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暂的军医生涯
约翰·H.华生大约出生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根据威廉·S.巴林-古尔德的说法,他的具体出生日期是一八五二年八月七日,他的父亲名叫亨利·华生。他的哥哥名叫小亨利·华生,大约一八八八年因为酗酒或生活放荡而去世。华生的中间名在正典中并未提及,但是《歪唇男人》中华生太太喊他“詹姆斯”,令人不解。多萝西·L.塞耶斯在《华生医生的教名》中指出,“詹姆斯”是指华生中间名“哈米什”(Hamish),因为它在苏格兰语中就是“詹姆斯”。如今这种说法被不少人接受。其他的说法则五花八门,例如笔名说,即“詹姆斯”是指“詹姆斯·包斯维尔”,福尔摩斯曾经称呼华生是他的包斯维尔;昵称说;排版错误说;第二个华生说;等等。
华生年轻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全家迁到了澳大利亚。所以他对那个国家的金矿区很熟悉,这在《四签名》中提到过。他最终回到了英格兰(大约一八六五年),并进入一所学校,和珀西·菲尔普斯成为了同学,后来两人又因为《海军协定》重逢。与福尔摩斯不同,年轻时华生擅长交际,很受欢迎,比如他参与了捉弄小菲尔普斯的事件,当时学校里的男孩子们都以此为乐。
华生能和菲尔普斯这样的名门望族进入同一所学校,说明他的家庭出身非常好。几年之后,大约一八七二年,华生进入伦敦大学医学院就读医学学位。作为实习的一部分,他曾经在伦敦的圣巴塞罗缪医院担任外科大夫。当时斯坦弗是他的助手,后来这位助手在华生的生活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那个时候华生可能在布莱克希斯橄榄球队踢球。
华生在《血字的研究》中写道:“一八七八年我在伦敦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以后,就到内特黎去进修军医的必修课程。我在那里读完了我的课程以后,立刻就被派往诺桑伯兰第五燧发枪团充当军医助理。这个团当时驻扎在印度。在我还没有赶到部队以前,第二次阿富汗战争就爆发了。我在孟买上岸的时候,听说我所属的那个部队已经穿过山隘,向前挺进,深入敌境了。虽然如此,我还是跟着一群和我一样掉队的军官赶上前去,平安地到达了坎大哈。我在那里找到了我的团,马上担负起我的新职务。”
后来,他调到伯克郡团,并和这个团一起参加了一八八○年七月二十七日的迈旺德生死之战。在战斗中,华生肩部中了一粒捷则尔枪弹,打碎了肩骨,还擦伤了锁骨下面的动脉。多亏勤务兵摩瑞把他抓起来扔到一匹驮马的背上,华生才幸免于落入那些残忍的穆斯林勇士手中。他休养了几个月,健康状况大有好转,但又不幸染上伤寒。最后,他乘坐运兵船“奥仑梯兹号”回国。
华生说:“我在英国无亲无友,所以就像空气一样自由;或者说像一个每天收入十一先令六便士的人那样逍遥自在。在这种情况下,我很自然地就被吸引进伦敦这个大污水坑里去,大英帝国所有的游民懒汉也都是汇集到这里来的。我在伦敦斯特兰德大街上的一家旅店里住了一些时候,过着既不舒适又非常无聊的生活,钱一到手就花光了,大大地超过了我所能负担的开支,因此我的经济情况变得非常恐慌起来。”
遇见福尔摩斯先生
一八八一年一月初,华生下决心找一处便宜的住所。就在这时,他碰巧在标准酒吧遇到了斯坦弗。这次偶遇让他遇见了歇洛克·福尔摩斯,两人在贝克街合租了一处寓所。华生与福尔摩斯的生活和事业发生直接关系是在一八八一年三月,即调查伊诺克·J.德雷锥伯被杀案,这段经历后来被华生写成了《血字的研究》。
在“四签名”案中,华生结识了梅丽·摩斯坦小姐,并与她结婚。婚后,华生在帕丁顿买下一处诊所,搬出了贝克街。这段时期,他忙于行医,不过也参与了一些案件,比如《驼背人》。还有两桩案子是他引荐给福尔摩斯的,即《工程师大拇指案》和《沃伯顿上校发疯案》(未刊案件)。
