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略地看了一遍自己积存的一八八二年到一八九○年间[232]福尔摩斯探案的笔记和记录,我发现摆在眼前离奇有趣的材料,实在太多了,竟不知如何取舍才好。有些案件已经通过报纸广为流传,但也有些案件无法让我的朋友尽情发挥他出类拨萃的才能,而这种卓越才能正是那些报纸极想报道的主要内容。还有些案件使他擅长分析的本领无从施展,就像有些无法得到结尾的故事一样。又有一些案件,我的朋友只搞清楚了一部分,对情节的分析只是出于推测或臆断,而不是以他所珍视的、准确无误的逻辑论证为依据。在最后一类案件中,有一个案子情节异常古怪、结尾神秘离奇,使我忍不住要叙述一下,尽管和这桩案子有关的一些真相从未弄明白过,而且也许永远都弄不明白。
一八八七年我们经手了一系列有趣或无趣的案子,有关这些案子的记录,我都保留着。在这十二个月的记录里,有关于如下各案的记载:“帕拉多尔大厦案”[233];“业余乞丐团案”,这个业余乞丐团在一座家具店库房的地下室拥有一个极其奢侈的俱乐部;“英国帆船‘索菲·安德森’号[234]失事真相案”;“格赖斯·彼得森在乌法岛[235]上的奇案”;还有“坎伯韦尔投毒案”[236]。我还记得在投毒案里,当歇洛克·福尔摩斯给死者的表上发条时,发现这只表在两小时前曾被上紧了发条[237],从而证明在那段时间里死者已经上床就寝。这个推论对厘清案情至关重要。所有这些案件,有朝一日我也许会简单叙述它们的经过,但其中没有任何一个案件比我现在要执笔描述的这一连串扑朔迷离的情节更加怪诞。
那时正是九月下旬,秋分时节的暴风雨猛烈异常。一整天狂风怒吼,大雨击窗,甚至在这伟大的人类用双手建起来的伦敦城中,我们在这个时刻,也失去了从事日常工作的心情,而不得不承认自然界伟大威力的存在。它就像铁笼里未被驯服的猛兽,透过文明的栅栏向人类怒吼。随着夜幕降临,暴风骤雨也变得更为猛烈。风时而大声呼啸,时而低沉饮泣,就像从壁炉烟囱里发出了婴儿哭泣声。福尔摩斯坐在壁炉的旁边,心情忧郁,正在编制罪案记录互见索引;我坐在另一边,埋头阅读一篇克拉克·拉塞尔精彩的海洋小说[238]。这时屋外狂风咆哮,瓢泼大雨逐渐变成海浪似的冲击,仿佛和小说的主题遥相呼应,凝成一体了。我的妻子当时正回娘家[239]省亲,所以那几天我又成为贝克街故居的旧客了。
“嘿,”我抬头望了望我的同伴,“确实是门铃响。这样的夜晚还有谁会来?也许是你的哪位朋友吧?”
“除了你,我哪里还有朋友?[240]”他回答,“我并不鼓励人们来访。”
“那么,是位委托人?”
“如果是委托人,案情一定很严重。如果不严重,此时此刻谁还肯出来。但我觉得这个人更有可能是咱们房东太太的亲密朋友。”
福尔摩斯猜错了,因为过道上响起了脚步声,接着有人在敲门。他伸出长臂,把照亮自己的灯转向那把客人一定会坐的空椅子,然后说:“请进。”
进来了一个年轻人,看起来大约二十二岁[241],衣着考究,服饰整洁,举止大方,彬彬有礼。他手中的雨伞水流如注,身上的长雨衣闪烁发亮,这些都说明他经历了一路的风吹雨打。他在灯光中焦急地打量了一下四周。我看出他的脸色苍白,双目低垂,这是被某种巨大的忧虑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神情。
“我应当向您道歉,”他戴上一副金边夹鼻眼镜,“希望我没有打扰您!我担心我已经用暴风雨里带来的泥水玷污了您整洁的房间。”
“把您的雨衣和伞都给我,”福尔摩斯说,“把它们挂在钩子上,一会儿就会干了。我看,您是从西南来的吧。”
“是的,从霍尔舍姆[242]来的。”
“从沾在您鞋尖上混合在一起的黏土和白垩上,我清楚地看出您是从那里来的。[243]”
“我是专诚来向您请教的。”

他在灯光中焦急地打量了一下四周。
“这很容易做到。”
“并且还要请您帮助。”
“那就不总是那么容易了。”
“我听说过您的大名,福尔摩斯先生。我听普伦德加斯特少校说过,您是怎样把他从坦克维尔俱乐部丑闻[244]中拯救出来的。”
