按兵不动。也正如此，他对那些饱食终日，成天无所事事，却患了“恐癌症”的先生们，也特别看不惯。他的小说《圈套》里就强烈地揉进了这种情绪。

朋友们却为他身体担心。1984年秋天，江苏作协主席艾煊同志来苏州。适逢艾煊生日，友人设宴庆贺。席间，一位评论家劝陆文夫说：“你要保重，这一阶段我看你在拼命写，真叫人担心呢。”陆文夫举杯叹道：“老天给我的日子不多了。”一语出，满座皆惊。大家沉默良久，心里极为难受。他当年，想豁着命去打游击，未成；而今，却是豁着命在写作。是什么力量驱使他这样舍命写作呢？在一篇文章中他道出了秘密，我不妨摘录于此——

我每次到北京领奖时，心里总有点难过，总觉得有许多朋友没有能来，他们有的在苦难中不幸去世，有的在苦难中把艺术的才华磨灭。因此我总觉得负有一点什么历史的责任，有义务写出各种人生的道路和社会的变迁，把自己的心血和曾经流过的眼泪注入油盏内，燃烧，再燃烧，发出一点微弱的光辉，让那些走向幸福的人们在夜行中远远地看到一点光时，感到一点安慰：快了，前面又到了宿营地。

在结束这篇小传时，笔者不禁叹曰：陆文夫几十年来，时时想革命，时时在革命，却常被“革命”的人革命，前有伏兵，后有追兵，时有奇兵，围剿堵截，几乎被“革命”者革去命。颠来倒去，几经沉沦，历史证明，仍然是他在认真革命。如果说句马后炮的话：倘若革他命的“革命”者把力量真正用到革命上，倘若让他全力以赴一直专心专意去革命，岂不两全其美？果能如此，可以断言，当今世界定会更美好。值得庆幸的是：他的命总算没有被革掉，革他命的人也在和他一起革命了。

（选自《陆文夫作品研究》，徐采石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

陆文夫创作年表

1953年　处女作《移风》完稿。

1955年　短篇小说《荣誉》发表于《文艺月报》1955年第2期。

1956年　短篇小说集《荣誉》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短篇小说《小巷深处》发表于《萌芽》1956年第10期

1961年　短篇小说《葛师傅》发表于《人民文学》1961年第1、2期合刊。

1963年　短篇小说《二遇周泰》发表于《人民文学》1963年第1期。

1964年　短篇小说集《二遇周泰》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1978年　短篇小说《献身》发表于《人民文学》1978年第4期，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1979年　短篇小说《崔大成小记》发表于《钟山》1979年第1期。短篇小说《特别法庭》发表于《上海文学》1979年第6期。

1980年　《小巷深处》、《平原的颂歌》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重放的鲜花》。

短篇小说集《小巷深处》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短篇小说《小贩世家》发表于《雨花》1980年第1期，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1982年　《小说门外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短篇小说集《特别法庭》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1983年　中篇小说《美食家》发表于《收获》1983年第1期，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短篇小说《围墙》发表于《人民文学》1983年第2期，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1984年　小说集《小巷人物志》第一集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短篇小说《门铃》发表于《人民文学》1984年第10期，获《小说月报》首届百花奖。

短篇小说集《围墙》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1986年　小说集《小巷人物志》第二集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1987年　短篇小说《清高》、中篇小说《故事法》发表。

1992年　中篇小说《享福》发表。

1995年　长篇小说《人之窝》出版，获江苏省首届紫金山文学奖。

散文集《壶中日月》出版。

1998年　散文集《秋吊江南》出版。

2001年　散文集《姑苏之恋》发表于《北京文学》第10期，获新世纪首届北京文学奖一等奖。

2005年　散文集《深巷的琵琶声》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美食家》插图本由古吴轩出版社出版。

2006年　五卷本《陆文夫文集》由苏州古吴轩出版社出版。

2007年　《陆文夫散文》插图珍藏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中篇小说金库

林贤治　肖建国　主编

“中篇小说金库”是我国第一套直接以“中篇小说”命名的大型文学丛书。该丛书可视为一支“偏师”，重在单一文类作品的优选，实际上，它涉及近百年中国文学更广阔的领域，既是对现代文学遗产的深入发掘，又是对当今文学实践的充分展示。

丛书集中编选我国近百年中篇小说的经典性、代表性作品，除文本外附加若干有关作家及作品的背景材料，如回忆录、访问记、自传、评论，包括照片、手迹等，使之更加充实、完善，既可作为文学史参考资料，亦可作为文学青年及文科学生的文学范本。整套丛书以严格的质量要求，文学性、学术性和经典性，充分显示了我国现当代中篇小说的总体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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