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波浪潮的起源
“四人帮”倒台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文化艺术界开始向异域文化打开了门窗。一九七八底,全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八年规划会议在广州召开,提出了今后外国文学研究的四项任务,其中第一项任务就是“研究和介绍当代外国文学的新成果、新思潮”。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潮流下,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群众出版社发行了《福尔摩斯探案选》。这本书包含了五十年代翻译的三部长篇福尔摩斯探案《血字的研究》、《四签名》、《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出版的目的是“为了开阔眼界,并用作我公安司法人员的参考读物”。当时还是繁体字版,内部发行,数量不多。
《福尔摩斯探案选》很受读者欢迎。于是,一九七九年二月,群众出版社正式出版了《福尔摩斯探案集(一)》,包含《血字的研究》、《四签名》、《巴斯克维尔的猎犬》,第一次印刷二十万册。一九八○年六月,群众出版社推出《福尔摩斯探案集(二)》,包含《恐怖谷》和《冒险史》,第一次印刷五十三万册。紧接着,一九八○年九月,《福尔摩斯探案集(三)》出版,收录《回忆录》,第一次印刷五十三万册。一九八○年十月,《福尔摩斯探案集(四)》出版,收录《归来记》,第一次印刷五十三万册。一九八一年五月,《福尔摩斯探案集(五)》出版,收录《最后致意》和《新探案》,第一次印刷四十万册,至此,福尔摩斯故事全部和读者见面。一九八一年八月至十月,群众出版社将五册福尔摩斯探案整合为三册,出版《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上、中、下),配上文关旺画的插图,第一次印刷十五万册,同年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
一九七九年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这年七月,上海译制片厂译制了改编自阿加莎·克里斯蒂名作的《尼罗河上的惨案》。这部改编作品在当时很少接触西方电影的群众中造成了很大轰动。刚成立的外国文学期刊《译林》正是看到了这样的情况,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出版的创刊号上登载了克里斯蒂原著的翻译版(同年十一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因为影片的效应,第一次印刷的二十万册很快售完,又加印二十万册也很快售空,有些地方还出现了黑市价。
但是,出版之初,这两部作品都受到了来自传统文艺思想的批评,尤其是《尼罗河上的惨案》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当时的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冯至写信给中央,要求批评翻译《尼罗河上的惨案》这类作品的“堕落”和“倒退”现象。他认为,这类通俗作品既无益于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也无助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培养,类似作品的翻译不仅造成了纸张的浪费,而且可能造成坏的影响,完全背离了左联的革命传统。“自‘五四’以来,我国的出版界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堕落过”。
江苏省委政策研究室在《调查与研究》上转发了胡乔木批转的那封长信,并加了按语:“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和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我们应该认真介绍和研究外国文学作品,但出版这些作品应该采取慎重态度,分别情况,有所选择。对一些可资借鉴而内容不怎样健康的作品,可内部发行,主要供文艺工作者参考,而对于广大群众,则应当努力提供有益于心身的精神食粮。”
这个事件最后在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结束了争论。宣传部部长王任重发言说,《尼罗河上的惨案》虽然印得多了一些,但不会追究责任,也不会进一步处分。这次事件至少证明侦探小说不会受到官方的禁止。
第二波福尔摩斯浪潮一方面让无数读者认识并爱上了福尔摩斯,另一方面也促成了八十年代侦探小说翻译的热潮,以及中国本土侦探小说的再次萌芽和兴起,影响深远。从此,欧美、日本的侦探小说被大量引进国内,虽然良莠不齐,但是给封闭多年的中国读者带来了新的阅读体会。
福尔摩斯系列的版本
建国之后,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最具代表性的版本即群众出版社的福尔摩斯系列。它主要有以下几个版本:
一、福尔摩斯探案系列,1957—1958,三本,分别是《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四签名》和《血字的研究》;
二、《福尔摩斯探案选》,1978,单行本,收录《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四签名》和《血字的研究》;
三、《福尔摩斯探案集》(一至五),1979—1981,五册,全集;
四、《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上、中、下),1981,三册,全集;
五、福尔摩斯探案精萃系列,1992,九册,分别是《四签名》、《恐怖谷》、《血字的研究》、《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以上长篇)、《红发会》、《魔鬼之足》、《黄面人》、《银色马》、《最后一案》(以上短篇集),选集;
六、《福尔摩斯探案全集》,1995,缩印本一册,全集;
七、插图版福尔摩斯探案精选,2000,四册,分别是《红发组魔鬼的脚跟》、《歪唇乞丐大学生试卷案》、《圣诞大白鹅银色白额马》、《巴斯克维尔猎犬》,改写本;
八、《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一至四),2001,四册,礼品装,有硬壳书套,精装本,全集;