“啊!当然。有人诬告他用假牌行骗。”
“他说您能解决任何问题。”
“他有点夸大其词。”
“他还说您是常胜将军。”
“我曾失败过四次——三次败于男人,一次败于一个女人[245]。”
“可这同您无数次的胜利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一般地说,我还是成功的。”
“那么,对我的事,您应该也会成功的。”
“请您把椅子靠近壁炉一些,讲一讲您这件案子的细节。”
“这绝不是一个寻常的案子。”
“到我这里来的案子都是不寻常的。我简直成了最高上诉法院。”
“先生,我很想知道,在您的经验中,有没有听说过比我家族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更为神秘、更难解释的事呢。”
“您的话让我极感兴趣。”福尔摩斯说,“请您先告诉我们一些主要事实,之后我会把我认为最重要的细节提出来问您。”
那年轻人向前挪动了一下椅子,把穿着潮湿鞋子的脚伸向炉火边。
他说:“我叫约翰·奥彭肖。按照我的理解,我自己和这可怕的事件没有多大关系。那是上一代遗留下来的问题;所以,为了使您对这件事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我必须从它的开端谈起。
“您要知道,我的祖父有两个儿子——我的伯父伊莱亚斯和我的父亲约瑟夫。我的父亲在考文垂[246]开设了一座小工厂,在发明了自行车的时候,他扩大了这个工厂,并拥有奥彭肖防爆车胎的专利权[247],生意十分兴隆,因此他后来能够将工厂出让,依靠一笔巨款过着富裕的退休生活。
“我的伯父伊莱亚斯年轻时侨居美国,是佛罗里达州[248]的一个种植园主。据说他经营得很不错。南北战争期间,他在杰克逊[249]麾下作战,后来又隶属胡德[250],升任上校。南军统帅罗伯特·李[251]投降后,他重返自己的种植园,在那里又住了三四年。大约在一八六九或一八七○年,他返回欧洲,在苏塞克斯郡霍尔舍姆附近购置了一小块地产。他在美国发过大财,而之所以离美返英,是因为他厌恶黑人,也不喜欢共和党给予黑人选举权的政策[252]。他是个很怪的人,凶狠急躁,发怒时言语粗鄙,性格极为孤僻。定居霍尔舍姆的时间里,他深居简出,我怀疑他甚至不曾踏足城镇。他有一座花园,房子周围还有两三块田地,可以在那里锻炼身体,不过他却常常数个星期都不离开自己的房间。他狂饮白兰地,而且烟瘾极大;但他不喜欢社交,没有任何朋友,甚至和自己的兄弟也不相往来。
“他并不在意我;不过实际上,他还是喜欢我的,因为他第一次见我时,我不过是一个十二岁左右的小孩子。那是一八七八年,当时他已回国八九年了。他央求我父亲让我和他一起住,他以自己的方式来疼爱我。当他清醒时,喜欢和我一起斗双陆[253]、下跳棋[254]。他还让我代表他跟用人和一些生意人打交道。到十六岁时,我已经几乎成为了那里的当家。我掌管所有的钥匙,可以随心所欲地到想去的任何地方,做想做的任何事情,只要不打搅他的隐居生活就可以。不过,也有一个奇特的例外,那就是,在阁楼中有一个堆放破1日杂物的房间,常年加锁,无论是我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严禁入内。我曾怀着一个男孩子的好奇心,从钥匙孔向房间里窥视;可除了在这样一间屋子里意料之中的一大堆破旧箱笼和大小包袱之外,什么都没有。
“一八八三年三月的一天,一封贴着外国邮票的信放到了伯父的餐盘上。对他来说,有一封来信是异乎寻常的,因为他的账单都用现金支付,他也没有任何朋友。‘从印度来的!’他一边拿起信,一边诧异地说,‘本地治里的邮戳!这是怎么回事?’他急忙拆开信封,里面忽然蹦出五个又干又小的橘核,啪嗒一声落在盘子里。我正想张嘴发笑,一看到他的脸,笑容顿时从我的唇边消失了。只见他咧着嘴唇,两眼突出,面如死灰,直勾勾地盯着在手中颤抖着的那个信封。‘K.K.K.!’他尖叫了起来,‘天哪,天哪,罪孽难逃呀!’
“我叫道:‘伯父,怎么啦?’
