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往直前
Author: 水均益
Date: 2014-04-19T16: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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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
序　新闻老兵，一往直前
第一章　Chapter 1　2003伊战采访揭秘
1．伊拉克新闻大战
2．“中国伟哥”贿赂新闻官
3．无奈的分批撤离
4．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5．撤与留的真相
6．战前重逢闾丘露薇
7．凤凰卫视进了巴格达！
8．沙尘暴中的重返
9．冒死拍到独家画面
10．别了，巴格达
第二章　Chapter 2　2013伊战十年回访
1．十年重返揭秘伊战
2．萨达姆老家遇险记
3．战后怪胎“绿区”
4．遭遇连环爆炸
5．阿布，我的伊拉克兄弟
6．战争，并非可以重启的游戏
第三章　Chapter 3　俄罗斯之行
1．“挑逗”普京
2．险象环生的高端访问
3．我挑拨了“梅普”关系
4．莫斯科遭遇黑暗执法
5．普京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第四章　Chapter 4　日本，听我对你说（续）
1．日本众首相，谁见我谁下台
2．狡猾的安倍晋三
3．不要把日本人当“自己人”
4．我是“反日分子”？
5．钓鱼岛会引发中日战争？
第五章　Chapter 5　从法兰西到美利坚
1．欧洲真不行了？
2．“穷凶极恶”的美国
3．“可怜”的海外中国人
4．西方世界的政治家们
第六章　Chapter 6　突访朝鲜
1．炸毁宁边核设施
2．平壤印象
第七章　Chapter 7　访问台湾
1．圆山饭店舌战“台独”
2．不一样的录像带
第八章　Chapter 8　央视老兵
1．我和白岩松差点打了一架
2．崔永元辞职
3．大姐敬一丹
4．怀念战友陈虻
5．我的月薪26万？
6．央视离职潮的背后
7．水均益上哪儿去了？
8．夜总会风波
第九章　Chapter 9　新闻前沿
1．从采访本到微信
2．从巴格达到钓鱼岛
3．从曼德拉到金正恩
跋　笑对名利
附录CD页

益往直前

水均益看世界

水均益　著

長江出版傳媒｜长江文艺出版社

谨以此书献给我亲爱的老母亲和我的亲人们，特别是我的孩子：水亦诗、水亦佑、水亦佐。我爱你们。

序
新闻老兵，一往直前

2013年3月，我又回到了伊拉克。

老朋友阿布邀请我再去他家里坐一坐。于是，我带着整个报道组去了那个位于巴格达郊区、名叫“吉布迪”的村子。15年前，我第一次来伊拉克时，这个底格里斯河旁的农家小院拥抱了我；2013年，故地重游，阿布的房子已经重新装修，但第一眼，就是第一眼，熟悉的老物件就映入眼帘，让我内心陡生波澜。

最显眼的是院子里的汽油发电机。2003年3月，我们“被撤出”伊拉克时，把它们留给了阿布，一共3台，东芝的大功率汽油发电机。战争爆发之际，伊拉克经常停电，但汽油管够，又便宜，我就让阿布从黑市上以每台500到1000美元的价格买来这种发电机。当时的想法是，无论条件如何恶劣艰苦，只要能发电带动海事卫星和现场直播设备，我们就能做电视报道，坚守战区。

阿布骄傲地说：“这3台发电机我全都留着呢，这是你们中央电视台的财产……你等等，我还有一样东西。”说着，他又冲进屋子里搬出一个铝合金折叠小梯子。同行的冀惠彦（当年我的搭档，著名摄像记者，现任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军事部副主任）一看就乐了：“这是我当年带来的！”

冀惠彦是个很细心的时政记者，常年做摄像。1998年美国对伊拉克发起“沙漠之狐”行动期间，我们俩是采访搭档。当时有很多重大采访和新闻发布会，都是全世界上百记者你争我抢的“新闻大战”。有一次在机场拍摄来伊拉克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时，冀惠彦扛着摄像机没找到制高点，被挤到了众多的摄影摄像记者身后，很是吃亏。对此，他懊悔不已，好几天一直在念叨，说“早知道应该带一个摄影梯就对了”。2003年我们再来伊拉克时，他执意要千里迢迢从北京带来这个梯子。在阿布家里，他轻拍着这落满尘土已经很破旧的梯子，如同拍打老朋友的肩膀，欣喜而怀念。梯子上还能看见蓝色彩笔写着的“CCTV”。

这些熟悉的旧物件，讲述着十年的往事和遗憾，它们被时间磨蚀，反而刻骨铭心。10年重返伊拉克，是重返那段热血沸腾做新闻的日子，也是重新面对当年的无奈、尴尬、痛苦和愤懑。多年来，往事已经凝成心结，打不开，不能碰，耿耿于怀。这次重返，给了我一个释怀的机会。

伊拉克战争报道无疑是我事业的一次高峰，我和同事们在巴格达坚守了两个多月，大量鲜活的素材和珍贵的镜头，为我们带来了鲜花和掌声，甚至为我赢得了“全国十大杰出青年”这个40年生命历程中的最高荣誉。然而，被成功与辉煌簇拥的我并不快乐。

这次报道如同硬币两面，一面是风险，一面是残酷。2003年3月18日，我们的报道组按照上级领导的要求，遗憾撤离巴格达。虽然坚守到战争打响之前的最后一天，虽然我还在一步三回头地不断努力，但真正开战时，我的确已不在烽火前线。作为一个“战地记者”，我被人拿来与举国关注的凤凰卫视同行相比较——还来不及吞下撤退的遗憾，各种责难又唾面而来。

那时候，只要打开电脑，我就会忍不住去搜自己的名字。搜索结果难以直视。

“当闾丘露薇和她的同行们继续在经历战火、处处废墟的巴格达向观众们发回报道的时候，我们的著名战地大记者水均益先生却已经回到北京，辗转各个电视访谈节目，大谈他的‘战地经历’，还挤出几滴眼泪来做无辜状，说什么‘无怨无悔’……”

“一个大男人如此贪生怕死，还不如一个女人！”

“这种临阵当逃兵的行为，严重缺乏职业精神和职业素养，实在是太窝囊了……”

各种指责、嘲笑甚至是谩骂几乎要把我淹没。10年过去，回想起这些话语，我仍然如芒在背。

白岩松特别明白我这种心情，他送了我一本《幸福了吗？》，扉页上写着“老哥，为你平反”。我心里咯噔一下。他用简练严谨的文字，书写了他所知道的伊拉克战争和央视报道，这对我而言，是莫大的宽慰。伊拉克归来后，2004年，我就曾想提笔写下那段惊心动魄的日子，以及心里的委屈；此后无数次提笔，无奈每次又沉重地放下，内心惊涛拍岸。

此刻，在阿布家的院子里，我听到那些发电机、摄影梯的呼唤，往事历历。2003年春天的那60多天，艰难征程，心灵洗礼，都被时间筑成纪念碑……

我终于决定，把这一切都写下来。

同时写下的还有30来年当记者、做主持人，以及做人的故事、感悟和思考。1998年，借着当时的名人出书热潮，我也写了本《前沿故事》，主要讲述了我做电视节目、当记者的所见所闻。记得我当时自嘲说，那本书就是供读者上厕所时看的。但后来有读者告诉我并非如此，因为有些人拿起那本书就放不下来了，结果一次厕所上了一个小时，害得他们腿都蹲麻了。多年后，我偶尔还会碰到一些年轻人，拿着一本已经发黄了的《前沿故事》告诉我，就是因为当初看了我的这本书，他们才选择了学习新闻专业，当了记者或者做了电视节目，云云。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所以，当我决定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是选择了以讲故事为主。讲我作为一名国际记者所经历的大事小情。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次我还加入了一些自己对国际关系、中国崛起以及国际热点问题的观察和思考。毕竟，当了几十年的记者，自然会沉淀下来一些个人的观点和认识；同时，随着年龄的增大，人也会由原来偏向感性转而更多注重理性的思考，包括对国家、民族和命运的思考。这么说绝非是装深沉，所谓岁月使然吧。

在我看来，每个人生活的时代和环境都是命中注定，你无法选择。如果你赶上一个开放的太平盛世，你应该感谢上苍和爹妈。因为有太多的人，不同人类历史时期、不同国度的人，曾经或者正活在无奈甚至是暗无天日的环境之中。就如同秦始皇时代的人无法抱怨自己为何早出生了两千年、索马里的饥民无法期望自己能出生在富裕国度一样。现实是，我们就生活在现在，我们就出现在眼下这个时代。所以，人们更倾向于追求现时现地的安全、快乐与幸福。

对于生活在今天中国的我们来说，也是如此。我们希望我们生活的这个家园是开放的、繁荣昌盛的。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个时代是太平的、进步的。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关注世界，关注世界与中国。

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一名记者，一名中国记者，上电视、做新闻，我很知足，也感谢命运的安排。正因如此，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努力，不敢懈怠。从报道当年的伊拉克战争到关注如今中日的钓鱼岛争端，从采访基辛格到与普京拥抱，我知道，这是我的命运，我的幸运。而为了这份幸运，我只能一往直前。

第一章
Chapter 1　2003伊战采访揭秘

在许多人眼中，伊拉克战争报道无疑是我职业生涯的高峰。但没人理解，“伊拉克”三个字，在我心中有多痛。当我们报道组结束伊拉克之行，走出北京的机场时，我满心憔悴，近乎绝望崩溃，只想洗个澡，睡上一大觉，然后大哭一场，哭他个昏天黑地。

有时夜深，我不敢回想那片沙尘暴中隆隆的炮火，那些清晰的爆炸声，就像我心头伤口“嗞嗞”开裂的声音一般。我感觉自己的生命时钟在那一刻忽然慢了那么几秒，这对于一个有新闻理想的记者而言，是毕生的缺憾，即便十年之功，也无法让它痊愈……

1．伊拉克新闻大战

2002年，美国打完阿富汗反恐战争后，加紧了对伊拉克的围堵。美国频频指出，伊拉克是个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萨达姆政权迟迟不配合联合国的武器核查。

出于职业敏感和个人兴趣，我一直密切关注着伊拉克的局势。在向国内专家研讨，与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美联社等记者朋友聊天之后，我得出判断：美国肯定要打伊拉克，不是2002年底就是2003年初！

9月中旬，我开始反复给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打报告提议：尽快派报道组奔赴伊拉克第一线。风暴即将来临，而且必定举世瞩目，中国国家电视台应该拥有自己的现场声音！

我自告奋勇地提出带队。沸腾的血液点燃我每一条记者的神经，我迫切需要去现场，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影像和声音传播第一手信息。更何况之前我曾去过伊拉克3次，非常熟悉情况，有人脉，有能力，有7次去战地采访的经验，舍我其谁？

报告很快得到领导支持，我第一时间找到冀惠彦。冀惠彦是军事节目部的记者、现役军人，是我非常默契的老搭档。

“伊拉克又要打仗了，咱们哥儿俩还是搭班子吧？”我满怀期待。

他非常痛快：“随叫随到！”

按央视外事处规定，我们出境采访得有邀请，而我在伊拉克的“熟人”，除了新华社驻巴格达分社，就是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但通过这些渠道都会费时费力。我决定另辟蹊径，直奔伊拉克驻中国大使馆，让伊拉克人邀请我们。

我分析：萨达姆政权当时在国际上比较孤立，而他们知道，中国对他们在情感上比较同情，也比较支持萨达姆的一些正义主张——比如维护伊拉克的主权、反对美国干涉他国内政等等。所以，他们希望中国、俄罗斯等国家的权威媒体去报道，去看看伊拉克受联合国多年制裁、老百姓民不聊生的真实生活。

那天，我信心十足地跑了一趟伊拉克驻华大使馆，开门见山地向大使提出要求：“现在您的国家局势非常紧张，可能会发生战争，中国人民非常关注伊拉克人民现在的生活。我们中央电视台作为中国的国家电视台，希望能够前往伊拉克采访报道。”

不出我所料，大使先生态度很积极，他表示非常欢迎我们去采访，并当场承诺：“所有人的签证，你当天来我当天就给。”

我进一步阐明来意，希望他们向央视发出邀请。大使严肃的脸上露出不易察觉的一丝笑容，几秒钟之后他爽快地一挥手：没问题！

临别时他突然问我：“伊拉克现在明显很危险，你想去那里，不害怕战争吗？”

2003年央视第一次进入伊拉克的摄制组全体人员在巴格达新闻中心合影。清一色的男性，从左至右，依次是康锐、冀惠彦、我、陶冶、杨小勇。当时陶冶和康锐被“弃卒保车”，马上要被提前撤到约旦，“以保住我们三个老家伙能够在伊拉克待住。”当年两进两出伊拉克，多年来我一直感谢兄弟们的理解和支持。

我思忖了一会儿，说：“我当然害怕战争，正如现在笼罩在战争阴影下的伊拉克人民一样。如果他们无法逃避地要罹受这场灾难，至少我们要到他们身边，将他们的恐惧和渴望，传达给全世界的人们。”

大使握了握我的手，分量很重。

这封邀请信让我们等了一个多月，11月底才寄到。有了“准入证”之后，我们赴伊拉克采访的团队也很快组建好了。除了我和冀惠彦，还有3名记者：杨小勇、康锐、陶冶，清一色男性。这倒不是因为“战争让女人走开”，而是考虑到，去异国报道一场无法预测、不知面貌的大规模战争，男人去各方面都方便一些。

我是出镜记者兼领队。跟我同岁的杨小勇是卫星传送工程师，技术高手。老搭档冀惠彦大我整整10岁，是经验丰富的采编快手，又是个会关心照顾大伙生活的老大哥。另两位年轻同事30岁左右，都尚未婚配。陶冶是新闻编辑部的编辑，懂外语，常年做国际新闻报道，整理编辑资料和翻译是把好手；康锐是摄像，是我在《焦点访谈》的同事，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央电视台大型新闻活动直播的主力“操刀手”。

根据经验，我建议大伙轻装简从。当时很多西方媒体已经在巴格达驻守，他们利用富余的设备，在当地搞起“三产”：全套提供卫星转播车和设备，连同现场直播的摄像、灯光甚至帐篷一应俱全，我们只需要有一位懂行的人盯着即可。但是考虑到战时时局不定因素，我们专门带了几部便携式海事卫星电话，以及配套的传真设备等；当然还有便携式摄像机、便携式编辑机、对讲机等等。因为要去的是战地，我们还全体配备了防弹服、头盔、防毒面具、急救品等战备用品，当然都是“中国制造”。

出发前，央视在一家保险公司为我们一行五人，每人投了500万元保额的“意外伤害险”。我和冀惠彦开玩笑说：“没想到我们的命这么值钱，加一块儿都能赶得上大熊猫了。”笑一笑，对未知危险的紧张感要消除不少。

后来有记者采访我父亲，也问起了保险的事。老头说，什么钱不钱的，他只想让儿子平安回家。其实，我出发前并没有告诉父母要去伊拉克，他们在电视上看到我在巴格达现场报道时，才知道我已经到了伊拉克。当然，他们也不知道我还写下了一份遗书，并且还貌似精打细算地为家人划分了那500万保险金！

如今回想当时写那封遗书的情景，还真有点滑稽。当一个人身临其境真正要交待后事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的人生还有那么多事没有做，还有那么多的不舍得。我写了改、删了写，有时还不由自主地念出来，最终也只是写了最简单的几句。

不敢告诉父母我又要去战地，因为特别明白他们的担忧和紧张，但是每次有这样的大事发生，我还是忍不住，一定要去现场。“新闻发生时，我们在现场”，这是每一个记者的座右铭，也是深入我血液的认知。

作为战地记者，我经历过许多真正的战争。总有人问我，去战场采访是什么感觉。怎么形容呢？因为冒险而亢奋，因为职业而忘我。在硝烟中，最及时、最准确地将战争实况报告给公众，报道事实真相，那就是最大的荣耀。

2003年2月5日，农历正月初五，全中国还沉浸于浓浓的新年气氛中，我们一行五人终于办妥所有手续，干净利落地出发了。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我的想法只有一个，就是把这个战争全程报道下来！

2月6日，进入巴格达之后，为了抢占报道先机，我们气都没喘匀就开始做准备工作。

当时的伊拉克，已云集全球上千名记者，早已展开“新闻大战”。除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世界三大通讯社外，不少国家的地方电视台、电台和报刊也派来了记者，其中包括CNN、ABC（美国广播公司）、BBC（英国广播公司）、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欧广联（欧洲广播联盟）、富士电视台等。一些著名的战地记者，如克里斯蒂安·阿曼坡，也在巴格达。

我们入住著名的拉希德饭店后，立刻做出了一整套报道计划。我们的报道要输送给央视各个频道的三四个栏目，以新闻中心为主，大量动态新闻在《新闻联播》《世界报道》《新闻30分》等栏目中滚动播出；我在《东方时空》有个《世界》栏目，对伊拉克问题作深度报道；《焦点访谈》也会及时关注。后来，《东方时空》从2月10日开始，开辟专栏《直通巴格达》，每天约好半小时，我和在北京演播室的白岩松连线。后来挺多人跟我提起这个栏目，都觉得很成功、及时而且直观。

我们五个人分成两组，冀惠彦跟我搭班，康锐和陶冶搭班；杨小勇负责所有通讯线路的保障。每天早上8点起床，讨论好选题吃饱早饭；9点，各自出门，卖力地采访去！山雨欲来、战云压城的巴格达，民生百态都是新闻。

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可以说是中国新闻媒体大规模直接介入国际新闻报道的开始。战争打响前后，除了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国家媒体派出庞大阵容外，还出现了一些地方媒体，来自祖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中国记者有40名左右，祖国大陆与港台地区各占一半。中国观众几乎每天都能在第一时间了解到战争的进展，战事消息传播之快，是以前历次战争所没有的。

我和新华社前同事、资深记者张兰华在伊拉克新闻中心二楼平台合影。伊拉克战争打响前后，中国派出了自己的战地记者，其中出现了几名引人注目的女战地记者，张兰华就是其中之一。张兰华是新华社于2003年派往伊拉克及其周边国家的增援记者中，唯一的一位女性。在巴格达和安曼的78个日日夜夜里，张兰华始终战斗在报道工作的最前沿，用90多篇新闻报道向读者展现了一个全面、真实的伊战现场。

这使我回忆起1998年来伊拉克采访的情景。当时，我和冀惠彦等人来伊拉克报道武器核查，那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派记者到事发现场，参与国际新闻报道。在此之前，由于种种条件所限，我们所做的国际新闻报道，都是编译国外媒体的资料，没到现场采访，缺乏第一手资料，也就没有发言权、缺乏权威性。1998年我们到伊拉克，是第一次以中国记者的视角报道伊拉克局势，当西方媒体的记者看到我们时，还很不礼貌地将镜头对准我们，大呼小叫地表示惊奇，说如果没记错的话，那是他们第一次在新闻现场看到中国媒体。

2．“中国伟哥”贿赂新闻官

伊拉克当局对各国媒体在当地的采访报道，有一套严格的管理规定。全球媒体参与的“新闻大战”，成了伊拉克新闻管理部门的滚滚财源。

伊拉克新闻部下属有一个部门，叫“国际媒体管理中心”，规定所有的外国记者到伊拉克，都必须去那里报到、登记、办采访证。管理中心下发的临时采访证，相当于有效期10天的签证，10天过后如果要延期，就需要再申请、再交钱。若有记者报道了伊拉克当局不喜欢的“负面新闻”，等采访证过期后，管理中心就不再延长，等于变相驱逐出境。

新闻中心的“老大”叫穆赫辛，一位西装革履、中等身材的伊拉克人。无论多么大牌的记者，哪怕是CNN著名的战地记者克里斯蒂安·阿曼坡、尼克·罗宾逊，跟他打交道，也得下本钱。

大权在握的新闻中心，十分腐败。记者在当地采访，必须有一个官方派出的所谓“陪同”跟随，实际上就是伊拉克当局安排在我们身边的一个探子，专门监视记者的一举一动。电视记者在大街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做现场、越洋的连线报道，只能在新闻中心配楼二楼的楼顶平台上，给一个四五平方米的空间，让你画地为营。但是这块空间必须由穆赫辛批准，不用说又得花钱，一个是非常昂贵的“明码标价”，一个是相对便宜的“私人关系价”。私人关系靠什么建立呢？当然，还是塞钱。

慢慢地，各式各样的帐篷成为那个楼顶别样的风景。我们去了之后，先用欧洲广播电视联盟的帐篷，后来我又让伊拉克雇员阿布去租了个专属我们CCTV的小帐篷。至于地块的价钱，就由我去跟穆赫辛谈。

穆赫辛是萨达姆时代典型的“蛀虫”，虽然只是个中等级别的办事员，但那个时候，所有外国记者都得拍他马屁。比如你想在新闻发布会上找一个好机位，或者在密密麻麻的记者群里得到一个提问机会，就得给他“上供”。他火到什么程度？过生日时，办公室里记者们送的花儿有十几把，蛋糕成摞地堆在那儿，想贿赂他的人，每天络绎不绝。

从安置帐篷，到安放海事卫星，再到联系采访伊拉克官员、联系新闻发布会上的提问，我多次跟穆赫辛打交道，也就熟识了。时间长了，隔三岔五，你不见他，他还想你呢，常常派人来找我，老远就喊：“Shui, Morhsin wants to see you．（水，穆赫辛想见你。）”

我一听，坏了，又得“出血”了，就揣上50美元去了。闲聊片刻后，他用阿拉伯的握手方式道别，我就从兜里把手拿出来，手心里捏着美元，说：“哈比比（阿拉伯语，‘亲爱的’），那就非常感谢了。”一握手，他就从我手里把那50美元给拿走了。

有一次，穆赫辛又派人来叫我，我正想找他帮忙联系采访伊拉克副总理阿齐兹，探听紧张局势下萨达姆高层的口风，便一路小跑到他办公室，只见他神色诡异：“哎，水，过来！”

我凑过去，问：“什么事儿？”

穆赫辛压低了声音问：“你们中国有‘伟哥’吗？”

我一愣，心想，嗨，这个可真没有！但我有求于他，只能咬牙说：“有！”

他怕我没明白，又解释道：“就是你们中国的中药，那种东方的，能激发人的……”

我斩钉截铁地说：“有、有、有！”

穆赫辛立刻兴趣盎然：“那你给我弄点儿。”

我满口答应：“行！没问题。”接着提出交换条件，“副总理的那个采访，你是不是能……”

他很豪爽地说：“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2003年我们刚到伊拉克时，租用的是欧洲广播联盟（EBU）一个直播服务点的帐篷。这是我和欧广联的摄像师在谈工作。在伊拉克新闻中心二楼，这个异常昂贵、明码标价的平台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各家电视媒体，都在自己“购买”的一个两三平方米的空间里画地为营，抢着搭建帐篷，有时会因为“你的帐篷越过了我这边1厘米”而争吵，甚至大打出手。

回去之后我就犯了愁，跟冀惠彦嘀咕：“穆赫辛跟我要‘伟哥’，咱上哪儿给他弄去啊？”回绝他肯定不合适，我就想，能不能糊弄他一下。

我问冀惠彦：“你带的药里边，有没有上面没英文字，也没中文字，人吃了也没什么副作用的？”冀惠彦是个特别细心的人，他给我们报道组成员准备了一个常备药箱，每天早上都会敲门，给每个房间送三片黄连素，预防水土不服闹肚子。

冀惠彦想了半天说：“有种藿香正气胶囊，把盒儿拆了，里面的胶囊上没字儿。”

我有点担心，问：“这个药吃了，有没有什么副作用？”

冀惠彦笃定地说：“就是调节肠胃、防止上火，没什么副作用。放心吧，不会有事。”

于是，我揣着藿香正气胶囊，钻进穆赫辛的办公室。他一使眼色，问：“怎么样？”

“嗯，”我点点头，很神秘地说，“马库姆什盖勒（阿拉伯语，‘没问题’）！”

当时穆赫辛办公室坐着一些找他办事的人，他招呼我先坐下，然后就开始急急忙忙地打发那几个人。等他把人都支走了，我既矜持又神秘地把药塞给他，说：“这是我们中国最好的Chinese Viagra（中国‘伟哥’），一次两片儿。”我还是有些担心，怕他吃多了会出什么问题。

接下来两天我都没敢见穆赫辛，一方面忙于采访，另一方面我也心里没底，生怕这家伙识破了大发脾气：“水，你怎么糊弄我，完全没有效果啊！”

到了第三天，我路过他办公室门口时，被他给堵住了：“水，过来过来！”

我心想，坏了，露馅儿了！硬着头皮走过去，他一下子把我逼到办公室拐角，表情诡异。也不知是福是祸，我心里直打鼓。

他终于开腔说：“那个药……”我没敢吭声，他又酝酿了一下，说，“那个药，呃……”

我试探着问：“怎么样？”

他咧嘴笑了，说：“Very very good！”

我当场就傻眼了，心想，不会吧？！好半天才回过神来问：“真的吗？”

“Very strong（很强）！”他满意地说。

这件事我回去给冀惠彦讲，给其他同事讲，给很多朋友讲，每讲一次大家都捧腹大笑，谁也没想到在中国普普通通的藿香正气胶囊，到了伊拉克竟然会产生奇特的功效。

2013年重返巴格达时，我很想见见穆赫辛，间问他Chinese Viagra（中国“伟哥”）真的有用吗？那不过就是我们中国调节肠胃、预防上火的一味很普通的药啊。但是阿布告诉我，穆赫辛退休了，几乎没人见过他。很多萨达姆政权时期的风云人物，十年后即使没被清算，也在伊拉克政治舞台上没有位置了。当年他们大肆敛财，可能也是因为时局动荡，以至于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吧。

托“中国伟哥”的福，我如愿采访到了伊拉克副总理阿齐兹。阿齐兹是萨达姆时期伊拉克的风云外交官，他英文很好，长袖善舞，在国际舞台上与美国人、英国人和联合国的人打交道时，总是气场很足，常常一个人舌战群雄。阿齐兹身处伊斯兰教国家，却信仰基督教，是萨达姆政权里一个很另类的人物。

后来，萨达姆被推翻之后，我在《国际观察》栏目里还报道过阿齐兹受审。人在台上和在台下完全是两回事，从萨达姆身边的红人沦为战后的阶下囚，阿齐兹整个人的精气神一下子就泄了，坐在法庭上的他满头白发，一夜之间仿佛老了30岁，畏缩潦倒，不复往日的神采飞扬，令人唏嘘。

阿齐兹到中国访问过几次，我采访过他两三回，也算“老相识”。那次采访，他透露出两个重要信息：第一，他内心里已经坚信，美国迟早是要动手的；第二，他有点责怪中国和俄罗斯等比较同情伊拉克的国家，认为我们没有帮上太大的忙，没有阻止过美国。

其实，在联合国几轮外交斗争中，正是由于中国和俄罗斯威胁要否决安理会决议，美国才没能拿到对伊拉克动武的“尚方宝剑”。直到2003年3月16日，美国、英国、葡萄牙与西班牙四国领导人在葡萄牙的亚速尔群岛会晤，美国总统布什表示，最后时刻已经到来，如果伊拉克不遵守联合国决议，安理会又要阻止我们，那我们几个国家和北约盟友，会组成一个自愿的联盟对伊拉克采取行动。实际上就是说，如果中国和俄罗斯否决了我们，那我们哥儿几个就准备单干了！

最终，美国绕开了联合国，拉上几个“盟友”发动了战争。那个时候，无论中国怎么呼吁用对话和冷静的方式，来解决伊拉克问题，都为时已晚。

十年后再来看所谓的“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事件，当然是子虚乌有，但当时却传得有鼻子有眼，我们这些身在风暴中心的记者，便需要拨开迷雾去追踪真相。

我们经常跟美联、路透、CNN的记者约好，去联合国办事机构外守着，和武器核查人员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他们一动，我们就上车跟踪。对方发现我们后，就会想办法甩掉我们，在某个岔路口，他们的车队突然一分为二。我们那时欠缺足够的通讯设备，只能凭借常年的斗争经验形成的默契来行动，比如美联的车在前面，他们会从车窗里伸出手，指着某个方向，示意我们分头去追。

当然，核查小组也会阶段性地召集记者发布消息，往往却是：“我们这次的成果依然是高度怀疑，但这次并没有查到有效的证据，证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伊拉克当局也会利用媒体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有一次，穆赫辛把我们召集起来，参观一架西方国家指责说是“萨达姆用来释放化学武器”的无人机。

飞机停在巴格达郊外一家普通工厂的空地上，看上去像是架大号航模，机翼也就一米多长。冀惠彦是军事记者，一看就知道，这种飞机根本不可能装芥子武器或化学毒气弹，其实就是架洒农药的无人机。

眼看一切核查都无功而返时，一个惊天大转折出现了。

我身后就是西方国家指责说是“萨达姆用来释放化学武器”的小飞机。老冀是军事记者，一眼就看出这飞机装载不了化学武器。后来证明这是一架用于喷洒农药的无人飞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萨达姆就这样一步一步被逼到了墙角。

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出示了据说可以证明伊拉克拥有、制造和储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大量证据，一个代号“曲线球”的情报人员成为关键人物。据说他是伊拉克的前科学家，曾经在生产研制化学武器的秘密部门工作过，后来从伊拉克转到约旦，叛逃到德国，将情报告诉美国中央情报局。

有一段录音，是两个人在电话里交流。一个人说：“那个东西送到了没有？”另一个人回答：“上校，你放心，我已经送到了很安全的地方。”鲍威尔解释，他们是在运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段电话被监听并且记录下来。

鲍威尔的证据让全世界哑口无言，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件事，仿佛就此坐实。鲍威尔演讲时，我们挤在穆赫辛的办公室看电视转播，我看见，穆赫辛不再不可一世，那种大限将至的表情，很真实地浮现在这个伊拉克新闻官员的脸上。

3．无奈的分批撤离

2月中下旬，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下了通知：下一个礼拜，第一批使馆人员要撤出了。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我们有可能会被勒令撤出。那个时候，中国在伊拉克的记者已陆续撤离，除了我们，只剩下新华社巴格达分社，由我的老同事张兰华带队。

我必须面对一个艰难的抉择：如果新华社也撤，我们留不留？怎么留？

整个报道组都很担心，我给他们鼓劲：“之前花那么大力气进来，就是要守到战争爆发那一刻！能坚持多久，咱们就要顶多久！”

可形势不容乐观。有一段时间，每天做完报道后，我和冀惠彦就坐在拉希德饭店的窗台上，透过夕阳余晖，看着窗外的底格里斯河，看着巴格达钟，看着整个巴格达市区，谈论思考着同一个问题：怎样才能留下来？

我分析，如果使馆和新华社都撤，台里领导肯定要考虑我们的安全，号令班师的金牌就很可能发过来。我们不想前功尽弃，于是制订了一整套“留守战略”。

第一步要发“安民告示”。我不断给台里发传真，汇报工作表决心。我特别强调全体人员状况良好、斗志高昂，各项工作正常进行，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报道体系，并未受到紧张局势的影响。同时我也表现出很强的安全保障意识，包括如何紧急避险、战时物资囤积、预先了解撤离路径等。

我还植入了一个信息，那就是：媒体与使馆人员不同，撤与留，记者应该有独立和职业的判断。路透在这里，美联在这里，目前伊拉克还有约200名记者，新闻大战没有结束，我们没有理由走！我甚至故意“提醒”：凤凰卫视也马上会派第三批记者来，当然我压根儿不知道那会是闾丘露薇。

台里很快回复，肯定了我们的工作，但走还是不走，迟迟不给说法，只是说，按照惯例，央视记者出境采访，既受台里的领导和指挥，同时也要听从中国驻当地大使馆的意见。

我决定“转攻”大使馆。

我们报道组跟使馆的关系十分融洽。从张维秋大使到司机、勤务员，都对我们很好。正月十五的时候，使馆还邀请我们一起包饺子。当时使馆虽然有通讯工具，但主要用于外交用途，一般情况下不能私用。为了表示感谢，我们把海事卫星电话拿到使馆，让所有的使馆人员，从大使到厨师，一二十人，每个人给家里打3分钟电话，他们打趣说：这是中央电视台的友情赞助。这些事现在想起来，都觉得非常温暖。

但是战争里面没有温情，只有生死。我希望张维秋大使能够理解新闻人的理想和热血，但是我也很清楚，形势逼人，很多事不是大使一个人能决定的。

在张维秋大使的办公室里，我们有过一次开诚布公的长谈。

我很直接地跟大使说：“想留在这里，并不是我水均益个人想出名，想要博得一个‘战地英雄’的光辉名号。而是我们作为新闻记者，有这样的职业追求。我们已经在巴格达驻守了好多天，现在撤离的话就功亏一篑了。如果临到了眼前，却放弃记录这段历史，我们会良心不安。”

张维秋大使是位资深外交官，人也很和善，他沉思了一会儿说：“小水，我很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战争一触即发，留下来真的很危险，我们作为驻地使馆人员，首要的还是要考虑你们的安全。你看，也不是只有你一家撤，新华社也已经准备撤离了。”

“我们会非常注意安全的，”我有些着急，绞尽脑汁地解释，“新华社做的是文字新闻，他们可以根据外电、根据伊拉克当地媒体的报道，整理出很漂亮的文字稿。但是中央电视台不行，我们作为电视媒体，需要现场画面，离开现场就没有意义了。”

类似的话，我反复说了好几遍，听上去有点像强词夺理。但是，我必须这么做，把任何道理，都往“我们必须留下来”上说。张维秋大使很耐心地听完，最后表示，他很理解我，也会充分考虑我的想法，会由使馆给国内提供一个建议，但这事确实不是他一个人做得了主的。

我走出大使馆，抬头望天，战云密布，依然阴沉。

3月初，使馆开始忙碌起来，人们进进出出准备撤离，然后一间房一间房开始腾空。我们的主要工作也开始变得单一：保持正常的报道连线，每天跟白岩松相约《直通巴格达》；整个报道组全力以赴，“赖着”不走。

经过充分考虑，我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实在顶不住压力，作为缓兵之计，先部分撤离。

冀惠彦一边啃阿拉伯大饼一边瞪着我：“谁愿意撤吧？你说说。”

我说：“我、你和小勇都是四十好几了，咱们俩更是有家有室的，人生任务完成得差不多了。陶冶和康锐俩小伙子还年轻，还没成家立业，按道理，也该让他们先撤。”

冀惠彦不是扭捏的人，就说：“行！那得跟他们好好说说！”

开场白很沉重，没人主动讲话，我开始介绍局势，但是说了些什么，自己也没听见，只听见心在怦怦地跳。当初把人家说得热血沸腾，来巴格达受了两个多月的苦，现在又要人家回去，怎么交代？！

“外交部门和台里，也是为我们的安全着想，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场真实的战争，会发生什么，谁也无法预测，所以，我们也要理解这种苦心。让你们俩先撤离，也是出于这种理解。”我苦口婆心地劝着两个年轻人，也是在劝我自己。

陶冶跟康锐交换了一下眼神，很坦诚地说，心里不想走，但是也尊重我的决定。

我在心里叹了口气，但是表面上还得镇定冷静，说：“让你们先撤，一是考虑你们还年轻，还有一层意思是，你们撤也许还可以保住我们中央电视台在这儿的存在。当然，你们撤出去还可以策应配合我们。”

“怎么配合？”康锐来了兴趣，他大概以为，撤离就是灰溜溜地离开，以后都没他们事了，一听到有事做，精神就来了。

我手里拿了一支笔，在空中点点画画，“如果一旦强制要求撤离，你们撤到约旦，我们留守伊拉克，对台里有个交待。同时，你们在那边也可以做些报道，还可以帮我们补点物资什么的。一旦局势不妙，危险到我们实在待不住了，你们还可以接应我们。”说着说着，我自己都觉得这是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妙计。

伊拉克战争爆发前，我在街头采访中学生。我希望获得当地老百姓对战争形势的最新看法，特别是伊拉克的中学生怎么看待战争，他们的学习生活是否正常。这些本应该在课堂里读书的孩子，看着街角垒砌的沙袋，眼中写满了忧虑。

这个折衷的方案，得到了台里的认可。3月上旬，陶冶和康锐随着一批使馆人员撤出，使馆只剩下八九人的留守小组，由大使牵头。

新华社同行透露的口风是，如果使馆撤空，他们就全撤。这话让我很紧张，因为台里至今也没有明确批准我们“留下”。

时间一声不吭，埋头向前，当我看到陶冶他们在约旦和伊拉克边境上采访的片子播出时，心里略觉宽慰，这种步步为营、全力以赴的感觉，让我觉得自己依然很年轻、很有干劲，依然可以用一百分的精神和力气，去面对所有的挑战。

我们开始着手为战时做准备。第一步，就是让伊拉克雇员阿布去买发电机。

一旦战争开始，作为萨达姆政府的标志性建筑、官方会议常用地，拉希德饭店势必会成为重要的轰炸目标，许多记者已经转移到另一家民间色彩较浓的巴勒斯坦饭店。而我们报道组剩下的三个人，还在拉希德饭店观望。

杨小勇告诉我，如果战争打起来，我们就要在居民家里做卫星连线。我们有一个设备，行内叫作“比干”，可以通过海事卫星接上网络，实现一定程度的直播，传送拍摄素材，但速度非常慢，一分钟的画面有可能要传四个多小时。如果要用“比干”带动现有设备，需要很多的电，我嘱咐阿布说：“买两到三台汽油发电机，买最好的，再备上十几桶汽油，放在你们家。”

我们以为，阿布家所在的村庄比较偏僻，应该相对比较安全，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阿布后来告诉我们，美军打入伊拉克的第二天，那里就发生了激战，当地村民户户有枪，他们揭竿而起反抗，有两三百人失去了生命。

要坚守，有了电，还得有食物和水。我跟阿布说：“去买一些阿拉伯大饼，让我们仨加上你，能够维持生命就行。”阿布算了一下，一个人起码得30公斤，四个人得要120公斤。他买回来我一看，好家伙，一堆有一人多高，一共四堆。

一转眼已经快到3月中旬，大使又召唤了我两次，通知我：使馆留守小组决定要撤，你们是不是和新华社一起撤？

我和伊拉克兄弟阿布的合影，他的名字叫Sammir Ahmed Ghibri（萨米尔·艾哈迈德·基布利）。阿布是我们摄制组在伊拉克的雇员，1998年我第一次进入伊拉克采访时，就与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战火中我们曾一起出生入死，是换过命的交情。可惜战争不但给伊拉克人民的家园留下遍地疮痍，也在伊拉克人民的内心筑起了高墙，我与阿布的友谊，在我2013年重返伊拉克时，画上了一个遗憾的句号。

我用各种理由搪塞：“我们撤了啊，我们已经撤了两个……”“现在还没有到最后关头，我们还可以坚守一阵子……”虽然大使不曾对我使用命令的语气，但他的意思我很清楚：这就是决定，我不跟你商量，到时候你们必须走！

看上去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但弦绷得越紧，我越不愿去想撤退的事，而是更加积极地去做留下来的准备。我让阿布去巴勒斯坦饭店租三间房子，“房间号只能你知道，房间钥匙只能你拿着。”

阿布一口答应下来。按伊拉克的规定，外国人入住酒店，都要暂扣护照，但我们的护照还在拉希德饭店这边，阿布思忖了一会儿说，去弄个复印件吧，可能得花点钱。好吧，那种情况下，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阿布很快搞定了巴勒斯坦饭店的房子，我又提出，得再找一处安全屋。一旦战争爆发，兵燹遍地，得有个房间让我们藏起来，有饭吃，有水喝，能安全地待着。阿布在巴格达的富人区卡拉达区帮我们找到一处，主人马上要全家搬去库尔德，一栋两层楼的房子，还带一个地下室，开价5000美金，住的时间不限。

当时伊拉克许多富庶的居民家，都是这样的设计，为了躲避空袭，在房子下面挖加固的防空地下室。我去看了一下，地下室上方是混凝土的洋石灰板，两边墙上有钢板加固，有小的通风口，能够拉电线进去。空气、照明都没问题，再放点食物和水，就很完美了。

我们做好这些准备，已是3月17日。就在巴格达时间2003年3月20日凌晨5点30分，北京时间10点30分，美国海军发射的6枚巡航导弹，击中伊拉克首都的部分重要目标，巴格达上空响起爆炸声和防空火炮声，美国总统布什正式宣布，“解除伊拉克武装”的“震慑行动”开始。让国际社会担心良久并一直试图避免的伊拉克战争，终于还是爆发了。可遗憾的是，我们并没能留在巴格达，等到战争爆发那一刻。

4．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那天之前，我完全不曾想到，会以那样一种方式和心情离开伊拉克，就在战争开始前一天，就在那漫天硝烟前，最后一个宁静的夜晚……

3月16日，我们驻守伊拉克的第39天，张维秋大使给我打了个电话，召集央视报道组到大使馆开会。我去的时候，发现新华社的同行也在，大使郑重其事地宣布：“中央和外交部上级决定，使馆全体留守人员于3月18日撤出，根据指示，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也要跟我们一起全体撤出。3月18日上午7点钟，全部来大使馆集合，统一出发，撤到约旦。”

我一听就蒙了，犹如五雷轰顶，整个人都没了魂。所有的奔波，所有的准备，所有积攒的激情和热血，都像是火势正旺时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只剩下“嗞嗞”作响和缕缕黑烟。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回到饭店的，脑子里嗡嗡响，两条腿迈起步子来轻飘飘的。我一进房间门，冀惠彦和杨小勇都坐在那儿等我，一看我脸上的表情，他们也傻了。

我有气无力地把大使的撤出通知重复了一遍，根本不敢看他俩的表情，连我自己都迈不过去的门槛，我不知道要怎么劝他俩迈过去。当我说完最后一个字，听到“哐当”一声，猛地抬起头，看见从椅子上弹起来的杨小勇，烦躁地在房间里打着转，像是想找个出口发泄一下，却无从寻觅的困兽。

“那天，我有事去大使馆，还遇见张维秋大使了呢。”冀惠彦拿起一根我的香烟，也不抽，就那样拿在手里，闷闷地说，“他跟我说，他们要撤了。我说，那你们撤吧，我们干脆住到大使馆来得了，还能省点钱。”

我苦笑地看着他，也就是老冀了，这时候，还想着说点玩笑话。他嘿嘿地笑了两声说：“大使馆有好几辆好车啊，还有一辆奔驰600，他们都开不走，我还跟他们说，把钥匙留给我们，你们先撤，如果战争一旦打起来，我们实在待不住了，还能把车给你开出来，也算是保卫国家财产了。哪里想到，我们也得一起撤啊。”

“撤什么撤！”杨小勇的情绪依然很激动，“我反正无所谓，你们说不撤，我就不撤，都待到这时候了，眼瞅着就是大新闻大事件，怎么能撤呢！”

我张张嘴，又闭上，有些话到了嘴边，却不知道该怎么说。房间的天花板上，那盏不怎么亮的吊灯，像是感受到了我们情绪的躁动，有些轻微地摇摆，昏黄的光亮摇摇荡荡，照着地上的影子，捉不住，也停不下来。

我心里很明白，这次我接到的，是一个命令。之前跟台里所有的商量和要求，得到的回复就是，要听从使馆的意见，听从统一安排。而且，前两天台里也发来了传真，再次重申随使馆留守人员撤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再去跟台里解释，显然无济于事，眼前的路好像只剩下了一条，但是要我们放弃抛掷在这里的所有期盼和理想，去踏上这条路，我们只觉得心里被割了一块，腿里被灌了铅。

“不撤，想办法，坚决不能走！”我沉默了半天，突然就这么说了一句，适才反复的思虑全部白费了，脱口而出的才是真实的想法。

冀惠彦和杨小勇立刻跟上，“是啊！走了的话，想再进来就很难了！”

必须想办法，然而却好像没有办法，我们很理解台里和外交部门的良苦用心，战争一旦爆发，危机四伏，无人有“免死金牌”，台里把我们派出来，就要对我们的安全负责任，我们留在这里，对台里和外交部门来说，都是不小的压力。但是对于我们仨，我们作为记者，这样的报道机会百年不遇，一辈子可能就这么一搏，怎么舍得就这样眼看着烽火彼岸，却白白放手？

那天晚上，我难得地失眠了，平常六七点起床，忙上一整天，晚上一沾枕头立刻睡着，连梦都没有。但那天晚上我没法睡，一直在反胃。这是老毛病了，平时工作起来亢奋的时候没什么事，一旦神经紧张，情绪激动，就会莫名其妙地胃胀痛。这种状态一直持续着，断断续续地睡着和醒来，猛然一个激灵，已经能看到17日凌晨的蒙蒙亮了。

18日早上就要集合了，一想到这个，我就慌得再也睡不着，连忙爬起来，去敲冀惠彦的门，再过一会儿，杨小勇也起来了，我们仨就迷糊而又清醒地，坐在那儿合计。唯一能肯定的是，17号的报道，基本算是废了，我们反复地想这事该怎么办，左想右想，中间还接待了大使派来确认情况的工作人员，面对他们的关切，只能口不对心地说着，跟台里再商量一下，再等等、再看看，拖延着，忍着时间的煎熬。

眼看着到了午后，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不得不做一个决断。我说：“我们表决吧，是执行命令走，还是不走。”

“能不走吗？怎么能不走？”他们俩异口同声地问。

我说：“不走，咱就躲起来。”接下来，我告诉了他们一个很极端的办法，那是个疯狂的念头，最后的挣扎与赌博。

傍晚的时候，我把阿布叫到饭店，交给他三本护照，这是我们央视伊拉克战争报道组三位成员的唯一合法证件。我告诉他：“从明天开始，你就失踪，只有我能找到你，别人都不行。只有明天一天，躲过去了，这一关就过了。”

阿布虽然不知道我的意图，但仍给予了足够的信任，他连声答应着，收好护照便匆匆离开了。

那一夜，我们在拉希德饭店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3月18日凌晨2点，冀惠彦还坐在窗台上发呆，他问我，小水啊，这法子能行吗？我装睡，没回应他，其实是心里也没底。这么冒险的事，谁说得准呢。但是现实是，这是惟一的办法。

凌晨5点，天还没亮，我们就赶紧开上车出门，离开了拉希德饭店周边。海事卫星电话断了线，阿布专门帮我买的伊拉克版手机“二哥大”也关了机，打定了主意要与世隔绝。

后来新华社的同行告诉我，张维秋大使在使馆门口足足等了我们两个钟头，甚至让人去饭店找我们，却毫无结果。快9点多的时候，我听说大使他们一行人还在等，有点坐不住了，我就跟冀惠彦他们俩说，你们先找地方待着，我还是去一趟。

我惴惴不安地打车到了使馆，一眼就看到张维秋大使，所有撤离人员都在门口，车辆都已整装待发。

我假装一脸慌张无奈地跑过去，上气不接下气地跟大使说：“大使，不好了，我们那个伊拉克的雇员今天早上不见了，我们三个人的护照都在他手里，我找了他一早上，怎么也找不到人。没护照我们走不了，到了约旦口岸，您这边也说不清楚啊。伊拉克本来就是警察国家，现在又这个局势，没有护照肯定不行啊……”连说带比画，表情和音色都足够夸张焦虑，“要不你们就先走吧，别耽误了，我继续找那家伙，找着他拿了护照，我们就跟上来。况且那家伙还拿着我们的钱，没钱我们也没法从新闻部和饭店那边结账啊。”

张维秋大使就那么盯着我，眼里满满都是“你就骗吧”，那种识破的感觉，但是又拿我没有办法，我心里一阵阵发虚。我们就这么四目相对了半天，他终于无奈地松口说：“好吧，你们一定要马上来，我们在边境口岸等你们。”

我心里一块石头“咚”的落地，满脑门都是汗，嘴上说着“好的好的”，想着赶快把他们哄走算了。

大部队从我面前离开的时候，新华社的老同事跟我道别，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一拳就捶在我肩膀上：“你小子行啊，你那护照现在就在身上揣着吧？”

我一脸诚恳和无辜，嘿嘿地笑着：“说什么呢，我是真的找不着了。”一边说一边还推他，“赶紧走赶紧走，我们马上追你们去了啊。”

等撤离大队的最后一辆车绝尘而去，我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却不想，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我找到冀惠彦和杨小勇，三个人躲在新闻中心的帐篷那边，找选题的找选题、编片子的编片子，都没开口说，但都觉得暗流汹涌。

2003年赴伊前夕，时任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主任李挺为我们送行。李主任当时握着我的手，殷切叮嘱。十年之后，我依然能感觉到那支持和关怀的热度。

平常我们的海事卫星电话在白天都是架通的，我那部巴格达当地的“二哥大”虽然多数时候不好用，但也是24小时开机，时刻等着有什么消息过来，或者国内台里的什么人找我们。但现在全部都掐断了。

突然一下断绝了与世界的联系，我心里就跟一千只蚂蚁在爬一样。在使馆的时候，大使就跟我说，电视台打了很多电话联系不上我们，也把电话打到他们那儿了，要我们务必跟着一起撤离。我知道开了机要面临什么样的压力，但是不开机，就是一种怯懦的逃避。

中午过了以后，我实在顶不住了，就把海事卫星电话接上，也把那个平常时通时不通的“二哥大”开机了。没过多久，台里的暴风骤雨就通过各种通讯设备穿越千里，劈头盖脸地朝着我们来了。

首先就是新闻中心主任李挺的电话，我从来没听过他这么严厉这么恼火的语气，一上来就直接问：“你们怎么回事！电话不通，人也不见了！”

我连忙跟他解释，还是那套“不靠谱本地雇员携护照失踪”的说辞：“我确实没护照，走不了，一上午就忙这事呢，‘二哥大’也没电，刚刚充上电。”

李挺主任直接说，不行，外交部来电话了，台里也是这么个决定，你们还是得走，不能不撤。

我心里还想着怎么搪塞一下，反复解释说，没有护照，走不了，再说还有工作没干完，总算把李挺主任搪塞过去了。又接了一串领导的电话，到后来我自己都有点相信那个故事了，越说越真诚的感觉。

结果，到了傍晚的时候，我们的副台长罗明亲自打电话来问情况，我故意很无奈地说：“没找到，那个人真的不知道现在跑到哪儿了，我确实走不了啊。”

罗台的语气很平静，也很坚定，他说：“没关系，安全重要，我们跟外交部商量了，跟约旦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也交流过，你们没有护照没关系，现在就走，在边境口岸那里可以补办手续，外交部会为你们做证明。这一点，我们已经通过外交部门跟伊拉克当局、外交部门和军警部门沟通好了，他们承诺放行，所以你们现在就动身。”

我想，我拙劣的谎言大概是没有办法撑到最后了，但我还想挣扎一下，还在纠结一些细节，又说阿布拿了我们很多素材，又说他身上还有我们的钱。

最后，罗台在电话里，非常郑重地跟我说：“小水，你别说了，你的心情我完全能理解。但是你别说了，撤退不仅仅是央视一家的决定，你可以理解为，这是国家的决定。现在台里的领导和同事，都很担心你们的安全，有很多热心观众也打电话来，询问你们什么时候撤回国内。这件事已经影响了很多人，你如果坚持现在不走，我可以告诉你，台里决定，你们以后所有的报道，我们都不会播出，你们不会从伊拉克发出任何报道。”

我切实体会到“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的含义，便是在听到这句话之后。我感觉自己紧绷的精神慢慢瓦解，坚韧的躯体开始逐节崩溃。作为一个记者，我看到再多，听到再多，采访得再翔实生动，没有报道的平台，一切工作就都丧失了意义。

我想要赖下来，是想要报道这场历史性的战争，不是想留在伊拉克举一面标榜自我的旗帜。我不怕死，也不怕违抗命令，我和我的伙伴想必都是如此。但是，我很害怕，我所做的一切失去意义。

5．撤与留的真相

在新闻中心二楼那个狭小的帐篷里，我将一切向我的战友们和盘托出，冀惠彦听了以后，两眼茫然，不住地叹气；杨小勇也不说话，只是在一边默默地摆弄那些器材。那种心情，与其说是沮丧，不如用绝望来形容，更加恰当一些。

谁都不想离开这块新闻的阵地，不想在这场人类历史上将会被记载的大战前缺席，但我们现在就是要鼓起勇气，自己打自己一闷棍，然后让灵魂出窍，把自己拖走。

那天晚上，没有晚饭，其实一天也没怎么吃饭，有那么一个小时，我们仨坐在帐篷里相对无语，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不愿意先说出那个“走”字。最后杨小勇特别无奈地说：“你是领队，你说吧，总要有个人拿主意的。”

我沉重地垂下头。我想，这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了，也不是我们一组人的事儿了，这是一个不得不遵守的命令，由不得任何任性与欺瞒。而且我知道，这件事还会影响到很多我们身边的人，包括我们的上级领导。

终于，在3月18日晚上9点多钟时，我开口说：“没办法，那就走吧！”

张维秋大使和中国驻约旦大使，依然很负责地在边境口岸等着我们，而我们已经纠结了太久，时间显得尤为紧迫。我急急地找来阿布，要找车，拿护照，一通杂乱无序地忙。此前，完全没有想过要走，所以我连牙刷都没装起来过，看着所有摊开来的、杂乱的东西，我有种收不齐、归不拢的无力感。

我们大概用了两个小时，简单地收拾了行李。至于那些大饼、汽油、发电机、安全屋什么的，都随着一个简单的拥抱，托付给了阿布。我很清楚地记得，那天我的呼吸，在伊拉克那样干燥的地方，竟然意外的潮湿。我对阿布说：“东西你帮我留着，保存好，我们随时还会回来，还能用得上。”

我不知道还会不会有回来的时候，我只知道那一刻是离开的期限了，当我们匆匆上车走上出伊拉克的大路时，我突然想起了我们初来到的那一天。那夜，那月正亮……

夜色迷茫，我们失落地撤出巴格达。晚风宁静，人们的表情却隐约不安。毫无疑问，这是战争的征兆。

首先让我觉得不大对劲的，是汽油。石油是伊拉克国家局势的晴雨表，这个国家不缺油，它的石油储量自称世界第一，甚至超过沙特阿拉伯，但其石油设备老化，生产炼油能力很低下，加上两伊战争、海湾战争和联合国十年来的制裁，石油出口受到很大限制。加之运输等各方面的原因，一旦风吹草动，油荒立竿见影。

从伊拉克出来时，我们租的车油不是满的，但要走1000多公里才能到约旦。我们租的都是排量很大的美国造雪佛兰GMC大型越野车，比较费油。我们这一路上很无语地发现：加不到油了。高速公路边的简易加油站，很多都关门了。难得遇到几个开门营业的，都排着老长的队，凑上去一问，每辆车只能加10公升油。我们那车是个“油老虎”，10公升油简直不够它咂巴嘴的。没办法，只能走一段，排长队，加10公升；再走一段，再排队，再加10公升。

很多外国人在排队之列，也有西装笔挺的伊拉克富人，堆着大包小包的汽车排成长龙，行李甚至拴到了车顶，流露出一种逃难的窘态。人们沉默不语，只想快点离开这即将成为战场的地方。

就这样走走停停，没几辆车的高速公路，800公里的总路程，我们走了8个多小时。在19日凌晨5点多，我们终于赶到了约伊边境口岸，看见了我们大使馆的三辆车。张维秋大使坐在车里，眼里布满血丝。

“终于把你们给等到了！”张维秋大使神情疲惫，见到我们如释重负，“我接到国内的死命令，要在这里死守，一直等到你们出来。而且，我还接到指示，如果等不到你们，天一亮我们就返回巴格达去找，不管什么情况，一定要把你们带出来。”

接着，他急切地说：“赶紧把你们的海事卫星电话给我用一下。”我们把海事卫星架在车顶上，让张维秋大使给国内打了个电话，具体哪个部门不清楚，但他的声音非常急迫，说：“已经接到他们了，就在我身边，我们现在马上办手续，这就撤出伊拉克。”

虽然张维秋大使没有明说，但我也隐约猜到，他接到的指令或许不仅来自于外交部，而是来自于更高层。那天上午在约伊边境，我尝试了这么多次以来最通畅的一次出境，因为有外交官陪同，护照手续也很齐全，所以少了很多麻烦。

虽然十分惭愧与尴尬，但由于我之前都是拿护照在说事，所以在出境时，我还是很努力地把这个护照的故事讲完了。

我跟张维秋大使说，我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护照弄回来的。准备撤离的头天晚上，我们把护照交给伊拉克雇员办签证，并让他帮忙准备些东西。结果，他在深夜回巴格达郊区的路上，被伊拉克的秘密警察给拦住了，一检查，发现他身上有几本外国人的护照，还有一笔不少的现金，因此怀疑他的身份，伊拉克的军警、秘密机构就把他扣押了，关了一晚上。到了白天他拼命地搞证明、想办法找朋友来“捞”他。终于到了下午的时候，他交了罚款，还贿赂了警察，终于被放出来了。之后他直奔新闻中心工作的帐篷里找我们，我们才及时拿回了护照。

在伊拉克新闻中心的二楼平台上，我正用海事卫星电话联系北京，身后是一个个用美元搭起的天价帐篷，显示着一场没有硝烟的多国“新闻战争”正在进行。当时，在联合国的多年制裁下，伊拉克处于贫困状态之下，通讯设施也不发达。为了与北京联系方便，我们出发去伊拉克前，带了三台不受地域限制的海事卫星电话，但在入境时，被伊拉克方面以“莫须有”的理由扣押了两台，我们用仅剩的这一台海事卫星电话做新闻直播。

根据当时伊拉克的情况，发生这种事也不足为奇，我已经向外交部的同胞、向台里所有领导同事撒下了一个弥天大谎，为了避免对报道组其他人造成影响，我也只能这样硬撑着，尽量把谎言合理化。

离开伊拉克，中国驻约旦使馆的同志把我们接到约旦首都安曼的大使馆院内。我们三个一夜未眠，眼皮子都在打架，但就是辗转反侧。我们心里还不能接受就这样无功而返。一想到我们只差一点点，就能在那个新闻的大战场一展身手，如今却只能隔岸相望，痛苦和不甘就在心里狠狠地拧着，仿佛要拧干最后一滴活力与希望。

中国驻约旦大使陈永龙，见我第一句话就说：“你可把我害苦了！”他嘴上这么说，但脸上的表情还是很亲切，“我要严肃地批评你，同时也要谢谢你，我当外交官这么多年，从来没想到，会在办公桌上接到国家领导人的电话，这个电话就是为你们打的，话里边的语气我就不跟你细说了。领导人下了死命令，我和张维秋大使要确保你们中央电视台最后几位记者撤出伊拉克。”

陈永龙大使温和的话语里，其实有雷霆万钧，让我知道这件事非同小可。后来我也听到了不少说法，从不同侧面确实印证了，当时有国家领导人专门过问了这件事。因为伊拉克战事一触即发，领导人就向使馆人员询问，在伊的记者怎么样了，当他得知还有三位央视记者，包括水均益，因为护照找不到还没撤出时，领导人当即表示，不行，坚决不行！

他说，我们中国记者的生命是非常宝贵的，之前有过惨痛的损失，在美国轰炸我们南联盟大使馆的时候，已经有三位记者失去了生命，还引发了中美之间很长时间的关系紧张。所以，出于种种考虑，领导人指示，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三名记者安全地带出来。因为当时伊拉克使馆的张维秋大使已经撤了，联系起来不方便，所以，领导人亲自联系了约旦使馆的陈永龙大使，交待这件事。

在约旦使馆，我们又遇上了一早抵达的新华社同事，老同事张兰华看到我，狡黠地笑着说：“你小子没玩成吧？玩砸了吧。”

大家是多年的老同事，又都是干记者这一行的，很多想法是心照不宣的。但我当时已经没有了开玩笑的心情，我抬起眼，望着使馆里的一桌一椅、一草一木，试图慢慢接受已经离开伊拉克的事实，但是心上那块石头却越压越重，几乎让我喘不过气来。