他的宁静生活随着一八九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晚福尔摩斯的到来而打破了。福尔摩斯来到华生的诊所,紧张地观察窗外的动静。他告诉华生自己和莫里亚蒂教授之间的较量已经到了最后关头,教授不顾一切地要铲除他。接下来的日子里,华生和福尔摩斯一起在欧洲大陆各国之间旅行,而莫里亚蒂教授紧随其后。
在莱辛巴赫瀑布,华生中了教授的调虎离山之计。当他返回悬崖的时候,福尔摩斯和教授已经一同坠落悬崖,仅仅留下了福尔摩斯的信件和遗物。华生在《最后一案》中写道:“我怀着沉痛的心情提笔写下这最后一案,记下我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杰出的天才。”
福尔摩斯“去世”之后,华生卖掉帕丁顿的诊所,搬到了肯辛顿。一八九一年七月,短篇小说《波希米亚丑闻》发表在《海滨杂志》上。接下来的几年里又发生了一系列不幸的事件,比如他深爱的梅丽去世了,可能是心脏病(因为她的父亲也有心脏方面的毛病,或许是遗传)。
黑暗的日子终于在一八九四年四月五日结束了。福尔摩斯再次来到华生家里,让他大吃一惊(“我好像是晕过去了,这是我平生头一回,也是末一回。”)帮助福尔摩斯解决了空屋案之后,华生卖掉肯辛顿的诊所,再次住回贝克街二二一号乙。这次一直持续到一九○二年秋天,之后他离开贝克街,搬到了安妮女王街(《显贵的主顾》)。那年晚些时候,他再婚了,而且又开业行医。
一九○三年末,福尔摩斯退休来到苏塞克斯丘陵。他在《狮鬃毛》中提到华生仍然住在伦敦:“自从退休以来,华生几乎完全从我生活中消失了。偶尔来度过一个周末,这也就是我和他的全部交往了。”这时的华生仍然在开业行医,身材可能也发福了,在《最后致意》中提到他“身体结实”。一九一四年,福尔摩斯又一次邀请华生帮助他侦办案件,破获了德国间谍头目冯·波克的间谍网。华生扮成一名司机,为福尔摩斯打掩护。从年代来看,这是正典中最后一次提到华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他再次入伍,担任军医。同时华生仍然在继续创作,至少延续到一九二七年三月,他的最后一篇作品《肖斯科姆别墅》发表在《自由》杂志上。巴林-古尔德认为,华生于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四日去世。
华生与福尔摩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堪称朋友的典范。福尔摩斯在《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中对华生说:“也许你本身并不能发光,但是,你是光的传导者。有些人本身没有天才,可是有着可观的激发天才的力量。”
从他们友谊的早期开始,华生就觉得福尔摩斯是一个富有魅力的人,他神出鬼没,还有独一无二的天赋。华生总是吃惊于福尔摩斯的推理能力,甚至在两人相处了许多年之后仍然如此,福尔摩斯每次展现推理才华总能引来华生的惊呼。不过,华生曾因福尔摩斯对一块怀表客观、准确但是毫不留情的推理而受到伤害,那块怀表曾经属于华生放浪形骸的哥哥。这段《四签名》中的情节指出了两个人之间本质的不同点:福尔摩斯是纯粹的逻辑和思考机器,而华生是一个富有同情心、易受主观左右的人。
华生在《爬行人》中说:“对于他的脑子,我好比是一块磨刀石。我可以刺激他的思维。他愿意在我面前大声整理他的思想。他的话也很难说就是对我讲的,大抵对墙壁讲也是同样可行的,但不管怎么说,一旦养成了对我讲话的习惯,我的表情以及我发出的感叹词之类对他的思考还是有些帮助的。如果说,我头脑的那种一贯的迟钝有时会使他不耐烦,这种烦躁反倒使他的灵感更欢快地进发出来。在我们的友谊中,这就是我微不足道的用处。”
但是如果说福尔摩斯在他的事业中始终这样利用华生也是不正确的。福尔摩斯将“老朋友和传记作者华生”视为自己的同伴。《皮肤变白的军人》中,他说:“华生确有其独到之处,但出于本身的谦虚以及对我工作的过高评价,他忽略了自己的特色。”福尔摩斯其实很尊重华生。虽然他往往忽略了这位老友,但在一些场合中仍然表露出了自己的情感,比如《魔鬼之足》、《空屋》和《布鲁斯-帕廷顿计划》。最著名的当属《三个同姓人》中福尔摩斯看到华生受伤时的反应:“没伤着吧,华生?我的上帝,你没伤着吧?”