“‘死亡!’他说着从桌旁站起身来,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留下我在那里吓得心惊肉跳。我拿起那信封,发现信封口盖的里层,也就是涂胶水的上端,有三个用红墨水潦草书写的字母K。信里除了那五个干瘪的橘核,别无他物。是什么原因使伯父吓得魂飞魄散呢?我离开早餐的桌子上楼时,正好碰见他走下楼来,拿着一把旧得生了锈的钥匙——这一定是楼顶专用的了——另一只手里却是一个像钱盒似的小黄铜匣。
“‘他们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我仍将战胜他们!’他发誓道,‘叫玛丽给我房间里的壁炉升火,再派人去请霍尔舍姆的福德姆律师来!’
“我照他的吩咐办。律师到来时,我被召唤到他的房间里。炉火熊熊,壁炉里有一堆黑色蓬松的纸灰烬。那黄铜匣放在一旁,盖子敞开,里面空空如也。我看了一眼那匣子,大吃一惊,因为匣盖上印着三个字母K,就像我上午在信封上见到的那样。
“‘约翰,我希望你,’伯父说道,‘做我的遗嘱见证人。我把我的产业,连同它一切有利和不利之处,留给我的兄弟——也就是你的父亲。无疑,以后你的父亲又会遗留给你的。如果你能平安无事地享有它们,当然最好;不过,如果你发觉不能,那么,孩子,我劝你把它留给你的死敌。我很遗憾给你们留下这样一个具有双重意义的东西,但我真的说不上事情会向哪个方向发展。请你按照福德姆律师在遗嘱上指的地方签上你的名字吧。’
“我在律师所指之处签了名,律师就把遗嘱带走了。[255]您可以想见,这件奇特的事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反复思索,仔细揣摩,还是无法明白其中的奥秘。可这件事留下来的模糊的恐怖感觉却始终难以摆脱,虽然随着时光的流逝,不安逐渐缓和,而且也没有发生任何干扰我们日常生活的事。尽管如此,我仍能看出伯父从那天起就行为异常。他酗酒狂饮更甚往日,并且更加不愿置身任何社交场所。他大部分的时间都躲在他自己的屋子里,门还上了锁;但他有时又像酒后发狂,从屋子里猛冲出来,手握左轮手枪,在花园里狂奔乱跑,尖声叫喊,说他谁也不怕,还说不管是人是鬼,谁也不能把他像绵羊似的圈禁起来。在这样突然的激烈发作过去之后,他又心慌意乱地跑回房间,把门锁起来,还插上门闩,好像一个内心深处渗透了恐惧的人,无法再虚张声势地伪装下去。在这种时候,我看到他的脸,即使在寒冬腊月,也满是冷汗,湿漉漉的,仿佛刚从洗脸盆里抬起头来。
“福尔摩斯先生,现在说说这件事的结局吧,不能再辜负您的耐心了。一天夜里,他又像那样撒起酒疯,突然跑出去,可是这一次,却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去寻找他的时候,发现他面朝下摔在花园一角的一个泛着绿色的污水池里。并未发现任何暴力的迹象,坑里的水也只有两英尺深,因此,陪审团根据他平时的古怪行径,把这件事断定为‘自杀’事件[256]。可是我知道,他是个怕死的人,因此难以相信他竟会跑出去自寻短见。尽管如此,事情过去了,我父亲继承了他的地产,以及他存放在银行的大约一万四千镑。”
“等一等,”福尔摩斯插言道,“我认为您所说的案情将是我听到过的一件最离奇的案子。请把您的伯父接到那封信的日期和他被判定为自杀的日期告诉我。”

我们去寻找他的时候,发现他面朝下摔在花园一角的一个泛着绿色的污水池里。
“收到来信的日期是一八八三年三月十日。他死在七个星期后的五月二日。”
“谢谢您,请继续说下去。”
“当我父亲接收那座霍尔舍姆的房产时,他应我的建议,仔细检查了阁楼,特别是那个长年累月挂着锁的房间。我们发现黄铜匣子仍然在那里,虽然匣中的东西已经毁掉了。匣盖的里面有个纸标签,写着‘K.K.K.’三个大写字母;下面还写有‘信件、备忘录、收据和一份记录’等字样。我们认为,这说明了奥彭肖上校销毁的文件的性质[257]。除了许多散乱的文件和记载着伯父在美洲的生活情况的笔记本之外,顶楼上的东西都无关紧要。这些散乱的东西,有的是关于战争时期的情况和他恪尽职守荣获英勇战士称号的记述;还有一些是关于战后南方各州重建时期的记录,大多和政治有关。显然,我伯父当时曾积极参加活动,反对那些从北方派来的只带着旅行手提包的政客。
“我父亲搬到霍尔舍姆去住时,是一八八四年初,一直到一八八五年一月[258],一切都称心如意。新年过后的第四天,我们大家围着桌子一起吃早餐时,父亲忽然一声惊叫,只见他坐在那里,举着一个刚刚拆开的信封,另一只手的掌心上托着五个干瘪的橘核。他平日总嘲笑我所说的伯父的遭遇是荒诞无稽的故事,可一旦自己碰上了同样的事,他也吓得大惊失色,困惑不解。
“‘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约翰?’他结结巴巴地问道。
“我的心沉重得仿佛变成了一块铅:‘这是“K.K.K.”。’
“他看了看信封内侧。‘不错,’他叫了起来,‘就是这几个字母。这上面又写着什么?’