手边那本护照，正五味杂陈地躺在那里。

那次伊拉克报道，我们并非孤军奋战。除了在伊拉克的报道组外，中央电视台还在周边国家作了全方位部署。主力驻扎巴格达，以此为核心，在约旦、科威特、土耳其布兵策应。“兵力”调动频繁，央视在中东唯一的记者站埃及站，紧急调出了老大姐、懂阿拉伯语的记者梁玉珍，和年轻的摄像师刘茁野，增援约旦。另几路记者陆续赶到土耳其和科威特。央视的大军，对这场“新闻战”渐成合围之势。

在约旦的巴勒斯坦酒店，我们见到了久违的陶冶和康锐，梁玉珍大姐和刘茁野也住在这里。“胜利会师”后，便开始讨论下一步的报道计划。既然已经离开了巴格达，我们现在便只能在约旦监控伊拉克的态势，一旦战争爆发，第一时间从约旦发出报道。

当时，约伊边境已经出现小股的“难民潮”，不是那种战争打响后背着大包小包携家带口逃难的人群，而是之前我们一路上看见过的，那些外国侨民，以及伊拉克的达官贵人，其中还包括萨达姆政权里高官的家属，他们急迫地远离危险，一波一波朝着邻国约旦涌来。约旦方面压力骤增，在靠近边境的地方，预先开始搭建了难民营，而后来在战争期间，这些地方的确也收容了很多伊拉克难民。

尽管巴格达已成为我心头的伤，但是专业精神提醒我，要迅速调整位置，继续坚守这第二道火线，在约旦的采访要迅速开展起来。

杨小勇很快在巴勒斯坦酒店联系到了卫星线路，当时很多外国记者住在那里，所以酒店屋顶上也有许多电视服务机构搭建的平台。于是，我们很快就在酒店的屋顶，继续开始约旦的现场连线报道。

我实在没有想到，这件事后来在国内会被炒得沸沸扬扬，我也因此遭受了很多责难，有一些网友说：“水均益临阵脱逃，躲到一个五星级酒店，在那儿打着电话在连线，恬不知耻。”

电视记者不像文字记者，可以不受技术条件的制约，电视报道必须要有画面，要有卫星传输线路。我们没有设备，只能花钱租别人的。所以当时我们选择酒店，是考虑到报道的快速和便利，绝不是贪图什么舒适的条件。

往往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越是冲在前面的记者，了解的资讯却越少。我们驻守巴格达一个多月，虽然在事件中心，但视野却被地域限制，通讯不便，无法从全球视野纵览横观，后方的编辑有时都比我们知道得多。那个年代CCTV还只是小股部队出击的“作坊式”运作模式，刚刚尝试走进战争现场不久的中国电视记者，还没法与一些西方新闻信息大国的同行们相提并论。

同时，伊拉克的新闻环境实在太困难了，所有在巴格达的外国记者，都处于严密监控下，报道的“好”与“坏”，直接关系到你是否能在伊拉克留下来。所以很多记者很谨慎，哪怕得到了一些绝密的信息，也要想办法通过自己的渠道先放出风声，由各自的媒体在卡塔尔总部、伦敦总部或者纽约总部发出来。同时，这些媒体也都很注意保护前方记者。因为，前方记者是媒体的眼线和耳目，是这个媒体在风暴中心的一个存在、一个符号。对于这种报道上的“潜规则”，大家都心照不宣。

所以，记者们在酒店住在一起，既是抱团取暖，又是信息的互相交流，并非网友想象的贪图安逸。

3月18日，小布什向萨达姆和他的两个儿子喊话，要求他们在48小时之内离开伊拉克，作为避免开战的最后通牒。同时，美国政府也要求留在伊拉克境内的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24小时之内尽快撤离。

3月19日在约旦安顿下来后，我们马上跟台里做了两档连线节目，当时《直通巴格达》还在播出，白岩松也依然在跟我连线。虽然，我们整个报道组情绪上受到很大打击，但是大战在即，容不得太多思虑和犹豫。

6．战前重逢闾丘露薇

3月19日，战争开始的前一天，我在约旦的酒店大堂里，意外碰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2002年，我曾与这朵“战地玫瑰”在阿富汗“生死患难”，我惊呼了一声：“闾丘！”

来的正是凤凰卫视的记者闾丘露薇，她和她的摄像同事刚从香港来到约旦。

凤凰卫视前前后后来过三拨人。第一次是记者郑浩，自己扛着台摄像机就来了巴格达，要做一个临时的短期采访；第二次是凤凰卫视驻莫斯科的记者卢宇光，追着前来斡旋的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来到巴格达。

凤凰卫视喜欢“单打独斗”，不需要经过外交部，不需要来回盖章、批件，所以他们的记者出国采访，要比我们这些吃“官饭”的央视记者方便得多，几乎是说走就走。不过据说他们的老板为了控制成本，对外出采访的记者实行的是“包干制”。比如去趟伊拉克，10天时间，就给你一个整数，包含了吃喝拉撒、采访报道、卫星传送等所有费用，用不完的归你，花超了得自己掏腰包。所以，凤凰卫视的记者一般比较“抠门”。没办法，人家是“资本主义体制”。

郑浩和卢宇光前后都找过我，借用海事卫星电话，蹭饭蹭车。虽然当时从巴格达给北京和香港打电话是8美元一分钟，但身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我很爽快。一个人出门采访不容易，都是中国媒体，同一个战场、同一种理想，我们能帮就帮一下。

当时，“9·11报道”之后的凤凰卫视已声名鹊起，也给中央电视台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压力，但我们这些冲锋在前的记者，见面后却是把盏言欢，并没有外界想象中的剑拔弩张。

记得卢宇光走之前，我一拍他肩膀：“兄弟，这次你在我这儿蹭吃蹭喝，等我到莫斯科了，你得回请我吃大餐！”几年后我去了莫斯科，他听说后，果然专门找到我，请我们报道组一行吃格鲁吉亚烤肉、喝扎啤，大家说起在伊拉克的事，也有不少感慨。

他乡遇故知，我们报道组照样请闾丘露薇和她的同事吃了顿饭。话题一下子拉到撤离上面。

我感叹道：“怎么想怎么窝火，太窝火了！就因为一道命令，我们眼睁睁痛失了一生都不一定能再有的新闻报道机会，大战将近，竟然就这么撤出来了，你说郁不郁闷？”

闾丘听了也跟着我一起叹息，还一个劲地安慰我，顺便也问我一些巴格达的情况，她刚来，人生地不熟，也挺着急的。她还告诉我，国内外交部当时对各个媒体都有指令，所有中国媒体、中国人建议不要进入伊拉克。简单地说，只出不进。

闾丘试探性地问我：“水哥，你看怎么办？也不让我们进，我们台里的指示也是不能进，只能在约旦待着。”

我说得热血沸腾，立马帮她分析了一下形势，说：“我们是中央电视台，是中国国家媒体，外交部的指令对我们来说有很强的制约性。但你们不用怕啊，怎么说你们也是境外媒体，香港注册的，也不直接受外交部或宣传主管部门管束。你何必还这么谨小慎微？”我还鼓励她：“你就进去！我可以告诉你路线，这条路我很熟，人头也熟，到了那边找谁，打你水哥的旗号！”

紧接着，闾丘就跟我探讨用什么方式能进伊拉克，我告诉她，随便租一辆GMC，但最好是找经常跑这条线的某公司的某个人。我给她抄了两个电话，告诉她可以打过去问一下。然后我还嘱咐她说：“大战将临，我们回来时车就已经涨价了，原来进去一辆车是400到500美元，出来的时候砍到1200美元司机都不干，加了100美元，1300美元，人家才肯出来。你肯定得准备好钱，以防他们坐地起价。”

也许有人会怀疑，我干吗对一个别的媒体的记者这么掏心掏肺，我难道不知道新闻竞争的残酷吗？我当然知道，而且我也很清楚，从“9·11报道”开始，凤凰卫视就成为了央视潜在的竞争对手。但我那时候想的是，我们都是华文媒体，闾丘露薇也是中国记者，如今这样一场世界性的大战就要爆发，难道中国竟没有一个记者在现场吗？我身不由己地退出，每日自责不已，但我不会阻挡你前进的步伐，你如果有条件，你就向伊拉克进发！

闾丘跟我谈完这一番话之后，有点跃跃欲试的样子，但是她也拿不准，到底能不能进得去，或者什么时候进去，因为战争到底是明天打响还是一个礼拜后打响，谁也说不清。

跟她分开之后，我走上酒店楼顶平台，看着那深邃无垠的夜空，有种一吐胸中块垒的快感。只有我知道，我绘声绘色地向闾丘描述的、那个重返伊拉克的过程，是我曾在心里重复演练过千百遍的。每一次，我都想象自己随思绪一路疾驰，御风而行，直奔向巴格达那片闪耀着神秘光芒的星空。

和闾丘露薇碰面那天的后半夜，我们还和北京方面做了连线报道，谈约伊边境的局势，工作一直持续到很晚，凌晨两三点，我才入睡。到了凌晨五点多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迷糊中我听到楼道里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叮里咣啷的，像是有很多人在跑。然后突然就有人大声地敲我的房门，喊着：“开战啦，开战啦！”

我猛地一下坐起来，人完全就清醒了。这时，放在床头的手机也响了起来，我一边胡乱套着衣服一边接电话，脚已经在准备往外跑。手机那头北京的同事喊着：“水哥，水哥，打起来了，你知道吗？”我说，我也是刚刚知道。这时，冀惠彦和杨小勇也跑到酒店走廊上来了，我看着他们脸上的表情，满满的都是两个字：来了！

伊拉克地图。战争爆发时，我已无奈地撤到约旦，后转战科威特，希望能跟随美军组织的联合采访团，名正言顺地再次进入伊拉克采访。当所有的尝试都失败后，我和冀惠彦、杨小勇从约旦冒死闯回战火燃烧中的巴格达。

我们立即冲到房间里，开电视，CNN的24小时现场直播，已经有了巴格达的画面。那景象我很熟悉，就是我们经常工作的底格里斯河边，新闻部大楼二楼平台。用夜视设备拍出的绿色爆炸闪光，在夜空中显得格外刺眼，爆炸过后就是火光冲天，整个巴格达夜空亮如白昼。

看到这个画面，无法亲历的遗憾随着爆炸声响，一下一下冲击着我的心房，我无奈地叹息着，对冀惠彦说：“错过了，我们还是错过了啊。”一旁只传来冀惠彦无奈的叹气声。

但留给我们遗憾的时间很有限，不管怎么说，我现在仍是整个央视离伊拉克最近的记者，我得赶快搜集材料，了解信息，尽我所能去报道战事。

我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给阿布打电话，当时伊拉克的通讯本来就已经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了，战争爆发了更难打通。我几乎给所有在伊拉克的联系人都打了电话，大部分仍能接通，却无人接听。我辛苦一个多月建立起来的伊拉克情报网，就这么无情地瘫痪了。于是，我们只能非常“饥渴”地看各种新闻，约旦电视台的新闻，CNN、BBC、美联社的消息，各种外电报道，还有那时已经势头很猛的半岛电视台。根据这些消息源综合素材，我在酒店楼顶租用的直播点，开始跟国内连线报道。

巴勒斯坦酒店的天台，就像是伊拉克新闻中心二楼平台的翻版，众多媒体老朋友在这里重逢汇聚。我身旁就是BBC的记者，他们因为做了令伊拉克当局不满的报道，被赶出来了。美联、路透，还有英国ITN（独立电视新闻公司），也是接到了总部的命令，撤出了伊拉克。路透社有一个摄影记者留在巴格达，半岛电视台也留了两名记者驻守，其他大部分西方媒体，也撤到了约旦，聚集在这个小小的酒店天台上。

我在连线报道和工作的间隙，还在巴勒斯坦酒店遇到了CNN著名的战地记者，我的朋友克里斯蒂安·阿曼坡和尼克·罗宾逊，他们在战前被伊拉克当局撵了出来，和我们一样在各种信息源中晃来晃去，寻找新闻线索，打探各种消息和情报，谋划着下一步怎么走。

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呢？开战的前两天，我其实感到非常迷惘。战争爆发的那一刻开始，所有信息像是随着导弹一起爆炸了，纷繁的碎片漫天飞舞，几乎每分钟都会有新的消息。从20日凌晨开始，我跟国内的连线一直持续到下午，一整天都在密切地关注战况。当时我们在巴勒斯坦酒店的七个央视记者，紧急分工，有人负责关注实况信息，有人从约旦官方去了解一些中东国家的反应，有人直接上街去采访约旦的相关人士，了解他们对于开战的看法。这么多的信息，一手的、二手的，如同潮水澎湃，但我还是觉得不够，不对劲，不死心。

毕竟，约旦不是战争中心，真正的新闻战场，亿万观众关注的真正焦点，仍在巴格达。

于是，我本就没死的心又开始蠢蠢欲动，跟冀惠彦他们商量说，现在仗已经打起来了，我们既然在这么近的地方，能不能想个办法，再找个途径进去？

可是，战争爆发后，约旦这边就关闭了边境，再要过去，只能想办法找私人渠道，也就是偷渡，感觉很悬乎。而且，开战第二天我们就听说，“死亡大道”约伊公路已经成为联军轰炸目标，有人在这条路上被炸身亡了，贸然去闯，显然不是理智的决定。

其实那时候，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已经转到了伊拉克的南部，靠近科威特的伊科边境。因为伊拉克北部的土耳其，拒绝了美国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把路堵死了。所以美英联军大部队实际是在伊科边境集结，新闻媒体已经有所报道，美军在该处集结了12万人，英军有4万人，还有澳大利亚、加拿大的军队。

从3月20日开战起，伊拉克每天都处在一轮又一轮、接连不断的空袭之中，美国宣布第一轮的空袭是“斩首行动”，紧接着又有“震慑行动”。美国部署在海湾地区的各种舰船，发射精确制导的“战斧”导弹，还有各种战略轰炸机、隐形轰炸机、F117、B2等，直接飞进伊拉克领空，对伊拉克各地的目标进行轰炸。除了巴格达首当其冲之外，巴士拉、摩苏尔等一些战略重地，都遭遇了频繁的空袭。

这就是战争的残酷节奏。每隔一两个小时，空中就响起凄厉的警报声，导弹倾斜着飞向地面，天空震颤，光芒耀眼，阻断视线；地上的建筑仿佛在摇晃，下沉。每次空袭过后，都有那么一段死一般的寂静。当时有媒体分析说，按照美军的部署，空袭一段时间后，就要开始地面战，军队就从科威特进入。

于是，我就琢磨，如果从约旦不好进，何不转到科威特去试试运气？我们七个央视记者，都集结在约旦，可约旦除了边境上有些小冲突，以及可能出现难民潮外，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新闻。我还是一心想回到战场，进入到风暴的核心。

当时，央视在科威特没有记者，而现在《环球时报》老总胡锡进，那时他是《环球时报》的副总编，带着一队人，以及新华社驻站的记者，还有国际广播电台等媒体的一批中国记者，云集在科威特。那里俨然已经成为报道伊拉克战争的主战场。所以，我提出兵分两路，梁玉珍大姐和刘茁野留在约旦，我们这拨人转战科威特，大家都觉得是个好主意。

我立刻联系央视新闻中心主任李挺，电话一接通，我就听出，他的语气也相当沮丧。我知道，作为直属领导，对于我们无奈从伊拉克撤出这件事，他心里也挺憋屈。因为我们投入了那么多人力、物力，苦苦挣扎了那么久，结果我们才撤出两天，战争就爆发了，他心里一定也不好受。

李挺主任安慰我说：“小水，你们还是要坚守报道，哪怕伊拉克不行，咱们在约旦、在周边，也要把报道做好。”

我建议道：“既然现在约旦有两批记者，我们大可不必扎堆，可以分兵作战，其实现在科威特才是报道重点，我们能不能转去科威特采访？”

李挺主任答应得很痛快。

于是，战争爆发的第三天，也就是当地时间3月22日，我们从约旦飞到了科威特。

一出机场，走到科威特的大街上，我们就看到了与约旦截然不同的景象，那里就是美军一个巨大的后勤基地。大街上随处可见美军的军车，各种装束的美国大兵，带有各种标示的武器装备，有陆军、海军陆战队、宪兵等等，处处弥漫着剑拔弩张的紧张感。

作为国际记者，我参与过多次与来自世界各地媒体的“新闻大战”，这是2011年在法国戛纳报道G20峰会时，我们的“新闻大战”现场。一家媒体划定一块“地盘”，各自抢占有利地形进行报道。2003年伊战爆发后，在科威特的新闻大战，气氛比这更为紧张和激烈。

为了方便媒体记者，美军还在科威特设立了一个国际新闻中心，由科威特和美国方面的相关人士组成，包括美国国务院、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的文职人员，为各路记者提供媒体服务，也会发布一些即时的讯息。

我立刻被这种整装待发的气氛所感染了，对冀惠彦他们说：“弟兄们，都打起精神，从科威特出发吧！”

科威特的国际新闻中心是新闻大战的主战场，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人头攒动，仿佛形成了一个小型的“媒体联合国”。有的是文字记者，一个人背着个包，拿着录音笔；有的是浩浩荡荡一个团队，一看就是电视机构。拉美的、非洲的、东南亚的、北欧的，各种肤色各种语言的记者，在各个柜台前办理各种各样的手续。

我们决定向美军靠拢，希望能通过他们组织的“POOL”（联合采访团队），成为随军记者，跟随即将开始地面战的联军军队，进入伊拉克。

美国人很喜欢组织“POOL”，但这个团队的名额有限，许多媒体都想去，那就得筛选。筛选的办法五花八门，可以按先来后到的顺序排队，可以抓阄，还可以指派。

指派的弹性很大，美国人一般会首选本国记者，美联社、ABC、BBC等大牌西方媒体也可以受到优待，还有一些“哥们儿”国家的媒体也会得到照顾，比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亚洲媒体获得指派很难，CCTV当时虽然小有名气，但毕竟不是西方主流媒体，很难进入美国人的“法眼”。

“POOL”的组成会照顾到门类，电视、文字、摄影，不同类型的记者都有。这个团队能跟着美国的某支部队到前线观战、采访。那时候，伊科边境，联军的地面部队正在集结，前线已经有零星的战斗发生。记者要上前线，得签各种各样的生死文书和报道协议，报道内容也必须经过美军的审查。

美方会对记者们采访的文字或视频逐一审查，提出意见：“这个画面你不能用。”

“为什么？”

“因为你泄露了我们某种高级武器的机密。你也不能从那个角度拍，因为那个角度你会暴露我们联军的部署，可能会危害到联军的安全。伊拉克的‘飞毛腿’导弹可能就会随之而来……”

可见，西方所谓的“新闻自由”，也是有限制的。虽然他们冠冕堂皇地讲“新闻自由”、“媒体不能得罪”，给你提供各种采访机会，但你的报道必须得经过审查，也会有一堆的“清规戒律”。

但对我们而言，这种“戴着镣铐跳舞”的采访机会，也是千载难逢。我心心念念想要回到战火燃烧中的巴格达，回到新闻报道的核心地带，但我们是被国家领导人以行政命令撤出的，如果我们违抗命令贸然回去，后果难以预测。我的同事、台领导都会为此事受到牵连和影响。但如果我们能跟随联军的联合采访团，名正言顺地重返伊拉克，安全系数也能有一定保障，我想，台里应该不会反对吧。

打着这样的小算盘，我们在科威特的国际新闻中心填了好几张表，交了上去。并且手写了几份英文的申请书，说明希望参加什么部队。

等待的时候，我们在科威特也没闲着，继续跟北京连线。那时候央视的伊拉克特别报道，每天24小时直播，白岩松和康辉一直坐镇主持。

我们要从科威特这个联军大本营获取大量信息。信息就像导弹一样满天飞，说不准哪条信息就会形成爆炸性新闻。每天处理的信息量实在太大，让我们备感忙乱的同时，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兴奋。每天一睁开眼睛，8档、10档报道就在线呼叫了。

我们填的表有一个“中奖”了，陶冶和康锐争取到了一次机会，跟随联合采访团，去伊科边境拍摄了当时联军的状态，回来做了一个报道。此外，再没有任何能随联合采访团进入伊拉克的消息。

7．凤凰卫视进了巴格达！

科威特的首都科威特城，是靠着海湾的一个很小的城市，总共才几十万人口，还没北京的东城区大。我们在报道的时候，耳边会突然响起空袭警报，伊拉克的“飞毛腿”从天而降，视野所及，浓烟升起，某个商场或居民区就成了战争的牺牲品。

那时候记者们最担心的是化学武器。由于美国人的宣传，大家当时都坚信伊拉克拥有化学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他们要报复美国，肯定首先会以驻守在科威特的美军、各国的记者、各个联军的工作人员为目标。如果仅仅是一枚导弹飞来，那造成的破坏大不了就是把这栋楼炸一个窟窿，而化学武器就不一样了。

我们的心一直悬着。

出国之前，冀惠彦利用他在部队的关系，给我们弄了一大批装备，其中有急救包、药箱、钢盔、防弹背心，还有防毒面具，我们一路都背着。到了科威特一看，我们都乐了，驻扎科威特的各国记者，拿出来的装备，足够开一个展览了。蓝颜色的防弹背心，黄颜色迷彩的防弹背心，还有白颜色上面喷着TV的防弹背心和钢盔，人手一个防毒面具，没有的就直接在科威特军需品商店买。据说在国际新闻中心排队也可以领。

做新闻是24小时待命，而防空袭也是24小时戒备。

当空袭警报一响，记者全都一个个从楼上往下撤，拿着防毒面具往酒店地下室飞奔。这不是我第一次听到空袭警报，也不是第一次面对导弹向我飞来，但防化可不是小事，一枚导弹在其他地方炸了，化学毒气也可能顺着空气飘过来实施第二次攻击。等解除警报，大家再从地下室钻出来各干各的。

那些日子，科威特起码遭受过10次导弹袭击，事后证明，没有一次有化学武器。

在科威特度过的两天两夜，好像两年那么长，每当空袭警报凄厉地在科威特上空回旋时，我心里都会震动，像冰山崩塌，振聋发聩。战场边的媒体就是如此，火线上的记者就是如此，生死大关之前的新闻就是如此，让我难以平静，感慨、冲动、兴奋，五味杂陈。

我们焦急地待在科威特，等待和联军一起进入伊拉克的机会，一个突然的电话，却将所有的计划打碎了。

3月25日，央视《世界》栏目组的同事张郇突然给我来了个电话，他当时在应急对接小组里，配合战争报道特别节目，负责为我和白岩松提供计划、文案、外联等材料。他在电话里第一句话就说：“你知道吗？凤凰卫视的记者进了巴格达。”

我只觉得脑子里“嗡”的一下，好几分钟没反应过来，一片空白。张郇不说，我也知道是谁进入了巴格达，肯定是闾丘露薇。

我感觉脑袋被狠狠敲了一下！我长期跑中东地区的战地采访，之前又在伊拉克坚守了近两个月，可是现在，我在科威特，凤凰卫视的记者却已经在巴格达！这是失败！其次，这对于中央电视台也是一次很大的挑战，我眼前仿佛已经出现了很多飞舞的文字碎片，那是“9·11”之后社会各界对于中央电视台的诟病，对于凤凰卫视的赞扬。

我前所未有地觉得，我与我所供职的媒体，如此荣辱与共，同气连枝。

在约旦与闾丘露薇重逢时，我还专门鼓励过她去巴格达。当时我还处于某种不平衡的心态，觉得我反正没办法，撤出来了，我们中国记者不管哪家，只要有人能进去，也能代表我。但是，当这件事真实地发生，并且摆在我面前的时候，一时间，我失去了方寸，心里的感受非常复杂，有失落，更有不甘心。我心心念念想要做到的事，只差一步之遥，失之交臂，现在却让别人做到了。

张郇有些担忧地告诉我，网上已经有舆论反应了，基本上就是一边倒地对凤凰卫视和闾丘露薇的赞扬，以及对我们的种种责难。台里知道这件事，也觉得挺窝火的，明明之前守了那么久……

我强迫自己深呼吸，冷静下来，然后对张郇说：“我现在也不管别的，对我个人有什么样的影响，我已经不在乎了，但是如果凤凰卫视进去了，那我们央视也应该能进去。”接着，我问现在是什么情况，闾丘做了几条报道。在询问的过程中，我已经下定决心：我要不顾一切地回去！凤凰卫视能在那儿待着，我们为什么不能？！

闾丘露薇的行动对我们而言，既是刺激和挑战，也是一个掩护，这使我有了更充足的理由回到巴格达。当然，如果我现在打电话向台领导请示，得到的绝对还是个“NO”，所以不能说。但是不说的话，我要怎么走？我在科威特每天从早到晚都安排了直播，有什么理由可以缺席？还有，就算走得成，要从哪里走？科威特有没有捷径可以进入伊拉克？

我连忙翻出地图，铺在房间的地毯上，开始研究路线。

我首先想，科威特离伊拉克南部的城市巴士拉很近，而巴士拉离巴格达也只有五六百公里，有没有什么通道能先到巴士拉？

但是，伊科边境大军压境，陶冶他们刚采访回来，那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果没有联军的指令和许可，寸步难行。而且，巴士拉到巴格达的那条路遭遇了严重轰炸，新闻报道中说，整条路已经完全瘫痪了，看来，此路不通。

还有一条路，从土耳其北边绕道，驱车两千公里到土伊边境，然后再从边境往下走，一直走到巴格达。但这条路实在太远了，物力和时间都不够。

剩下唯一可行的一条路，就是返回约旦，再闯“死亡公路”。

我拿起电话就开始联系各路关系，但是关于约伊边境的情况，没有人了解。不能肯定这一路是否安全，也不知道边境口岸是否彻底关闭，遭遇几次轰炸的“死亡公路”，究竟是否还能通行，这一切都是未知数。

我好不容易从几个约旦的朋友那里打听到，约伊边境口岸为了防止大量伊拉克难民涌入，现在已经不让进约旦了，但是伊拉克那边让不让进，似乎没有明确的规定。我又看到了一丝亮光，战争打起来，伊拉克政府肯定处于半混乱状态，我们去到口岸，说不定就有机可乘。

由于美国人的宣传，大家当时都坚信伊拉克拥有化学武器。巴格达血清与疫苗研究所，也被指证为萨达姆研制化学武器之地。2013年我们重返伊拉克，特意来到研究所采访，证实“化学武器”之说是子虚乌有。

拿定主意，我立刻把配合默契的战友冀惠彦叫过来，说：“我想回去。”

“回巴格达？怎么回？”冀惠彦知道我惦记着这事。

“先从科威特飞约旦，从约伊边境再进，往里硬闯。”说这话时，我能听见自己声音里的渴望。

“那……跟台里怎么说？”冀惠彦探询地看着我，我相信他早已明白了我的想法。

“不说，豁出去了，就违反一次纪律！”

冀惠彦低下头，想了一会儿，问：“你是不是都想好了？”

“嗯，我想好了，陶冶、康锐和杨小勇留下，就我们俩去，轻装上阵，你带上摄像机、比干、海事卫星，我们就走。让他们在这边，继续正常跟北京那边连线报道。出镜方面，就让陶冶跟台里说我病了，扁桃腺发炎，嗓子哑了，他先替我两天。这两天里，我们能不能进得去，是死是活，也能见分晓。两天后如果没有我们的消息，就让他们如实汇报，说我们回巴格达了，失去了联系。人死活都不知道，台里还能说什么？那时候恐怕咱俩也不用操心了，都‘拜拜’了还管那么多？！要是我们顺利进去了，就自己跟台里汇报。”

之所以只约冀惠彦一起回去，是因为多年来的默契，我明白他，他也明白我，我们都知道自己内心的愿望有多强烈，只要有一点星火，就能燎燃整片草原。

果然，冀惠彦听了我的计划，没有一点犹豫，但他建议，杨小勇也应该一起去，“万一顺利进去了，还是要报道，要直播，我们需要这个技术保障。”

我有些拿不准：“那得问问小勇，咱们合作这么多年，我了解你，这事你肯定愿意干，我也需要一个摄像。但是小勇是个工程师，让他跟咱们提着脑袋玩这个命，能行吗？”

冀惠彦乐了，说：“能不能行那得试试。”

我说：“行，那就试试。”

冀惠彦悄悄地去把杨小勇叫了过来，小勇一听计划就“嗨”了，他本身就是个大大咧咧的汉子，尽管是工程师，但是常年在新闻单位工作，已经被熏陶得很有新闻素养，而且男人嘛，谁不想亲历大事件，更何况他是这么一个“热血中年”！他爽快地说：“跟着玩一趟就玩一趟呗，传送卫星什么的就交给我了！”

我当机立断：“行，那就我们仨，返回巴格达，让康锐和陶冶坚守。咱们定一个生死盟约，去路茫茫，前途未卜。我不能保证我们能一路安全进入巴格达，更不能保证我们到那以后能活几天，但是，这件事一定要保密，所有行为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所有后果都由我们自己承担责任，行不行？”

他们俩异口同声地说：“行！没问题！”

我们三个“老年人”又开始对两个年轻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这样的谈话，不久前也有过一次。上一次，是劝他们为了大局撤离，这一次，是要求他们掩护我们重返。也许是在一个团队的时间长了，大家也都心领神会了。我们把计划说出来，陶冶和康锐只是迟疑了一会儿，就答应了我们这看上去相当离谱的要求。

后来，我专门为这件事请他们俩吃饭表达感谢时，他们告诉我，当时的迟疑，只是因为，他们太清楚我们将要面对的是什么，不忍心，也不知道应不应该让我们去冒险。

当时，我们都很理解彼此的心情，整个伊拉克报道组面临这种“逃兵”的指责，面对这种“被抢了头筹”的尴尬，无论从个人新闻理想还是从团队荣誉考虑，此时返回伊拉克，还有可能扳回一局，否则，实在无法对自己的职业交待，也无颜见江东父老。

大家达成一致后，我还特别安慰两个年轻人说：“咱们定一个攻守同盟的战略，如果我们顺利进去了，你们就跟台里说，我们找到了一个特殊的关系，从约旦通过一条沙漠上的路进入，联军没有轰炸，能够非常安全地返回伊拉克”。

当然，这又是个善意的谎言，我哪里还能找到什么特殊关系，那时候我连阿布在哪儿都不知道，我只能怀着一种有志者事竟成的原始执着，去完成那些应该完成的事。

我们仨直奔机场。从酒店出发时，我、冀惠彦、杨小勇、陶冶和康锐，互相紧紧拥抱对方，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告别。大家心里都抱着一种诀别的伤感，这或许是最后一次见面，或许是最后一次拥抱，明天会发生什么，谁都无从知晓。

没有身在其中的人，无法想象我们当时承受着一种怎样的压力。我们在科威特上网看到的讯息，同事和朋友所反馈出来的情绪，伴随着各种责难与谩骂，有形无形地传来，如利箭一般，插在我们心口。而我们，也唯有用这样的方式，去互相鼓励，互相支持，互相道别。

选择了这个职业，便要履行职责，追逐真相，哪怕有时候，真相是伤害你的利刃，你也只能紧紧地把它握在手里。伤口，要自己舔舐，血泪，要沉默着擦去。更何况，不远处一场战争在召唤着我们去报道。

那时我最担心的是父母亲人，网络上的说法，无疑让他们在担心我人身安全的同时，又背负了沉重的舆论压力。他们会不会认为我给他们蒙羞了呢？或是为我不曾待在战区而松了一口气？无从知晓，至今我也不曾问过。因为，那对他们也是一种折磨和伤害。我从事这个工作，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磨炼的过程。每思及此，我都觉得愧疚不安。

我能回报给他们的，唯有坚持自己心中的理想，做我认为对的事情，仅此而已。

缓兵之计明显起了作用，台里对我暂时的失踪，没有任何怀疑，这为我们争取了一些时间。

当战争进行到第5天时，整个中东的天气变得非常糟糕，一场沙尘暴不期而至。3月25日，当我们乘坐的飞机降落约旦首都安曼时，天空下起了倾盆大雨，我们在扯天扯地的雨线中，找到了提前租的车，连吃饭都顾不上，跳上车直奔约伊边境。

中东这个地方，每年的三四月份便会有异常天气出现，沙尘暴是最常见的，在靠近地中海和红海的地方，偶尔会有雨。但是这么大的雨，我在中东来来回回采访那么多年，也是很少见到。那天，我透过越野车挡风玻璃，看着那疯狂刷动的雨刮器，有种前路茫茫的无措感。不知道前方等待我们的是什么，不知道这一路究竟能走到哪一站——这种强烈的空乏，很少在我心里出现过，那一刻，却强烈得无以复加。

就好像，三个“天涯亡命之徒”，我看着身边的两个战友，不由得想到了这么戏剧化的一个词。是啊，这一路还有很多事情要想，却怎么也想不出结果，台里会怎么处理我们这种行为呢？会不会完全封杀我们的报道？我们个人能否承担这样的后果？

我甚至想到，如果实在不行，我就宣布脱离跟中央电视台的关系，对外宣称这完全是我们的个人行为。我甚至已经开始在脑子里演练那一套说辞，如何无奈悲壮，如何激情澎湃……

如今，虽然已过去了很多年，有些细节再想起来，就像是陈年的纸张，有些泛黄褪色，但那种心情，至今仍刻骨铭心，不曾或忘。

8．沙尘暴中的重返

一路胡思乱想，到达约伊边境天已经黑了。沿途看到很多装甲车和大型军车，整个边境处于一种戒严的状态。我们每走一段，就会被拦下，要求出示各种证件，但还算顺利地到达了约旦边境口岸。

在口岸办手续时，约旦方面的工作人员问：“你们是记者？你们知道这段路非常危险吗？”

我说：“我们知道，我们前两天才刚刚从这边出来。”

对方有些疑惑：“现在所有人都想办法从伊拉克往外跑，你们跑进去干什么？”

我说：“没办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是记者，我们的职责，就是要跑到那里面。”

那个工作人员的表情有些微妙，说不上敬佩，是一种带着理解的微笑，他跟我们寒暄了几句，痛快地说了声：“那就祝你们好运吧！”接着，啪！啪！啪！三声脆响，给我们盖了章。

我们就这样亢奋而疲惫地，在夜色中走出了约旦国门，穿越了一片足球场那么大的空旷无人区，来到进入伊拉克所必经的一道拱门前。这是我们记忆中的痛苦之地，虽然站在拱门这边，就能望见伊拉克的办公区，包括行李检查、海关、移民等部门，但是要通过这扇门，正式进入伊拉克，得做好耐心等候、等到生根的思想准备。

在漫长的等待中，我回忆起1998年从伊拉克离开的一次经历，因为一个不靠谱的司机，我们在这里被扣了整整24个小时。

那一次，我们带了近一吨半的卫星传送设备，为了方便运输，我们就租了一辆像公共汽车一样的大轿车，司机是个30多岁的伊拉克人，胡子拉碴，腿有些残疾，走路一瘸一拐，看上去很老实。一路上我们聊得很愉快，夜路漫长，怕他开车犯困，我们还时不时跑到前面给他点支烟。

出伊拉克边境时很顺利，可是穿过无人区到约旦海关时，出事了！海关工作人员要查司机证件，他蹲在车底下瑟瑟发抖，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惶惶不安。过了一会儿，约旦警方和安检的人也来了，很大声音说着阿拉伯语，有些我也听不大懂，只感觉他们语气越来越严厉，那个司机瑟缩得越发厉害了。

我们被命令待在车上，不许移动，突然一拨人将司机押着上来，让他将两排座位中间通道上的地毯掀开。我心想，不妙，这小子多半是夹带走私了。他掀开地毯，露出拧着螺丝的一块块铁板盖子，押着他的人递过去一个改锥，命令他：“把它拧开！”

那家伙苍白着脸，老老实实地把螺丝一个个拧开，“哗”的一声，铁板被掀开了，六个巨大的油箱，赫然出现在车底，每个油箱大约能装200升左右的汽油。

接下来，出现了令我终生难忘的恐怖一幕，约旦海关人员将司机铐起来，让他将所有油箱底下的阀门打开，把汽油全部放掉。我们怔怔地坐在车上，透过车窗，看着汽油汩汩地淌了一地，海关的人就在五六米远的地方，拿出香烟互相点来抽。我顿时觉得后背冷汗涔涔，这不是把我们放在一个巨大的汽油炸弹上吗？伊拉克的天气燥热多风，万一有个火星子飘在地上，我们就整体被烧烤了！这一幕，至今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事情很明显，这个司机就是以我们的记者身份做掩饰，走私贩卖汽油。伊拉克的两大特产：椰枣和石油，很受周边国家欢迎。伊拉克的汽油非常便宜，在巴格达，一辆普通汽车加满一箱油，折合人民币才几毛钱。驻伊大使馆的司机曾告诉我们，由于汽油太便宜了，每次结账太麻烦，他们就固定在一个加油站加油，年初扔下100美元，年底去结账，还没花完。当时联合国虽然对伊拉克有制裁，但允许用出口一部分石油和汽油换食品。因为汽油太便宜了，所以伊拉克民间有些人感到有利可图，就利用这种方式往外贩汽油。

2003年我们在伊拉克采访时，充分体验到“警察国家”的腐败——不但到哪儿都要“塞钱”，还要接受无孔不入的监视。十年后重返伊拉克，境况并没有好转多少，仍然遍地警察，身边也总有人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

因为这个倒霉的司机，我们在约旦海关被连番审问，经过再三解释，好不容易才说明白我们是记者，只是为了离开伊拉克而租了这辆车。后来，海关的人罚了那司机一笔钱，总算把我们释放了，前前后后总共被扣了近24个小时。

我从约伊边境口岸进出伊拉克大概有10次，虽不是每次都如此惊心动魄，但基本上每次都得脱一层皮。后来过的次数多了，我就有了经验，在进入伊拉克之前，我会在约旦境内买上几箱百事可乐，如果伊拉克海关这边有阻滞，我们就直接从车上搬两箱百事可乐，送到他们办公室。遇上好说话的人，对方大概会说一声“谢谢”，然后半个小时之后盖完章，如果遇上不好说话的，还得塞上50到100美元。

这次来到伊拉克办公区，没有可乐傍身，我心里直打鼓，不知道会遇上什么状况。深夜时分，整个办公区看不见一个人影，偶尔有一两辆小型巴士从出口那边出来，一看就是逃难出来的伊拉克人。

车停好之后，他们俩在车里等，我拿好护照，忐忑地走进一间昏暗狭小的办公室里，将护照递给办公桌那头的伊拉克官员，一个50岁左右的典型中东人，一脸胡须，一身西服，身材略有发福，可能是边检站的站长。

我恭恭敬敬地把三本护照递过去时，随手就把一张100美元的崭新票子，放在他桌上，说：“这是点小心意，我们之前刚从伊拉克出来，现在因为战事发生了，我们需要回去做报道，希望您能行行方便。”

站长先生查看了一下护照，简单问了几个问题，又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然后打着手势说：“不着急，不着急。”

我说：“好，那就等一等。”我坐在他办公桌的对面，看着他翻这个翻那个，就是不理我。

过了半个小时，我憋不住了，又问：“先生，现在天已经很晚了，越晚路越难走，您看能不能尽快给我们办一下手续？”

他还是打着哈哈说：“不着急，你先到车里休息，过一会儿再来。”

我只能无奈地回到车里，杨小勇和冀惠彦也很着急，不停地问怎么回事，弄了这么久。

我有点沮丧地说：“就让我等着，没说成也没说不成。我钱也给了，不知道什么意思，他拿到钱好像没什么反应。”

他们俩也不知道怎么办，只能憋着火等。当时，整个办公区好像只剩下那位疑似站长的先生，按理说国内爆发战争，边境口岸的人一般会很紧张，但是那个人看上去很斯文，沉得住气，我也看不透他到底在想什么。

雨一直下，又这么火烧火燎地等了近一个小时，过了午夜，我再次下车，跑到那间办公室坐着。站长先生一见我就说：“你来了？你们这个护照有点问题。”

我脑袋里“嗡”的一声，糟糕，不会彻底给我们拒了吧？都走到这儿了，再要我们回去，那可是怎么也迈不开步子啊！眼前这个伊拉克人，并不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从巴格达到约旦，约旦到科威特，又从科威特星夜兼程地赶回来，他更不知道，我们是抱着一种怎样的信念，背负着怎样的责任而来，不行，绝对不能在这里被挡回去。

我咬咬牙，试探着问：“请问，有什么问题呢？”

他慢条斯理地说：“你们的护照上有前几日出境时的盖章，说明你们已经离境了，要再进去的话，需要由使馆重新发签证。如果没有签证的话，我不可能给你们盖章，让你们通过。”

我心一沉。其实，一路上我就在为此犯愁，我们之前的签证不是多次往返，所以一旦出境，理论上签证就无效了，站长先生的说法，实际上是合理的。

但是，在伊拉克，总是能找到与道理博弈的方法。

我连忙解释：“之前是因为临时性的任务离开伊拉克，还有很多设备和物品留在巴格达，没想到战争突然爆发，所以需要赶紧赶回去。”我还撒谎说，“昨天我去过你们驻约旦大使馆补签证，但是大使馆关门了。”

那时，伊拉克有许多驻外大使馆的确无法正常工作，我也不知道这个谎话能不能骗过去。总之，在那样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就坐在那间昏暗的办公室，面对这个正襟危坐的伊拉克海关官员，用尽浑身解数地解释恳求。

我说，我跟伊拉克外交部的某人是朋友，和新闻中心的某人也是很好的朋友，您看，中国跟伊拉克关系这么好，我们中国的记者很理解、同情贵国的处境……说了半天，他终于松口说：“这样吧！我再研究研究这件事，你还是先回去，明天再来看一下。我那边办公室还有点事，我要去一下。”

我一看他要走，急了，赶紧又往他手里塞了100美元。他很敷衍地说了一句“OK”，便又把我支了出去。我内心就像有把火在焚烧，但也只能再回车里去等着，百无聊赖地听着雨打车窗的声响，在不安中又过了一个小时。

我第三次去敲那间办公室的门时，无人应答，我又去敲旁边办公室的门，敲了好半天，他才揉着眼睛出来了，估计我在焦急等待的时候，他就在这个办公室打瞌睡吧。

他一见我就说：“来来来，你到我办公室来。”

我赶紧给他递上一支烟，给他点上，他跷着二郎腿坐下，依然是那种高傲的腔调：“我其实跟你们中国很熟的，上世纪70年代，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曾经跟随一个复兴党的基层组织专门去中国访问过。听说你们中国这些年变化很大，听说你们的邓小平很厉害，搞了改革开放，那你们现在是不是不信共产主义了？”

我一看他脸上笑容很友善，似乎有跟我促膝长谈的趋势，感觉这事有门儿，不管什么话题，赶紧陪着聊。

之前一直很沉默的站长先生，突然打开了话匣子，开始问东问西，问中国现在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怎么样，问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地位，与复兴党在伊拉克的地位相比如何。这些看上去很难回答的问题，我耐着性子陪他聊了一个多小时，有问必答，他也听得津津有味。期间，他甚至把话题拐到了计划生育上面，说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孩子降生是安拉的旨意，是延续生命的下一代，怎么能人为控制呢？

我就客串了一把计划生育的国际宣传员，头头是道地跟他解释：“您看，我们中国是个人口大国，资源也并不算很丰富，如果对人口没有一定控制的话，人太多，资源分配不过来，大家就很难过上好日子。您想象一下，伊拉克才两千多万人口，国土面积有44万平方公里，而我们中国的人口有13亿，也就是说，此时此刻咱俩在这个办公室，如果是搁在中国，就是二三十人在这屋里，根本就没有空间。”

那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一次“访谈”。心里明明急得要命，想着什么时候能赶紧给我盖章，赶快让我能进去，脸上却还得堆着笑，装出一副特别诚恳的样子，见招拆招，回答他各种稀奇古怪甚至很幼稚的问题。他甚至还问过，你们现在农村的女人，是不是还是那么一点小脚？

一番长谈之后，他就出去了，我以为他只是上厕所，结果快20分钟了还没回来。门外黑黢黢的，我四处找不到他，只好又跑回车上。冀惠彦出主意说，不行再给他塞点钱？我说，都已经给了300美元了，看来还不够。于是，我找杨小勇又要了200美元储备金，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揣着美元，我又回到那间办公室门口，等了半个钟头，终于看见站长先生来了。我用平生最恳切的表情对他说：“站长，您看咱们刚才聊得多开心啊，这都后半夜了，我那两个同事已经困得不行了，您就帮帮忙吧。”说话间，顺势又塞给他100美元。

他依然没有松口，说：“你们这个签证，我确实没办法处理。”

我几乎已经是“死乞白赖”：“那个出境的章也不是特别清楚，您看是不是能通融一下。”

他看看外面，笑着说：“天快亮了，我马上要做礼拜了，你先等我一会。”说完，又消失在另一间屋里。

等他做完祷告回到办公室，突然又开始感慨说：“我们伊拉克人是多么伟大的民族！”于是又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来。我都有些茫然无措了，他突然声音高了起来，“我孩子多，五个孩子！”说话间，举起了一个巴掌，五根手指，挨个数着，“现在战争爆发了，该怎么面对未来，我也不知道，我的两个年纪小的孩子，现在连奶粉都喝不上。”

我一听这话心领神会，说困难，那就是资金还没到位，我兜里还剩下两张100美元，干脆一口气拿了出来，直接说：“是的，我很理解你们，确实是这样，这个给您，就当给孩子买奶粉的。”

他接过美元，笑了：“伊拉克人和中国人还是好朋友，你看着吧，这场战争打起来，就不会轻易结束。萨达姆不会投降的！我们的总统绝对不会投降！美国人在这里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我赶紧打蛇随棍上：“对！美国人就是霸权主义！”一些只在电视剧里看过的革命口号，就这么自然地脱口而出。

站长先生看上去终于足够满意了，他打开抽屉，把里面的各种印章，次第拿出来看看，说：“把你那两个同事都叫来。”

我赶紧把冀惠彦跟杨小勇都叫了进来，他依次打量着他们：“密斯特杨，密斯特冀——”终于拿起笔在一张表格上写着什么，然后拿着三本护照跑到隔壁屋，过一会回来递给我们说：“OK，你们可以去巴格达了。”

我还有点不放心，别稀里糊涂地被蒙了，赶紧当着他的面把护照翻开，看着上面那个“准入”的印章，心里如释重负，欣喜不已。

天已经开始蒙蒙亮，我们仨拿着盖好章的护照，跳上车，出了检查站，在路边的加油站加了点油，一路加足马力直奔巴格达。

剩下的800公里，我们不停地赶路，当曙光渐亮，东方既白，再次与熟悉的伊拉克见面时，我们才发现，我们赶上了2003年整个中东地区最严重的一次沙尘暴。路上的能见度不超过300米，司机端着方向盘，凑在鼻子跟前，眼睛死死盯着前挡风玻璃，小心翼翼地开着。

整条高速公路，灰蒙蒙一片，弥漫着一种肃杀的气息，就如同这个国家正在遭遇的一切，就如同我们行将见证的一切，就如同所有挣扎在痛苦混沌之中，不知明天何处的命运。

9．冒死拍到独家画面

黄沙蔽日，风雨交加，在这样躁狂而多变的天气里，我们一路搏命狂奔，终于在当地时间3月26日下午2点，抵达巴格达。

一路上，随处可见战争给这片热土带来的泣血创口。进入伊拉克大约500公里，就能看到许多被炸毁的汽车瘫在路旁，从车型来看，既有军队用车，也有平民的汽车。不久前在新闻里看过的，那辆被美英联军误炸的叙利亚长途大巴，也跃入了我们的视野。那次误炸造成了五人死亡，十几人受伤，在国际舆论上引起了很大争议。

大巴车烧毁后的残骸还留在约伊高速公路的桥梁上，那里炸出约十米直径的大洞，钢筋狰狞地裸露着，像是怪兽的利爪。旁边只剩下约一车宽的通道，我们的车只能沿边顺溜，小心翼翼地开过去。车子勉强通行后，我们赶紧跳下来拍摄，我还做了现场的解说，这些场景，便是这场战争的真实细节和历史见证。

离巴格达大概只有100公里时，沙尘暴有所收敛，车也能稍微开得顺畅一点了。道路两旁挖了许多壕沟，沟里灌满点燃的石油，冒出浓密的黑烟。冀惠彦告诉我，伊拉克人希望用这些浓烟，阻挠美军飞机的轰炸和侦查。对于美国高精尖端的武器而言，这样原始的抵抗，只能给人一种难言的悲壮感。我们的吉普车，碾碎这些迷惘的黑烟，冲破漫天的黄沙，疾驰在空荡荡的高速公路上，冲向战区，让这种悲壮感愈发浓重起来。

汽车开进巴格达，街上几乎没什么人，商店门可罗雀。我们先去拉希德饭店，饭店的一侧已经被炸出一个大洞，院子里也有好几个弹坑，整个酒店人烟萧条。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位工作人员，他匆匆忙忙地说：“对不起，我们酒店现在已经不接待客人了。”

冀惠彦是位敬业的“职业狂人”。他的敬业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他出国采访时，总不怕麻烦，随身带着一个折梯，到哪儿都能架起来寻找最佳拍摄点。这是2013年我们重返伊拉克采访时，老冀站在他的宝贝梯子上，拍摄被封闭的萨达姆基地。

我在酒店附近胡乱转悠，好不容易碰到一个认识阿布的人，赶紧请他帮忙联系。等了好一阵子，阿布终于来了。一看到我，这位老朋友脸上露出欣喜的神色，但是从他的眼睛里可以看出隐隐的焦虑。

阿布语速很快地说：“我家那边已经乱了，忙得要命，我听说你回来了，赶紧过来看一下，但是我没办法陪你太久，你有什么事赶紧说，我马上给你想办法。”

我连忙说：“很简单，帮我们找个住处吧！”

告别阿布之后，我们找了一辆车，直奔新闻中心。那个曾经牛气冲天的新闻中心，如今基本名存实亡，穆赫辛不见了，只剩几个工作人员在勉强维持。但还有些外国记者和阿拉伯记者留在那里工作，有很多都是原来很熟的朋友。他们脸上都写着“紧张”两个字，见了我说：“啊，你回来了！”然后马上又说，“对不起，我要走了！”

此时的巴格达，对于记者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遍地都是新闻，到处都是第一手材料，然而最真实最鲜活的素材，都要冒着生命危险去获得。

我们上了楼顶，接通海事卫星电话。站在曾经工作与战斗的地方，在漫天飞舞的尘沙中，我拨通了北京同事张郇的电话，虽然眼前的能见度还不到100米，我却仿佛已看到了一片宏远辽阔的新闻图景。

电话接通之后，我以很快的语速说：“张郇，你什么都别说，听我说。我回到巴格达了，你别问怎么回事，我和杨小勇、冀惠彦三个人，现在就在伊拉克新闻中心的楼顶上，设备完好，人也没问题。你赶紧叫上白岩松，一起去找李挺主任。你们就跟他说，水均益他们通过特殊办法，又回到伊拉克了，随时随地可以做报道，很安全，非常安全，快去！”

张郇是我多年的同事和朋友，在新华社的时候，我们就一块在埃及做战友，他年龄比我大，讲话很有逻辑和说服力，我非常信赖他。我让他找白岩松，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件事上，白岩松肯定理解我。我们都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兼主持人，之前又有那么长时间的合作，特别是《直通巴格达》的连线，没人比他更了解我的心情和愿望。他肯定会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和语言优势，去想办法帮我说服领导。这种托付和信任，在我看来，是记者和兄弟之间的心有灵犀。

后来的事情，白岩松和张郇都跟我说过。他们听了我的话，立刻冲去找李挺主任。李挺主任当时正在审片子，让他们在办公室等一会。等李挺主任一进办公室，他们俩立刻就说，水均益他们回巴格达了！

李挺主任一下子就惊呆了，半天没说话，然后狠狠地抽了几口手里的烟，深深地吸进去，在办公室里来回转了几圈，大声说：“牛！牛！牛！精英啊！精英！”

白岩松说：“主任，不管怎么说，我们的记者现在回去了，应该先开个窗口，让观众看到他们的报道吧！”

李挺主任当机立断地把烟头摁灭了，利索地说：“你们等一下，我去找赵台（赵化勇台长）。”

过了一会儿，李挺主任回来了，脸上也是掩不住的兴奋，他说：“赵台说了，既然已经回去了，那就赶紧先直播报道，一会儿就让小白连线报道。你们跟小水他们说，注意安全，台里的意思是，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工作一段时间他们还得撤。”

等他们俩把这话转给我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乎后面这个隐含的“撤”令了，那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我的计谋得逞了，台里给开窗口了，我可以作为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在巴格达报道了！

据说，李主任布置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刻在电视屏幕上飞了一行字幕：“中央电视台水均益等三位记者已经返回巴格达！”成千上万的观众第一时间发现了这个字幕，锁定了CCTV。一个小时之后，白岩松开始与我电话连线，连线的时候屏幕上也飞出了字幕：“水均益已于当地时间3月26日下午抵达巴格达。”

那时，杨小勇还在紧锣密鼓地安排卫星线路，还不能做视频连线，在电话连线中，白岩松首先就问，我们这一路是怎么到巴格达的。这个问题是我们事先沟通过的，我觉得首先要给全国观众，也给关心我们的台领导交待一下，我们怎么回来的，相当于一个安民告示。

我在电话里，给全国的观众描述了巴格达现在的景象，包括我们一路进来时看到的情况。白岩松问我们现在安全状况如何，我说绝对安全，没问题。我还咬紧了之前那个说法：我们是通过一个关键人物，找了一个特殊的关系，通过特殊渠道，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回到巴格达的。

连线结束后，罗明副台长在赵化勇台长的办公室给我打来电话，首先向我们表示慰问，说：“你们回到伊拉克，为我们中央电视台争了光，工作没问题，但一定要保证安全。台里的意见还是尽快想办法撤出，因为这是我们一个既定的方针。你们现在既然回去了，我们不追究你们什么……”

罗台又专门问了我一次，这趟“回去”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本着一种“谎话说百遍就成了真理”的韧劲，坚持用“特殊关系论”应对到底。

罗台的电话，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放下电话后，我百感交集，既忐忑不安又心怀感激。我觉得自己这趟冒险是值得的，因为我看到了央视的胸怀和风格，看到了台领导对记者理想的支持和爱护，他们在背负重大责任的情况下，仍能支持我们前方记者为了新闻去铤而走险，甚至偶尔越界的行为。我的谎话当然不高明，我想以他们的智慧和阅历，很容易就能看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他们知道我心里的艰难，所以选择不去拆穿，陪我圆这个谎，帮我开了窗口做报道，为我们整个团队的理想搭建了一个实现的平台。

那天晚上，尽管空袭警报不时响起，尽管天空中随时可能飞来导弹，我却感到无比踏实。因为这里，新闻发生的核心地带，才是我作为一个记者，一个新闻人所应该站立的地方，那一刻在夜色中巍然挺立的巴格达，是我梦魂燃烧的应许之地。

之前从伊拉克撤出后，我几乎每天都在自责悔恨，总觉得头顶上有朵沉甸甸的乌云。而从重新进入巴格达的那一刻起，深深感到这失而复得的机会弥足珍贵，我、冀惠彦和杨小勇都处于一种无法停止的亢奋之中，脚一直在跑动，摄像机一直在运转，在巴格达的大街小巷，一刻不停地采访。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们几乎两天没怎么吃饭了，光靠一瓶接一瓶的矿泉水喝饱。

冀惠彦疯了一样地在不停拍摄。我完全可以体会那种酣畅，一个摄影记者在那样的情境中，他的机器是关不掉、停不了的。层出不穷的新闻画面，是一种强大冲击，把它们全都记录下来，是一种职业渴求。

为了稳住北京方面，我跟罗明副台长强调说：“我们三个真的是冒了生命危险进来，尽管现在巴格达一天被炸几十回，但我们还是有办法保证安全的。但如果现在撤出去，那就真的是送死了。这一路从伊拉克出去，全都是危险区域，会发生什么根本不能保证。”

我说得神乎其神，也有一半是实话，话说出去，无非就是为了让工作持续下去。采访、报道、拍摄，只要做着这些，我们就觉得充满激情和干劲。

空袭警报每隔一阵就会响起，我们站在新闻中心二楼平台上，朝周围的巴格达市区放眼望去，就好像看到美国大片里经常出现的灾难场景，真实得令人恍惚。浓烟滚滚，一柱柱升腾直向天空；天空是黄的，沙尘暴从来不曾退却；尘灰和浓烟混在一起，浑浊的空气里弥漫着石油燃烧的呛人味道，满目凋敝，满目疮痍。那些熟悉的街道，也像是二战旧电影里某个被荒废的法国小镇那样，空空荡荡，偶尔有个驼背老人，颤巍巍地走过……

没过多久，杨小勇就联系上了一家土耳其的电视公司，可以与北京视频连线了。大批媒体撤出后，新闻中心二楼的平台变得空旷了许多。记得以前，各家电视媒体之间，会因为你的帐篷越过了我这边1厘米而争吵，甚至大打出手，可现在，许多帐篷都不见了，有些只余下孤独的铁架子。我当时就乐了：整个平台全是我们的，我们想占哪个位置就占哪个位置，想怎么拍就怎么拍，可以大展拳脚了。

看着这个曾经寸土寸金，如今空空荡荡的平台，我心中陡然升起一股豪气：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回来的原因，当别人都走了而你还在这里的时候，高下立见，你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记者的魅力就在于此。

路透社的一位女摄影记者玛格丽特·摩丝也留了下来，我对她印象很深刻，她是一位敬业的战地记者，半边脸在波黑的一次战地采访中受了伤，做过整容。一起在伊拉克采访的时候，我曾经看见她一只手拎着摄像机，另一只手拿着三脚架，还背着一堆器材，跑得比男摄像还快，非常干练。多年之后，我在新闻中看到，这位令我充满敬意的女记者，因患癌症去世了。

第一次遇到空袭时，我们都在平台上张罗，我在忙着连线，杨小勇在维护线路，冀惠彦扛着摄像机，一手拿着三脚架，一手在拍摄。

当时记者中风传一个消息，说在巴格达的媒体有些报道由于太过真实血腥，引起了美英联军不满，所以联军将新闻中心定为下一个轰炸目标，要警告一下在伊拉克的记者。这消息传得有鼻子有眼，所以，空袭警报突然一响起，平台上所有人都很快地往下跑，跑到楼下一个居民区停车场的空地上。

我也刚准备往下撤，突然看到冀惠彦手里拎着机器和三脚架，朝人流相反的方向跑。我大声喊：“老冀，你干吗去？”

他头也不回地喊道：“我去拍炸点！”

我就知道他有这想法，连忙喊道：“太危险了，你别去！”

他很坚持，一边跑一边喊：“我得把这个炸点拍下来。”

在二楼平台上，有一个配电室一样的小房子，可以通过梯子上去，相当于一个制高点，冀惠彦显然是想爬上去。我马上回转头跑，跟上他，一把把他的三脚架拿上，跟他一块上到那个小房子的屋顶。

长期合作，出镜记者和摄像之间会形成一种默契，因为扛着机器的人看不见脚下周边，所以记者会帮他控制着。有时候冀惠彦为了取景，会后退两步，或者往旁边挪，我就要把他推住，以免他摔下去或者绊倒。我们就这样互相配合着，在那个屋顶上拍摄空袭。

2013年重返巴格达，我和冀惠彦站在天堂广场前来了一张感慨万分的合影。十年前，我俩曾在这广场对面的平台上亲密合作，冒着“导弹雨”，拍下了珍贵的画面。十年后，得知台里有派我重返伊拉克采访伊战十年的计划，老冀第一个找到我说：“重返伊拉克别忘了老哥哥我，我是一定要去的。”“伊拉克”三个字被一场战火，牢牢刻进了我们的生命里。