九、《福尔摩斯探案精选》,2004,一册,收录《血字的研究》、《四签名》、《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恐怖谷》,选集。
除七是由杨淑华翻译外,均为丁钟华等译。三、四、五、六有王逢振的《柯南道尔与福尔摩斯》。五有冯亦代撰写的《柯南道尔弃医从文百年纪念(代序)》(原文写于一九九一年)。
在这些版本中,称得上较好译本的是一九八一年版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上、中、下)三册本(以下简称三册本)。目前在书店能见到的三册本是近年的重印本,有精装本和平装本两种。和一九八一年的老版三册本相比,封面由原来的暗红底变成蓝底,内容上没有变化。为什么说三册本是较好译本?一方面它和之前的《福尔摩斯探案集》(一至五)(以下简称五册本)在文字上略有修正。比如,《四签名》第六节的标题由“根据现场,作出判断”(五册本)变为“福尔摩斯作出判断”(原文作“Sherlock Holmes Gives a Demonstration”,更改之后更符合原文的表达),“辨士”变为现在通用名“便士”,等等,都是一些细节方面的改动。另一方面,此后群众出版社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或者选集都是按照这个版本翻印和选编的。
群众版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推出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出版社重新组织,翻译出版福尔摩斯全集,只有一些零星的选集。一九八一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和福建人民出版社分别推出根据英国M.安东尼·劳德改写版福尔摩斯故事翻译的《福尔摩斯侦探故事选》和《福尔摩斯短篇小说选》。一九八七年,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杨仁敬翻译的《巴斯克维尔猎犬案》。
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福尔摩斯才重新回到出版社的出书列表中来。一九九七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三册本《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全集》。这部全集的最大特点是采用了《海滨杂志》上西德尼·佩吉特为福尔摩斯故事绘制的插图。此后,每年都有福尔摩斯全集面世。二○○一年之后全集出版数量大增,不下二十种。其中中国电影出版社、华夏出版社、译林出版社等版本都附有佩吉特所绘插图。译林出版社由俞步凡翻译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似乎为了显示与其他版本翻译上的不同,将不少篇目名称改换。可是所改名称很多都将谜底泄漏,书前译者序也将小说内容一一概括,这是侦探小说的大忌。这样的译本和译林外国文学出版社的专业形象不匹配,遭到读者的一片骂声。该出版社于二○○六年八月推出第二版,撤换了原先泄底的标题,将译者序改为曹正文的文章。
选集本或者长篇单行本也有不少。一九九六至二○○六年间,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有三十种之多(不含改写的少儿版)。其中也有些比较有特色的。比如著名翻译家梅绍武、屠珍翻译的《福尔摩斯探案精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该书以一九二五年柯南·道尔应《海滨杂志》之邀自选的十二篇佳作为基础,增加了九篇短篇小说,共二十一个短篇福尔摩斯故事,配上佩吉特的插画。
纵观近些年来的福尔摩斯译本,很多版本的译文和群众版大同小异,甚至有些译本的翻译是比较草率的。张文清、林本椿的《〈福尔摩斯探案集〉的汉译状况及部分译本评析》(《三明学院学报》,二○○六年第一期)针对近些年来福尔摩斯小说的大量翻译指出:
从现在的译者人数和出版该系列小说出版社数目来看,可以说是‘铺天盖地’,重复劳动和浪费难以形容。最近的部分译本,有些可能是为了求异,也不按原篇名译,同样造成了读者阅读交流上的不便。而且,翻译质量也参差不齐。前面的译本犯过的错误,在后面的版本中同样出现。有些译本只是在不影响意思的前提下,在句子结构上对前面的译本稍作改变,或替换一些词。而有些句子则是十分‘巧合’地完全相同。
福尔摩斯作品不血腥,案件也很有趣,适合青少年阅读。因此,不少出版社推出了适合青少年口味的改写福尔摩斯故事。比如,山东友谊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引进了台湾东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专为青少年改写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五册);新疆青少年出版社二○○二年推出八册“福尔摩斯探案集少年版”系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二○○六年推出《福尔摩斯探案集》名家导读版,除小说之外还收录了王逢振的《柯南道尔与福尔摩斯》(节选)、曹正文的《柯南道尔与阿加莎·克里斯蒂创作思路比较》(节选)、张润捷的《读〈福尔摩斯探案集〉有感》、章晓风的《让世界少一分罪恶,多一分友善——读〈福尔摩斯探案集〉有感》多篇导读文章。
福尔摩斯的英文版国内也有出版,大都为选集或者简写版,提供给读者作为各层次的英文阅读材料。建国后最早出版的英文版福尔摩斯作品是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的英汉对照《魔犬》(《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外文出版社于二○○○年出版的“福尔摩斯四大奇案”包含了福尔摩斯的长篇作品,并且采取英汉对照方式,便于阅读。西藏人民出版社二○○三年出版的《福尔摩斯探案集》也是采取英汉对照的方式。不过福尔摩斯的英文版全集在国内外文书店等地也颇易见到,一般是两册本小平装本(mass market paperback)全集,售价也不高。二○○六年,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也出版了英文版《福尔摩斯经典系列全集》。
连环画、仿作和其他