“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约翰?”他结结巴巴地问道。
“‘把文件放在日晷仪上。’我从他的肩膀后面望着信封念道。
“‘什么文件?什么日晷仪?’
“‘花园里的日晷仪,别处没有。’我说,‘文件一定是被毁掉的那些。’
“‘呸!’父亲壮着胆子说,‘我们这里是文明世界,不允许这种蠢事发生!这东西是哪儿来的?’
“‘从邓迪[259]来的。’我看了一眼邮戳回答说。
“‘一个荒唐的恶作剧。’父亲说,‘我和日晷仪、文件之类的,有什么关系?对这种无聊的事我不屑一顾。’
“‘要是我的话,就一定报告警察。’我说。
“‘然后我自己的痛苦事造成了他们的笑柄,我不干。’
“‘那让我去报告吧?’
“‘不,也不许你去。我不愿为这种荒唐事庸人自扰。’
“和父亲争辩是徒劳的,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顽固的人。我只好走开,心里惴惴不安,充满大祸将至的预感。
“接到信之后的第三天,父亲离家去看望他的老朋友弗里博迪少校——少校现在是朴次当山[260]一处堡垒的指挥官。我为他的出访感到高兴,在我看来,他离开家反倒可以避开危险。可是我想错了。他出门后的第二天,我接到少校拍来的电报,要我立即赶去那里。父亲摔在一个很深的白垩矿坑中,这种矿坑在那附近有很多。他摔碎了头骨,躺在里面不省人事。我急切地跑去看他,可是他再也没有恢复知觉。显而易见,他是在黄昏中从费尔哈姆[261]回家时出事的。由于他对那里的乡间道路不熟,白垩坑又没有栏杆遮挡,验尸官毫不迟疑地做出了‘意外致死’的判断。我认真检查了每一件与他的死有关的事情,但是没有发现任何含有谋杀意图的事实。现场没有暴力的迹象,没有脚印,没有发生抢劫,也没有关于路上陌生人的记录。可是我不说您也知道,我的心情是非常不平静的。我几乎可以确定,一定有人在他的周围策划了某种卑鄙的阴谋。
“在这种不祥的情况下,我继承了遗产。您会问我,为什么不把它卖掉?我的回答是,因为我深信,这些灾难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我伯父生前的某种意外事件造成的,因此,无论是在这所房子里,还是在其他房子里,祸事必将同样寸步不离地威胁着我们。
“我的父亲是在一八八五年一月惨遭不幸的,至今已经两年八个月[262]了。在这段时间里,我在霍尔舍姆的生活还是幸福的。我已开始抱着一种希望,或许灾祸业已远离我家,它随着上一代人的离去而结束了。谁知这样的自我安慰还为时过早。昨天早上,灾祸又降临了,情形和我父亲当年经历的一模一样。”
那年轻人从背心的口袋里取出一个揉皱了的信封,走向桌旁,抖落在桌上五个又干又小的橘核。
“这就是那个信封,”他继续说,“邮戳是伦敦东区[263]。信封的内容和我父亲接到的最后一封信完全一样:‘K.K.K.’。然后是‘把文件放在日晷仪上’。”
“您采取了什么措施没有?”福尔摩斯问。
“什么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
“说实话,”年轻人低下头,用消瘦苍白的双手捂着脸,“我觉得非常无助。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可怜的兔子,面对着一条蜿蜒前来的毒蛇。我好像陷入了不可抗拒和残酷无情的恶魔掌控之中,而这魔爪是任何预见、任何预防措施都无法对抗的。”

那年轻人从背心的口袋里取出一个揉皱了的信封,走向桌旁,抖落在桌上五个又干又小的橘核。
“啧!啧!”福尔摩斯嚷道,“您一定要采取行动啊,先生。否则,您可就完了!现在除了振作精神,没有别的办法能够挽救您了。您可没有唉声叹气的闲工夫啊![264]”
“我去找过警察了。”
“啊!”
“但他们听了我的事之后,只是付之一笑。我相信那位巡官已经形成了固定的看法,认为那些信纯属恶作剧,我的两位亲人之死正如验尸官所说,完全是出于意外,不必和那些前兆联系在一起。”
福尔摩斯挥舞着紧握的双拳:“令人难以置信的愚蠢!”
