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格涅夫在《父与子》中说:“一张照片所能表达出来的东西,如果用文字来说明,可能需要一百页的篇幅。”其实,自古以来,插图一直被宗教、文学、辞典、图鉴等书籍引用,作为文字的辅佐,透过图画、图解而赋予文字具体的内容。在印刷术刚刚发明的时候,人们利用石版或木版的黑白线条绘图技术来制作插图,出现了少量的经帛卷印刷品,例如在我国甘肃省敦煌千佛洞出土的《金刚经》(其制作年代可能追溯至公元八六八年)就有刻印精致的插图,而在欧洲中世纪流传于教士之间的手抄本上也都出现了大量的手绘图画。
欧洲人直到十五世纪才掌握了印刷术。一四三九至一四四○年,德国人古登堡以铅为材料,铸造字模,利用金属字模进行印刷,是最早的凸版印刷试验。在以后的试验中,他改变了印刷的材料,采用亚麻仁油,混合灯烟的黑灰,制成黑色油墨,用皮革球沾涂油墨到金属印刷平面上,取得了均匀印刷的效果。一四九八年,丢勒为《启示录》一书做了十五张极其精美的木刻插图,描绘生动,线条丰富,黑白处理得当,构图紧凑。在这个时期,书籍是插图的主要媒介。
自古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以来,英国一直没能在印刷和平面设计上达到欧洲大陆国家的水准。从十八世纪开始,英国的印刷界开始努力赶超欧洲大陆,但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英国的印刷和平面设计发展缓慢。长期以来,英国的平面设计和印刷技术主要是受到荷兰的影响;真正开创英国自己的印刷设计和平面设计的人物是卡斯隆,他从一七二○年开始从事字体的设计和铸造,并设计出“卡斯隆”体系。
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以维多利亚女王继位为标志的“维多利亚时代”开始了。这是英国历史上最繁荣鼎盛的时期,为适应人们的多种爱好,除报纸之外,各种凭借漂亮的视觉形象来吸引读者的杂志出现了。
《一便士杂志》于一八三二年创刊,由查尔斯·奈特出版,每周出版一期,发表来自大不列颠和世界各地的文章。一八四一年,《笨拙》杂志创刊,以刊登讽刺性的幽默和漫画而著称,是英国最著名的杂志之一。第二年《伦敦新闻画报》创办,这是一份新闻与艺术画报,原为周刊,一九七一改为月刊。这是一家广泛使用木刻和版画并首次使用插图的刊物。第一期《伦敦新闻画报》刊出了十六页文字和三十二幅木刻画,一经问世就获得了成功。起初,刊物的插图着重于表现英国社会生活,后来把范围扩大到了一般的新闻和艺术,并派出画家赴世界各地记录刚刚发生的事件。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照相制版术得到了较大发展,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这一技术已经比较完善。它实现了插图以照片的形式直接贴在书页上的想法。这种方法是用涂有感光材料的胶卷对着胶片上的影像曝光,然后再依胶卷是用于凸版印刷或是凹版印刷而进行不同处理的。照相制版有着人工雕版无法比拟的准确度,也成为推动插图发展的诱因之一[23]。
早期的福尔摩斯探案插图
福尔摩斯最先出现在一八八七年《比顿圣诞年刊》[24]上。D.H.福瑞斯顿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为福尔摩斯绘制肖像的画家。我们先来看看华生对福尔摩斯外貌的描述吧:
他的相貌和外表,足以引起每个第一次见到他的人的注意。他身高超过六英尺,身体异常瘦削,因此显得格外修长;目光锐利(茫然若失的时候除外);细长的鹰钩鼻子使他的相貌显得格外机警果断;下颌方正而突出,说明他是个非常有毅力的人。
福瑞斯顿在当时有些名气,为一些书籍和报刊绘制过插图。他为《血字的研究》绘制了四幅插图,福尔摩斯出现在其中的两幅图里。第一幅图上有雷斯垂德、葛莱森、福尔摩斯以及被害人锥伯。雷斯垂德和葛莱森在交谈着什么,而福尔摩斯正在俯身检视尸体。插图的说明文字是:“他说话的时候,灵敏的手指这里摸摸,那里按按。”第二幅图是福尔摩斯拿着放大镜观察墙上的单词“Rache”。这幅图中还有华生,他站在福尔摩斯的右边,而雷斯垂德正在夸耀他的重大发现。
我们从画中一眼就能看出福尔摩斯和书中的描述并不完全一致。有福学家认为他笔下的福尔摩斯“头和手显得很小,几乎和女人一般大,他的连鬓胡子长得滑稽可笑,体形圆胖,穿上又大又长的衣服,使他看上去个子更矮。他的头上还戴着一顶怪里怪气的圆帽”。但是这并不能完全归罪于画家本人,华生在正典中对福尔摩斯外貌的描述相当零散,透露出的信息也很少[25]。
买下《血字的研究》全部版权[26]的沃德·洛克公司于一八八八年七月推出了小说的单行本。不知道是出版社的意思,还是柯南·道尔主动要求,这次的插画家是柯南·道尔的父亲查尔斯·道尔。柯南·道尔可谓出生在艺术世家。他的祖父约翰·道尔是知名的画家和插画家,为《泰晤士报》绘制政治漫画。他的伯父理查德·道尔也是著名的插画家,常为《笨拙》杂志绘制插画和封面。父亲查尔斯没有走向专业画家的道路,进入爱丁堡市政府就任公职,业余时间也从事绘画。他的作品以仙女、幻想场景为主,建树不高。
邀请查尔斯绘制插图按理说应该是明智之举。作家本人最了解自己的作品,而查尔斯是作者的父亲,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讨论插图的内容、人物的外貌,更贴近作品想表达的意思。但是结果并非如此。查尔斯为小说绘制了六幅插图,其中三幅有福尔摩斯出场。第一幅图是福尔摩斯一行人从门口走进犯罪现场(福尔摩斯身边的人可能是雷斯垂德和华生);第二幅图是一个老太婆看到报纸上刊登的广告之后找到贝克街寓所,福尔摩斯和华生围坐在一张桌子旁;第三幅图是福尔摩斯躺在椅子上,旁边是贝克街小分队的流浪儿们。

查尔斯·道尔绘制的福尔摩斯插图

第一幅福尔摩斯插图(D.H.福瑞斯绘制)
查尔斯笔下的福尔摩斯看上去年纪很大[27](这时的福尔摩斯不过二十七岁),留着连鬓的络腮胡子,鼻子也算不上鹰钩鼻。第一幅图中,华生看到锥伯的尸体脸上露出惊恐的表情,雷斯垂德和福尔摩斯似乎都面无表情。贝克街小分队第一次在插图中表现出来,不过有些奇怪的是只有五个人,书中提到的是六个人[28]。福学家华尔特·克林菲尔特指出:“查尔斯·道尔绘制的肖像,肯定是他一生创作生涯中最灰暗的时期所作。形容他笔下糟糕的福尔摩斯,仅用语言是不够的。”好在以后并没有再请这位业余画家绘制插图,后来的画家们也没有模仿他的福尔摩斯。
一八九一年十二月,沃德·洛克·博登公司[29]又再版了这部小说。这次他们邀请乔治·哈钦森绘制插图,而且破天荒地增加到了四十幅插图,福尔摩斯出现在十一幅插图中。如此多插图的小说在当时并不多见⑷。哈钦森绘制的第一幅福尔摩斯插图便是福尔摩斯初登场的情景:
化验室是一间高大的屋子,四面杂乱地摆着无数的瓶子。几张又矮又大的桌子纵横排列着,上边放着许多蒸馏瓶、试管和一些闪动着蓝色火焰的小小的本生灯。屋子里只有一个人,坐在较远的一张桌子前面,伏在桌上聚精会神地工作着。他听到我们的脚步声,回过头来看了一眼,接着就跳了起来,高兴地欢呼着。“我发现了!我发现了!”他一面对我的同伴大声说,一面手里拿着一个试管向我们跑来,“我发现了一种试剂,只能用血红蛋白来沉淀,别的都不行。”即使他发现了金矿,也不一定会比现在更兴奋。