我们最先看到，距离大概两三公里的总统府大楼方向，很亮的光一闪，然后是一股白烟，过了一两秒，一声巨大的闷响从周围的空气压迫而来，冲击着我们的耳膜。虽然没有直接的冲击波，那声音的震撼和地面传来的震动，也让冀惠彦不由自主地晃了一下。

1998年来伊拉克报道“沙漠之狐”时，我们也经历过空袭，积累下来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目标往往会投两个导弹。所以，冀惠彦拿稳了摄像机，对着那个方向就没动，可能第一下没找准，镜头不够稳定，所以他胸有成竹，稳稳地等着。没过一秒钟，又是亮光一闪，冒白烟，巨响重来。

在爆炸声的余响中，我大声问他：“你拍到了没有？”

冀惠彦很兴奋地大喊：“拍到了，绝对拍到了！”

我说：“快，我们接上话筒，我现场报道一段！”

接上话筒后，我现场临时组织了一下语言，大概意思是：“我们现在正在巴格达，这里依然处在联军的密集轰炸中，就在几分钟之前，我们在新闻中心楼顶上工作的过程中，在我们的右前方传来了两声剧烈的爆炸声，我们现场记录下了这个画面……”

这个珍贵的画面，令我和冀惠彦特别自豪，这一趟巴格达，我们算是没有白回来。那时，整个巴格达还有很多地方，都在同时遭遇空袭，我们让杨小勇赶快联系传送，我们接下来还能想办法赶紧拍到更多的东西。

当时，那个土耳其电视公司的帐篷里，还有一些其他媒体的记者。有人看到了我们的画面，美联社和路透社的记者一下子都围上来，跟我说：“这个画面也给我们用一下吧！”

我心里那个得意啊！

以往我们要是想用一些外媒的珍贵画面，要求他们资源共享时，一般都要付相应的价钱。我不是没有商业头脑，但这正是为咱们中国媒体、中国人长脸的时候，所以我很痛快地回答：“没问题，for free（免费）！但是你们要打上‘资料来源CCTV’。”

他们异口同声地说：“OK，OK！”

后来，我看到美联社在传素材时，清清楚楚地在提示板上写着：“来源CCTV（中国）”。

这是我们2003年去伊拉克采访中，最自豪的一件事，我们拍到了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在首都巴格达最独家的一段画面，靠的是冀惠彦和我们整个团队一种不要命的勇敢，当然还有媒体人的专业和敬业。

如果当时有人问我感觉如何，我一定会告诉他，那时的感觉就一个字——“爽”！在世界大事的话语权上，西方媒体总是占据主导，而这次，他们也得引用中国媒体的素材，在这次新闻大战中，我们拿下了含金量颇高的一分！

当天晚上，我们入住在新闻中心旁边的曼索尔饭店，又经历了几次空袭。夜里，在那个窗外就能够看到底格里斯河的酒店里，我们做了一件事：台里说《东方时空》要做特别节目，要录一段我们的访谈，每个人都要对着镜头，说说重返巴格达采访的感受。

冀惠彦先给我们俩拍，轮到冀惠彦被采访时，我自告奋勇地说：“我来拍。”虽说我不是摄像，但是这么多年来，看也看熟了。开机关机推拉镜头什么的，操作起来还是有模有样的。

那一晚的录制，非常难忘。一直处于奔波忙碌中的我们，很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去思考一些关于自己的问题，说一些真心话。外面仍然时不时地响起防空警报和爆炸声，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拼搏，如今又重回战场的我们，依然在茫然中守望理想，战争刚刚爆发第六天，前程未卜，明日未知，联军的地面部队会不会攻进来，我们所在的地方会不会成为空袭目标，甚至下一刻是否还活着，都是未知数。唯有平静审视，回溯历程，才会陡然发现那个浅显的事实：我们都是血肉之躯，我们心里，都有自己的不舍和牵挂。

面对镜头，感慨像滚烫的岩浆一样喷涌而出，每个人都敞开心扉，谈自己的人生，谈采访的感受，谈此时此刻的心情，谈自己对于新闻事业的认识。而当我拿起摄像机的时候，冀惠彦说起了他的母亲。

他说：“我们是2月5日出发的，6日是我母亲的生日，我之前一直没告诉她，我这趟要去伊拉克采访。每年老太太的生日，我都要买个蛋糕跟她一起过。但是这次因为之前要忙很多事，忙到很晚，没来得及提前订蛋糕。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蛋糕店，人家都要关门准备过春节，我跟他们苦口婆心地说了半天，嘴皮子都磨破了，最后，那家店专门留了一位师傅，帮我现做了一个蛋糕。我拿上那个蛋糕，就上老太太那儿去了，跟她说：‘妈，祝您生日快乐！但是我今年没法陪您过了，我明天要去一趟新疆出差。’那时候，只能那么说，说是新疆，不想让老人家担心……”

说到这一段时，我在摄像机的镜头里，很清楚地看到他眼睛里有泪水打转，声音也开始哽咽了。我在《东方时空》当了多年记者，经常听到我们摄像评讲时说，哪个细节抓得好，什么时候该注意特写等等，那个时候，我就不由自主地，把镜头推上去了，捕捉到那位硬汉军人记者热泪盈眶的眼部特写。

这是我认识冀惠彦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看到他流泪。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哥，非常优秀的记者，非常孝顺的儿子，在异乡流下的真诚的眼泪。

在那个尽情倾诉衷肠的夜晚，我们暂时卸下职业、责任和新闻理想的担子，赤裸裸地翻阅着自己的情感，就像是提前面对自己人生终结前的那一刻，为挚爱的家人留下最后悲壮的话语。

我也倾诉了许多，也想念着许多人，想念近八十高龄的父母，想念着还未长大成人的女儿，我不愿他们为我担心，却一次次踏上让他们担心的旅途。我没有太多漂亮的言辞送给他们，在镜头前游刃有余、滔滔不绝的我，在表达情感时，却非常木讷与词穷。所以，我只能在我擅长的环境里，面对镜头，说出那些真心话。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样的脆弱和真实，只能掩藏在暂时安全的夜色里，当第一缕曙光照亮这个罹受苦难的城市时，我们又将抛弃这些柔软，披上坚硬的盔甲，踏上那追逐真相、记录历史的征程。

10．别了，巴格达

在空袭和爆炸声中，我们度过了不眠一夜。电力基本切断，我们就打着手电拍摄。录制完访谈睡下时，已经凌晨4点多，但早上7点我们就起来了。哪怕只有3小时的睡眠，我们也是在不断楼上楼下折腾中断断续续睡过去的。

第二天上午，我们在新闻中心的楼前，碰上了闾丘露薇。说句心里话，和她再次相逢在巴格达，感觉颇有些微妙和尴尬。一方面，由于她的勇敢举动，使得我和我的团队，以及央视，在一段时间内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而另一方面，我个人对此心情也很复杂，因为我曾经有意无意地帮助过她，如果她当时进入伊拉克时能打声招呼的话，我也不至于会如此被动，我多少有点被涮了的感觉。

当然，在我们见面时，我们依然以朋友的方式互相打招呼，寒暄，交流目前掌握的信息，问问现在还能拍到什么东西。当时的巴格达一片混乱，并不是想要去哪里采访，就可以去，虽然之前的官方“陪同”没有了，但是依然会有监视存在。我们聊了一下局势，聊了一下采访技巧，然后就分开，各自工作去了。

其实，我也可以理解她的做法。后来她接受采访时，说她进入伊拉克时关掉了手机，没有跟她的台领导说，为了保护电视台，也是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那是跟我很类似的想法和故事，虽然我从未找她印证过这件事。

与闾丘露薇分手后，我们又到了几个街区和居民区，做各种采访，然后传送。一整天没歇没停地过去了，我都忘了那天吃的什么喝的什么，应该是有什么吃什么，抓着一口是一口。阿布给我们送了一次水和食物，然后说家里很乱，要回去看看，之后就彻底失去了联系。

我们在曼索尔饭店住了一晚，耳边尽是爆炸声和混乱声，觉得不安全，听说一些西方记者搬到了巴勒斯坦饭店。一打听，饭店客满，我们只好住到巴勒斯坦饭店后面一家招待所。

人生下来就会有天生的恐惧，更不用说在面临生命威胁的时候。我们并非不怕死，之所以会在那个时刻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是因为有更重要的精神支柱在支撑着我们，有更重大的使命感在召唤我们，给了我们源源不断的勇气，能够压倒一切对死亡的恐惧。

第二天晚上，空袭和爆炸继续，我们继续楼上楼下地跑。我和冀惠彦拎机器，杨小勇负责配件，躲避、上楼、楼顶拍摄，来来回回，一有轰炸就发送报道。那一夜我们又几乎没有合眼。

我们走的时候统计了一下，从进入巴格达到又一次“被撤离”，满打满算一共67个小时，将近三天三夜，我们没睡五六个小时，有时候一个钟头，有时候两个钟头。人不是铁打的，能不困吗？但是一方面我们冒着生命危险进入巴格达，“故地重游”，简直像打了鸡血，处于特别亢奋的状态；另一方面想睡也没法睡，因为耳边萦绕着爆炸的声音，或左或右，忽远忽近，隔一会儿就来一下，这种紧张程度，怎么可能睡得着？

我们如此坚持，其实就是为了离现场再近一些，离新闻更近一些，但是闾丘露薇的出现，再次带来了坏消息。

第三天，新闻中心通知说伊拉克宣传部长萨哈夫要举行一个发布会，要说说萨达姆现在怎么样。所有的记者都集中在那儿，盼望着。我们参加了发布会，并无新事，但出来的时候碰到闾丘露薇，她却带来了我们最不愿意听到的坏消息。

她说：“我们台里让我撤，我准备明天走。”

“你不能走！”我如五雷轰顶，脱口而出，“我们两家在这儿，是一个背靠背的态势。你凤凰卫视在这儿，我中央电视台在这儿，你不走，我也就不走。而且我跟我们电视台已经都说了，现在我们根本走不了，相对安全的恰恰是在巴格达。出了巴格达，根本没有安全可言。这一路就没有安全的路线设计，怎么个走法？”

闾丘露薇不语。

伊战爆发前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我在向时任伊拉克宣传部长的萨哈夫提问。为这次新闻发布会，我又塞钱又说好话，排了一个小时的队，争取到一席位置，并抓住机会向萨哈夫提问。照片的左下角，是一位被西方媒体雇佣的伊拉克人。十年后重返故地时，听说他已经牺牲了。战火无情，当时如果不是领导下死命令让我们撤回，也许我们也会成为这战争祭品的一部分。

我着急了，话也很难听：“你先进来了，然后一看我们也进来了，你掉头就走？你这不是想把我们拽走吗？因为你一走，我跟台里没话说了。我说我们走不了？台里跟我说人家凤凰都撤了，你怎么不能撤？你可不能这么干，咱们两家攻守同盟，你跟你们台里也说，我跟我们台里也说，我们保持一个统一的口径，就是离、不、开！现在巴格达是相对最安全的地方，出不了！我们若要出去，根本就没办法保证安全。我跟台里说凤凰卫视也不走，你就说中央电视台的水均益他们那边还正准备大干。我们好不容易进来，不能走！”

我和她站在新闻中心的门口，为这件事说了起码有一个多小时，心机费尽。我话里甚至带点强制：“你千万不能走，你要走，你真的会让我很被动！”

她到最后也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说：“我再想想，因为，台里确实给我下了死命令，我没办法。”

没过多久，罗明副台长的电话就来了，召回的金牌随之而来。

“小水！”罗台的语气不容商量，“台里决定了，而且有关部门也跟凤凰卫视商量了，中国记者不能待在伊拉克，你们已经完成了你们的使命，现在必须得撤。你们和凤凰卫视一块撤。”

我脑子又“嗡”了一下，还不死心：“罗台，你得相信我，我们在现场，这两天爆炸没停，空袭没停，确实非常危险。但是我们在巴格达有一些屏障，有一些房子和地下室，都可以保证安全。要现在往外撤，先不说我们来的多不容易，起码我们撤出去没有安全系数……”

“这事没商量！”罗台打断我的话，“铁板钉钉了！你不信去问问凤凰的闾丘。这是商量好的，她也得撤。”

赵化勇台长就在罗台身边，他接过电话，命令一模一样。两位领导轮番上阵，我都有点急了，甚至带上了哭腔：“那不行，你要这样那我不走。”

罗台也急了：“小水，你要不走，还是那句话，关窗口！我们也没办法，因为这是我们接到的死命令。”

不到10天时间，事情多次逆转，让人难以适应。我们又一次遇到了强制撤离。我们欢喜得太早了，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进入伊拉克，回到巴格达，回到我应该在的地方，把眼睛瞪出满满的血丝，每天几十条几十条的新闻在往北京发，很多档很多档的这种连线，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最后“撤退”两个字吗？

我还记得我将撤退的命令传达给所有人时，大家那种沮丧的神情。我们失魂落魄地坐在新闻中心二楼平台的一块砖头上，活像三个捡到烟头的乞丐。沙尘暴把巴格达的天空蒙上一层阴郁的灰黄，“走还是不走”，成为前途未卜的一个沉重话题。

其实有得选吗？这根本就不是一道选择题，必须走。

我几乎控制不住自己了：“我自己干，我就违反纪律，怎么着？再也不听中央电视台的调遣了！我就要待到这个战争结束，我可以到阿布家里去住……”

冀惠彦拍拍我，长叹一声，说：“我们出来代表的是中央电视台，我们是有单位的人。如果说单位现在不让你做这件事，而且将来不会给你这个平台，我们干吗冒这个风险？”

冀惠彦这番话，当然是有情绪的，但是这种反话正说的方式，一下子点通了我那贲张得几乎要爆开的穴道，刚刚炙烤得要沸腾起来的情绪，一下子冷成了冰，心里也刮起了凄迷的沙尘暴。

我事后才知道，因为我们再次进入伊拉克报道，中央电视台在伊拉克报道的整个形象，一下子又转回正面。但这并不是我的目的，我不需要为了我个人的荣辱去前线搏杀，也不需要为了挣一个名分而“作秀”。

我是一个记者，我热爱这份工作，面对这场战争，我觉得可以好好施展一下才华，这就是我的战场。我有这个能力，所以我就这么干！但冀惠彦说得对，如果我的老板我的东家不让我做，就算我冒着生命危险留下来，我也做不成，我最后可能变成孤家寡人，或者成了一个单干户，我给谁发新闻？

这件事一下子变得无奈，后有追兵，前有堵截——跟凤凰卫视一捆绑，没辙！

后来碰到闾丘露薇，她已经定了车，准备第二天清早走。台里也安排我们从叙利亚出去，而不是约旦那条“死亡公路”——它已经被封死了，而且的确不安全。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馆会派人在叙利亚的边境口岸等我们，我们只能再一次无奈地撤退了。

第二次撤退比第一次更加无奈。上一次的撤退，是与战争爆发点失之交臂，那时我们还无法判断是否会开战；但是这一次，我们已经身处战争当中，却离开了战场，离开了“新闻发生时，我们在现场”的原则。

我的内心一直在挣扎，个人的价值，个人的利益，团队、同事、战友，还有这么多年培养了我、给了我机会的中央电视台，我怎么面对这一切？怎么面对前功尽弃的事实？我怎么面对自己的新闻理想和热情？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只能选择遵守命令，我还没有自私到为了要单打独斗和蛮干，而影响中央电视台声誉的分上。这个机构、这个平台成就了我，至今我仍对此心存感念，所以我不应该也不会做危害它的事情。

还有一个原因，很多领导和同事，也可能因为我们的鲁莽，甚至一意孤行受到影响。综合这些考虑，无可奈何，我们三人达成了一致：没办法，我们已经尽力了。

告别的时刻最难忘记，告别的时刻心情也最复杂。我经历过许多告别的时刻，对于巴格达，我告别了战争火线，却留下一段难以愈合的伤口。

3月29日，我们和凤凰卫视一起从巴格达出发，奔向叙利亚边境。这一路我们三个人都不说话，沉默着望向窗外，看着车窗外闪过的伊拉克的景象，熟悉的一切一切。远处一股一股浓烟直冲天空，那是原油在熊熊燃烧，一个曾经富裕的国度，如今化作废墟和焦土，到处弥漫着痛苦和绝望的气息。它看不到未来，看不到前行的路，它的眼前荒草丛生、火海汪洋。

走了一段路，我招呼了一下冀惠彦，做了一个拍摄的手势。他心领神会，掏出随身带的一个微型摄像机。我忽然想把我们这种状态记录下来。如果把我们出发时候的表情和现在对比，一定是一组极具张力的画面。“冀惠彦，说两句。”我把镜头对准他，“说啥？要我说，我就说伊拉克我再也不会回来了，我他妈恨死你了！”

短短两句话，活像两根刺，如鲠在喉。

走到一半路程的时候，这种迟滞的气氛，因为一群不速之客的出现，转化成惊险的画面。

在我们两辆车的前方，不知什么时候，从沙漠里突然冒出来十几辆装甲越野车，特种部队！大兵们个个武装到牙齿，防弹背心、钢盔、对讲机，手里端着M16自动步枪，像一道闸口把我们堵住了。

大兵们把我们团团围住，黑洞洞的枪口对准我们，用英文高喊：“下车！你们是哪里人？干什么的？身份证件！”

我忙用英文回答：“我们是中国人，我是中国记者！我们这儿有护照。”

闾丘露薇和她的摄像师，冀惠彦、杨小勇和我，我们几个人排成一排，举着手，半蹲着。我习惯把护照放在裤兜里，便放慢了语速说：“我现在伸手，来掏我的护照，你看清楚了，我可没什么东西。”

这是有经验教训的。1996年，我在亚特兰大差点被一个美国警察射杀，就是因为被询问时动作太大，美国人差点当场开枪！所以一定要声明，我是好人，我没有恶意。

两个大兵冲到我跟前，我把护照掏出来给他们看，然后是其他几个人的。他们仔细检查之后说：“你们真的是中国记者？”

我忙说：“是的，我们现在要离开伊拉克。”

我们雇的司机是伊拉克人，这些士兵又拿枪指着他们，让他们全都趴下。那些司机都吓坏了，浑身颤抖，五体投地趴在地上，像是虔诚的教徒做祷告。特种部队的人拿枪管捅他们，有一个司机很机灵，一边趴下，一边顺手就把我们出发前插在挡风玻璃前的中国国旗拿起来，举在手里，“CHINA”、“CHINA”地喊，意思就是“我是给中国人干活的，我是这几个中国人的司机”。

五星红旗帮了我们的忙，这些特种兵在了解了我们身份之后，态度客气了些，气氛也有所缓和。他们说：“这是个误会，我们在执行特种任务。现在有很多恐怖分子，我们也要防止萨达姆家族的人逃跑。我们把这条路都已经封锁了，这一带很不安全。”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帮人是协助美军进驻伊拉克的澳大利亚特种兵。也就是说，在伊拉克战争开战第9天的时候，在距离巴格达不到三四百公里的地方，而且是在伊拉克西部，已经有了美英联军的特种部队。

他们得知我们要去叙利亚，有一个长官模样的人过来对我们说：“这一段路很不安全，你们现在上车跟着我们，我们送你们过这段路，然后你们再往前去。”

他们的装甲吉普车在前面开道，前后跟着我们两辆车，大概开了有一二十公里后，他们跟我们挥手再见。又是几百公里，看到了边境，看到了我们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馆的车和人，再后来，我们来到了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

当天晚上，驻叙利亚的女大使，还有使馆里的所有同志给我们接风洗尘和压惊。“你们是中国的记者，你们是报道伊拉克战争的功臣”，这样的话当然听了不少。但是我们几个都打不起精神来，坐着喝闷酒，还借着酒劲说了一些气话。有些话是针对闾丘露薇说的，因为我们那时候觉得闾丘露薇不仗义，她要是不出去，坚持跟我们攻守同盟，我们也许能够在伊拉克赖下来。

现在我已经有些释怀，我用冀惠彦跟我说的那段话，去理解闾丘露薇当时的处境。如果她拒绝她的老板，也许也会变成一个孤家寡人，又如何施展她的新闻理想？但是在当时，我们除了一吐不快之外，完全无话可说，像霜打的茄子，蔫了。

当我们报道组结束伊拉克之行，走出北京的机场时，我满心憔悴，近乎绝望崩溃，只想洗个澡，睡上一大觉，然后大哭一场，哭他个昏天黑地。

从战场回到国内的我们，没有被追究违命之责，相反得到了莫大的包容和赞誉。台领导亲自拿着鲜花到机场接我们，报道组还被邀请做了几场汇报演讲，台里表彰我们“捍卫了中央电视台的荣誉，为中央电视台伊拉克战争报道工作做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我个人也受到了不少厚遇，从“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到“五一劳动奖章”，各种荣誉如潮水般涌来……

2003年从伊拉克回国，我们一行人在机场受到了台领导“鲜花接机”的礼遇。照片中的我手捧花束，笑容灿烂，内心却有一道深深的伤疤，无时无刻不在隐隐作痛。我曾在采访中“夸下海口”，除非“伊拉克把全部记者都驱逐出境，我们整个报道组才考虑撤退”，最后却不得不奉命撤离。这其中的委屈和无奈，让我在十年后依然觉得伤感。

在许多人眼中，伊拉克战争报道无疑是我职业生涯的高峰。但没人理解，“伊拉克”三个字，在我心中有多痛。

2003年我们两进两出，却没能将这场战争全程报道下来，对于一个有新闻理想的记者而言，这是毕生的缺憾；而由此在网上引发的口诛笔伐，固然我是个大大咧咧的西北人，相信时间会证明一切，一直低调对待，但总有字句会灌进耳朵，在内心溅起波澜；并且，当年为了留在巴格达，我编造了一些谎言，为了保护团队保护央视，很多事情回国后不能坦然说出……种种复杂情绪郁结于心，一层一层，裹出一个坚实的茧，偶尔碰触，便隐隐作痛。

十年后回头来看，2003年出征巴格达，以斗志昂扬开始，却以郁闷和无奈告终。我感觉我的生命时钟在那一刻忽然慢了那么几秒，随后这十年的步伐，就一直别扭在这几秒钟之上。有时夜深，我不敢回想那片沙尘暴中隆隆的炮火，那些清晰的爆炸声，就像我心头伤口“嗞嗞”开裂的声音一般。我那错过的“几秒钟”，足以划开一道伤口，即便十年之功，也无法让它痊愈……

第二章
Chapter 2　2013伊战十年回访

伊拉克战争已经成为历史，但这场战争给这个国家带来的伤害，十年后仍在延续。巨大的变革所改变的，不仅仅是国家发展的轨迹，甚至会毁掉这个民族的内在品性和精神状态，使这个民族偏离方向。

重返伊拉克后，我仿佛又回到十年前的战乱岁月，只是，如今所面对的不是美军的导弹，而是恐怖分子的炸弹。

战争，并不是可以“重启”的游戏。

和平，才是最重要的。

1．十年重返揭秘伊战

十年之后重返伊拉克，返回我战斗过、依恋过、痛恨过，又梦萦魂牵的那个地方，这个决定不是我做的，而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

2012年底，一位朋友告诉我，从报纸上看到我又要去伊拉克的消息。我大吃一惊，查询消息来源，原来是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任梁建增在接受采访时，谈到台里2013年重大新闻题材报道计划，其中有一项就是，在伊拉克战争十周年之际，台里准备派报道组，让曾经参加2003年战地报道的水均益重返伊拉克，回访那片伤痕累累的土地。

我有些百感交集。从1998年到2003年，5次进出伊拉克，每次都是我主动请缨，找领导要求临时组建报道组，要求特批经费，要求外交部门支持，哭着喊着要去。而这一次，我却是“被通知”前往。一时间，说不清楚是什么滋味。

这十年来，中央电视台发生了很大变化，人力、技术和设备都有了很大提升，新闻环境也有了很大进步。我们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大国，心理承受能力也在逐渐增强，新闻环境更为开放和宽松，对国际事件的关注和参与程度也在逐渐提高。

如今，中央电视台在世界各地建了七八十个记者站，当世界各地发生重大事件，无论是东南亚海啸、日本地震，还是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乱，央视都有了自己的记者在当地，或者就近赶到事发地点。重大事件，记者不到一线怎么行？如今看来，这已是理所当然的想法，但是倒回去十几年，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在电视里看到年轻的同事，活跃在世界各地的新闻第一线，我往往会由衷羡慕，甚至偶尔也会有些失落，再不会出现一群记者对新闻理想舍生忘死的追求，与国家政治外交方面的宏观考虑发生冲突；也不会再有一个追求完美的记者，对一段未能如愿完成的报道，多年耿耿于怀……

在种种复杂的情绪中，我反复思量着，重返伊拉克，去，还是不去？但在2013年年初，当新闻中心副主任盖晨光正式征求我的意见时，我却几乎是本能地回复：“去！”是的，我还是想去，无论是情结还是纠结，我都得亲自去解开。

伊拉克战争十周年报道，是孙玉胜副台长定的选题，盖晨光副主任牵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也寄予厚望，希望能做得高端大气上档次。

我向盖主任提议，此去伊拉克，再不用那种单兵作战小作坊式的做法，而是在新闻中心调集精兵强将，组成一个联合作战团队，按一场新闻战役的模式来操作。至于领队，这次我就不做了，我希望以一个记者的身份重返伊拉克，一心一意做采访、出镜、策划节目，把带队的任务交给更有活力和能力的年轻人。

盖主任采纳了我的建议，确定了国际新闻部副主任潘林华做领队，又从其他部门抽调了一些优秀同事，组建了一支报道组。随后，我们紧锣密鼓地开了几次策划会，最终确定，此行任务是去伊拉克揭秘战争，做五集专题纪录片《伊战十年》。

虽然战争已经过去十年，但今天的伊拉克，却比战时更加动荡和危险。

2003年的战争，敌我双方界限明显，我们开玩笑说：那时根本不用担心美国人的导弹打不准，99％的导弹都非常准确，他们的袭击目标，绝大多数集中在萨达姆的党政军等主要目标，对平民和记者的袭击，还是尽可能避免。

而今日的伊拉克，却处在一个半失控的状态，教派冲突、恐怖袭击、自杀式爆炸、路边炸弹层出不穷。站在巴格达某个路口，都不能确定那一刻是否安全，更不用说要去摩苏尔、提克里特这些充斥着极端情绪的地方了。

伊拉克战争之后，胜利了的美国人，希望看到的是鲜花掌声和热烈欢迎，以及一个推翻了独裁统治后，全新的中东民主国家样本，但事与愿违。

战后的伊拉克，只在萨达姆铜像被推倒的短暂亢奋中，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到两年，伊拉克就陷入了无边混乱之中。先是基地组织不断发动恐怖袭击，接着萨德尔民兵武装的反美斗争，还加上教派冲突造成大规模流血事件。据统计，仅仅在巴格达市，每年就有一千多人死于各种各样的爆炸和恐怖袭击。

当我与阿布重逢后，问他什么地方安全、什么地方危险时，阿布无可奈何地说：“水，今天的伊拉克没有安全的地方，我只能告诉你，哪个地方会好一些，哪个地方会糟一些。”

2013年重返伊拉克的报道组成员。盖主任确定了国际新闻部副主任潘林华牵头，抽调了许多关键岗位的“精英”，是个“老中青”组合。比如《新闻调查》的优秀编导李冰，直播组的摄像荣欣，我的老搭档冀惠彦等。我特别推荐了《环球视线》节目组的一个年轻同事叶尔夏特，他刚参加工作没几年，做节目却很有想法，电脑多媒体什么的玩得特别“溜”。我认为这些新生代新闻人拥有新技术、新视野，是“重返团队”的新力量。

探访萨达姆被活捉之谜，是我们此次回访中非常重要的一集。抵达伊拉克之后，我们最先考虑的就是如何拍摄制作这一集节目。而去不去萨达姆被活捉的提克里特，让我们十分犹豫。

那是个十分危险的城市，逊尼派极端势力最集中的地方，老百姓群情激奋，正忙着示威游行，跟马利基政府抗争，时常会有恐怖袭击，不时有外国人在那里遇到麻烦甚至丢了性命。

逊尼派和什叶派虽然都是穆斯林，但是教派有分歧，彼此有长达千年的恩恩怨怨。逊尼派在伊拉克其实是少数，只占人口的30％，但在萨达姆时期，少数的逊尼派统治了大多数的什叶派，出身逊尼派的萨达姆，对什叶派实行高压统治，还发生过屠杀什叶派教徒的惨案。如今的伊拉克政府，却是以总理马利基为首的什叶派当政。

战后大量的什叶派上台，对以萨达姆及其统治集团为代表的逊尼派，施行了严厉的清算。这种行为也伤及了一些无辜，触动了广大逊尼派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很多逊尼派的人找不到工作，生存成了大问题。两个教派之间的敌视和对立越来越极端，经常爆发冲突。近几年，伊拉克隔三岔五地出现各种恐怖袭击事件，一大半是逊尼派的极端武装组织实施的。

提克里特是萨达姆的老家，在这里，萨达姆被视为反对现政府的精神符号，去采访萨达姆被活捉之谜，无疑是十分凶险的。我们雇的两个伊拉克司机是什叶派穆斯林，一听到提克里特这个地名就说：“NO！NO！NO！很危险！”但阿布却认为去提克里特没事儿，他信心满满地安慰我：“有我陪着你，不会有问题的。”

阿布是逊尼派，他家是一个很大的部落，在提克里特有很多亲戚。他说，提克里特的大长老是他的老朋友，“如果你们觉得住旅馆不安全，就住到长老家，他们都有大庄园，会好好招待你们。”

我一想，这也许是最安全的办法。在中东的很多阿拉伯国家，部落长老的能量不可轻视，有时比政府还管用。拉登当年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藏身时，也是依靠长老们的帮助。所以，我说服领队潘林华就按这个法子，到了提克里特先去看旅馆，若觉得不安全，就投奔长老家。

2．萨达姆老家遇险记

从巴格达到提克里特只有180多公里，我们却走得特别慢，因为一路上经历了40多个大型检查站，小检查站更是不胜枚举。每个检查站都是重兵把守，有的需要出示证件和采访手续，有的需要打开后备箱或拿探测器检查。在检查的过程中，旁边就是重型装甲车或坦克，远处的炮楼还有士兵端着机枪，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们。

好不容易抵达了提克里特，与伊拉克向导碰头后，他带领我们开往萨达姆的墓地所在地。萨达姆被绞死之后，按穆斯林的规矩，是要入土为安的，伊拉克当局出于尊重他族人的考虑，把他埋葬在出生地提克里特奥贾村。

到了奥贾村，我们被领到一个三岔路口，正对着路口有个会议厅模样的建筑，外面是一个大院。向导告诉我们，萨达姆的墓地就在这院子里，他的两个儿子库赛和乌代，还有一些嫡系亲信，有的在战斗中被打死，有的被活捉后执行了死刑，都被埋葬在这里。

在进入提克里特之前最大的一个检查站，冀惠彦（左一）、我、潘林华（左三）和李冰（右二），与检查站军警合影。这也是我们的“公关策略”——请同行的美女记者们与伊拉克警察微笑合影，似乎更容易被放行。

这个院子已经被封锁了，外面是高高的铁栅栏门，还设了水泥墩，挡着不让车进去。据说萨达姆刚下葬时，这里还是开放的，当地人隔三岔五地来祭奠他，还有学校组织学生来这里瞻仰他们的前领导人。

后来，随着教派冲突越来越激烈，两派之间流血事件不断，伊拉克政府试图将萨达姆的墓迁走，清除是非之地的祸根，可是当地政府和长老坚决反对。双方僵持了一段时间，达成了一个妥协：中央政府不搬迁墓地，但是封闭起来，不开放，当地政府也要保持这个地带的清净和安全。

向导帮我们联系了一个退役军官接受采访，他对这个村庄很了解，可以介绍一下情况。等待采访对象的过程中，摄像冀惠彦和荣欣已经扛着机器，准备去拍摄。

冀惠彦搬了个小梯子，站上去，隔着铁栅栏门往里拍。这时，那个退役军官来了，我站在门口采访他，荣欣的摄像机对着我们拍摄。

采访进行到一半，突然，一辆大型皮卡警车呼啸着开过来，停在我们面前。两个一脸严肃的警察跳下来，用阿拉伯语对我们的伊拉克联络人说：“谁让你们在这儿拍摄的，你们从哪来的？”并且示意我们立刻停止拍摄，要检查护照和采访证。

警察检查了一番，结论是不允许采访拍摄，而且我们未经许可，“摊上大事了”，得跟他们走一趟。我们的翻译和向导等几个伊拉克人都吓得浑身发抖，伊拉克的警察局进去之后就吃不了兜着走。警察收了我们的护照，让我们开车跟着他们。我让阿布赶紧想办法，但阿布看上去很放松，似乎心中有数。

警车拐了好几个弯，停到了警察局门前。警察要求我们把车靠边停，人不能下来，只让伊拉克翻译跟他们交涉。

就在我们茫然无措的时候，只见一辆白色的越野吉普车从远处疾驰而来，那刺耳尖锐的啸叫声，就像F1赛场上赛车拐弯时轮胎发出的声音。那辆车径直开过来，忽然一个急刹车，停在警察面前。

车门刚打开，就传来一大通音调极高的阿拉伯语，叽里呱啦地冲着扣押我们的警察咆哮。司机是一个30多岁的阿拉伯人，留着络腮胡须，头戴阿拉伯头巾，身穿白色长袍，戴着美国飞行员标志式的墨镜。只见那白袍男子表情愤怒，话语激烈，音调很高，以我的阿语水平虽然听不懂，但也知道是在骂人。

那两个刚刚还趾高气扬的警察，一见这白袍男子就一脸笑容，弯下腰频频点头，任凭他数落了五六分钟。最后，白袍男子从警察手里夺回了我们的护照和证件，铿锵有力地说了句：“亚拉！”这句我倒是听清了，就是阿拉伯语“滚吧！”

说罢，那白袍男子一转身，和阿布行了一个阿拉伯男性间最亲密的贴面礼。我们惊魂未定地上了车。阿布解释说，白袍男子的父亲是提克里特一位威望十足的长老，我们被拉去警察局的路上，阿布给这位长老打了一个电话求援，长老就派儿子来摆平这件事。

我们赶紧对长老之子表示感谢，他义愤填膺地说：“这帮人太不像话了！你们是中国的朋友，是我朋友阿布的朋友，到这儿来就是我们的客人，哪有这么对待客人的？到那里去采访拍一拍有什么不行？萨达姆是我们的领导人，让中国朋友了解一下我们领导人的现状，有什么不行？”我们见他那么激动，也好言好语地附和着，一路交谈，到了长老的庄园。

长老是位年逾六旬的老者，身形消瘦，一脸威严，身着长袍，手拿念珠，老远看见我们就说：“哎呀呀！朋友们，欢迎欢迎！都进来吧！”将我们报道组全部请到大会客厅。

厅里铺着厚厚的地毯，长老盘腿坐在沙发上，旁边有一个阿拉伯式古色古香的壁炉，沙发后面是一面旗帜，应该是他这个部族的标志。厅两边还有两排很长的沙发，坐着几位老者，可能也是分部落的几个长老，整个场面有一种隆重的威严感。

我先代表报道组感谢了长老，随即向他表达了我们来这里采访的意图，并且询问他对于战争的看法。长老说：“这场战争怎么打起来的，其实我们不用讨论。但所有的外国朋友都应该到今天的伊拉克，来看看我们的生活，看看是比萨达姆时期更好了，还是更糟糕了。答案很明显，我们现在生活得更惨了。”他举了很多例子，比如物价飞涨、经常停电等，还说他的部族2000人中有很多年轻人失业，逊尼派受到排挤和歧视。

这位长老是我在伊拉克见到最斯文的长老，虽然他对伊拉克战争造成的结果非常不满意，但也没有表达太多极端的观点。聊了一阵之后，我们赶着继续去采访，长老又派出他威武的儿子，开着那辆很狂野的吉普，把我们护送到下一站。

下一站是在提克里特最大的清真寺，采访几位部族的领导，谈谈萨达姆流亡时的故事。这个故事有许多版本，众说纷纭。

美军的说法是，他们根据情报，在一个叫纳米克的伊拉克人的院子里，发现了一个地洞，在地洞里把萨达姆活捉了。当时萨达姆惊恐万状，高喊：“别杀我别杀我，我是伊拉克总统！”这个镜头早已公之于众，大家都很熟悉了。

但后来有人质疑，说萨达姆其实几个月前早已在另一个地方被抓捕，他进行反抗，被美军开枪打伤，失去知觉后被抓。美军为了宣传需求，把萨达姆抓到事先设计好的地洞里，在全世界电视机前好好地羞辱他一番。

我们此次揭秘，其中一个任务就是要了解这段故事的真相。那天正好有一个清真寺的活动，我们有机会见到几位长老，他们有的是萨达姆的亲戚，有的认识萨达姆的保镖，有的认识传说中藏过萨达姆的纳米克，他们一定能告诉我们一些精彩的故事。

我们抵达清真寺时，那里已经严阵以待，像是记者招待会一样，在寺门口摆了一排塑料的简易扶手椅，准备在那儿接受我们的采访。我赶紧跟联络人说：“这样不太好，太正式了，能不能找个房间，我们坐下来聊一聊。”

于是，采访场地换到一个小会议室，我们坐在中间，周围坐了一圈当地人，有穿着红色阿拉伯大袍、头上绑着象征身份的黑绳子的长者，还有一些穿着西装的年轻人。这时，又冲进来几个拿着简易摄像机的小伙子，说是当地电视台的，要求在我们采访时录像。

我突然有一种不安的感觉，这场面像是带有强烈政治诉愿的集会。几个德高望重的长老坐着，墙上有巨大的图案，上面有伊拉克地图，还有一些宗教的象征标志，这已经足够有压迫感了，突然又有人来录像，还要结束之后采访我。我紧张地问他们要采访什么，他们说，谈一下伊拉克现在的形势。我说，我是一个记者，这也是我关心的问题，但我个人无法就此发表观点。

我马上把阿布和伊拉克向导叫来，让他们帮我推掉这个采访。身为记者的第六感，让我的不安情绪变得非常强烈，整个房间都有种躁动的气氛。那十几个人很快地说着阿拉伯语，虽然我听不懂，但能从语音语调中感受到一种非常激昂，甚至极端的情绪，这样的场面根本无法做电视采访。

我向编导李冰无奈地使了个眼色，她也一脸焦虑。突然，会议室里停电了，缓解了我们的慌张情绪。那种瞬间暗下来的感觉，使我们的紧张得到缓解。我们找到一个很好的借口，声称所带的摄像机只备了一个小机头灯，完全不够覆盖整个房间，采访无法进行。当地人立即开始张罗着启动发电机，现场一阵忙乱。

突然，一个年轻人抓着我来到门外，说：“你知道吗，现在在提克里特市区里，我们正准备举行大规模的游行，我们的领导人在那里等你，你一会儿要跟我一起去。”

我心知不妙，但为了稳住他，就说：“可以，但是得先结束我们的工作，这是个什么样的集会？”

那小伙子立刻变得很焦躁，很不友善地拽着我喊：“你为什么不能去？你们中国记者来到这里，就应该参加我们的集会。我们对现任政府很不满，我们要推翻马利基政府，甚至不惜献出生命，这么有意义的事，你们为什么不参加？”他的语气越来越狂暴，给我一种压迫感。我紧张地环顾四周，想赶快逃脱。

可是，还没等我逃开，又有一个穿西装的伊拉克人跑过来拽住我，拿出手机，调出一张照片给我看。照片上是一个在街边擦皮鞋的人，看起来很像是伊拉克总理马利基。那人大声说：“你看，马利基，我们现在伊拉克的总理，一个擦皮鞋的人，现在在统治我们！你看看现在的伊拉克成什么样了，我们现在都是被奴役和压迫着！”

我正一筹莫展时，阿布终于出现了，帮我解了围。我惴惴不安地回到会议室，电还是没来，不断有形形色色的人进来，小会议室里挤满了不明身份的人。我很想摆脱这种氛围，听向导说清真寺还有个大会议厅，环境稍微好一点，窗户大，透光性好，赶紧提议去那边，几位长老欣然同意。

换到了大会议厅，那种压迫感稍稍得到缓解。我们表示只能采访两三位代表，他们推举了一位奥贾村的长老，一位律师和另外一位年长的部落长老。

长者为先，我先问那位年长的长老：“战争过去十年了，能不能谈一谈你们认为这场战争为什么会爆发，现在又发生了什么变化？”

翻译转达了我的问题，那位长老却似乎完全没听清我在问什么，开始滔滔不绝地演讲。我脑袋里“嗡”的一声，汗水瞬间就从两鬓流下来了。老先生竟然从一八几几年讲起，说他们伊拉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王国，受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他似乎有很强的倾诉欲望，一刻不停地说着。尽管他答非所问完全跑题，但出于礼貌，我不能打断他，只能很耐心地听着，心里有种采访失败大势已去的无奈。

过了好一会儿，我看到摄像荣欣在给我使眼色，编导李冰也递了一张纸条过来，让我赶紧结束，得尽快离开这个地方，外面很危险。我立刻截住那位长老的长篇大论，表示感谢，试图结束采访。这时，那位律师突然说了句阿拉伯语，阿布很气愤地跟他理论起来。我赶紧拉住阿布，匆匆走出那会议厅。

阿布告诉我，那个律师说：“跟中国人也没法说，2003年他们跟美国人一起，在联合国支持打我们。”阿布很生气地反驳：“你一点常识都没有，当时中国跟俄罗斯在联合国是反对开战的，美国人在联合国安理会没有得到授权，中国一贯是支持伊拉克的。”

这个插曲让我颇有感慨。我所接触到的伊拉克人，无论是否有文化，都更多地在考虑他们国家或部落自身的利益，而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很模糊，并不知道中国在安理会的立场。我们常常给予第三世界国家很多支持和帮助，无论是物资、技术还是医疗上，都做了大量的援助，在很多立场问题上，我们支持他们，却经常好心得不到好报，很容易被这些国家的民众遗忘。2003年，中国顶着很大的压力，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动武，但是有些伊拉克人却认为，中国跟美国是一伙儿的。可见，中国做了这么多年的外交工作，有些细节还是没有做到位，值得我们反思。

我们报道组在清真寺门口的院内会合，冀惠彦告诉我，刚才有几个人冲过来警告他们，说中国人快滚回去，表情和语气都很激烈，让大家有些发怵。

我们跟各位长老匆忙道别，伊拉克小青年还在旁边拉扯我，要我们去参加集会。我们好容易才脱身，然后一路狂奔，赶往下一个采访地点。

最后一站是阿布联系的，采访萨达姆的亲侄子和他部族的一位长老，采访地点在这两人的家中。

惊魂未定的我，一路对阿布发脾气：“怎么有种深入虎穴的感觉，我们不会被绑架吧？”

阿布安抚我说：“没事没事，我安排的你放心。”

在一个偏僻村落的农家院子里，我们见到两位穿着长袍的长老，他们邀请我们到一棵大树下的火坑旁就座。两位长老都有故事，一个曾经被抓进臭名昭著的阿布格莱布监狱，另一个对萨达姆当时的情况很了解。

我有意无意地，将话题引向关键人物——曾给萨达姆提供藏身之处的纳米克。终于，一位长老在讲述时突然说：“纳米克亲口告诉我，萨达姆不是从地洞里被抓出来的，他们先在纳米克家的房间里抓到了他，将他暴打了一顿，然后看见院子里有个地洞，就把他塞到那个地洞里，然后又把他拉出来，假装他们是在那样一个阴冷龌龊的地洞里活捉了萨达姆。这是纳米克亲口告诉我的。”

我赶紧追问：“纳米克跟您还有联系？”

他说：“我们今天还打过电话。”

我问：“那您能不能现在给他打个电话？用免提。”

在提克里特，我们采访到萨达姆的侄子，他是当地的一位长老，容貌十分神似萨达姆。萨达姆政权倒台后，他因为这层血缘关系而受到了不小的牵连。

长老欣然同意，拿出手机开始拨号。我欣喜若狂，之前，我们通过若干个渠道试图联系采访纳米克，但都被他拒绝了。没想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竟在这里意外获知萨达姆被捕关键人物的信息。

纳米克很快就接了电话，长老介绍说：“有个中国朋友在我身边，想跟你说两句。”

我顺手把别在衣服上的话筒摘下来，放在手机听筒边，对着手机说：“我是中国的记者，你是纳米克吗？我们跟长老在一起，刚才提到你，我们其实很想采访你，让你谈一谈当时的情况，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

电话那头回答说：“非常感谢你们，但是我现在不便于出来说话。”

我一听他要回绝，赶紧又问：“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当时萨达姆到底是不是在你家的地洞里被美军抓获的？”

纳米克显然经过了多轮新闻媒体的穷追猛打，变得很有战斗经验，他用一套听上去很像外交辞令的话回绝了我：“这件事我心里知道，我亲眼目睹的，我一定会跟公众说，但不是现在。我现在遇到了很多很多事，方便的时候，我会告诉大家，那时我也会第一时间告诉你们。”

这相当于碰了一个软钉子，但是好歹我们与纳米克通了话，证实了他就在提格里特，也获知了萨达姆很可能不是从地洞里被抓获的。所以，这次采访也并非全无收获。随后，我们又采访了萨达姆的侄子，他还给我们看了一张他与萨达姆穿军装的合照，我们也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多素材。

采访结束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多，按计划我们要去纳米克当时隐藏萨达姆的地方，可是长老劝阻我们千万别去，说那里很危险。一方面是政府不允许，已将地洞封了；另一方面，逊尼派的极端力量也阻止外界进一步抹黑萨达姆，如果他们听说一群记者要拍摄这个地洞，一定会如临大敌。那里埋伏有很多狙击手，如果有可疑人员出现，他们会当场射杀。

萨达姆藏身的这个地洞，一度成为景点，有很多伊拉克人前往参观，有人出于缅怀，有人出于同情，也有人抱着一种送别暴君的欢庆心理。后来，伊拉克政府将那里封闭起来，砌了一堵墙围起来。据说还用水泥将那个地洞完全抹平了，这其实就是马利基政府的“去萨达姆化”措施的表现之一。

马利基政府上台后，萨达姆逐渐变成了逊尼派表达主张、反对马利基当权派的精神符号。所以，马利基政府从几年前开始，实行了一系列“去萨达姆化”措施，在伊拉克境内，让萨达姆的形象尽可能消失。

“去萨达姆化”之后，这是伊拉克境内遗留的唯一一座有“萨达姆元素”的雕塑，竖立在曾是萨达姆阅兵地的胜利广场上。这一双“手持宝剑”的雕塑，修建于两伊战争之后，是胜利广场的标志，曾象征着萨达姆政权的无往不利和不可战胜。手的原型是萨达姆的手，所用的材料是战争时期缴获的伊朗坦克和士兵钢盔。马利基政府实行“去萨达姆化”措施后，有人曾提议把这座雕塑熔化了，但最终还是被保留了下来。

2003年，我们做过一个专题报道，叫作“躲不开的萨达姆”。但十年后的今天，想在伊拉克境内寻找到萨达姆的形象却非常困难了。以前，伊拉克第纳尔上印的全是萨达姆头像，如今，我们想买几套有萨达姆头像的硬币和邮票做纪念，却遍寻不着。最后阿布带我们找到一个隐蔽的地下市场，反复解释，还表示可以多给些钱，老板才战战兢兢地从柜台底下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可见，“去萨达姆化”在伊拉克境内做得很彻底。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决定去看看。阿布把我们带到一个叫多拉的地方，在一排正施工的房子旁停下。一个伊拉克人警惕地问我们来干吗，向导解释说我们是中国游客，走累了，看这里景色不错，想歇息一下，问他们能不能卖点吃的给我们。伊拉克人当然不会放弃赚钱的机会，就开始在河边摆桌子和塑料椅子。

阿布偷偷对我说：“你顺着我眼神的方向看，河边那片椰枣林当中，有一个豁口，远远望进去，有一堵墙，那后面就是当时纳米克藏萨达姆的小院。”

我问能不能过去，阿布坚决地说：“不行！”

说话间，从坡上开下来一辆吉普车，车上跳下四个伊拉克人，在我们身旁转悠。其中穿一身灰色袍子的伊拉克男子，有意无意地盯着我们。我们不知这些人什么来头，只能假装是游客，拿相机拍摄底格里斯河的落日。

等那几人刚走，阿布说：“这个穿灰袍子的肯定就是纳米克，刚才他和你通过话，现在得知有几个中国人来到这里，就想跑过来看一看。我刚才假装上厕所，从他旁边经过，听见他说话了，那声音跟电话里一样。”

我懊悔得一拍大腿：“你早说啊，我就直接堵上去采访！”转念一想，那人未必就肯承认是纳米克，但不试一下终究是错失良机。

我们远远地看着那片椰枣林，就是没办法过去。冀惠彦想单枪匹马去闯一下，被我坚决地劝阻了。镜头固然珍贵，但他若真被人扣住了，或者被打了黑枪，岂不是得不偿失。

我们在那里逗留的时间并不长，却前前后后来了三四辆车，虽然没有直接找我们问什么，但是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已经被严密监视了。盘桓良久，我们还是放弃了采访和拍摄。提克里特给我们的感觉是危机四伏，再待下去恐怕夜长梦多，吃过阿拉伯大饼和烤鸡，我们决定连夜返回巴格达。

提克里特之行并没有让我们感到满意，我们试图探寻萨达姆被俘的秘密，纵然挖出了一些线索，但离事实真相仍有距离。时间过去了十年，我们在伊拉克感受到的，却是时光的倒退，所到之处人人自危，激烈的民族主义和极端言行，让我们这些外来记者感到不安，甚至感受到某种威胁。

回去的路上，我对着摄像机，有些沉重地总结道：“现在，我们正在连夜返回巴格达，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去面对提克里特的夜晚，在这个白昼都如同暗夜的地方，我们甚至无法预测下一刻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这种动荡与不安，将过去十年的创口，血淋淋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3．战后怪胎“绿区”

今日伊拉克，有一个战争催生的怪胎，那是位于巴格达市中心的一处独特区域——“绿区”。

所谓“绿区”，其实就是巴格达市中心，大概十平方公里的几条街区，一边连着底格里斯河，另一边沿着拉希德饭店的边缘。这是战后美国出于安全考虑，为了保护英美联军、外国机构、承包商，以及当时立足未稳的伊拉克政客，所划分出的特别区域。

英美联军进入巴格达后，要在市中心安营扎寨，便以萨达姆设施完善的共和国宫为中心，圈出了“绿区”。最初只是用坦克、装甲车和铁丝网围起来，里面还住着两千多户伊拉克平民。因为工程量太大，联军没有驱离世代生活在这里的百姓，只是挨家挨户地进行了筛查，查明后发出特别通行证，允许他们住在里面。

如今，“绿区”外围的路口，盖起了四五公里长钢筋混凝土的防爆墙，上面还有铁丝网，筑起了铜墙铁壁。伊拉克的反美武装一度非常活跃，“绿区”是重点袭击目标之一。经常有汽车炸弹在“绿区”入口处引爆，甚至还有人用火箭弹进行无目标攻击。

此类事件层出不穷，使得“绿区”与巴格达其他地方逐渐隔绝，自成一个独立繁荣的小社会。高峰时每天会有近十万人，许多外国公司在里面办公，还有汉堡店、小酒吧、中餐馆、邮局等等。

国际上很多人讽刺这个空中楼阁式的独立王国，称它为“黑区”，它存在于伊拉克，却和伊拉克人民没有任何关系。许多外国人来到伊拉克，在巴格达国际机场下飞机，上了重兵把守的安保公司车队，一路呼啸着开进“绿区”。住上一段时间后，再以同样的方式离开，脚都不曾沾过巴格达马路上的尘土。

在美国导演保罗·格林格拉斯那部非常叫座的电影《绿区》里，就有这样讽刺意味十足的情节：美国的法律专家一猛子扎进“绿区”，在共和国宫豪华的办公室里，抽着烟喝着威士忌，高谈阔论如何给伊拉克修订一部民主法律。

那些待在铁丝网和高墙里的人，就这样统治着对于他们而言完全陌生的伊拉克老百姓。

我们重返伊拉克后，几经周折，终于获得了两次进入“绿区”采访的机会，一次是去采访美国驻伊拉克大使，一次是采访伊拉克总理马利基。

伊拉克现在的政府、宪法、政治格局，都离不开美利坚的影子。直至今日，“绿区”里仍坐落着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美国使馆，使馆人员有一万余人，光外交官就有三五千人。

采访前一天，大使馆工作人员专门联系了我们，重申一系列严苛的规定，要求所有人带上采访许可和相关证件，每人随身只能带一部手机，只能随专车出入，进入“绿区”后严禁拍摄等。摄像荣欣的秘密武器——高清袖珍小摄像探头，在这次采访中派上了很大用场，在一些不允许拍摄的场合，我们偷偷用它拍摄了很多珍贵的画面。

采访那天一大早，我们赶到指定的“绿区”入口，共和国宫的一个小门，沿街那一面，用两道防爆墙隔出了一条宽两米长近百米的狭窄通道，通往进入美国大使馆的检查站。

通道里大概有四五十人在排队，看上去都像是伊拉克的老百姓。我们一打听，多数人都是为了留学、探亲和经商等需求，来这里申请美国签证的。战争之后，伊拉克人出国变得容易了许多。

经过重重安检后，我们进了“绿区”，一辆面包车带着我们穿过“绿区”，进入美国大使馆。我坐在车里，打量窗外景色，很惭愧，虽然几进几出伊拉克，这却是我头一次进共和国宫。

2003年伊战时期，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丹·拉瑟进入共和国宫，采访了萨达姆，坊间流传，CBS为此向萨达姆身边人支付了100万美元。那时全世界记者都想采访萨达姆，但是他却只接受了丹·拉瑟的采访，很多大腕记者羡慕得眼睛都绿了。

我当然也有点羡慕嫉妒恨，但我知道，以我们CCTV当时的影响力，对萨达姆而言不是首选目标。他更愿意面对美国的资深记者和著名电视台，使他的话语能够在美国传播，向美国政府传递信息。虽然后来事实证明这是无用功。

我在采访前检查荣欣（左一）的摄像机。虽然我跟荣欣是老搭档了，知道他做事一向细心，但我出于“职业病”，依然要在开拍前亲自检查一番。

透过车窗可以看出，共和国宫所遭遇的破坏。它是伊拉克王国时期的王宫，萨达姆政变后将其改名为萨达姆共和国宫，原本是一栋考究的古建筑，有漂亮的大理石，壮观雄伟的雕梁画栋，如今却被割裂得七零八落。路边有一排排移动厕所，还有集装箱车改装成的临时房屋，这是“绿区”工作人员的临时住所。

一路上，基本上已不见战争痕迹。那些弹孔、炸坑都明显被修缮过了。唯一留下的，就是共和国宫标志性的绿色穹顶，一大半被炸塌了，赤裸的钢筋混凝土在空中龇牙咧嘴，带着大片焦黑的瘢痕。后来我们听说，这种遗留是有意为之，作为对战争的回顾和纪念。

美国大使馆是一大片全新的现代建筑，四周用铁栅栏围起，有七八个足球场那么大，占了“绿区”的三分之一。面包车直接将我们载入院内，下车后，使馆人员将我们带进大使宫邸，让我们在会客厅里做采访。

专访之前，我们要求在使馆门口做一段现场报道，用行话来说就是“串场”，镜头跟着我从使馆门口进入官邸，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采访。其实并不会涉及什么重要内容，但美国使馆的新闻官却很紧张，他表示做不了主，需要安全顾问来确定。

安全顾问是个年轻的美国小伙，看上去职业干练。他让荣欣模拟拍摄了镜头移动的全过程，严格审查之后表示：这个镜头不行，里面出现了美国大使馆主要的几栋建筑及相互之间的位置关系，安全上绝对不允许。言外之意就是，如果恐怖分子看到这个镜头，就会知道美国使馆的方位，可能实行有目标的攻击。

几经协商，最后他们决定，我只能站在大使官邸门前说，说完后就要转身进门，而荣欣的镜头也要老老实实，不能晃动。拍完这段后，我们开始在会客厅架机器。美国大使馆非常专业，给我们安排了一位负责灯光和电路的工程师，还在茶几上摆了咖啡、茶和小点心招待我们。

一切完备后，他们要求在大使后面放上两面国旗，一面美国国旗，还必须有一面伊拉克国旗。这是为了表示，伊拉克是一个独立国家，美国与其是友好合作关系。美国人很在乎他们在全世界眼中的形象，他们不希望被看成伊拉克的主宰者。

采访很顺利，这位美国大使是中东问题专家，也曾在中国待过。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他以一个职业外交官的姿态，很巧妙地跟我“打太极”。

我问：“美国是否依然实质上管理着伊拉克的各项事务？”

美国大使没有正面回答，只说：“伊拉克现在是个民主国家，伊拉克人民和政府自己当家做主，美国与伊拉克是友好的合作。现在，美国在这里的存在就是大使馆。”

我又问：“听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大使馆，使馆里有一万人，这么大规模真的有必要吗？”

美国驻伊大使在“绿区”接受我的采访。大使馆工作人员在采访前细致地布置会场。美国十分注重宣传自己的正面形象，在任何场合都声明伊拉克是自由民主的主权国家，美国不干涉其内政；但实际上，这种“民主”不过是虚伪的政治说辞——美国在伊拉克设置了一所拥有一万多名工作人员的大使馆，堪称大使馆规模的世界之最。

美国大使解释说：“其实现在本部外交官只有一两千人，其他大多数人都在处理之前遗留下来的业务和项目。”

他面前虽然没有稿子，但我感觉这位大使脑海里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应答机制。在采访中，我也可以感受到，美国使馆在今日的伊拉克，依然是一个强势的存在，而美国人对于现在伊拉克的安全态势，也有些无可奈何。

此前，我们曾经按要求给美国大使馆提交过采访提纲，他们对大多数问题都没有异议，只有一个问题，他们建议不要问。那就是，伊拉克有一些国会议员曾提出，美国现在依然有无人侦察机在伊拉克领空飞行，进行秘密的使命，究竟是不是这样？

这件事在伊拉克议会里曾引起非议，因为美军撤军后，伊拉克就是个主权国家，它的领空不能被随意侵入。但这却是事实，很多媒体都报道过，不少伊拉克老百姓也告诉我们，曾经亲眼看见过无人飞机。

我换了一种方式提出这个问题：“有人提出，伊拉克的各项事业依然笼罩在美国背后操控的阴影中，包括一些主权范围，领土和领空等，您怎么看？”

大使给了一个官方答案：“我们和伊拉克是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伊拉克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的所有行为全都依据伊拉克的法律，包括大使馆在这里的存在。”

但事实上，美国使馆在这里是非常独特的，大使出行从来都是最高机密，全部依靠直升机。据说使馆区内还有鱼鹰飞机那种武装军用运输机起降的停机坪，很可惜我们没有被允许参观。

采访结束后，我们还想补一个来到美国大使馆的镜头，需要拍一个标志性建筑。新闻官和安全顾问带我们到使馆大门口，主楼上有一个白头鹰徽章。经过再三商量，我们终于获准在这里拍摄，只是画面依然被限定在我和徽章。我们站在院子里，看着大使馆的人走来走去，草坪还有人健身运动，都是很鲜活的画面，却不能拍摄。

所有镜头拍完后，我们在面包车里等了快一个小时，等他们审查完所有镜头，才能离开。

在等待的过程中，我和一个女安保人员闲聊了一下。她来自美国弗吉尼亚州，在大使馆工作了一年零两个月，从来没有离开过“绿区”。她告诉我，有时候从机场来的路上，从车窗往外看，会看到一些街景，但是巴格达的市场、街道、人民对她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许多在伊拉克的美国人都和她一样，不接地气，藏在这个被包裹起来的小天地里。