“不过他们答应派一名警察,和我一起留在那房子里。”
“今晚他和您一起出来了吗?”
“没有。他奉命只待在房子里。”
福尔摩斯又愤怒地挥舞起拳头来。
“您为什么来找我?[265]’’他叫道,“更重要的是,您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来找我?”
“我不知道啊。今天,我向普伦德加斯特少校谈起我的困境,他才劝我来找您的。”
“从您接到信,已经过了整整两天。我们应当在此之前就采取行动。我估计您除了那些已经向我提供的情节之外,没有更进一步的线索——没有什么对我们有用的带有启发性的细节了吧?”
“有一件。”约翰·奥彭肖在上衣口袋里翻找了一番,掏出一张退色的蓝纸,摊开放在桌上。“我依稀记得,”他说,“那天,伯父焚烧文件的时候,我看见灰烬里有一些小的没有烧着的文件的纸边是这种特殊的颜色。我在伯父屋子里的地板上发现了这张纸。我认为它是从一沓纸里掉下来的,所以没被烧掉。纸上除了提到橘核之外,恐怕对我们帮助不大。我想它也许是私人日记里的一页,字迹毫无疑问是伯父的。”
福尔摩斯把灯移动了一下,我们两人弯下身来观察那张纸。纸边参差不齐,的确是从一个本子上撕下来的。上端写着“一八六九年三月”的字样,下面是一些莫名其妙的记载,内容如下:
四日:赫德森来。抱着同样的旧政见[266]。
七日:把橘核交给圣奥古斯丁的麦考利、帕拉米诺和约翰·斯温。
九日:麦考利已清除。
十日:约翰·斯温已清除。
十二日:访问帕拉米诺。一切顺利。
“谢谢您!”福尔摩斯说,同时把那张纸叠起来还给了他,“现在您连一分钟都不能耽搁,我们甚至没有时间来讨论您告诉我的情况。您必须马上回家,开始行动。”
“我应该怎么做呢?”
“只有一件事要做。而且一定要立刻就办。您必须把给我们的这张纸放进您说过的那个黄铜匣子里。您还要放进一张便条,上面说明其他所有文件都已经被您的伯父烧掉了,这是仅存的一张。您一定要使用让他们能够确信无疑的措辞。做完这一切之后,您必须马上把黄铜匣子按照信封上所说的那样放到日晷仪上。您明白了吗?”
“完全明白了。”
“现在不要想报仇之类的事情。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法律来达到这个目的。既然他们已经布下了罗网,我们也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现在首先要考虑的是消除您迫在眉睫的危险;然后才是揭穿秘密,惩罚罪恶的集团。”
“谢谢您。”那年轻人说着站起身来,穿上雨衣,“您给了我新的生命和希望。我一定遵照您的建议去做。”
“您必须分秒必争。与此同时,您的首要任务是照顾好自己,因为我毫不怀疑有一种非常现实而且近在咫尺的危险正在威胁着您。您怎么回去呢?”
“从滑铁卢车站[267]乘火车回去。”
“现在还不到九点钟。街上人还很多,我相信您应该能平安无事。但是,您无论怎样小心都不过分。”
“我带着武器。”
“那就好。明天我就开始办您这件案子。”
“那么,我在霍尔舍姆等着您?”
“不,您这案子的秘密在伦敦,我将在伦敦寻找线索。”
“那么我过一天,或者两天,再来拜访您,告诉您关于那黄铜匣子和文件的消息。我将完全遵照您的建议去办。”他和我们握手告别。门外依旧狂风呼啸,大雨瓢泼,雨水不停地敲打着窗户。这个离奇、凶险的故事仿佛是随着狂风暴雨来到我们这里的,仿佛是强风中掉落在我们身上的一片枯叶,现在又被暴风雨卷走了。
福尔摩斯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头向前倾,目光凝视着壁炉红彤彤的火焰。随后,他点燃了烟斗,背靠坐椅,望着蓝色烟圈一个接一个地飘向天花板。
“华生,我想在我们经历的所有案件里,没有一件比这个更古怪的了。”最后他评论道。

福尔摩斯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头向前倾,目光凝视着壁炉红彤彤的火焰。
“除了‘四签名’案外,也许是这样。”
“嗯,的确。除此之外,也许是这样。但在我看来,这个约翰·奥彭肖似乎正面临着比舒尔托一家更大的危险[268]。”
“不过,你对这是怎样的危险有什么明确的看法吗?”我问道。
“它们的性质是毫无疑问的。”他回答说。
“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谁是‘K.K.K.’?他为什么要一直纠缠着这个不幸的家庭呢?”