他笔下的福尔摩斯较为忠实原著描述,也接近了我们今天普遍接受的大侦探形象。他的选题也比较好,一些重要的情节都有插图。最让福学家喷喷称赞的是福尔摩斯试验药丸是否有毒的场景(“这个不幸的小动物甚至连舌头还没有完全沾湿,它的四条腿便痉挛颤抖起来,然后就像被雷电击毙一样,直挺挺地死去了。”),福尔摩斯双手撑在膝盖上,俯身看着被毒死的小狗。那细长的鹰钩鼻、突出的前额、瘦削的脸庞,像极了后来标准的福尔摩斯画像。但也有些插图让人失望。他笔下正面的福尔摩斯画像把侦探的脸画得比较圆,身材也较胖(比如福尔摩斯拉小提琴的场景,他闭上眼睛,信手弹弄着平放在膝上的提琴)。总体来说,哈钦森的福尔摩斯插图比之前两位画家的插图好了不少。因此,后来好几版《血字的研究》都使用了哈钦森的插图。
一八九五年《血字的研究》再次以杂志的形式出现。沃德·洛克·博登公司在这年的《温莎杂志》圣诞号上刊登了这部小说。这次,他们又启用了另一位画家詹姆斯·格里格担任插图作者。这次的封面毫无疑问就是福尔摩斯本人,他手托着下巴正在沉思。封面看起来非常卡通化。正文包含七幅插图,其中三幅出现了大侦探,场景也都是之前插图曾经选用过的:福尔摩斯走向锥伯的尸体、老太婆拜访贝克街寓所以及抓捕凶手。虽然出自同一个画家之笔,但是封面和正文插图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第二部福尔摩斯探案故事《四签名》最早于一八九○年二月刊登在美国《利平科特杂志》上。可惜的是这部《四签名》只有一张赫伯特·丹曼绘制的卷首插图,是琼诺赞·斯茂盘问携带宝物的商人的场景(“如果您的长官能允许我住在这里的话,我一定对您——年轻的先生和您的长官多少有些报酬。”),福尔摩斯没有出场。
一八九○年十月,《四签名》单行本在伦敦发行,同样也只有一张卷首插图,不过这次有了福尔摩斯。这是福尔摩斯等人发现巴索洛谬·舒尔托被杀身亡时的场景:福尔摩斯把桌上的纸递给华生看,华生惊恐地看见上面写着“四个签名”。文森特·斯塔瑞特在《歇洛克·福尔摩斯的私生活》中评价这幅查尔斯·克尔绘制的插图说:

一八九五年版的《血字的研究》封面(詹姆斯·格里格绘制)
(他的画)还算合格,但是缺乏创见。歇洛克嘴唇上的那个小点可能是大鼻子造成的,却给人感觉像是胡子的感觉。此外,那个著名的脑门出奇的大,臂膀的姿势很有政治家的风范,总的来说——看着那个好像发癫痫病的尸体还有华生——有稍许的喜剧成分。
西德尼·佩吉特:福尔摩斯的御用画家
一八九一年,一本新的杂志——《海滨杂志》由乔治·纽恩斯于伦敦刊印。它是一本带插图的月刊,这在电视和电影还没有推广的时候是很受读者欢迎的。柯南·道尔的经纪人将福尔摩斯故事《波希米亚丑闻》送到了这里,受到当时担任杂志主编的格林豪·史密斯的肯定,于是力邀柯南·道尔创作福尔摩斯探案故事。
《海滨杂志》以插图为主要特色,自然也为福尔摩斯故事委派了一位插画家。美术编辑将任务写信寄给了伦敦的佩吉特先生。但巧的是佩吉特一家可不止一位画家,亨利·佩吉特、西德尼·佩吉特、沃尔特·佩吉特三兄弟都以绘画为生。据说杂志实际上要找沃尔特,他为《伦敦新闻画报》绘制的戈登探险队插画很受格林豪·史密斯欣赏,但是沃尔特不在家,西德尼接到了信。他一看信,以为是要自己做插画,就应允了下来。这好似印证了福尔摩斯在《歪唇男人》中所说的话:“这自然是件小事,但是没有比小事更重要的了。”
西德尼·爱德华·佩吉特,一八六○年十月四日出生于伦敦,是罗伯特·佩吉特第四个孩子(一说第五个)。父亲罗伯特是圣詹姆斯和圣约翰礼拜堂的职员,母亲玛莎·克拉克是一位音乐教师。西德尼的长兄亨利·马略特·佩吉特(1856—1936)是历史题材画家和肖像画家,英国皇家艺术家协会成员,一八七四年进入皇家艺术学院,曾在学院展出过作品。沃尔特·斯坦利·佩吉特(1863—1935)是他最小的弟弟,一般在画上署名“沃尔特·佩吉特”。沃尔特是皇家学院金奖获得者,评价说他的风景画有诗意,画作不落窠臼,总有创新;同时沃尔特也为书籍和杂志绘制插画。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早期的《鲁滨孙漂流记》大概是他的代表作,不过今天人们还记得他主要是因为两点,一个是一九一三年十二月《海滨杂志》上《临终的侦探》的插画,另一个就是这段传奇故事[30]。

西德尼·佩吉特
西德尼很小就开始画画。直到结婚为止,他都和家人住在伦敦的克勒肯维尔。早年他就读于伦敦科伯街学校,在大英博物馆研究了两年古代艺术后进入了希斯利艺术学校。希斯利艺术学校成立于一八四五年,是伦敦最早的独立艺术学校,罗塞蒂、米莱等名家都是这所学校的早期学生。一八八一年他进入皇家艺术学院,在那里学习了六年。在皇家艺术学院,他遇到了一位学习建筑的学生阿尔弗雷德·莫里斯·巴特勒,据说这个人就是西德尼画中华生的原型。在学校他赢得了好几个重要奖项,包括一八八五年阿米塔格竞赛第二等,一八八六年竞赛第一等。一八七九年到一九○五年间,西德尼在皇家学院展会上展出了十八幅绘画,种类繁多,从风景到宗教题材都有涉及。小有名气的佩吉特在肯辛顿荷兰公园路开设了一家画室,开始绘制肖像画和小尺寸作品。他最知名的一幅画《兰科斯特和伊莱恩》于一八九一年展出,后来由温特斯托克勋爵赠送给布里斯托尔艺术馆(目前的拥有者不明)。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佩吉特主要创作黑白作品。他的插画在英国和海外赢得了广泛声誉,主要刊登在《插图世界》、《斯菲尔》以及卡塞尔旗下的出版物,偶尔也为《伦敦新闻画报》、《图片》、《蓓尔美尔杂志》作画。除了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小说之外,他还为阿瑟·莫里森的“马丁·休伊特”系列侦探故事绘制插图,还有一些新闻文章,比如埃及和苏丹的战争等。
一八九三年六月一日,佩吉特娶伊迪丝·豪恩斯弗尔德(生于一八五六年)为妻,她是农场主威廉·豪恩斯弗尔德的女儿。柯南·道尔寄去了一个银烟盒,还假托是歇洛克·福尔摩斯赠送的。[31]他们婚后育有六个孩子。一九○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年仅四十七岁的佩吉特因病逝世。据说,他喜欢舔画笔,而颜料中含有铅,这或许就是他得病的原因。他最终安葬在玛丽伯恩[32]的一处公墓。
虽然西德尼·佩吉特本人没有公开承认过,但是一般认为他以弟弟沃尔特作为福尔摩斯的原型(连柯南·道尔本人也这样认为)。不过一九一二年版的《牛津国家传记辞典》却提出异议,因为西德尼的哥哥亨利认为,弟弟没有把沃尔特或者其他人当做画福尔摩斯的模特。但是西德尼笔下的福尔摩斯确实和沃尔特很像。还有不少与此相关的趣闻,一次沃尔特·佩吉特参加某个诗朗诵会被误认为是福尔摩斯;还有一次,在和朋友聚餐时,朋友的孩子大叫道:“妈妈,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来了!”而福尔摩斯房间的家具则和西德尼自己房间的很像。
对于佩吉特的福尔摩斯插图,美国福学家詹姆斯·蒙哥马利在《图像的研究》(1954)中这样评价:
“多高的评价都不算过分,他耗尽心血,让成千上万人的脑海中树立起了福尔摩斯、华生以及’永远的一八九五年’黄金时代的影像,即使在六十年之后还是如此。从那时到现在,就再没有第二个形象被英语读者所接受。一九○八年他英年早逝之后,接过佩吉特衣钵的插画家不乏技巧更为娴熟、名声更大的,但是仍然延续着佩吉特的风格。可以说,佩吉特之于歇洛克·福尔摩斯,好比费兹[33]之于匹克威克。”