这位女安保人员和伊拉克人唯一打过的一次交道，是经历了一次火箭弹爆炸。当时她正在使馆院子里走，突然听见脑后传来尖锐的声音，训练有素的她立即明白这是袭击，于是赶紧两手抱头趴在地上。那个火箭弹在她前方十几米的地方爆炸了，幸运的是，她没有受伤。这就是她与“绿区”外唯一的一次“交流”。

后来，我们采访伊拉克总理马利基时，仍是同样的一套程序，各种限制，各种安检，甚至更加严格。

两次进入“绿区”采访的见闻令我很感慨，一场战争打完十年了，这个国家所有的核心政府部门，却依然龟缩于这样一个被圈起的区域，每天都经过重重安检才能开始上班，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感觉安全一点。

这样的政府，怎么可能正常地运转呢？几百位伊拉克的议员，又如何在铁丝网、防爆墙内，代表人民行使职责呢？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大使馆，躲在小小的城堡里，如何行使外交职能呢？顺便说一句，中国大使馆可没躲在“绿区”里，对自身安全也有很大的把握。这让我们觉得挺扬眉吐气。

“绿区”这个怪胎，宛如十年战争未曾愈合的伤口，横亘在巴格达市中心，诉说着这个国家完全没有正常化，依然笼罩在战争阴云之中的无奈与悲怆。

2013年3月11日，我在“绿区”采访伊拉克总理马利基。马利基对伊拉克的战后重建工作很乐观，并称伊拉克的大环境是安全的，希望“能在发展两国关系的基础上，进行更大范围的合作”。马利基对我提出“伊拉克局势不稳定”的问题回答说：“有人想要把危机引入伊拉克，这正是让我们担心的。”在谈到中国产品的时候，他希望能把中国好的东西带到伊拉克。

4．遭遇连环爆炸

刚到巴格达，我们就听到一个说法：这里的爆炸是有规律的，“五天一小炸，半个月一中炸，一个月一大炸”，特别在一些敏感日期，比如战争爆发日，萨达姆被捕日，萨达姆行刑日，或是一些宗教节日和重大庆典，往往会有重大的恐怖袭击爆炸发生。这个规律，是伊拉克人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

爆炸接连不断，伊拉克政府也在想办法应对。据说，在教派冲突和恐怖袭击最顶峰的时期，巴格达全境有将近4000个检查站，基本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每个检查站都有军警，他们拿着声呐探测仪，检查每辆经过的车，多少给恐怖分子的行动增加了难度。

我们猜测，恐怖分子可能将炸药化整为零，每天想办法运一点进城积攒起来，攒到一点，就来一小炸，攒到更多时，就弄一个汽车炸弹。很多恐怖袭击都是自杀式爆炸，自杀袭击者也是需要时间培训的，并不是有成千上万的人排队等着，一个个气宇轩昂地走上不归路。所以，这些时间周期就形成了这样的规律。

战后伊拉克，一直笼罩在各种恐怖袭击的阴云中。鉴于这种情况，巴格达警察局成立了一支持殊的部队——拆弹部队（EOD）。队员的年龄从十八九岁到五十多岁，部分人特别是年轻人是被稍高于平均水平的报酬所吸引。五年来，已有两百多名队员牺牲。图为摄像荣欣在拍摄拆弹部队演习。

按这个规律，我们在伊拉克要待25天，难保不会遇上爆炸。虽然我们非常警惕，但是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十周年纪念日前，我们还是遭遇了连环爆炸。

3月14日，我正在共和国大街上采访伊拉克市场的变化，突然收到领队潘林华的短信：注意安全，早点回饭店。回到饭店才知道，刚才在“绿区”旁边，发生了三起连环汽车爆炸。共和国大街与“绿区”仅有一桥之隔，三到五公里，但我却没有听到爆炸声，可能当时正专心采访，也可能大街上人声鼎沸，掩盖了爆炸的响声。

当时，我们紧急决定在《晚间新闻》《国际资讯》和《环球视线》中，报道这个消息。伊拉克当地电视台已经在现场直播，三起连环爆炸一起在司法部大楼，一起在外交部大楼旁边，另外一起在餐馆，许多消息都在陆续发布。我们央视驻伊拉克记者站就在“绿区”旁边，驻站记者孙虎打电话来说，办公室的玻璃被震碎了，他们都感觉到了爆炸的强大威力，也看到了浓烟升起。

我们住的饭店与“绿区”一河之隔，可以看到一架架反恐部队的直升机，在“绿区”上空盘旋。隔河遥望，几处爆炸的地方，有烟尘骤起。我们立刻派一路记者直奔现场，可是刚到达通往“绿区”的桥边，整条路就彻底被封了，所有交通陷入瘫痪。伊拉克处理爆炸现场的速度，远远滞后于封锁周边的速度。

孙虎作为常驻记者，有一个特别通行证，最后他决定步行40多分钟，将他拍摄的画面拿到我们酒店，通过卫星传输线路做报道。当天晚上，我们在几档新闻节目报道了这次爆炸。

那天是我在重返伊拉克的20多天里，第一次出现在央视荧屏上。报道结束后，我的手机被打爆了，很多人突然反应过来，水均益又回伊拉克了！许多同事和朋友都表示慰问，让我们注意安全。那一晚，我仿佛又回到十年前的战乱岁月，只是，所面对的不是美军的导弹，而是恐怖分子的炸弹。

这显然是一个信号，我们都觉得局势还将进一步恶化。通过阿布的内部关系，我们了解到，那天的爆炸事件实际上相当严重。

一辆汽车冲过司法部门口的检查站，一直冲到司法部大门停下，从车上跳下来三名恐怖分子，端着冲锋枪对安保、军警和普通办公人员，一路疯狂扫射。他们冲进大楼之后，留在汽车里的人就把炸弹引爆了。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三名恐怖分子各自占据了大楼的一二三楼，几乎同时引爆了绑在身上的背心炸弹。

紧接着，外交部大楼外，和伊朗大使馆前面的餐厅，也相继出现了自杀式汽车炸弹。三起爆炸事件，每一起都造成六七十人死亡。如此严密的设计，可见恐怖分子有很周详的计划。

这次爆炸让我们整个报道组的神经都紧绷了起来，领队潘林华马上召集我们开会，大家商量如何应对。但接下来的几天，意外地平静。直到3月19日，我们的《伊战十年》专题片制作进入收官阶段时，没想到，一段爆炸的画面竟会意外地撞入我们的镜头。

3月19日，我们决定在饭店房间里偷拍对面的“绿区”。因为纪录片最后一集《伊拉克的未来》涉及到对“绿区”的报道，但我们几次去“绿区”，都没有获得拍摄许可，没有出镜的画面。而我们住的喜来登饭店，在底格里斯河东岸，“绿区”在河西岸，开窗即可拍到“绿区”，此前，摄像荣欣曾为拍摄底格里斯河的落日余晖，给我们惹了个麻烦。

那天，荣欣采访回来，正好赶上夕阳西下，底格里斯河波光粼粼煞是好看。他一下子有了创作冲动，就把摄像机架在房间窗口上，设定了“逐格拍摄”，然后和我们一起在房间里商量工作。

在拆弹部队（EOD）的工作现场，我手持小摄像探头客串了一把摄影师。我握在手里的东西，是摄像荣欣的秘密武器——高清袖珍小摄像探头。在重返伊拉克采访中，它派上了很大用场，在一些不允许拍摄的场合，我们偷偷用它拍摄了很多珍贵的画面。

突然，有人用力地敲门。一开门，只见饭店经理带着五六个人，脸色铁青地站在门口，开门见山问道：“你们是不是在拍对面的‘绿区’？”

我们答道：“是的，我们在拍一个落日的镜头。”

经理声色俱厉道：“我们接到对面的电话，说有人在瞄准‘绿区’，让我们赶紧过来检查一下，必须立刻停止。否则对岸就会派人来收拾你们。”

荣欣赶紧把摄像机拿下来，将拍摄的画面倒放给他们看：“你们看，拍的确实是日落的镜头，没有拍‘绿区’，没有瞄准某个具体位置。”他们检查过以后，表示会向对岸汇报。

他们走后，荣欣长舒一口气，惊魂未定道：“咱们在这儿拍，对面全能看到？”

我说：“废话，对岸都是什么人？美国大使馆，那是吃素的！你那摄像机的镜头一闪一闪，用肉眼就很容易发现了，更不用说高倍望远镜之类的设备了。”

这就是今天的伊拉克，或许不再是萨达姆独裁统治下的高压，或许现在的政府是为了反恐为了安全，但今天的伊拉克，依然是一个被各种各样的眼睛高度监视下的国度。

为了能顺利地在酒店房间里拍到“绿区”，我们进行了一番精心设计。首先关上窗户，我拿着我们制作的“绿区”示意图，向观众解说。然后，打开百叶窗，镜头在外面扫一遍，我配合着解说，哪里是总理府，哪里是共和国宫，哪里是美国大使馆。迅速拍完后，再通过三维动画进行演示。

3月19日早上，荣欣架好机器，我站在百叶窗前，拍了一遍感觉效果不错。荣欣提议再来一遍，以便有个挑选。我又按流程把“绿区”介绍了一下，然后说：“现在让我们打开这扇百叶窗，看看对面的‘绿区’。”就在我把百叶窗拉开的一刹那，河对岸突然响起巨大的爆炸声，尽管隔着一条河，那声音依然震耳欲聋。

荣欣马上把镜头移过去，我们透过画面看到，上周发生爆炸的地点附近，又有一股浓烟升起来了。反恐部队的直升机很快出现，不到十分钟，警车的警笛声，救护车的鸣叫声，纷纷响起，奔向“绿区”。

我和荣欣面面相觑，一阵狂喜，完全没想到，会碰巧拍到这么珍贵的画面。这让我想起1998年的经历，我穿着防弹背心戴着钢盔站在楼顶，正在报道美军“沙漠之狐”对伊拉克的轰炸，突然感觉身后有点不对，一扭头，一道亮光袭来，一枚导弹就从我脑袋后面飞过去了。后来在巴勒斯坦、在阿富汗也曾遇到类似情况，但没想到十几年后在巴格达，又有这样的际遇。

作为记者，我们都对这次意外拍摄到的爆炸，有点“喜出望外”。这听起来似乎有点铁石心肠，我们也知道，爆炸事件意味着会有人流血受伤，会有无辜的生命逝去。但缘于记者对突发事件所特有的敏感，除了悲悯和遗憾之外，我们也感受到记录和传播的责任，每当有这种“意外收获”时，心里会立刻泛起涟漪。

某天，我们发现有剧组在巴勒斯坦饭店前拍摄电影的爆炸场景（左图），同一时间，底格里斯河对岸的“绿区”附近发生爆炸，浓烟四起，荣欣在录像过程当中刚巧拍到了这一幕。当时，真实的爆炸声和滚滚升起的浓烟，让我们很紧张，但饭店前拍电影的人群却见怪不怪，依然在忙碌地进行着自己的工作。血与火，真实与虚幻，战后的伊拉克充满了荒诞的色彩。

我们第一时间将画面传回国内，在各档新闻节目里做了报道。那次爆炸后，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接连发生，仿佛是一场噩梦拉开了序幕。3月19日，在伊拉克全境发生了将近20起汽车爆炸、路边爆炸和自杀式爆炸，死亡人数达270多人。

这是战争爆发十周年纪念日带来的连锁反应，太多人对伊拉克目前混乱、动荡、不公平的现状不满，于是以极端方式宣泄。然而，在爆炸中死去的，却大多是同样无辜弱势的伊拉克民众。这样剥夺他人生命残害无辜的行为，无论有着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都是极度残忍和暴戾的。

那天，当拍摄结束后，我们来到饭店南侧的直播点，跟台里做连线。那是个四层小楼，楼顶上架设了几个直播机位。楼下院子旁就是一条小胡同。我们正在直播时，听到下面有吹吹打打的声音，像是有人在迎亲。

我扭头看了看，果然是接新媳妇进门，就问身边的伊拉克雇员：“都爆炸了，还结婚啊？”

伊拉克雇员不以为然地笑笑说：“我们天天都在爆炸声中，难道我们还不结婚了，不生孩子了，不过日子了？”

这就是伊拉克人的生存哲学。对他们来说，恐怖袭击早已习以为常，甚至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每天早上出门上班前，跟老婆孩子道别时，心里都清楚，也许今天就回不来了。每一个伊拉克人，都随时随地身处险境，任何地方都有可能丧生。面对爆炸和恐怖袭击的伊拉克人，无处可逃，听天由命，只能以坚韧的心灵去适应和承受。

我曾问过翻译阿里：“你们伊拉克人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我以为他会说，是安全。但是他的答案却是，工作。常年动荡的伊拉克，失业率出奇的高，很多人找不到工作，所以他们把工作摆在第一位。而工作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要赚钱、要养家糊口，意味着特别现实而急迫的生存问题。

原来，在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如影随形的危险，也不过是身后投射下的浓重黑影而已。

5．阿布，我的伊拉克兄弟

阔别十年，再次见到阿布这位老朋友，格外期待与欣喜。我特别想冲上去，再跟他来一个阿拉伯式的紧紧拥抱，既是出于我和他的个人情谊，也是向央视伊拉克战争报道的烽火岁月致意。我们大概都没有想到，这段友情会因为一些小事，破裂成遗憾的碎片。

这次到达伊拉克前，我们通过电话，阿布带着他儿子早早到了饭店等我。当我第一眼见到阿布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没想到和我同岁的阿布老得这么快，十年前他只是轻微谢顶，如今头上却已“寸草不生”，脸上也多了许多皱纹。身体明显不如从前健壮，块头还在，却消瘦了不少，更显得皮肤松弛，耷拉在脸上和胳膊上。

阿布老了！我很感慨，而他的大儿子艾哈迈德，十年前是个清瘦少年，如今竟长得比他爸爸还胖，成了一个满脸大胡子的伊拉克男人。

我们都为这次重逢而高兴。阿布问我，这次来伊拉克，有没有什么事需要他做。其实在来之前，报道组联系了美联社同行，央视驻伊拉克记者站也推荐了一些当地向导和翻译，但我知道阿布很想和我们一起工作，也挣点家用，就跟他说：“这次我不是团队领导，我说了不算。但我也很想跟你合作，我会向领队强烈建议的。”其实，我已经向领队潘林华推荐过阿布，心里是有数的。

阿布拍着胸脯说：“水，我是你的朋友，十年里我天天都盼着再跟你见面。现在伊拉克不太安全，哪怕不给一分钱，只要你不嫌弃我，我和我儿子天天给你做保镖。我在这里有很多朋友，一定能帮到你们。”话里洋溢着情义和热忱，让我感觉很温暖。

但是，话语温暖并不代表事情顺利，领队潘林华告诉我，报道组找的司机，连人带车，一天是200到300美元，可阿布给我开出的价格却是500美元一天。他很积极地说：“我想让我儿子见识一下你们工作的情况，他开车，我陪着，你给一份钱就行。”

我拍不了这个板，只能告诉他，报道组出差有经费预算，台里报销有很多规定，好说歹说，最后很诚恳地说：“阿布，如果你有什么困难，我个人可以支援你，但工作上得分清楚。我们领队事先有安排，该租的车也都租了，各项工作的人也有，你愿意干就干，不愿意也不勉强。”话里的意思是，伙计，你的确很能干，但并非独一无二。

阿布考虑了一阵子，还是答应了。我跟他协商说：“我们在伊拉克采访大约一个月，我跟你按天计酬。过几天我们要去提克里特，那里挺危险的，如果你有需要，我可以帮你申请额外的酬劳。如果你联系到了特别难找的采访对象，我再跟领队说，给你发奖金。”

阿布连连摆手：“不用不用，你给不给钱，提克里特我都要去，作为朋友，我要保证你的安全。”

阿布的能干，没有随时间流逝而打折。他帮我们找到了当年共和国卫队负责巴格达的城防司令，找到了一个萨达姆敢死队的上校，还找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人——伊尔默克医院的一名大夫。美军刚攻打伊拉克时，那个医院交火最为激烈，收治了很多受伤的平民。当我们在提克里特遇到危险时，也是他挺身而出，给大长老打电话，解救我们于危难之中。事后我专门跟潘林华商量，那天的酬劳给他算400美元。虽然我们的雇佣价格，相比西方媒体并不算高，但是相对于伊拉克的平均收入，已经很不错了。整个合作过程，至少在我看来，算得上愉快和谐。

采访中途，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十年前，我们去过阿布家，也曾将他作为采访对象，很多观众对他还有印象。这次重返，不妨再去阿布家采访一下，问问他十年来的经历和变化，战争对人的影响，时间对人的塑造，这是个鲜活的例子，也是时代的缩影。我把这想法一说，阿布很高兴，连忙招呼我们说：“来，都来我家，我请你们吃巴格达烤鱼！”

正好，报道组预定采访那位巴格达的城防司令，这个人在萨达姆统治时代是个将军，虽然没有被抓起来审判，但如果在公开场合走动的话，个人安全会有问题，所以，他不能到饭店来见我们。于是阿布建议说：“我把他约到我家吧！”我一听，这个主意好，立马就敲定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一行七八人，浩浩荡荡驶向巴格达郊区，沿着底格里斯河边的一条路，经过好几个检查站，来到我称之为逊尼派三角村的部落村庄。它处于底格里斯的三角地带，四周是一片浓密的椰枣树，一条小公路，下个坡，就是几家院子。阿布说，那几家全是他亲戚，这种鸡犬相闻的景象，让我想起传统的中国农村。

阿布家的院子还是老样子，只是收拾得整洁了些，连着房子有一层平台，放着几张长条凳，下几级台阶便是一个小院。院子里有秋千，还种了些柠檬树、苹果树。

我们进了院子，阿布和他家人热情地迎出来，他的老母亲今年85岁，嘴里叼着烟，看着我们不停地乐。阿布有五个孩子，除了大儿子艾哈迈德，还有三个女儿，一个小儿子。阿布以前说他有两个老婆，其实只有一个，另一个从未正式结婚，只是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后来分开了。很多人以为穆斯林可以娶4个老婆，实际上并非如此，虽然教义如此规定，但娶妻责任重大，一般人根本娶不起。阿布的妻子看上去比十年前还要年轻，我调侃阿布说：“你是不是换媳妇了？怎么这次见面，又年轻又漂亮？”阿布嘿嘿地笑着。

一进院子，我就看到了曾经的汽油发电机。阿布激动地说：“水，这发电机之前我一直不敢用，随时准备着你们回来还要用的，后来战争爆发，我们这一带全都停电。大夏天我老婆生孩子，家里没电，什么事都做不了，我就自作主张用了，它救了我们全家人的命！”

这些年我跟阿布合作，有意无意地培养了他的镜头感，他跟我说话时，一旁有摄像机在拍，他立刻就能对着镜头用他那点中文激情澎湃：“谢谢CCTV，CCTV牛！你们是我的好朋友！”

那天，我们按照阿拉伯的传统，在客厅席地而坐，吃着十年前还是奢侈食物的新鲜巴格达烤鱼。阿布穿着一件淡米色的西服，配条彩色的领带，兴奋得像过节一般，很亮眼地晃来晃去，里外张罗，挨个给我们端茶。饭后，我们在阿布家采访了城防司令，然后在院子里摆上两杯茶，我就跟阿布聊开了。

阿布所经历的战争，跟千千万万普通的伊拉克人并无二致。他说，战争爆发时，村里很多人拿起武器到村头抵抗入侵的美军，发生了激烈战斗。2000多村民，死了200多人。他虽然没有参与，但夜夜不能寐。后来，美军占领了这里，他的生活一度非常拮据，只能带着全家去叙利亚投奔亲戚，待了一段时间，因不适应异乡漂泊和种种歧视，又回到了伊拉克。

这么多年，阿布一直没有正式工作，靠打零工维生。每年10月，他会帮法国的一家展览公司，制作在伊拉克大型国际展的展厅，从搭建、布置到筹划，都归他负责。一年干这么一单，能养他全家大半年。其余时间，他零零散散地打短工，也曾跑到越南和印度做些生意，总的来说，十年来，他的生活没有特别大的起色。

交谈中，他指着自家两层小楼上加盖的第三层，不无忧虑地对我说：“我的大儿子长大了，在伊拉克，男人25岁也该成家了，他连媳妇都没有，我要对他负责，让他将来娶了媳妇有地方住。”

我问他，为什么不找个好点的工作？他有些沮丧：“我50岁了，战后到哪儿找工作都碰壁，人家要么嫌我岁数大，要么嫌我没专业。伊拉克现在很腐败，没路子，不塞红包，门儿都没有。”阿布是上过学的，据他自己说，他是博士，身边的人也真的管他叫Doctor Sammir（萨米尔博士）。他的真名叫Sammir Ahmed Ghibri（萨米尔·艾哈迈德·基布利），但他习惯自称Abu Ahmed，意思是艾哈迈德他爹。我为了方便，也就一直叫他阿布。

①我和阿布一家。②阿布家的院子。③阿布的妻子。④阿布的母亲。⑤阿布的小儿子。⑥⑦阿布的小女儿。

阿布的家庭，是陷于战火中的千千万万伊拉克家庭的缩影。

采访中，我能明显感受到，战争给阿布留下的心理创伤。他以前是个很乐观的人，虽然他自称崇拜本·拉登，但阿布并不是极端的宗教分子。但现在，他总有很多愤怒的情绪，急需释放。他经常痛斥伊拉克政府，逊尼派的他，很难接受什叶派的马利基一干人执政，常愤愤地说：“那些人都是任人唯亲，从上至下，一水儿全是什叶派，全是流氓无赖。我们伊拉克的国防部长，居然是个白丁，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有一次我们经过检查站，检查的军警要护照，他直接跟我说：“水，把护照给他，反正这帮傻帽也看不懂。”还学着用中文“我靠”之类的话骂军警。军警问他，你说什么？他也就扯淡说：“中国话，是‘你好’的意思。”离开时，他还指着那个军警说：“水，刚才他把护照倒着看，他根本不识字。你看，这就是伊拉克，这帮弱智管理着我们。”

经历了战争的阿布变得很念旧，每每和他一起聊天，回忆起从前，我也觉得很怀念。他那时帮了我们太多，无论是街头采访，进入刚爆炸的司法部，还是通过安检很严的检查站，阿布都一马当先。有时他甚至不需要用钱开道，只是和警察、大兵拉几句家常，扯扯亲戚老乡关系，就能帮我们争取到拍摄机会。我好奇地问他：“如果是恐怖分子呢，也这么容易过吗？”他翻翻白眼说：“是啊，塞100美元，使个眼色就让过了。”

所以，说我们是换过命的交情，一点也不夸张。那次去他家，我拿了100美元给他的小女儿玛利亚。这个原本很怕生的小女孩，后来跟我们编导李冰成了好朋友，我们离开她家后，玛利亚哭了。阿布说她天天问，大姐姐在哪里？她什么时候再来？李冰也老想着那女孩，碰见阿布就问，玛利亚怎么样？

那天阿布特别高兴，在家里翻箱倒柜，要给我们送礼物。他知道我爱抽阿拉伯水烟，拿了个100年前阿拉伯古董水烟给我，我死活不肯要。我说：“阿布，这是你的传家宝，千万别给我。”他塞了几次，没成功，又拿了家里一个阿拉伯古董瓶子送我，还放话说：“你要是不要，就是侮辱我。”我只能说着“行行行”收下了。那时，他滚烫的真诚，让我认定了这个铁哥们。

但阿布也有他的忧虑，他最担心的是他大儿子的前途和未来。有一次，他突然夸我说：“水，在我眼里，你就是中国的大总统。”我吓了一跳，连忙摇头：“千万别这么说，我在中国是有点名气，那是因为做电视，混了个脸熟。”

他也摇着头说：“NO！NO！NO！我碰到中国人，一提你的名字他们都如雷贯耳，你比总统还厉害。”我不知怎么跟他解释，只能不停说：“不是，真的不是。”

客气了半天，他突然话锋一转：“你能不能让我到你们伊拉克记者站工作？我可以给你们当制片。”我有些尴尬，只能说：“这事我做不了主，我在电视台没有一官半职，但我可以为你推荐，如果伊拉克记者站缺人，我一定强烈推荐你。”

过了两天，阿布又问我：“水，我就不去你们记者站了，你能不能跟密斯特盖说一下，让艾哈迈德到你们记者站？他将来还要成家立业。”

他所说的密斯特盖，正是我们新闻中心副主任盖晨光，1998年我们一起到伊拉克时，阿布见过他。这次去阿布家时，他还把我们当年在巴格达采访的照片拿出来，用一块塑料布一层一层精心包裹着，有些彩色照片已经发蓝发绿了。他指着照片问我：“密斯特盖现在干什么？”我说：“密斯特盖，大官，我的boss的boss。”于是他就记住了。

对下一代未来的担忧，时刻萦绕在阿布的心头，为此他不止一次冲我发牢骚。他问我：“水，我是你们中央电视台在巴格达的第一任经理，对吗？”

我有些哭笑不得，“阿布，那是我封你的，未经组织认可，非官方的。对，1998年我在拉希德饭店停车场碰到你，你开始帮我们工作，这些年你当然是第一个了。但是这个经理，电视台可不承认。”

他有些生气，“每次你们来，我都为你们电视台做了很多贡献，冒着生命危险帮你们工作，你们建记者站时为什么不找我呢？”

我无奈地回答：“那时人家上哪儿找你去呢？”

他很不高兴地说：“你们就应该用我，为什么不行？你看你们找的工作人员，这个那个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我是老前辈。”

对于他的愤怒，我很理解，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帮他转过弯来。我只是个记者、主持人，中央电视台在伊拉克设记者站，找什么人做伊方雇员，无须跟我商量。但阿布不管那么多，他总觉得水均益是很厉害的人，怎么搞不定这些事呢。这些别扭的情绪，为我们之后的争吵埋下了伏笔。

我隐隐约约觉得，阿布情绪不好，但我没想到，这段经历过生死考验的友情，会以那样的方式结束。拍摄结束前三五天，他突然催我说：“你们快走了，是不是跟你们领导说一下，把我之前工作的钱结一下？”

我当然说没问题，之前他工作的天数，一直由我们的一位编辑夏特在记录，我就根据这个记录，一笔一笔给他算工钱。其实我最不善于算账，但阿布是我叫来的，我就要负责到底。算完之后，按我们当时说好的250美元一天，把工钱付给了他。

当时阿布什么也没说，签字拿钱就走了。到了傍晚6点，我正在同事的房间谈工作，阿布带着儿子突然出现在门口。他铁青着脸，眼里闪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凶狠的光，他说：“水，我要跟你谈谈。”

我感觉他有点不对劲，就让他到我的房间里说。他带着很强烈的感情，一字一句地说：“我非常非常伤心，非常非常遗憾，一路往家走时，一直在想，我这次见到你，给中央电视台做事，和你合作，是一个错误。”

我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能问他：“怎么了？你什么意思？到底出了什么事？”

他说：“我觉得你没有公正地对待我。去提克里特时，你们给其他司机都是1000美元，只给了我400美元。”

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一下子蒙了，他接着说：“你给我算的钱也不对，你当时跟我说的按一个月算，现在连20天都不到。”

我有些急了，“这事可不对，当时我跟你说得很清楚，按天结算。”

阿布坚持说：“不对，你当时说的就是一个月。”

我有些恼了，拿出手机来一天天跟他算，说：“我们订好了机票，一共只待25天，怎么可能跟你算一个月的钱呢？”他看着我拿出工作记录来，也不说话了，但是依然很愤怒，不愿改口，情绪很激动地用英语和我争吵。

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只能安慰他说：“阿布，我们是朋友，不要因为这件事闹得脸红脖子粗，我算的天数就是这样，你要是觉得不对，我们再回忆。差多少钱，我个人给你补上。至于差别待遇的事，我确实不知道，我去问一下，如果是真的，我一定帮你争取。”

阿布气得嘴唇直哆嗦，开始上纲上线：“我给你们中央电视台作了这么多贡献，你不用我，不让我当总经理，也不让我儿子进记者站。”

他反复地说再次与我们合作是一个失误，说中央电视台欺骗了他，甚至开始翻旧账说：“那年大爆炸，你们要做连线，你们找遍了人家都不愿意来，因为那时候在马路上走都很危险，你找到我，我二话没说，我来了。又有一次，你们又要工作，外面也在爆炸，我又二话没说地来了。一共三次，你没有哪次付了钱。”

我听了这话，火冒三丈，一拍桌子：“我差你多少钱，我自己掏钱，补上！”

他看我态度不好，更加气得说不出话来，我平复了一下心情，尽量温和地对他说：“阿布，你冷静下，咱们还是不是朋友？”

他也稍微平静了一些，说：“我不是针对你，朋友归朋友，工作是工作。”

我无奈地说：“但是你把工作上的事和我搅在一起，怎么能分开？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那我们以后还做不做朋友？”

他还是在赌气：“从明天开始我不来了，但你走的时候我还是来送你，你依然是我的朋友，还是要请你把我最好的问候带给你的家人。”

接下来几天正好有一些关键的事需要他做，他这样撂挑子，我觉得有点要挟的意思，气也跟着上来了，很恼火地说：“阿布，你要这么说，我觉得你在侮辱我。其实这是咱们俩之间的事，我的领队没有和你谈过价钱，你这样实在有点无理取闹，这么点事何以至如此！”

我们站在阳台上说了两个多小时，说得口干舌燥，但怎么说也说不通。他儿子在一旁晃来晃去，不敢作声。最后，我们始终没有理清楚那1000美元和400美元的事儿，他就愤怒地拂袖而去了。

阿布一走，我立刻去问潘林华，到底是怎么回事。潘林华坦承道，确实有这事。那天早上7点要出门，头天晚上快11点了，那两个什叶派的司机打电话来说不去了，怕危险。但是采访已经联系好了，她只能请求他们前去，于是他们就趁机敲竹杠，多要了一笔钱。潘林华还提醒我说：“后来你说给阿布付钱时，我也想到了，还问你要不要多给他一些，你当时说400也行，后面可以再算。”

问清楚后，我给阿布打电话解释了一下，告诉他这事不是针对他，600美元一定给他补上。阿布的情绪还是不稳，连说：“不用啦，不用！”我劝他冷静一下，不要因为这个毁了我们俩的关系。阿布好像没有和我聊下去的兴趣，我也只能作罢。

现在想来，就事论事，阿布一向看不起什叶派的人，认为他们是社会渣滓，而他又一直认为，他是中央电视台在巴格达的大功臣，无意中，他发现自己被混同于他所不屑的什叶派司机，甚至待遇上还不如他们，无法接受，觉得那是一种羞辱，这应该是他最大的心结。

可惜，当时我也很生气，无论如何想不通阿布为何为了600美元胡搅蛮缠。从1998年到2003年，再到如今，我们5进5出伊拉克，我让阿布帮我们工作，都是按伊拉克黑市最高价给他付酬，并不曾亏待过他，他也从来不曾推辞和争辩。我认为他是我在伊拉克最铁的哥们，我们的关系经过了十几年磨砺和沉淀，居然因为几百美元毁了。

晚上，阿布用英文给我发了条短信：“到现在为止，我依然很伤心，很后悔给你们干活，但是我会记住和你是朋友。”我想了半天，用英文回了条短信：“Me too（我也是这样），但是，如果你在这件事上一直想不通的话，我们恐怕也做不成朋友了。”

第二天，同事通知他儿子来饭店，我把那600美元放在信封里，塞给了他，接下来的几天，我不曾听到阿布的消息。

我跟冀惠彦说：“阿布又犯病了。”他呵呵笑着说：“没事，别理他，阿拉伯人的小心脏，过两天就好了。”我们都以为跟从前一样，他犯小孩子脾气，我们晾他两天，他就会主动来找我们，但是这次，他好像特别认真。

临走前一天，阿布给我打电话，问我是不是明天走。我说是，他说：“明天我来饭店送你。”我沉默了一下，说：“阿布，如果我们还是朋友，你得把前面这坎儿先过了。如果你还纠结在这事里，那我觉得你明天就别送了。”他也没再说什么，只是闷闷地说：“好吧。”

荣欣知道这事后，也百思不得其解，他答应过阿布，把带来的一套简易茶具送给阿布。走之前，荣欣认认真真地把茶具擦洗干净，包好，放在酒店前台。我和阿布已经闹得没法在电话里对话了，就给他发了一条短信：“密斯特荣把茶具送你了，我们要走了，你到前台来取。”

这是我与阿布的最后一次联系。当我坐上飞机离开巴格达时，我冒出了一个念头，这可能是我和阿布这辈子的一次诀别。不论我是否再来伊拉克，或者阿布有没有机会来中国，我们这辈子可能都不会见面了，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我们产生了这么大的矛盾，以至于友谊在一瞬间戛然而止。

回来后，我时常想起这事，心中充满酸楚和失落，对阿布也充满了同情。说到底，阿布之所以变得这么在乎钱，还是由于现实所迫。

记得有一次，阿布和我聊天，说：“水，你知道吗，咱俩的交情有多深。我现在岁数大了，嘴里只剩下两三颗牙，身体也不好，晚上有时候失眠，必须吃安眠药才能睡着。有一次犯心脏病，差点死过去了。你们来之前，我状况很不好，经常觉得无所事事，生命没有意义，生活没有乐趣，在家只会对老婆孩子生气。但是很奇怪，你在电话里跟我说你要来之后，我老婆说，这个月我简直换了一个人，不再失眠，脸上多了笑容。跟你重逢像是一种奇妙的药，治愈了我的生活，让我从垂垂老矣的颓废中挣脱，重新焕发了希望和信心。”

我相信那些话都是真的，他很珍视与我们的关系，与我们共事的岁月，但我也许真的不了解他的生活，不明白他每天为了全家人口粮去奔波算计的辛劳。

经历了战争洗礼、风雨磨炼，阿布和他的民族受到了很深重的伤害，他们的内心变得更加脆弱，不能受到些许不公平的待遇，不能承受些许莫名的伤害，特别是，这不公与伤害，若来自于他们信任的人，更是雪上加霜。这是大的社会变动和战争，带给他们的后遗症。很不幸，这种后遗症在我和阿布身上起了作用，影响到我们的友情。我希望有一天他能想开，将来还有机会坐在一起，相逢一笑，尽在不言中。

我这次去伊拉克的时候，阿布还提起：“你上次说你写过一本书，书里有我，你答应过给我，还没给呢。”我当时答应他，找人给他送过来，还说：“没准我这次从伊拉克回去，还会再写一本，我把你的名字用英文标出来，让你一眼就认出来，还把你的照片都用上。”

这本书出版时，我一定会连同《前沿故事》一起，想办法找人送给阿布，送给我最好的伊拉克朋友！

6．战争，并非可以重启的游戏

十年后重返伊拉克，我像是弥补了某种遗憾，也像是履行了某个诺言，对于这片土地的留恋与关注，也使得我在这次重返中，努力去发现和体会一些新鲜的变化。

客观地讲，今天的伊拉克，比十年前还是有所进步。2003年以前，伊拉克一直处于联合国制裁中，很多商品都无法进入，物资极度匮乏。现在大街上商铺多了，物品丰富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产品琳琅满目。

但令人遗憾的是，无论在商场还是菜市场，几乎都看不到伊拉克本地的产品。无论是工业品、农产品，还是日用百货，首先是中国制造，其次是周边的土耳其、叙利亚，以及欧洲、美国的各种商品。翻译阿里说到这个话题时特别沉重：“你看，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完全被征服了，所有原来的东西都荡然无存。”

伊拉克地处两河流域，以前农业发展很不错。现在全部停滞了，大片的耕地被征为军事基地，农民逃离了土地。连伊拉克曾经赫赫有名的两大特产——椰枣和石油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椰枣对于伊拉克老百姓来说，就像我们中国的瓜子和花生一样普遍。家里招待客人，摆一盘椰枣那是必须的。但如今伊拉克的椰枣生产量急剧下降，居然需要从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等国家进口。

至于石油，就更不用说了。虽然战后伊拉克的经济在恢复，石油产量也很高。但是石油出口赚来的钱，却不能用来更新设备扩大再生产。伊拉克政府首先要想着发公务员的工资，修隔离墙和防爆墙，买军火，用于反恐。

大量的钱无法用于石油开发，伊拉克自身也没有技术，没有工人，伊拉克政府干脆搞国际招标，把油田都分包给外国公司开发，把我们的中石油、英国的BP等公司连人带钱带设备请到伊拉克。即便如此，对伊拉克政府来说，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一桶桶石油换来的钱，缓解不了伊拉克现在恶性循环的趋势。

如今伊拉克老百姓挣的钱，比十年前多了。以前一个公务员，一个月挣十到二十美元，如今月薪高达三千美元。但阿布告诉我，虽然看起来老百姓挣的是多了，但实际生活过得不如以前。以前十美元二十美元能买很多东西，而且米面油茶这些东西，都是政府配给，可以直接拿票去领；看病则只需要带一个就诊本，抓药问诊一分钱都不用花；孩子上学也是政府全包；房子或是国家分配，或是便宜买卖。但现在所有的东西全都要钱，而且物价飞涨得很离谱。

所以，今天的伊拉克，虽然物品丰富了，城市面貌有所改观，收入上升了，但是老百姓的幸福感却不如以前。或者说，战后的伊拉克人根本谈不上幸福感，只能说有没有安全感。若把我们央视著名的街头采访“你幸福吗？”搬到伊拉克，只怕记者会遭受一阵暴打：“谁让你问我们幸福吗，你应该问我们安全有保障吗？找到工作了吗？孩子上学了吗？”

这就是今天的伊拉克。除了生存状态的变化，更令我痛心的，是伊拉克人在精神层面的变化。

我们回访伊战十年，希望找到一个美军攻进巴格达后，推倒天堂广场上萨达姆铜像的见证者进行采访。美联社同行给我们推荐了一个人，他曾出现在记录那一历史时刻的著名新闻图片中，如今就住在天堂广场旁一条小胡同里面。

此人当年是天堂广场附近一个停车场的看门人，他在那一幕发生时，也在现场围观，进而变成了一个参与者，跟着美军一起推倒萨达姆铜像，被记者拍摄下来，成为一个认知度很高的重大事件亲历者，后来接受过一些媒体的采访。

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年他们欢天喜地地参与推倒象征旧政权的萨达姆铜像，却并没给他们迎来美好的新生活，十年过去，他的生活越来越穷困潦倒，连房子也被变卖了，只能寄居在菜市场旁边的一个简易窝棚里，有时候还要出去乞讨。而每到伊拉克战争纪念日，就会有一些媒体来采访，他就利用这个机会，向媒体要点钱。

我觉得这个人物很有采访价值，他如今的生活状况极具冲击力和代表性，就让阿布去联系。阿布问我能给多少钱，我说，一百美元，如果他想多要一点，两三百也可以商量。

阿布兴冲冲地去了，过了两小时，又气冲冲地回来，嘴里用刚学的中文骂骂咧咧，说：“那家伙完全是疯了，开口就跟我要5000美元。”

我吃了一惊，说：“这还真有点想钱想疯了，怎么可能要那么多，你没砍砍价吗？”

阿布说：“我以为他开玩笑的，跟他说了那么长时间，嘴皮子都说麻了，他最后说，最低最低2000美元，否则免谈。我实在太愤怒了，没办法跟他继续谈下去。”

我很震惊，也有点心痛，这就是所谓伊拉克底层人的生活状态，他居无定所，也没有固定收入来源，所以有了捞钱的机会，就捞一笔是一笔，因为他们根本不清楚明天的希望在哪里。

一个国家经历一次战争，就会倒退许多年。巨大的变革所改变的，不仅仅是国家发展的轨迹，甚至会毁掉这个民族的内在品性和精神状态，使这个民族偏离方向。伊拉克曾是中东非常优秀的国家，文化悠久，文明灿烂。伊拉克人骨子里有一种高傲。但这种数千年延续的文化，被十几年的战乱摧毁殆尽。

二十多天的采访下来，我们在伊拉克见到了太多愚昧、仇恨、狡诈与丑恶。我时常为这个国家和民族感到惋惜。临回国前，荣欣用一句东北话，总结了他所看到的伊拉克：“这个国家——完犊子！”

伊拉克战争已经成为历史，但这场战争给这个国家带来的伤害，十年后仍在延续。有人认为，伊拉克如今需要一个萨达姆式的枭雄来坐镇，才能平复这种乱局。

我并不完全赞同这种观点，这是一种虚妄的假设，没有人能对结果打包票。萨达姆毕竟是个独裁者，他执政时干了很多坏事，伊拉克民众不见得对他有什么好感，很多人当时也巴不得把他绞死。对于支持他和反对他的人来说，萨达姆都是个罪人。他的独裁统治，让这个国家和民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在开战的最后关头，萨达姆出于各种利益的考虑，并没有鼓起勇气来让几千万伊拉克人民避免一场劫难。而他个人的最后命运，虽然我们的报道最后并没有给出确切答案，但我倾向于相信他确实是在美军追捕下东躲西藏，最后在一个阴暗的老鼠洞里被人活捉了。这个所谓的“中东强人”骨子里其实是一个懦夫，并没有文学作品中那种阿拉伯人的勇气和彪悍。

至于美国发动这场战争的功过是非，通过伊拉克老百姓十年后的现状，我想，每个人心里都会有自己的评价，无须我来评说。

2013年重返伊拉克，我们报道组“成立”了一家“巴格达夜总会”，地点在“摄像大腕”荣欣的房间。我们在这里吃方便面、喝茶、聊天、交流想法，舒缓工作中的压力，放松在炮火声中的紧张情绪。以往的采访中，我总是习惯于“独狼”一般地单独行动，这次在伊拉克，我体会到了团队的温暖。

最近的叙利亚问题，使中国的网友们又联想起伊拉克战争。有一种声音说，中国当年在联合国拒绝支持美国打伊拉克，是对别国人民的漠不关心。而现在中国又支持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同样也是对独裁统治下的叙利亚人民不负责任，因为阿萨德政权很残暴，应该支持美国推翻它，建立民主的国家，如此云云。

中国的问题我们先放一放，不妨先看看伊拉克、叙利亚、美国和今天的世界。

虽然我们总在说，今天的世界是个地球村，是个多极的世界，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应该平等相待等等，但这只是一些善良的人用来安慰自己的美好愿望。现实是，我们今天依旧生活在一个大国主宰，弱肉强食的时代。

这个时代的逻辑，是价值观旗号下的利益驱动。不同国家、不同人群就像是非洲草原上的野生动物，追逐水草，护卫领地，繁衍生命。为此，强大的狮群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一切对手，哪怕对手是强悍的花豹或者鬣狗。

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家独大，成了世界“老大”。没有了苏联的制衡，“老大”信心满满，打算把这个世界好好地整治一番，于是，从海湾到科索沃，从阿富汗到伊拉克，再到利比亚和叙利亚，20多年来，美国在世界各个角落一刻也不消停，运筹帷幄，处心积虑地和一帮哥们儿经营着自己的领地，而且这些年来几乎从未失手。

我从不怀疑美国人要治理世界的雄心壮志，他们也深信这是他们的责任和使命。我也不怀疑他们的能力，因为美国是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但我怀疑他们的动机。

撇开那个不靠谱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借口，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动机，当然是石油，但不仅仅是石油。石油资源只是美国在中东这块领地上的一眼泉眼，而保证自己能喝到泉水的前提，却是一盘复杂的利益博弈棋局。

多年来，美国梦寐以求的，是将本性躁动不安的中东，改良成温和、世俗、开放的国度，就好比狮子希望将讨厌的鬣狗拔掉利齿，使它们不再有能力干扰自己享用猎物。不幸的是，2003年时的伊拉克，恰巧就是一只长着利齿的小鬣狗。

当然，现实中的棋局要比动物世界复杂微妙得多。看一看当时中东的地缘政治版图，就会明白个中奥妙。

那个时期，伊拉克的南面是以沙特为代表，海湾战争后就基本臣服于美国的弱小而富裕的海湾六小国——沙特、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阿曼、也门（也门的情况略有不同），这些国家大多是君主、酋长制，但社会还算世俗。伊拉克的西南是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埃及，埃及和约旦这两个国家每年吃着美国好几十个亿的援助，早已算是美国的盟友。叙利亚虽然和伊拉克一样原属于苏联的东方阵营，也很反美，但海湾战争时，老谋深算的老阿萨德选择了支持美国打击伊拉克，多少博得美国的一些好感和信任。伊拉克的北面是土耳其，这个北约成员国基本不用美国人操心。伊拉克的东面，则是美国的另一个老冤家——伊朗。

美国的算度是：推翻萨达姆，伊拉克就可以同南面的海湾六国和西南方向的埃及、约旦，甚至叙利亚，连成一片，共同组成一个美式中东模板，也就是战后美国高调宣扬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另外，有了这个模板，将来有机会还可以掉头再收拾伊朗，可谓一举两得。不，应该是一举三得。大中东民主进程的直接效益，还将会从根本上确保以色列的安全与生存（这件事可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核心价值观和利益所在）。到那个时候，我们的狮王便可以坐拥水草丰美的大片领地，高枕无忧，美哉美哉了！于是，2003年的那个春天，伊拉克中枪了，而且事后证明，是躺着中的枪。

那么，现在的叙利亚又会如何呢？不妨再看看那张地缘政治图吧。

十年后的中东，虽然伊拉克的爆炸声此起彼伏，北非埃及那边又是躁动不已，“阿拉伯之春”也似乎并没如美国所愿，开出烂漫的花朵。但在这张图里，少了个卡扎菲的利比亚，却多出来个和伊朗称兄道弟、抱着俄罗斯大腿不放、时不时鼓动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的叙利亚。所以，推翻阿萨德，就如同当年推翻萨达姆一样，符合美国念念不忘的“大中东民主计划”。

只不过，此一时彼一时，当下的“老大”略有点力不从心，想走捷径。毕竟“老大”也有为难的时候。但是我认为，美国是个有谋划的“老大”，有眼光，有策略，有办法。阿萨德迟早是要被推翻的，不是被“老大”就是被国内的某种势力，这和他残暴不残暴没有直接关系，也和俄罗斯、中国挺不挺他没啥大的关系，因为，他让“老大”在那片水草丰美的领地上无法安睡。

再来说说所谓的中国问题。这么多年报道国际新闻的经历，给我一个深刻的体会：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其实没有那么多道德、信仰或者人与人之间的情分，最根本的还是利益。

我采访过许多位中国的“非朋友”国家的政治家——克林顿、卡特、基辛格、鲍威尔、布莱尔、布朗、默克尔、施罗德、希拉克、普京、李明博、安倍晋三、麻生太郎等等。面对镜头，他（她）们都是和蔼可亲的人，有的还让你感觉挺真诚的。谈到中国，也都是一套一套的溢美之词，但转过头来，一样会对付你、制裁你、围堵你，该怎么骂你就怎么骂你。

所谓“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即便今天是朋友，也是人心隔肚皮。当然，中国在国际上的立场，其实也是利益所致，在我看来，更多的时候主要是国内利益。

在伊拉克和现在的叙利亚问题上，我们的出发点是：

一、不管什么理由，也不管一个政权的统治多么地独裁反动，随随便便就派F-16和战斧导弹，把人家政府推翻的“政权更迭”之风不能助长，因为它说不定会吹到我们身边。

二、支持伊斯兰国家自主，有利于我们自己的“维稳”大计。近些年的“疆独”、“藏独”蠢蠢欲动就是例证。

三、中东离我们不远，那里的水草我们也想分享。我们虽还算不上是主宰世界的强大狮群，但也不是食物链低端的羚羊。我们希望从中东得到一手的水草，而不是从美国“老大”牙缝里转手的二手货。

当然，这些仅仅是我个人的拙见，国家间的博弈虽然冷酷、残忍，但归根结底关乎着千万苍生。多年战地采访的经历，给了我一个深刻的感受：

无论一个国家内部矛盾有多么激烈，但还是不要让异国来插手，不要让别人来帮忙推翻政权。因为一旦你成了狮王的傀儡，结果可能更糟。战争，并不是可以“重启”的游戏。和平，才是最重要的。

第三章
Chapter 3　俄罗斯之行

俄罗斯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国家，做俄罗斯的邻居纯属上帝有意刁难中国——在一个大国的旁边，偏偏又安插了另一个更大、更凶悍且颇具攻击性的大国，这在当今人类居住的地理版图上绝无仅有。

虽然在索契雪山上普京不加掩饰地对着中国记者、中国观众以及全世界露出的灿烂笑容，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会毫无保留地站在中国一边，但普京在中国需要“盟友”的时候拥抱了中国，这就足够了。

1．“挑逗”普京

在《前沿故事》这本书里，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狠狠地把俄罗斯人“老毛子”挤兑了一通。我还说过类似的豪言壮语：“他们不一定是我们的敌人，但他们却是我们要小心相处的邻居。”

那时候我的不满，主要是针对叶利钦那头“骆驼”。我曾三次试图采访叶利钦，却没有一次能顺利完成。不是沟通到最后一刻被俄罗斯方面给推了，就是刚问了半个问题，就被叶利钦的保镖像老鹰捉小鸡一样拎出去。因此，我暗暗发誓说：再也不理会俄罗斯的事儿了。

可没想到，几年后我又撞上一头比叶利钦还大的“骆驼”，一个面容冷峻、不苟言笑，会玩柔道、敢开“苏27”，当过许多年克格勃的“铁腕”人物，一个莫名其妙就接替叶利钦当上俄罗斯总统的中年人。这个人的名字很“俄国”，叫弗拉基米尔·普京。

2000年至2014年，我五次面对面采访过普京。用一个记者的眼光，去观察这位当今俄罗斯的政治强人，我的感受非常复杂。

初访普京，是在2000年6月。在普京上任后首次访问中国前夕，我们经过各种渠道的努力，终于得到克里姆林宫的答复，普京总统同意在访华之前，接受中国记者的采访。

不过，普京不像克林顿、布莱尔那么好说话，他接受采访是有条件的——虽然他就要来中国了，但采访必须在克里姆林宫进行，美其名曰“外交对等”。

虽然我不太明白，所谓的对等是啥意思，但是人家又年轻，又强势，还敢跟“老美”叫板，我们还有什么价钱可讲？反正机会难得，能采访就不错了，去吧。

采访定在我们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下午五点半。三点半之前，中国大使馆的“考斯特”，就将我们和新华社驻莫斯科的两位记者带到了克里姆林宫。一通严格的安检之后，我们花300多块人民币在北京琉璃厂精心挑选的挂扇，被保安拦在了外面。理由很简单，送给总统先生的任何礼物，都要经过各种射线的检查。

2014年1月，我在索契第五次采访普京。这次我采访普京的地点，是在“劳拉”滑雪场的山顶上。“劳拉”越野滑雪与冬季两项体育中心，在冬奥会期间将举行越野滑雪、北欧两项和冬季两项的比赛；冬奥会结束后，它将成为拥有长达15公里赛道的国际滑雪中心。在采访中，普京特别感谢了中国，而且提到中国和俄罗斯是好朋友，是战略伙伴。

过了安检，我才发现，采访队伍已经壮大到20人左右。俄罗斯新闻局在未经我们同意的情况下，又加了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参加专访（因为之前说好是CCTV独家专访的）。他们一来就是十几个人，双机、录音、灯光，样样齐全。相比之下，我们这凑起来的队伍显得有点寒酸。虽然新闻局的人向我们保证，他们只问一个问题。但我还是觉得很费解，就问一个问题，用得着这么大的阵容吗？

采访安排在克里姆林宫内的桃木厅，那是间不大的会议室，中间放着一张白色大圆桌，桌子的一边单放着一把椅子，另一边并排放着三把椅子。新华社莫斯科分社的记者、我和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的一位女记者依次就座后，摄像们开始疯狂地抢占有利“机”位，整场“战役”持续了足有一个小时。

从下午5点开始，等待变得越来越焦灼。其间，还来了一位俄罗斯女化妆师，说是总统的化妆师，要给我们三个记者化妆，大家都愉快地接受了。从新华社那位50多岁的首席记者紧张的面部表情可以判断，这可能是老人家这辈子头一回化妆。

按照双方事先的商定，我们和新华社联合采访，最初只允许提三个问题，经过再三努力，俄方终于在当天同意再加一个问题。加上俄罗斯电视台的一个问题，一共是五个问题。这对于一期电视专访而言，基本上属于“贫困线”以下。

进入克里姆林宫前，我们的编导不知多少次提醒过我：拿出你的看家本事，一定要多问。我心里直犯嘀咕：哪有这么容易，以我此前和叶利钦打交道的经验，“老毛子”的信用经常刷低下限，说问三个问题，也许到头来只让问一个就没了。

在普京出现之前的漫长等待中，我不时看看笔记本上十几个精心策划的问题，眼底心中一片茫然。晚上8点20分，在迟到了近三个小时之后，普京终于出现了。和电视上看到的一样，一脸严肃，一双“狼”眼，深不可测。他走进来的姿势，也跟电视上看到的一样，斜着肩膀，一摇一晃。

普京的身材并不高大，但语言铿锵。几十年来他一直默默无闻，是俄罗斯的政治变革将他推上了政治舞台。据说，普京在中学时代是个非常普通的学生，在他成为俄罗斯总理后，圣彼得堡（前列宁格勒）一所中学50周年校庆前，有人致电校长办公室，询问普京总理是否出席校庆。半信半疑的校方在翻阅了陈年档案后，才发现俄罗斯最当红的政治家，竟然是本校1970届毕业生。

上世纪九十年代，普京曾经先后在叶利钦办公室和俄罗斯国家安全局任职。1999年8月，普京出任俄罗斯总理。4个月后，时事、机遇和天赋，让这位普通工人的儿子，成为俄罗斯联邦的国家元首。

在就任总统之前，在对莫斯科大学学生的一次演讲中，普京说，他有一个梦想，希望有一天，俄罗斯人能够说，我为生在俄罗斯而感到自豪。这可以说是俄罗斯人的共同梦想，要将这个梦想变成现实，俄罗斯需要强有力的领袖。从精力充沛、敢作敢为的普京总统身上，人们看到了希望，不仅是拥有称职领袖的希望，而且是重振俄罗斯大国雄风的希望。

的确，普京上台后的几年里，全世界无不以敬畏的眼光注视着他。他不顾西方的压力，坚持武力打击车臣叛乱；他建议重新沿用苏联时代的国歌，作为俄罗斯正式国歌的旋律；他公开承担库尔斯克号潜艇事故的责任，得到民众的谅解。另外，在科索沃、阿富汗等问题上，普京也有不俗的表现。所有这些，都使普京在人们心目中有了极佳的形象，甚至成了许多俄罗斯女性的梦中情人，那首《嫁人就嫁普京这样的人》的歌曲，一度红遍了俄罗斯。

那次采访，我首先问的是规定题目：普京总统此次访华的意义。轮到第二个问题时，我主动伸手示意新华社的首席记者提问。这两个问题，普京看上去一点也没被调动，完全不兴奋。

我意识到，如果照此下去，普京最多再回答两三个问题就会走人了。按照事先约定，第三个问题我应该问他，有关中俄经贸的前景，但经验告诉我，必须马上改变谈话方式，于是临时决定，用拍马屁式的问题，“挑逗”他一下。

我问道：“您在竞选时，曾发誓要让俄罗斯人过上应有的生活，您也表示国内发展的目标要高于国外的目标，俄罗斯当前最要紧的问题是什么？您是否认为有必要改善包括华人在内的外国人在俄的投资环境？”

这个问题有两个背景：第一，普京特喜欢对人说要让俄罗斯人过上好日子，有人重复这句话他会更高兴；第二，近来，全世界都在抱怨俄罗斯投资环境恶劣，就在一个多月前，住在一家饭店的50多个中国商人，被俄罗斯警察洗劫一空，曾引发了两国之间关于投资环境的一场“恶战”。

普京显然被这枚“糖衣炮弹”击中了，语速明显加快，一直放在桌子底下的手，也拿了上来。形势如此之好，没得说，继续“挑逗”。等他话音刚落，我又问他，别人说你一脸严肃，是“黑匣子”，而且很铁腕，你同意吗？总统先生又是一通手舞足蹈，激情澎湃。

眼看时机成熟，我决定让他好好美一下。“总统先生，听说您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彼得大帝的画像。俄罗斯历史上有不少时代令人印象深刻，也影响广泛，比如，彼得大帝时代、叶卡捷琳娜、亚历山大时代，当然还有苏联时代，您个人更加喜欢哪个时代？”

翻译一边翻着，我一边注意普京的表情变化，那一脸的灿烂啊，得意啊。要知道，普京最崇拜的人就是彼得大帝，也最喜欢人们把他看作是当今拯救俄罗斯的彼得大帝。

这下局面彻底打开了。之后，除了我实在不忍心，也让俄罗斯电视台那个女记者问了一个问题外，一直是我和普京的天下。没办法，聊得投机，聊得愉快。什么中国饭菜啊、欧洲理念啊、中国地位啊，一个接一个，一口气问了十几个问题。

一晃半个多小时过去了。一旁的总统府新闻局长站起来又坐下，坐下又站起来，无数次想宣布结束，可又不敢打断普京的话茬。最后没辙，凑到翻译耳边，嘀咕一番。翻译在我的本子上写了两个字：结束。

想结束？我还意犹未尽呢。再说，只要普京高兴，他手下的人也没辙，我立刻使出了采访杀手锏：“总统先生，您的访华备受中国民众关注，我们中央电视台对这次采访也高度重视，我们千里迢迢从北京坐十几个小时飞机，今天又苦等了您三个小时，是否能够允许我们再问两个问题？”

普京的答复让全场人开怀大笑，当然除了那位一脸苦相的局长。他幽默大方地说：“你们想问多少就问多少吧，不过，要是全体中国人每人再问一个，那我可受不了。”

我也不含糊，又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问他夫人听到他当总统为何哭了一天，另一个就是让他寄语中国民众，说两句好听的话。随后，我邀请普京总统在朱镕基总理为《焦点访谈》“破戒”题词的那个本子上，帮我们签名，然后全体及分别合影。特别让我们央视驻俄罗斯记者站的两位同事，和他单独来了一张合影。据说，有了和普京的合影，就可以在俄罗斯大地上畅行无阻，起码可以避免被警察无端敲诈。

四十分钟的采访大功告成，我们心里别提有多舒坦了。从叶利钦那里所受的种种恶气，顿时一扫而光。采访普京初战告捷，使我扭转了对俄罗斯“老毛子”的坏印象。初访普京，让我看到了这位铁腕人物幽默大方的一面。

对普京另外一次令我印象深刻的采访，是在2004年《高端访问》栏目创立之初。那次的采访远远没有这么顺利，简直可以说是“险象环生”。

当时，央视新闻频道刚创办一年，需要一些新形态的、稍微有深度的栏目。新闻中心主任李挺找到我，建议我把不定期做的采访外国领导人这种节目，以固定播出的形式，专门成立一个栏目。李挺主任说：“我把名字都给你想好了，就叫《高端访问》。”那时候，“高端”两个字挺时髦的，就像现在的“屌丝”“逆袭”一样。

我们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办这个栏目。每周固定播出，而且不能够重复，一年下来，52个星期，我得采访52个重量级人物，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敢说个个都得是总统，但我们也铁了心，将采访对象锁定于国际的高端人物，既包括国家元首，也包括新闻事件中的关键人物，还可以是杰出的科学家、文化人、企业家等等。

虽然范围很宽泛，但是每年要找来52个人物，难度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当时常常开玩笑说，只有在每个星期天播出的当晚，我才能稍微放松一下。等到星期一早上一睁眼，坏了，又欠中央电视台一期《高端访问》！

栏目刚创办的时候，我们是全方位出动，四处公关，网罗各种各样的采访对象。基于当时央视的条件，我们大多数时候是在守株待兔，等着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或是重要人物来华，锁定这个人物在华期间的行踪，无论在哪个城市，我们都跟着去；如果实在没办法，我们也可以出国去采访，当然这就很费事。