歇洛克·福尔摩斯闭上眼睛,两肘靠在椅子的扶手上,双手指尖合拢在一起:“对一个理想的推理家来说,只要有人向他指明一个事实的一个方面,他不但能从这一个方面推断出这个事实的各个方面,而且能够推断出由此将会产生的一切后果。就像居维叶[269],通过深思熟虑就能根据一块骨头准确地描绘出一头完整的动物。一个观察家,当他彻底了解了一系列事件中的一环,就应该能正确地说明前前后后所有其他的环节。我们还不能仅仅依靠原因就能了解事情的最终结果,那些只有通过研究才能解决的问题是不能凭借直觉解决的。要使这种艺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推理家就必须善于利用自己掌握的所有事实,这是你不难理解的;而其本身就意味着要掌握一切知识。要做到这一点,即使在有了免费教育和百科全书的今天,多少也还是一种难得的成就。一个人要掌握对他工作可能有用的全部知识,未必是绝对不可能的,我自己就一直在做这样的努力。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我们结交之初,你曾有一次十分精确地指出了我的局限性。”
“对,”我忍不住笑了,“那是一张有趣的记录表。我记得:哲学、天文学、政治学,是零分;植物学,说不准;地质学的话,就伦敦周围五十英里内任何地区的泥迹而言,算造诣很深;化学,很独特;解剖学,没有系统;关于惊险文学和罪行记录的知识是无与伦比的;是小提琴音乐家、拳击手、剑术运动员、律师;是服用可卡因和吸烟的自我毒害者——我想,那些都是我分析的要点。[270]”
福尔摩斯听到最后一项,也笑了起来。“嗯,”他说,“我过去说过这句话,现在我还是要说:一个人应该往自己头脑的小小阁楼里装满可能需要的一切,其余的东西可以放到他的藏书室里,需要的时候,再随时取用。现在,为了今晚接受的这样一桩案件,我们肯定需要把所有的资料都集中起来。劳驾把你身边书架上《美国百科全书》[271]里的K字部递给我。谢谢你!让我们考虑一下情况,看看从中能得出怎样的推论。首先,我们可以从一个有充分根据的假设开始——奥彭肖上校是由于某种不可抗拒的原因而离开美国的。像他那样年纪的人不会改变自己的全部习惯,也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佛罗里达的宜人气候而回到英国来过乡镇的寂寥生活。他对英国的孤独生活极为罕见的喜爱暗示出他心中惧怕某人某事,因此我们不妨做出一个合理的假设——他是出于对某人、某事的恐惧而被迫离开美国的。至于他怕的是什么,我们只能从他和他的继承人接到的那几封可怕的信件来推断。你注意到那几封信的邮戳了吗?”
“第一封是从本地治里寄出的,第二封是邓迪,第三封是伦敦。”
“从伦敦东区寄出。你能据此推断出什么来呢?”
“那些地方都是海港。写信的人是在船上。”
“好极了,我们有了一条线索。毫无疑问,很可能——极其可能——写信的人当时是在一条船上。让我们再考虑第二点。就本地治里那件事来说,从收到恐吓信起到出事时,前后经过了七个星期。而在邓迪,仅仅经过了三四天。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前者路程较远。”
“那样的话信件也要经过较远的路程啊?”
“这我就不懂了。”
“至少可以这样假设:那个人或那伙人乘坐的是一条帆船。看起来他们似乎总是在准备执行任务前发出他们奇特的警告或信号。你已经看到了从邓迪发信到案子发生间隔的时间有多短。如果他们是乘轮船从本地治里来的,那就会和他们的信同时到达。但事实上,过了七个星期才出事。我想那七个星期代表的是信件是邮轮运来的,而写信人是乘帆船来的这一时差。”
“很有可能。”
“不仅可能,而且大概就是这样。现在就可以看出,这桩新案子的极端紧迫性和我极力告诫小奥彭肖提高警惕的原因。灾祸总是在发信人旅程结束之后来临的。可这一回的信是从伦敦来的,所以我们就刻不容缓了。”
“天哪!”我叫起来了。“这种无情的迫害意味着什么?”
“奥彭肖携带的那个文件显然对帆船里的一个人或一伙人有着生死攸关的重要性。我想情况很清楚,他们一定不止一个人。单独一个人绝不可能接连使两个人死于非命,而所用的手段则竟然都瞒过了验尸陪审团。这案子必然是好几个人,而且他们一定是有勇有谋的人。他们非要把文件弄到手不可,不管是藏在谁那里。[272]因此,你可以看出,‘K.K.K.’已不再是一个人的名字缩写,而是一个团体的标志。”
“是什么样的团体呢?”