佩吉特抓住了柯南·道尔最关键的描述——个子高而瘦,脸型狭窄,细长的鹰钩鼻。但是佩吉特又有一定的发挥,其中相当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画笔下的福尔摩斯比作家钢笔下的人物英俊许多。《身分案》中福尔摩斯接待萨瑟兰小姐的那幅插图被认为是最英俊的福尔摩斯画像之一[34]。连柯南·道尔本人都承认这一点在自传《回忆和冒险》中他写道:

沃尔特·佩吉特

佩吉特绘制的福尔摩斯画像

“最英俊的福尔摩斯画像之一”(西德尼·佩吉特为《身分案》所绘插图)
“我想象中的福尔摩斯脸庞瘦削,棱角锋利得如同剃须刀,长着大大的鹰钩鼻,一双小眼睛紧贴在鼻梁两侧。让我没想到的是,西德尼·佩吉特恰好有个弟弟给他做模特。英俊的沃尔特代替了那个更强壮,却比他丑陋的歇洛克。可能佩吉特是从女读者的角度来刻画这一形象的。”
柯南·道尔说对了一部分。女读者自然对福尔摩斯如痴如醉,其实男读者又何尝不被福尔摩斯吸引呢?查尔斯·海格姆在传记《柯南·道尔的冒险》中写道:
“佩吉特绘出的性感而且魅力非凡、生动鲜活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面孔和身材使得他大获成功。他所创造的福尔摩斯形象让成千上万年轻女性为之痴狂,就像为舞台上的演员痴迷一样,她们也同样为书中的形象痴狂。成千上万的男人也想拥有福尔摩斯那剪裁得体、完美无缺的衣服和各式各样的帽子。福尔摩斯在电影发明之前,就已经成为了明星,这点恐怕连作者也始料不及。”
说到帽子,不能不提及《博斯科姆溪谷谜案》。正是在这篇作品的插图中,佩吉特让福尔摩斯戴上了猎鹿帽,这也被后来的插画家和福尔摩斯扮演者效仿。其实小说中并没有明确那是一顶猎鹿帽,只是含糊地说“一顶紧紧箍着头的便帽”。没有想到的是,戴上猎鹿帽的福尔摩斯效果很好,就连柯南·道尔本人也向这位插画家投降了,在《回忆录》系列的《银色马》中给福尔摩斯戴上了猎鹿帽(“一顶带护耳的旅行帽”)。插画家的任务是根据作家的作品绘制出与之相符的插图,但佩吉特的插图反过来让作家获得了灵感,不能不说这是他的过人之处。
另一个让佩吉特插图永葆青春的秘诀是他完美地记录了“福尔摩斯时代”。从一八八八年的《血字的研究》到一九二七年的《肖斯科姆别墅》,虽说横跨维多利亚时代、爱德华时代和乔治五世时代[35],但我们可以看到福尔摩斯的角色设定与故事背景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可以说一直都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且不说今天的社会与福尔摩斯时代有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即使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读者都难以感受到维多利亚时代的气息:出现在福尔摩斯故事中的马车与煤气灯,在连载初期可能还是阅读者生活中四处可见的生活必需品,但是对于连载后期的读者来说,却已经是父辈的老古董。在连载初期曾经出现的福尔摩斯搭乘地铁的情节,对当时的读者来说可能是相当新奇的感受,但是对连载晚期的读者来说,这些故事情节与场景布置,却可能带有怀旧复古的乡愁。
不过,从佩吉特绘制的第一张插图开始——福尔摩斯身后的壁炉、燃烧的炉火、壁炉上的灯——读者就仿佛一下子回到那个时代。从《波希米亚丑闻》中福尔摩斯掏钥匙打开贝克街寓所大门的插图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寓所门口的样子:带有半圆形门拱的大门,门两旁有铁栏杆围着,不远处是一盏煤气灯。如果去今天位于贝克街的福尔摩斯博物馆看看,你一定会发现和插图中一模一样。《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中有一幅插图描绘的是福尔摩斯和华生在摄政街发现跟踪巴斯克维尔的人的场景。这是为数不多有街景的插图。读者能从这张好似照片般的插图中真切地感受到当时的街道:旁边一间间老式的商铺和楼房,街上行驶着双轮马车和公共马车。佩吉特不仅描绘人物和故事情节,同样也记录下了福尔摩斯的伦敦和那个时代。
看过佩吉特插图的读者肯定会承认它们很具有代表性。他选材的依据主要有三个方面,即人物、情节和场景。小说中与案件相关的重要人物、决定故事发展的重要情节以及能够体现故事特色的重要场景都可以成为插图的内容。对于那些重要人物,往往使用一整张插图来表现,比如《希腊译员》中的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最后一案》中的莫里亚蒂教授。这种类似人物画像的插图让读者印象深刻,能瞬间了解熟悉小说的相关人物。而那些决定故事发展的重要情节也是佩吉特极力想表现的。这类插图对读者了解故事、感受气氛帮助很大。《斑点带子案》中福尔摩斯举起藤鞭抽打“斑点带子”的插图无疑是让人印象深刻的。藤条弯曲着表明福尔摩斯倾尽全力的抽打,在火柴光照耀下,福尔摩斯的脸色苍白,嘴微微张开,双眼圆瞪,一幅恐怖和憎恶的表情。这幅插图一下子将紧张的气氛传染了给读者,配合文字不禁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有些插图内容称不上在文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能只是插画家为了构图便利而为之,但或许正是佩吉特独到的眼光让这些插图也显得与众不同。比如,《博斯科姆溪谷谜案》中有一幅福尔摩斯和华生在火车车厢中的插图。在《银色马》中他使用了极为相似的构图(甚至同样的猎鹿帽装束),但是这次更为精细,福尔摩斯和华生的神情也更为生动,成为了经典的插图之一。《最后一案》又出现两人搭乘火车的插图,这次为了摆脱莫里亚蒂教授的“逃亡之旅”让两人脸上都显露出了凝重的神情。
与其他元素相比,最重要的还是大侦探福尔摩斯本人。佩吉特当然注重描画福尔摩斯,还将他的种种细微特点融入了画中。《波希米亚丑闻》中有幅插图是被识破身份的国王将脸上的面具扯掉扔到地上的场景。图画中福尔摩斯背对着读者,我们只能看到国王绝望的表情和华生带着惊讶的眼神。福尔摩斯将双手指尖顶着指尖,看不到表情。佩吉特的这幅图带有画家个人的想象。文中只是描述说大侦探“倦怠的、懒洋洋的体态……慢条斯理地重新睁开双眼,不耐烦地瞧着他那身躯魁伟的委托人。”但是画家用“指尖顶着指尖”这一动作完美地表现出了“倦怠的、懒洋洋的体态”,实在恰到好处。这大概是佩吉特看到《红发会》中的句子:“福尔摩斯重新回到他那把扶手椅边坐下,两手的指尖合拢着。这是他沉浸于思考问题时的习惯。”柯南·道尔则在《铜山毛榉案》中再次让福尔摩斯使用了这个标志性动作:“他用探究的目光打量了她一番,然后安静下来,垂着眼皮,双手指尖顶着指尖,听她陈述事情的经过。”佩吉特又将这一动作入了画(“福尔摩斯严肃地摇摇他的头”)。
福尔摩斯擅长伪装,屡屡使用这一技能给破案带来便利。他在《波希米亚丑闻》中扮过马夫和新教牧师,在《歪唇男人》中扮过上了年纪的鸦片鬼,在《绿玉皇冠案》中扮过流浪汉,在《最后一案》中扮过意大利牧师,在《空屋》中扮过藏书家,在《米尔沃顿》中扮过管子工[36]。除了《米尔沃顿》里的管子工之外,全都在佩吉特的插图中表现了出来[37]。乍一看,这些人物和福尔摩斯的形象相去甚远,但是当你仔细揣摩这些画像时,会惊喜地发现他们身上的福尔摩斯特征:狭窄的脸型、鹰钩鼻、特别锐利有穿透力的眼神……果然还是那个福尔摩斯!
