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查林十字街考克斯银行 [216]的保管库里,有一个久经搬运、陈旧不堪的锡质文件箱,上面刻着我的姓名:约翰·H [217].华生,医学博士,原隶印度部队 [218]。里面塞满了纸张,几乎都是福尔摩斯在不同时期侦查过的案情纪录。其中有些饶有趣味的案件却未曾侦查成功,所以没法加以叙述,因为没有结局。没有结局的疑难问题对于研究者也许是有意义的,但对一般读者而言则难免枯燥乏味。比如说,詹姆斯·菲利莫尔案 [219]就是这类案子,这位先生回头走进自己的家里取雨伞,从此就在世界上消失了。还有一个案子,是小汽艇阿丽西亚号,它在一个春天的早晨驶入一小团雾气之中,从此就不见了,船上的人也失去了消息 [220]。另外就是伊萨多拉·波萨诺案,他是一位著名的记者和决斗者,但有一天突然精神完全失常,双眼瞪着一个火柴盒,里面装有一条奇怪的无名蠕虫 [221]。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牵涉某些家族隐私的案子,如果公开出版会引起上流社会许多人的恐慌。我绝不会做那种泄漏秘密的事,这是毫无疑问的。由于我的朋友目前有时间清理和销毁旧记录,现在就可以做这件事了。还有相当数量的案卷,各有不同程度的趣味,本来我可以将他们编辑出版,但考虑到过量的读物可能会影响我特别尊重的那个人的名誉,因而未曾整理。这些案子,有的我曾参与办案,能够以目击证人的身份发言;有的我未曾参与,或只是稍稍过问,所以只能以第三者的身份叙述 [222]。下面这个故事是我的亲身经历。

那是十月一个狂风大作的清晨。起床穿衣时我看到了狂风是如何把挺立在后院里的悬铃木[223]最后的叶子卷去的。我下楼去吃早餐,心想我的朋友现在必定是郁郁寡欢,因为正如所有伟大的艺术家那样,他的心情是易受环境左右的。然而出乎意料之外,他几乎已经吃完了早餐,而且心情异常欢快,出现了那种他高兴时特有的不祥的兴奋感。

“手里有案子了吧,福尔摩斯?”我问了一句。

“推论法是会传染的,华生,”他回答道,“你也用推论来研究我的秘密了。没错,是有案子了。经历了一个月鸡毛皮蒜的小事和碌碌无为,车轮又开始转动了。”

“我能参加吗?”

“没有多少行动可以参加,但咱们可以一起讨论,等你先吃完新厨师[224]给咱们煮老了的鸡蛋再说。鸡蛋的火候和我昨天在前厅桌上看见的那本《家庭信使》[225]不无关系。连煮鸡蛋这样的小事情也要求计算时间之类的注意力,这是与那本优秀杂志上的恋爱故事相冲突的。”

一刻钟以后桌子撤了,我们面对面坐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

“你听说过金矿大王奈尔·吉布森吧?”他问道。

“你是说那个美国参议员吗?”

“不错,他曾是西部某州的参议员,但更多的人知道他是因为他是世界上最大的金矿业巨头[226]。”

“我听说过这个人。他也在英国住一段时间了。他的姓名大家都很熟悉。”

“没错,他五年前在汉普郡[227]买了一座不小的农庄。你大概已经听说他妻子的惨死了吧?”

“我想起来了,这是让他成为新闻人物的原因。但我不太清楚细节。”

“我也没想到这个案子会找到我头上,不然早就把摘要弄好了。”他朝着椅子上的一叠纸挥了挥手,“实际上,虽然这个案子轰动一时,但情节非常简单清楚。虽说被告的性格惹人喜爱,却也掩盖不了证据的确凿性。这是验尸陪审团的观点,也是治安法庭[228]起诉的观点。现在该案已移交温切斯特[229]巡回法庭审理,我怕办这个案子是费力不讨好。我能发现事实,但不能改变事实。除非找到全新的、意外的事实,否则我的主顾没有什么希望。”

“你的主顾?”

“哦,我忘了告诉你。华生,我也染上你那种倒叙的糊涂习惯了。你先看看这封信。”

他递给我一封笔迹粗犷的信,上面写的是:

克拉里奇饭店[230]十月三日

福尔摩斯先生大鉴:

我不能眼看着世界上最善良的女人走向死亡而不竭尽全力去拯救她。我不能做任何解释,也不试图解释,但我确知邓巴小姐无罪。你知道事情的经过——谁会不知道呢?这件事已成了全国的新闻,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她说话!正是这种不公平,让我几乎发疯。这个女人心地善良,连一只苍蝇也不忍伤害。我将于明日十一时[231]来访,不知你能否在黑暗中找到光明。也许我知道什么线索而自己未曾意识到它,但不管怎样,我所知道的一切,我所有的一切,我的全部生命,都可以为你所用,只要你能救她。把你平生所有的能力,都用来办这件案子吧。

奈尔·吉布森谨启

“你看,就是这封信,”福尔摩斯把早餐后抽完的一斗烟灰敲了出来,又慢慢装上一斗烟丝,“他就是我正在等候的人。至于情节,没有时间立刻掌握这么多报纸,如果你在逻辑方面对这个案子有兴趣的话,我最好简单地向你说明一下。依我看,这个人,是世界上最有势力的金融巨头,同时也是最暴躁和最令人生畏的人物。他的妻子——就是这次悲剧的牺牲者——我只知道她已过中年,而且因为家中的两个孩子有一位年轻可爱的家庭女教师,年老色衰对她就更不利了。这三个人是主角,地点是一座古老的庄园宅邸,那里原是英国政治历史的中心。悲剧的经过是这样的——人们发现女主人在离宅子将近半英里的园地上被一颗手枪子弹打穿了脑袋,当时是夜晚,她穿着夜礼服,戴着披肩。附近没有发现武器,现场没有任何谋杀的线索。身边没有武器,华生,注意这一点。谋杀似乎是在夜晚进行的,尸体在十一点钟被护林人发现,抬回家之前受到了警察和医生的检验。这么说也许太简短了,你能听明白吗?”