随着小说中译本的出版和电视剧的引进,各美术出版社纷纷以这部小说为题材,出版了大量的连环画,一经推出便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浙江美术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的《巴斯克维尔猎犬》(黄云松绘)可谓一炮打响,随后,四川、江苏、辽宁、福建、吉林等美术出版社也出版了类似的连环画。这些书均选自《探案集》的名篇,较为真实全面地反映了原著的社会意义,谴责各种犯罪,揭露殖民主义掠夺,宣扬善恶有报、法网难逃的思想。加上多由崛起于七八十年代且擅长外国题材的画家执笔,采用钢笔、墨笔、碳笔素描等不同表现手法,使形形色色的人物和阴森恐怖的气氛跃然纸上,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成为同时期外国题材连环画中的佼佼者。《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张文永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四签名》(于成业绘,福建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血字的研究》(陈长贵绘,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魔犬》(上下)(徐芒耀绘,辽宁美术出版社,1985)等是其中的代表作。
岭南美术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五年间推出了《福尔摩斯探案选》系列。它内容全、绘画精,在诸多版本中独领风骚。这个系列前后陆陆续续推出了十三种,包括《阿格拉宝物》、《万里复仇记》、《古邸之怪》、《雾都谍影》、《第二块血迹》、《神秘的礼典》、《花斑索命带》、《桐叶村的秘密》、《混世魔王》、《鹊桥女尸》、《死酷党》、《蓝宝石》、《黑色美洲豹》等。基本囊括了小说中的精彩故事,并较好地反映了小说结构严密、丝丝入扣的特点。黄云松、潘鸿海、于成业、招炽挺等著名连环画家均参与了创作。这些名家熟悉外国题材,技法老练娴熟,有的善于运用钢笔画刻画人物表情,有的墨笔画从容不迫,黑白对比鲜明。跌宕起伏的故事、精彩的画面交相辉映,把小说描绘的惊险情节和恐怖感真实直观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把主人公的机敏、睿智,罪犯的阴险毒辣表现得淋漓尽致,呼之欲出,令人难忘。
此外,还有一些福尔摩斯连环画套书,它们成系列,比较方便收藏。比如,朝花美术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了一套“福尔摩斯探案故事”,共十集,分别是:《四签名》、《血字》、《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伯尔斯通的悲剧》、《魔鬼之足》、《绿玉皇冠案》、《赖盖特之谜》、《六座拿破仑塑像》、《失踪的女人》和《跳舞的小人》。民间文艺出版社也于一九八五年推出了五本一套“大侦探福尔摩斯”,均为短篇改编,分别是《第二块血迹》、《绿玉皇冠案》、《魔鬼之足》、《雷神桥之谜》和《福尔摩斯遇难》。
由于《福尔摩斯探案集》的艺术魅力,以及在广大读者心中的影响,九十年代也有同名连环画问世。如大连出版社(四卷本)、湖北少儿出版社(三卷本)等都推出了不同版本。相对八十年代版本而言,这些书忠于原著,故事齐全,多为三十二开本。但由于受传统连环画走入低谷和创作变形风的影响,不仅大多数故事内容简单,而且绘画技法粗糙,失于草率,与传统写实的手法相差甚远,实在不尽人意。
福尔摩斯全集译本颇多,市场消化有限,有的出版社就开始出版一些福尔摩斯仿作。其间也有名作被译介到国内,比如尼古拉斯·梅耶的《百分之七溶液》(漓江出版社,1986)就是仿作中的名著,《鬼室与阴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是纪念福尔摩斯故事百年诞辰的短篇仿作集,收录了很多当代名家的作品。系统翻译国外福尔摩斯仿作是从作家出版社开始的。一九九七到一九九八年间,作家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四册《福尔摩斯新探案集》,收录了八位作家的十二部福尔摩斯仿作。这些仿作均译自英国伊恩·亨利(lan Henry)图书公司出版的作品。福尔摩斯作品是伊恩·亨利公司出版的重要主题,以仿作小说为主,还出版或者再版了一些福尔摩斯学术书籍,包括杰克·翠西的《福尔摩斯百科全书》。作家出版社翻译的四册作品囊括了该出版社大部分福尔摩斯仿作。一九九八年,群众出版社出版了两册精装本《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续集》,其实是再版了作家出版社的《福尔摩斯新探案集》前三本。
从二○○一年至今,群众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多达十六册福尔摩斯探案续集,其中有六册重复,总计三十种国外仿作和一种华人作品。这些仿作均译自英国布瑞斯(Breese)图书公司出版的作品。该公司专门出版福尔摩斯仿作,多年来出版将近四十种,号称世界上最大的福尔摩斯探案故事出版商。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英语注释读物·新福尔摩斯探案集”也选择了布瑞斯公司的福尔摩斯仿作,共出版六本,均为英语读物,有注释,没有译文。不过这套英文福尔摩斯仿作都涵盖在群众版福尔摩斯续集系列中,有兴趣的读者也可以对照阅读。
在福尔摩斯相关读物以及参考书方面,国内的翻译和著述不多。一九八六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约翰·狄克森·卡尔的《阿瑟·柯南·道尔爵士》,这是一本关于柯南·道尔的权威传记,在欧美影响颇大,作者也是侦探小说领域的大师级人物。一九九一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托马斯·西比奥克、简·伍米克一西比奥克的《福尔摩斯的符号学:皮尔士和福尔摩斯的对比研究》称得上国内最学术性的福尔摩斯相关书籍。这是一本有关符号学的书籍,借用了福尔摩斯来分析符号学。书前有陈启能作《福尔摩斯探案的学术研究》,是一篇详细介绍国外对福尔摩斯的崇拜以及研究的文章。二○○四年海南出版社和三环出版社出版的《福尔摩斯的世界:一个伟大侦探的幕后生活和小说背景》以及二○○五年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侦探福尔摩斯》都是针对福尔摩斯探案集的入门类参考书。前者以介绍福尔摩斯为主,兼有柯南·道尔生平、侦探小说历史发展等介绍,有很多彩色插图;遗憾的是翻译质量不高,有的甚至句子都不通顺。后者针对每篇福尔摩斯作品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和介绍,还有一些专题文章。二○○一年学林出版社出版的伊戈尔·符谢瓦洛多维奇·莫日依科作《柯南道尔和杀人魔王杰克》是一本将犯罪历史和柯南·道尔生平综合叙述的作品。二○○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朱利安·巴恩斯作《亚瑟与乔治》则以小说手法讲述了柯南·道尔解救“大沃利案”中含冤的乔治的故事。