也有人批评说佩吉特的插画不自然。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雕版技术还不完善导致的。印制插图主要还是使用人工雕版。雕版工人在将图画制成印刷用的雕版过程中会损失掉原画的某些东西,这可不是佩吉特的过错[38]。当时,《海滨杂志》有一间美术陈列室兼商店,公众可以去那里看原始插画,还可以将原画买下来。只有少量愿画被保留下来,如今价格已经相当昂贵。大部分源画都在私人收藏家手上,还有一些收藏在公共图书馆。
一九○八年西德尼·佩吉特去世之前,他为三十八篇福尔摩斯故事绘制了三百五十六幅插图⑷。西德尼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插图不仅被其他画家借鉴,还被福尔摩斯电视和电影效法。格兰纳达系列的福尔摩斯电视(由杰里米·布雷特主演)中的场景和佩吉特一百年前所画的场景极为相似。阿瑟·万特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福尔摩斯电影演员)的朋友常对他说:“你真的应该去演歇洛克·福尔摩斯。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人比你更像佩吉特的画像了。”五十集福尔摩斯电视片的扮演者艾伦·惠特利说:“自从看见第一幅西德尼·佩吉特的插图后,我就决心扮演这个人物了。”
弗雷德里克·多尔·斯蒂尔:美国的佩吉特
早期的美国插图画家较之佩吉特的来说实在没有什么建树。一八九三年,颇有才华的艺术家W.H.海德为《哈珀斯周刊》刊载的《回忆录》画了二十一幅插图。虽然画的不错,但画家似乎对福尔摩斯的形象把握不够。《最后一案》是《回忆录》中唯一一篇没有在《哈珀斯周刊》上刊登的小说,由《麦克卢尔杂志》发表,哈里·C.爱德华兹[39]为小说绘制了插图。其中在悬崖决斗的插图为人称道,但是此后他没有再为福尔摩斯小说画过插图。

弗瑞德里克·多尔·斯蒂尔
一九○二年七月六日,《路易斯维尔旅途杂志》连载的《巴斯克维尔的猎犬》让福尔摩斯重新回到了读者身边。美国插画家罗伯特·胡夫画了六幅插图,另外还用了四幅佩吉特的插图。
唯一一个可以和佩吉特相提并论的就是美国插图画家弗雷德里克·多尔·斯蒂尔。他最早担任福尔摩斯故事插画家是从《科利尔周刊》的《归来记》开始。他绘制了四十六幅插图,其中十幅是杂志的彩色封面。
斯蒂尔一八七三年八月六日出生,是家中最大的孩子。受母亲的影响,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画画。十五岁的时候他被邀请去著名木版画家爱德布里奇·金斯利的工作室。斯蒂尔在那里待了两周时间,观看金斯利创作。十六岁的时候,斯蒂尔作出决定,要成为一名专业画家。一八八九年斯蒂尔来到纽约,进行必要的绘画训练,积累经验。他先是当了建筑绘图员,十八岁时成为了克特凯尔俱乐部最年轻的成员,在那里他每周好几个晚上都去学习写生。他也进入正规学校学习,比如艺术学生联盟和国立美术学院。在这段时间里,斯蒂尔第一次接触了歇洛克·福尔摩斯。一八九二年他去好友阿尔弗雷德·E.海因里奇斯家中拜访。海因里奇斯问斯蒂尔是否读过侦探小说,斯蒂尔说没有。好友便为他朗读了新近出版的《冒险史》中三篇小说。斯蒂尔后来回忆说:“这次的经历让我对歇洛克和(华生)医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国立美术学院短暂学习之后,斯蒂尔在哈珀斯出版公司美术部开始了两年的学徒生活,当时周薪十五美元。一八九五年,斯蒂尔为伊丽莎白·W.钱珀尼德的《帕迪·欧里瑞和他的聪明猪》绘制插画,这可能是他的作品第一次出现在书籍中。一八九七年他为《插图美国人》杂志担任美术编辑,一年后离开成为自由画家,此后除了很短一段时间之外,都不曾专为某个杂志或者公司工作。此后,他的插画不断出现在当时三本著名的带插图期刊中,即《哈珀斯周刊》、《斯克莱布诺杂志》和《世纪杂志》。一八九八年十一月,斯蒂尔和玛丽·塞恩喜结连理。

《科利尔周刊》(一九○五年一月二十八日)封面,斯蒂尔绘制
一九○一年,他为理查德·哈丁·戴维斯的侦探小说《雾中》绘制插图,这篇小说连载在《科利尔周刊》上,也成为了他后来为福尔摩斯故事绘制插画的契机。柯南·道尔的《归来记》系列在一九○三到一九○五年间在《科利尔周刊》连载,都是由斯蒂尔绘制插画。
斯蒂尔以威廉·吉尔特为福尔摩斯原型,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每个人都认为吉尔特先生就是最理想的福尔摩斯,我根据他来创作,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于是,我选择他作为插画模特,甚至有两三次还在绘画过程中直接使用了他的照片……第一批画作完成之后,我一直没有机会看他表演。等到该剧重新上演后,我才有机会观赏了他的表演。当时,吉尔特先生相当友好,邀请我到他后台的化妆室去,我们聊了聊两人共同的朋友——福尔摩斯的情况。
一九一四年五月三十日,他见到了柯南·道尔。斯蒂尔在一九三七年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说:
我可以告诉你们阿瑟爵士第一次见到我时说了什么……当我和这位伟人说话的时候不免有些发抖。他很亲切吗?他会称赞我的努力吗?我想,我得谦虚些。我得先问他对佩吉特什么看法。“年轻人,”他开口了,“你知道对我来说谁画的插画最好吗?是赛勒斯·古内奥[40]。”他刚开始告诉我为什么,有事情打断了对话,会面就结束了。我不必发抖。阿瑟爵士抹杀了我。我不会解释他的偏爱。古内奥先生向来以泄露情节而臭名昭著。如果他为华生的故事绘制插画,我敢肯定巧妙的隐藏解答和让人吃惊的结局都会不复存在。
古内奥从来没有为福尔摩斯故事绘制过插画,倒是担任过柯南·道尔其他作品的插画家[41]。就在这次谈话前几个月,他还为柯南·道尔的小说《如果发生》(发表在一九一三年九月《海滨杂志》上)绘制了插图。
一九四三年,限定版俱乐部邀请斯蒂尔为所有的福尔摩斯故事绘制插画。俱乐部的广告中宣称全集将包括七十幅斯蒂尔的插图。可惜当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六日去世之前都没有完成这项任务。
斯蒂尔总共为二十六篇福尔摩斯小说绘制了插画。除了《归来记》的十三篇之外,还有:《科利尔周刊》上的《约翰·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的离奇经历》(即《威斯特里亚寓所》)、《布鲁斯-帕廷顿计划》、《临终的侦探》、《最后致意》;《美国人杂志》上的《弗朗西丝·卡法克斯女士的失踪》;[42]《赫斯特国际》上的《王冠宝石案》和《爬行人》;《自由杂志》上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间刊登的最后六个福尔摩斯故事《皮肤变白的军人》、《三角墙山庄》、《狮鬃毛》、《退休的颜料商》、《带面纱的房客》、《肖斯科姆别墅》。《空屋》中福尔摩斯脱去藏书家伪装的插图为他赢得了一枚插图铜奖奖章。
斯蒂尔笔下豪华的彩色封面画和佩吉特的炭笔描影手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读者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最想突出的(甚至可以说唯一想突出的)就是福尔摩斯本人。封面画上无一例外的都是福尔摩斯一个人。这确实也符合读者的心理,福尔摩斯这个形象给读者留下的印象太深,阅读福尔摩斯故事与其说是看神秘案件,还不如说是看福尔摩斯的个人表演。画家跳出故事情节的框子,选择最能代表福尔摩斯个人魅力的画面构图。比如,《空屋》中福尔摩斯和莫里亚蒂搏斗后跪在那儿俯视悬崖下方的画面、《孤身骑车人》中福尔摩斯身穿睡衣嘴里叼着烟斗沉思的画面[43]、《第二块血迹》中福尔摩斯优雅地拎起地毯的画面。他舍弃了一些对细节的追求,但是同样起到了预期的效果,画出了福尔摩斯的神韵。

斯蒂尔为《孤身骑车人》绘制的封面画

斯蒂尔为《空屋》绘制的封面画
一九二二年高德温电影公司想将吉尔特的《歇洛克·福尔摩斯》搬上银幕,拍成无声电影。福尔摩斯的扮演者约翰·巴里摩尔曾向斯蒂尔请求允许使用他的插图作为场景参考。一九三九年,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邀请斯蒂尔为巴兹尔·雷斯博和奈杰尔·布鲁斯的《巴斯克维尔的猎犬》画宣传画。斯蒂尔画了几幅相当不错的炭笔画,但是福克斯仅将其用在一些期刊上作宣传。