“很清楚。但为什么怀疑女教师?”

“首先,有明确的证据。在她衣橱的底板上发现了一支放过一弹的手枪,口径和尸体里的子弹相同。”他两眼平视前方,拉长了字音重复道,“在她衣橱的底板上。”然后又沉默不语了。我能感觉到,他脑海中有一条思绪活跃了起来,打断他是鲁莽的。突然,他又回过神。“是的,华生,发现了手枪。的确能定罪了,对不对?两个陪审团都这样认为。另外,死者身上有一张纸条,约她在桥头见面,署名是女教师。怎么样?最后是动机。吉布森参议员是个有吸引力的男子。如果他的妻子死了,根据各种材料来看,除了这位早已得到主人垂青的年轻女士,还有谁会有希望继承她呢?爱情,财产,地位,一切都取决于一个中年女人的死。恶毒,真恶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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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发现女主人在离宅子将近半英里的园地上被一颗手枪子弹打穿了脑袋,当时是夜晚,她穿着夜礼服,戴着披肩。

“的确如此,福尔摩斯。”

“另外,她提不出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相反,她不得不承认在出事前不久自己到过雷神桥——就是悲剧发生的地点。她无法否认,因为过路的村人看见她了。”

“看来是可以定案了。”

“然而,华生,然而!这桥是一座宽石桥,有石栏杆,横跨一泓又深又长、岸边有芦苇的池塘——雷神湖——的最狭部,尸体躺在桥头。这就是基本事实。不过,我看咱们的主顾已经来了,比约定时间早很多。”

比利[232]已经开了门,但他通报的姓名却令人意外。马洛·贝茨先生,这个人我们都不认识。他是一个瘦削、神经质的人,眼神惶恐,举止急促而犹疑——以我做医生的眼光来看,是一个处在精神崩溃边缘的人。

“你太激动了,贝茨先生,”福尔摩斯说,“请坐下。我只能和你谈一会儿,因为我在十一点钟有约会。”

“我知道,”来访者像是喘不过气来似的迸出短短的句子,“吉布森先生快来了,他是我的雇主,我是他农庄的经理。福尔摩斯先生,他是一个恶棍,一个大恶棍。”

“真是强烈的评价,贝茨先生。”

“我不得不加强语气,时间有限。我绝不能让他知道我在这儿。他马上就到了,但我没办法提前来。他的秘书——弗格森先生——今天早上才告诉我他约你谈话的事。”

“而你是他的经理?”

“我已经提出辞职,再过一两个星期就能摆脱他的奴役了。他是一个冷酷的人,对谁都铁石心肠。他对慈善事业的捐款只是为了掩饰他的罪恶。他的妻子是主要牺牲品,他对她很残忍,很残忍!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死的,但我敢说他使她的生活悲惨绝望。她是热带人,巴西人,您当然是知道的。”

“我没有听说这一点。”

“热带出生,热带的性格。炎热之女,激情之女——她就是以这样的感情爱他的,但当她身上的魅力渐渐退去之后——我听说她本来非常美——就再也没有得到他的宠幸。我们大家都喜欢她,同情她,怨恨他对她的恶劣态度。但他能说会道,十分狡猾。这就是我要告诉您的:不要听他的花言巧语,他肚子里有更坏的东西。我得走了。不!不要留我!他就要来了。”

客人恐惧地看了一眼钟表,就撒腿跑出门外了。

“你瞧这件事儿!这件事儿!”福尔摩斯停了一会儿说道,“看来吉布森先生有一个很棒的家庭,不过警告还是有用的。现在就等他本人来了。”

十一点整,我们听到了楼梯上沉重的脚步声,这位名噪一时的百万富翁被请进了屋。一眼望去,我就理解了他的经理对他的恐惧和憎恶,而且明白了无数企业对手对他的诅咒。如果我是一个雕塑家,想要塑造一位典型的成功企业家,一个具有钢铁意志和冷硬心肠的人物,那我一定选择奈尔·吉布森先生做我的模特儿。他那高大瘦削、嶙峋如石的身影,给人一种饥渴贪婪的感觉。把亚伯拉罕·林肯之象的高贵之处用卑下来替换,就能找到和他的相似之处了。他的脸似乎是用花岗岩雕成的崎岖不平、冷酷无情的头像,皱纹深陷,伤痕累累,显示出他经历过的危难。他那冰冷的灰色眼睛在浓眉下面狡猾地闪烁,来回看着我们两人。当福尔摩斯介绍我的名字时,他微微屈了一下身体,然后以威严镇定的神色拉过一把椅子,直对着我的朋友坐下,双膝几乎相接。

“福尔摩斯先生,我直接说吧,”他开口道,“办这个案子我绝不计较费用。你可以把钞票当成火把去烧,如果你需要照亮真理的话。这个女子是无辜的,她必须得到清白,这是你的责任。你提费用吧!”