“你从来没有——”福尔摩斯俯身向前,放低了声音,“你从来没有听说过三K党吗?”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福尔摩斯一页一页地翻着放在他膝盖上的百科全书。“在这里。”随后他念道:
克尤·克拉克斯·克兰,这个名字来源于想象中酷似端起枪击铁的声音。这个可怕的秘密团体是南方各州的前联邦士兵在南北战争之后组成的,并迅速在全国各地成立了分会。其中,在田纳西、路易斯安那、南北卡罗来纳、佐治亚和佛罗里达各州尤为引人注目。它的势力被用于实现其政治目的,主要是对黑人选民使用恐怖手段,谋杀或驱逐反对他们观点的人。他们通常在施加暴行前,先寄给目标某种难以理解但形状可辨的东西,例如,一小枝的橡树叶、几粒西瓜籽或几颗橘核,作为警告。对方接到警告之后,可以公开宣布放弃自己的观点,或者逃往国外。如果置之不理,则必将遭到杀害,而且往往死于某种奇怪的而意想不到的方式。那个团体的组织是如此严密,使用的方法又是如此有系统,以至于在记录的案件中,几乎从未见过哪个与之抗衡的人能够幸免于难,也从未能追查到暴行的作案人。尽管美国政府和南方上层社会努力阻止,但这个团体还是在几年时间里到处蔓延滋长。最后,到了一八六九年,三K党突然垮台,虽然此后还不时发生这一类的暴行。[273]
福尔摩斯放下手中的书[274],说道:“你一定发现了,那个团体的突然垮台是和奥彭肖上校带着文件逃出美国同时发生的——两件事很可能互为因果。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总有一些死对头在追踪他和他的家人。你同样能理解,这些记录和日记牵涉到美国南方的某些头面人物。有不少人在重新找到这些东西前连觉都睡不安稳的[275]。”
“那么,我们看见过的那一页……”
“正如我们所猜测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上面写着送橘核给A,B和C。那就是把三K党的警告送给他们。然后,又接着写道:A和B已清除,或者已出国;最后还说访问了C,我担心这会给C带来不祥的后果。医生,我想,我们可以让这片黑暗获得一线光明,而我相信,与此同时,小奥彭肖的唯一机会就是按照我告诉他的去做。今天夜里,没有什么更多可说或者可做的了,请你把小提琴递给我!让我们把恼人的天气和同胞的不幸遭遇暂时忘掉半个小时吧。”
清晨,天已放晴,太阳透过笼罩在这伟大城市上空的朦胧云雾闪耀出柔和的光芒。我下楼的时候,福尔摩斯已经在吃早餐了。
“你一定会原谅我没有等你,”他说,“我估计,我要为小奥彭肖的案子忙碌一整天。”
“你准备采取什么步骤?”我问道。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初步调查的结果。最后我也许不得不去一趟霍尔舍姆。”
“你不先去那里吗?”
“不,我要从城里开始。现在,只要拉拉铃,女仆就会把咖啡端给你。”
等待咖啡的时候,我拿起桌上还没有打开的报纸。我的目光停在一个标题上,心里打了一个冷战。
“福尔摩斯,”我叫了起来,“你晚了!”
“啊!”他放下了杯子,“我就担心这个。怎么回事?”他说的时候很冷静,但我看出他的内心非常激动。

“福尔摩斯,”我叫了起来,“你晚了!”
奥彭肖的名字和“滑铁卢桥畔的悲剧”这一标题吸引住了我的注意力。报道的内容如下:
昨晚九时至十时之间,八区[276]警士库克在滑铁卢桥[277]附近值勤,忽闻有人呼救及落水之声。当夜伸手不见五指,又有狂风暴雨肆虐,故虽有过路者数人援助,但仍无法营救。警报发出后,经水上警察[278]共同努力,终于捞获尸体一具。验明该尸乃一位青年绅士。从其衣袋取出一信封,由此得知该绅士姓名为约翰·奥彭肖,生前居住霍尔舍姆附近。据推测,该绅士可能急于赶搭从滑铁卢车站开出之末班火车,匆忙间于漆黑中迷途,误踩轮渡小码头之边缘而失足落水。尸体未见任何暴力痕迹,死者无疑因意外不幸而遇难,此事当唤起市政当局注意河滨码头之情况。
我们默默对坐了几分钟,福尔摩斯那样意气沮丧,深受震惊的神情我从来没有见过的。
“这件事伤了我的自尊心,华生,”他终于开口说道,“虽然这是一种狭隘的感情,但它的确伤了我的自尊心。现在它成为我个人的事了。如果上帝赐给我健康,我就要亲手解决这帮家伙。他跑来向我求救,而我竟然打发他去送死!……”他从椅子里一跃而起,在房中来回踱步,情绪激动,难以自制。他深陷的双颊上浮现愧疚之色,细长的手指不安地一会儿手指交叉在一起,一会儿又松开。
最后,他大声说道:“这帮魔鬼真是太狡猾了,他们怎么能把他骗到那儿去的呢?那堤岸[279]并不在直达车站的路线上啊!对他们要干的勾当,即使在这样一个黑夜,那座桥上的人也无疑太多了。唉,华生,让咱们看看,看谁能最后取得胜利!我现在要出去了!”