他和侦探小说的缘分还不仅如此。他曾受邀为一些福尔摩斯仿作绘制插画,比如一九一五年五月《世纪杂志》上卡罗琳·韦尔斯的《晾衣绳案》;也担任过非福尔摩斯侦探小说的插画家,比如E.W.赫尔南的“业余神偷拉菲兹系列”、G.K.切斯特顿的“布朗神父系列”、杰克·福翠尔的“思考机器系列”等故事。斯蒂尔还曾为吉尔特的《歇洛克·福尔摩斯》舞台剧巡回演出绘制海报。
斯蒂尔是著名福迷组织贝克街小分队(BSI)的成员,也撰写过福学文章,包括《歇洛克·福尔摩斯:世界上最著名的虚构人物简史》以及《歇洛克·福尔摩斯在画中》(刊登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二日的《纽约客》上)。或许觉得插画不过瘾,他亲自操刀,写了几篇福尔摩斯仿作。第一篇《失踪的帽架》于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五日发表在俱乐部会刊《玩家报》上,讲述了福尔摩斯调查俱乐部图书室杂志被毁的案件。第二篇《失踪的画家》创作于一九二八年,这次是福尔摩斯和华生调查弗雷德里克·多尔·斯蒂尔失踪案。后来这篇小说于一九六七年收入《贝克街圣诞长筒袜》中。其他仿作还有《马尔科姆·邓肯预谋案》(1932)和《美术编辑被杀案》(1933)。
后佩吉特时代的插画
一九○八年九月《海滨杂志》又开始刊登福尔摩斯故事,可惜的是西德尼·佩吉特已经去世了[44]。作为代替,七位画家被《海滨杂志》委派为这个系列[45]的七个故事画插图,总计四十二幅图。阿瑟·特威德[46](《威斯特里亚寓所》、《布鲁斯-帕廷顿计划》)、吉尔伯特·豪利戴[47](《魔鬼之足》)、H.M.布鲁克[48](《红圈会》第一部分)、约瑟夫·辛普森[49](《红圈会》第二部分)、亚历克·鲍尔(《弗朗西丝·卡法克斯女士的失踪》)、沃尔特·佩吉特(《临终的侦探》)以及阿尔弗雷德·吉尔伯特(《最后致意》)都无一例外地继承了西德尼的传统。令人好奇的是辛普森的插图和后来的福尔摩斯扮演者阿瑟·万特纳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阿瑟·特威德是第一位佩吉特的继任者,他为《威斯特里亚寓所》绘制了十幅插图。詹姆斯·蒙哥马利评价他的作品说:“画得非常好,虽说少了点佩吉特那种难以言表的魅力,其实从背景细节上来说他的作品要比佩吉特精致。福尔摩斯似乎有点高,前额的鬓角更靠后了,轮廓更加分明。华生较之以前更加英国化。其他人物和场景与时代很相配。”
一九一四年九月开始,《海滨杂志》分九期连载了《恐怖谷》(一九一五年五月结束),弗兰克·韦尔斯为其做插图。他画了三十一幅图,其中一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福尔摩斯正在解弗莱德·波尔洛克密码时的插图堪称最好的福尔摩斯画像之一。这幅彩色封面画常常被用作福尔摩斯小说和福学书籍的封面。但一九一五年单行本在英国出版时却仅有一幅插图(韦尔斯绘制)。
阿尔弗雷德·吉尔伯特曾为短篇小说《最后致意》画过插图,一九二一年他又被邀请为后来结集成《新探案》的《王冠宝石案》和《雷神桥之谜》画插图,共六幅画。他的插图场景精美,注重细节。霍华德·埃尔库克绘制了《新探案》接下来的七个故事(《爬行人》、《吸血鬼》、《三个同姓人》、《显贵的主顾》、《三角墙山庄》、《皮肤变白的军人》、《狮鬃毛》),共计三十四幅画。一九二七年,弗兰克·韦尔斯重新被请来绘制剩下的三个故事:《带面纱的房客》、《退休的颜料商》和《肖斯科姆别墅》,共计十三幅画。他不曾想到《肖斯科姆别墅》是柯南·道尔写的最后一篇福尔摩斯探案故事。
后佩吉特时代《海滨杂志》的福尔摩斯插图在数量上大不如从前,篇目最多的《新探案》不过五十三幅插图。而佩吉特为三部短篇集绘制的插图都超过九十幅,几乎是后来的一倍。尽管画家们都努力让自己的人物接近佩吉特的画,但整体来说终究少了前人的神韵。这样的差异就仿佛正典和仿作一般。
接下来看看美国的情况。《最后致意》由两家杂志刊登,但均是由斯蒂尔担任插画家。一九一四年九月《恐怖谷》也登陆美国,分十一期在《星期日杂志》上连载(一九一五年十月结束),阿瑟·科勒[50]画了十一幅图画。《新探案》的发表经历相对复杂些。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间,三家杂志(《科利尔周刊》、《自由》、《赫斯特国际》)登载了这十二篇故事,由斯蒂尔(八篇,篇名参见上文)、G.帕特里克·尼尔森(《雷神桥之谜》)和W.T.本达[51](《吸血鬼》)、约翰·理查德·弗拉纳根[52](《三个同姓人》和《显贵的主顾》)绘制插图。
一九三○年柯南·道尔去世之后,虽然不可能再出现新的福尔摩斯正典故事,但是插画家们从来没有停止过绘制新的插图。一九八七年读者文摘公司出版了一套精装皮质封面的福尔摩斯,邀请了好几位画家绘制插图。一九九二年莫罗图书公司出版的《冒险史》邀请巴里·摩斯[53]担任插画家,绘制了十二幅水彩插图。这些彩色彩图相当精美,而其中的福尔摩斯是以威廉·吉尔特为模特。最让人惊叹的是二○○五年由尼斯·杰森[54]绘制插图的《血字的研究》。这本一百五十九页的小说包括超过六百幅插图,堪称福尔摩斯插图之最。
放大镜、帽子、烟斗:插图中的道具
除了福尔摩斯本人形象之外,读者最熟悉的恐怕就是他的三大道具了,即放大镜、烟斗和帽子。开玩笑的说,如果一个插画家画不出福尔摩斯的形象,只要为笔下的人物加上这三个法宝,那么读者还是会知道那就是福尔摩斯。
放大镜是最早出现在插图中的道具。在第一幅插图中,D.F.福瑞斯顿笔下的福尔摩斯便手拿放大镜,研究墙上的血字。华生这样描述说:
他说着,很快地就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卷尺和一个很大的圆形放大镜。他拿着这两样工具,在屋里默默地走来走去,有时站住,有时跪下,有一次竟趴在地上了。他全神贯注地工作着,似乎把我们全都忘掉了……接着,他用放大镜检查了墙壁上的血字,非常仔细地观察了每个字母。最后,他似乎很满意了,于是就把卷尺和放大镜装进衣袋中去。
福尔摩斯强调科学调查,因此放大镜成为了大侦探寻找线索不可或缺的工具之一。在近二十篇小说中提到过放大镜,检查内容包括痕迹(《红发会》:“福尔摩斯跪在石板地上,拿着提灯和放大镜开始仔细检查石板之间的缝隙。”)、信件(《身分案》:“你如果愿意使用我的放大镜看一看,那么我提到的那其他十四个特征也是历历在目的。”)、帽子(《蓝宝石案》:“这是我的放大镜,你当然知道我的方法。对于戴这顶帽子的那个人的个性,你能够推测出什么来吗?”),无所不有。《博斯科姆比溪谷谜案》恐怕是正典中福尔摩斯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次现场调查:
他掏出放大镜,穿着雨衣趴下来以便看得更清楚;在全部的时间里,与其说是和我说话,还不如说他是在自言自语。……他不但用放大镜检查地面,还检查他能检查到的树皮。在苔藓中间有一块锯齿状的石头,他也仔细检查,还把它收藏了起来。然后,他顺着一条小路穿过树林,一直走到公路那里,在那里任何踪迹都没有了。
西德尼·佩吉特据此绘制了插图。福尔摩斯全神贯注地趴在地上,但是相当可惜的是他手中没有放大镜。G.帕特里克·尼尔森为《雷神桥之谜》绘制的插图中弥补了这一点,将福尔摩斯和放大镜作为构图的中心。图中福尔摩斯手拿一个便携放大镜,仔细观察桥上的石栏杆。
猎鹿帽是佩吉特的发明,他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了猎鹿帽。一九五○年他的女儿威妮弗蕾德发表了一些有关他的回忆文章,其中就谈到这项“发明”:
一八九三年我的父母结婚之后,他们在赫特福德郡一处村庄建立起了他们自己的家。我的父亲在果园的一角建了间工作室,这个果园就围绕在屋子周围。到了夏天,我想他有时在果园待的时间要比在画室长。当截稿时间临近的时候,他不得不加班加点,工作到半夜。不过我想在果园里度过的美好时光还是值得的。
……
我父亲在乡村生活的时候还很年轻。他戴着现在非常著名的猎鹿帽。和很多艺术家一样,他有很多爱好,但是我觉得猎鹿帽可不是其中一个!我想象得出他选择这种帽子是因为很适合在乡村行走而且很舒服。他可能从这里得到灵感让福尔摩斯在类似的场合也戴上猎鹿帽。对我来说大侦探戴这种帽子很合适。这帽子变得很流行,后来我看到年轻的查尔斯王子从乡村回来的时候也戴着这样的帽子。我的父亲可不知道他的猎鹿帽在《海滨杂志》出现半个世纪之后还为人津津乐道!