建国后,柯南·道尔的其他作品被中译的比较少,最早的是一九五九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科幻小说《玛拉柯深渊》。此后的翻译主要集中在《失去的世界》上,仅单行本就不下五种,加上收录在各类科幻小说选集中的就更多了。此外,还有若干种英语读物。另一部科幻小说《毒带》也曾以英语读物的形式出现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二○○○年的一套“福尔摩斯探案故事丛书”中。二○○二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柯南·道尔恐怖疑案故事集》(Tales of Terror and Mystery, 1922),收录十二篇小说,分为恐怖篇和疑案篇。其中有好几篇侦探题材的作品,如《失踪快车》、《神秘的男人》等,虽然没有福尔摩斯出场,但也颇为精彩。
一九九四年,中国甚至上映了一部福尔摩斯电影,名为《福尔摩斯与中国女侠》。这部电影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刘云舟任导演,柯章如、李昌福担任编剧。剧中由范艾理扮演福尔摩斯、秀兰丽梅扮演白芙蓉、王赤扮演金马掌、张春仲扮演涂武、王洪涛扮演杜文才、许忠全扮演华生、汉森扮演亨利。
故事发生在清朝末年,英国大侦探福尔摩斯和他的朋友华生到中国观光,不料在夜间投宿仙来客店时,发现客店被重兵把守。华生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消息传来,英国政府派来押运庚子赔款中一批珠宝的布克将军遇刺身亡,珠宝不翼而飞。钦差大臣发现了留宿此间的福尔摩斯,众人竭力请福尔摩斯侦破此案。福尔摩斯还未理出案情的头绪,布克的人头又不见。在塘沽镇,福尔摩斯发现现场的一根白马尾与马贩子金马掌所持拂尘的马尾相同。他与清军统领涂武谈论案情,知道金马掌武功极高。这时,仙来客店店主白芙蓉出现。白芙蓉是金马掌义女,义和团后人,她抢先给金马掌报信,当福尔摩斯到马厂时,已空无一人,却发现了布克的人头。福尔摩斯又一次察看现场后,拜会英国公使亨利。亨利告诉他,布克负责海运,由曾留学英国的涂武协助。福尔摩斯又回到仙来客店。白芙蓉向涂武探听珠宝的下落,同时怀疑珠宝被洋人的走狗、买办杜文才劫走。杜文才垂涎白芙蓉美色,使人把她迷倒抢回府中。他也向白芙蓉打听珠宝消息,白芙蓉才知珠宝并未被杜文才盗去。但究竟谁下的手,仍无头绪。杜文才借他生日之机,大请宾客,目的是干掉福尔摩斯、华生和涂武,但涂武和金马掌为救芙蓉先动了手。一场混战,涂武为救芙蓉而死。杜文才终于在公使馆草坪上找到珠宝,得意忘形。义和团众人在金马掌带领下赶来,福尔摩斯也来助战,将杜文才击毙。义和团正准备收回珠宝时,英国公使亨利出现了。原来他才是真正的盗宝人,为了独吞珠宝,令他当年的学生涂武将珠宝埋在草坪上,布克押解的不过是几箱石头。但最后,亨利也为珠宝送了命。义和团终于为国夺回宝物,福尔摩斯也与金马掌、芙蓉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读者的热烈反响
一九七八年末《福尔摩斯探案选》出版之后广受读者欢迎,出现了一书难求的局面。《福尔摩斯探案集》也是如此,该套第一本一九八一年三月就已重印四次,印数总计高达九十五万册。当时一篇《昆明的“自由书市”》(《中国出版》一九七九年第六期)从侧面印证了福尔摩斯小说的火爆:
“昆明小西门附近的白云巷,有一个‘自由书市’。到这个‘书市’的人多则上百人,一般也在五六十人左右,一月之内计有上万人次。有工人,也有干部,但绝大多数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学生,熙熙攘攘颇为热闹。……市场上有以书易书者,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换几部古典小说;一本英语小字典换《汉语成语小词典》外加一册《新华字典》一部《基度山伯爵》换《三个火枪手》《幻灭》《福尔摩斯探案选》各一本。化学书换几何书、物理书换数学书,比比皆是。也有高价售书者,所持图书多则四、五十本少则一、二本。书价视使用价值和稀有程度而定:一套定价十一元七角三分《数理化自学丛书》售二十五元,四角六分的《英语900句汉译注释》售九角,四元的《基度山伯爵》售十五至十七元,九角的《福尔摩斯探案选》售七元,二元三角的《三国演义》售七元等等,高出原书定价的几倍。最低的也要比原书定价高出两、三角。”
显然,西方文学作品引入国内带来了外国文学热潮。《基度山伯爵》和《福尔摩斯探案选》都称得上是当时的紧俏书籍。《基度山伯爵》定价四元,“自由书市”(类似黑市)售价十五至十七元,是原价的四倍左右。《福尔摩斯探案选》定价九角,黑市售价高达七元,是原价的七倍还多。群众出版社《福尔摩斯探案集(五)》的“编后记”中也提到,出版福尔摩斯全集是应读者的强烈要求。这样高昂的黑市价格自然是一般读者难以承受的,但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了福尔摩斯的魅力。
群众版五册本全集和三册本全集到二○○二年累计印刷了十九次,是中国销量最大的福尔摩斯全集。粗略统计下来,仅各家出版社的福尔摩斯全集,印数就不下五百万册。一九七九年浙江美术出版社的《巴斯克维尔的猎犬》连环画第一版就印刷了一百一十万册。岭南美术出版社的福尔摩斯探案选系列连环画每本印数也在几十万至上百万册。
文革之后,福尔摩斯以及侦探小说出现了和清末一样的追捧浪潮。《图书馆学研究》一九八二第二期刊登了杨沛超的《512名读者文学书籍的阅读兴趣浅析》,记录了一九八一年五至七月间对五百一十二名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特征的读者文学书籍阅读兴趣进行的阅读调查的结果。在调查统计表中有一组值得注意的数据:喜欢侦探小说的读者占百分之六十一点七,大大超过了其他文学作品的读者。就不同年龄读者而言,在十七岁以下的读者中,喜欢侦探小说的占百分之七十四点四,十八到二十五岁中占百分之六十四点四,二十六到三十五岁中占百分之六十一点一。就读者职业而言,工人中占百分之六十七点七,农民中占百分之六十四点七。学生中占百分之六十五点一,服务行业中占百分之六十八点二,待业青年中占百分之八十一点一。
《当代青年研究》一九八四年第八期上刊登的《当前中学生课余阅读倾向调查》,公布了上海市一次全市范围内中学生的阅读调查,其中喜欢侦探小说的学生占到被调查者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问卷显示,“印象最深刻的三本书”中《福尔摩斯探案》是侦探题材里被选中次数最多的,甚至超过了武侠题材的《书剑恩仇录》和《萍踪侠影》。这时,教师们也已经认识到优秀的侦探小说对提高逻辑思维能力所产生的积极的作用。