“去找警察吗?”
“不,我自己来当警察。等我结好了网,就可以捕捉苍蝇了;但一定要在结好网之后才能捕捉。”
我整整一天[280]都忙于自己的医务工作,很晚才返回贝克街。福尔摩斯还没有回来。一直到将近十点钟的时候,他才脸色苍白,精疲力竭地走了进来。他跑到碗柜旁,撕下一大块面包,狼吞虎咽地嚼了起来,然后喝了一大杯水把它送下去。
“你饿了,”我说。
“饿极啦!我一直忘记吃东西了,早饭后就什么也没吃。”
“一点也没吃?”
“一点也没吃,没时间想到它。”
“进展如何?”
“不错。”
“有线索了吗?”
“他们在我的掌握之中了。小奥彭肖的仇一定能报。嘿,华生,让咱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肯定是个好主意!”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从碗柜里拿出一只橘子,掰成几瓣儿,把橘核挤出来放在桌上。他从中选了五个,装到一个信封里,在信封口盖的里层,写上“S.H.代J.O.”[281]字样。他封上信封,在上面写上“美国佐治亚洲[282]萨凡纳[283],‘孤星号’三桅帆船,詹姆斯·卡尔霍恩船长收[284]”等等。
“当他进港时,这封信已经等在那里了,”他得意地笑着说,“它会使他彻夜难眠。他会发觉这封信将是他命运的预兆,就像奥彭肖所遇到的情况那样。”
“这个卡尔霍恩船长是什么人?”
“那帮家伙的首领。我还要搞其他几个人,不过先搞他。”
“那么,你是怎么追查出来的呢?”
他从衣袋里拿出一大张纸,上面都是些日期和姓名。
“我花了一整天的工夫,”他说,“在劳埃德船级社[285]查阅旧文件的卷宗,追查一八八三年一至二月在本地治里港停靠过的每艘船离港之后的航程。从登记上看,在那两个月,到达那里吨位较大的船共有三十六艘。其中有一艘叫‘孤星号’,它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这艘船虽然是在伦敦登记结关的,但却用了美国一个州的称号来命名的。”
“我想,是德克萨斯州[286]。”
“我不知道是哪个州,现在也说不准;不过我知道它一定是艘美国船[287]。”
“然后呢?”
“我又查阅了邓迪的记录。当我看到一八八五年一月,三桅帆船‘孤星号’抵达那里的记录时,心里的猜想就变为确信无疑的了。接着,我对目前停泊在伦敦港内的船只的情况进行了查询。”
“结果呢?”
“‘孤星号’上个星期到达这里。我跑到艾伯特船坞[288],查明这艘船今天早晨已趁着早潮顺流而下,返航萨瓦纳港了。我发电报到葛雷夫赞德[289],得知它已经在不久前驶过。由于风向是朝东的,我确信,它此刻已经开过古德温斯[290],离怀特岛[291]不远。”
“那么,你准备怎么做呢?”
“我要去抓住他。据我所知他和那两个副手,是那船上仅有的美国人,其余的是芬兰人和德国人。我还了解到,他们三人昨晚曾离船上岸——这消息是当时正在为他们装货的码头工人说的。当这艘帆船到达萨瓦纳时,邮船也已经把这封信带到那里了,同时我已经用电报通知了萨瓦纳警察,说这三位先生正在因为谋杀指控而被通辑。”
然而,在这人力所及的最完美的天罗地网上,还是出现了漏洞。谋杀约翰·奥彭肖的凶手再也收不到那几个橘核了,而那几个橘核会让他们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和他们同样巧诈、同样坚决的人正在追捕着他们。那年秋分时的暴风刮了很久,刮得很猛。我们等了很长时间,想得到萨瓦纳“孤星号”的消息,却一直杳无音信。终于,我们听说,在遥远的大西洋某处,有人在一次海浪的退潮中看到一块破碎的船尾柱,上面刻着“L.S.”[292]两个字母,而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孤星号”的命运,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