其中正典中很少提及福尔摩斯戴什么帽子,往往只是轻描淡写的“那么戴上帽子,咱们走吧”(《红发会》)一句话。在佩吉特的插图中,福尔摩斯大都身处贝克街的寓所,不常戴帽子。如果只在伦敦市区行走一般也是软帽或者礼帽。不过,戴猎鹿帽的福尔摩斯更有味道,也为人所效法,比如威廉·吉尔特、巴兹尔·雷斯博扮演的福尔摩斯就常戴猎鹿帽。一九○三年发表的《跳舞的人》恐怕是佩吉特最后一次让猎鹿帽出现在自己的插图中,那是福尔摩斯和华生从火车上下来,站长急忙向他们走来的画面。直到一九二七年的《肖斯科姆别墅》发表,猎鹿帽才再次出现,而且出现在三幅插图中(弗兰克·韦尔斯绘制)。
如果让福尔摩斯只保留一件道具,那么唯一可能的答案就是烟斗。他可以不用放大镜而使用机器般紧密的脑子进行推理,他可以不戴猎鹿帽而换上常礼帽或者其他帽子。但是他不能没有烟斗,看看《红发会》中的这段描述吧:
我问他:“你准备采取什么行动呢?”
他回答说:“抽烟,这是个要抽满三斗烟才能解决的问题;同时我请你在五十分钟内不要和我说话。”他缩在椅子上,瘦削的膝盖几乎顶到了鹰钩鼻子。他闭上眼睛,静静地坐在那里,嘴里的黑色陶制烟斗,就像某种珍禽异鸟又尖又长的喙。我认为他一定沉入了梦乡,于是自己也打起瞌睡来;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从椅子上一跃而起,一副主意已定的神情,随即把烟斗放在了壁炉台上。
无论什么样的难题都不过只是抽几斗烟罢了。福尔摩斯有好几把烟斗,分别有不同的用处。这里提到的黑色陶制烟斗(《身分案》说它“使用年久、满是油腻”)以及欧石南根雕成的旧烟斗(《歪唇男人》)是用来思考问题的;而樱桃木烟斗(《铜山毛榉案》)是他在争论问题时替换陶制烟斗的;早餐前抽的烟斗(《工程师大拇指案》)装的都是前一天抽剩下来的烟丝和烟草块,这些东西被小心地烘干了之后就堆积在壁炉架的角落上;当然也有一把早餐后抽的烟斗(《雷神桥之谜》中似乎提到了这把烟斗,但是没有加以描述)。
西德尼·佩吉特很重视烟斗。《歪唇男人》中有这样一幅插图,福尔摩斯穿着一件宽大的睡衣,嘴里叼着一只欧石南根雕成的旧烟斗,身下垫着枕头和靠垫,两眼凝视着前方。烟斗散发出的青烟就好似福尔摩斯的思绪,他在反复思考,重新梳理掌握的各种情况,并从各个角度来审查问题,一直到水落石出。《铜山毛榉案》中福尔摩斯“用火钳夹起火红的炉渣来点燃他那长把的樱桃木烟斗”的场景被画家作为第一幅插图的内容。这是正典中相当独特的场景,此后就没有提到福尔摩斯使用炉渣点烟斗。佩吉特似乎比作家本人更注重烟斗的作用。在《波希米亚丑闻》的一幅插图中,他大胆地将烟斗插在了福尔摩斯嘴里。那是福尔摩斯化装成马夫醉醺醺地回到贝克街的场景。原文是这样写的:“屋门开了,走进来一个醉醺醺的马夫。他样子邋邋遢遢,留着络腮胡须,面红耳赤,衣衫破烂不堪。”加上了烟斗不但没有什么别扭的感觉,反而更像是福尔摩斯的作风。
读者可能会发现不少福尔摩斯形象中大侦探使用一把弯柄的烟斗。可是不管是正典还是佩吉特的插图中都没有出现过这么一把烟斗,通通是直柄烟斗。将弯柄烟斗带入福尔摩斯世界的是演员威廉·吉尔特。
吉尔特以舞台剧《歇洛克·福尔摩斯》闻名大洋两岸。但是他发现在舞台上使用直柄烟斗妨碍说台词,于是便换成了一把弯柄烟斗。他的演出大获成功,弯柄烟斗也深入人心。后来,斯蒂尔以其为模特绘制福尔摩斯插图的时候也自然而然地将弯柄烟斗带入了插图中。
中国的特色:连环画上的福尔摩斯
不可否认,西德尼·佩吉特的影响是世界范围的,《海滨杂志》的福尔摩斯插图成了诠释福尔摩斯故事的最佳辅助品。中国早期带有插图的福尔摩斯译本大都采取拿来主义,使用《海滨杂志》的插图[55]。比如中华书局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一九一六年,收录四十四案)、世界书局《福尔摩斯探案大全集》(一九二六年,收录五十四篇)等,都是采取翻版原画的做法。世界书局版福尔摩斯第十三册为写真图,收录《海滨杂志》插图一百余幅,使用当时颇为高级的道林纸印刷。解放后群众出版社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影响最大。其中部分篇目由文关旺[56]绘制了插画。这些插画数量较少,但是与其他国内的福尔摩斯插画相比算得上优秀之作。
虽然国内福尔摩斯插画种类并不多,但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福尔摩斯的连环画相当火红。浙江美术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的《巴斯克维尔猎犬》(黄云松[57]绘)可谓一炮打响,随后,四川、江苏、辽宁、福建、吉林等美术出版社也随之出版类似的连环画。这些书均选自福尔摩斯系列的名篇,较为真实全面地反映了原著的面貌。加上多为崛起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且擅长外国题材的画家绘画,采用钢笔、墨笔、碳笔素描等不同表现手法,使形形色色的人物和阴森恐怖的气氛跃然纸上,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成为同时期外国题材连环画中的佼佼者。代表作还有《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张文永绘,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四签名》(于成业[58]绘,福建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八○年)、《血字的研究》(陈长贵绘,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魔犬》(上下两册,即《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徐芒耀[59]绘,辽宁美术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等。
岭南美术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五年间推出了《福尔摩斯探案选》系列。它内容全、绘画精,在诸多版本中独领风骚,前后陆陆续续出了十三种,包括《阿格拉宝物》(即《四签名》)、《万里复仇记》(即《血字的研究》)、《古邸之怪》(即《巴斯克维尔的猎犬》)、《雾都谍影》(即《布鲁斯-帕廷顿计划》)、《第二块血迹》、《神秘的礼典》(即《马斯格雷夫礼典》)、《花斑索命带》(即《斑点带子案》)、《桐叶村的秘密》(即《铜山毛榉案》)、《混世魔王》(即《米尔沃顿》)、《鹊桥女尸》(即《雷神桥之谜》)、《死酷党》(即《恐怖谷》)、《蓝宝石》、《黑色美洲豹》(即《巴斯克维尔的猎犬》)等。基本囊括了小说中的精彩故事,把小说结构严密、丝丝入扣的特点较好地反映了出来,选材编文可谓独具匠心。黄云松、潘鸿海[60]、于成业、招炽挺等著名连环画家均参与了创作。这些名家熟悉国外题材,技法老练娴熟,有的善于运用钢笔画刻画人物表情,有的擅长墨笔画,黑白对比鲜明。他们的画面好似信手拈来,线条流畅准确,背景富有意境,人物栩栩如生。伦敦的大雾弥漫、泰晤士河的缓缓流动、奔驰的马车、荒凉的庄园……这些景致画得真实可信,有力地表现了十九世纪的英国社会风貌。叼着烟斗陷入沉思的福尔摩斯、忠厚朴实的华生医生、体态优雅的贵妇小姐,举手投足看来那么逼真;而主人公同罪犯搏斗的激烈场面画得更是令人惊叹不已,有身临其境之感。跌宕起伏的故事、精彩的画面交相辉映,把小说描绘的惊险情节和恐怖感真实直观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把主人公的机敏、睿智,罪犯的阴险毒辣表现得淋漓尽致,呼之欲出,令人掩卷难忘,欲罢不能。
朝花美术出版社从一九八五年开始也出版了一套同名连环画。这套书共十集,分别是:《四签名》、《血字》(即《血字的研究》)、《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伯尔斯通的悲剧》(即《恐怖谷》)、《魔鬼之足》、《绿玉皇冠案》、《赖盖特之谜》、《六座拿破仑塑像》、《失踪的女人》(即《弗朗西丝·卡法克斯女士的失踪》)、《跳舞的小人》(即《跳舞的人》)。选材一般,绘画水平也参差不齐,但相对于其他出版社来说,它比较系统,自成规模,也受到青睐。民间文艺出版社于一九八五年也推出了五本一套《大侦探福尔摩斯》,均为短篇改编,分别是《第二块血迹》、《绿玉皇冠案》、《魔鬼之足》、《雷神桥之谜》、《福尔摩斯遇难》(即《最后一案》)。