“我的业务报酬有固定的数额[233],”福尔摩斯冷冷地说,“我绝不变更,除了有时免费。”

“那么,既然金钱对你无所谓,那就请你考虑一下成名之望吧。你要是办成了这个案子,全英国和全美国的报纸都会把你捧上天,你会成为两大洲的新闻人物。”

“多谢,吉布森先生,但我不需要出名。也许你感到奇怪,但我宁愿不露姓名地工作。我感兴趣的是问题本身,谈这些是浪费时间。请你讲事实经过吧。”

“据我看报纸上已经把要点都讲出来了。恐怕我也提不出什么新的东西来帮忙。不过,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阐明的情况,我在此负责解答。”

“只有一点。”

“是什么?”

“你和邓巴小姐的实际关系是什么?”

黄金大王惊讶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接着又恢复了极为镇定的态度。

“我想问这样的问题是在你的权利之内的——甚至是在履行职责,福尔摩斯先生。”

“我表示同意。”

“那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的关系完全是雇主和一个只有当着孩子的面才一起谈话的年轻女教师的关系。”

福尔摩斯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我很忙,吉布森先生,”他说,“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进行不着边际的谈话。再见吧。”

客人也站了起来,他那硕大松弛的身体居高临下地对着福尔摩斯。毛茸茸的眉毛下面闪着一股怒火,灰黄色的两颊微微泛出红晕。

“你是什么意思,福尔摩斯先生?你是在拒绝我的案子吗?”

“至少我拒绝你本人。我相信我的话已经够清楚了。”

“很清楚,但言外之意是什么?价钱低?太难?还是别的?我有权要求解释。”

“你也许有权,”福尔摩斯说,“所以我可以给你解释。着手去办这个案子已经够复杂了,不能再加上隐瞒事实这样的困难。”

“你是说我在说谎?”

“我已经尽量委婉地表达了我的意思,如你坚持用那个动词来表达,我也不反对。”

我立刻跳了起来,因为这个富翁的脸上显示出了无比凶残的表情并举起了巨大的拳头。福尔摩斯懒洋洋地微笑着去拿烟斗。

“不要吵,吉布森先生。我认为早餐后的小争吵也是有碍消化的。我想,到外面散散步,安静思考一下,对你是有好处的。”

黄金大王费了很大力气才控制住了自己的怒火。我不得不赞赏他的自制力,转眼间他那盛怒的火焰已经转为了冷漠的表情。

“好吧,悉听尊便。你知道怎样处理自己的业务,我不能勉强你。但你今天所做的事对你没有好处,福尔摩斯先生,我击败过比你强大的人。跟我作对的人没有好下场。”

“太多人对我说过这种话,而我还是依然故我,”福尔摩斯微笑着说,“好,再见,吉布森先生。你需要学的东西还很多。”

客人砰地一声关上门走了出去。福尔摩斯无动于衷地吸着烟,出神地望着天花板。

“有看法吗,华生?”最后他问道。

“老实说,考虑到他是一个无情地扫除一切障碍物的人,而他的妻子可能就是他的障碍物和不喜欢的人,就像刚才贝茨先生肯定的那样。那么——”

“没错,我也这么看。”

“但他和女教师的关系,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诈一诈他,华生,诈!我发现他那封信的调子是激烈的、不正常的,和他不动声色的自制之态完全不同。显然,他动了感情,而且是为了被告而不是死者。要想了解真相,必须明白三个人的关系不可。你看到我刚才用单刀直入的方法向他进攻时,他是多么镇定地应战的。后来我诈他,给他一种印象,仿佛我绝对肯定地知道,而其实我只是十分怀疑。”

“他应该还会回来吧?”

“肯定会回来,他不会这么放手的。听!门铃不是响了吗?他的脚步声。啊,吉布森先生,刚才我还对华生说你该回来了。”

黄金大王这次的神色比离开时安静多了。在他忿然的眼睛里还残留着受了伤的骄傲,但常识和理智告诉他,要想达到目的必须让步。

“我又考虑过了,福尔摩斯先生,我觉得刚才误会你的意思是鲁莽的。你有理由了解真相,不管真相是什么。我很尊重你这一点。但是我可以实话实说,我和邓巴小姐的关系与这个案子无关。”

“这要由我决定,对不对?”

“是的,我想是这样。你就像一个外科医生,需要知道一切症状,然后才能诊断。”

“完全正确,正是如此。一个病人如果对医生隐瞒病情,就说明他别有目的。”

“也许是这样,但你得承认,福尔摩斯先生,大多数人在人家直截了当地让他回答自己和某个女人的关系时,总是会有戒心的——尤其是有真正的感情。无论是谁,在心灵深处都有一些私人的保留,不愿意外人闯进来。你突然冲了进来,但你的目的是好的,可以原谅,你是为了拯救她。既然墙已推倒,里面藏着的东西已经露出,你就观察吧。你想问什么?”