2004年9月，突然出现了罕见的采访“撞车”，我们在一个月内，密集地约到了三位重要人物的采访：法国总统希拉克要访问中国，答应在访华之前，在巴黎的爱丽舍宫接受我们的采访，时间是9月底；俄罗斯总统普京，答应在克里姆林宫接受我们的采访，时间是10月9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确定于10月10日下午2点钟，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接受我们的采访。

9月底去巴黎专访希拉克倒好办，但10月9日和10月10日，我要从莫斯科瞬何“穿越”回北京，这是非常冒险的举动。但我们当时对选题很饥渴，绝不放过任何一个采访对象，便想办法设计行程，准备一网捞起这三条大鱼。

我在巴黎爱丽舍宫与希拉克合影。希拉克一直强烈反对美国的伊拉克战争主张，但他也承认法美关系虽然曾陷于低潮，但美国和法国依然是盟友。希拉克在接受我采访时说，中国和法国一向倡导建立多极化世界，面对全球反恐斗争进入新阶段，中国和法国的共识是：捍卫多极化，强化联合国作用，加强各文明之间的沟通与融洽是反恐的保障，推动和深化国际合作是反恐的关键。

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单程飞行将近10个小时，当时俄方和我们约定，专访定在当地时间的当天上午12点左右。但以我多年采访政要的经验，晚一到两个小时都是常事。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哪怕晚3个小时，我们也来得及赶上国航晚上8点半从莫斯科回北京的航班。莫斯科和北京有大概5个小时时差，也就是说，我们起飞的时间，大概是北京时间次日凌晨1点，我们飞回北京时，大概就是北京时间中午11点。这样，正好能赶上下午2点对安南的采访。

这趟行程不容许有半点闪失。因为采访这些政府首脑，一旦确定时间，想要改动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些人都日理万机，日程排得满满当当，以每小时甚至每分钟来计算，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样的采访，稍有不慎便会酿成“外交事故”。

我们预先做了各种设想，比如说，万一回北京的飞机晚点怎么办？从首都机场出来还有一大堆手续要办，一大堆行李要取，而且风尘仆仆的我也需要化化妆，还要架好机器，布好灯光，如果时间来不及怎么办？

我们准备了几套方案。只要飞机不晚点，一到首都机场，我就拿着护照办手续，一个人先出机场。栏目组的车会在机场门口等我，直奔钓鱼台国宾馆，在车上化妆师给我简单洗洗脸，化化妆，整理得像样一点。台里会重新组织一个专访的报道组，早早去钓鱼台架设机器和灯光，然后我们直接会合。若飞机晚点了，晚得彻底没希望了，就请主持人董倩临时来替我做这个专访。

总之，宁可出尽百宝，不可放过一个采访对象。

2．险象环生的高端访问

2004年的那次采访有些特别，因为普京是个很有创意的人，经常会一拍脑门，想出一个新主意。除了我们和新华社联合采访外，他还提出一个要求，邀请一个中国的中学生作为小记者，一起采访。当时中国很多学校都有校报社，有小记者，可能普京上网看到了，觉得挺新鲜，想见识一下。被选中的小记者是个小女孩，北京的中学生，可爱又聪明。

采访当天，我们很早就出发了。使馆支援了我们一辆面包车，还让一位政务参赞陪我们三拨记者一块，大概9点多就到了红场。克里姆林宫就挨着红场，远处是圆顶的瓦西里教堂，前面是红场、无名烈士墓，旁边有个阅兵台，阅兵台后面是克里姆林宫。在红场边上，有一个克里姆林宫的侧门，所有记者要去里面采访，都要通过那个侧门进去。

由于车不能开进去，两个摄像一个编导再加上我，四个人将两台摄像机、两个三脚架、两大箱的灯光设备，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装电池和磁带的包，哼哧哼哧地抬进去。在红场的小方砖铺就的路面上，走了好几百米才走到侧门，然后又抬进侧门，一共过了三道门的安检，终于成功进入克里姆林宫。

这是我第二次进入克里姆林宫。初访普京时，他刚刚当上俄罗斯总统。如果说那时他还多少有点收敛，锋芒未必全露的话，现在则已经大展拳脚，在好几件事情上，展现了果断、强硬、干练的手段，在俄罗斯的人气如日中天。

我心里对与普京的这次会面，既充满期待，又十分紧张。紧张主要来自于我们走钢丝般的采访安排，我暗暗祈祷，日理万机的普京，能准时出现。

克里姆林宫是典型的俄式建筑风格，高大宏伟，走廊的挑高都有5到8米，走在里面，能听到自己脚步声的空旷回音。我们被带到克里姆林宫配楼的一个厅，被告知就在那里采访。

架好机器，准备停当，已是11点多，我们开始安心等待。在场的所有记者，都怀着激动而忐忑的心，等待普京出现。可渐渐的，这种激动变成了焦急、不安，甚至有些恐慌。因为从12点一直等到下午3点，普京连个人影都没看到。

总统府新闻局的人去问了一下，回复的消息是，普京正在开一个紧急会议，俄罗斯远东的一个地方，出了一起事故，普京正在召集相关部门的人开会。你们耐心等待，马上会到的。

快到4点的时候，一件尴尬的事发生了。我们10点钟就进了克里姆林宫，所有人都没有上过厕所。虽然我预估到要等候很长时间，一直控制着喝水量，但是攒了快6个小时，内急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我向俄方工作人员打听卫生间在哪儿，谁知他们竟然拒绝我如厕，说：“上厕所得走很远，要从这个楼出去，经过几道安检门，到另外一个楼才有公共卫生间。总统随时都会来，你现在去上厕所不合适。”

那我就忍着吧。又忍了快20分钟，实在不行了，只能求助于我们的大使馆参赞：“您能不能跟新闻局的人说一下？我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不然待会我若在采访过程中尿裤子，那可就成了新闻采访史上的奇闻了。”

参赞帮我过去交涉，新闻局局长终于想起来，旁边是另一个局长的办公室，里面带一个卫生间。好在参赞跟新闻局局长私交不错，人家总算给了个面子，让我在克里姆林宫奢华考究的局长办公室卫生间里方便了一下。

解决了个人问题，我只享受了短暂的舒缓，接着就陷入更加焦虑的境地。尽管俄罗斯方面的人不断地说，总统随时会来，但是直到四点多钟，普京还是没出现。

我们是8点半的飞机，就算4点半能坐下来采访，怎么着也得聊半个小时以上吧。再加上收拾器材，走出克里姆林宫的时间，上车大概是5点40分了。那个时间正好是莫斯科交通的下班高峰期，几条主干道堵车是出了名的，而正常情况下，我们去机场都起码要两个小时。

即便不堵车，到机场也快8点了，还得过安检、过海关、托运行李、办手续，按照我数次进出莫斯科的经验，那些海关人员随时随地的刁难和抽查，没有两个小时是弄不完的。这么满打满算下来，4点半普京要是再不出现，我们的行程就得泡汤了。

我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只能又拖着参赞，去找那位新闻局长交涉。我把整个情况和盘托出，然后反复强调：我们事先都联系好了，12点的采访，现在都过去快5个小时了，这事不能赖我们。今天我们无论如何要赶上8点半的飞机回北京，不然，若放了联合国秘书长的鸽子，造成中国和联合国的外交事故，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新闻局长一边保证说，5点钟之前采访肯定没有问题，一边答应马上通知克里姆林宫的交警，派一辆警车来，采访完之后帮我们开道，走紧急车道。

莫斯科一些主干道的马路最里侧，的确有个紧急车道，一般情况下没人敢走，如果能走紧急车道的话，确实可以节省不少时间。他又问我们是什么航班，我说是中国国航，他笑着说：“那我管不着，中国国航的事让你们参赞想办法吧。”

我连忙争取说：“飞机的事先不说，您能不能想办法跟机场海关打声招呼，一会儿放行痛快点，别为难我们。”跟“老毛子”商量这些事，一向是特难沟通的，但那次他们可能有愧于普京的迟到，对我的要求照单全收，立刻开始打电话安排。

参赞正想办法跟国航打招呼，我们央视驻莫斯科的首席记者路彪也挺身而出，他爱人正好在国航莫斯科机场办事处工作。路彪说：“我跟我媳妇打个电话，想办法跟国航的地面经理打个招呼，看看有没有可能行点方便。”

1998年我去伊拉克的时候，民航的管制没那么严格，还让南方航空公司的飞机在阿联酋等了我们将近半个小时。但是到了2004年，这种情况就很难出现了。民航都强调准点率，不会因为某一个人延误起飞时间。但是，我们可以争取找人先帮忙把登机牌给办了，如果行李来不及拖运，之后再想办法补运。

就在我们心急如焚的时候，5点钟左右，房间外突然一阵骚动，新闻局长跑来通知，总统马上就到。我赶紧开始准备，掏出随身带的小粉扑，为被汗水弄花的脸补补妆，又对着玻璃窗梳理了一下头发，便正襟危坐等候。

不一会儿，普京一如既往甩着一只胳膊，“哐哐哐”地走进来。这是普京走路的标志性姿势：只有一个肩膀在晃，另外一个肩膀是不动的，感觉一个肩膀是以另一个肩膀为轴心在动。我猜测，他或是因为小时候练柔道受过伤，或是做克格勃受过特殊训练，总之与众不同。

这么多年采访他，每次都在聊国家大事，从来没有机会涉及到这么私人的问题。但是每次看到他这个走路的姿势，疑问便会浮现在我心头。他特别的走路姿势，脸上冷峻的表情，加上那对蓝中泛绿的“狼眼”，令人感觉他深不可测，琢磨不透，以及毋庸置疑的强悍。

尽管普京开了一天的会，处理了很多紧急事务，但他状态还不错，进来就跟我们说：“很抱歉，让你们等了这么久，我今天可以多回答一些问题。”

以前要是听到这句话，我绝对是心花怒放，恨不得拿出100个问题来问。但那天可真没心情，心想，可别多问了，我来不及赶飞机了。

那天的采访全是按计划进行，我事先跟新华社记者和那位小记者商量好，让他们在前面赶紧提问，接下来我就可以自己控制时间和节奏。

普京那天很配合，我们希望了解的问题，他全部都回答了。我提出的5个问题是新闻官临时圈定的，普京事先并不知道，当我问到2004年发生在俄罗斯的三起特大恐怖袭击时，普京的眼睛里甚至进出了泪花，他说俄罗斯的百姓受苦了，感谢中国朋友在俄罗斯最艰难的时候，同他们站在一起、分担他们的痛苦、给予他们支持，那动情的一幕相当感人。

等我们跟普京握手告别，已经快到6点钟了。普京前脚刚出门，我们后脚就像疯了一样，赶快张罗收拾设备。把摄像机的机器卸下来，把三脚架捆起来，这都很容易。但是我们带着的一套组合灯，已经烤了快一个小时了，一般情况下，要等十几分钟再去卸灯泡，那时候已来不及了。

幸亏摄像有经验，戴了一双白线手套，去拧那个灯泡，只听“嗞”的一声，一股黑烟冒起来，整个手套就烤焦了，幸好没有烫到手。我们也不要灯泡了，手忙脚乱地把散落的东西都归拢。

我们非常狼狈地扛着那些器材，争分夺秒地走出克里姆林宫，内心被焦虑啃噬，恨不能生出一对翅膀，瞬间飞到机场。

我隐约想起，以前也经历过这种近乎绝望的场景：事情已经完全超乎自己的能力，却必须完成。就像快要溺水的人，想要努力抓住那根救命稻草，介乎于希望和绝望的临界点。人生有时会遇到这样的情景，眼看着快不行了，但事实证明，只要咬咬牙，这件事也就挺过去了。

记得1998年我们去伊拉克，我、冀惠彦、一个技术加一个摄像，四个人带了20多件行李，从莫斯科转机去约旦。从北京来的飞机停在T1区，由莫斯科飞往约旦的飞机却在T2区，两个区域之间必须步行过一个漫长的通道。我们的航班时间衔接得很紧，必须争分夺秒。我们提着20多件大大小小的行李，艰难前行。四个人一趟当然搬不完，只能让年长的技术老师留在原地看着，其他三人肩扛手拽，恨不得拿牙叼着，一趟一趟搬运。累得差点断气，终于赶上了飞机。

这次从克里姆林宫出来的经历，似乎又将我送回到几年前莫斯科机场那一幕，他们几个人拿着摄像机和三脚架，我得背着那个大灯箱，手里还要拎两个包，简直要崩溃了，根本拿不动。

从克里姆林宫走到那个侧门，再从侧门走到停在红场边上的面包车，那可能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段路。走到一半已经眼前发黑，但还是咬着牙坚持到最后。走到车前，两腿发软，上气不接下气。使馆的人过来时，我连道别的心情都没有了。令人欣慰的是，那位新闻局长说话算话，安排的警车果然停在那儿，闪着警灯，使馆人员将我们介绍给一位魁梧的俄罗斯警察。

打过招呼之后，参赞悄悄问我：“身上带钱没有？给这个警察一点辛苦费，他会卖力的。”我问给多少，参赞说：“大方点吧。”

我想都没想，掏出口袋里的1500卢布，全部攥在手里，用仅会的那一点点俄语，说：“同志，谢谢！”我把钱塞到他手里，然后连比带划，指了指表，又比了一个天上飞机的样子。那个警察心领神会，连连点头，说：“OK！OK！”跟参赞匆匆告别后，我们就从红场一路绝尘而去。

绕了几个弯，我们上了那条通往机场的大道，果然堵得水泄不通，连紧急通道都被占得满满的。接着，我就看到那1500卢布起了奇效，那辆俄罗斯警车开上了应急车道，把灯一闪，扩音器一开，就开始喊。我听不懂，但能明白那种气势，肯定是说：前面的车让道！前面的车让道！

有人说，在莫斯科警察的权力比总统还大，无论是当地人还是外地人，看到警察就吓得直哆嗦。因为那里既有严格执法的警察，也有过度执法的警察，更有肆意执法的警察，你不知道你碰到的是哪一款，所以还是赶紧让开为好。

但也有人可能是什么权贵，谁怕谁，就是不让。警察一边喊一边开道，那个紧急通道很窄，只能过一辆车，但有的车就在前面压着道，给你留条缝。我眼看那个警察，为了1500卢布拼到什么地步，他直接把轮一打，打向左侧，贴着半米高的水泥隔离墩，车轮毂摩擦着，一路火花带闪电，硬生生地把前面占道的车给挤过去了。

我们6点15左右从红场出发，一路在警车开道护航之下，奇迹般的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在7点40分就赶到了机场。航空公司的人奇迹般地出现，帮我们把能办的手续都办好了。而俄罗斯的海关，居然也真的接到了总统府的指令，很爽快地盖了章。我们满身大汗，满怀侥幸，在飞机舱门关闭之前，坐到了国航飞回北京的飞机上。

我如约赶上了第二天下午2点，在钓鱼台国宾馆跟安南秘书长的会面。我当时坐在飞机上，最大的感受就是：认识普京总统真好！

后来，我还曾经三次近距离与普京对话。无论观察多少次，我对他那种复杂的感觉，始终不曾改变，总觉得他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和未曾说出的想法。

我如约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跟安南秘书长会面，庆幸终于没有酿成“外交事故”。采访完毕，安南愉快地为《高端访问》栏目题词。

首先，普京心里到底如何规划俄罗斯这个昔日超级大国，从他嘴里套不出任何直截了当的回答。大家都知道普京崇拜曾使俄罗斯成为世界强国的彼得大帝，他在办公室里挂着彼得大帝的画像，当了总统之后，还在莫斯科河边竖起了巨大的彼得大帝雕像。但当我问起他，关于他的野心时，他只给了非常模棱两可的回答：“俄罗斯要做一个开放、革新、富裕的国家。”

其次，关于中俄关系，每次采访，普京都会强调我们两国非常友好，俄罗斯很重视发展同伟大的中国的全面战略关系，包括能源合作，贸易合作等等。但是同时，我们又知道，普京一直在说，俄罗斯更多的还是一个欧洲国家，俄罗斯的重点在欧洲。

关于普京，许多人都感觉他很强硬、很酷，什么都会，多才多艺。据我的观察，个子不高的普京，他的手很大、很厚、非常结实。更让人难以忘怀的，是他那颇具特色的眼神。他的目光非常锐利，很少有人能长时间直视他的眼神。每一次坐在他对面采访，我都会试图透过他的眼睛来解读他的内心，但是至今，我都很难从中窥探出什么明确的信息。

普京是个非常冷静的人，讲话的逻辑性很强。我们的编导说，在节目后期剪辑时，普京的专访往往是最难剪的。一般来说，做剪辑应该会使采访更精彩，可是普京的话剪掉任何一句，味道就变了。

这些年，普京在内政外交上的一次次出手，屡屡让世界刮目相看，也让人不敢小看俄罗斯。现在，世界上不少人以某种复杂的心态揣测着普京，猜度着普京，但没有人能够得出明确的答案。

上一次采访普京时，他的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说他现在很喜欢历史，正在研究历史。在我看来，一个研究历史的普京，对当今世界上这个面积最大的昔日帝国，一定会有他更为深刻的思考。

3．我挑拨了“梅普”关系

自2000年叶利钦卸任，把执掌俄罗斯的大权交给普京之后，这十几年里，俄罗斯政坛基本上是以普京为主导。

我们所看到的普京，是个“纯爷们”，能开战斗机又能潜水，能打老虎还能摔跤，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他还利用宪法允许的空间，加上自身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任期将满时，把他的小兄弟梅德韦杰夫推到了前台，在政坛上玩了一把“皇帝轮流做”的小把戏，让国际社会出现了一个新词“梅普组合”。

在俄罗斯有一种说法，由于普京太强势，没人能替代他。所以，当梅德韦杰夫总统任期快结束的时候，普京很自然地再次成为关注焦点。梅普兄弟轮流坐庄的游戏，也开始成为媒体热议的焦点之一。

2011年初，在国际上开始流传一些捕风捉影的说法，随着梅德韦杰夫当总统的时间越来越长，梅普二人之间似乎出现了一些嫌隙。比如说，以前他们俩总在一块儿，假期里相约一起度假，一起滑雪打猎。而后来，人们发现这两人渐渐开始单独行动了。在一些关键问题，比如叙利亚的问题上，两人的表态也不太一样。西方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开始挑拨他们的关系，认为梅德韦杰夫更加开放，更加倾向于西方；而普京还是冷战思维，对美国非常强硬。

恰在这时，梅德韦杰夫要来中国访问。我们很早就开始准备，提出要采访他。几个负责外联和策划的优秀同事做了大量工作，甚至请俄罗斯使馆的新闻官到三里屯喝了一场大酒，白的啤的红的全部招呼。俄罗斯人都爱喝酒，非常豪爽，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就拍胸脯说包在他身上。

一个总统身边团队的精神风貌和行为方式，与他的理念和喜好有直接关系。与普京团队相比，梅德韦杰夫身边的团队更有亲和力，年轻人更多，女性更多，脸上的笑容也更多。

这个新闻官跟梅德韦杰夫的总统府新闻局局长私交不错，经过他强力推荐，梅德韦杰夫同意了接受我们采访，当然也还像普京那样，要求我们去莫斯科采访。

2011年4月7日，我们来到莫斯科，驱车前往采访地点。有意思的是，这次采访不在克里姆林宫，梅德韦杰夫提出，要在位于莫斯科西郊的戈尔基总统官邸接受采访。

在俄罗斯和苏联时期都有这种传统，总统在哪儿办公，哪儿就会升起一面总统旗。这面旗就像消息树一样，莫斯科人很容易知道，总统在不在克里姆林宫里。无论是普京、梅德韦杰夫还是叶利钦，都有一些乡间别墅可以办公，总统在哪儿，那个地方就叫总统府。

我在克里姆林宫采访过普京三次，当听说梅德韦杰夫要在一个“别院”接受采访时，不由得浮想联翩。据说梅德韦杰夫就是普京的傀儡和影子，他当总统这几年还是普京说了算，所以他现在事事都想跟普京不一样，那阵子很少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就待在那个戈尔基总统官邸。

我采访过几百位各国政要，那些叱咤风云的总统们，有时也会像小孩过家家一样攀比，哪怕对待记者采访也是如此。在我采访美国总统克林顿一年之后，突然接到英国大使馆的点名邀请，说：“我们的首相布莱尔希望接受你的采访，我们希望这个采访比克林顿的更好，在形式上要有别于他甚至超过他。”

这种情况我经常遇到，同一国的总统和总理，现任领导人和前任领导人，都会在接受采访上暗中较劲。当听说梅德韦杰夫要在他自己独属的地方接受采访，我心想：看样子梅德韦杰夫希望摆脱普京傀儡形象的传言得到印证了！

对比之下，确实有很多端倪。我数次采访普京，都不是一对一的独家专访，而是两三家媒体联合采访。普京可能是日理万机排不过来，干脆就把中方的几家媒体一勺烩了。也可能是他喜欢排场，特别喜欢搞大型活动，比如执政时曾面对全国网友交流，亲自接热线电话，一接就四个钟头，这可能就是他传递信息的方式。所以，梅德韦杰夫答应我一对一地独家专访，也让我有点沾沾自喜，不管他出发点是什么，对我而言都是难得的机会。

戈尔基总统官邸是园林般的度假胜地。出了莫斯科城，在一条乡间小道上走半个小时，穿过曲径通幽的半山腰，再通过一条两边种着高大白桦林的大路，进入一片很隐蔽的庄园。几道安检过后，我们被带到一栋三层小楼里，在一个雅致的休息间里休息，喝喝咖啡、吃吃点心。

梅德韦杰夫是1965年生人，比普京年龄小，属于年轻的新生代。他手下的总统班底也比较年轻，细节上的安排也比较周到。休息间里有电视，可以看新闻，还可以看到梅德韦杰夫在总统府里面正式公开的活动。我们在等待的时候，看到他正在会见我的老朋友——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

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个总统身边团队的精神风貌和行为方式，与他的理念和喜好有直接关系。和普京的团队相比，梅德韦杰夫身边的人显得更有亲和力，年轻人更多，女性更多，懂英语的人更多，脸上的笑容也更多。而普京那边，则是彪形大汉更多，不苟言笑的人更多，办起事来比较刻板，没得商量。这是我近距离采访梅普二人的体会。

我们休息了一会儿，梅德韦杰夫总统府的工作人员过来说：“总统接受你们采访的厅已经腾出来了，你们现在可以跟我一起过去。”我们带着所有设备过去，把机器架设好之后，工作人员又让我们带好随身物品，回到休息间，因为安检人员还要检查我们的设备。

随后，一位身材火爆、金发碧眼的俄罗斯美女走过来，问我：“水先生，你有没有化妆师？”我一听，以为梅德韦杰夫要用我的化妆师化妆，但因为名额有限，我们压根儿没带化妆师出国，就自己拎了个小化妆包，随便用粉把脸上的坑坑洼洼稍微补一补。

我说：“哎哟，我没带化妆师，就是自己有个粉扑。”

美女开口建议说：“我们有总统专用的化妆师，我建议让他给您正式地化一下妆，因为我们总统也要化妆，如果您没有化妆，或者您和总统的化妆方式不一样，在电视上能够看得出来。”

哇，我真是大开眼界！虽然我这么多年来从事新闻报道，随着脸上皱纹增多，有时候也得稍微遮遮丑，但我没想到小梅总统会提出这么讲究的要求，他的团队更是细致到连化妆手法都要统一，令我叹为观止。

其实，这些年我走过很多国家，采访过很多领导人，发现当今世界的政要们，都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希拉克有自己的御用化妆师，每次接受媒体采访，一定会化妆。我采访过的那些韩国总统们，金大中、卢武铉、李明博等，一个个都很注重仪表。

记得在上海采访李明博时，总统府的人突然跑过来问我：“水先生，你今天戴什么颜色的领带，能让我看一下吗？”我当时刚化好妆，还没来得及换西装戴领带，一时没反应过来他们要问什么，有点蒙地说：“我可能戴一条蓝色的。”现场的编辑帮我把衣服拿来，给对方展示了一下。总统府的人说：“好的，知道了，那我们总统就不戴蓝色的领带了。”原来，他是怕跟你撞衫，瞧，竟细致到这种程度！

生活在一个大众传播的时代，当今政要都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2010年，我在上海采访韩国总统李明博前，李明博的秘书特意来问我将会戴什么颜色的领带。原来，他是怕和我“撞衫”。

就连“纯爷们”普京，我前后多次采访他，也发现他形象上有些细微变化。2000年我采访他时，他是不化妆的，到了2004年再采访他，发现他也开始化妆了。普京当总理后，我在北京也采访过他一次，那一次我甚至觉得他好像整容了，把眼袋给做了。吹个牛说，毕竟我也算阅人无数，而且跟踪报道普京十几年了，好歹能看出他的一些细微变化。当时他在对面一坐下，我就发现他五官有些微妙的变化，不太像以前的普京了。

这些事给我很深的感触。后来，我在一些场合也建议过，我们中国的领导人也应该更注意自己的形象，穿衣戴帽乃至化妆，在细节上做得更精致一些，因为毕竟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大众传播的时代。

眼看快到约定的时间，我们被提前请进采访的厅内。梅德韦杰夫准时走进来，他比我想象的还要矮一点儿，看上去很亲切，一见面就跟我握手。

我来不及叫翻译，习惯性地直接上来就用英文跟他打招呼。没想到，梅德韦杰夫马上用很流利的英文回应我说：“你好啊，听说你们专门从北京来？”

我说：“是是是，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报道组的全体成员。”他一一点头示意，和离得近的摄像握个手，一边说着一边坐下。

坐下后他就问：“我听说你家里跟我们俄罗斯有渊源？”

“啊？”我一时没反应过来，问，“是吗？”

他说：“我知道你的父亲是中国的俄语教授，研究俄罗斯文学，是很有影响的学者。”

哎呀，我当时那个心花怒放啊，确实没有想到，特别惊喜。因为我们提供的背景资料和问题单里，都没涉及这个。我有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个人简介，是用来对付这些高端采访对象的。通常来讲，所有你要求采访的政要，都会习惯性地跟你要采访记者的简历，掂量一下你的分量，是不是够大腕。所以我常备着一份中英双语的简历，把个人简介和我采访过的人，都列在上面。随着这些年我采访的人越来越多，这份简历越来越有竞争力，几乎屡试不爽。但是我肯定不会在简历里写，自己的父亲是一位俄语教授。

我很快就反应过来，这很可能是那位可爱的俄罗斯驻中国使馆新闻官的功劳，大概是我同事跟他出去喝酒吹牛时，顺便说了一嘴：“我们水先生啊，你们一定要让他采访你们总统，他爸爸还是个俄语教授。”我有时会拿父亲跟同事们吹吹牛，这一点我从不避讳，父亲对我影响很大，而且在国内俄语界的确曾经颇有知名度。

当我听到梅德韦杰夫问到我父亲时，很有些感动。我相信这肯定是别人告诉他的，但他把这信息记在脑子里，而且在现场主动跟我说，一方面说明他是个很细心的人，另一方面说明他对于中国国家电视台的记者相当重视。这样的话语很容易拉近距离，让我们的采访在很好的气氛当中开场。

那次采访进行了50分钟，聊得非常愉快，谈得也很到位。所有我想问的问题都问了，还现场加了一些问题，梅德韦杰夫也相当配合。出乎意料的是，那次小梅总统在我的采访中传递了好几个重要信息：第一，他会参加下一届的总统大选；第二，在利比亚问题上，梅德韦杰夫作为俄罗斯领导人，破天荒地第一次表示：卡扎菲应该主动下台。

关于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当时有很多人猜测，梅德韦杰夫到时候会主动让贤。而梅德韦杰夫却在接受我专访时，明确表示将参加大选。在我们的节目播出后，这个重要消息被国内国外众多媒体争相引用。

在我近年来所做的采访中，这种由人物专访变为热点讯息的情况，并不多见。如果我是一个商人的话，这句话相当于是我从梅德韦杰夫那里拿到的一个大单。而这个大单，对于一个新闻记者来讲，太有成就感了。

在莫斯科西郊的戈尔基总统官邸，梅德韦杰夫给我的采访送上了一份“厚礼”。采访完毕，我也给小梅总统送上了一份“薄礼”——《孙子兵法》。

至于利比亚问题，在此之前，俄罗斯官方从未表态，而俄罗斯的态度对世界而言是很重要的。普京曾经大骂西方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是以十字军东征的方式在征服利比亚，干涉其内政。而梅德韦杰夫却直言不讳地，公开表达了跟普京不一样的态度。我听到这句话时，心里“咯噔”一下，真是无风不起浪，梅普二人在很多问题上的态度，的确大相径庭。

另外，我加了一个新问题：“以前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我们很多东西都跟你们学习。这些年中国发展迅速，甚至有些东西可以让俄罗斯人感觉都超过你们了。现在的俄罗斯人会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看待中国的发展？你们会不会心里不平衡？”

梅德韦杰夫的回答滴水不漏，也很诚恳。他说，苏联以前的确有很多先进经验供中国学习，也给中国提供了一些援助，但是，就像我们在人生中会遇到的一种情况，后来者居上，别人会通过努力和勤奋超越你。从我们自身来讲，应该加强学习，谦虚地看到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的长处，把我们的事情做好。

我对这个回答很满意。我并不认为，这是广大俄罗斯民众看待中国的真实态度，但是我希望梅德韦杰夫的话传出去之后，能让俄罗斯的民众有所反思。不用带着任何情绪和不满，去看待中国这些年的发展，完全可以淡定一点。

采访完毕，我们编导感慨说，跟普京比起来，小梅还是嫩了点。的确，小梅不如普京老辣，他在面对记者的时候，不管是否带有个人情绪，都会直截了当地表达。

为什么那条关于他参选总统的新闻，会被广泛转载呢？因为专访播出后，普京就在另外一个场合接受采访时，说了一句针对性很强很严厉的话：“在政治上我们还是要成熟一点，在做出有些决定的时候，不要急于表态。”明眼人一听，就知道是针对梅德韦杰夫的。

后来，在网络上和央视内部，都有种说法：我们这次采访“挑拨”了梅普组合的关系，让他们公开在媒体上，有种针尖对麦芒的感觉。

可令我们大跌眼镜的是，一年之后，俄罗斯大选，普京重新当选总统，梅德韦杰夫又被普京推举为总理。当一切尘埃落定时，我恍然大悟，这哥儿俩唱了一出双簧给全世界看。

当时那些风风雨雨、波谲云诡，我相信，并非是他们商量好了处心积虑故意表演的，但他们肯定有一种哥儿们才有的默契和心照不宣，给全世界上演了一场好戏。外界认为，他们有矛盾了，有不同看法了，梅德韦杰夫并不是一个傀儡，普京对他的有些做法也不满意。这样的表象，让他们获得了各自希望的利益。

普京通过这些风风雨雨传递出的信息是：我对梅德韦杰夫有些政策是不满的，我还会回来，以我们俄罗斯的利益为重。而对梅德韦杰夫来讲，这也是一个台阶：我将来可以当总理，但是俄罗斯老百姓不会认为，那是普京给我的恩惠，因为我有个性，说了自己想说而普京不同意的话。

政坛上的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扑朔迷离，让人难以看清。可时过境迁之后回头来看，才会发现：原来如此！采访国际政要也是如此，当你看到他们的种种表现，或慷慨陈词，或深沉感性，应该明白，其实，这都是一幕幕大戏在上演。

最近，网上又传出了消息，说普京可能对梅德韦杰夫不满意，到年底说不定就会把小梅的总理给辞了。据说，梅德韦杰夫自己也有这个意向，甚至向某些媒体透露过心声。我对此高度怀疑，还是走一步看一步吧。

经历了那次采访，我不再轻易相信梅普二人的表演。我觉得哥儿俩有种旁人所不了解的默契，是两人在多年的政治生涯当中，在执政理念和行为方式上，形成的一种高度默契，我们无法深入了解。也许有一天，当梅普二人卸任了，在家里写回忆录的时候，我们才可能知道真相。这是普京时代，俄罗斯政治哲学的深奥之处，我们仍需学习和揣摩。

4．莫斯科遭遇黑暗执法

因为父亲的影响，我对俄罗斯从小就充满向往。俄国文学里的白桦林、伏尔加河、广袤的平原、寒冷的冬天，以及篱笆、女人和酒，在我脑海里形成一幅幅生动的画面。我特别想背着包，独自走遍俄罗斯的大地，去感受这块土地上博大的人文精神和辉煌的文学艺术。

可令人遗憾的是，自上世纪90年代起，我前前后后去过俄罗斯多次，每次都会遇到各种各样不愉快的事，彻底粉碎了我对俄罗斯的那点浪漫幻想。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度陷入极度的困难中，这种体制的巨变，给一个国家带来的影响是深层的，甚至影响到这个民族的一些优良传统。后来，经历了叶利钦时期以“休克疗法”为标志的激进改革，在私有化进程中，社会出现各种无序的状态，为腐败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掌握着权力和资源的官僚们，利用各种机会，大肆贪污腐败、敲诈勒索、中饱私囊。在俄罗斯，带有黑社会色彩的执法行为相当普遍。

2000年初访普京那次，在莫斯科接二连三的遭遇，使我深刻领教到俄罗斯官僚们滥用职权敲诈勒索的丑态。

临行前，央视驻俄罗斯记者站首席记者路彪特意嘱咐我，一定要向俄罗斯使馆要一封总统府出具的邀请信，这样过海关时会方便很多，否则可能会遇到大麻烦。那时候，中国人去俄罗斯，几乎都会遇到盘查、克扣和刁难。

下飞机到了海关通道，同机的俄罗斯人鱼贯而出，我们中国人和其他外国人一块儿排队办手续，出示护照，查验签证。我们报道组设备多、行李多，排在队伍最后面。在排队期间，我也在慢慢观察，那些俄罗斯海关边检的官员们，眼神都很不友善，仿佛每个中国人都是来俄罗斯偷东西一样，说话也爱理不理的。

排了大概20多分钟，一个胖胖的穿海关制服的中年妇女冲我们走过来，粗声粗气地示意：“你们的护照！”我们把护照递给她，她随意翻看了一下，让我们在旁边等着，拿着护照就进了办公室，一晃一个多钟头不见人影。

我们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来接我们的记者站和大使馆的人都在外面进不来，我们都不会说俄语，只能被干晾在那儿，拖了两个多钟头。

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就跑去岗亭敲玻璃。里面一个穿制服的男人猛地站起来，瞪着我说：“你干什么！”我用英文连比画带解释，说我们的护照被拿走了，没人理我们。没想到那人显得非常愤怒，比画着说：“你要再这样的话，就把你抓起来！”

怎么说我也算是经历过风浪的，相信他也不至于会真把我铐起来，但是多少被他的举动惊到了，一个海关工作人员怎么能这样粗暴？但是护照要紧，我还是坚持比画着沟通。10分钟后，那个中年妇女终于出现了，手里拿着我们的护照。

我满腔怒火，从文件夹里把那封邀请信拿了出来，说：“你看看这个，这是你们俄罗斯总统府的邀请信，我来采访你们的总统普京，你凭什么把我们晾在这儿两个多钟头？”

那中年妇女装傻，比画着说：“这跟我没什么关系，护照我们检查完了，你们排队吧。”实际上，那时离我们下飞机已经快三个小时了，整个厅里的人都走光了，只剩下我们几个，已经不用排队了。

我当时真是觉得很委屈，出来后，路彪跟我说：“那女人来查护照时，你直接给她塞上50美元，啥事没有了。”

我气还没顺过来：“我凭什么给她钱啊？”

路彪说：“这是俄罗斯的生存法则，她拖你那么长时间，就是在等你找她给钱呢。”

我这才醒悟过来，当时压根儿没往这上面想，就算想到了，看她那态度，也不愿给她钱。

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们接下来在采访拍摄中又遇上件麻烦事。那时候央视驻俄罗斯记者站刚刚建立，路彪和另一位资深记者开车带着我们，去拍莫斯科的街景，拍拍红场、莫斯科河、莫斯科大学等标志性的景物。在一座桥上，我们把车停下来拍了些镜头。拍完下桥，我们的车正拐弯，后面警笛声鸣响起来，一辆警车跟了上来。

路彪他们知道规矩，是警察要检查，连忙靠边停下车。警察看上去很和善，打招呼也很客气，让我们出示证件。路彪他们有当地的居住证，采访证，没有问题。再看我们几个的护照，问题就来了。我们因公出国，拿的是外交部核发的公务护照。那个时候，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实行公务护照免签，当地海关看到这个护照，盖个章就行，不需要签证。

2005年，我带队去莫斯科报道世界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工作任务结束后，我在圣彼得堡看了一场芭蕾舞《天鹅湖》，享受了一下。

警察一看，马上就说：“你们这个护照是非法的。”

路彪懂俄语，马上解释说：“你好好看看，这是公务护照，中国的公务人员，免签的，有你们海关入关时盖的章。”

那警察完全不理睬，说：“那不行，你们必须跟我们走一趟，要核对你们的身份。”

我还没反应过来，路彪立即激动地抗议：“凭什么去，坚决不能去！你们为什么要带我们走？我们也没有违反什么规定，我们有拍摄许可证。”他把各种证件都出示给那个警察，但那警察坚持说不行，一定要我们上车跟他们走。

上了车之后，路彪非常紧张，赶紧给我们大使馆打电话。幸好那地方离使馆只有20分钟车程，大使馆一位参赞接了电话之后，二话没说，开着车直奔警察局。等我们一路提心吊胆到了警察局时，远远看见那儿停了一辆车，参赞就站在边上。经过参赞交涉，我们幸免于难，没有被带进警察局。

后来我们才明白，当时俄罗斯的公检法系统，尤其是警察系统，非常黑暗、腐败。其中最可怕的，是俄罗斯人称之为“铁笼子”的拘留所。执勤警察如果一旦怀疑你有犯罪嫌疑，就会把你带到拘留所。他们会提出一些问题，如果你说不清楚，找不到人来证明，不能解释，他们就会借故把你关押在铁栅栏围成的笼子里，让你待上一天一夜，遭受打骂也是常事。

其实说白了就是为了打劫你的钱财。关押时间结束后，你要是找到人保释，或是他看你啥都没有，就会放你走。在关押你之前，他们会拿走你身上所有的物品，等你出来时还给你，但是你的钱包很可能就会变成空的。你如果有疑问，他们就会装傻。他们也不会预先登记，各种程序都很不规范。在俄罗斯社会急剧动荡的初期，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很多去俄罗斯的中国人都遭受过这种不公的待遇，有过这种惨痛的教训。

这件事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当时俄罗斯的执法部门有多恐怖。可就在这次采访结束前，我又遇到一件更加惊险的事，至今想起来都后怕。

因为采访普京很成功，大家都很开心，使馆人员说，你们中央电视台这次为国争光了，这也是我们在俄罗斯外交工作的一部分，晚上请你们吃饭吧！当下就把我们带到了莫斯科郊外的一个露天烧烤处，在一片白桦林中，吃着格鲁吉亚烤肉，拿着巨大的扎啤杯子，喝着啤酒和纯正的伏特加，谈天说地，非常愉快。

晚宴结束后，使馆人员把我们送回记者站。那时俄罗斯处于改革开放初期，有很多新鲜玩意。我听说莫斯科市中心一条商业大街上，开了很多家赌场，觉得很好奇。作为一个记者，这么多年我走南闯北，对当地的新鲜事物，都有一种去见识见识体验生活的心理。虽然我不是赌徒，但对于赌场这种能观察到人性百态的地方，还是动了想去看看的心思。

那时候已经12点多了，而第二天上午11点，我们就得跟着国家领导人的专机回国，只能趁着晚上那点时间去看看。我语言不通，问谁能带我去，可没一个人响应我。大使馆的外交官肯定是不能去的，他们有严格的纪律。路彪说太晚了很疲惫，就给我写了个纸条，让我打车去。

那整条街道灯火辉煌，马路两边有各种各样闪着霓虹灯的酒吧和赌场。我找了一家看上去最大的赌场，走了进去。赌场规矩也很严格，必须要出示证件登记。进了正门之后，有一个很长的走廊，往左边一拐，是一个很大的大厅，里面有超级多的赌博游戏，有玩纸牌的，还有玩轮盘的，形形色色，应有尽有。

我在里面走了一会儿，看了一会儿，找了个玩21点的桌子坐了下来，掏出了兜里的200美元，决定找找感觉，体验一把。我打定主意，输赢就这么多，玩完了就走。可那天特别诡异，我越想输还越输不掉，一下子拖到了凌晨两点多。我有点困了，就拿着筹码去把钱换回来。出了大厅，到一个拐角处卖咖啡的柜台，我买了一杯咖啡，想提提神。

就在这不到10分钟的时间里，出事了。我坐的位置是个死角，看不见外面发生了什么。等我喝完咖啡准备走的时候，忽然发现刚才人声鼎沸的大厅，一个人都没有了。我纳闷地往前走了几步，探头朝门口看，只见长廊尽头的玻璃门外，停了两辆警用卡车，闪着警灯。赌场里的人，正在被警察押着一个个往大卡车上赶。

当时我就震惊了，连忙缩回来，躲到刚才喝咖啡的地方，用英文问收银员怎么回事，他说，警察来查抄了。

原来，这些莫斯科的赌场和夜店，虽然公开营业，很多游客都可以去，但并不是百分之百合法的。警察们缺钱了，就来查抄一把罚一堆钱，然后把人放了，第二天照样营业。若是开赌场的人没打点好他们，他们也会趁着人们玩兴正浓的后半夜来查抄。

我当时一身冷汗就出来了，在里边躲着，不敢出去。躲了将近二十分钟后，我又蹑手蹑脚地走到楼道拐角处，探头一看，外头一个人影儿都没了。收银员说，应该没事了。我顿时松了一大口气，赶紧冲到马路边拦了一辆车，惊魂未定地回到住处。

这件事我想起来确实后怕。如果我当时跟那些赌客们一起，被一网打尽关进“铁笼子”，语言不通，又没带手机，真是哭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也许等大家想起我的时候，我们的专机都要起飞了。而且，那时候我们是以中国代表团的名义，代表中央电视台来俄罗斯的，如果在赌场被警察扣起来，那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丑闻啊，很可能会造成外交上的麻烦，后果不堪设想。

这件事也给了我一个教训，身为记者，不管是为了采访做原始资料的积累，还是美其名曰“体验生活”，在外面独身一人的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事情。十年前我还年轻，血气方刚，敢闯敢跑，无论到了什么地方，看到新鲜事物都跃跃欲试，觉得也没什么坏处。后来，经历了一件件类似的事情，我开始有所反思，变得谨慎了，不太敢轻举妄动。

我们出境采访时，并不只代表自己，也代表中央电视台，还代表我们的国家，如果由于我们的草率行为，造成无法挽回的恶果，那就后悔莫及了！这么多年的采访，我的一个深刻体会就是：当记者一定要敢打敢冲，但是在非工作状态下，还是要注意保护自己，远离不必要的是非和麻烦。

去问问那些在俄罗斯工作、留学、生活过的中国人，几乎每个人都能讲出这样被执法人员敲诈勒索的故事，真是一本本的血泪账，一段段的痛苦史。

2005年，我带队去莫斯科报道世界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当年参加过二战的老兵，在红场上举行了一次巨大阅兵。很多外国嘉宾从世界各地前去参加，胡锦涛主席也出席了。中央电视台要在那儿做一次直播。

我们从北京飞到莫斯科，在机场依旧被扣了两三个钟头。这次我有了经验，就是不给钱，后来扛得差不多又把我们放出来了。

我们报道组有位编导的表哥就在莫斯科。当时使馆和记者站的接待任务很重，也顾不上我们。我就对编导说，干脆请你表哥来机场接我们一下。可我们出了机场，等了快一个钟头，才等来她表哥。那哥们儿浑身大汗，气喘吁吁地跑过来，一边跑一边说：“对不起，哎呀，倒霉倒霉，碰上俄罗斯警察了。”

原来，他在接我们之前，去另外一个地方办事，把车停在马路边。等他出来的时候，就看到警察正在拖他的车。他拦着警察，不让他们把车拖走，警察就提了条件：“你给我一点买酒的钱，我这回就饶了你。”

他没带多少现金，就几十块零钱，那警察说：“不行，这还不够我和弟兄们喝酒，我得把车拖走。”他连忙拦着又求情。这个过程当中，他接到我们的电话，警察一看就说：“这个手机不错啊。”

那是他几个星期前刚买的新手机，值三四千块。他只能忍痛割爱，把卡卸下来，将手机塞到警察手里，说：“送给你，作为礼物。”警察立刻笑逐颜开，把车还给了他。

据说，俄罗斯警察特别喜欢敲诈中国人。他们相信中国人有钱，中国人是冤大头，只要稍加为难，中国人马上会想到用钱开路，破财免灾。

这种现象值得我们反思。对于中国人而言，不光是在俄罗斯，在海外很多国家都往往会遭受这种“特殊待遇”。这似乎是中国人的一种惯性思维，遇事就想给人行点小恩小惠，图个方便，钻点空子。可贪小便宜吃大亏，说起来也赖不着谁。

我们作为记者在外面跑，到了紧要关头，被逼无奈也会出此下策。但是长期在国外居住的中国人，要在当地做买卖，那可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千万要做到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法规，哪怕那法律有不合理的地方，你也不要钻空子，一旦被抓住，将得不偿失。哪怕你见过很多阴暗面，它无形中会诱导着你，也记得要活在阳光下，凡事坚持原则。

就像那个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一个巴掌拍不响，我们在谴责别人吏治腐败黑暗执法时，也要反省自己的问题。如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逐渐亮出身段，也开始唱唱主角，我们中国人在外一定要注意自我保护，了解当地的国情。出门在外不容易，可千万别让人抓住软肋欺负，那才真是有苦说不出呢。

我每次采访普京，都会提类似的问题，含沙射影也好，旁敲侧击也好，总要关心一下中国人在俄罗斯投资的环境。我们做过很多节目，包括关注“灰色关税”等问题。很多江浙一带的商人到俄罗斯去做买卖，为了省点小钱，在关税和海关通关手续上，私下塞钱办事，结果被人家查出来，罚了个倾家荡产。前几年，在莫斯科的“一只蚂蚁”市场被关闭，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其实，俄罗斯方面对这些猫腻了然于心，当觉得这些对他们有利时，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当他们发现无利可图，这些腐败行为实质上使俄罗斯损失更多钱，普京腾出手来整治这些黑暗行为时，存在于“灰色地带”的交易，马上就会被停止。

有一个阶段的俄罗斯，的确让人恨得牙痒痒，但随着时间推移，普京开始整顿吏治腐败时，风向就转了。警察不敢这么明目张胆敲诈了，对外国人也不敢那么蛮横了。等我去采访梅德韦杰夫时，感觉俄罗斯正在矫正自己，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普京再次上任总统之后，莫斯科的环境在逐渐变好。

俄罗斯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国家，它过去曾是帝国，以后仍将会是。只要它的人民少喝点酒，哪怕再勤奋一点点，我相信，俄罗斯必将再度雄起。

俄罗斯人说：“上帝让我们为邻。”中国人则说：“远亲不如近邻。”普京总统非常赞赏这两句谚语中所透露出来的哲理和友好。他表示，俄罗斯和中国是两个伟大的国家，互为邻邦，互相支持，共同发展，这不仅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心愿与行动，也是两个伟大国家推动世界繁荣与进步的共同责任与事业。

在我看来，做俄罗斯的邻居纯属上帝有意刁难中国，在一个大国的旁边，偏偏又安插了另一个更大、凶悍且颇具攻击性的大国，这在当今人类居住的地理版图上绝无仅有。有时候，我感觉中国和俄罗斯就像一对情人，一边是瘦小精明却一往情深的小男人，另一边是高大丰腴完全掌控着小男人的大女人。

对今天的中国来讲，俄罗斯是可以依靠的，但不能投靠。

5．普京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在这本书即将完稿之际，2014年1月，我再次得到一个采访普京的机会。一开始，我习惯性地认为，这只是和前四次采访大同小异的又一次高端访问，可没想到，第五次采访普京，却成了我职业生涯中又一个亮点，它让我连续几天在央视屏幕和各大网站上大放异彩，种种赞誉纷至沓来。而所有这些，大半都是缘于普京在接受采访时做出的一个动作。

2013年年底，中央电视台驻俄罗斯中心记者站接到俄罗斯总统府新闻局一个邀请：普京总统将于2014年1月17日，在索契会见几家俄罗斯和国际知名媒体的记者，中央电视台作为亚洲唯一一家新闻媒体受到邀请。总统府新闻局同时要求：受邀的各家媒体派出大牌记者、主持人参加联合采访。当俄罗斯记者站将此项目报告央视新闻中心时，孙玉胜副台长决定派我去会见普京。

2014年1月15日傍晚，我只身一人登上了俄航飞往莫斯科的航班。从莫斯科向南，飞机又飞行两个多小时后降落在了索契。索契是一个人口只有不到四十万的小城市，它面对黑海，背靠高加索山脉，是俄罗斯最大的度假胜地。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再到戈尔巴乔夫，从叶利钦到普京，苏联和俄罗斯的众多领导人和高官富商，都在这里建有度假别墅，每年都会定期不定期来到索契度假休闲疗养。这里就相当于美国的戴维营和迈阿密、中国的北戴河和三亚。故而，索契也有着俄罗斯“夏都”的称号。

索契也发生过许多关乎苏联和俄罗斯国家命运的悲喜剧。1964年，正在索契度假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遭到勃列日涅夫等人“逼宫”，最终黯然下台。当然，真正让中国人对索契感到亲切的，是那本影响了一代中国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原型、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正是在这里完成了这部小说的创作。

2007年，国际奥委会表决通过，俄罗斯索契获得2014年冬季奥运会的举办权。这是俄罗斯首次举办冬季奥运会。很多人认为，索契冬奥会将是俄罗斯重新向世界展示一流大国的机会，更是普京本人兑现“给我20年，还你一个强大俄罗斯”诺言的重要一步。正是因此，俄罗斯从上到下高度重视索契冬奥会，投入了奥运史上空前的重金——500亿美元，打造一个全新的索契和一届“高大上”的冬奥会。

在索契“劳拉”滑雪场的山顶上连线《环球视线》。索契地处俄罗斯联邦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与格鲁吉亚接界处、黑海沿岸，属于亚热带气候区，索契城里的最低温度也不会低于5度，但是在海拔将近两千米的“劳拉”滑雪场的山顶上，气温在零度以下，我举着话筒没一会儿，就冻出了鼻涕。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随着冬奥会开幕的临近，在美国和欧洲一些西方国家，出现了针对索契冬奥会和俄罗斯政府的指责，刚开始是指责索契奥运场馆建设严重滞后，地处温带地区的索契冬奥会期间将会严重缺雪，奥运建设资金存在严重贪腐，等等。之后又将矛头指向俄罗斯政府和普京的一些政策，比如，指责俄罗斯当局打击和迫害同性恋，俄罗斯人权记录有问题，等等。

俄罗斯国内的恐怖势力借机兴风作浪。2013年年底，恐怖分子在距离索契几百公里的伏尔加格勒，接连制造了两起自杀爆炸，炸死30多人。一时间，索契冬奥会安全问题又成了西方媒体热炒的话题。西方各国政府和媒体甚至掀起了一股抵制冬奥会的浪潮。美国总统奥巴马、法国总统奥朗德、德国总理默克尔等主要西方国家领导人，纷纷表示不出席索契冬奥会。表面上看，西方的指责似乎都是针对一些具体事项，也似乎有理有据，其实，这背后主要还是映射了当今西方国家与俄罗斯的深层矛盾，当然也有针对普京对西方特别是美国强硬政策的某种报复和打压。

2012年普京重新入主克里姆林宫之后，对美国采取了针尖对麦芒般的强硬立场，无论在伊朗核问题，还是叙利亚局势，乃至北约东扩，普京无一不是以强硬回应美国和西方。索契冬奥会开幕前的一年里，人们更是看到普京频频出手，且招招令美国等西方盟友如芒在背：

抓住美国国务卿克里的“口误”，以叙利亚同意销毁化学武器的“四两”，轻而易举地拨了美国已经高高举起战锤的“千斤”；闲庭信步间打出优美的太极组合拳，让奥巴马眼睁睁看着斯诺登走出莫斯科机场中转区；在加里宁格勒部署伊斯坎德尔导弹，让雄心勃勃的北约东扩一下子陷入“歇斯底里”；最后时刻，用大棒加胡萝卜（150亿美元财援和低价天然气），使欧盟将乌克兰揽入怀中的愿望落空。更不用说在八国峰会和APEC会议上，普京与奥巴马那世人皆知的冷眼相对了。凡此种种，都让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们恨得牙根疼。于是，索契冬奥会成了他们泄愤的对象。因为他们知道，搅黄了索契这个普京眼里的“宝贝”，是会让这个俄罗斯强人感到疼痛的。

于是，围绕着索契一场“奥运凉战”，在西方和俄罗斯之间上演了。

我即将参加的普京与国际媒体的这次“圆桌对话”（俄总统府语），正是这场“奥运凉战”进入关键时刻，普京搭台唱戏、亮出身段的一幕。看看获邀参加采访媒体的名单，便能略窥一斑，品味出普京的良苦用心：俄罗斯一台和俄罗斯第一频道，两家电视台均是俄罗斯国内主流媒体；ABC（美国广播公司）、BBC（英国广播公司），这两家电视台都是西方世界掌握绝对话语权，能够影响西方舆论的媒体；一家总部设在美国的奥运专业网站；还有就是CCTV。

两家俄罗斯媒体，两家美国媒体，一家英国媒体，一家中国媒体——这是一盘复杂的棋局。普京主要的对话对象肯定是美英和中国，俄罗斯国内的电视台，更多是陪衬和技术支持的角色（此次对话的电视设备及人员均由俄罗斯电视台提供保障）。对美英媒体，普京希望做到回应质疑，打消疑虑，以正视听。对中国媒体，普京要高调评价中俄关系，以此感谢中国在俄罗斯遇到西方打压和抵制的困难时刻对他的力挺，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将出席索契冬奥会开幕式。

习主席出席奥运会开幕式的消息，那时官方还没有公布，但这个信息我在到达索契之前就已经有所了解，并且还知道习主席的先遣组，已经到过索契提前安排住宿、行程等访问事宜。

在联合采访准备的现场，我被阵势之隆重惊呆了。现场的摄像机加起来少说也有二三十台，俄罗斯人还专门调来一台摇臂摄像机和一台架设在临时铺设的轨道上的滑轨摄像机。

当然，这只是普京希望达到的第一层效果，后来发生在“圆桌对话”中间的插曲，和之后普京单独面对我时那个“惊世一抱”，证明老谋深算的普京利用我和CCTV，给西方演了一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双面剧。

“圆桌对话”的地点，安排在距离索契市区约50公里的劳拉滑雪场中心看台内，这里是冬奥会冬季两项的比赛场地。从索契市区到劳拉滑雪场，原来只有一条盘山公路，车程在一个小时以上，另外，俄罗斯为了奥运会又投入巨资，修建了一条高速公路和一条轻轨，车程能缩短一半。但我们上山的时候因为普京要去，当局出于安全原因封闭了高速和轻轨，我们只能自己租车走那条盘山公路。

2014年1月17日上午，我和俄罗斯记者站的四位同事，乘车沿着蜿蜒的山路一路向上，爬到了海拔1500多米高的劳拉滑雪场缆车站，从这里再换乘索道缆车，在皑皑白雪的高加索崇山峻岭之上，再“腾云驾雾”20分钟，最终到达此行的目的地——劳拉滑雪场中心看台。

所谓中心看台，实际上是在冬季两项出发和抵达的赛道旁盖起的一栋大楼，大楼一边的外侧是类似F1赛场的阶梯看台，下面就是赛道；另一边则是一栋标准的办公大楼，楼里有大大小小的功能房间，有的是电视转播用的工作间，有的是用于接待VIP的会客休息室。普京和我们的“圆桌对话”，被安排在大楼内三层的一间会客室内。会客室大约有三四十平方米，呈不规则形，朝外的三面是落地玻璃窗，透过玻璃窗能看到外面的赛道和积雪的群山、雪松。

当俄罗斯总统新闻局的人将我们带到采访房间时，我被眼前的场面惊呆了。房间的中央是一个高出地面20公分的地台，上面孤零零放了一把扶手椅，在扶手椅的对面按扇形摆放了六把椅子。在扇形区域的两侧，密密麻麻架满了各式各样的摄像机、灯光和音响设备。俄罗斯人还专门调来了一台摇臂摄像机，和一台架设在临时铺设的轨道上的滑轨摄像机。我粗粗算了一下，现场的摄像机加起来少说也有二三十台。我意识到，这里即将上演一场电视新闻大战。

按照总统新闻局事先给我们的通知，这场采访的录像将由俄方安排专业电视公司录制，每家受邀单位只允许自带一台摄像机，拍摄自家主持人的镜头。采访约定时间是当地时间下午3点，我们到达的时候是上午11点。然而，当我们进入现场时就发现已经来晚了，其他各家早已占据了有利位置，以至于我们自带的摄像机几乎已经没有了架设的空间。

我们找到总统新闻局的人理论，但对方表示无奈，那意思是你们只能自己去抢位置了。好吧，于是我拿出曾在伊拉克等混乱情况下练就的本领，和我们记者站的摄像师一个眼神交流，摄像师二话不说，上去在一排严严实实的摄像机中间，硬生生挤出了一个位置。

被挪动了位置的一个美国摄像见状，马上跑过来阻止我们，我对他说，我们是中国的，我们也是被邀请的一家，大家人人有份，新闻局的人让我们自己抢地方。那老兄一看我态度挺横，转头找总统新闻局的人说理，只见新闻局的人两手一摊，脸上堆出为难的苦笑。就这样，我们成功地从美国人手里抢下了一个位置，为了防止再被他们“踢”出去，我们那位可怜的摄像师，在那之后的四个小时里，一动不动坚守阵地直到采访开始。

接下来是另一场斗争。我们六家媒体的主持人和制片人，被请到了五楼的一间休息室里，总统新闻局的一位负责人给我们集体开会，商讨采访的问题范围和提问顺序。俄方允许的问题范围有六个领域，虽然没什么商量的余地，倒也算比较开放：奥运基础建设、安保、同性恋、体育、俄罗斯与奥运、普京个人。新闻局的人强调，所有问题都必须和奥运有关，关于普京的个人问题，不能涉及总统的私生活。

就在半年前，普京和夫人柳德米拉共同向外界宣布，两人决定结束30年的婚姻。当时在全世界都是一条爆炸性新闻，人们不仅感叹普京的敢作敢当，更是对他的私生活有着各种遐想和猜测。在俄罗斯国内几乎人尽皆知的一个版本，说普京的红颜知己是俄罗斯前体操世界冠军、现国家杜马议员卡巴耶娃，甚至传言两人几年前育有一子，云云。

但是对于这样的八卦问题，无论是西方记者还是俄罗斯记者，当然也包括我，都知道这是普京的红线。谁要是敢问这个问题，准保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我可能还能安全地返回北京，但我们在俄罗斯的记者同事们，估计以后再也别想顺利地在俄罗斯采访了。所以，不用新闻局的人提醒我们，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

关于提问顺序和采访规则，经过我们六家近一个小时的唇枪舌剑，明争暗斗，最后在我的提议下，大家达成了一个比较文明的君子协定，每一家挑选一个主领域的话题率先开始发问，然后这家主持人还有一个追问的权利，接下来现场按照顺时针的方向，其他各家依次有一个关于这个领域话题的追问机会。当然，如果不想追问，也可以弃权。