由于《福尔摩斯探案集》的艺术魅力在广大读者心中的影响,上世纪九十年代也有同名连环画问世。如大连出版社(四卷本)、湖北少儿出版社(三卷本)、陕西少儿出版社、昆明少儿出版社都推出了不同版本。相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版本而言,这些书忠于原著,故事完整,且开本多为三十二开,在研究连环画上也有一定借鉴意义。但由于受传统连环画走入低谷和创作变形风的影响,不仅大多数故事内容简单,而且绘画技法粗糙,失于草率,与传统写实的手法相差甚远,不尽如人意。
福尔摩斯的流行真要好好感谢这些插画家们。虽说福尔摩斯是柯南·道尔塑造的人物,但却是借助西德尼·佩吉特、弗雷德里克·多尔·斯蒂尔等画家的画笔确定了形象。正是这些插图在一代代读者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也正是这些插图让之后的电影、电视作品有了早已设定好的分镜头,实在是功不可没。

连环画《万里复仇记》封面
[2]一八七五年,亚历山大·波洛克·瓦特(Alexander Pollook Watt,1834—1914)在伦敦开办了第一家经纪人事务所,成为最早向作家要求佣金的机构。A.P.瓦特公司今天仍在经营,代理从书籍到影视的各种版权。
[3]根据约翰·狄克森·卡尔在《阿瑟·柯南·道尔爵士》(1949)中的记载,《白衣纵队》单行本出版之初也收到了一些负面的评价。这在一八九一年十一月十八日柯南·道尔写给母亲的信中也得到了印证。不过,这书当时印行了好几版,说明公众对其还是认可和喜爱的。
[4]以上均为《白衣纵队》中的人物。
[5]一八九○年七月给妹妹洛蒂的信。
[6]一八九一年十一月十一日柯南·道尔给母亲的信。
[7]柯南·道尔在福尔摩斯故事中对时间并不是那么严谨,从年代学家们各异的故事年表中就可以看出作者的马虎。
[8]约翰·狄克森·卡尔在《阿瑟·柯南·道尔爵士》(1949)中记载了柯南·道尔如何闭门研究中世纪历史:“他决心要让每一个人物都表现出一三六六年生活中的某一个方面。到秋天,他回到南海,带着大量有关《白衣纵队》的笔记。这些笔记本身就是一部文献目录。”
[9]柯南·道尔本人也可能从某些新闻报道中获得了创作的灵感,比如《歪唇男人》,参见该篇的福迷笔记。
[10]参看Thomas Hardy's 'Facts' Notebook:A Critical Edition,William Greenslade,Ashgate Publishing,2004。
[11]柯南·道尔在一八八四年一月发表的《哈巴库克·杰弗逊的声明》就是模仿这类手法。这篇小说根据真实的玛丽·赛列斯特号神秘无人船事件创作,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甚至有人站出来向英国报纸宣布这篇声明完全是捏造的,还向政府提交了长篇报告。这次事件让柯南·道尔产生了很大的创作动力。
[12]华生倒是对报纸表现出不以为然的态度。在《身分案》中他说:“报纸上发表的案件,一般地说,都十分单调,俗不可耐。”
[13]赫斯基斯·皮尔森在其所撰的《柯南·道尔》一书中提出还有一个人是福尔摩斯的原型来源,即乔治·布德。布德比柯南·道尔年长,同样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柯南·道尔早年和他关系很好,曾经在他的诊所里当医生。布德这个人有很多奇怪的想法,他是一个发明家,既有充满灵感的一面,也有疯狂的一面。他曾经为步兵设计了一种坚不可摧的装甲服,还希望发明一种能弯曲的电磁弹壳和子弹,不过他的发明寄往战争部之后便杳无音信。但是,一八八二年六月柯南·道尔到南海开业时,两人的关系已经相当恶化。还有一种说法是欧文·达德利·爱德华兹在《跟踪歇洛克·福尔摩斯》一书中提出的。他认为,福尔摩斯的一些侦探技术是属于罗伯特·克里斯蒂逊的。克里斯蒂逊是爱丁堡大学的教授,病理学家。在一起盗尸案的审判中,他证明通过击打尸体,能够确定是死前还是死后受的伤。不过柯南·道尔本人只承认过贝尔博士是福尔摩斯的原型。关于贝尔博士的相关内容,请参见《血字的研究》延伸阅读。
[14]关于案件的详细情况可以参看A.邓肯·史密斯编辑的《尤金·玛丽·香垂尔的审判》。香垂尔是法国人,曾经学过医。一八六六年他来到英国爱丁堡,找到了一份外语教师的职位。一八六七年,他娶年仅十五岁的伊丽莎白·戴尔为妻,两人的婚姻生活并不美满。香垂尔经常对妻子施加暴力,还威胁、恐吓她。一八七七年十月,他为妻子投保了一千英镑额度的保险,谋杀动机已经相当明显。
[15]“开膛手杰克”案件是历史上的疑案,从一八八八年八月至十一月间开膛手杰克至少杀害了五名妓女。因为一八八八年十一月九日玛莉·珍·凯莉遇害之后再未出现类似的受害人,因此线索中断,开膛手杰克好似人间蒸发一般。凶手身份众说纷纭,嫌疑犯也有多名,但是都没有绝对的证据指证某人就是真凶。
[16]斯特兰德街英文写作“Strand”。这条街在泰晤士河岸边,可以意译为“河滨街”,但是通常提到刊登福尔摩斯故事的杂志时都译作“海滨杂志”。
[17]美国著名杂志,内容涵盖文学、政治、文化、金融、艺术等各个领域。第一期于一八五○年六月发行,出版社是哈珀兄弟公司,是美国历史第二悠久的持续发行的月刊杂志(历史最悠久的是《科学美国人》杂志)。最初的发行量不过七千五百册,但是六个月之后就达到五万册。《哈珀斯》如今仍然发行,每期发行量高达二十二万册。
[18]美国著名杂志,一八八七年一月发行第一期杂志,出版社是查尔斯·斯基伯纳父子公司。出版初衷是和《大西洋月刊》以及《哈珀斯》杂志竞争,投入资金高达五十万美元,发行量也一度高达二十一万五千册。不过,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减至七万册,一九三九年五月停刊。这份杂志以图片多闻名,不仅有雕版画,后来还出现彩色图片。
[19]W.W.雅各布斯(1863—1943),英国小说家。他是多产的小说家,写过大量讽刺小说和恐怖小说。他最著名的恐怖小说是《猴爪》(1901),曾被多次改编为电影和剧本,斯蒂芬·金小说《宠物公墓》深受其影响。
[20]P.G.伍德豪斯(1881—1975),美国作家,以反映贵族贝帝伍斯特和他的男管家吉夫斯的幽默故事闻名。
[21]H.G.威尔斯(1866—1946),英国著名作家,二十世纪初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三杰之一。他在科幻小说方面亦取得重大成就,被誉为“科幻界的莎士比亚”。
[22]萨默塞特·毛姆(1874—1965),英国作家,以简练的表达方式和高超的叙事技巧见长。
[23]但是,福尔摩斯的很多插图(特别是早期)仍然采取人工雕版的方式。
[24]《比顿圣诞年刊》的封面画也有人认为是根据《血字的研究》绘制的,但是并无定论。图上画的是一个人从椅子上站起,将一根长条状物体靠近灯的托盘。人物的身前还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些瓶子(有个瓶子很类似化学实验的曲颈瓶)和纸张。第十三章中侯波供述道:“我说着便擦燃了一根火柴,把我带来的一支蜡烛点亮。”与此封面有些类似,但是并不完全吻合。因此这幅封面画是否为《血字的研究》的插画还存在疑问。
[25]正典中对福尔摩斯的外貌描述最多的就是个子高而瘦。《三个大学生》中福尔摩斯说自己有六英尺高,但是华生在《血字的研究》中描述他“有六英尺多高,身体异常瘦削,因此显得格外修长”。他的脸型狭窄(参见《绿玉皇冠案》、《金边夹鼻眼镜》),前额较大(参见《巴斯克维尔的猎犬》),黑头发(参见《跳舞的人》),深而浓密的眉毛(参见《布鲁斯一帕廷顿计划》、《弗朗西丝·卡法克斯女士的失踪》、《恐怖谷》),细长的鹰钩鼻(参见《血字的研究》、《红发会》),嘴唇薄(参见《空屋》)而结实(参见《三个同姓人》),眼睛呈灰色(参见《巴斯克维尔的猎犬》、《王冠宝石案》、《退休的颜料商》、《雷神桥之谜》、《三个同姓人》),眼神特别锐利有穿透力(《血字的研究》、《博斯科姆比溪谷谜案》、《歪唇男人》、《希腊译员》、《退休的颜料商》),但他全神贯注时带有“凝神深思”的眼神(《希腊译员》、《雷神桥之谜》)。
[26]柯南·道尔将《血字的研究》寄给沃德·洛克公司。虽然该公司愿意出版,但是提出了几个条件,
[27]有研究者认为查尔斯画中的福尔摩斯是以自己为模特绘制的。
[28]这幅插图的说明文字是:“‘立正!’福尔摩斯厉声喝道。”接下去的一句话是:“于是这六个小流氓就像六个不像样的小泥人似的并排站立在那里。”查尔斯的插图中只有五个人站在书桌前,但那个坐在书桌前的人是华生吗?他看起来比之前两幅图中年轻许多。会不会这个人是小分队的队长维金斯?