“事实。”

黄金大王稍事迟疑,就像人在整理思绪时表现的那样。他那冷酷而布满皱纹的脸变得更阴郁了。

“我可以简单地告诉你,”他终于回答,“有些事情说起来既痛苦又难言。我只拣必要的说。我是在巴西淘金[234]的时候遇见我妻子的。玛丽亚·平托是一位马诺斯[235]官员的女儿,长得很美。当时我是一个热情的青年,但即使今天冷眼回顾,我也觉得当时的她是一个稀有的美人。她的性格深沉自然、热情奔放、坚贞一意、易于冲动、充满热带气质,这与我所熟悉的美国妇女完全不同。长话短说吧,我爱上了她,然后娶了她。后来浪漫的诗意过去了——经历了几年的时间——我意识到我们没有共同的东西,完全没有。我的爱冷却了。如果她的爱也冷却就好了。但你知道女人的奇迹!不管我怎么想,都影响不了她对我的感情。我之所以对她冷淡,甚至像某些人说的那样对她残酷,是因为我知道如果能破坏她的爱或使之变成恨,对我们都有好处。但毫无办法。她依然深爱着我,在英国的森林中还和二十年前在亚马逊河岸时一模一样。不管我用什么办法,她还是那样地崇拜我。

“后来出了一个邓巴小姐。她回应了招聘广告,成为了我们孩子的家庭教师。你或许在报纸上见过她的照片,大家公认她是一个很美的女人。我不想装得比别人高尚,我承认和这样一个女人在同一座房子里生活、经常接触,不可能不对她产生强烈的关切之情。你要责怪我吗,福尔摩斯先生?”

“我不怪你这样想,但如果你向她表白,我就要责怪你,因为她可以说是在你的保护之下的。”

“也许是这样,”责备使这位富翁的眼睛又闪出了原有的怒火,“我不想装做比真实的自己更高尚。恐怕我这一辈子都是一个要什么就伸手去取什么的人,而我最需要的是爱这个女人,占有她。我就这样告诉她了。”

“哼,你做了,不是吗?”

福尔摩斯一旦动了感情,那样子是可怕的。

“我告诉她,如果能娶她,我一定娶她,但这并不取决于我。我说我不在乎钱,所有能让她快乐舒适的事我都肯干。”

“很慷慨。”福尔摩斯冷笑着说。

“你看,福尔摩斯先生,我是来找你请教探案问题的,而不是道德问题。我没有征求你的评论。”

“我只不过是看在这位年轻女士的份上才管这个案子的,”福尔摩斯厉声回答,“我认为她被指控的罪状绝不比你承认的事情更糟,你企图毁坏一个寄你篱下的无助女子。你们这种有钱人就应该受点教训,让你们知道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被你们收买,并宽恕你们的罪过。”

没想到,这位黄金大王竟然老老实实地接受了福尔摩斯的训斥。

“现在我自己也这样觉得。感谢上帝,我的计划没有如愿以偿。她坚决不从,本来当即就要辞职回家的。”

“为什么没走呢?”

“首先,还有别人要靠她养活,放弃这份工作,会让他们生活在困苦中,她做不到。由于我赌咒发誓绝不再骚扰她的安宁,她才答应留下来。还有一个理由,她知道她对我的影响——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影响都要有力得多,她想用这种影响力来做好事。”

“做什么?”

“她知道一些我的事业。福尔摩斯先生,那是非常庞大的事业——其庞大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我可以兴建也可以破坏——而一般我总是破坏。不仅毁灭个人,还毁灭组织、城市,乃至国家。做生意是一种残酷的斗争,弱者败北。我总是全力以赴,绝不叫痛,也绝不在乎别人叫痛。但她有不同的看法,我想她是对的。她坚信,一个人的额外财富不应该建立在一千个人破产挨饿的基础上。这是她的观点,我相信她能超越金钱看到更长久的东西。她认为我愿意听她的话,并相信通过影响我的行为可以为公众做点事。于是她留下来了。后来就发生了这件事。”

“关于这件事你能想到什么吗?”

黄金大王停顿了片刻,双手托头,沉思不语。

“证据对她极其不利,我不能否认这一点。女人的确有自己的内心生活,超出男人的理解。最开始,刚一出事时,我太吃惊了,几乎认为她是由于过分激动而完全违反了本性。我脑子里有一种解释,福尔摩斯先生,现在我如实告诉你,不管它是真是假。毫无疑问,我的妻子是一个极端爱嫉妒的女人。世界上有一种对精神关系的嫉妒,它比对肉体关系的嫉妒更可怕。尽管她没有嫉妒我和女教师关系的理由——这个我想她也知道——她明白这位英国姑娘对我的思想和行动有一种她自己从来没有过的影响力。虽然这是一种好的影响,但她根本不在乎这些。她恨女教师恨得发疯,而见她的血管里始终流着亚马逊悍妇的血。她可能企图谋杀邓巴小姐——或者用枪威胁她离开我们。中途可能发生了扭打,枪走了火,反而打死了持枪的人。”

“这种可能我已经想过了,”福尔摩斯说,“可以说,这是唯一可以代替蓄意谋杀的解释。”

“但邓巴小姐完全否认发生过这种事。”

“否认并不是证据,对不对?人们可以理解,一个处境如此可怕的女人可能会迷迷糊糊回了家,手里还拿着枪。她甚至可能把它和衣服扔在一起,而且自己不知道,当枪被查出来的时候,她可能矢口否认,因为找到合理的解释简直是不可能的。你用什么来推翻这个假设呢?”