不仅在中学生中,大学校园里侦探小说也是广受欢迎的。复旦大学图书馆所做的一次复旦大学大学生课外阅读调查显示,侦探小说占阅读的百分之十一,此外惊险小说占百分之七点八,是学生阅读最多的作品之一。(《复旦大学大学生课外阅读情况的调查》,《图书馆杂志》一九八九年第三期)
刘富玉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学生时尚阅读研究》(《图书情报知识》二○○四年第五期)一文中指出,九十年代以来,大学生的阅读更加理性,不少大学生开始从众多的写作流派中选择适合自己口味的流派。例如在一次调查中,柯南·道尔和阿加莎·克里斯蒂占据了“读者阅读最多的侦探小说家”排行榜的前两位,得票率分别为百分之四十九点一和百分之二十四点一。
《阅读动机与读物选择——2004中国大学英语专业学生英语读物阅读情况的调查与分析》(《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二○○四年第四期),提供了一份一九九四年和二○○四年中国多所大学英语专业学生英语读物阅读情况的对比:一九九四年的调查中,侦探小说仅次于言情小说位居第二,二○○四年略有下降,但仍位居第五,占到百分之十点四。
接受与回归
五十年代末群众出版社出版福尔摩斯探案后,编辑部主任于浩成曾受到罗瑞卿以及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的训话。但是,文革后这样的情况就不复存在了。邓小平还接受了一套于浩成赠送的福尔摩斯探案集(根据美国学者金介甫对于浩成的采访[1])。一九七九年第八期《读书》杂志刊登了王逢振的《柯南道尔和他的福尔摩斯探案集》,这篇文章以《柯南道尔与福尔摩斯》为题成为了群众版福尔摩斯探案集的前言。刊登在杂志上时,它的前面增加了一段导语,提到“这些故事对广大公安、司法干部颇有裨益,对广大读者是一种艺术享受,对学习写作的人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随着侦探小说被大量翻译,批评之声四起。《读书》杂志刊登了几篇外国文学学者撰写的文章,提出要客观评价侦探小说,主张引进一些代表性作品。施咸荣在《怎样看待犯罪、侦探、惊险小说》(《读书》,一九八○年第六期)中指出: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待文学艺术除注意它们的艺术价值和美感作用外,更应强调它们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外国犯罪-侦探-惊险小说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最近几十年又迅速发展,其中确有不少珍品值得我们翻译介绍以供我国作者参考,并使读者认识西方文艺界中的这么一个品种,但西方出版界那种不加选择地大量出版惊险小说的做法,引起败坏读书风气和败坏社会道德的恶果,我们必须引以为戒。……通过调查研究,精选几种有代表性的外国惊险小说翻译出版,是可以的。这既可以向我国作家提供艺术借鉴,也可以丰富我国读书界的阅读品种,使读者丰富知识和想象力,熟悉外国大城市的生活情况和社会风貌。但由于这类作品品种多,数量大,良莠不齐,鱼目混珠,大量出版和翻译介绍这类作品,就不能不考虑资产阶级思想对我国读者的侵害作用。希望我国出版界慎重看待这个问题。不要把我国读者引导到思想混乱的状态上去。
傅惟慈选编并翻译过一些侦探小说,他在《对侦探小说也要持分析态度》(《读书》一九八○年第八期)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不能否认文学的社会效果,但是这不是简单的方程式,不是说加进一种药,就会起什么变化。要是说看侦探小说可以使读者学到不好的东西,可也有人看《少年维特的烦恼》以后去自杀的。学英雄人物,也有干坏事的。不是有人搞了个定时炸弹在列车上,他不是要破坏,而是为了到一定时候去救,以便成为“英雄”。文学作品起什么作用,常常是通过不同的内因而起变化。目前社会上有些不安定因素,难道能说社会上的一切动乱都要书本来负责?
……我认为对于世界文学,不论是高级的,还是所谓低级的,都应该介绍。
如果没有看就指手划脚,这对中国文化发展是不利的。
针对学界对侦探小说还没有比较全面认识的问题,《译林》杂志社翻译了上海外国语学院美国专家苏珊·史密斯的一份关于侦探小说的学术报告《英美侦探小说纵横谈》(《译林》,一九八○年第一期)。于洪笙是比较早重视并研究侦探小说的学者,她撰写论文《一个值得重视的文学样式——从福尔摩斯谈侦探小说的发展及地位》(《国际政治学院学报:哲社版》,一九八四年第四期)以福尔摩斯为代表评价了侦探小说。她与人合著的《法制文学概论》(1990)对西方侦探小说的评价也是客观的。
翁显良《推理小说辨》(《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年第三期)分析了福尔摩斯探案的成功。他虽然看到了福尔摩斯作品情节上的魅力,却将其最主要的特色推理演绎忽略了:
《福尔摩斯探案》的成功,与其说是由于推理巧妙,不如说是由于情节离奇,使读者的神经一直处于紧张状态,非到案情大白,不能松那口气。流传甚广的《魔犬》(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就是个突出的例子。这篇故事,人们一读再读,还要去看据此改编摄制的电影,不是出于对福尔摩斯的逻辑推理天才的钦敬,而是为了从恐怖的刺激中求快感,从邪妖的败亡中得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德精神上的满足。以思辨为乐的人百中无一;倘若《福尔摩斯探案》只给人以理性的享受,就不会这样受欢迎而历久不衰了。
《福尔摩斯探案》给英国的侦探小说定了法式:“清平世界”突然发生了破坏现存社会秩序的阴谋,从而展开了护法英雄与罪犯的斗争;主角与反角之外,还必须有配角;主角“超人”,配角庸人,反角非人,在“超人”的英雄战胜非人的罪犯的曲折过程中,庸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懵懵然唯有靠“超人”指点,到最后恍然大悟时,对“超人”自然更加崇拜,对世间有此“超人”必能长治久安自然深感欣幸。《福尔斯摩探案》中的华生是庸人。庸者,平常也;普通读者,亦在庸人之列,对护法英雄理应五体投地,顶礼膜拜。这一法式,为柯南道尔在英国的后继者所遵循,数十年大体不变。