[29]一八九一年詹姆斯·博登成为合伙人,公司更名为“沃德·洛克·博登公司”。
[30]据说沃尔特注重细节上的精雕细琢,如果让他首先绘制福尔摩斯的形象,可能就会严格按照华生的描述:鹰钩鼻、薄嘴唇、锐利的双眼和又浓又黑的眉毛。
[31]这是个相当耐人寻味的事情。西德尼的女儿威妮弗蕾德写道:“如果福尔摩斯在一八九一年就消失了,直到一八九四年才再次露面,那么他是如何在一八九三年将烟盒送给我父亲的呢?这是重要的证据,那些年福尔摩斯可能根本不在西藏或者波斯,而是隐姓埋名住在某个藏身之
[32]这也是贝克街所在的区。
[33]一八三六年,出版商要为查尔斯·狄更斯的《匹克维克外传》出版插图本。两位画家先后为该书绘制插图,最后是笔名“费兹”的哈布洛特·奈特·布朗完成了这个插图版。他后来成为狄更斯的专用插图画家。两者的类似之处还不仅于此。之前研究者认为,费兹以狄更斯的意见为意见,忠实地在插画里呈现小说的叙事内容;但是近来新的研究却指向插画家其实自行营造出“结构性的组合”或“图像修辞”,使得图像与文字之间的关系,有时相辅相成,有时相互补充,
[34]参见沃尔特·克林菲尔特的《插图中的歇洛克·福尔摩斯》(一九七五年)。
[35]维多利亚女王一八三七年至一九○一年间在位,爱德华七世一九○一年至一九一○年间在位,乔治五世一九一○年至一九三六年间在位。福尔摩斯的大部分案子都发生在维多利亚时代,少数发生在爱德华时代(诸如《王冠宝石案》等),仅有一桩案件发生在乔治五世时代(《最后致意》)。一九○三年起,福尔摩斯即宣告退休。
[36]以上列举的是佩吉特担任插画家期间作品中出现的伪装,此后故事中也有福尔摩斯化装调查的情节。
[37]美国插画家弗雷德里克·多尔·斯蒂尔倒是在他的《米尔沃顿》插图中描绘了管子工福尔摩斯的形象。
[38]对于雕版的研究可以参考沃尔特·克林菲尔特的《插图中的歇洛克·福尔摩斯》。克林菲尔特指出《冒险史》和《回忆录》至少有六位雕版工人参与了制作。
[39]哈里·C.爱德华兹(1868—1922),美国插画家。
[40]赛勒斯·辛辛那提·古内奥(1879—1916),意大利裔,出生在美国旧金山,后去巴黎留学。一九○三年他来到英国并且娶英国女子内尔·腾尼森为妻。此后,古内奥开始为杂志和书籍绘制插画。因为败血症不幸英年早逝。
[41]他也为柯南·道尔妹夫E.W赫尔南的“业余神偷拉菲兹”系列小说绘制过插图。
[42]以上五篇小说属于《最后致意》。《红圈会》和《魔鬼之足》第一次在美国发表是刊登在美国版《海滨杂志》上,因此不需要另外绘制插图。他为这五篇小说绘制了二十四幅插图和封面画。
[43]小说中仅有这样一句:“福尔摩斯沉思地抽着烟斗。”没有提到睡衣。斯蒂尔可能是从佩吉特《歪唇男人》的插图中得到灵感,绘制了类似的画面。
[44]从一八九一年到一九○四的十三年间,柯南·道尔创作了三十八篇福尔摩斯作品,包括一部长篇小说。而从一九○八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十九年间,他仅创作了二十篇福尔摩斯作品,包括一部长篇小说。
[45]后来结集为《最后致意》。
[46]阿瑟·特威德(1865—1936),出生于英国萨里郡罗斯希斯,英国插画家。除了为《海滨杂志》绘制福尔摩斯故事的插图,他还为伦敦史密斯·埃德公司一九○三年出版的《四签名》(作家版)绘制过插图。
[47]吉尔伯特·豪利戴(1879—1937),出生于伦敦,英国画家。一战期间他曾在皇家炮兵部队服役,后来绘制了不少战争题材画作。他在《图片》、《塔特勒》、《伦敦新闻画报》担任插画家,同时自己也设有工作室。
[48]亨利·马修·布鲁克(1875—1960),英国插画家、风景画家。布鲁克主要为儿童书绘制插图。除福尔摩斯故事之外,他还为R.奥斯汀·弗里曼的“科学侦探宋戴克医师”系列绘制过六幅插图。
[49]约瑟夫·辛普森(1879—1939),出生于英国坎布里亚郡卡莱尔,英国插画家。他早年就读于格拉斯哥艺术学校,后来担任过设计师、伦敦艺术学教师等。插图作品很多,包括霍尔丹·麦克菲尔德的《易卜生》(1907)、《今日爱丁堡》(1915)等。
[50]阿瑟·伊格内修斯·科勒(1866—1924),出生于美国纽约,美国画家,插画家。他十七岁进入国家设计学院学习,二十岁时为儿童刊物《圣尼古拉斯》杂志绘制了一些插图。《世纪杂志》、《哈珀斯周刊》、《科利尔杂志》、《麦克克鲁杂志》等杂志都曾邀请他绘制过插图。一九八九年科勒入选插画家协会名人堂。
[51]韦莱迪斯拉夫·西多尔·本达(1873—1948),出生于波兰,波兰裔美国画家和插画家。他就读于波兰克拉科的艺术学院,在移民美国之前就已成名。他主要为《科利尔杂志》、《麦克卢尔杂志》、《女士家庭期刊》等杂志绘制插图、广告画和封面。
[52]约翰·理查德·弗拉纳根(1895—1964),美国插画家。
[53]巴里·摩斯,一九四○年出生于美国田纳西州查塔努加,著名画家,以版画复制和插画闻名。他的代表作是为刘易斯·卡洛尔的《爱丽斯漫游仙境》和《爱丽斯镜中奇遇》绘制的插图,并因此获得一九八二年美国图书奖最佳设计和插图奖。
[54]尼斯·杰森,一九三五年出生于丹麦,画家。一九七四年在丹麦博恩荷姆岛开设工作室和画廊。
[55][56]当时国内的印刷技术并不先进,要翻版《海滨杂志》的插图代价昂贵,因此有些福尔摩斯版本的插图使用白描手法根据原画重新绘制,这样可以制成较为便宜的木刻雕版。
[57]黄云松,一九三九年出生,浙江温岭人。连环画家、美术编辑。出版连环画《战争与和平》、《人猿泰山》、《福尔摩斯探案故事》等数十册。
[58]于成业,一九五○年出生,祖籍山东威海文登市,出生于北京。油画,国画,钢笔画家。
[59]徐芒耀,一九四五年出生,上海人,曾在法、美、英、比等国及港澳地区与国内举办个人画展和联展,部分作品被博物馆和收藏家收藏。
[60]潘鸿海,一九四二年出生,生于上海,曾任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招炽挺,一九四五年出生,广东南海人。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一级美术师、广州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副主任、广东画院外聘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