在分配话题的时候，各家媒体的立场和倾向性便暴露得一览无余了。美英两家在安保和同性恋的话题上争得互不相让，最后还是英国的BBC抢到了“同性恋”，美国的ABC拿到了“安保”，这两个话题也是西方媒体最关注的问题。俄罗斯两家电视台分别分到了“体育”和“个人”话题，“奥运基础建设”分给了美国奥运网站。我要了“俄罗斯与奥运”的话题。

在话题争夺上，我比较超脱。因为一方面，我已经帮大家制定了提问规则，我明白，BBC和ABC这两家只会对“安保”和“同性恋”的话题感兴趣，别的问题他们基本上连问都不问，而我在每一个领域都有事先设计好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到头来我比他们都问得多，整个“圆桌对话”会很突出CCTV记者的存在和主导；另一方面，作为中国记者，我感兴趣的问题是普京怎么评价中俄关系，特别在中日争端问题上会有什么表态。所以，我打算从奥运会入手让普京谈谈俄罗斯的强国梦，因此俄罗斯与奥运的话题正合我意。至于“同性恋”的问题，我希望后发制人，跟着BBC他们问出“奥运凉战”角度的问题，那样既可以表明中俄两国面对西方冷战思维的同患难，没准现场还可以帮普京解解围。

一切尘埃落定后，大家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耐心地等待，等待普京的驾到。

不过，对我来说，还有一件事要做。我要为专访普京的新闻报道，精心设计一个“绝妙”的开头。按照俄罗斯总统新闻局事前给我们的通知，普京在面对六家媒体的“圆桌对话”之后，还会单独和每一家媒体的主持人聊上几分钟，地点就在“圆桌对话”室外的滑雪场看台上。

采访的前一天晚上，我向摄像师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利用普京和我单独的那几分钟，为将来播出的《新闻联播》设计一个意想不到的开头。具体讲就是，普京来到我身边的时候，我先不面对他，而是面对镜头快速地说几句，比如：这里是俄罗斯索契，离冬奥会开幕还有多少天，索契准备得如何？俄罗斯如何应对外界的某些质疑？俄罗斯又如何看待与中国的关系？说这些的时候，镜头里只有我一个人，然后我说：回答这些问题最权威的人就站在我身边。这时镜头拉开，画面里出现普京站在我身边，我再继续说：他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先生。

这样的采访镜头，之前经常用于我们记者采访普通百姓或者路人，而将普京这样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在采访中如此这般引入央视屏幕，绝对是空前的。如果真能实现的话，也可以从一个细节显示CCTV采访高端人物的能量。

当然，这样的设计存在着高风险，普京不配合怎么办？俄罗斯总统新闻局不同意怎么办？现场一时忙乱，摄像师没有捕捉到那样的镜头也不行。于是，我想到了一个备用方案：提前录制这一段我介绍普京的开场词。一旦现场镜头无法实现，可以把提前录制的同我实际采访普京的画面接起来。当然，这只是备用，最好还是能够征得普京同意，现场一气呵成。

录完了这个备用串场，时间已经接近下午3点了。这是原定普京接受采访开始的时间，但现场的气氛和总统府新闻局工作人员脸上的表情，让我马上猜到，普京要“晚点”。迟到是普京一种近似固定的风格。不光这些年我采访过他的几次，就是面对所有外国和俄罗斯本国的媒体采访，还有出席各种正式活动，普京几乎总会迟到，短则几十分钟，长则数小时。甚至有人分析，迟到是普京的一种态度，他希望借此向人们展示，作为俄罗斯总统的他是多么地繁忙和重要。

接近下午4点的时候，新闻局的人要求我们各家媒体的主持人，马上到5楼的休息室集合，普京要到了，而且要在正式采访开始前先单独接见我们。

俄罗斯总统新闻局在5楼的休息室里特意备了专人，招待我们喝咖啡、茶，吃点心、三明治和各种水果。据说所有的食品和服务人员，都是专程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带来的。运到索契后再用专车花几个小时，爬上高高的雪山运到劳拉滑雪场。

当天的采访结束后，当所有人都离开劳拉滑雪场后，我在昏暗的灯光下，看到所有为此次“圆桌对话”服务的人员和器材，乘坐七八辆大大小小的车辆在夜色中驶离。这中间有电视服务机构的，也有5楼休息室的人员。仅仅这一幕就足见俄罗斯方面和普京本人对这次采访的重视程度。当然，从克里姆林宫运来的东西自然也令人大开眼界。我们驻莫斯科记者站的站长王斌就对我说，那天在5楼休息室吃到的面包，是他几年常驻俄罗斯以来吃过最好吃的面包。“总统专供”就是不一样啊！

下午4点的时候，休息室的门突然打开，我们几个正在聊天的主持人还没反应过来，普京就走了进来。他上身穿一件西服，但里面的衬衫没有打领带，领口也没有系扣，下身是一条蓝色的牛仔裤。之前总统府要求我们每一位主持人的服装，务必要穿成“smart casual”（干净整洁的休闲），看来普京果然是“smart casual”了。

普京笑容可掬地同我们每一位握手。见到我时，他似乎想起什么来了，说：“我们见过好几次了吧？”

我说：“这是第五次了，总统先生。”

普京点点头，然后对我们说：“我去收拾一下，我们一会儿见吧。”估计他说的“收拾”，应该是去补补妆吧。因为我看到他脸上带着淡淡的妆。

十分钟后，我们在三楼那间采访的大房间里全体就位。普京走进来径直坐在了扇形采访区中心的座位上。“圆桌对话”开始了。按照事先的约定，各位主持人有条不紊，规规矩矩地按顺序开始向普京发问。美国那家奥运专题网站的老记者，问了俄罗斯为索契投入500亿美元的问题，普京认认真真地替他算了账，告诉他没有那么多，而且很多钱是为了索契未来发展，在基础建设方面的投入。

轮到我提问时，我先告诉普京，为了这次采访，我们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征集网民的问题，网民们的参与热度很高。四个小时之内，有两百多万网民点击了我们征集问题的专题。

普京听到后显得非常高兴。他正了正身子，目光有意识地看向摄像机镜头，说道：“首先，我想通过社交网络、通过其他的大众信息渠道，向所有的中国朋友致以最良好的祝愿。我知道我在中国有许多朋友，这不是偶然现象，因为我们和中国有着特殊的关系，我对中国也有着特殊的感情。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拥有同样伟大的文化和非常有趣、勤劳、才华横溢的人民。请替我向他们带去我诚挚的感谢，感谢他们对我的这种态度，这是一种相互的感情。”

听到他这样说，我好像都能感受到其他几位记者正在向我投来“羡慕嫉妒恨”的眼光。在这样一个国际媒体联合采访的场合，普京总统公开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如此“赤裸裸”地高度评价，一口一个“特殊关系”和“特殊感情”，作为在场的唯一一位中国记者，我顿时觉得脸上老有光了。

然而，我没料到，普京那天对我、对中国的这种特殊待遇才仅仅是个开始。当采访进行了大约半个小时的时候，总统府新闻局现场的负责人叫停了采访。只见一队服务员手举托盘鱼贯而入。原来，到了上茶的时候了。

大概新闻局的人看到普京说得有点唇干舌燥，觉得该给总统上杯水了，但也不能冷落了我们这些记者，于是安排了一队服务员进来，给每个人端上了一杯热茶。

现场除了服务员放茶杯的声音，大家谁也不敢出声。这时候，普京突然指着我身边的茶杯对我说：“怎么样？换成你们中国的茅台是不是更好？”

我的耳机里同声传译稍微慢了半拍，估计翻译没料到普京会在这个时候开玩笑。我听到译文后稍稍愣了一下，因为确实也没想到普京会单独对着我开出这个玩笑。不过，瞬间我意识到这是个出花絮的绝好机会，于是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道：“那敢情好啊。我听说您上次还和我们的习主席在一起喝了点酒，是红酒吧？”

普京听到我提起了他和习主席，马上来了精神。他回答说：“上次我过生日，习近平主席请我，我们一起喝了伏特加，吃了点三明治，就像我们曾经是大学生时那样，谈着我们的理想。”

这个内部情报是俄罗斯记者站站长王斌采访前告诉我的。据王斌站长说，一年前，习主席访问俄罗斯时，普京宴请习主席，两人那天谈得很投缘。席间也是交杯换盏，持续良久。结果那天原定在宴会之后，两人要共同主持的中俄旅游年启动仪式和晚会被一推再推，从晚上8点一直推到快10点，普京才和习主席姗姗来迟。

将普京这样一位重量级的人物，用采访普通百姓或路人的方式引入央视屏幕，绝对是空前的。这样的设计存在着高风险，但由于普京的配合，这次采访非常圆满。

之后，在印尼举行的APEC峰会期间，习主席听说普京正好过生日，还专程请普京过来为他庆生，并专门准备了生日蛋糕。从那时起，两位领导人就建立起了良好的个人关系。据说，普京和习主席两人年龄相仿，经历也有不少共同点，两人都觉得，无论是性格、脾气，还是个人爱好、理想抱负都很一致，所以很是投缘。

“圆桌对话”持续到快要结束前，总统府的人再一次招呼服务员换茶。期间，和上一次普京找我“单谈”的一幕又一次上演了。他对着我说：“你们中国茅台很厉害，不过很好喝啊。”

我乐不可支地回应道：“是啊，不过今天我们是工作，要不然真可以上点茅台呢。”

普京听了后哈哈大笑起来。那感觉就像是那天“圆桌对话”的其他几位记者不存在似的。到这个时候，我内心里已经是乐开了花。采访中我希望问的问题，一个不落全部如愿以偿了，而且还意外收获了普京送来的厚礼，以及现场对我这个中国记者的特殊礼遇。这让我得意洋洋。不过，好戏还在后面。

一个半小时的“圆桌对话”结束后，按照事先的安排，普京还要再接受各位记者单独面对面的一段5分钟的独家采访。这也是俄罗斯方面为了让此次采访成功，刻意安排给各家媒体的一份特别待遇。采访地点在室外冬季两项看台的一处露天平台上，背景是冬季两项比赛开始和抵达的赛道，赛道远端高高地立着一个巨大的奥运五环。

到这一环节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天上飘起了雪花，伴着浓浓的雾气，四周一片白茫茫。先采访的是BBC和ABC等几家媒体。每次都是记者和摄像先在平台上做好准备，然后，普京身着一件半长的羽绒大衣，从旁边的房间里走出来接受采访。采访结束后他再返回房间，等待下一家的召唤。

看到普京一位堂堂大国的元首，像是一个电影里跑龙套的角色，一趟一趟地跑进跑出，我被他为了索契冬奥会，为了俄罗斯的国际形象所下的“血本”深深地震撼，真是豁得出去啊！对我来讲，这段5分钟的面对面我希望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实现《新闻联播》新闻短片那个“绝妙”的开场；二是我要问普京一个暗含涉及日本的问题，希望普京能够给出一个“挺”中国立场的回答。于是，我找到总统府新闻局的负责人，对他说我希望一会儿采访普京时先对着镜头说一小段开场白，请他同意。

新闻局的人一听我说，马上表现得很紧张，便问了我很多细节，比如你要说什么，多长时间，普京总统站在哪里等等。我一一向他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之后，新闻局的人跑进旁边房间里，估计是去征求意见了。一会儿，他和另一位像是他上级模样的人一起出来，那人又拿同样的问题问了我一遍。两个人犹豫了一会儿，相互用俄语交流了几句。最后，那个管事的人对我点点头，说了声“OK”。大功告成。

那天，似乎老天也特别照顾我们中国。轮到我采访普京时，雪停了，刚才还四处弥漫的浓雾突然间神秘地消散了。滑雪场内的几十盏场地大灯也全部亮了起来。背景衬托着五环标志，拍摄场景可谓再理想不过了。

普京带着灿烂的笑容向我走来，因为之前已经征得了他的同意，所以我放心大胆地跟他握手之后，一转脸直接对着摄像机说了我那段蓄谋已久的开场白。第一个目的就这样达到了。至于第二个目的，要直接让普京对着中国国家电视台，在中日问题上选边站会显得很唐突，而且，以普京的智力恐怕不会轻易表态。

于是，我选择了一个隐蔽一点的角度，问普京：“中俄两国除了在体育、奥运会等领域合作，在当今国际大是大非问题上立场其实也很接近，但最近个别国家的有些言行企图否定二战胜利果实，颠覆二战后确立的国际秩序，同为二战的胜利国，俄罗斯如何看待此事？”

我本以为普京会考虑一下再作答，没想到他接过我的问题，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二战的成果是不允许被动摇的。”斩钉截铁。

事后我想，也许普京早已料到我会问这样的问题，有所准备；或者他想在这个问题上侧面支持一下中国，以此答谢习主席决定出席冬奥会的深情厚谊；也有可能，这就是普京内心的真实想法，所以直接脱口而出。不管怎样，我拿到了我想要的采访。接下来就应该轻松一下，收场了。

我转过身，指指身后的滑雪场，问普京：“这是冬季两项的比赛场馆？”普京答：“是。”我问：“您觉得建设得怎样？”普京说：“很不错，应该是一流的。”

这个时候，那一天最让我意料之外，也是事后美美地窃喜了一阵的一幕发生了。普京突然改用英语，对我说：“我相信中国朋友要来的话，一定会喜欢上这里的。”同时他张开左臂，欢快而用力地拥抱了我一下。

这个拥抱被我们的摄像机记录下来的同时，也被在现场的王斌站长的照相机拍到了。王斌很快利用微信技术，将这个“历史性”的瞬间传回了北京央视的同事们，当晚在电视屏幕上，观众们就看到了“普京热情拥抱央视记者水均益”的画面。

王斌事后还略有遗憾，说照片上普京搭我肩膀的左手有点虚，当时他要是启动连拍功能就好了。而我已经很满足了。那一天，我对普京的采访可以用“圆满”来形容。我看到了普京的笑脸，多少年来少见的笑脸，而且是公开地、不加掩饰地，对着中国记者、中国观众以及全世界露出的灿烂笑容。

以我对普京的观察和了解，他不是一个随随便便表露情感的人。政治、国际关系这些高深的东西，在普京的手中早已达到翻云覆雨的艺术水平。也许那一笑并不能说明一切，也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会毫无保留地站在中国一边。冬奥会开幕时，普京牵着爱犬高调会见安倍晋三的场面，就让人看到了普京高超的平衡能力。但无论如何，中国在普京困难的时刻挺了俄罗斯一把，普京也在中国需要“盟友”的时候拥抱了中国，这就足够了。

第四章
Chapter 4　日本，听我对你说（续）

在我看来，日本现在主流的政治思潮，就是日本不愿意再以一个战败国的身份，委曲求全地被别人保护和制约着，而自己的军队却无权跟别人打仗。日本人认为，这不是他们这样的国家和人民所应该受到的待遇。他们不仅希望自己的国家是正常的，更希望自己的国家是伟大的。

我们中国人经常喊“小日本”，但在日本人看来，日本永远是大日本。

对于中国人来说，要真正认识今天的日本，第一步就是千万别把他们当“自己人”。

1．日本众首相，谁见我谁下台

2006年9月，日本换了首相，对华强硬的小泉纯一郎卸任，上台的是年轻的世家子弟安倍晋三。安倍上任后的第12天，就对中国进行了访问，也就是轰动一时的“破冰之旅”。第二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问日本，名曰“暖春之旅”。在温总理访问日本前，我应邀到东京首相府，对安倍晋三做了一次专访。就在那年9月，安倍突然宣布，因身体原因辞去日本首相。

我在济南采访福田康夫及其夫人后，向他们赠送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福田康夫此次访华被日方称作“梅花绽放之旅”。福田康夫解释说：这次访问始于一年中最冷的冬季，代表严冬的梅花之后，就是代表温暖春天的樱花，他借此表达对2008年胡锦涛主席在樱花盛开的季节访问日本的期待。值得一提的是，福田康夫的夫人福田贵代子从未在日本接受过电视采访，这次却和福田康夫一起出现在中国媒体面前接受访问，说明了福田康夫对中国的重视。

新的首相名叫福田康夫，这个名字给中国人的印象，就是动画片《机器猫》里的野比康夫。当时甚至还有网友恶搞说，这是令全世界儿童都振奋的消息！《机器猫》里老被人欺负的康夫长大了，大器晚成，成了日本的首相！这位充满卡通感的首相，上任三个月也访问了中国，先去了北京，又去了山东，我在那年的岁末12月份，在济南对他进行了专访。过了9个月，福田康夫也宣布辞职了。

这一次，首相的位子，轮到了资深政治家麻生太郎。2008年10月，他来北京参加亚欧会议期间，我在北京一家日本风味浓厚的酒店——长福宫饭店对他进行了专访。10个月之后，麻生太郎也辞职了。

这便是2006年到2009年间，日本首相上上下下的时间线，而穿插在这个时间线内，我对他们每一个人都进行了一次专访。所以，在我们《高端访问》栏目组，有这么一个段子：凡日本首相，谁要接受水均益的采访，短则三五个月，长则不过一年，就肯定会下台。当然，这只是句戏言，我肯定不能对日本首相们的政治生命负责，我也没那个神通，见到谁就把谁给鼓捣下去。

不过，在我这么多年的采访历程中，也的确隐约有着这样一些，貌似规律的东西，并非完全空穴来风。因为，除了日本这些首相，还有很多我的采访对象，也中过这种“魔咒”：

有一年我采访泰国总理他信，采访中谈到他的执政理念，以及对个人今后生涯的预测。他那时心里可能有所察觉，很伤感地谈到了未来的事情，谈到他如果政治失意会如何。三个月之后，他信黯然辞职跑到了英国，到现在依然无法回到自己的祖国。

巴基斯坦的总统穆沙拉夫，我前后采访他三次，最后一次采访之后不到半年，他突然辞职，出国，一直流亡海外。前不久，他还回巴基斯坦参加大选，一回去就被扣押了。

还有，我采访斯诺文尼亚的总统后不到半年，他就因为得癌症去世了。类似于这样的事情，用我们栏目组同事的话来说就是：“接受水哥采访，非死即伤。”也算是对我漫长的采访生涯，一种无伤大雅的调侃。

日本政坛走马灯换帅的这种现象，在世界范围内，算是独特的。这是日本政治的一种生态，也是源于日本社会的各种复杂问题。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尽管日本换首相很频繁，但是日本职能政府的运作，国家日常管理的政策体系，却并未受到这种更迭起落的影响。

这其中的关键在于，日本有一支非常稳定，而且完全按照规章制度办事的公务员队伍。上头再怎么换首相，政府各个部门的运作也不会受到冲击，基层的核心运作团队有章可循、有条不紊，中间力量非常稳固。

所以，这些年日本虽然首相换来换去，但是对于整个国家而言，了不起就是某个党派、某个人的政治主张，会在这一时期有所凸显，国家、政府总体的运作一如既往。如果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换个首相就重打鼓另开张的话，日本早就不知道被折腾成什么样了。

近年，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对日本的关注还是很密切的，可能由于我之前写的那篇文章《日本，听我对你说》，很多人也把我和日本在某种程度勾连起来。这种联系，其实有些无心插柳，作为一个记者，在完成《高端访问》栏目的过程中，我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对话政要的机会，而近年来，对日本政治家的采访的确也比较多。

我两年之内，连续采访三个日本首相，在这个过程中还采访了若干日本政界要员，包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村山富市等。鸠山由纪夫来访华时，我们也跟日本大使馆联系，希望能对他进行采访，但是迟迟没有得到回复。

栏目组同事们开玩笑说：“鸠山肯定知道你名声在外，不敢接受你采访，不然就得下台了。”但就算没有接受我采访，鸠山后来也还是下台了。可见我的“魔力”，远不及政坛风云难测。

2．狡猾的安倍晋三

在这一系列采访中，2007年对安倍晋三的采访，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因其过程跌宕起伏，结果又相当成功。

那年的春天，我们得到消息，温总理将针对安倍的“破冰之旅”做一次回访。当一国领导人或元首要对另一国进行访问时，受访国领导人按惯例，往往会接受对方国家媒体的采访，外交上管这叫作“新闻对等”。于是，在温总理出访日本前，我们向日本方面提出，希望对安倍首相进行专访。很快，日本方面回复，很欢迎中央电视台来日本专访首相。

尽管我此前做过多次高端访问，经常率一支报道组赶赴对方国家采访，但2007年对安倍的采访，依然是不小的挑战。

由于此前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漠视历史，不断在历史问题上挑衅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频繁参拜靖国神社，还发表一些完全违背历史事实，不符合中日之间长期共识和联合声明的言论，使得中日关系在其执政期间里，跌到了低谷，很多正常的国家交往都受到了严重破坏。当然，由于中日有着紧密而巨大的经贸往来，相互在贸易、投资等各个方面依存度很高，那时的中日关系呈现出的，是“政冷经热”的特点——政治上很冷，两国领导人基本互不来往，谁也不见谁。尽管小泉曾提过要见一下咱们的领导人，但是中方鉴于他的立场和表态，没有跟他进行过接触。经济上，中日那几年的经贸合作基本保持发展势头，也就是说，大家仁义不在买卖照做。

虽然安倍跟小泉同属一个党派，立场接近，安倍也曾是小泉手下的内阁成员，但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他上台之后，想要在外交上寻求一点突破，所以选择了中日关系作为突破口，上任后的第12天就访问了中国。

对于中方而言，只要日方能够在历史问题上正确表态，我们就愿意与之对话。安倍的“破冰之旅”之后，中日关系开始回暖，温总理在春暖花开之际启动“暖春之旅”，这无论在中日还是东北亚地区，乃至于全世界，都受到了很高的关注。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和时间节点之下，我们很期待通过这次采访，从安倍口中得到一些有新闻价值的访谈内容，当时纠结的点，不外乎是他对历史的认识；是否会去参拜靖国神社；对中日关系的发展有什么规划；中日关系是否就此回暖，从五年的阴冷走向温暖、走向欣欣向荣。这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也是我们希望了解的焦点。

出发之前，我们开了若干次研讨会，做了很周详的规划，除了在《高端访问》《焦点访谈》播出专访外，我们在当地也要做一些实时新闻和连线报道。此次采访不光对我，对中央电视台而言，都是很重要的选题。国务院、外交部对此次采访也非常重视，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鉴于当时的两国关系和政治氛围，上级将此次采访的基调定得比较积极，并非冷思考或是批判眼光的定位，总体来说，是带着揭示中日关系融合的必然性和现实需要，传递出一种积极的信息。所以我们在设计方案时，也非常谨慎，比如安倍的采访，我们之前列出了大概几十个问题，然后经过再三的取舍、不断的修订，经过电视台、我方外交部及日本外务省的审核，多次磨合沟通和修改。

比如，我们此前提供的问题里，既涉及了日本在历史认识态度上的问题，也涉及到东海油气田及钓鱼岛等热点问题。关于历史认识的问题，无论是中央电视台还是我们的外交部，都没有提出异议，但是日本方面反馈信息说，南京大屠杀的问题是不是就不要提了，还有关于7月的战败日、8月的投降日是否会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日本外务省认为，这是个假设性的问题，时间还没到，这么问会让首相很为难，所以也表示了委婉的回绝。

对于所谓的“新闻审查”、“新闻监管”，我一向认为需要客观现实地看待，不能过于理想化。如果你是默多克新闻集团下属的某个主持人，也许你可以骂美国总统，可以骂政客商人，但是你肯定不能骂默多克，这是现实。日本推崇新闻自由，但也不会无所顾忌，需要根据它的利益考量，对新闻做出相应的取舍。

如果我直接问安倍：你承认南京大屠杀吗？以他一贯的政治立场而言，他当然不愿承认，但他如果照实说了，不就成为中国人民的公敌了吗？又会再一次成为两国关系恶化的爆发点。所以，这样的问题修订，其实也在我的预料之中。我们的每一个采访，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困难，这种程度的修改和限制，对我而言已是司空见惯。

2007年4月，我率领一支报道组到了东京，而我手上那份被“蹂躏”多次的问题单，已经从最初的三四十个问题，变成了大概只有八个问题。在采访前一天，日本外务省一位相当于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官员，邀请我们中午一起吃地道的日本料理，谈谈采访的细节。

我们欣然同意，按照约定的时间，到了东京市中心，一处闹中取静的小院内。院内亭台楼榭，错落有致，翠竹摇影，樱花吹雪，犹如唯美的电影镜头一般，房间内都是日式传统的榻榻米，空气中飘着轻柔的和风乐曲。在那个幽静的空间内，我们报道组和日本外务省的三个人，吃了我此生最为精致但没吃饱的一顿饭。

日本料理本来就很讲究，餐桌上摆得规规矩矩，筷子要横放在筷托上，调味料都装在小碟子里，每道菜都小巧精细，服务也是相当的周到细致。但是，每道菜分量就一点点：一碗汤，那碗就跟我们的茶杯一样大；一个寿司，小小一块，上面盖一片绿叶子，也不知道能吃还是不能吃；一个大盘子上来，中间就一点点食物，也不知道是什么，听介绍才知道是海胆之类。我一边跟他们谈事，一边看他们怎么吃，跟样学样，省得露怯。

一顿饭下来，零零散散也吃了不少东西，但就是没吃饱。当然，也因为那天吃得不踏实，吃饭过程中，对方又拿着我们那张备受“蹂躏”的问题单，非常仔细地把每一个问题对了一下。我脑子里对这些问题已背得滚瓜烂熟，做过那么多人物专访，很少有像采访安倍这样，需要花这么多力气去筹备和策划，所以他说什么我心里都有数。

不想日方官员突然对我说：“水先生，希望我们达成一个协议，你采访时就按照这个问题单问，不要现场再添加问题。”他们都是搞新闻的，很懂这一套，知道我们记者有时候会突发奇想，张口就来，所以再三强调，不要节外生枝。

随后，他们拿出了厚厚一摞采访安倍的预案，就好像一套项目书，向我们介绍起采访的细节。比如说采访用什么方式，现场翻译坐在哪个位置，首相坐在哪个位置，我们几点钟怎么进到首相府，进去后先到什么地方……非常细致，细致到连我们摄像机在什么位置，摄像机旁边有个小桌子，桌子上会给准备一杯水，这水是什么水，都有详细的说明。

他们还跟我们协商，首相后面有一面国旗，应该摆在哪里，是左边还是右边。那面旗不是挂在一根杆子上，而是像易拉宝一样，有个底座，旗帜可以拉开。因为有时候电视采访时，被采访人后面竖着一根旗杆，挂着国旗，又没有风，旗子就会垂着。现在有些国家有经验了，在旗子后面撑根杆子，让旗子舒展一点。2013年我去伊拉克采访马利基，包括采访美国大使时，他们都是用这种方法。日本人更聪明，他们做一个底座，杆子是斜的，旗子挂上去自然就撑开了，自然舒展很好看。

类似于这样的细节，日本人做得精妙到极点，堪称全世界第一。这么多年来，我对于日本唯一刮目相看甚至肃然起敬的，就是他们做事的这种认真、精细，简直可以说是无以复加！

一年之后，我在北京采访麻生太郎，再次体会到这种细节主义。一样的提前给问题单，一样的多次沟通，一样是提前约喝咖啡，把所有细节过一遍。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当时我的问题中有关于中日贸易关系的内容，涉及到一些数据，多少年前是多少亿美元，现在是多少，哪些领域有待发展等等。日方先遣人员当时很仔细的，把我问题单上初步列出，甚至未经确认的东西，都抄下来带走。

等到采访的时候，我赫然发现，他们给麻生太郎准备了一个双面的大题板，正面是日文，写着我那个问题涉及到的、可能回答的数据，而背面，也就是麻生太郎举着这个板子，面对我的那一面，是用中文写上的同样的数据。这让我非常吃惊，这个采访，他们不光想到了为首相服务，也为采访的记者服务到家。

日本人的精致，不仅表现在工作和公共事务上，也渗透在他们生活的每个细节。记得有一次，我采访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采访中，他拿出一个小小的铁盒，一摁就弹开了，成了一个小的烟灰缸。桥本说，他偶然从随行官员那里看到这玩意，眼前一亮，从此走到哪儿都揣着这个小盒子。

在采访的尾声，我拿出了一幅吴昌硕的《桃花图》复制工艺品，赠送给安倍晋三。采访中，安倍晋三提到“要用谦虚的态度对待历史”，暖意融融。谁知从那之后，很快日方就变脸，中日关系开始恶化。日本政治家的虚伪可见一斑。可惜了，我那幅《桃花图》，挺贵的。

他告诉我，他有次出访美国，在白宫等候与美国总统会见，突然烟瘾犯了，要抽烟，但白宫的人不让抽，说他们没有准备烟灰缸。这时候，桥本神气地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小铁盒，说：“没关系，我自带了。”

这种便携式的烟灰缸，是日本人众多精巧的发明之一，在欧美的一些国家，随地弹烟灰、扔烟头是不允许的，日本人就发明了这个，抽烟时烟灰都弹在铁盒里，抽完了盖子合上自己带走，既干净又优雅。当然，如今许多国家实行了更加严格的禁烟措施，这个便携式烟灰缸也就很难派上用场了。

有了这些精细的准备，第二天我们在首相府对安倍的采访自然很顺利。虽然此前日方多次打招呼说，要严格按照问题单提问，但是我仍然延续了一贯“无组织无纪律”的采访方式，因为专访本身是一种交流。

比如，我坐下来之后，问首相：“去年你对中国的访问好像很不错？”这就是一句寒暄，不算一个问题，但也蕴含着很大的信息量。他回答问题时，说到某个细节，我很有兴趣，那肯定会追问一下。

当说到中日关系时，安倍说：“我去年做了一个破冰之旅，今年温总理马上要来，我们希望中日关系迎来一个新的时期。”说话间，他提到一句话——“应该让历史的事情成为过去”。

我马上接话问他：“历史当然应该成为过去，我同意您这个看法。但是首相先生，在成为过去之前，我们是不是起码要先让历史成为公认的历史，不要在历史的问题上产生歧义？现在很多人关心的是，日本政府包括你本人，到底对60年前那段历史，持有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这个预设外的追问抛出去之后，安倍的语速明显放慢了，倒不是说他没有一点准备，我相信这个问题在他脑子里绕了不知道多少遍，只是他显得非常慎重，小心翼翼地选择每个词句。通过现场的翻译，我听到安倍说：“我们需要谦虚地对待历史。”

现场我并没有多想，认为这可能是日语的现场口语翻译，未必准确。因为“谦虚”这个词，听上去意思有些含糊。它在中文里是一个褒义词，以虚心、谦卑、谨慎的态度对待问题，谦虚使人进步，但在谈起中日这段历史，使用“谦虚”这个词，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我一时不曾意会过来。

后来，我们节目播出时，专门请了日语翻译来校对，好几个翻译都说，安倍的确有意使用了这个词，而且在他嘴里，这个词是独创的。他就是想表达：中日两国都要谦虚地对待历史，我会虚心地听你们的意见，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要过分地强迫对方，也不要把问题放大，对于这段历史问题，双方都需要谦虚、低调地对待。

这是个很滑头的说法，他故意用了这么一个独辟蹊径的词语，对历史问题既表了态，又留下一些回旋的余地，让你抓不着他的把柄。

专访播出时，我们使用了安倍的原话。观众对“谦虚”一词，一度热议，不少人提出了质疑，有人甚至怀疑我们，是否准确地翻译了安倍的原话。

那是我第一次和这位日本政客打交道，透过他“谦虚的”外表和话语，我认识到，安倍虽然年轻，五十岁刚出头，但是作为新一代的日本政治家，有他狡猾的一面。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在我们去日本之前，时任外交部长李肇星在那年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中日关系时，引用了日本京都郊区一个寺庙一副对联上的五个汉字：大道没遮拦。意思是中日友好世世代代，如历史潮流浩浩荡荡，这是条正道，是大势所趋，这样走下去，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拦。

这五个字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于是通过日本记者站的同事，想办法联系到了这家寺庙。为了这五个字，我们一行专门从东京坐新干线到了京都。

在征得寺庙拍摄的许可后，我站在那副对联前，录下这样的评论：

“京都是日本有名的古都，它是当年仿造唐朝长安建造起来的，在这里，我们到处都能看到中日文化交流与融合景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京都之所以能够在炮火中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首先要感谢一个中国人——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当时梁思成做了大量的工作，说服了进攻日本本土的美军，重新调整轰炸日本本土计划，日本古城京都、奈良因此完整保留，时至今日仍然能够展示它独特的日本古城风韵。

“这里是京都南郊的万福寺，在我身后有一个条幅，上面五个遒劲的汉字尤为醒目。这是今年两会期间，中国外长在谈到中日关系时，特意提到的五个字。看到‘大道没遮拦’这五个字，让我十分感慨，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中日友好合作、共同发展是无可遮拦的大道，对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来说，唯此大道才是功于今日、造福未来的正道。”

在当时那种春暖花开、冰消雪融的氛围下，我无法想到以后的事情，只觉得中日似乎要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但是，没想到五个月之后安倍就辞职了，也没想到，日本政坛在那之后还有更多的跌宕和变化。更让我没想到的是，2012年随着日本政府的“购岛”闹剧，中日在钓鱼岛的争端全面爆发，中日关系跌到了冰点。

从2007年到2009年，两年左右的时间里，我连续采访了三位日本首相。而那时的中日关系，一度让人感觉乐观。尽管冷静的观察家们，对当时中日关系的评论是“喜忧参半”，但从安倍的“破冰”，到温总理的“暖春”；从福田康夫的“梅时节的访问”，再到麻生太郎金秋十月的“收获之旅”，中日双方利用文字游戏，记录下了这一段难得的温暖时期。

只可惜，那段温暖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很快，鸠山由纪夫带领民主党，一举打破自民党长期统治日本政坛的局面，击败麻生太郎，登上了首相宝座。中日关系在一段混乱之后，又因为“撞船事件”和之后的钓鱼岛，一下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今天的中日关系，已不再是“喜忧参半”了，而恐怕是退回到邦交正常化之前的原点，甚至徘徊在战争的边缘。

3．不要把日本人当“自己人”

2007年采访安倍的时候，当时的驻日大使，现在外交部部长王毅请我们吃饭，交谈中，王毅意味深长地跟我说了一番话，核心意思是说：其实今天我们很多国人对日本社会、对日本人的认识，有一定的偏差。很多人感觉日本人跟我们是邻居，拥有同样的文化传统，甚至在历史传奇、小说当中的描述，是秦始皇为寻仙岛，派徐福率领三千童男三千童女出海，到了日本，繁衍生息。所以他们与我们是同一祖先，应该是我们的“自己人”。

表面上，我们的确有很多相似之处，也用筷子吃大米饭，也用酱油、醋等调料，大街小巷的日文招牌中还能看见不少汉字，在历史、文化、文学中，也有许多接近中国，或者说是接近亚洲的种种迹象。但是，从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就已经大踏步地西化。换句话讲，今天的日本人虽然手上拿着筷子，吃着米饭，但心里却是西装革履燕尾服的西方人。实际上，日本人骨子里早已不是我们中国人的“自己人”。我们今天看待日本，应该换一种角度，把距离拉远一些，从更广更深的视角去看待日本人。

我当时大有茅塞顿开的感觉。这些年，我采访日本的政治家、作家及社会各界人士，在新闻报道中跟踪了解日本的社会，也的确有类似的感觉。

我最近几次去日本，晚上灯火辉煌时，在东京大街上看到那些日本人，他们长着一张张亚洲人的脸，跟我们上海人、江苏人、山东人没有区别。在新宿、银座这些高档时尚地区的年轻人，也像北京的三里屯、CBD里的年轻人一样，染着各种颜色的头发，穿着各种时髦的服装，没有什么两样。但内心里，他们不一样。

日本现在的主流人口，是二战之后出生的几代人。他们像欧美发达国家的老百姓一样，平日不关心政治，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也是相当模糊的。有一次采访之余，我在银座的一家小酒吧里，遇到两位日本年轻人，和他们的一番聊天让我大为吃惊。

在他们看来，70年前的那场战争，日本也是一个牺牲者，日本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被扔过原子弹，被占领过，也死了很多人。这段历史对他们来说，是一段屈辱的历史，是希望彻底被翻过的一页。现在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他们更希望翻开新的一页，他们希望日本成为和别的国家一模一样的正常国家，就像英国、法国、德国那样。而中国、韩国这些国家，一天到晚来跟他们纠缠历史问题，在他们看来这属于冷战思维。

记得其中一位在喝了一大口清酒后，对我很激动地说：“大家应该多看看新的世界，看看日本对世界做了多少贡献——多少高科技产品、多少台电视机、多少台丰田汽车、多少发明创造。一天到晚抓着过去一些说不清的事情不放，是不公平的。”说实话，这是我这些年从日本人那里，听到少有的关于历史和政治的发言，一般日本人根本不会谈论这些，当然，这也要归功于那几杯日本清酒。

前一阵，在中国有一位常写评论文章的日本80后，名叫加藤嘉一，他常驻北京，还有一位中国女朋友（也许现在已经是他夫人了）。加藤经常给中国各个报纸、杂志，写一些关于中日的时事政论评论文章，出过书，还活跃在许多电视台的评论栏目上。我的《环球视线》栏目就曾经在日本“3.11大地震”时期请他做过嘉宾。

小伙子看上去温文尔雅，很懂礼貌，对中国也很了解。他曾经还跟我开玩笑说：“日本人称我为‘日奸’，我的情感和观点，很多时候都是站在中国的出发点上的。”然而，在日本抓扣中国船长以及之后的钓鱼岛事件出现后，加藤嘉一的评论和分析，被很多中国网民炮轰，甚至骂他是日本特务。

2012年，加藤嘉一在南京一家书店举办签售活动，在回答有关中日历史问题时，没有正面回应，而是建议提问者尽量通过接触不同国家地区各种各样的信息进行独立思考，才能逐渐走近历史的真相。对于南京大屠杀，他含糊其辞地表示：“我始终不明白。”

后来，加藤嘉一由于被曝学历经历造假遭到质疑，据说迫于压力离开中国去了美国。加藤曾经送过我他写的书，在书中，加藤试图解答“站在历史的拐点，日本人究竟要建立什么样的家园，支持什么样的发展，追求什么样的幸福。我们在世界上的位置在哪里，在发展中的灵魂又在哪里……”

撇开他的造假风波，在我看来，加藤代表了今天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年轻人的真实面貌。他们生在战后的日本，长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的繁荣年代；他们热爱自己的国家，但又为它忧心忡忡；他们接受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崇拜奥巴马式的人物；他们追求独立的思考与判断，但似乎并不怀疑教科书里告诉他们的历史。

在我看来，日本现在主流的政治思潮，就是日本不愿意再当“三孙子”了，不愿意再以一个战败国的身份，委曲求全，不愿意再忍受被别人保护和制约着，而自己的军队却无权跟别人打仗。他们认为，这不是他们这样的国家和人民，所应该受到的待遇。他们不仅希望自己的国家是正常的，更希望自己的国家是伟大的。我们中国人经常喊“小日本”，但在日本人看来，日本永远是大日本。对于中国人来说，要真正认识今天的日本，第一步就是千万别把他们当“自己人”。

2007年4月，在采访完安倍晋三之后，我们特意来到日本京都南郊的万福寺前，拍下我身后这副对联。上面有李肇星外长在谈到中日关系时，引用的五个汉字：大道没遮拦。

最近，不知何故，网络和微信上在传我2004年对话日本茶道大师千玄室的《高端访问》，我把节目翻出来看了下，感觉茶道大师当时的很多话，在今天看来很是意味深长，它也许能帮助我们看清今天的中日关系，至少有助于我们再一次认清，日本这个和我们中国人一样喝茶的民族，其实和我们不一样。于是，我把当时专访的部分摘录如下：

今日庵，这是一个看上去十分安静简朴的院子，然而在这里，却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人都留下过足迹。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法国总统希拉克。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曾经说过，每次到日本访问，无论多忙，他都要抽空到这里品上一碗茶，看到茶碗里绿色的茶沫，他在纷繁世界里奔忙的心才能静下来。

这个院子位于日本京都，它属于最大的茶道流派里千家，而这次接受我们采访的，正是能带给这些政治人物静气的里千家第十五代掌门人千玄室。

水均益：您今年高寿81岁，在日本和全世界享有很高荣誉，甚至有人说您是茶道的宗师，那么我想问一下在您的心中，茶是什么？

千玄室：对我来说，茶并不仅仅是一种饮品，而是人与人、心与心之间交流的一个重要媒介。在日常生活中，人和人在互相交流时，要想在短时间里达到知心的程度，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通过彼此敬奉和饮用一碗茶，我给您点一碗茶，您来喝这碗茶，这要经过很多程序、动作，主客之间通过点茶、敬茶、喝茶等动作，是可以交流彼此的感情和心情的。

水均益：那么我理解茶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媒体，通过茶，刚才您说的有交流，甚至有一种心与心的交流，甚至可以达到一种境界，是这样吗？

千玄室：是的。这就是我们所提倡的茶道中的“道”的境界。茶道是一种通过喝茶修心的道。人的心灵应该时常拂拭，这样才能让自己的内心世界越来越丰富。

水均益：您作为宗师，有没有可能用一些最简单的语言，给我们讲讲何以为茶，何以为道？

千玄室：饮茶的习俗在古代是由中国传到日本的。但是，日本茶道与中国人的喝茶非常不同，日本讲究茶不是拿过来就可以随便喝的，它要有一定的规则程序，就像搞体育活动一样，也需要有个规则，并且必须遵照规则来进行这项喝茶活动。茶道的精神就是蕴含在这些看起来很繁琐的喝茶活动之中的。

水均益：一般人会这么想，喝茶首先第一个要素就是解渴，我渴了我就把它喝了就可以了，它怎么能够升华到一种道，甚至一种道理？

千玄室：如果单纯是为了解渴，茶道中很多繁琐的礼仪就没有意义了。其实，人通过做繁琐的事情，才会意识到自己有很多的烦恼，而通过复杂繁琐的点茶做法，就可以使人忘记这些心外的琐事，变得心平气和。你要知道，人要做到心平气和可不容易呢，比如，我们平时喝茶时，可能会一只手去拿起茶碗来喝，也可能双手端起茶碗来喝，但单手拿茶碗喝茶就不如双手端起茶碗来喝美观、安全，茶道就要求用双手端起茶碗来喝。茶道就是这样通过对一个个小的言谈举止的合理的规定，使茶道修行者逐渐成长为一个举止大方得体，心平气和的人的。

日本古代并没有茶树，也没有喝茶的习惯。茶叶直到唐宋时才从中国传到了日本，那个时候茶叶非常珍贵，所以茶道是贵族和武士才能享受的。在丰臣秀吉统治时代，茶道大师千利休化繁为简，去掉了人为的装饰，使茶道摆脱了物质束缚，还原了淡泊的面目。

在以后的年代里，千利休的弟子们对他的茶道理念加以继承和发展，使茶道成为一种生活化的艺术。日本的风俗、习惯、衣食住行、瓷器、漆器、绘画，甚至文学，全都蒙受了茶道的影响。它不但弥漫于贵族们高雅的楼阁，而且也渗入了平民的家家户户。甚至有了“没茶气”这样的俗语，意思是说某人对亦庄亦谐的趣味非常愚钝。

茶道“里千家”就是由茶道始祖千利休的小儿子继承发展而来的，历届日本首相每年元旦都有亲自赴京都接受里千家献茶的习惯，而在日本许多重大祭奠中，也都会安排里千家的献茶仪式。因此，在有些人眼中，里千家茶道留下了华丽的印象。

水均益：您的祖先，千利休先生曾经说过，茶道可以把它回归到非常简单的方式，就可以在两张榻榻米上进行，我理解的茶道实际上在于，它在最简朴的条件下也可以发挥它的精神。

千玄室：茶道讲求“和、敬、清、寂”这四个字，“和”即和平的和，要人做到和平相处；“敬”即要发自内心去尊重别人，不从内心尊重是不行的；“清”不仅是指环境的清洁，还包括净化心灵及发自净化了的心灵的言行；“寂”就是很沉着、很冷静，不因外界的变化而动摇的寂然不动的心境。在日本的战国时期，当时社会动荡不安，就特别需要这种精神，武士们卸下腰刀放在一边，大家促膝而坐，来品一碗茶，在草地上也可以，在一条榻榻米上也是可以的，无论任何时候都可以喝茶，千利休居士就是这样开始他的茶道的。茶道至今已传了四百多年，一直到现在。

采访日本茶道大师千玄室。茶道、武士道体现了日本民族性格中复杂矛盾的两个立面。千玄室说，茶道讲求“和、敬、清、寂”这四个字，讲求人人平等，“就是因为不喜欢茶道的人掌了权，日本才被引上了邪路。”

水均益：要是喝一次正宗日本茶道的茶，需要大概多少工序？

千玄室：日本茶道喝茶的做法是这样的，喝茶之前，先要用点心，吃完点心之后，把盛点心的纸放起来，再喝茶。如果吃不完剩下了就用纸包好装在和服袖子里边，然后再喝茶。喝茶时，要先把茶端过来，说一声感谢，然后再喝。一定要两手端着茶碗喝，一口一口地细细地品尝。茶碗中是绿颜色的茶，而绿色是大自然的颜色，这口茶喝下去之后，您就会觉得和大自然融为一体，变得心境平和了。

水均益：还有茶碗要转两下，把最美丽的图案对着自己或者对着主人。

千玄室：客人在喝茶时，通过转两下茶碗、避开茶碗的正面来喝茶，是为了退让一步，表示自己的谦卑。你知道，随着长大成人，我们很容易变得傲慢，这样是很不可取的。不论什么时候、什么人，都要发自内心地谦虚一些。

水均益：其实这些形式、这些可能有的人说是类似繁文缛节的形式，它的目的已经不在于形式本身，而在于通过这样一个形式让您的心灵得到一种净化，或者说一种升华，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千玄室：您的理解是完全正确的。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政治家还是经济人士，还是学者，如果人与人之间不能真诚相待是不行的。而且无论您的地位高低，都不能忘了自己是从什么地方开始起步的。人永远不能忘本。

茶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不管您是地位高，还是地位低的人，没有什么区别。若您对地位高的人是恭恭敬敬的，而冷淡地位不高的人，这是不应该的，茶道讲求人人平等，没有人格的差别。正因为这样，茶道才在日本持续了四百多年。

水均益：共济一堂喝一碗茶，我从您的话里能听出来无论是年长、年幼的人，无论是普通的人，还是尊贵的人，或者说一般的人，还是像您这样大宗师这样的人物，其实喝茶都是一样的。

1923年4月19日，在京都的今日庵，一个男婴呱呱坠地了，他就是千玄室。千玄室的诞生给这个世世代代靠长子传承的茶道世家带来了希望。但是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茶人，千玄室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他每天除了学习书法、绘画，还要练习插花、点茶。然而，要想成为掌门人，最关键的还是要到寺庙里去修行坐禅。为此，从打扫庭院开始，千玄室在日本有名的大德寺和妙心寺共修行了33年。

在接受茶道训练的同时，1942年，千玄室也和其他同龄的孩子一样进入了大学读书。1944年，千玄室正在日本同志社大学经济系学习，还有两年就能顺利毕业了。然而此时，日本军国主义挑起了太平洋战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千玄室的身边走开步入了战场。就在这个时候，修行平和的茶道，并且一直为继承家业而做准备的千玄室也被迫参加了军队，21岁的他经过训练，后来成为了日本海军的一名飞行员。这支军队历史上叫“神风突击队”。

水均益：您是不是当时已经喝了壮行的茶准备要上战场了？

千玄室：是的，当时我和战友们共喝一碗茶后，大家就准备登机出击了。当时出击得接到命令才能起飞，但只有我一个人没有接到出击命令。后来我曾经三次去请求命令我出击，我说我想和队友们一起出击，但是队长对我说，让您出击的命令还没来，再等一会儿，肯定会来的，您再等一会儿。我提出的三次要求都被拒绝了。当我第三次去的时候，战争结束了，于是我就得救了。说实在的，当时我要是和战友一起出发的话，应该早就死了。所以说，我对自己能活这么大岁数感到非常不可思议。现在想来，我如果在战斗中死了，我的心情可能会安慰一些，会觉得对得起那些战友。

水均益：您是茶道世家出身，耳濡目染受到茶道的熏陶，我相信包括茶道里这种和平，但是您却像刚才您说的，参了军，而且您愿意去，几次要求上战场，甚至您刚才说，您没有和您的同伴一起上战场，而感到有些遗憾，这中间是不是有冲突？

千玄室：当时我参军是因为我愿意为战争而死，我想让战争早日结束，而要想结束战争，我们就都必须死掉。我参军的目的不是为了去进行战争，而是想通过我们的勇气来把战争早日结束，没有任何人会主动愿意去参加战争的。现在想想，在当时即使死了也是没用的，一点价值也没有的，但是当时我们想的是，只要我们不死，战争就结束不了。

参军后，千玄室几次请求参战赴死，他的目的是为了早日结束战争。而他的祖先千利休也是因为阻止战争而死的，这是千玄室从小就知道的故事。

四百年前，为了扩张势力和丰富资源，丰臣秀吉决定侵略朝鲜，也就是那时的高丽，然而，作为丰臣秀吉的茶头和政治顾问，千利休却认为侵略行为不可取，并预言这次战争会失败，利休的言行引起了丰臣秀吉的强烈不满，于是他以莫须有的罪名勒令利休切腹自杀。在当时的日本，作为臣子的千利休，这是一个必须执行的命令。正所谓“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

在自杀的这天，利休邀请他的几个弟子举行了临终茶仪式，在静静的茶室里，他一一为客人敬茶。之后，利休将各种器具一一赠给了在座的弟子，只留下自己的那个茶碗，“被不幸者的嘴唇玷污过的茶碗不应该再让别人使用”，他说完就把茶碗打碎了。

水均益：这种事正好能够说明这么一个现象，实际上像追求和平、追求平和的茶道，在有些极端情况下也是无法阻挡战争的，有时候甚至会被战争逼迫，像您刚才所说，甚至是无法抵抗战争有的时候这样一种逼迫，甚至是无奈的境界。

千玄室：利休居士是为了和平剖腹自杀的，他当时剖腹用的刀，现在还在我家里保存着。对我们来说，这是最宝贵的和平的象征，每当我看到那把刀，就想到利休居士的确是想通过茶来实现和平的，他和当时最了不起的人丰臣秀吉抗争，劝他们不要进行没有意义的战争。日本是受到中国、高丽的文化恩惠的，大家应该和平相处。这个世界应该维护和平稳定，光靠用嘴来讲是没有用的，我要用全身力量来努力，通过茶道来传达这种理念，这是我最忠实的心情。

水均益：对于您祖先这些经历，包括您个人在战争时期的一种经历，使得您最后对战争、和平这种关系，产生切身的，甚至是更深刻的一种认识，于是您提出一个口号，叫作“一碗茶里的和平”。

千玄室：是的。茶道的挂轴中常见的是画了一个圆圈的挂轴，这个圆圈既意味着开始又意味着结束，大家都是在这个圆圈当中生活的，在一个地球上生活的，世界应该努力和平相处。

在日本的传统文化中，尚武好勇的武士道与平和尊礼的茶道是日本民族性格中的两极，在两极之间是复杂的、很难读懂的日本：周到礼仪与残忍征战；优雅插花与躁动尚武；平和茶道与张狂扩张；执着尊古与顺势而为……民族发展的特殊历史将这些似乎矛盾相斥的特点糅为一体，构成了独特的日本文化。

但是，通过茶道和武士道这两个看上去的两极，也许是了解日本文化历史发展的一个途径。

水均益：您有没有感觉其实在战争时期，就算美好、平和的茶道实际也受到破坏，甚至给人感觉，这么好的东西在战争时期无用武之地，有的时候甚至是无奈。因为如此高尚和平的这种茶道，挡不了战争，挡不了人类丑恶的心灵。

千玄室：茶道在战争中也是可以起到一点点作用的。你知道，武士是不能挎着刀进茶室的，必须把刀放在茶室外面，这是规则。茶道是崇尚和平的，大家不要忘了，茶室是一个能坦诚、开诚布公地相处的场所。

水均益：我相信在战争之前，茶道的流派已经在日本有了很大的影响，据了解，当时日本政界、军界的高级官员，也经常到您的家里座谈茶道，他们进去之前把刀放在外面，但是他们出来之后，还是把刀别上，而且发动战争。您看到这种状况，是不是心里很难受？

千玄室：来我这儿喝茶的人，无论是军人，还是经济界的人士，大家都是主张坚决不能介入战争的人。因为他们是反战派，所以后来很多人都被罢官了。

水均益：如此流行，而且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像您刚才所说的，包括日本还有其他的传统，非常好的传统，您觉得为什么最终这些好的传统没有阻止日本当时侵略战争，没有阻止过军国主义的脚步呢？

千玄室：在战争的时候，就是因为不喜欢茶道的人掌了权才把日本引上了邪路。他们不理解茶道，茶道对他们来说也就没有什么意义。

游走生死边缘更觉生命可贵，奔走全球宣传“一碗茶里的和平”，推广茶道注入现代经营理念，吸引各国名流政要品茶论道，走进中国受到邓小平的鼓励，提倡和平步入联合国举办茶会。

战争结束了，死里逃生的千玄室回到了故乡京都，然而他发现这个故乡已经不再是他离开时的旧模样了。

为了占领改造，当时美国军队鼓励军人学习日本文化，了解日本。千玄室的家里走进许多前来学习茶道的美国军人。通过和这些人交流，千玄室也对这些美国士兵产生了兴趣，增强了他向西方世界推广茶道的信心。

1952年，29岁的千玄室虽然没有护照，但他还是踏上了到美国夏威夷大学留学的道路。在美国留学期间，千玄室不忘宣传茶道，在那里成立了夏威夷分会，受到了当地人的热烈欢迎。

推广茶道，如同少年时代学习插花、书法、绘画一样，都是为成长为掌门人而做准备的。然而千玄室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成为日本最有影响的茶道世家掌门人的过程竟是那么特殊。

水均益：在您39岁的时候，也就是1962年正式变成您家族茶道的掌门人，您还记得当天的情景吗？

千玄室：记得非常清楚，当时由于我的父亲突然去世，我必须马上继承这个家族。继承掌门人的时候，我的心理准备还不是很充分。作为掌门，我觉得自己还要认真地继续修行，所以当时我对自己的要求还是非常严厉的。那时我才真正体会到对自己要严格、对别人要温和这句话的真正含意。在中国好像有这么一句话，待自己如秋霜，待他人如春风，我对这句话非常感兴趣。

水均益：继承掌门人之后，您家族的茶道流派并不是最大的。但是后来到今天，您实际上把它变成了日本最大的流派。很多人研究您的做法，包括您如何使家族茶道变成最大的流派，您有什么秘诀吗？

千玄室：首先自己必须谦虚，这是最重要的。不要光看自己脚下的那一点点，视野应该开阔一些。不要光看自己眼前的一点点东西，要看得更多，而且凡事都要有个乐观的心态，无论什么事都要向前进，这是我经常督促自己要做到的一点。

大学时主修经济、拥有现代企业家智慧的千玄室在全球展开了他的茶道交流宣传计划。现在在日本有600万人修习茶道，而这其中，60％学的都是里千家。

在中国，从1979年开始到2001年的22年间，茶道里千家共派出了100次访华团进行交流，不仅如此，千玄室还于1994年在天津创办了里千家茶道短期大学，今年这个学校已经迎来了它的十周年庆。

由于茶道的广泛影响，里千家的今日庵每年都要接待很多政治家，这间小小的屋子里就坐过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元首，暂缓一下匆忙的脚步，品一碗绿色的茶，想象一下世界的“和敬清寂”，这正是千玄室提倡的“一碗茶中的和平”的真意。

水均益：您如何看待茶道在世界上受到这样的礼遇？您觉得里面的根本是什么？

千玄室：可能主要是因为茶道讲求心和心的坦诚交流吧。主人专心致志地为客人点茶，客人也是认真地关注主人的点茶，点茶、奉茶、品茶后彼此会心的笑脸，这些都不用太多的语言就可进行心与心的交流，这确实是很难得的。

水均益：世界各地，包括您在京都的今日庵里接待很多著名的人士，这当中有没有一些给您留下印象深刻的？

千玄室：印象很深的应该得说还是邓小平阁下。当时，在人民大会堂邓先生喝了我点的茶后，说了一句话，“这茶喝起来让人感到很平和，你一定要把这种平和的心境传给中国人”。就这样，托了邓小平阁下的福，我才来到中国传播茶道。另外，我和安南秘书长的交情也有十五年多了。三年前，在美国“9·11”恐怖事件发生之前，我还曾经在联合国举办了一次大茶会，当时茶会做得很出色，世界和平是联合国努力的目标，他们能邀请我去举办茶会，大概也是因为茶道崇尚和平的缘故吧。

水均益：很多人在喝了您献的茶之后，他能感受到这种心情的一种升华或者一种美好的感觉，您能看出来吗？

千玄室：是的，我向他们去献茶，无论是战场还是一般的地点，我都可以向对方献茶。主人点茶的时候要想着对方，举办茶会都要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这个事情。我们做事不要先考虑自己的利益。如果说不能发自内心去敬奉对方的话，那是不行的，和平也是这样的。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应该拥有这种心情，即必须先把自己给抛开，抛开自己，为他人奉献。我不知道我晚年还有多长时间，我将在有生之年继续奉行我这一理念。

4．我是“反日分子”？

几年前，我的那篇《日本，听我对你说》在很多网站、BBS、博客广为流传，甚至也转到了日本的网站上，传播范围之广，是我所未曾预料到的。可能是大家觉得这篇文章写得不错，可能是我有一定的影响力，也可能是因为中日关系一直都是舆论界、学术界包括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中日两国之间太多恩恩怨怨，两国人民都觉得拿不起、放不下，耿耿于怀，经常闹心，时常还会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波澜。

2007年我们去日本采访安倍晋三时，现任外交部长王毅当时在日本任大使。在采访前一天晚上，王毅请我们到使馆吃了顿便饭，并提醒我，安倍出身于日本政坛上的世家，他是战后的一代，心里对中日友好已经很淡漠，可能会说一套做一套，他对于中日关系有自己的想法，有时还可能是很危险的思维方式。当晚和王毅的谈话，使我获益良多，对我以后报道日本的工作，起到了很大作用。

我从不去网上发表评论。一般上网，也就是看看国内外新闻，找找资料，收发邮件，其他的我都尽量敬而远之。网上的各种论坛我也只是偶尔浏览一下，但时常会有朋友同事的话传过来，说在网上又看见一篇我写日本的文章，我当时就很纳闷，我又写什么了？

后来，我就去搜了一下，原来是有人在我写的那篇文章后面，模仿我的文风和笔法附了一篇文章，内容是号召同胞们要抵制日货，反对中国利用日本援建的方式来建高铁。文章里以我的立场和口吻说，我做了一个调查，发现在日本的智库决策层里，有个秘密的计划，日本要在2015年灭亡中国，为此他们制订了一套二三十年的战略、军事、文化的严密计划，说得有鼻子有眼，哪一年会怎么样，哪一年又会怎么样，非常耸人听闻，也极具煽动性。

这篇文章不是出自我手，我也不曾在任何场合说过类似抵制日货这样的言论。首先我作为央视主持人，肯定不能在新闻报道和节目里这样煽动民意，其次我个人也并不支持这样的观点，无论两国关系如何，用抵制商品这样的方式对抗，在贸易全球化的时代，是不可能的，在我看来，这是个低级的策略，而且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不是一个可取的方法。

刚开始我没有太当回事，但是这篇文章越传越广，后来有两件事，让我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很严重。

第一次就是2007年采访安倍的时候，我们向日本使馆提出申请后，对方很重视，据说开了好几次会研讨，后来原则上答应了，但是使馆的一个参赞提出约见我，当时我还以为是要谈一下采访目的和准备提出的问题。结果，我和日本使馆的一个政务参赞及负责宣传的官员见面后，他们提出一个问题，让我大吃一惊。