他们早年在一起的时光非常和谐。华生在《五个橘核》中说,他是福尔摩斯唯一的朋友。华生结婚以后,他和福尔摩斯“疏于往来”(《波希米亚丑闻》)、“在某种程度上变得疏远了”(《最后一案》)。福尔摩斯归来之后,这种友谊又亲密如初,华生在《空屋》中再次帮助福尔摩斯,并搬回了贝克街的寓所,只要福尔摩斯召唤,就毫不犹豫地回到他身边。在福尔摩斯退休之后,华生再次结婚,“在他晚年我们的关系是特别的。他是一个受习惯支配的人,他有一些狭隘而根深蒂固的习惯,而我已经成了他的习惯之一。”(《爬行人》)不久,福尔摩斯搬到苏塞克斯丘陵,两人分隔得更远了。但是,为了捣毁冯·波克的间谍网,福尔摩斯又想到了自己的老友,邀请他再次协助自己。
“女性属于你的研究范围”
华生一贯被描述成身材结实或身体健壮,福尔摩斯在《退休的颜料商》中说:“华生,凭借你天生的便利条件,所有的女人都会成为你的帮手和同谋。”医生认为作为英国人来说自己相貌英俊,能吸引女性的注意,不管是漂亮的女性还是相貌平平的女性。他结过几次婚,也说明他在恋爱方面颇有一手。
第二次阿富汗战争结束之后,华生回到祖国,他“面黄肌瘦,只剩了一把骨头”。不过这并非他通常的外表。年轻时,他曾经在布莱克希斯队踢橄榄球(《吸血鬼》),因此身体素质应该非常不错。雷斯垂德在《米尔沃顿》中描述华生的相貌时说:“中等身材,身体强壮,下颚是方的,脖子较粗,有连鬓胡。”尽管他曾经有过骄人的体质和惊人的跑步速度(《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但到了《最后致意》时,他那运动员般的体型已经不见了。华生的穿着往往很保守,总是外套和帽子。行医的时候,他将听诊器放在帽子里,因此帽子很明显地凸出一块(《波希米亚丑闻》)。
华生医生最让人感兴趣的话题便是他的女性关系以及多次的婚姻。从正典中的字里行间可以清楚地看出华生认为自己很有女人缘。在《四签名》中华生自诩:“所见到过的女人,远到数十国和三大洲。”福尔摩斯在《第二块血迹》中对华生说:“华生,女性属于你的研究范围。”而正典中也随处可见华生对女委托人和涉案的女性做出美妙的描述。
华生的婚姻对年代学家来说实在困难重重,因为他到底结了几次婚有各种说法,华生自己在不同地方的描述也多有矛盾。华生至少结了两次婚,也可能更多。巴林-古尔德推测华生的第一次婚姻是和美国旧金山的康斯坦丝·亚当斯,这段轶事的来源是柯南·道尔不曾发表的剧本《黑暗天使》。《五个橘核》中华生提到自己的妻子回娘家省亲,但这篇故事发生的时间是一八八七年九月,此时华生还没有和梅丽·摩斯坦相遇,因此在摩斯坦之前华生还有一任妻子。不过,这位妻子不幸去世,华生又成了单身汉,这应该是在一八八八年“四签名”案之前。
“四签名”案中华生与梅丽·摩斯坦相遇。华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副高雅和聪慧的面容”,因此对她一见倾心。他们于一八八九年结婚。婚后幸福美满,华生在帕丁顿区买下一处诊所,开始行医。
在大空白时期(1891—1894),梅丽去世了。一八九四年福尔摩斯归来之后,华生又搬回贝克街和大侦探一起居住。但是在一九○三年,华生又结婚了,并且离开了贝克街。《皮肤变白的军人》中福尔摩斯提到了这次婚姻,但是详细的情况不得而知。此外,H.W.贝尔在《歇洛克·福尔摩斯和华生医生》中推断,一八九六年二月,华生并没有和福尔摩斯同住(《带面纱的房客》),这期间他肯定结婚了。因此《皮肤变白的军人》里提到的是第三次结婚(和梅丽的婚姻是第一次)。特雷弗·H.哈尔在《华生医生的婚姻》认为华生结了五次婚。
医生和作家
华生通过《血字的研究》开始自己的写作生涯,而且树立了不错的声望。正是他的作品让福尔摩斯得以声名远播。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在《希腊译员》中说:“自从你开始记载歇洛克的案子以后,我处处都可以听到他的名字。”