八十年代报刊杂志对福尔摩斯和柯南·道尔的关注也逐渐多了起来。《环球》一九八一年第二期刊登了朱利安·西蒙斯的《写福尔摩斯是他的副业——柯南道尔的多方面成就》。西蒙斯是西方权威的侦探小说史学家,还写过柯南·道尔的传记。《国外社会科学动态》一九八一年第五期刊登了《谢拜奥克谈福尔摩斯的符号学》,似乎是在向那些还在攻击福尔摩斯的人们提供福尔摩斯受到西方学术界重视的证据。一九九一年,谢拜奥克所著的《福尔摩斯的符号学:皮尔士和福尔摩斯的对比研究》作为“史学理论丛书”之一,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今昔谈》一九八二年第二期发表了王琮琪的《福尔摩斯趣闻摭录》。《新闻记者》一九八四年第十期转载了《福尔摩斯的形象将首次出现在荧屏上》,介绍英国格林纳达福尔摩斯电视系列片。而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格林纳达的福尔摩斯系列首集《波希米亚丑闻》才在英国独立电视台播出。《读书》一九八四年第一期节选了柯南·道尔的《在神奇的门内》,这是一篇关于读书问题的散文。《世界文化》一九八四年第四期刊登了两篇和柯南·道尔有关的文章:《柯南道尔是不亚于福尔摩斯的大侦探》和《史无前例的伪造人头骨案与柯南道尔》。一九八七年,正逢福尔摩斯首部作品《血字的研究》发表一百周年纪念,福尔摩斯的上镜率也高了起来。《世界博览》第三期刊登了弗雷德·斯特雷贝格的《魅力不衰的福尔摩斯》。《世界知识》第七期刊登了戚德平的《福尔摩斯的女秘书》,介绍为世界各地福迷回信的福尔摩斯“秘书”。《电影评介》第十期刊登了《大侦探福尔摩斯遇难之谜搬上银幕——为纪念“福尔摩斯”诞生百年》。《国际展望》第二十三期刊登了王信强的《名扬世界的超级侦探——歇洛克·福尔摩斯》。这些文章虽然许多是取材或者翻译自国外相关文章,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少,但媒体对福尔摩斯的重视程度是毋庸置疑的。
重新评价和肯定
八十年代末,学界开始出现一些声音,为侦探小说正名,给予其重新评价和肯定。任访秋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论述晚清翻译小说时提到:
在小说翻译领域出现了两热:一是虚无党热,二是侦探小说热。一时洛阳纸贵,充斥了大部分期刊杂志。代表翻译家是陈冷血和周桂笙。究其原因,首先是虚无党主张推翻帝制,实行暗杀,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暴力革命多有契合之处。而侦探小说抬头,主要是适合市民阶层的需要。它与中国公案、武侠小说有脉搏互通之处,但又颇有新意,因而受到很多读者的欢迎。对这两种小说虽然毁誉不一,但它们在创作技巧上确为中国作家提供了有益的镜鉴。
《中国近代文学百题》(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专门将侦探小说作为一个问题,由裴效维撰写《侦探小说——一个外来的小说流派》,对于以前将侦探小说视为“历史的垃圾”提出了批评:
然而非常奇怪的是,新中国建立之后,我国的侦探小说竟被视为“历史的垃圾”,成为实际上的禁书,既与广大读者完全绝缘,又成了文学研究领域里的禁区。更为奇怪的是,就在我国的侦探小说横遭厄运的同时,外国的侦探小说倒还可以流传。结果便形成了这样一种反常的现象:《福尔摩斯探案》在我国几乎家喻户晓,而一般读者对我们自己的侦探小说却一无所知。尤其滑稽的是,这种反常现象,竟然发生在批判民族虚无主义、高唱爱国主义的那些年代。人民不禁要问:莫非外国的侦探小说是所谓“香花”,而我国的侦探小说全是“毒草”吗?答案只能是否定的,因为外国的侦探小说是中国侦探小说的榜样,两者绝无本质上的区别。可见这里面既有极左思潮的影响,又有潜在的民族虚无主义在作怪。
陈平原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897年—191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中给予了侦探小说正确的评价:
晚清理论界主张以域外的政治小说、科学小说、侦探小说为主要译介对象,可实际上侦探小说的数量远远超过其他两类。尽管在理论上似乎前两者更叫得响,更能体现改良群治的意图,可侦探小说曲折有趣的情节一下子就抓住了广大中国读者,不待号召就源源不断地译介进来。恽铁樵称:“吾国新小说之破天荒,为《茶花女遗事》、《迦因小传》;若其寝昌寝炽之时代,则本馆所译《福尔摩斯侦探案》是也。”不过分拘泥于细枝末节,这段话说明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域外小说之真正打开局面并最终能在中国生根开花,部分应归功于侦探小说的魅力。对于善于鉴赏情节的中国读者来说,欢迎政治小说、科学小说主要服从于“文以载道”的文学观,而欢迎侦探小说才真正是出于艺术趣味。言情小说、社会小说当然也可能受欢迎,但这两类小说中国自己颇多佳作,读者并不觉得特知新奇可喜。既有新鲜感,又能跟原有传统的文学趣味接上茬,这样的域外小说才可能风靡全国。而侦探小说正好具备这两个条件。从读“故事”的角度,晚清翻译家选择了柯南道尔而抛弃了伏尔泰、迪斯累里;同样是从读“故事”的角度,晚清翻译家在译作中喜欢删去与故事进程关系不大的心理描写和场景描写。而这,不能不严重限制了晚清翻译家的艺术视野,也不能不降低其译作的艺术水准。
九十年代以来,相继出现了一些研究和探讨福尔摩斯小说的学术文章。比如,老枪的《柯南道尔和他的侦探小说》(《宜宾学院学报》一九九○年第三期)、张俊的《福尔摩斯:永恒的科学神话形象》(《培训与研究——湖北教育学院学报》一九九八年第六期)、余凤高的《柯南·道尔写〈福尔摩斯探案〉——使细节发展成侦探小说的素材》(《名作欣赏》二○○○年第二期)、张萍、刘世生的《从柯南道尔到克里斯蒂——传统侦探小说的认知与批评价值》(《译林》二○○一年第六期)、止庵的《福尔摩斯和华生的叙事学》(《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序,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张炯的《论福尔摩斯形象》(《固原师专学报》二○○四年第一期)、张建明的《名著的另一面——评福尔摩斯探案集》(《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二○○四年第三期),等等。上海大学硕士研究生王巧俐的毕业论文《福尔摩斯系列小说的勃兴》(英文,2005)是国内研究者对福尔摩斯作品兴起原因探讨比较深入的论文。它从三个方面出发进行了研究:第一,从侦探小说自身的模式出发,探讨福尔摩斯小说模式的形成和兴起;第二,考察福尔摩斯系列小说的畅销因素;第三,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其被广大读者接受的原因。