“邓巴本人。”

“也许吧。”福尔摩斯看了看表,“我相信今天上午可以获得必要的许可证,并乘晚车到达温切斯特。等我见过这位年轻女士以后,很有可能在这件事上对你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我不能担保获得你预想的结论。”

在取得官方许可的问题上耽搁了时间,结果当天没能去成温切斯特,于是我们动身前往汉普郡奈尔·吉布森先生的庄园雷神湖地区。他本人并未陪同,但他给了我们考文垂巡官的地址,他是第一个检查现场的地方警察。这是一个又高又瘦、肤色苍白的人,神色诡秘,给人的印象是他似乎知道许多不敢说出的情况。他还有一个突然把声音放低仿佛事关重大的毛病,而实际上说出来的都是平平常常的话。但在这些表面的问题背后,他很快就显示出自己是一个正派诚实的人,而且并没有傲慢到拒绝承认能力有限需要帮助的程度。

“不管怎样,我宁愿是您来,也不愿苏格兰场来人,福尔摩斯先生。”他说,“警场一插手,地方警察即使成功也没有荣誉,失败还大受埋怨。而我听说你是公平的。”

“我根本不署名,”福尔摩斯对大为放心了的忧郁巡官说,“即使解决了困难,我也不要求提我的名字。”

“我相信,您很大度。您的朋友华生先生也很诚实,我知道。那么,福尔摩斯先生,咱们一边去那里,我一边提一个问题。我只对您讲。”他四下张望着,仿佛不敢说似的,“您不觉得这件案子可能不利于吉布森先生本人么?”

“我考虑过这一点了。”

“您还没见过邓巴小姐。她从各方面看都是一个极好的女人。他很可能觉得妻子碍事,而且这些美国人比咱们英国人更容易动枪。那是他的手枪。”

“这一点证实了吗?”

“是的,那是一对手枪中的一支。”

“一对中的一支吗?另一支在哪里?”

“他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武器,我们还没找到与这支完全一样的枪,但枪匣是装一对枪的。”

“如果真是一对中的一支,总该能找到另一支吧。”

“我们把枪都摆在他家里了,您可以去看一看。”

“以后再说吧。咱们还是先去看看现场。”

上面的对话是在巡官的小屋里进行的,这间小屋同时也是本地的派出所。从这里走半英里,穿过秋风瑟瑟、遍地是凋落的金黄色羊齿植物的草原,就到了一个通往雷神湖地区的篱笆门前。我们顺着雉鸡禁猎地的小路来到一块空地上,就看到了土丘顶上那座半木结构的常见住宅。它一半是都铎时代风格,一半是乔治王时代[236]。我们的侧面有一个长满芦苇的狭长小湖,中心部分最窄。马车路沿着一座石桥穿过湖面,湖的两翼有一些小池沼。巡官在桥头停了下来,指着地面说:“这里就是发现吉布森太太尸体的地点。”

“你是在尸体移动之前来到这里的吗?”

“是的,他们立刻把我找来了。”

“谁去找你的?”

“吉布森先生本人。在有人大叫出事的时候,他和别人一起从宅子里跑了出来,并坚持在警察到达之前不许移动任何东西。”

“这是非常明智的。我从报纸上得知枪是从很近的地方打的。”

“是的,非常近。”

“离右太阳穴很近吗?”

“枪口就在太阳穴边。”

“尸体是怎么倒下的?”

“仰面。没有挣扎的痕迹。没有任何痕迹,也没有武器。她左手里还攥着邓巴小姐给她的纸条。”

“你是说在手里攥着?”

“是的,我们很难弄开她的手指。”

“这一点十分重要,它排除了有人在她死后放条子做假证据的可能性。还有呢?我记得条子很短,写的是:‘我将于九点到雷神桥。G.邓巴’是这样吗?”

“是的,福尔摩斯先生。”

“邓巴小姐承认条子是她写的吗?”

“是的,她承认了。”

“她是怎么解释的?”

“她准备到巡回法庭上再进行辩护,现在什么都不说。”

“这个案子的确耐人寻味。便条的意义非常含糊不清。”

“不过,”巡官说,“如果允许我发表意见的话,我认为在全部案情中纸条的含意是唯一清楚的。”

福尔摩斯摇了摇头:“我们假设条子真是她写的,那当然在一两个小时前就到了死者手里。那么,为什么死者还用手攥着条子呢?她在见面的时候总不需要去看条子吧?这不是很奇怪吗?”

“听您这么说,我也觉得有点奇怪。”

“我需要坐下来静静想一想,”他坐在石栏杆上,我看出他那警觉的灰眼睛在四下张望。突然,他一跃而起,跑到对面栏杆前,掏出放大镜仔细看上面的石头。

“奇怪。”他说。

“是的,我们也看到栏杆上的凿痕了。我想可能是过路人凿的。”

灰色的石头上有一块六便士硬币[237]大小的白色缺口。仔细看的话,可以看出仿佛猛击过的痕迹。

“只有强烈的撞击才能变成这样,”福尔摩斯沉思着说。他用手杖使劲敲了几下石栏,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果然是强烈撞击的结果,而且凿在了一个奇怪的地方,是在栏杆下方,而不是上面。”

“但这里距离尸体至少有十五英尺。”

“没错,是有十五英尺。说不定和本案毫无关系,但还是值得注意。好吧,这个地方没什么可看的了。你是说,附近没有脚印吗?”

“地面像铁板一样硬,福尔摩斯先生。根本没有任何痕迹。”

“那我们走吧,可以先到宅子里看看你说的那些武器。然后去温切斯特,我想先见见邓巴小姐再说。”

吉布森先生还没回来,我们在他家见到了上午访问过我们的那位神经质的贝茨先生。他带着邪恶的表情向我们展示了他雇主各式各样的可怕武器,这些都是吉布森先生一生冒险中积累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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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强烈的撞击才能变成这样,”福尔摩斯沉思着说。他用手杖使劲敲了几下石栏,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吉布森先生树敌很多,凡是了解他性格和作风的人都不会感到奇怪,”他说,“他每天睡觉时床头抽屉里总是放着一支子弹上膛的手枪。他是个狂暴的人,有时候我们大家都怕他。去世的夫人常常被他吓坏。”

“你看见过他向她动手吗?”