他们说：“我们上网查了一些资料和文章，有人说水先生您是一个反日的代表人物，您写过一些类似于抵制日货，对日本颇有微词的文章，好像您个人持有一种反日的观点，对此我们忧心忡忡。因为如果一个记者带有这么强烈的个人观点的话，在我们看来，就不太适合于采访我们的首相。”

我当时听了以后哈哈大笑，对日本使馆的外交官说：“你们这个消息不准确，我的确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日本，听我对你说》，这个毫无疑问。今天我并不知道你们要谈论这个话题，如果知道的话，我应该把那篇原始的文章拿来，给你们看看。在那篇文章里，我叙述的是我采访的经历，我对中日关系的观察和疑问，如果说有比较刺激的言论的话，只有一句，我引用一个朋友在酒后的话：谁把日本给‘灭’了，谁就马上会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这是一种情绪的表达，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一种写作手法，并不是我提倡中国人现在把日本灭了，只是表明一些中国人的心态，也是对中日关系的不满。

“现在网络上以讹传讹的事情很多，也有人恶意地做一些张冠李戴的事，我不知道您看到的文章，是不是我的原作。作为一个记者，我并没有在公开的节目和报道中，表达过这种观点，但是我认为我有言论自由，在我的书和文章里，我表达一些自己的情绪，无可指责。至于你提到的抵制日货之类的观点，我建议你们好好查一下，我可以明确地告诉您，我没有写过类似的文章，对于这种观点，我也并不支持。

“我首先是一个记者，有着多年的新闻从业经历，我相信我的职业操守，也相信我作为记者的客观性，个人的情绪不会带到采访和节目中，这一点你们完全可以放心，如果在采访安倍首相的事情上，你们有这种顾虑，我能做的陈述就是如此。如果你们因为网上的一些文章和资料，轻易判断我是否有资格采访你们的首相，我觉得这个态度是不妥的。当然，决定权在你们手里。”

我当时内心也有些不爽。首先我觉得没必要去解释什么，因为他们提出，如果我反日或者对日本有意见，就不能采访首相，这个前提就不成立，我也不喜欢这样的观点。其次，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就抛出这么一个问题，好像有些兴师问罪的感觉，让我觉得很不舒服。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我不需要就这个问题做辩解。人正不怕影子歪，有些东西不是我写的，就不是我写的。即便发表了这样的观点，我作为记者的职业性，也不应被怀疑。

另一件事是，2009年下半年，我突然接到台里的通知，说我被推举为第五届“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的中方委员，但是在推选过程中，有人提出我对日本有一些个人观点，在网上流传甚广，要求我对这个情况写一个陈述材料。我当时很愤怒，说：“不写！我不稀罕当这个委员！”我已经多次为这个谣言所扰，也澄清了好几回，的确觉得很烦恼。

当时，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的中方首席委员，是前国务委员、前外交部长唐家璇先生。过了一段时间，我又接到台里转达的指示，来自于唐家璇的办公室，说唐家璇并不怀疑水均益同志，但是就这个事，他希望听水均益同志说明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因为据说中日双方交换名单时，日方看到我的名字，也提出了质疑。

当然，唐国委说得非常委婉，就是说明客观事实，不用解释，也不会记录在档。我一想，前国家领导人都提出了要求，那就写一个吧。于是我就很客观地写了一份简单的材料，附上我文章的原文，表示网上谣传的东西，并非出自我手，也并不代表我的观点。

很快我就接到了正式任命书。第二年，2010年2月，我参加了第五届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那时我才逐渐开始了解，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是个什么样的组织。

实际上，它是1983年胡耀邦访日时，中曾根首相为响应胡耀邦关于谋求中日睦邻友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的主张而提议设立，后来，中曾根首相访华期间，中日双方一致同意设立的，是一个半官方的、带有民间色彩的联合委员会。为发展中日友好关系，从政治、经济、外交各个领域来出谋划策。中日双方约定每年开一次会，轮流当东道主，主要的功能当然是促进中日友好，加强中日两国在民间领域和非政府层面的交往。

据我了解，双方委员会分别挂靠在中国外交部和日本外务省，一些事务性的工作，都是由两个外交机构的部门负责。而委员本身却都是非官方人士，比如说前外交官、前政要、学者、企业家、媒体代表等等，涵盖老中青的年龄层，有一定广泛的代表性。按唐国委介绍，我们这些委员可以给两国政府提供咨询和建议，甚至可以要求两国政府对中日关系的一些政策做出修订。所以，这个委员会是一个以民间方式存在，却又能影响到政府决策的组织平台。

第一次唐国委召集我们中方委员开会时，我有些诚惶诚恐，因为在座的都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有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一副院长、前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周明伟，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前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总裁魏家福，前驻日本大使、前联合国副秘书长、中方委员会秘书长陈健，前驻大阪大使衔总领事、中方委员会副秘书长王泰平，经济学家、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刘江永，著名小提琴演奏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薛伟，我在里面属于年轻的小字辈。

听唐国委跟我们做了一番陈述之后，我觉得作为新闻工作者，能加入这个组织也挺好，毕竟对于中日关系的发展，我个人有一些想法，有时候通过媒体报道未必能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多一个言论渠道，挺好的。另外，我也有个人小算盘，我想，既然我是中日21世纪委员会的中方委员，那我以后提出采访日本首相或是重要官员的话，应该会便利很多，至少不会要查我老底、要我写检查吧。于是我欣然加入。

后来，我慢慢发现，这个委员会级别相当高，比如说，我们第五届委员会首次会议开幕前，双方委员都被召进中南海，在紫光阁受到温家宝总理接见，还集体合影。第一次会议时，温总理和当时的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都发来了贺信，会议上涉及的问题，感觉也都是很重大的问题。所以我对这个委员会肃然起敬，重视程度大大提高。

当时，中日关系从小泉纯一郎的冰点时代走出来之后，又经过了安倍、福田、麻生等一系列的动荡，似乎需要尽快进入正轨，稳定发展。而且，中间也有过一些波澜，比如我们的渔船在钓鱼岛附近被扣，船长被抓，日本首相又在历史问题上有一些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言行，包括去参拜靖国神社等等，所以，我们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还颇受关注。

会议是在钓鱼台国宾馆开幕，日方首席委员西室泰三是东京证券交易所会长，在日本政界也很有影响力，进入分组讨论后，唐国委临时给我安排了一个任务：从媒体人、新闻报道的角度，谈一谈未来怎么样搞好中日关系。

唐国委是个非常谦逊的人，对人很和善，他第一次见我的时候，直接叫我“老水”，其他的委员都说：“国委，他应该叫小水。”唐国委却说：“老水、水大记者，是我们这一届委员会的秘密武器，是我们的眼睛、耳目，通过他的嘴，他的节目，能够让我们这一届委员会在媒体报道上更为便捷。”

话语中显然在高抬我，让我有点受宠若惊。我当然也做了一些准备，对中日民间的相互交流，以及媒体、舆论上的问题做了一些梳理，我的感觉是，中日双方相互的好感度很低，甚至与1998年我写《日本，听我对你说》时相比都有所退步，很令人担忧。

日方的十名委员里，也有来自各行各业的人物，有NHK的著名主播国谷裕子，著名作家井田次郎，还有一个宇航员，跟着美国的航天飞机去过太空，叫作毛利卫，名字跟我们的杨利伟还有点像。

会议开幕当天，双方委员各自发言。日方有一位长谷川真理子教授，是研究历史、人类演化的专家。她在发言时，一下子就把时间跨度扯到了80万年前，讲人类的祖先是怎么回事，经过一代代迁徙，到了十几万年前，内容特别虚幻，似乎跟中日关系没有什么直接联系。

紧接着发言的，是日本的宇航员毛利卫，这哥们儿又结合他上天的经历，开始从宇宙谈起了，宇宙有多么广袤浩大，有银河系，有太阳系等等，随即谈到了人类环境有多么珍贵，感觉就是顾左右而言他，没在说跟中日关系有关的事情。

听了几位日方委员的发言后，我有一个感受，日方的委员们在尽量回避中日关系中，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就算历史问题避开不谈，哪怕谈谈如何搞好民间交流，东海油气田的开发问题，包括日本对中国游客签证限制等一些实在的问题也好啊。但是，感觉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不谈时事，不谈问题，谈天谈地谈人类。

倒是我们中方几个委员，发言还算切中要害。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副院长刘江永，是我做节目时经常采访的嘉宾，也是日本问题的专家。他就慷慨陈词，说中日之间这些年由“政冷经热”到“政冷经也冷”，再到“破冰之旅”，“暖春之旅”这些节点，然后又有中日渔船事件，发展到现在的这样程度，有一些什么样的言论开始出现。根据这样的情况，他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和建议，说第二年就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中日双方应该搞一系列的活动来纪念，将中日关系扳回正轨。其他的委员，也纷纷提了一些很有意义的建议。

并非中方的委员比日方委员要高明，只是在这个环境里，似乎中方更积极一些，真诚一些，不像日方那么闪烁其词。小提琴家薛伟讲了很多他去日本演出的故事，他和日本听众的互动，让我们感到很温暖。作家铁凝讲了她小时候的一个经历，她奶奶说过的一些日本的故事，也很动人，但是日方好像没有同样热情地回应，让我觉得有些失落。

不管怎么说，第一次会议总的来讲，气氛还是不错的。会议的闭幕式是在扬州举行的，那时正好是三月份，所谓烟花三月下扬州，闭幕式后，作为东道主，晚上中方在扬州国宾馆的宴会厅里请日方委员吃饭，宴会期间还专门安排中方委员做表演，我客串主持，大家互相倾诉中日之间的友谊，薛伟还专门请了他的搭档一起，做了现场的表演。当时大家的感受，用唐国委的话说，有些“动人心弦”。

第一次会议，就在这么一种“动人心弦”的气氛中结束了，双方相约明年再聚。然而从那之后，风云突变，中日关系开始恶化。鸠山由纪夫的政策从所谓的向亚洲看，“重返亚洲”，演变成向美国看，重新一头扎进美国的怀抱，提出了一系列围堵遏制中国的政策。最后发展到，中日在钓鱼岛这个问题上僵持，日方参拜靖国神社，公然对南京大屠杀发表激烈言论，两国关系全面后退，甚至比小泉纯一郎时代还糟糕。特别是钓鱼岛“国有化”，使得两国关系雪上加霜。在这个进程当中，我们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的正常工作，也基本上被迫停止了。

作为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的中方委员，我是“不称职的”。不称职并不是因为我们疏忽懒惰不作为，而是现实的大环境造成的无奈。据我所知，唐家璇和中国外交部的人员，都希望在两国关系困难的情况下，尽量实现委员会一年一次的双方会面。但残酷的现实让双方都有所顾虑。钓鱼岛都被“国有化”了，我们还谈什么“中日友好”？谁也不愿被当成卖国贼啊！

从一个记者的角度，我并不反日。相反，我真心希望两国能做个正常的邻居。在我看来，中日两国不必总说什么一衣带水，源远流长，也不用动辄喊出“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口号。国与国的关系绝非喊点口号，或是签一个联合公报就能保证友好的。中日两国的核心，是这两个国家能不能保持一种正常的国家关系。而从邦交正常化历经40年后，我们面前一个凄凉的现实是，对待中日关系的出发点，中国没变，日本却变了。

日本社会正在向右倾化发展。主导日本的主流社会是全新的一代人，他们出生和成长于战后。那是一个扭曲的时代，他们的国家战败了，美国人主宰了他们的命运，安排了他们所有的生活。这一代人对于那场战争有另一套理解，他们认为，日本当时是为了“大东亚共荣”，是为了解放被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压迫的亚洲兄弟姐妹。日本当时并非战败，而是看到原子弹的威力之后为了避免民族生灵涂炭做出的明智抉择。

日本问题专家刘江永有一番话让我很有感触。他说：“为什么现在日本突然冒出这么多对于历史胡说八道不着边际的言论，即我们所说的极右势力？其实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此类言论在日本也很盛行，但是经历了邦交正常化这一转折点，两国领导人排除困难，压制了这种右翼思想。然后中日两国开始经贸往来，日本也给中国提供了贷款和贸易机会，看着中国一步步发展起来，日本便出现了以恩人自居的态度。直至今日，很多日本人仍然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是由所谓日元贷款奠定的，中国能有今天离不开日本。反过来他们还会指责说，你们中国现在长大个儿了，发展起来了，就开始刁难日本，这是忘恩负义。而中国在迅速发展的这些年，日本自身却出现了经济低潮，于是当它发现它处于下风时，就开始担心起来，认为中国是它最大的威胁。”

而我们恰恰相反，我们一直延续着田中角荣和周恩来所缔造的，那种中日友好关系的界定。在很多人心目中，包括唐家璇国务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他们内心会觉得，中日友好是几代人用心血培育出来的一种关系，来之不易，需要珍视。简言之，对于中国来讲，你日本曾经侵略了我们，但是我们原谅了你，和你们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在很多问题上我们并不纠缠，但是我们会严守底线。在你不逾越底线的前提下，我们才能继续发展外交关系。

所以，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我对日本却又很反感。虽然，今天的日本社会已经变了，但我感觉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在骨子里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他们依然仿佛还停留在甲午战争的时代，认为中国比它矮半头，中国人好欺负，加上他们现在又有美国的保护，于是有恃无恐，钓鱼岛就是明显的例证。

5．钓鱼岛会引发中日战争？

2012年，中日两国围绕着钓鱼岛的争端全面升级。中日之间可能爆发战争的说法也是铺天盖地。

其实，中日两国关于钓鱼岛的主权争议长期存在，只不过，从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之后几十年里，由于两国关系总体发展平稳，这个问题被搁置起来并不显现。即便是两国关系出现困难的时候，主要纠结的还是围绕着那场战争和台湾问题。比如日本对侵略战争的认识和态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教科书问题，以及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种种小动作。

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完成的，它的重要性仅次于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关系的解冻。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二十年里，虽然我们和广大的亚非拉“穷哥们儿”广交朋友，但我们遭遇了西方世界普遍的封锁、制裁和抵制。那个时候，我们迫切地需要打破西方的“筒子阵”，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在世界更广泛的范围内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位和合法性。

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国际安全和国际地位出现重大变化。一方面，中苏交恶，毛泽东担心苏联入侵，选择与美国进行接触，中美关系从此解冻；一方面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这两方面为中日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可能。

2007年，我和《高端访问》节目制片、摄像牟晓松在日本街头采访。我们是多年搭档，外出采访时，总会这样合作。

1971年，中方抓住日本内阁更迭、对华政策调整的契机，采取“以民促官”的民间外交，陆续邀请日本政界人士访华，探索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途径。中方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可谓用尽心思。为争取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进行会谈，中方与日本政界人士沟通阐明中方立场时，就尽量压缩邦交正常化的前提条件，对于当时双方立场差距过大的钓鱼岛主权问题、《日美安保条约》等问题则采取了搁置态度；同时为了争取日方的支持，主动放弃了战争赔偿的要求。而与田中政府进行邦交谈判中，中方又做出了诸多让步。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日本这个当时西方世界的标志性国家向中国露出了笑脸，北京则以“快刀斩乱麻”的简单化操作，迅速地和这个曾经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灾难的邻邦，实现了“邦交正常化”。现在公布的史料和档案都显示，中国政府免除了日本的战争赔款（当时估算是4亿美元左右），换来了日本对新中国（包括台湾）公开的承认，和对当年那场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麻烦”的反省。除此之外，还有在那样一个十年浩劫末期弥足珍贵的大量物质援助，以及后来助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日元无息贷款”。而在这当中，唯独将只有6.5平方公里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争议留给了后代。

当时，为了不让这个一时难于解决的问题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障碍，周恩来表示：“现在还是不要讨论，地图上又没有标。出了石油就成问题了。”用当时周总理的话说，我们这一代人的智慧如果没法解决这个（钓鱼岛）问题，那就留给下一代、再下一代人吧。尽管如此，中日双方还是搞了一个“君子协定”，即：中日双方谁也不要改变钓鱼岛的当时现状，不派人上岛，不再在岛上修建任何设施等等，诸如此类。

在邦交正常化之后的很多年里，那片水域保持了相对的平静，双方也都心照不宣地遵守着那个“君子协定”。直到日本人率先打破了那里的平静：登岛、建灯塔、划出所谓“12海里”线；之后又发生了撞船和抓扣中国渔民的事件；再往后就是由石原慎太郎和日本政府一唱一和，“双簧”般上演的非法购岛闹剧。

至今，可能仍有不少研究中日关系的学者和专家困惑：以中日关系40年的基础和积淀，以两国庞大的经贸往来和相互依存，以山口百惠、真由美、高仓健、铁臂阿童木和数不清的“日本制造”（当然现在更多的是中日合资，甚至是“中国制造”）所构造起的两国“亲近感”，两国关系怎么可能因为一个小岛而如此不堪一击？

其实，我们现在可以这样理解，中国的对日邦交正常化，主要动机还是出于对抗苏联的战略考虑，另一方面还是力图利落地一刀斩断日本与台湾的关系，谋求日本确认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这种战略确实提高了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战略地位，但是也使得中国在谈判过程中，对日本做出了诸多让步。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诸多实质性问题被搁置或被以“政治方式”解决，这给日后中日关系留下了后患。钓鱼岛就是其中一例。这个当年和邦交正常化相比不是问题的问题，在今天却成了中日地缘政治和各自内政中超级敏感的大问题。

前不久，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杨伯江，对我讲了一个令他十分担忧的情况。他说，他最近访问了日本北海道的一所大学。几年前，那所学校里报名要求学习中文的学生接近三分之二，而他这次去却发现，这所大学里报名学习中文的学生，全校只有两三个！这印证了中日两国媒体这一阶段在各自民调中得出的结论——两国的“国民感情”已低于历史最低水平。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全面爆发，也反映出中日关系有多么的脆弱和不堪一击。

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无论从发现占有权，还是从《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效的《大陆架公约》《海洋法公约》来看，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都是公认的和无可争辩的。钓鱼岛的争端完全是日方挑起的，这也是毫无疑问的。这里面有历史遗留造成的必然和现实地缘政治博弈的考量，当然，更有日本的“阴谋”。

“阴谋”一，树中国为威胁和敌人，以钓鱼岛牵制中国，借此顺理成章实现日本“正常”国家的目的。

以安倍为代表的日本战后新生代的奋斗目标，是使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名副其实的大国。虽然这个理想在亚洲并没有多少市场，但在国际上，特别是西方主流国家还是得到了相当的同情与理解。而在亚洲，真正能够阻止日本实现“正常化”的国家似乎也只有中国和韩国。

韩国基本属于雷声大雨点小。因为日韩同在美国的绝对掌控之下，某种意义上，他们是一条大船上的两个小伙计。日本相信，关键时刻韩国的公关工作是可以由美国来做的。于是，能够阻碍日本朝着“正常化”国家迈进的就只有中国了。

安倍不惜冒险在钓鱼岛问题上与中国翻脸，其实是一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计谋。就是说，一方面在钓鱼岛问题上与中国寸土不让，针锋相对，保持僵持，而另一方面，拿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展示出的强硬和一系列举动说事儿，突出自身面临的所谓“中国动武”的威胁，紧锣密鼓地修改和平宪法，修改防卫大纲，升级自卫队以及集体自卫权，突破武器出口三原则等等。事实上，钓鱼岛争端爆发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中日之间虽互不相让，但日本方面却在上述领域实实在在地做了很多的铺垫和准备。人们发现，“安倍们”离他们的目标已经越来越近。

“阴谋”二，将钓鱼岛争端纳入美国制衡中国崛起的布局中，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从而牢牢地将日本的安保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

钓鱼岛争端恰恰发生于美国全面启动“亚太再平衡”战略之际，日本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尽管《日美安保条约》只是美国对日本安全的一个承诺，但是安倍认为，在美国“再平衡”的总布局下，日本将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围堵和制衡中国的重要伙伴和堡垒，钓鱼岛一旦“有事”，美国定会出手。

一年多来，安倍已经成功地将美国几乎所有尖端武器悉数搬到了自己家里，并且还诱使美国各级高官或明或暗表达了美国在中日关系上的站队——日本有难，美国不会袖手旁观。有了这个“免死牌”，或战或和，日本都可以在钓鱼岛问题上掌握主动。

当然，日本所有这些算度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中国不会、也不敢因为钓鱼岛对日开战。

在央视新闻频道里目前有两档评论性的栏目，一个是白岩松的《新闻1＋1》，另一个是我的《环球视线》，基本分工是一个主内，一个主外。《环球视线》采用演播室访谈的形式，邀请专家、学者和评论员对每日的国际热点进行点评，解疑释惑。自然，一年多来，钓鱼岛成了《环球视线》经常的话题选择。

我们演播室有一位摄像，平时大大咧咧、例行公事式地完成着他的分内工作，对主持人、嘉宾在演播室聊的话题多半没什么兴趣，所谓“职业性麻木”吧。但是，自从钓鱼岛事件后，刚开始那段时间，这哥儿们每天在播出前总会问我：“水哥儿们，今儿谈什么？谈日本不？”得到肯定答复后，在之后半个小时的直播中，他会聚精会神地听我们怎么谈，谈些什么，直播结束后还会不满足地问上一句：“打不打啊？”

渐渐地，他也干脆不再问什么了。直到最近，我和嘉宾在演播室里谈得火热，而我从余光里居然看见这位老兄打起了盹。也许我们让这位央视同事失望了，不过说实在的，中日到底会不会因为钓鱼岛开战，恐怕谁也不敢妄下定论。

争端爆发后，虽然人们看到中国政府表达了严正的立场，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划定领海基线、实行定期海上空中巡航执法等等，日本方面也是毫不示弱，甚至威胁还要将中国的飞机打下来，截至目前，双方基本上控制着态势，避免发生擦枪走火的危险。

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危险，战的可能性是一直存在的。据我所知，双方军事层面都已经制定了相关的预案。中方甚至按照冲突级别预制了几套作战方案，其中包括：日方公务人员强行登岛、修建机场等如何应对；双方船只飞机发生碰撞摩擦如何应对；日本自卫队进驻钓鱼岛如何应对；发生局部冲突如何应对；爆发大规模战事如何应对；美国介入如何应对等等。从中国的角度看，出发点更多似乎是在如何“应对”。

言外之意，中国不会主动采取军事措施。但如果日本先发制人，采取突然袭击，中方可能迫不得已出手。

我所接触到的国内军事专家普遍的看法是，从中日整体军事力量对比来看，中国占有优势，但单从海空力量对比，双方互有优势，甚至某些方面日本超过中国。但如果问题这么简单就好办多了，中日之间最大的麻烦和变数是美国。

中日之间一旦燃起战火，美国会不会介入，怎样介入，多大程度介入，又会不会因此导致中美之间直接的刀枪“对话”，这些都是需要考量的。普遍的看法是，中美之间不会直接爆发战争，美国不愿意，中国更不愿意。但一旦中日之间发生冲突，美国定会以某种方式介入，而这也是中国不希望面对的。日本不会不明白这些。

中国领导人在领土主权和国防建设方面，展示出了坚强的决心和信心，中国老百姓要求捍卫祖国每一寸领土的意愿也是不容忽视的。但就像我常常呼吁的那样，战争不是好玩的游戏。对于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来讲，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让中华民族重新看到了几百年来都不曾实现的民族复兴梦想，我们从未如此接近这个梦想，所以，中国最好不要打仗，因为那肯定会再次将这个梦想推离我们远去。

但问题是，日本不是一般的国家，今天的日本政治家，也并非个个像安倍所信誓旦旦许愿的那样，是“和平主义者”。百多年不长的历史早已经告诉世人，有着强烈忧患意识和“岛国心态”的大和民族，擅长投机，精于偷袭，敢于冒险。这一点，中国和无数的亚洲人民记忆犹新，美国人民也应该不会淡忘。

今天的中国正全力以赴谋求发展，实现中国梦，避免战争是我们美好的意愿。但历史和现实都时刻提醒我们，当邪恶扑向良好意愿时，懦弱也会断送梦想。

第五章
Chapter 5　从法兰西到美利坚

有人说，今天的西方和世界其他地方有着“代差”，在我看来，西方和我们似乎就不在同一个星球上。

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经怒斥法德等那些不愿和美国一起打伊拉克的欧洲国家是“老欧洲”，但他自己却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今天的西方国家整体上实际上是一个旧世界。

今天的西方，是富裕、安逸、环保、开放的西方，也是一个我们许多中国人自认为了解、却并不真正明白的天地。

1．欧洲真不行了？

2011年，我作为观察员和记者，随着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七人报道小组，做了一次标准意义的环球旅行。我们从北京出发，一路向西，二十多天之后回到北京，绕着地球足足地转了一圈儿，我的飞行里程积分卡上也增加了四万多公里。

那次漫长的旅行，其实是一次奔波劳顿的工作。我们的第一站，是去法国的戛纳，报道G20戛纳峰会。之后从巴黎启程，飞到纽约，再飞洛杉矶，然后转机飞夏威夷首府，中文名叫“檀香山”，英文叫“火奴鲁鲁”（Honolulu），我们去那里报道APEC峰会（亚太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尽管这两个国家，我都曾经去过，但戛纳和夏威夷我却从未涉足。出发之前，我跟同事和朋友说起此事，很多人的眼中都充满着“羡慕嫉妒恨”：“哟，水哥，终于不用去像什么伊拉克、阿富汗这样的地儿了，可以去去高端大气的欧洲，风景如画的海边。”的确，著名影城戛纳、风光旖旎的夏威夷，都是人们梦寐以求的旅游胜地。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整个20天里的采访十分疲劳，甚至让我感觉，比以前去战地的艰苦采访还要累。

我们并不是简单去参加这个会，现场报道一些资讯，而是要做大量的短片、专题片和直播连线。我们的小报道组没有跟着当时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官方团队，每一站，我们都要比胡主席提前五到七天抵达，在当地做大量的外围采访，去捕捉外围的专题和新闻点。

2011年的G20焦点，我们预计一定是“欧债危机”。当时，许多欧美领导人时常把这个词挂在嘴边，已经成为全世界媒体谈论的热点话题。我们的新闻报道，肯定也要锁定这个焦点，所以在来之前，我们有点闭门造车的，做了很多策划方案和报道安排，预想的主要报道命题就是：“欧债危机”下的欧洲和“危机”阴影笼罩下的G20。

我们带着关于这场危机的许多疑问，到了法国。美丽的影城戛纳，20国首脑齐聚这座小城，安保之严格可想而知。我们联系了尼斯市的市长，这次G20的主要单位作为采访对象，还策划了几个很有意思的专题。比如采访一家很有特色的酒店，透视在“欧债危机”之下，酒店服务业的现状；采访救济机构，想了解失业救助的情况，以此折射出“欧债危机”的真相等等。当然，还有当地的普通老百姓，以及和峰会主题相关的一些采访，包括中国代表团的一些成员，比如当时财政部的副部长朱光耀、著名学者樊纲等。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还意外收获了一个重要采访。到达法国之后，台里的主编打电话告诉我，比尔·盖茨的“比尔和梅琳达基金会”，通过北京办事处找到我们栏目，点名找我：“听说水记者到了法国戛纳，我们的主席比尔·盖茨也要参加G20峰会，希望在峰会期间接受一次水先生的采访。”

G20峰会上，与比尔·盖茨合影。在戛纳采访G20峰会时，比尔·盖茨点名要求我采访，这让我十分惊喜的同时深深感受到了在国际新闻战场上，中国媒体的地位日渐提升；也说明了中国的市场在国际市场中开始占据重要地位。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现在，我前前后后采访过比尔·盖茨四五次，每一次他的团队都非常配合，但像这样从美国致电到北京，再越洋指挥到戛纳，点名要接受我采访的情况，还是第一次。一方面可能是经过多次交流，比尔·盖茨对我建立了信任，另一方面他可能也很希望在中央电视台的平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使我联想起2000年在加沙采访阿拉法特时的一件事。在采访之前，阿拉法特的秘书说主席还有一点事务要处理一下，让我们在秘书的办公室先等一等。我没事就站在那儿四处打量，看到文件柜的格子里，放着很多文件夹和录像带，标签上写着：《纽约时报》采访复印件、CNN采访资料、BBC采访资料之类，显示了他们对于国际媒体的重视。在此之前，我已采访过阿拉法特五次，便想找找有没有我们CCTV的资料，可瞪起眼睛搜寻了半天也没发现。

我跟那位秘书开玩笑说：“我们CCTV也采访过阿拉法特主席，怎么没有我们的资料呢？”

秘书有些尴尬，说：“CCTV不常来我们这儿啊，我们的主席很愿意接受你们采访。”

我立刻说：“不行，这次采访完之后，我一定要给你一盘录像带。中国的新闻媒体现在越来越关心国际大事，我们也很关心巴勒斯坦的事业，你的书架上一定要有我们CCTV的标识！”

这个细节令我颇为感慨，虽然当时CCTV的采编手段和视野都趋向广袤多元，但是在整个国际上，特别是与西方媒体相比，我们还没拥有足够的话语权，就连我们多年给予支持和援助的那些国家，也并不关注中国会怎么想、中国会怎么说，他们更关注的是西方媒体对他们的评价，也更愿意向西方媒体传达他们的声音。而这些年，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逐渐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在逐步提升，西方的政治家和企业家们，也越来越重视中国的市场，越来越注意与中国的沟通，开始主动向中国的媒体发声了。

我们到达戛纳之后，按照之前的设定，开始一系列的采访。但是随着采访的深入，我逐渐意识到，此前的命题根本是个伪命题。我们总在新闻里看到，德国的默克尔总理，法国的萨科齐总统，以及欧洲各国领导人都发出各种紧急呼吁，希腊的危机又愈演愈烈，几近沸点。媒体上也是连篇累牍，各种渲染，所以我们简单地认为，欧洲出事了！就像美国三四十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时候，欧洲的民众们现在应该过得很糟糕，民不聊生，一片萧条。但是到了戛纳之后，我们发现完全不是这样。

我们一路从巴黎赶过来，所看到的景象，并没有被“危机”笼罩的感觉。作为旅游城市的戛纳，依然有着繁华的大街，穿梭不停的人流，热闹的海滩，爆满的饭店和酒吧。法国人，还有欧洲其他国家来度假的人，在这里尽情地享受着阳光、沙滩、海水浴。他们的欢歌笑语中，根本看不到任何危机的阴影。

我们采访尼斯市市长时，尽管他也谈到了欧债危机，谈到经济受到的影响，但是他更多谈到的是如何跟中国有更多合作。他雄心勃勃地向我列举了尼斯市未来跟中国合作的举措，比如要有多少个新的旅游路线，有多少新的娱乐设施要开业等。完全不像是揭不开锅的状况，而是一心想着如何消遣和娱乐。

后来，我们又去了一个慈善救济中心。在欧洲国家，救济中心非常普遍，有官办的，也有民间爱心人士办的。法国最著名的“大食堂计划”，也叫“爱心餐厅”，就是给那些失业、无家可归、吃不饱饭的人，提供热的饭菜，主要是由一些民间慈善机构和爱心人士推动的。我们这次去采访的，就是一个半宫方的爱心慈善机构。

车开了很久，最后停在一个静谧的别墅区，法国南部的一个救济中心。那是个优美的院子，前后都是小花园，一个老太太在那里负责，还有两三个工作人员。我进去之后的第一感觉是，那不像是我们红十字会之类慈善机构的办公室，恍惚间，我觉得好像到了当地的家庭里做客。经过采访，我们了解到这个机构，大概有十几万的服务对象，既有提供食物用度的救助计划，也有按照国家制度发放救济金的计划。

但是在采访的时候，我心里就一直在犯嘀咕，跟国内的情况一对比，觉得这哪里叫慈善救济啊，简直也太大方了吧！他们所救济的对象，不是那种丧失了工作能力，或是失业后完全找不到工作的人，更多的是一周工作时间达不到法律规定的人，假如，法定一周工作二十个小时，但有些人一周只能工作三四个小时，那他就属于救助对象。就算有人只是觉得最近懒得上班了，给自己放三个月假，他也同样属于救济对象。

法国的人均工资，好一点的是五六万欧元一年，一般人也有一两万欧元，一个月平均一两千欧元。而他们的救济款标准就是补足到平均水平。如果完全失业没有任何收入的话，政府也不用核算了，直接每月发现金600欧元，而且你还可以参加各种慈善救助项目。比如说爱心食堂，经过严格审核，如果能证明你确实没饭吃，你就可以天天上爱心食堂吃饭。还有些项目，每天会给你送半成品，就是做得差不多的披萨，你只需要用锡纸包上，在微波炉里一热就可以吃了。

采访回来的路上，我和同事们一直在感慨：一个人什么工作都不做，每个月能拿到相当于人民币6000多元的收入，而且还管吃管喝，这哪里叫失业啊！这样的救助也太奢侈了！

欧债危机时，我在法国街头采访。我一边问着“你幸福吗”这种话，一边试图从当地老百姓脸上看到经济缩水之后的不满情绪。但出人意料的是，大家表现出来的情绪很平和。法国老百姓的生活，在欧债危机的大背景下依然稳定、富足。

经历了这一站采访后，我们就有点晕乎了。之前那个闭门造车的“危机”主题，完全是被误导了。我们所见所闻，也都与之相去甚远。有时候，我们采访得晚了，来不及赶回酒店，也会在马路边，海边的餐厅顺便吃个饭。海边的餐馆一个挨着一个，很长一排，生意都爆好，每次去都要等上半小时到一小时。餐厅里，欧洲人照样衣着光鲜，品着红酒吃着海鲜，每个人脸上都是地中海阳光一般的灿烂笑容，危机？失业？沮丧？交不起房租？还是算了吧！

虽然我们都隐约觉得，可能是有所误会。但我们的编导很执着，觉得有了方案，就要按部就班去执行。他就站在我身边，看到合适的人，不断地催促我去采访。有一次，他看中一对带着小孩的夫妇在沙滩上玩耍，就推我过去问人家。

我绞尽脑汁地找话题，问他们是从哪儿来的，人家回答：“从法国北部城市来的。”“带着孩子来干吗？”“度假。”“你们现在生活得怎么样？”“还可以吧，我们一个是大学老师，一个是律师，工作也不错。”我还想尽一切办法诱导式提问说：“欧债危机对你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吗？”人家想了半天说：“没有什么明确的影响，因为目前看不清未来局势，所以我们在孩子教育，还有些大笔支出上会谨慎一些。”

采访完了，编导不满意，觉得不对路子，催我再去找人，我很无奈地喊：“哪有这样的，这不是先入为主吗？”但是没办法，拗不过执着的编导，又找到一个老人家，看上去乐呵呵的。我问他：“怎么样啊，您现在的生活？”他还是乐呵呵的：“我们法国人很乐观，没有问题。”我又来：“那欧债危机……”他抢白说：“欧债危机那是政治家的事，是萨科奇总统的问题，萨科奇是个大笨蛋，他不会弄经济。”我硬着头皮再问：“那您自己的生活有什么问题吗？”他笑着说：“我没什么问题。”

无数次得到这种答复后，我们的编导也开始意识到，错了，这种先入为主，戴着有色眼镜的采访是错的。于是，我们马上调整方向，开始采访揭秘“所谓的‘欧债危机’下，欧洲人的真实生活”。

在G20峰会开始之前，我们听到一种很强烈的声音：希望中国来出手救欧洲！但由于我们前期做了大量采访，已经意识到“欧债危机”的迷惑性，所以我在节目和报道中，一直大声疾呼：首先，“欧债危机”本身可能是个伪命题，说欧债危机让整个欧盟、整个欧元区、所有欧洲国家日子过不下去了，完全是笑话！让中国救欧洲，更是个笑话！

虽然我们不是经济学家，玩不转数据，但是我们有大量实地采访后的直观感受。专家学者宣扬的所谓“主权债务危机”，让很多人误解，认为这是一种会影响到老百姓民生的危机，会以为很多欧洲人垂头丧气，看不到未来，生活得非常窘迫。这完全与事实大相径庭。

以一个新闻记者的眼光，我认为，欧洲所谓的危机，实际上是“打肿脸充胖子”的结果。作为世界上最发达最富有的地区，欧洲一些富国的福利待遇世界闻名。从出生到死亡，所有的事国家都会负责。而希腊这样一些相对没那么富有的欧洲国家，在欧元区统一市场的背景下，进入了欧盟。很多学者分析说：当希腊等国刚加入欧盟时，其国民生活水平完全和德国、法国差距巨大，但按照欧盟标准，大家要一视同仁。于是这些国家就借债致富，强行提高国民福利，一段时间后突然发现：政府没钱了！所以用一句俗话形容“欧债危机”，就是“国穷民富”，国家破产又如何，老百姓依然夜夜笙歌，不知道过得多happy！

后来，我在采访比尔·盖茨时，也提到了这一点，我问他：“你觉得欧债危机对欧洲有什么影响？”比尔·盖茨的观点也是：“欧洲一些国家太冒进，像希腊、匈牙利、罗马尼亚、西班牙这些国家，过早效仿法国和德国等富国，去贪图享受高福利，推行高福利政策，使得国家负债累累；对于老百姓来讲，其实并没有大的影响，这是一种国家政府级层面的危机。”

所以，关于怎么看“欧债危机”，我们在做节目时得出了一个结论：欧洲多年来享受着优厚的福利待遇，突然间有几个国家发现国库里钱不够了，拆东墙补西墙借了很多钱，还不上了，别的国家就要出手来救他们。因为欧洲是一体化的，把几个穷哥们儿落下的话，也会拖累其他欧洲国家。

所以，各方面都在呼吁援助，比如德国、法国这样的富国来援助，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来援助，或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援助。但是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援助都是有条件的，就是这些国家的政府，要做出精减赤字的紧缩政策。通俗地来说，就是要勒紧点裤腰带过日子，不能像以前一样顿顿红酒牛排，失业救济的标准可能要降低，不愿意上班的人得出去上班等等。于是，被宠惯了的欧洲人开始惊呼：“呀！我们出问题了，我们进入危机了！”然后就开始呼吁全世界来帮忙。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我们现在一天只吃得起一顿饭，一日三餐的他们却掉过头来说：哎，给我捐点钱，我的餐桌上不能没有红酒奶酪！

那么，为什么说中国救欧洲是个笑话呢？欧洲很多国家的富裕程度，完全可以救他们自己，但是由于西方国家掌握着世界的话语权，所以他们就大肆宣扬：欧洲不行了！而且还振振有词：要是我欧洲不行了，你亚洲就不行了；我法国要不行了，你中国也得受牵连。这并非全无道理，因为欧洲如果日子不好过了，可能就不进口中国货了，那我们的出口就会疲软，会受到影响，这从经济学上来讲是对的。

但是，像“中国救欧盟”这样的言论甚嚣尘上，实在让人觉得有些可笑。我在戛纳采访时，每天都在查阅当地媒体，《费加罗报》《解放报》等主流媒体，英国的《卫报》等，都在讨论中国会不会出手救欧洲。他们的说法就是：中国有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占全世界的60％，中国现在是大户，应该出手救欧盟。

当时，欧盟开了若干次紧急会议，想出了一个招，就是成立一个救助基金会，吸引他们认为有钱的国家，中国啊，巴西啊，往里面一次性扔进去几百上千亿欧元，许诺过多少年会有多少钱的回报。然后，他们就很开心地猜测中国会不会加入基金会，会不会出钱。

法国总统萨科奇还在媒体上说：“我昨天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亲自打了电话，我们谈得很好，胡锦涛也表示很关心法国的局势，也愿意为克服欧债危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诸如此类，让人有一种欧洲眼巴巴看着中国，盼着中国成为欧债危机救世主的感觉。

后来，在直播节目中，主持人问我：“中国能不能救欧洲？”我当时引用了葛优电影里的经典段子说：“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况且，中国还不是地主，我们仍是个发展中国家，经济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哪怕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也是我们的工人辛辛苦苦一点一滴挣来的，都是血汗钱啊！怎么能随便就拿个上千亿欧元，让富得流油的欧洲人去花？所以我当时预测，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会比较慎重。

后来事实也证明，胡主席、外交部副部长傅莹，包括很多国内专家在会上都强调：欧洲有足够的实力，欧洲人完全能够救自己。与欧洲有着大量生意往来的中国，当然关注欧洲人的事，但是我们认为，中国应该首先把自己的事做好，把自己的经济发展好，实际上就是对欧洲的一种帮助。

这样的应对，展现出中国外交的一种成熟和智慧。相比之下，2008年美国出现次贷危机时，中国出手相助，掏了很多银子去买美国国债，客观上帮美国度过了危机，但后来，很多专家学者发现，我们多少有点被美国人忽悠了。因为买了美国的国债之后，发现他们不还钱，突然间搞量化宽松，疯狂地印钞票，造成货币贬值，把我们持有的债权缩水了。所以，我们当时实打实借给他们真金白银一千亿美元，两三年后变成六百亿，另外四百亿就这样被蒸发了。

这是一个教训，也引起了国内经济界的反思。我还记得，当时在国内一家网站上看到一幅PS的照片，是奥巴马、萨科奇还有默克尔在开会，哈哈大笑地指着旁边的五星红旗，旁边有一句设计对白：钱多、人傻，说点好话，就能把他们忽悠了。这幅漫画令我印象很深刻，它典型地反映了我们当时所处的环境，揭露了欧美国家的把戏。

所以，在G20峰会的直播报道中，我多次大声疾呼：欧债危机是一个有限的危机，不是大范围的经济危机，只是欧洲国家在他们财政政策上出现了失误。而欧洲老百姓的日子，或许没有以前那么奢华，但他们依然是富人，享受着各种优厚待遇，不要以为欧洲不行了，欧洲依然是世界大款，欧洲国家联合起来的力量，一点也不比美国差。而我们中国目前还在发展期，顶多算是个小地主，还没变成大富豪，实在没必要拿钱去砸他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行了。

我多次去欧洲，一直有一种感慨。当你坐着欧洲之星，或是开着车，穿梭于欧洲大陆时，一眼望去蓝天如洗，田野碧绿，绿色大地绵延无尽，处处都是天然的高尔夫球场，路边就有大片大片的森林。你会从内心感觉：欧洲人真的是上帝的宠儿，他们生活在全世界最肥沃的土地上，自然资源丰富，环境气候宜人，南北西东都是如此广袤富饶，随地播种就能丰收。当然欧洲国家优秀的环境治理，也让人觉得身处自然的恩宠之中。

欧洲人几百年来都过着非常优越的生活，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在采访中，有些欧洲人吐露心声：其实不是什么危机的问题，而是欧洲大多数人生活太舒适，不愿意干活，变得很懒散。像南欧的一些国家，意大利、西班牙、希腊，你可以去看看，他们的国民一天上几个小时班？几乎不上班，他们不愿意工作，只想在家享受，喝喝咖啡、晒晒太阳，这才是生活。而且，由于社会福利保障好，欧洲人有点钱就花掉，唯一攒钱的理由就是旅游，去中国、去埃及、去南非，玩转世界上所有漂亮的地方，是他们最大的生活目标。

相比之下，中国所处的东亚地带，真的不像我们自己所说的那样地大物博。其实，只有长江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比较宜居；很多地区，比如我老家所在的黄土高坡，就是很贫瘠的一块土地，高山峻岭，生存环境非常艰苦。而且，中华民族灾难深重，在贫困中生活得太久了，忧患意识很强。基本上每个中国家庭，首要的目标就是赚钱攒钱，以备不测。我现在也这样，我母亲也是这样，我奶奶也是这样，多少代人都是这样，有点钱就一定得存着，日子一定要过得很简朴，一定要节俭。

所以，有时候看到国内许多媒体，喜欢对比中国人和外国人的生活态度，认为我们中国人活得很累，没有情趣，不够放松，但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对待生活的态度问题，而是有深刻的社会现实原因的。欧美国家的人有这个资本，也有这个信心，他们觉得，我不会有问题，即便我有问题，国家也会管。但是中国呢？无论是国民收入还是社会保障，都无法让大家的生活真正轻松起来。

这趟戛纳之行给我最深的体会是，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任何事情，都不要简单地预设立场，不要简单地人云亦云。事实上，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在讨论“欧债危机”。我会说：少来了，欧洲人的日子过得比我们好多了，我们还是先操心自己的日子吧。

2．“穷凶极恶”的美国

我跑过全世界很多国家，有一个国家是我最不想去，也最不愿去的，那就是许多人眼中的天堂——美国。并非因为我对这个国家有成见，而是每每去这个国家，总有些细节让我觉得特别繁琐，想想都觉得头疼。尤其是去美国使馆办签证，那简直就是个灾难。

北京的美国大使馆签证处，常年人头攒动，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在那里排队，周边还有很多提供服务的人，比如说看车和高价停车的服务，打印复印的服务，证件快照的服务等等，完全是首都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美国人对所有来办签证的都一视同仁。首先在门口排队，然后开始一拨拨地放进去，安检很严格，随身的手机和包都不能带进去。办签证的人进到签证大厅，就会被发一个不同颜色的号牌。拿了号牌之后先去初审，看看手续是不是对的。这就得先排很长的一个队。初审完之后，又得排一个漫长的队，排到了之后，就会面对一排大概二十来个窗口，窗口里面就是签证官。那个厅里没有水，有零星几个座位。有些人身体不好，甚至于有些残疾的，都得照样排队。我曾经在那签证厅里看见，白发苍苍的老人拄着拐棍，一点一点往前挪，排三四个小时的长队。

见到签证官之后，首先会被要求采集指纹，让你把手伸到一个机器上，然后给你一个湿纸巾擦一擦，说是怕交叉感染。这在我看来就是一种歧视，办个签证而已，你凭什么采集我的指纹呢？采集指纹就相当于你获取了我个人的隐私信息，你将来要拿这个干什么，我都不知道。“9·11”之后，美国所有大使馆签证处，都要求必须采集指纹，反正美国财大气粗，向全球贩卖美国梦，不愁没人去。想去的话，就先把指纹采集了。

而当你排了三四个小时，脚都抽筋了之后，面对签证官的时间，往往不会超过三分钟。他就问你几个常规问题，去美国干吗？去过美国吗？这些问题表格上其实都有，你也不知道他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这个人能不能去美国。很多曾被美国拒签的人，都觉得莫名其妙。

美国使馆签证厅里，虽然签证官多数以美国白人居多，但厅里很多喊号的、组织排队的都是“假洋鬼子”，就是使馆雇用的中国人。这些人脸上根本看不到一丝笑容，对待排队的民众也是一视同仁的“恶毒”，好像你来签证就是给他找麻烦一样。有的看上去还是个学生样子，但已经非常趾高气扬，比美国人还要美国人。

种种这些，都给我留下很坏的印象，如果没有必要，你八抬大轿抬我去美国，我都不愿意去。但是2011年11月的这趟环球之行，我们还是得去美国，还是得去签证，我只能硬着头皮咬着牙，受这样一次罪，没办法，采访任务在那儿放着呢。

我们这一趟，要从巴黎直接飞到纽约，转机飞洛杉矶，住一晚后，再飞到夏威夷。整个飞行时间有二十八九个小时，非常辛苦。采访完G20峰会后，我们马不停蹄地从戛纳坐火车到巴黎，在巴黎戴高乐机场边上的旅馆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就赶去机场登机。

我们用车推着摄影器材等大大小小行李，走到美国航空公司的柜台前时，已有300多名乘客在那里排队办登机手续，我们去得比较晚，所以排得也比较靠后。当时，我们在巴黎有一个旅行社负责接待，他们安排了一个中国人送我们登机，相当于“地陪”。送我们到机场之后，他让我们把护照都给他，帮我们张罗。

美国航空公司在“9·11”之后，有些风声鹤唳，安检出奇地严格。柜台前面服务的人中，有美国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也有美国政府派驻的安全人员，其实是国土安全部的官员，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安检人员。他们给人的感觉很像联邦调查局的探员，穿着制服，在排队的乘客当中走来走去，用犀利的眼神扫视和怀疑着所有人，好像在他们眼里，每个人都可能是本·拉登，都可能是基地组织成员。

当天排队的大多数是欧美人，我们这样的亚洲面孔，相对就比较打眼。而且，我们还是一个七人团队，行李又多，看上去的确有点像逃难的。我们那个“地陪”是个40多岁的南方人，瘦瘦的，据说在法国工作了多年。他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就是不分场合地大声喧哗，唧唧喳喳。他和我们几个说话的时候，恨不得三四百号人全能听得见。我想，他可能接待的旅行团比较多，跟我们说话的方式和对待游客一样，类似于举个小旗子大声喊“都到这边来，不要走散了”那种感觉。

当他看到美国航空公司柜台前那种如临大敌的氛围后，变得很紧张，左顾右盼，说话也哆哆嗦嗦的，像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一样。于是，拿着一摞护照、大呼小叫又形迹可疑的他，很快就被美国的安全人员盯上了。有两个安全人员找到他问：“你们是一个团队吗？”他颤巍巍地回答：“是是是。”人家又问：“你们去哪？”他说：“去美国，去美国。”安全人员问：“你是这个团队带队的？”那地陪点头说“是是是”，他们就说：“那你跟我来一趟。”

过了一会儿，这个地陪回来了，手里的护照却不见了。我们问他是怎么回事，他也没弄清楚，说可能觉得我们是一个团队，给我们办一个更方便的手续。我们当时还想，挺人性化的，很关心我们啊。

又过了一会儿，那个安全人员又来了，又把地陪叫走了。这位地陪先生再度归来的时候，手里又多了一摞表格，他把表格分发给我们，说每个人填一下这个登机表。我一看，那个表格上基本就跟护照信息一样，是否去过美国，在美国是否有犯罪记录等，跟申请签证时填的表格一样。我当时觉得很纳闷，航空公司为什么让我们填这个，有必要吗？但是我们报道组都是老实人，就把这个表填了，交给他了。但我们看别的乘客都没填这个，还追问他到底是干什么的，他仍然说，可能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给我们特殊待遇。

2011年APEC夏威夷峰会，我专访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樊纲认为，中国拥有稳定的国际市场、人民币拥有合理的升值空间，对世界经济是有好处的。

后来，我们就眼巴巴看着所有乘客办完手续，托完行李，拿着登机牌走了，我们还被晾在一边，护照也没有送过来，机票也没有送过来，就觉得有点不对了。等到广播里开始说这架航班已经开始登机时，我们都有点急了。再问这个地陪，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最后，终于有个安全人员来了，把护照给我们，然后拿了一堆红色的不干胶，是一个英文字母的S，要求我们所有人托运行李和随身带的包上，四面都要密密麻麻地贴上这个标志。

我当时很纳闷，就问那位安全人员，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没什么意思，我们对你们做一个特殊的处理，你们是一个特殊的团队。我追问说，我们特殊在什么地方？他就爱理不理的，没回音了。当时，我们也急着登机，想贴就贴吧，管他呢！贴完之后，我们才被允许办登机，好不容易办完了，广播里已经开始叫人了，我们就提着行李，赶紧往里面冲。

在脱鞋、抽皮带，做了非常严格的全身检查后，别的乘客已经直接登机了，我们却又被拦住了，工作人员把我们带到登机口旁边的一个通道，那里临时放了一张桌子，他让我们把所有随身行李放上去。接着，他把我们所有包里面的东西翻开，摆了一桌子，拿起来仔细地看半天，放下，然后装回包里，喊：“谁的包？拿走！”我一眼瞥见他手里拿着一摞资料，上面写的就是我们团队的情况，标题上有个英文单词“selected”，意思就是，我们是被抽取的特殊旅客。

我马上就询问他：“什么叫selected？为什么我们会被抽查？”

他态度强硬地说：“这个我不管，别问我，你可以去问前面办登机手续的部门。”

我说：“我都进到这儿了，还能再出去哪里问？你有义务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要被贴上这种标签，接受这种检查？”

那人根本不理会我，说：“我没有义务回答这个，我只是履行我的工作，检查。”

我当时很愤怒，马上大叫说：“你们没有权力这么做！凭什么这样把我们单独挑选出来，你怀疑我们有什么问题吗？我告诉你们，你可以看看这个护照信息，我们是中国国家电视台的新闻记者，你如果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可以不登机。”

这时，过来了一个负责人，赶紧跟我解释说：“没有任何对你们不利的意思，只是美国航空公司有这个规定，会在乘客里抽查。”

我问：“按什么标准抽查？”

他说：“没有什么标准，我们就是随机抽查，抽查一些特殊的安全检查对象。”

我接着问：“那我们为什么要经过这种特殊的检查，这是什么意思？”

他仍然是那套说辞，说这只是工作流程，而且对我们没有任何伤害。

我很火大地说：“怎么没有伤害，害得我们差点无法登机，我们最后一个办手续，行李托运跟别人不一样，经过的安检也更多，这就是歧视！”纵然我非常不满，但是在登机口前跟一个莫名其妙的安全人员理论这些，根本没有什么用。

上了飞机以后，我们又被单独检查了一遍，这一路飞行我就很郁闷，想美国人怎么“9·11”被拉登炸了一下，炸成这个德性了。我后来已经慢慢反应过来，想着他们挑选可疑对象，肯定有一套所谓的标准。肯定是我们那个地陪的种种行为，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我甚至愤愤不平地想，是不是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才会遭受如此待遇？但是无论如何思考，我都没有答案，只能在这样一种愤懑的情绪中，一路飞到了纽约。

到了纽约机场之后，要转为美国国内航班，所以我们要把托运行李都拿出来。因为那个带“S”的红色标签，我们在取行李时，又经历了比一般人复杂得多的两道安检。之后，只要任何一个进出口，这个红色的标签，都会让我感觉到，像是二战期间被希特勒迫害的犹太人一样，饱受怀疑和歧视，为什么会如此？没有任何人、任何机构，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因为这些繁琐的检查，我们到达洛杉矶机场之后，一路20多个小时，基本上都没怎么合眼，大家都非常疲劳。我感觉身上像是贴满了肮脏的东西，非常难受。把行李从机场取出来后，我号召全体报道组人员，第一件事就是撕掉那些该死的红色标志。于是，我们一群人就在洛杉矶机场大厅，一点点把所有行李上、随身包上、护照上的标签全部撕下来，就像是从自己身上把无数个令人作呕的“污点”，一点一点地抠下来。我在护照上留了一个，心想，回去后有机会的话，我会在节目上控诉一下美国这种不公正的待遇。

这一趟还有个插曲，让我对美国有了新的认识。美国是当今世界的第一超级大国，我前些年去美国，他们的各类公共设施，包括飞机上的服务还是不错的。虽然美国的空姐没有我们的空姐漂亮，很多都是大妈级的空嫂，但他们的服务还是比较规范的。

我们从洛杉矶继续坐飞机飞往夏威夷这一路，飞行时间大概有六个小时，中间正好有一个饭点。我们理所当然地想，飞机上肯定会提供餐饮。结果到了饭点，没动静，我想，美国人是不是懒啊，没想起来？可等到饭点都过了，也没动静。

这时，我注意到，机舱里有的人面前有餐盒，里面有沙拉、牛排之类，一会儿看见别的乘客从前面拿回来一盒。我琢磨这是什么意思，是他们有头等舱待遇，还是我们的红色标签虽然撕掉了，但是被记录在案，所以没有这个待遇呢？

实在饿得耐不住性子了，没办法，我就叫了一个空乘人员问：“你们不提供餐饮吗？”她说：“现在飞机上没有免费的饭。”我就问：“那他们吃的是什么？”她答道：“是买的。”我有些好奇：“怎么没听广播介绍啊？”她还是很简短地回答：“我们现在都是这样的。”没办法，我只好问：“那我们要吃饭怎么办？”她说：“你们可以买啊。”没办法，我决定刷卡购买一顿饭，表达了需求之后，那位空乘人员让我们稍等，过一会儿，她直接回来告诉我们说：“对不起，我们的饭卖完了。”

我当时很无语，美国人不至于穷成这样吧，就算次贷危机受到了一些影响，也不至于说六个小时的飞机，机票也不便宜，横跨用餐时间，都不提供飞机餐吧？！这让我觉得，美国人可能真的很穷了，“9·11”让他们变得很恶毒，看人都像恐怖分子，而次贷危机让他们变得很小气，如此“穷凶极恶”！

当然，这些可能是我的一孔之见，但是我在美国的那些天，确实也时常能感受到这种微妙的变化。在夏威夷的时候，我还经历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众所周知，现在中国人在国外都很受欢迎，特别是揣着钱的大款。但是受欢迎到什么程度呢？在APEC会议期间，夏威夷有一个很大的免税商店DSK，在那里可以买到很多便宜的免税商品。我们有些同事在工作之余，也想给家里买点东西，在国外买奢侈品还是比国内便宜许多，买些皮包、手表、香水、化妆品之类，很划算，所以大家偶尔也会去逛。

有一天，我们一起去逛逛，可到了门口，工作人员说上午不开门，都关着呢。我好奇心重，又多问了一句：“为什么上午不开门？”人家说：“今天上半天包给了中国代表团。”

免税商店可以包场？这事我还是头一回听说。我又问：“是什么方面的中国代表团。”他们回答说：“参加APEC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我们为他们专门提供这样的服务。”我故意开玩笑说：“中国人就行吗？我也是中国代表团啊！”人家很认真地回答说：“不行，是official，官方的代表团，记者是不可以入场的。”

在夏威夷威基基海滩直播。这么多年我一直是来往于战火纷飞、物资匮乏的地区，这是第一次站在风景如画之地采访，实际上这几天却比在战地做节目还累。

我们是上午10点去的，说要到下午2点之后才对外开放，于是我们只能下午去，去的时候我还专门问了一下上午的营业情况。一个营业员告诉我，好像销售额是100多万美元。一个上午100多万美元？！不知道她说的是不是真实准确的数字，如果是真的，那还真是了不得的成绩啊！

我当时特别感慨，一个感慨就是，我们中国人真有钱，中国人强大的购买力，的确给美国人民作了不少贡献。另外一个感慨就是，美国商人也真是火眼金睛，很会看人下菜，我没听说这个免税商店给韩国人提供专场，给文莱人提供专场，或者是给墨西哥人提供专场，只有中国人获此“殊荣”。当然，他们对中国人另眼相看，肯定是看上咱们中国的钱。代表团大部分时间都在开会，所以专门抽出一个集中时间来，安排他们购物，未尝不是一个高效的做法。

所谓的“中国代表团”，并不是指胡锦涛主席，或是外交部长、商务部长等政府官员，因为APEC是亚太经合组织的一个会议，来参加的还包括很多商人、企业家。APEC的几项重要活动中，除了21个领导人不打领带，穿着皮夹克或者夏威夷岛服照相之外，还有一项就是APEC商务领导峰会，有很多世界500强的企业参加。比如说美国的波音、沃尔玛，英国的壳牌，日本的松下、索尼等等。中国也会有很多企业前来，当然主要还是央企和大型国企，比如中石化、中石油、中粮、中国煤炭等等。那么会议间歇，来买买名烟名表，买买奢侈品，也是很自然的事。

这么一想，我倒是一点也不怀疑那位营业员告诉我的数字了，我甚至想，他们是不是算得太少了，或是还没激发起中国大款们的购买热情，半天才100多万美元，这对咱们来讲是小菜一碟。用脚指头想都知道，央企的大老总们出手，该有多阔绰啊！

所以，这趟美国之行，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其实感到非常自豪。回忆起1989年我第一次出国，身份是新华社的一个土鳖记者，在埃及的马路边上，花上两镑买了一个冰淇淋，都已经十分奢侈了。谁能想到现在的世界变成了这个样子，天啊，不可想象的中国人，让免税店为他们开了专场疯狂购物秀，而不可思议的美国人，竟然连飞机餐都提供不起了！

3．“可怜”的海外中国人

2011年去法国和夏威夷采访的这一趟，我们采用了一种新的出访模式：每到一地，都找一家当地的华人旅行社，他们可以负责我们的吃住行，也可以帮我们提供翻译、联络采访对象等。因此，我在这次跨洋采访中，比较密集地接触到了在海外的一些中国人。