此外,现有的几部侦探小说历史和评论著作都有专门章节论述福尔摩斯以及柯南·道尔。曹正文的《世界侦探小说史略》(1998)第三章《侦探小说之父柯南道尔》介绍了柯南·道尔的生平并分析了福尔摩斯故事。任翔的《文学的另一道风景线——侦探小说史论》(2001)第二章《欧美侦探小说》第二节《古典式侦探小说时期》介绍了柯南·道尔及其福尔摩斯作品,第六章《中国现代侦探小说》第一节《西方侦探小说在近代中国》论及了福尔摩斯的早期译介。
台湾方面,探索文化出版社“福尔摩斯系列”第十四册是鸿鸣所著的《福尔摩斯完全档案》(1998)。这是探索文化出版福尔摩斯全集时,为读者所做的一本导读。它把福尔摩斯和华生个人生平事迹,所侦办的案子,都做了很好的整理。篇幅相对较小,资料却比较完整,并且图文并茂。《推理》杂志一百四十六至一百七十二期曾连载程盘铭的“福尔摩斯研究专栏”,有人评价说这是“利用华文研究福尔摩斯最精彩深入的系列文章”[2]。
国内研究福尔摩斯最多的领域是其在清末民初的翻译、译文和影响。比如,许磊的《文本读解与翻译策略——谈近代侦探小说的译介》(《乐山师范学院学报》二○○二年第六期)、徐朝友的《鸳鸯蝴蝶派对柯南道尔小说女性形象的移植》(《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二○○三年第六期)、香港学者李德超、邓静的《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翻译热潮探源》(《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二○○三年第二期)、海外学者李欧梵的《福尔摩斯在中国》(《当代作家评论》二○○四年第二期)、于启宏的《中国现代翻译侦探小说的意义》(《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二○○四年第七期),等等。上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刘亚涵的毕业论文《被遗忘的宠儿:近代翻译侦探小说——“福尔摩斯探案”近代译本分析》(2004)从近代翻译侦探小说的兴起、发展状况出发,主要结合中华书局一九一六年版《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译本,考察了近代翻译侦探小说前后期译本的变化,分析了其原因和影响。
在国内此方面研究著作中,郭延礼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1998)和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2000)两书最值得关注。前者是研究中国近代翻译侦探小说最为系统的著作。后者的《第三编侦探推理编》(汤哲声撰)是目前为止对解放前中国侦探小说发生和发展历史最完整全面的研究著作,其中第二章《清末民初侦探小说之翻译以及对中国小说的影响》介绍了近代翻译侦探小说的热潮,分析了侦探小说对现代中国小说的影响。
郭延礼对近代翻译侦探小说提出了重新评价的必要:
在近代译坛上,倘就翻译数量之多(约占全部翻译小说的五分之一)、范围之广(欧美侦探小说名家几乎都有译介)、速度之快(翻译几乎和西方侦探小说创作同步)来讲,在整个翻译文学的诸门类中均名列前茅。近代翻译文学史上的这一文学现象是需要进行清理和研究的。但目前的有关著作,对此不是三言两语地带过,就是全盘否定,应当说,这都不是可取的态度。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上篇第六章《中国近代翻译侦探小说》以相当长的篇幅讨论了福尔摩斯的早期中译作品,引用了一些早期翻译的文本,并且分析了福尔摩斯和侦探小说在中国引发热潮的原因。难能可贵的是,这本著作吸收了香港和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中村忠行的《清末侦探小说史稿》。本书的成就是相当令人注目的,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素材。下篇第五章《周桂笙、奚若及其他》还对早期侦探小说翻译家(主要是周桂笙和奚若)做了专题介绍和研究。
香港学者孔慧怡对于清末民初翻译侦探小说的研究也颇引人注目。她的《以通俗小说为教化工具:福尔摩斯在中国(1896—1916)》发表在日本学术刊物《清末小说》第十九号(1996.12.1)上。这篇论文主要探讨早期翻译福尔摩斯故事的教育目的。一九九六年,香港中文大学举办以“翻译和创作”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并于一九九八年出版了TRANSLATION AND CREATION: readings of litera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a, 1840—1918,其中收录孔慧怡的Giving Texts a Context: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Classical English Detective Stories 1896—1916。二○○○年该书中文版《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在国内出版,包含了孔慧怡论文的中文版《还以背景、还以公道——论清末民初英语侦探小说中译》。文章包含两大部分,一是清末翻译侦探小说的背景,二是针对译文的分析和讨论,主要是讨论福尔摩斯小说,并附有重要译本中英文对照。孔慧怡参考了大量欧美和日本的研究著作,眼界较中国学者更为宽阔。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已经超过了中国本土对此的研究。中村忠行的《清末侦探小说史稿》在《清末小说研究》第二号开始连载,共三期(《清末小说研究》第二至四号,1978.10.31—1980.12.1)。《清末小说研究》从一九七七年起由日本清末小说研究会发行了(后改名为《清末小说》),是世界范围内唯一一本以清末小说为专门研究对象的杂志。这篇史稿长达十万字,共分四个部分:一、柯南·道尔的介绍;二、其他英美作家介绍;三、大陆作家和作品;四、从日文译本转译的作品。
中村忠行的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明确了大部分中译本的原作。清末翻译侦探小说大都不署原作名,甚至连原作者都不署,或者译名与原名差距颇大。明确原作是相当了不起的成果。第二,对柯南·道尔在中国和日本的翻译进行了对比。例如,他指出,中译福尔摩斯最早是在一八九六年,日本最早的翻译是一八九九年(水田南阳在《中央新闻》上翻译自《冒险史》的《不可思议的侦探》系列小说)。不过这点并不正确,最早的福尔摩斯日译作品是一八九四年连载在《日本人》上的《乞食道乐》(《歪唇男人》),可见日本引进福尔摩斯早于中国。第三,将英文原文和中译作比较,判断中译水平。第四,以年代记述中译侦探小说,这也是题名为“史稿”的原因。