福尔摩斯在正典里对华生的文学才能给予了多次评价。《波希米亚丑闻》中大侦探说:“要是没有我自己的包斯威尔,我将不知所措。”不过福尔摩斯还是常常批评华生的创作:“我约略看过一遍(《血字的研究》),实在不敢恭维。要知道,侦探术是——或者应当是一种精确的科学,应当用同样冷静而不是感情用事的方法来研究它。你把它渲染上一层浪漫色彩,结果就弄得像是在欧几里得第五公设里掺进了恋爱故事一样了。”(《四签名》)还有:“你叙述不够得力……你看待一切问题总是从写故事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科学破案的角度,这样就毁坏了这些典型案例的示范性。你把侦破的技巧和细节一笔带过,以便尽情地描写动人心弦的情节,你这样做,只能使读者的感情一时激动,并不能使读者受到教育。”(《格兰其庄园》)
福尔摩斯虽然抱怨过,华生的描述“肤浅”(《皮肤变白的军人》),不严格遵守事实和数据,只是去迁就世俗的趣味,但他也称呼华生为“文字工作者”(《威斯特里亚寓所》),对于华生的文学事业表示过兴趣。福尔摩斯对华生选择案件的眼光非常赞赏:“我承认你很会选材。”(《格兰其庄园》)
值得注意的是,出于不同的原因,福尔摩斯禁止华生将一些案子发表,有的是为了保守秘密,有的是反感公众对某些事情的议论,或者自己在公众面前暴露得太多。华生总是寻求授权发表案件(《带面纱的房客》),只有极少数情况下,福尔摩斯建议他发表某桩案子,例如科尼什恐怖事件(《魔鬼之足》)。对于华生来说,他发表的都应该是能“说明我的朋友福尔摩斯卓越的才智”的案子,因此他“尽可能少选那些耸人听闻的事情”。不过也有的案子并非如此,例如《带面纱的房客》几乎完全是委托人的自述。与此同时,华生还留下了很多未刊案件让读者遐想联翩。
作为作家,华生有天赋,特别是能够让那些平凡的案件读起来引人入胜。华生成就的高峰是《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它不但是杰出的侦探作品,同时也是构思出色的哥特小说。一旦有机会写到牵涉美丽女子的案件,他总是热情高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经常描写自己对来访者的第一印象(主要是女性),接着福尔摩斯再用敏锐的推理对来访者加以检视。这样的描写确实大大增进了气氛。
批评家们喜欢指出故事中华生的失误和疏漏,比如那颗游离不定的捷则尔枪弹,还有混乱不清的日期(如《红发会》),以及妻子对他“詹姆斯”的称呼。但是,这些瑕疵都无法动摇华生作品的优点。
作为一位医学院毕业的医生,华生虽然并未一生从事医学事业,但却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本行。他在伦敦各处开业行医,这点似乎可以佐证他的医术水平不低。一八八一年回到英国之后,华生没有立刻开业行医,而是依靠微薄的抚恤金过日子。身体状况不允许他行医,而经济拮据又使他遇到了福尔摩斯。一八八八年前后,他的状况有所改善,在与梅丽·摩斯坦结婚之后不久便买下了一处诊所开业。他在伦敦的第一家诊所位于帕丁顿,是从老法夸尔先生手中买下的。老法夸尔先生由于年纪大了,再加上受到舞蹈病的折磨,便卖掉了诊所(《证券经纪人的书记员》)。
大约在一八九○年,华生和梅丽·摩斯坦·华生搬到肯辛顿,买下了另一家诊所(《空屋》、《诺伍德的建筑师》、《红发会》)。据说这是家“小诊所”(《诺伍德的建筑师》),而且也比较空闲(《红发会》)。没有什么病人登门,这可能要归结于华生将心思花在了别的地方。一八九一年,福尔摩斯“葬身”在莱辛巴赫瀑布,不久之后梅丽也去世了。再后来,肯辛顿的诊所卖给了一位姓弗纳的年轻医生,那个人实际上是福尔摩斯的远亲。
一八九五到一九○二年间华生是否从医,我们知之甚少,在他记录的故事中甚至没有提到一八九六年的任何事情。一九○二年左右,华生再婚之后,又开了一家新诊所,位于安妮女王街(《显贵的主顾》)。
关于华生的行医还存在一些疑问。比如《最后一案》中,华生提到摩蒂默街,并说自己在肯辛顿的诊所就靠近这条街。这显然不可能,如果不是华生故意隐瞒地址,那么就是他的笔误,写错了街道名。此外,华生在一战期间再次入伍担任军医。
没有这忠实的“包斯维尔”,我们便无法结识歇洛克·福尔摩斯这位大侦探。没有华生的妙笔,我们便无法领略到福尔摩斯的魅力。因此对誉满世界的大侦探来说,华生既是他最好的朋友,也是最重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