“那我倒不敢说。但我听到他说过恶劣的话,几乎和动手一样可怕,那是残酷和侮辱的言词,甚至是当着仆人的面说的。”

“这位黄金大王在私生活上似乎不太高明,”当我们朝车站走去的时候,福尔摩斯说,“你看,华生,咱们掌握了不少事实——有些还是新发现的——但我依然下不了结论。尽管贝茨先生明显不喜欢他的雇主,但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情况却是:发现出事的时候主人毫无疑问在书房里。晚餐是八点半结束的,直到那时一切都还很正常。当然,发现出事的时候已经是夜里了,但案子是在条子上写的那个时间发生的。吉布森先生下午五点从城里回来,之后没有任何他去过户外的证据。相反,邓巴小姐承认曾和吉布森太太约定在桥边见面。除此以外她什么也不说,因为她的律师劝她保留自己的辩护等待开庭。我有几个极为重要的问题需要问她,非得见到她我才能放心。我不得不承认,这个案子对她非常不利,只除了一点。”

“哪一点,福尔摩斯?”

“就是在她衣橱里发现的手枪。”

“什么!”我吃惊地说,“我还以为这是最不利的证据呢!”

“不。我第一次读到这件事的时候就感到奇怪,现在熟悉案情之后我觉得这是唯一站得住脚的证据。我们需要的不是自相矛盾,凡是自相矛盾的地方都是有问题的。”

“我不太懂你的意思。”

“好,华生,设想一下,你是一个预谋除掉情敌的女人。你已经计划好了,还写了一张纸条。对方来了。你拿起手枪,你做了案,一切都干得很利落。难道你在设计了这么精巧的计划之后竟然干出如此不像一个伶俐凶手的蠢事,不把手枪扔到身边的苇塘里灭迹,反而小心翼翼地把凶器带回家放到自己的衣橱里,明知那是第一个会被搜查的地方?华生,了解你的人应该不会说你是一个有心机的人,但即使是你也不会干那么蠢的事吧。”

“也许一时感情冲动——”

“不会,不会,我不相信那种可能性。如果犯罪是事先策划好的,消灭证据也必然是事先策划好的。所以,我认为咱们面对的是一个严重的错觉。”

“但你的这个观点还需要解决大量的疑问。”

“没错,我们就是要解决它。只要你的观点转变过来,原来最不利的证据也会变成引向真相的线索。就拿手枪来说吧,邓巴小姐说她根本不知道手枪。照咱们的设想来推论,她说的实话,那么,手枪是被放到她衣橱里的。是谁放的呢?那个栽赃她的人,就是犯罪的人。你看,咱们一下子就找到一条大有希望的线索了。”[238]

那天晚上[239],我们不得不在温切斯特过夜,因为手续还没有办好。第二天清晨,在那位崭露头角的辩护律师乔埃斯·卡明斯先生[240]陪同下,我们获准到监狱里探望邓巴小姐。听了那么多关于她的传闻,我已经做好了要去见一位美人的准备,但她给我的印象仍然令人难以忘怀。难怪那位令人生畏的黄金大王会在她身上看到了比自己更强有力的东西——能够制约和指导他的东西。当你注视着她那强而有力、眉目清晰却极其敏感的脸时,你会觉得,尽管可能做出一时冲动的事情,但她的本性中有一种内在的高贵,总会使她对人产生好的影响。她肤色浅黑,身材修长,相貌端庄,体态超凡脱俗。然而她的黑色眼睛里却有一种无助而哀怨的表情,就像被逐之兽发觉了四面八方的天罗地网,感到无处逃生的绝望。当她得知前来看望和帮助她的是我那著名的朋友时,她苍白的双颊泛起了一丝血色,朝我们投来的目光也有了一线希望的光彩。

“大概奈尔·吉布森先生已经向您讲过一些我们之间的情况了?”她激动地低声问道。

“是的,”福尔摩斯回答,“你不必再讲那些不好说的情况了。见到你之后,我相信吉布森先生说的是事实,无论是你对他的影响还是你们的纯洁关系。[241]不过,这些情况为什么没有在法庭上说清呢?”

“我本来认为指控不可能成立。我本来想,只要我们耐心等待,一切都会澄清,就不用去讲那些难以启齿的家务事细节了。现在我才知道,不但没有澄清,反而更麻烦了。”

“我的小姐,”福尔摩斯焦急地大声说,“我请你千万不要对这一点抱有什么幻想,卡明斯先生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全部情况都对我们不利,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才能取胜。如果说你并没有处在极大的危险中,那是严重的自欺欺人。请你拿出最大的努力帮助我搞清真相吧。”

“我绝不掩饰任何情况。”

“那么请你讲讲你和吉布森太太的关系。”

“她恨我,福尔摩斯先生,用她那热带性格的全部狂热恨我。她是一个做事彻底的人,爱她丈夫到什么程度,就恨我到什么程度。她可能曲解了我和吉布森先生的关系。我不想说对她不公平的话,但我认为她那强烈的爱是建立在肉体意义上的,因此她无法理解那种在心理上、乃至精神上把她丈夫和我联系在一起的关系,也无法想象我只是为了能对他的强大力量施加好的影响才留下来的。现在我已经看出了自己的错误,我没有资格留下来,因为我引起了别人的不快乐——尽管可以肯定地说,即使我离开,这种不快乐也不会消失。”