中村忠行的论文在当时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关注,徐允平的《日本近年中国古典研究述略》(《文学评论》一九八一年第五期,1981.9.15)、林岗的《日本研究中国近代(清末)文学述略》(《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第一辑,1983.11)、魏仲佑《清末小说的研究在日本》(台湾《汉学论文集》第三辑,1984.12)都提到了这篇论文。尽管笔者没有看到这篇史稿(据樽本照雄推测这篇史稿有私下的中译版本,不过没有查到),但是从介绍来看,这是目前在清末翻译侦探小说研究方面成就最高的论文。它的研究成果被樽本照雄所编《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2002)采用。
另一位日本研究家樽本照雄在福尔摩斯以及柯南·道尔中译作品的研究方面也有很大贡献。他编著的《清末民初小说目录》自一九八八年在日本出版以来,不断增补,于二○○二年出版该目录的第三版《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该书主要收录一九○二到一九一九年间发表的创作小说和翻译小说,是这类书目中最为详尽的。该书对翻译侦探小说大部分进行了标注,并给出原文名和作家原名,颇为方便。二○○二年,齐鲁书社出版了该书的中文版。
二○○六年九月,日本汲古书院出版了樽本照雄的《汉译福尔摩斯论集》,这是目前为止唯一研究清末民初福尔摩斯中译作品的专著,堪称里程碑式的研究著作。它包括《中译福尔摩斯研究小史》、《〈歪唇男人〉的日译与中译》、《中国的福尔摩斯故事》、《中译〈血字的研究〉》、《〈华生包探案〉的误译》、《中译柯南·道尔小说目录》。其中《中译福尔摩斯研究小史》更是跨度从一九四○年代以前到一九九○年代,尤为重要。这本著作的主要部分曾以《柯南·道尔在中国》为题在《清末小说》第二十四到二十八号(2001—2005)上连载。这部论文集是目前对清末福尔摩斯中译小说研究最为深入和彻底的作品。
中文网络上的福尔摩斯
网络作为新兴的媒介,让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抛开地域的限制,可以随心所欲地交流,同样也提供了极为丰富的信息。互联网上国外的福尔摩斯网站相当多,涉及研究、社团、商店、旅游、音乐、游戏等各个方面,让人眼花缭乱。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文福尔摩斯专门网站和论坛目前很少,仅有两个规模不大的主题网站:“Two SH”(http: //www.twosh.com/)和“福尔摩斯研究中文网”(http: //www.sherlockian.org/),以及两个论坛:“世界福尔摩斯组织联盟—◇中国福迷组织◇”(http: //www.sherlockholmes.cn/)和“福尔摩斯归来论坛”(http: //25sh.5d6d.com/bbs.php),此外国内侦探小说论坛“推理之门”(http: //www.tuili.com/)也有福尔摩斯专版,百度吧(http: //post.baidu.com/)有福尔摩斯吧、柯南道尔吧等。
网络上对福尔摩斯的讨论和文章主要集中在小说、人物(尤其是福尔摩斯本人)、影视作品等方面。H.Z.A.(余索)曾在推理之门论坛撰写系列文章“福尔摩斯续集短评”,总计十余篇。Two SH站长之一的桃子写有“银幕上的福尔摩斯”四篇,介绍了代表性的福尔摩斯演员。lrregular在神秘联盟网站也发表了两篇很有深度的福学文章:《关于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早年生活的几种推测》和《华生十问》。
陇首云是网络上对福尔摩斯最勤奋的研究者。他曾在推理之门论坛组织翻译了《福尔摩斯语录》;开设了福尔摩斯专版;整理了《〈福尔摩斯探案〉续集及有关柯南道尔的作品列表》;撰写了《神奇的福尔摩斯》、《福尔摩斯宝典系列》等文章。《福尔摩斯宝典》目前完成两篇,分别是《福尔摩斯宝典1:血字的研究》、《福尔摩斯宝典2:四签名》,每篇包含版本、译本情况、出场人物、福迷问答、故事梗概、提到的其他案件、福尔摩斯的侦探术、有趣的小贴士、福学问题、有关翻译、福尔摩斯名言几个部分,是中文网络上对福尔摩斯作品系统研究的集大成之作,非常有价值,可惜中断已久。
笔者曾在推理之门论坛和神秘联盟(http: //www.mysterybbs.com/)网站发表多篇与福尔摩斯小说有关的文章,包括《福尔摩斯推理方法浅析》、《阿瑟·柯南·道尔传奇》、《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文字之外的福尔摩斯》、《喜忧参半:对福尔摩斯中文化研究的思考》、《福尔摩斯未刊案件》、《福尔摩斯论文列表》、《福尔摩斯探案年表》、《福尔摩斯传略》、《福尔摩斯、华生和柯南·道尔大事记》、《雷斯垂德探长》,介绍过约翰·迪克森·卡尔的《阿瑟·柯南·道尔爵士》、马丁·菲多的《福尔摩斯的世界》和杰克·翠西的《福尔摩斯百科全书》等等。
二○○二年和二○○三年推理之门论坛还举办过两次比较大型的福尔摩斯活动。二○○二年七月,由陇首云发起“福尔摩斯问答”活动,以每部长篇或者短篇小说集为出题对象进行问答。活动持续近两个月,共发问答十三期,网友参与也比较踊跃。
二○○三年底,由dsky和笔者举办了“我来揭福尔摩斯的底”读书活动,目的是进行资料梳理,针对每个故事列出案件概述、案件发生时间、破案耗费时间、提及的未刊案件、和其他篇目的交叉索引、福尔摩斯的语录和其他相关的信息等等。这两次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读者对福尔摩斯的兴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其成果后来在陇首云的《福尔摩斯宝典系列》中得到了体现。
回首福尔摩斯在中国的百年历史,我们看到,福尔摩斯故事不仅是中国两次翻译侦探小说热潮的起源,同样也是影响中国两次本土侦探小说创作热潮的重要作品。福尔摩斯在中国拥有最广泛的读者群,即使没有读过福尔摩斯的人,也必然能将他和神探这个称谓联系在一起。相信,不管到了什么年代,不论世界发生了多大变化,身处维多利亚时代、居住在贝克街的大侦探歇洛克·福尔摩斯永远都不会缺少来自中国的读者。

《福尔摩斯探案集 五》,群众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

《福尔摩斯短篇小说选》,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

柯南·道尔的《玛拉柯深渊》

尼古拉斯·梅耶的《百分之七溶液》
[2]引自冬阳《推理世界导读~柯南·道尔与夏洛克·福尔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