“邓巴小姐,”福尔摩斯说,“请你确切地告诉我那天事件的经过。”

“我可以把我知道的真相告诉你,但我没办法证实它,还有些情况——而且是最重要的情况——我既不能解释也想不出什么办法可以解释。”

“只要你把真相说清楚,也许别人可以解释。”

“好。我那天晚上去雷神桥,是因为上午我收到了吉布森太太的纸条。纸条放在孩子们上课的房间的桌子上,可能是她亲自放在那里的。纸条上说,她要求我晚饭后在桥头等她,她有重要的事跟我说,并让我把回信放在花园的日晷上,因为她不希望任何人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保密,但我还是照她说的做了,并接受了约会。她还让我烧了她的纸条,于是我就在上课房间的壁炉里把它烧掉了。她非常害怕她的丈夫,因为吉布森先生经常粗暴地对待她——我经常为这件事批评他——所以我以为她这样做是为了不让他知道这次会见。”

“但她却小心地留着你写的纸条?”

“是的。我奇怪的是,听说她死的时候手里还拿着那张纸条。”

“后来呢?”

“后来我按时到了雷神桥。我到的时候,她已经在等我了。直到那时,我才知道这个可怜的人是多么痛恨我。她就像疯了一样——我认为她真的是疯子,拥有精神病患者常有的那种虚幻自欺的强大力量。否则的话,她怎么能心里对我如此憎恨却每天对我淡然处之呢?我不想重复她所说的话。她用最可怕最疯狂的语言倾泻了她全部的狂怒和仇恨。我连一个字也没法回答,我说不出话。她那个样子让人没办法看下去。我用手堵着耳朵转身就跑。我离开她的时候她还站在桥头对我狂呼乱骂,就在桥头。”

“就在后来发现她的地方吗?”

“在那几米之内。”

“但是,假设你离开不久她就死了,你没有听见枪声吗?”

“没有。不过,说真的,福尔摩斯先生,我的精神被她的骂声折磨得厌烦透顶,我一口气逃回到自己屋里,根本不可能注意到发生的事情。”

“你说你回到了屋里。在次日早晨之前你离开过屋子吗?”

“出事的消息传来之后,我和别人一起跑出去了。”

“那时你看见吉布森先生了吗?”

“看见了,我看见他刚从桥头回来。他叫人去请医生和警察。”

“你觉得他的精神受到震憾了吗?”

“吉布森先生是个善于自制的强悍的人。我认为他不会把喜怒皆形于色的。但是作为一个非常了解他的人,我看得出他深深地动了感情。”

“现在谈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你屋子里发现的手枪。你之前见过它吗?”

“从没见过,我发誓。”

“什么时候发现它的?”

“第二天早上,警察进行检查的时候。”

“在你的衣橱里?”

“是的,在我的衣橱底板上,也就是在我衣服下面。”

“你猜不出它放在那里有多长时间了吗?”

“前一天早上之前它还不在那儿。”

“你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我前一天早上整理过衣橱。”

“这就是可靠的依据了。也就是说,曾有人进入你屋里,把枪放在那儿,目的是栽赃。”

“一定是这样。”

“在什么时候干的呢?”

“只能是在吃饭时间,或者是我在课室给孩子上课的时候。”

“也就是你收到纸条的时候?”

“是的,从那时起,包括整个上午。”

“谢谢你,邓巴小姐。你看还有什么能帮助我侦查的要点么?”

“我想不出来了。”

“在桥的石栏杆上有强烈撞击的痕迹——就在尸体对面的栏杆上。你能提出什么看法吗?”

“我想是巧合。”

“但很古怪,邓巴小姐,非常古怪。为什么偏偏在出事的时间、出事的地点出现了痕迹呢?”

“但为什么会凿成那样呢?只有很猛的力量才会凿成那样。”

福尔摩斯没有回答,他那苍白而专注的面孔突然出现了紧张而迷惘的表情,经验告诉我这是他的天才进发的时刻。他头脑中的灵光一闪表现得如此明显,我们大家都不敢说话了。律师、拘留犯和我,都沉默而紧张地守着他,一言不发。突然,他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浑身由于紧张和急需行动而微微颤抖。

“来,华生,来!”他喊道。

“怎么了,福尔摩斯先生?”

“不必担心,小姐。卡明斯先生,你就等着听我的信儿好了。托正义之神的福,我要破一个让全英国欢呼的案子。邓巴小姐,明天你就会得到消息了。请你相信我吧,乌云正在驱散,真相大白的光明前景即将到来,我对此充满信心。”

从温切斯特到雷神湖本不算远,但对我来说,由于焦急而显得很远,而对于福尔摩斯来说简直就是无限长了。由于神经极度兴奋,他根本就坐不住,不是在车厢里来回踱步,就是用那敏感的长手指敲着身边的垫子。快到目的地的时候,他突然在我对面坐了下来——我们单独占着一节头等车厢——他把双手分别放到我的膝盖上,以一种特别顽皮的目光(这是他淘气时的典型表现)直视我的眼睛。

“华生,”他说,“我想起来了,你和我外出办案一般都会带武器。”

我带着武器是为他着想,因为当他全力思考问题时往往根本不顾安全,所以有好几次我的手枪都救了急。我这么告诉他。

“是的,是的,我在这种事上有点心不在焉。现在你身上带着你的左轮手枪吗?”

我从后裤袋里把它取了出来,那是一把短小、称手且非常方便的小武器[242]。他接过枪,打开保险扣,倒出子弹,仔细查看。

“够重的——份量够重的。”他说。

“是的,很结实。”

他拿着枪想了一会儿。

“你知道吗,华生,”接着他说,“我深信你这把枪将和咱们这件案子的秘密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你在开玩笑吧。”

“不,我说的是真话。咱们要做一个实验。如果实验成功,就真相大白了,而这个实验全靠这把小枪的表现。拿出一枚子弹,把其余的装回去,扣上保险,好!这就增加了重量,更方便实验了。”

我完全不明白他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他也没有帮我弄明白,只是出神地坐在那里。我们在汉普郡小车站下车,然后雇了一辆破马车,一刻钟之后就到了那位对我们推心置腹的巡官朋友家里。

“有线索了,福尔摩斯先生?什么线索?”

“全靠华生医生手枪的表现。”我的朋友回答,“这就是手枪。警官先生,你能给我十码长的绳子吗?”

于是巡官先生去本村商店买了一卷结实的细绳。

“足够了。”福尔摩斯说,“好,如果你们方便的话,咱们可以开始最后一段旅程了。”

太阳正在西沉,把连绵的汉普郡旷野照成了一幅奇妙的秋日景象。巡官勉强地陪着我们,不时对我的朋友投以批评和怀疑的目光,仿佛对他的精神是否正常颇有疑虑。走近现场时,我发现,我的朋友虽然看似镇静,其实是非常激动的。

“是的,”他回答我的疑问说,“以前你也看过我的失败,华生。尽管我对这种事拥有一种本能,但本能有时还是让我上当。刚才在温切斯特监狱里我脑海中第一次闪过这个想法,我马上就相信它是毫无疑问的了,不过灵活的头脑总有一个弱点,那就是一个人总能想出可供选择的不同答案从而走入歧途。不过,话又说回来——好吧,我们不妨一试。”

他边走边把绳子的一端紧紧拴在手枪柄上。我们到达了案发现场,在巡官的帮助下,福尔摩斯非常仔细地画出了尸体躺着的地点。接着,他去灌木丛里寻找,最后找到了一块相当大的石头。他把石头拴在绳子的另一端,再从石栏上向下垂,吊在水面之上。他站在出事地点,手里举着手枪,枪与石头之间的绳子已经绷直了。

“现在开始!”他喊道。

他把枪举到头部,松开了手。手枪被石头降落的重量一下子拖跑了,啪的一声撞在石栏上,然后就越过石栏沉到水里去了。福尔摩斯紧跟着跑过去跪在石栏旁,他欢呼了一声,说明他找到了期待的东西。

“还有比这更确切的证据吗?”他喊道,“快来看,华生,你的手枪解决了全部问题!”他用手指着第二块凿痕,其形状大小与第一块凿痕一模一样。[243]

“今晚我们住在旅店,”他站起身来对惊讶不已的巡官说,“你可以找一具绳钩,毫不费力地捞起我朋友的手枪。你还可以在附近捞出那位志在报复的女士所使用的手枪、绳子和石头,这都是她用来掩盖罪行[244]并把谋杀罪名嫁祸给无辜者的工具。请你告诉吉布森先生我明天上午要见他,以便办理释放邓巴小姐的事宜。”

那天夜里,当我们在本村旅店里吸着烟斗的时候,福尔摩斯简单地回顾了事情的经过。

“华生啊,”他说道,“我看你把这个雷神桥案件记录到你的故事里,恐怕也增加不了我的名誉。我的脑子有点迟缓,缺乏那种把想象力和现实综合起来的能力,而这种综合是我的艺术的基础。石栏上的凿痕已经足够解决所有问题了,但我却没能更快地找到答案。

“咱们得承认,这个不幸女人的思考是很深沉很精密的,所以揭露她的阴谋不那么容易。我看,在咱们办过的案子里还没有比这更奇特的例子,说明变态的爱是多么可怕。在她的眼中,不管邓巴小姐这个情敌究竟存在于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是不可饶恕的。显然,她把丈夫斥退她时那些粗暴的言行都归咎于无辜的女教师。她下的第一个决心是结束自己的生命,而第二个决心是想方设法使她的对手遭到比立刻死亡更可怕的命运。

“咱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她所采取的各个步骤,这体现出一个相当敏锐的头脑。她聪明地从邓巴小姐那里弄到一张字条,使人看来仿佛是后者选择了犯罪的地点。因为急于让人发现字条,她做得过分了,到死手里还拿着字条。单就这一点就应该更早地引起我的怀疑。

“然后她拿了一支丈夫的手枪——在宅子里有一个武器陈列室——留给自己用,而把另一支相同的手枪在当天早上发射出一颗子弹之后塞进邓巴小姐的衣橱,在树林里放一枪是不会引起注意的。她来到桥头,设计好这个极其精妙的处理武器的办法。当邓巴小姐赴约时,她用尽最后的力气把对她的仇恨倾泄而出,等邓巴走远之后,她就完成了这个可怕的任务。现在每一个环节都清楚了,链条是完整的。报上也许会问,为什么一开始不去湖里打捞,事后说漂亮话总是容易的,这么大的苇塘根本无从打捞,除非你明确地知道要打捞什么和在哪里打捞。不管怎样,华生,咱们总算帮了一个不平凡的女人的忙,也帮助了一个强有力的男人。如果日后他们联合起来——这并非是不可能的[245]——那么金融界会发现,吉布森先生在这个教授人间经验的伤心课堂里确实学到了一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