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拿了“绿卡”在当地工作，与他们接触常让我感受深切却难以言表。看这些国人在国外的生活状态，很难让我为他们感到自豪或者羡慕他们的状态。也就是说，你不会情不自禁地说上一句：“嘿！混得真不错！”相反，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这些兄弟姐妹挺可怜的。他们生活在一种紧张、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状态中，仿佛他们昨天才刚到达异乡，正在试图通过移民局的某种考核，时刻都需要提心吊胆。

当然，不同的人，给我留下的印象也不尽相同。先说说我们在巴黎遇到的两个中国留学生吧。那两个学生，是旅行社找来帮我们搬行李的。当时，我们要乘第二天早上7点的欧洲之星列车去戛纳，而由于这一趟我们要飞越整个地球，需要带两个季节的衣服，而且还有很多电视设备需要随身携带，所以我们7个人差不多有20多件行李。我们报道组里有3个女孩子，大伙儿要把这些行李从巴黎中央火车站门口搬到站台上，感觉比较困难，于是就向旅行社求助。在法国人工很贵，列车时间又很早，所以找不到合适的搬运工人，旅行社就帮我们介绍了两个留学生来帮忙。

第二天早上，我们到了火车站，果然来了两个大学生模样的中国青年，跟我们的领队刘爱民接上了头。他们看了一下我们的行李，就开始喊价，说每个人100欧元。当时刘爱民就晕了，大呼天价。我们7个人每人每趟能拿一件行李，剩下的还有十来件，整个下来，他们最多每人每趟拿两个箱子，跑个两三趟。就是搭把手的事儿，怎么这么贵啊！

那俩孩子开始振振有词地说：“这是在法国啊，这算便宜的了，要是让鬼佬来扛这个，没有200欧元拿不下来，大家都是中国人，这已经是老乡价了。”当时我们急着赶火车，没时间讨价还价，之前也没跟旅行社商量好，只能哑巴吃黄连。

结果，在搬行李的过程中，这俩孩子比我们在国内看到的年轻人懒多了，一人提一个箱子，随手再抓一个小包，慢慢吞吞搬一趟。我们一边催着他们，一边自己也搬，等我们搬第二趟都回来了，他们第一趟还没过去呢！可是看那两个孩子，似乎是在不情愿地免费帮别人搬家的样子。当时我们赶火车，顾不上那么多，自己都尽可能多地尽快把行李搬到站台上，最后，他们总共也就搬了我们全部行李的三分之一，而且尽捡轻的小件拿。刘爱民看这样子，就很生气地说：“你们这是干吗呢？来挣钱的还是骗钱的？我们付给你们酬金做事，你们起码应该积极一点吧。”想想，100欧元相当于近1000元人民币，在北京火车站帮别人扛个行李是什么价钱？

当然，最后刘爱民还是憋着气付了他们钱，两个留学生连声谢都没说，堂而皇之地就离开了。看得出，那两个留学生也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相信他们家里也是寄予厚望，凑钱把他们送到国外来学习。当然，抓紧机会打打工，磨炼一下，这没什么错，但是，在国外竞争激烈的生存环境下，想要挣钱，首先一定要努力工作，不管做什么，你跟别人开了很高的价钱，如果人家同意了，你的工作一定要对得起人家所付的每一分钱，不能有一种“捞一把是一把”的心态。也许在他们看来，国内这帮央视的“傻帽”，有钱，宰吧！但我相信，如此的态度，将来一定会让他们自己吃苦头。

还有一次，我去爱尔兰采访，回程的时候在机场办完手续，还有一些时间，就找了一家喝咖啡的地方，吃点简单的餐点。不一会儿，一个挺精神的中国小伙子过来，在那儿擦桌子扫地，一看见我就问：“您是中央电视台的水均益吗？”我说是啊。原来是个小粉丝。

小伙子自我介绍说，他是沈阳来的。我看他仪表堂堂的一大小伙子，纳闷他怎么在机场快餐厅当保洁员，他告诉我说，去年家里凑钱把他送到爱尔兰留学，学了没半年，就学不下去了，钱也不够了，学校里也出了些状况，感觉在这儿学下去太累了，给家里也增加了很多负担，后来几个同学约着一起，就跑出来打黑工了。

我很为他惋惜，千里迢迢跑到异国他乡求学，居然就这么轻易放弃了。我问他：“你家里应该也是好不容易把你送出来的吧，花了多少钱啊？”他坦白说，花了20万。

我说：“那是不少的一笔钱啊，他们花这么多钱把你送到国外，是为了让你上大学学习，不是把你送来给人家餐厅扫地的，你父母知道这事儿吗？”

他摇摇头说：“没敢跟他们说，先混着吧，机场这里收入还不错，攒了点钱的话，能上学再上学，实在不行，我们好多东北老乡在这里，也有开饭馆，做买卖的，就在这儿黑着干活也行。”

临走的时候，我记下了那个同学的名字，但可惜我没记他家里的电话，否则我特别想跟他们家打个电话，告诉他们：赶紧叫孩子回来吧。

我们在戛纳采访G20期间，旅行社安排了一位40多岁的毛女士给我们做翻译，也帮我们联系采访。据她自我介绍，她在法国待了十几年，在法国的大学学过语言，还学了工商管理一类的专业。

采访的最后几天，我们每天要通过直播和北京演播室连线报道，毛女士就负责帮我收集一些当地报纸上的资讯。其实就是简单浏览一下，帮我们从每份报纸的头版，以及与G20、中国相关的版面中，提纲挈领地整理一些要点。每天早上，她会到我们住的酒店，利用早饭时间，跟我说说今日要闻。

本来这是个很好的方法。但是，让我哭笑不得的是，这位翻译同志经常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错误。我大学时第二外语选的是德语，法语不行，但是我们宿舍那时有同学学法语，偶尔瞎吹牛的时候，跟着他们也会学几句。后来，我跟刘欢在一起“神侃”时，还学过几句法语，但是也只停留在那些常用语而已。法语跟英语虽然在发音上略有不同，但很多单词的拼写是很相近的，所以我光从字面上看法语报纸，也能猜出个大概。于是，我就发现，我们这位女翻译的翻译时常匪夷所思。

比如说，有一天报纸头条有一篇评论，讲的是大家都在谈中国是不是要救欧洲，中国国家主席这次参加G20峰会，能够有什么样的承诺等等。她一上来就跟我翻译说：“这篇文章说中国的总经理胡锦涛说……”

我一听不对，就打断她说：“等等等等，中国的什么？”

她说：“总经理，嗯，就是相当于CEO啊。”

“那就是首席执行官啰？”我问道。

她点头说：“对对对，是中国的首席执行官胡锦涛。”

我实在超乎诧异了：“胡锦涛是谁你不知道吗？那是我们的国家主席啊！”

诸如此类，让我开始对她的翻译将信将疑。有时候，我让她简单地把某些评论和报道的大意告诉我，我在报道中引用一下，她都会出现一些常识上的翻译错误。

从她的翻译可以看出，她似乎对时事和新闻，完全没有概念。我实在好奇，就问她：“你在这里这么多年，平常都不看新闻吗？”

她笑笑说：“我们旅行社一天到晚忙得不行，根本没有时间看新闻，有一些重大的事情，跟我们利益有关系时，可能才关注一下，平时基本就不关注。”

我很难想象这种状态，于是就很不客气地跟她说：“毛女士，这些新闻和报纸上的东西，虽说我不懂法语，但是按常识来说，你起码一大半都没看懂，或是理解得不对，那你平时生活跟人交流就没有困难吗？”

她很自信地回答我：“没什么困难，我买菜逛超市都没什么问题。再说，我们更多的是和中国人打交道，了解个大概，有什么事不懂的问一下就行了。”

其实，不仅是我接触到的这些人，很多在国外的中国人，包括我的一些朋友，他们日常上街、买菜、讨价还价、邻里聊天之类都没有问题，但是对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时事新闻、政治、国计民生，都漠不关心。他们只生活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把自己封闭起来。他们对于世界和国家动态的关注，还不如在国内的时候积极。在中国的时候，他或许还有条件有氛围可以纵论天下，南海怎么了，伊拉克怎么了，日本怎么了，俄罗斯又怎么了。但他一旦出国，就蜷缩于一个相对封闭的角落，反倒对外界的一切失去了兴趣，一心只是为了自己身边那一亩三分地。

我有个很好的朋友，是位民营企业家，积攒了一些财富，为了孩子能够到国外学习，就移民加拿大。移民的条件之一，就是要在当地投资买房，他的房子买在了一个很偏僻的岛上，叫爱德华王子岛。据他说，那里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我后来慕名在网上查了一下，还真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小岛，人烟稀少，整个镇子上大概只有几十户人，每年大概有那么几个月，会迎来游客热潮，其他时间都很安静。我这个朋友每年要去加拿大若干次，每次要待够若干天，才能履行整个移民的手续。虽然他国内有很多业务要忙，但是也万般无奈，为了小孩只有身先士卒，每年都老老实实上那儿待一段时间。

有一次，他在那儿待了大概有一个月，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我问他：“你在哪儿呢？”

他情绪有些低落地说：“我正在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上，坐在这个岛上唯一能吃到麻婆豆腐和馄饨的餐厅里。”

我笑着说：“那多好啊，多惬意啊。”

他有点苦涩地说：“好什么好？我往左看，没人，往右看，也没人，我在这儿连个毛都见不着，太无聊了。”

我说：“那你还不赶紧回来？”

他有些无奈：“我回来，人家移民局会说我时间不够的。”

接着，他就问我都有些什么新闻，我告诉他利比亚打起来，他又往细了问，我就往细了给他说说，就那么点事，他也聊得津津有味。

很多海外的华人都会这样，见着国内来的人，感觉特别亲切，像是家里来人的感觉。当然也有例外，我也会碰到另一类的“绿卡一族”，他们接受了国外的教育和外国人的生活方式，也耳濡目染貌似高举西方的价值观，对待国人和自己的国家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中国的一切都不入他们那高端的法眼。其实，这种自命清高、不可一世的样子多半是做出来给人看的，是表面文章。

在我看来，他们中的不少人不仅活得不轻松，关键是在他们内心深处会有种隐隐的孤独感。那不仅是感情上的孤独，而是一种文化的孤独，民族归属感的孤独。因为，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和我们中国人有本质的不同，西方人喜欢清静，喜欢独处。他们祟尚自我的独立，待人接物大都注重表面文章。而我们中国人则不同。我们生来偏好从众，喜欢热闹，也爱凑热闹。

这和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来并不良好的生存状况，有直接的关系，“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就是写照。在国内，经常会有这种饭局：一群朋友聚在一起吃火锅，这个突然想起一个人，那个又招呼来了另一个。于是，一顿三五个人的饭到后来越吃人越多，变成了一场大聚会。而在国外，这种情况是不可想象的。

与夏威夷州长尼尔·艾伯克伦比合影。艾伯克伦比谈起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时，他说从历史上的孙中山开始，夏威夷就与中国有了美好的渊源，“这里是东方与东方交汇的地方”。他还强调夏威夷人与中国人有相似的传统与价值观，他说：“中国人尊重祖先，夏威夷人也是，我们的语言里也有‘长辈’这个词；我们的基本价值观都是和谐、团结、家庭。”

生活在国外的人，多少怀有一种寄人篱下的心理，没有心思也没有底气去关心更多的事情。不避讳地说，在国内，怎么说我们也是主人，我们可以让所有神经的触觉，都吸附于我们所在的社会，我们还可大摇大摆，甚至肆无忌惮地过习惯的生活。当然，我们更可以纵论天下，就像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一样。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好坏都是。而海外的同胞们却无法这样。

后来，我们到了夏威夷之后，又遇到一个风格迥异的中国人。他是广东人，在那边也待了近十年，对当地的各种制度了然于心。在机场接到我们那天，一上车，他就很严肃地向我们提出要求：你们可能有人来过美国，有人没来过，这里法律很严格，有许多规定，你们一定要遵守所有的制度，严格听从安排。

他的语气像是一个幼儿园老师，带着一群不懂事的小孩，左一个不放心，右一个不放心。之后，我们所到之处，这位老兄总是非常紧张。比如说像我这样的老烟民，时不时都想来一口，有时候烟刚拿出来，他马上就玩命拦着我，不行不行，离屋檐起码要八尺，在墙根下抽烟要被罚款的。我说八尺都到马路中间了，他就一句话：“不行，只要我带你就不行。”特别死板一哥们儿，感觉像是被太多良莠不齐的国内旅行团伤害过一样。

其实，我们出门也是第一次找旅行社接待，他也不了解新闻媒体的性质，我们可能随时就会停下来拍摄，他就会感到很愤怒，觉得我们不守规矩。他的态度不太像来提供服务和帮助的中国老乡，而是比美国人还美国人，在美国他说了算的感觉。

如是几次，我实在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跟他理论了一番。我说：“先生，我告诉你，你要是接着这么干，这次你肯定收不到钱了，我们一定会跟旅行社投诉。我们是新闻采访的团，有一些特性，希望你能配合一下。还有你这态度，能不能稍微缓和一点，你看人家美国人，还不是照样站在马路上抽烟，我抽不抽烟，美国人抓的是我，你怕什么？”他一看我变脸了，像是突然有个开关被触动了，反而开始跟我聊起来。聊着聊着，倒是不打不相识，成了朋友。

跟他深聊之后我发现，这老兄就是因为长时间在美国生活，压力太大，经常被那儿各种各样的规矩所制约，屡受其害，有点被弄怕了。而且，他带的团里面，也真有中国人不听招呼的，在旅馆里抽烟，触动了报警器，人家过来要罚款，他就要负责出面解决。久而久之，他就有些草木皆兵。

他说：“水先生，我不是针对你们，我也觉得有时候太紧张，好像有点不厚道。你看，在国内我们干什么都像是自己家里，很随心所欲，到了美国，这个社会不是我们的社会，这不是我家，我在这属于客居他乡，首先得看人家脸色，我得把我这份活干好。”

和他聊多了，我发现，他的生活很单调，不忙的时候，就凑几个人打麻将，此外就是接团工作。有时候接国内来美国的团，有时候带美国人去中国，来回地跑，很辛苦。

我问他说：“那你生活在这儿有什么乐趣呢？”他说：“乐趣根本谈不上，反正就是一份工作，虽然很辛苦，但肯定比我在国内挣得多。大家都说美国好，这个国家自由，那我也来试试呗。”我跟着问他：“那你现在觉得你自由吗？”他笑笑说：“没感觉，我到了这里之后，反倒好像不去想自由不自由了。”

曾经也有人问过我，你怎么不去国外，怎么不把孩子送出去？我坚持一个观点：一个民族，特别是像中华民族这样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民族，你生于斯，长于斯，你的根和灵魂就在这里。很多在国外的人，无论是已经移民入籍，还是正在奋斗着争取留下来的，本质上讲，他们是为了后代融入别人的世界，而牺牲了自己的生活。

比如说，两口子为下一代而移民，可是他们的下一代依然是“新移民”。想在欧美国家扎根下来，真正融入那个社会，需要起码几代人的时间去“漂白自己”。就像赵小兰、骆家辉、林书豪那样的家庭，即所谓的“黄香蕉”——“瓤”随着一代一代的更替，更新换代变成了白人，有了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但外表却还是个黄种人。

我在夏威夷的伊奥拉尼学校（Iolani School）校园里采访中国留学生，背后是孙中山先生的塑像。为了缅怀孙中山先生，感谢他为中国与夏威夷的友好交往作出的贡献，夏威夷州首府檀香山市议会宣布2011年为孙中山年。孙中山先生也是第一位获得如此殊荣的中国人。

我可不愿意去做这个牺牲，我希望我和我的子女先把这辈子过好。我宁愿在中国，当一个普普通通能自娱自乐的人，也不愿意去一个陌生的国度，承受那些扭曲和压力，在心灵深处经受寂寞和孤独的煎熬，何苦呢？！

那位移民加拿大的朋友回国后，我们一起吃饭，席间他还抱怨在国外的孤寂和无聊。有朋友就调侃他说：“你放着国内的爷不当，非要跑到国外当孙子，活该。”这句玩笑话，其实也倒有一定的道理。

比如我在北京或是在老家兰州，哪怕光着膀子，拿个大蒲扇扇着，在路灯底下看着一帮老头儿下象棋，我都觉得特别自在惬意。因为这是我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胡同，是我自己的一帮老街坊，我们在昏暗的灯光下，为了一步棋争来争去，是种自然而然的事情，是属于我们独特的生活方式，这就是中国人。其实这就是朋友所谓的“爷”。

前两天，有个北京的哥们儿，打电话跟我打听怎么往美国移民。我很想劝他，宁可在中国当“爷”也别去外面当“孙子”。可当他说是为了孩子，我还能说什么呢？我们的生存环境的确不好，13亿人挤在一个比3000万人生活的澳大利亚大一点面积的地方，水也不好，空气也不好。蓝天越来越少，道路越来越堵，人也越来越躁，两句话没说就把人孩子举起来摔死。难道我们就生活得不累，不可怜吗？

不过，我相信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自身的修复和矫正能力。中国社会现在的确有很多问题，我们觉得不满意、不安全，天不蓝、水不清，连奶粉都吃得不安心。是的，这是现实，而且是有原因的。在我看来，这是由于社会财富在短时间内急剧膨胀，给人一种紧迫感；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上，都生活得很紧张，很有压力，甚至不知明天会怎样。

中国社会近当代，既有外敌入侵，也有内部的浩劫，各种动荡和社会变革，造成了文化的异化。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偏离了方向，脱离了轨道，便是所谓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但我依然相信，就像小孩生病发烧一样，只要大人能控制，帮他退热，不要让他烧得太厉害，尽管是脆弱的小生命，他自身也会有调节的能力。而且，在治疗的过程中，他会产生抗体去抵御病毒的入侵，他也会不断地修正自己的适应能力，去不断适应外界。我相信我们的社会也是这样。

4．西方世界的政治家们

2008年8月24日下午，在离北京奥运会闭幕前的几个小时，我在离“鸟巢”不到十公里的英国驻华使馆大使官邸，专访当时的英国首相布朗。

英国大使官邸坐落在紧挨长安街的光华路上。这是一个简单而又幽静的小院子，房间里的布置是典型的英国式的，家具和装饰都透着一股浓烈的英伦风情。外面的院子倒是一般般，一段石子铺成的小路通向一片茵茵的绿草坪。这里就是我们采访的场地。

按照英国大使的要求，我提前一个小时来到官邸，因为大使先生要就采访的一些“细节”，提前和我磨合一番。见了面，大使先生先带着我在官邸的里里外外转了一圈，当然也包括将要专访的草坪，然后我们一起回到会客厅。

大使说，首相府对我的这次专访高度重视，几次派人到使馆看场地，研究“细节”，并责成使馆全力协助，做好采访。说完这话，这位一向不苟言笑的大使，忽然间摇身一变，俨然一副大导演的架势，说：“我们是这么设计的：一会儿，你就站在会客厅这个位置，首相先生到了后会从你面前的这扇门进来，你们握手致意。注意，握手时你要主动示意首相和你一起面对窗户，因为这里光线比较好。之后，你们两人有5分钟聊天热场的时间，我们建议，你们可以以这幅英国油画和这个中式屏风作为背景。然后，你们一起沿着那条小路走向草坪。注意，走得慢一点，是边走边聊的样子。”

2008年，我在北京的英国驻华使馆大使官邸的草坪上，专访当时的英国首相布朗。采访前，英国大使变身“大导演”，细致地给我和首相大人说了一回“戏”，从何种角度光线最好，到散步时的最佳速度，面面俱到。我和布朗不但圆满完成了采访，还合力“秀”完了这套外交“表演”。

原来他之前说要磨合的“细节”就是这样啊！我晕！虽然专访布朗首相，是我在北京奥运会期间，“近水楼台”对十个外国首脑和体育名流的专访之一（就在几个小时前，我还采访了伦敦奥运会的形象大使贝克汉姆），但英国人的较真和注重细节在这一刻让我折服。

布朗的采访，基本上是按照这位英国大使兼导演的“说戏”开始的。布朗比我想象的要高大一些，不太笔挺的西装穿在他身上倒也服帖，他讲话有点口齿不清，但和他的搭档布莱尔一样，一口绝对标准的英式英语。布朗小时候患有眼疾，后来一只眼落下了终身残疾，面对面时还是很明显能看出他那只假眼。将近40分钟的专访，他一直很配合我。看得出，他在来之前也一定“被说戏”了，所以从进门到握手寒暄到漫步至草坪落座，布朗首相几乎和我心照不宣地“秀”出了应该的“戏份”。

布朗是来参加北京奥运会的，我们的采访又是在闭幕式当天进行的，所以自然那次访谈集中在北京奥运会的焦点上。

2008年北京奥运会可谓一波三折，先是“3·14”藏独闹事，西方世界被达赖忽悠之后一片哗然，矛头直指中国政府“镇压”藏族群众；接着是“5·12”汶川大地震，一向高举人道和普世价值大旗的西方世界，又几乎一边倒地将同情和慰问送给了中国人民，并将赞许送给了之前他们大骂的共产党政府。因为他们心里明镜似的知道，13亿中国老百姓不能得罪，他们是自己继续过富裕生活的来源和保障；另外，经常受制于议会式民主和党派利益争斗羁绊，大事小情都放不开手脚的西方政府，当看到中国政府在如此大的灾难发生时，还能有强大的国家调动能力，只能自叹不如了。之后，又出现了奥运火炬在多个西方国家城市传递时被破坏捣乱的情况，这其中最严重的首推英国首都伦敦。再往后就是西方舆论要求国家政要抵制出席开幕式的威胁了。直到临近开幕，有关北京治安和气候的质疑依旧甚嚣尘上。

关于“火炬被抢”的问题，之前就被英方委婉地拒绝回答。也许是怕得罪英国国内的那些人吧，也可能是布朗觉得回答这个问题难免尴尬，有伤和气。“新闻自由”在西方有时也只是个美丽的传说，我的问题单就多次被西方国家政要的新闻官审查过。当然，他们更注重方式方法，一般会“善意而委婉地”建议你修改或者删除某个敏感问题。

关于抵制出席开幕式的问题，布朗的回答立场鲜明：不应将体育和政治挂钩。其实，当2008年8月8日奥运会在“鸟巢”绚丽开幕时，抵制北京奥运的闹剧已经以失败告终。美国的小布什、国务卿赖斯，法国的萨科齐，澳大利亚的陆克文，不少西方国家重量级的领导人无一缺席“鸟巢”。布朗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北京之后就是伦敦奥运会，别的不说，捉襟见肘的伦敦奥运会，还指望着中国经济和中国游客拉他们一把呢。

所以，当我问到对北京奥运会如何评价，对当天晚上的闭幕式有何期待时，布朗谦虚而幽默地说：“我很期待今晚的闭幕式，但我很担心伦敦，因为你们的开幕式已经让四年后我们在伦敦‘压力山大’，望尘莫及；至于中国运动员的成绩，我只想说，多谢你们的运动员手下留情，没有把所有的金牌都拿走，多少给我们留了一点。”2008年北京奥运会英国拿到了19枚金牌，但四年后这个数字是29。

在谈到中国政府和人民为举办本届奥运会所付出的努力时，布朗表示：“中国人民应该为取得的成绩，和举办出如此成功的盛会感到骄傲，伦敦在筹办时会从中学习。而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告诉我，如果你不断地深入到细节中去，你会发现所有的部分都设计精准。今天我参观了奥运村，运动员对所有细致的安排感激不尽。运动员是奥运会的中心，而中国组织者为他们的登台做出了充分准备，全世界都对此非常关注，可以说是第一次全面认识了中国，这就是我们所感受到的经验。”

那一天的专访，我从布朗口中听到的，全都是中国好、中国牛，英国和中国关系很重要之类的溢美之词。坐在这个西方政治家的对面，看着他忍着北京极度闷热的“桑拿天”，诚恳而卖劲地表白，我的心中却充满疑惑。

难道这就是小时候我“被教育”的所谓“资本主义的虚伪性”的现实写照？要不是的话，你干吗昨天抢我们的火炬，羞辱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想，今天又转过脸跑来捧场？要不是的话，为什么你在国内议会口若悬河把中国骂个狗血淋头，而坐在北京又会把中国捧得跟朵花儿似的？要不是的话，为什么一面强调跟中国的合作，而另一面还非死抱着对中国的所谓武器禁运不放、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呢？

而反过来，我又不得不承认他们在面对中国国家电视台记者时，所表现出的真诚。许多西方领导人，当我和他们一对一、面对面的时候，他们是真诚的，甚至是可爱的。当法国总统希拉克在爱丽舍宫和我高谈阔论李白、杜甫的时候，我相信，他是真的喜欢中国；当默克尔女士在西安深情地描述她和温家宝总理之间的默契时，我相信，这位德国总理是看重和我们做买卖的；当英国首相布莱尔宁愿我坐着轮椅（腿伤骨折），也要点名来央视接受我的专访时，我相信，那是因为他们真的重视中国这个舞台。

今天的西方世界，到底是个怎样的世界呢？答案是复杂的。

本质上讲，今天的西方和八国联军时一样，是强权的，是趋利的，是势利的。布朗在我的那次采访中表示，英国已经同中国方面签署了协议，要向中国取经。他还用了一句英国的谚语，来形容英国人对北京奥运乃至中国的态度：“不要害怕对手获得荣誉，而要互相帮助走向完美。”说实话，我不太相信。

无论从对中国的武器出口限制，不愿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还是对中国产品的制裁、双反、征税（从早些年的打火机、袜子、鞋到最近的光伏产品）等等，西方国家是害怕中国的，不光担心崛起后的“中国威胁”，也害怕“中国制造”遍布全世界抢了自己的饭碗。当年中国进入世贸组织的时候，他们逼着我们做出了很多让步，开放金融、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让中国人并不感冒的英国红茶和法国奶酪，摆上北京、上海的货架，可当中国的衣服鞋子和太阳能帆板占据他们的市场时，他们便毫不犹豫地搬出各种法律条款对你下死手。有什么办法？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强权的西方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和由他们掌握的话语空间的世界中。

然而，西方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又是多变灵活的。今天的西方已经完全接受了美国式的实用主义。为了利益，别说对你笑，说你爱听的，就是叫你声“爷爷”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德国的默克尔总理在奥运会前后，算得上是个反华的“急先锋”，她不仅见了达赖，还毅然缺席了北京奥运会。但此一时彼一时，2008年之后，西方国家陷入了国际金融危机的漩涡中。英国《金融时报》就曾评论道，在美国和欧洲许多地区的需求疲软的情况下，许多德国制造商认为，德国这个欧洲最大经济体能够奇迹般的艰难复苏，要归功于与中国贸易的推动。2009年，中德双边贸易额仍达到1057.3亿美元，占中国和欧盟贸易的四分之一。德国对华出口额则达到558亿美元，成为德国外贸的一大亮点。

2010年7月15日，默克尔“摒弃前嫌”，带领一半的内阁成员、25家德国企业巨头，以及众多国会议员，对中国进行了为期四天的正式访问。当时许多媒体普遍认为，此次访问表明，经济合作将再度成为中德交往的主轴，更有评论把此次访问看作是默克尔对华政策的默默转身。因为傻子也会算账。当四天后默克尔离开西安时，在她的口袋里带走了十项协议，以及40多亿美元的大单。

2010年7月17日，默克尔在古都西安度过了56岁的生日，我在她生日当天在西安采访了她。这是默克尔担任德国总理五年来，首次接受中国电视媒体的采访。出于礼貌和采访现场的气氛，我们为默克尔送了一大把鲜花。

后来我在网上看见有人骂我，说：“看见水均益采访默克尔就来气，怎么会没有问达赖的问题、德国媒体普遍的反华问题、张丹红事件（《德国之声》采访部副主任张丹红，因为发表‘亲中国’的言论而被停职）？采访简直是在中德关系完美和记者先生超彬彬有礼的气氛里进行！”

对于观众的批评我一向虚心接受。不过，作为央视的记者，采访外国首脑的问题单一般不是我们记者说了算的。至于彬彬有礼，我倒觉得无可厚非，总不能瞪着眼珠子跟对方吵架吧？

默克尔那天并没有因为过生日而穿得大红大绿，而是一身工作装，白色的长裤，上身一件米黄色的职业女装。虽然我像采访外国政要一贯的“彬彬有礼”，但采访开始后，我马上抛出了一个问题，问道：“默克尔女士，采访按中国的说法，您是属马的，中国有一个词叫马到成功，是不是这次访问中国，对您已经是马到成功了，您这次中国的旅途，会不会像有些媒体说的，更多的是为了做笔生意？”

默克尔答道：“我的中国之行包含许多方面，我自己觉得这次中国之行是非常成功的。如今有很多的德国企业，都在中国进行投资，大概有六千家德国的企业在中国进行投资，这些投资者实际上也是在向中国提供就业机会。中国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国家。如果我们去看一下，过去这几十年来中国所经历的变化，看一下中国需要克服的问题，比如西安每年有30万大学毕业生，他们要工作，他们要住房，实际上都是非常难的问题，这些都不是我们一下能够了解的。但反过来讲，德国在其他方面，比说在环保、城市规划，以及能源利用等方面，我们有很多很好的经验，我们也非常愿意把这些知识技能与中国的朋友们分享。”

这就是成熟的西方领导人，面对你绵里藏针的问题，他（她）既能熟练地“背书”，说一套冠冕堂皇的套话，也不忘把自己的利益向你不失时机地推销一番。但好话归好话，原则问题上他们是不会松口的。当我问默克尔，欧盟什么时候会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时，默克尔的回答温柔而巧妙，她说，从原则上来讲，欧盟并没有拒绝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但要想让欧盟承认的话，可能中国还有一些技术性的工作要做。

2009年默克尔当选《时代》周刊年度人物之一，《时代》周刊这样评价她：“默克尔是一个务实并善于抓住机会的人”。那一次，她的确很好地抓住了中国的机会。

今天的西方，是富裕、安逸、环保、开放的西方，是一个我们许多中国人自认为了解，却并不真正明白的天地。2013年9月，在又一场被称为“沉闷和没有悬念”的大选之后，默克尔顺利地第三次当选为德国总理，未来四年继续执掌德国。

说起来，这个德国前总理科尔眼中的“小女孩”，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穿着打扮很传统，甚至有一点土气，行为方式中规中矩、四平八稳的女政治家。然而，她在德国却拥有极高的人气。60％的支持率让默尔克成为二战以来，德国最受欢迎的领导人，也让她的很多竞争者望尘莫及。其实，默克尔顺利连任，从侧面反映出了今天德国内政外交的一些基本思路。

今天的德国是一个高度稳定的国家，德国人在没有重大危机威胁他们的情况下，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国家贸然转向，他们希望国家的政策保持“连续性”。另外，默克尔的务实作风，也符合今天德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诉求，既不跟着美国跑，也要和俄罗斯、中国等国家保持一定的距离，当然，生意上除外。

用一位德国专家的话说，德国选民并不傻，他们不会选“辣妹”当他们的总理，他们需要一位他们能够信任的务实认真的领导人。而默克尔这位来自前东德的物理学博士，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行走在今天的欧美各国，只要你肯花时间稍微深入一点他们的生活，就会发现，其实这是一个让你我感到陌生的世界。西方人的富裕程度，已经不再用香车豪宅这“硬指标”来衡量了。当越来越多的中国“土豪”们，提着装满现金的LV箱包，到巴黎疯狂购物的时候，在戛纳海边一家尊贵酒店的餐桌上，人们津津乐道的，是某瓶红酒的年份和它所属酒庄的故事；当薄谷开来费尽心机用受贿来的钱，想要为儿子购买一套地中海面朝大海的别墅时，在不远处意大利的一座小岛上，贝卢斯科尼想要的是天下所有的美女，和上上下下当总理的快感；当几亿中国人在拼凑来的假期里，无奈地被堵在通往旅游景点的路上时，挪威首都奥斯陆的一家人，正开着旅行车驶往靠近北极的一片无人水域，他们车顶的行李架上放着一条独木舟。

有人说，今天的西方和世界其他地方有着“代差”，在我看来，我们和他们似乎就不在同一个星球上。多年的发达和优越，使得西方人在思想深处有了某种“升华”，他们真的不关心政治，但他们却真的关心一氧化碳；他们打心眼里反感专制，却又羡慕举国体制下的雷厉风行；他们不再热衷于建造“泰坦尼克号”，因为驱使那条大船的所有高精尖系统，都出自他们的创造；他们也不再迷信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那样英雄般的高大人物，而更喜欢选出骑着自行车上班的卡梅伦，在快餐店和你一起吃汉堡的奥巴马，以及和你一样用手机发短信的邻家小伙儿或小姑娘，当自己忠诚的公仆。

今天的西方也是个旧世界。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经怒斥法德等那些不愿和美国一起打伊拉克的欧洲国家是“老欧洲”，但他自己却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今天的西方国家整体上实际上是一个旧世界。

随着工业革命，西方国家率先发力，在全球攫取了足够的资源和财富，在近300年里，他们统治着世界。但是，所谓“霸极必衰”，20世纪下半叶到21世纪开始的时候，人们渐渐发现西方国家里弥漫着一种好吃懒做、不思进取的精神状态。多年的高福利、高度完善的社会机制，以及高度民主下产生的极度自由主义，使他们的优越感无限膨胀，进而产生世界大同和人类和谐的幻觉，失去了他们先辈打天下的斗志。

《纽约时报》著名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里有一个理论，把世界经济用5种加油站来划分。在讲到西欧加油站时，弗里德曼惟妙惟肖地描述出了当今西方世界真实面貌：

第三种是西欧加油站。油价是5美元一加仑。加油站里只有一个工作人员。他很不情愿地加油，面无表情地换机油，而且一直在唠唠叨叨地对你说，工会的合同说，他只负责加油和换机油。他不擦洗车窗玻璃，每周只工作35小时，每天中午还有90分钟的午餐时间，午餐时间加油站关门。他还有6周的假期，每年夏季可到法国南部去度假。在街的对面，他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叔叔在玩地滚球。他们已经10年没工作了，因为他们国家的失业保险支付给他们的钱，要多于他们最后一份工作的工资。

相比弗里德曼十几年前的这幅描述，2011年我在戛纳看到的情况，只能比这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个时候，主权债务危机席卷欧元区，希腊还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但西方舆论指责的矛头，却指向雅典的那些示威者，认为他们不工作还想多发钱多休假，才是危机的根源。然而，有这样想法的何止这些希腊人。

前些年，我的好朋友刘欢因为要陪女儿在美国读书，在纽约租下了一栋房子。在国内习惯了各种周到的上门服务的他，却在美国寸步难行。

在一家大型家具超市买了一个床垫后，刘欢却怎么也找不到送货上门的服务。无奈，我们这位超级明星只好买了绳子，自己爬上吉普车把床垫绑上车顶，一路开回家里，再手拉肩扛一个人把床垫搬上楼。

人力少、人力贵，折射的是今天西方的这样一种模式：少雇人，但支付高额工资，同时征收高额税款，以此来慷慨地救济那些并不急于找工作的失业人员，并提供大量的其他福利。我没有资格从经济学角度质疑这样的模式，但我总觉得，相比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内时而无序的蓬勃和火热，西方这套近乎残酷的机制，代表的却是一种腐朽。而我更喜欢无序的蓬勃与火热。

第六章
Chapter 6　突访朝鲜

我们那次所看到的朝鲜，似乎隔着一层玻璃罩子。朝鲜人隐藏在光鲜楼面之内的琐碎日常生活、被规定佩戴着的各类纪念章背后真正的精神状态，作为外人的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真实地了解到。

今天的朝鲜，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封闭的社会，敏感，紧张。

而在朝鲜的眼中，今天的世界上只有美国。这些年朝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把美国拉到谈判桌上，和它签订“和平条约”。为了这个终极目标，它会不惜一切。

1．炸毁宁边核设施

2008年6月24号，我突然接到通知，说朝鲜有大事件要报道，让我带一支报道组前往平壤。

原来，中国外交部此前接到朝鲜方面的邀请，希望中国派记者去朝鲜，采访报道朝鲜兑现六方会谈所达成的安排，将采取的一项行动，即炸毁宁边核反应堆的冷却塔。按照此前朝鲜与美国达成的“以行动对行动”的共识，朝鲜将对其核设施实施“去功能化”的行动，并公开其全部核项目以备国际核查；美国则履行其将朝鲜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黑名单中删除，并与平壤展开和平谈判的承诺。

“六方会谈机制”是中国率先提议搭建的谈判平台，主要目的是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所谓“六方”，即东道主中国、朝鲜、美国，还有与朝鲜半岛问题相关的日本、韩国、俄罗斯。其实核心问题是解决朝鲜和美国的关系问题。中国政府在其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因为朝鲜和美国以及其他几方矛盾尖锐，朝鲜又时而提出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要求，导致谈判非常艰难。我曾经数次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跟踪报道六方会谈的会议。给我们记者的感觉是，六方会谈每次都是在困难重重，几乎看不到希望的时候，峰回路转。而有时候眼看差不多能够达成协议，突然间又风云突变。

“9·11”之后，美国打着“反恐”旗号，将朝鲜和伊拉克、伊朗等国家一起，划为“邪恶轴心国”。“邪恶轴心国”一词是小布什提出的，他将那些“支援恐怖分子的政权”形容为“邪恶轴心国”。小布什认为世界上百分之八十的垃圾人口，分布在全球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垃圾人口成为产生“无赖国家”的根源，是世界动荡和不安的发源地，一旦这些“无赖国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会成为反对百分之二十精英人口的“邪恶轴心”。这些国家对美国、对世界安全和和平构成重大威胁，并威胁要对其进行“政权更迭”，推翻这些国家的统治者。

美国的举动让朝鲜非常紧张，眼看着阿富汗的塔利班被干掉，伊拉克的萨达姆被推翻，朝鲜当然是一后背的冷汗。但是，朝鲜别无选择，只能以强硬对强硬。于是，朝鲜终止了与美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谈判，将核查人员赶出朝鲜，甚至中断了和美国的正常外交和官方联系。与此同时，朝鲜加紧了核武器的研制进程。金正日提出了“先军政治”，所谓“先军”就是军事优先，国家的一切活动围绕国防和可能的战争，随时应对美国和韩国的侵略。一时间，朝鲜国内一天到晚都能听到战争的号角。对于一个本就封闭和落后的国家，这样势必导致经济上捉襟见肘，甚至一度出现粮食危机。

朝鲜之所以这么“穷兵黩武”，一门心思要搞出核武器，其实就是想在手中掌握一个有分量的筹码，逼美国坐下来和它谈判，同意和朝鲜达成一个不会动武的和平条约。因为，近代历史上，美国虽然算不上信用良好，但是其国会一旦形成书面的决议文件，多数情况下还是会遵守的。所以朝鲜咬紧这一点：美国你要我放弃核计划，那就签“和平条约”吧！当然，朝鲜同时也不忘提出很多附加条件。比如，要求美国提供经济援助、提供能源供应。因为朝鲜一直公开对外表示，其研发核项目是为了解决国内的能源问题。

美国并不愿意单独跟朝鲜一对一谈判，也不愿与朝鲜签订“和平条约”。原因很简单，美国认为朝鲜是个独裁的国家，只要有机会，美国随时打算让朝鲜“改朝换代”。而且，朝鲜经常在谈判中出“幺蛾子”，突然变卦。包括在执行联合国相关决议和兑现承诺的时候，也是时常出尔反尔。这也给美国和国际社会留下一个印象——朝鲜的话不能信。

除了朝鲜和美国之间的问题，朝鲜半岛问题还牵扯了其他几方的利益。说起来，这也是冷战时期留下的后患。冷战时期东西方阵营以苏联和美国各为划界，朝鲜、中国自然划在东方阵营，日本和韩国在西方阵营，所以这其中就搅和了朝鲜和韩国的关系。

朝鲜战争的结果，是以“三八线”为界，南北双方割据的状态。但朝鲜一直不承认韩国当局，认为朝鲜半岛应该统一为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所谓的韩国政府只是美帝的傀儡。鉴于朝鲜半岛的特殊地理状况，韩国常常在朝鲜和美国的对峙中“被绑架”，首当其冲地受到威胁。每当美国对朝鲜举起大棒的时候，朝鲜就会马上发出威胁：如果我一旦遭到攻击，首尔会变成一片火海！

虽然朝鲜的火炮、火箭和导弹打不到美国本土，顶多能够到太平洋中间的关岛，但是朝鲜跟韩国却只隔着“三八线”上的一道铁丝网。朝鲜在“三八线”一侧部署的火炮阵地，绵延上百公里，而且离韩国首都首尔只有80公里，不夸张地说，一袋烟的工夫炮弹就来了！所以韩国对朝鲜的威胁是有切身体会的，前两年的延坪岛炮击事件就是活生生的例证。另外日本对朝鲜也有安全上的忧虑。日本是美国的盟国，自然担心，一旦美国攻击朝鲜，自己也同样可能成为朝鲜报复的目标。每次朝鲜试射某个型号导弹的时候，日本都会紧张一番。而且日本和朝鲜还有旧日恩怨，朝鲜曾经绑架了很多日本侨民，许多都失踪了，有一部分还活着，日本方面一直要求归还这些人，包括追踪失踪侨民的下落。

俄罗斯和中国就自然不用说了。朝鲜半岛的战与和，都直接牵涉到中俄两国的战略和切身利益。对于俄罗斯来讲，东北亚地区的利益至关重要。俄罗斯有自己的全球战略，它要随时防范美国的力量和影响力，侵蚀到自己传统的势力范围。一旦朝鲜半岛出问题，俄罗斯通向太平洋的通道将会被堵，也会影响它在全球的战略部署。

对于中国而言，当年抗美援朝是为了保家卫国，但半个多世纪之后，朝鲜依然是中国“保家卫国”的前沿阵地。朝鲜和中国只有一江之隔，如果朝鲜半岛燃起战火，中朝边境地区首先将不得安宁，且不说上百万的难民涌入中国会是怎样的后果，试想，如果战争中一架美国的F-16战机飞到丹东的上空，中国该怎么办？如果把它打下来，美国又会如何反应呢？再试想，如果任何一方的导弹落入中国境内，中国是抗议呢，还是予以还击？万一落入中国境内或靠近中朝边境区的，是一颗原子弹呢？还有更糟糕的，假如朝鲜被打败了，被美韩（包括日本）联军占领了，或者像伊拉克那样，政权被“更迭”，美军被邀请进驻朝鲜，那不就意味着，隔着鸭绿江，我们就可以看到美军大炮的炮口直对着中国了吗？

看！家家都有小算盘，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做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努力，促成了好几轮谈判，终于在2008年有了一点突破。朝鲜方面答应“以行动对行动”，所谓“行动”，就是朝鲜关闭核活动，让宁边核反应设施停止运转。而美国则将朝鲜从“邪恶轴心国”的“黑名单”上去除，并对其实施一定的援助，包括粮食和能源。这是第一步，最终的目标是，美国确保朝鲜没有核武器，朝鲜从美国那里拿到“和平条约”。应该说，这是解决朝鲜半岛问题最现实，也是一个对六方都有好处的最佳方案。

朝鲜炸毁宁边核反应堆的冷却塔，在当时绝对是全世界媒体的头条新闻，它极有可能成为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中央电视台接到朝方邀请后，经过研究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我。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朝鲜方面要求，一家媒体仅限3名工作人员，于是，我挑选了一名电视卫星传送工程师和一名新闻摄像人员，准备前往朝鲜。

最初我们得到的信息是，自带电视转播设备，在朝鲜进行现场直播。这就是各家电视台拼硬件实力的时候，因为宁边在平壤以北大概130公里的一个山区，所以，设备越轻便越小型化，直播就越有优势。我赶紧就跟电视台的技术部门联系，希望能拿到一些好设备。

当时汶川地震报道还在进行中，央视好几百人都在地震灾区采访，设备都被占用了，我要拿到朝鲜去就需要特批。我立刻给台领导打报告。朝鲜这一事件在国内虽然关注度比不上汶川地震，但仍是国际重大事件，新闻含金量很大，领导立即特批了一套便捷设备给我。那是个笔记本电脑大小的玩意，打开后跟卫星连上，再跟摄像机一连，就能直播了。拿到设备之后，我们又用了两天时间做准备，6月26日从北京飞往平壤。

北京是外界通往朝鲜的唯一中转通道，朝鲜这些年实行比较封闭的政策，和外界没有直航，它的国家航空公司叫高丽航空公司，只有从平壤飞北京的航班。所以，哪怕韩国离它更近，开车就能到，也只能先从首尔飞到北京。美国和俄罗斯就更不用说了。朝鲜这次邀请了六方会谈其他五个国家的媒体记者前往平壤，所有记者在北京集合，坐朝方规定的航班飞到平壤。

到达平壤之后，我们被安排住在平壤最著名的五星级酒店——羊角岛国际大饭店。朝鲜方面通知我们，第二天随时随地等消息，带我们去宁边。

这中间还有个插曲，26日从北京起飞前，我们突然接到通知：所有媒体一律不许携带任何卫星直播设备，也不许携带手机等电子通讯设备。朝方没有给出任何的理由，只是说会有相应安排。我们好不容易从汶川抗震第一线征调过来的设备，就这么被废了。

采访前我把采访稿看了又看。能进入朝鲜采访，对于新闻记者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每次采访前，我都要反复修改我的提纲。

我感到无比遗憾，因为我们设计了很多直播方案和画面，一旦设备不能带，就只能完全受制于朝鲜方面的条件和管制，采访也会变得十分被动和困难。但是没办法，朝鲜那些年一直是个很神秘的国度，对于新闻记者而言，能进到朝鲜采访，已经是非常难得的机会了，像是天上掉了一个馅饼儿一样。

之前也有一些媒体记者，特别是我们中国的官方记者去过朝鲜，但多数都是跟着领导人去朝鲜访问时的随行采访，被严格限制在官方活动范围之内，不可越雷池半步，朝鲜的外交人员会严密监视在左右，连饭店大门都不能随便出，无法了解朝鲜的真实情况。所以我还是对此次朝鲜之行充满期待，只要让我们去，什么条件都答应。

朝鲜方面为每一家媒体配备了一位接待官员，有点像伊拉克监管记者的“陪同”。接待我们央视的是外务省一位姓金的官员，像绝大多数朝鲜人一样，他的衣服上别着两个像章，一个是“慈父领袖”金日成的像章，还有一个是朝鲜的国旗。也像多数朝鲜人一样，金先生身形消瘦，身上没有任何赘肉。其实，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多数中国人也是这个样子，年景不好，没什么油水，能吃饱就不错了。

见了面，金先生就对我们约法三章说：“我负责接待你们中国记者，你们在这里的一切行动听我指挥。你们想拍什么一定要先让我知道，我来申请。如果申请得到批准，我陪着你们去拍。否则，一律不行。”我们当然是诚惶诚恐地答应下来。

有个很有趣的细节，我们按照国际上的习惯，见到他之后打招呼说：“金先生你好。”他说：“别别别，对于中国的同志来讲，我们最好还是以同志相称。”这以后好几次，我们脱口而出叫他金先生的时候，他都会纠正我们：“不对，我是金同志。”我们就赶紧改口：“哦，金同志金同志。”

第二天，我们老老实实等到中午，终于接到通知，下午一点钟，统一上车去宁边。

出发前我们每人拿到了一个坐车的名单，很有意思，两辆考斯特类型的面包车，中俄朝三路记者上一号车，美日韩三家上二号车，我跟同事说：“你瞧瞧，有点板门店谈判的意思。”

一点半左右，我们从饭店出发，在平壤市区大街上穿行而过，一路出城，驶往宁边——平壤以北大概130公里的一个山区。

平壤是个都市的样子，类似于社会主义时期的莫斯科，和改革开放前北京的那种都市景象。大同江穿城而过，城里有不少高楼，有很多是苏联时期风格的，马路很宽阔，两边也有许多体育场、公园之类的公共设施。

在平壤市区和近郊都是很好的柏油马路，但是出了郊区，道路就变成了土路，到宁边将近一百公里，路况很差，非常颠簸，暴土扬尘。但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朝鲜人居然在道路两边，用白石灰画了两条绵延几十公里的白线，作为马路的标志。像我们小时候在学校操场赛跑时画的那种起跑线，用白石灰轧出来的，似乎是新近画上去的，也许是朝鲜方面为了迎接我们这些国际媒体的眼睛，特意画出这两条白线，有点画饼充饥的意思。我们顺着白线，开了将近两个小时，到了宁边。

宁边的核研究院是一个大院，里面有居民楼、宿舍楼，各种各样的厂房，还有一些核试验的厂房。但是我们没有机会参观这些，直接被带到一个小院的一间会议室里。在那里，我们见到了朝鲜原子能研究院保障处的处长李英浩，是个典型的朝鲜人，小个子，小眼睛。

他先介绍了一点基本情况，然后说一会儿带我们去规定地点，拍摄冷却塔爆破全过程，还特别强调说：“出于安全的考虑，大家不能靠近，我们会安排大家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观察拍摄。”

三点半左右，所有记者被叫上了车，绕过厂区，来到一个小山坡上。这里居高临下，距离厂区的冷却塔大约一两公里。朝鲜方面在那儿临时用铁锹培土，堆了一个三层的土台，并用绳子把土台围起来。土台的最上一层还专门搭了个帐篷，里面放了个长条桌子，上面搁了一些同声传译的耳机、望远镜，以及几把扇子和一些矿泉水。看得出，朝鲜方面在有限的条件下，安排得还是很周到。

桌子后面，坐着七八位装扮像是游客模样的人，T恤宽短裤，脖子上还挂着相机。他们是美国官方的观察人员，其中一个是美国国务院负责朝鲜事务的官员，叫金成，是个韩国裔的美国人。其余那几位游客模样的人，据说是爆破方面和原子能领域的美国专家。

在土坡上，我遇到了老朋友，CNN的国际战地记者克里斯蒂安·阿曼坡，她是伊朗裔的美国人，1995年我跟她在波黑萨拉热窝采访中相识，在伊拉克又曾经几次并肩作战，非常熟。一见面我们就打开了话匣子，我甚至还拿起话筒，请她谈了谈感想。这就是记者间的“近水楼台先得月”吧。

站在山坡上遥望下去，宁边冷却塔孤零零耸立在那里，看上去颇有些苍凉的感觉。冷却塔直径十来米，高大约三十米，两头粗中间细，样子像个巨大的烟囱。快到四点的时候，李英浩处长宣布：大家现在准备，可以开始拍摄了。

远远地，只见从冷却塔下面陆陆续续开出来几辆车，几分钟的平静之后，“砰”的一声，一颗信号弹带着一串白色的烟雾升上了天空。紧接着，从冷却塔的底座升腾起大片灰白色的浓烟，一两秒钟后，一声巨大的闷响传来，我们在山坡上感到一阵闷闷的颤动。接着，山下那庞然大物在瞬间轰然倒地。整个过程只有几秒钟。

这个画面，后来成为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朝鲜于6月27日，当地时间下午4:05，炸毁宁边核反应堆冷却塔。

从山坡上下来，我们的车子绕着宁边河，又进了原子能研究院的大院，车在大院里几番穿梭之后，开到离冷却塔现场不到100米的地方停下来。原来，朝鲜方面还安排了我们拍摄冷却塔的废墟现场，这多少让我有点喜出望外。

进入现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巨大的钢筋混凝土的废墟，像是被导弹炸过一样。废墟不像那种定向爆破之后，满地碎碎的小砖头石块儿，冷却塔从头到底塌得结结实实，几米见方的混凝土成块儿地塌下来，堆在那里。这种景象，在电视镜头里很有冲击力，我和摄像上蹿下跳，忙得不亦乐乎。

朝鲜炸毁宁边核设施电视截图。左上图中，走在我身后的即为CNN著名战地记者克里斯蒂安·阿曼坡。

在废墟前，我还采访了美国国务院的官员金成，他似乎对看到的一切相当满意，认为这是朝鲜方面积极的一步。我还特意问他，觉得这次爆破的情况效果怎样？金成回答说，爆破很彻底，意味着冷却塔今后不能再使用。

可讽刺的是，2013年又有报道说，卫星图片显示宁边核设施正在恢复启动，朝鲜方面似乎重建了冷却塔。

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无意中看到金成和那几个美国人，正拿着照相机在炸毁的废墟旁照相，像是在旅游景点合影留念。而李英浩和其他朝鲜人站在另外一边。

这时，意味深长的一幕忽然出现了。只见金成邀请李英浩一起合影，李英浩接过相机，推辞说：“不用了，我不照了，我给你们照吧。”

我离他很近，出于助人为乐的想法，就主动地跑上去说：“来，我给你们照。”

我正要伸手去拿李英浩手里的相机，没想到他很果断地躲开了我，说：“没关系，我来照。”

金成望着李英浩，脸上的表情很恳切，继续邀请道：“让他给我们照，我们一块儿合个影。”

我劝说：“李先生，你把相机给我，我来给你们照一张合影吧。”

李英浩突然转向我，脸上的表情变得很严厉，坚决地冲我一连说出了好几个“NO”，然后拿起相机，“咔嚓咔嚓”，快速地给几个美国人照了相。我不明就里，扭头看金成，只见他脸上露出一丝失望和尴尬的表情。

我忽然恍然大悟，明白了李英浩为什么不愿意跟美国人合影。这不是在某个旅游景点，几个外国人碰到了，在一起合影留念那么简单。这是两拨不同的人，一位朝鲜官员和一位美国官员，他们俩在冷却塔废墟上的合影，肯定会成为美国媒体第二天的新闻图片。金成的执着和李英浩的拒绝背后，很可能隐藏着美朝两国的“难言之隐”。

采访结束后，我们上车返回平壤。当时朝鲜方面许诺，我们拍摄的电视素材，都可以通过平壤电视台的播送中心传出去。

我们当时算了一下，上车差不多是北京时间的下午五点，至少需要两个小时才能赶回平壤，而这条新闻原计划是要上当天晚上七点的《新闻联播》。我们出发的时候，已料到时间会很紧张，所以特意带了一台便携式编辑机。于是，从宁边到平壤的那条土路上，我和编辑忍着剧烈的颠簸，完成了写稿、编辑、配音全部流程，制作了一条两分钟的“重大新闻”。

一路上，我们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心急如焚。我们的手机出了平壤就没有信号，跟国内也联系不上。而台里之前因为有我们在现场，所以早就确定，《新闻联播》会一直等我们这条消息。

好不容易，6点45分的时候，我们车进了平壤管界内，手机终于有了信号。我赶紧给台里打电话，说：“我们刚进平壤郊区，到电视台起码还得半个小时，再通过卫星把素材传回去，台里可能还得编辑一下，《新闻联播》的时间就过了，肯定来不及。”

但是，我不想轻言放弃，就想了个主意，说：“咱们两手准备，一边我尽量赶，能赶上最好，赶不上的话，我现在通过电话把写好的报道，先给你念一遍。你找个可以录音的免提电话录下来，万一时间真不够了，就用这个录音报道垫播。”台里答应了。

我又在车上通过电话，把那条新闻播报了一遍。当时心里很着急，播报的时候还有点磕磕绊绊，中间有两个词还吃了“螺丝”，念得不是特别标准。

事后证明，做一个备份方案是多么明智！等我们赶到朝鲜中央电视台播送中心部门时，已经7点25分，还有几分钟《新闻联播》就结束了。我们飞奔着冲到楼上，拿着带子说，赶紧传回北京。结果，朝鲜电视台的工程师说：信号中断了。我们急得脑袋都冒烟了！结果，联系来联系去，折腾了一大通，等恢复信号，都已经是北京时间8点了。我叹息说：“还赶啥啊，连《焦点访谈》都赶不上了！”

后来我们弄清楚了，不是卫星信号的问题，是朝鲜电视台播送中心的某个技术环节出了问题，导致设备找不到卫星。如果当时能及时找到信号，带子放进去够快的话，说不定还能赶上《新闻联播》的一个尾巴，让观众们在第一时间，看到那幅震撼世界的画面。

虽然这次报道有些遗憾，但作为现场记者，我还是以录音报道的形式，在第一时间，向全世界播报了那条重大新闻。这么多年来，我参与了多次重大国际事件报道，而2008年在宁边通往平壤的土路上，一路狂奔的那种紧张感，至今还不曾忘怀。

2．平壤印象

2008年朝鲜之行，是我第一次去朝鲜，虽然之前通过各种渠道，我对这个国家也有一些认识，但真正踏上这片土地，还是头一次。

对我这样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国人来讲，朝鲜曾经是一个发展得很好的社会主义国家。朝鲜的电影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卖花姑娘》《看不见的战线》等等。小时候，我家里还订了一本《朝鲜画报》，每次翻看时，我都发自内心地羡慕朝鲜的小朋友，那么天真快乐，沐浴在社会主义的阳光下。这一切，构成了我对于朝鲜最初的印象。

后来参加工作当了记者，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过程，有那么一段时间，朝鲜淡出了我的关注。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朝鲜忽然再次频繁出现在各种媒体的报道中。只不过，这时的朝鲜，变成了一个封闭、贫苦的国家，时常出现饥荒。

这次去朝鲜，除了宁边冷却塔的采访，我个人还带有一个很强烈的愿望，希望“搂草打兔子”，顺道了解一下今日朝鲜的真实情况，做一个记录性的报道。

在平壤，只有两家饭店有接待外宾的权利，一家是高丽饭店，还有一家就是我们住的羊角岛酒店。类似于我们改革开放前的涉外饭店，外国人只能住这两家酒店，没有别的选择。

羊角岛国际大酒店坐落于平壤市中心。大同江拐弯的地方形成了一个小岛，只有一条路通上去，朝鲜人在这个小岛上，建了一座大概40多层高的酒店，岛的形状像是羊伸出了一个犄角，所以叫做羊角岛。这个酒店之所以被选作涉外酒店，跟它的地理位置也有关系。它三面环水，只有一条通道通向市区其他地方，只要在入口处放上两个警察，管理起来特别方便。

酒店建于1995年，我们2008年去的时候，看上去依旧富丽堂皇，挑高的大堂非常气派，一面墙上雕着活灵活现的仙鹤。酒店一共40多层，据说有1001个房间，顶楼还号称有个旋转餐厅，平时没有重大活动是不会开的。酒店的服务设施也还不错，有餐厅，有小酒吧，后来我在新闻里看到，澳门赌王经过特批，最近在那里开了个赌场，朝鲜人不许进，外国人凭护照可以进去。

曾经在网上看到有人说，羊角岛酒店的卫生间没有下水，没有地漏。其实完全不是如此，酒店的房间很干净，24小时热水，洗澡一点问题没有。坊间还传说，那家酒店里的第五层是不对外开放的，电梯都不停，两头消防通道的楼梯都被锁着。有游客试探过，通过一个小侧门进到那一层，发现了很多神秘的办公室，里面设置了很多闭路电视，监视着酒店的各个客房，说明很多房间里都装有秘密摄像头。对此，我没有去刻意考证其真实性。

我们住的房间虽然很高，从窗户里可以看到平壤的景色，却不能拿照相机和摄像机拍摄。因为接待我们的金同志，一见面就警告我们：“你们不要拍，不要以为你们在那儿拍没人看得见。如果你们拍了，后果会很严重的。”

怎奈我的愿望很强烈，所以跟金同志来了一番软磨硬泡：“金同志啊，中朝两国友好，我们中央电视台这次来，机会难得，能不能安排我们到一些地标式的地点，拍一点平壤的大好河山，日新月异的这种景象啊？”

我说了一通奉承话，金日成、金正日的纪念碑和雕像，在平壤随处都有，可以拍吧？平壤胜利纪念碑、金日成广场也能拍一下吧？这恰恰是向中国朋友介绍你们国家建设得好嘛……金同志终于答应帮我们请示。

第二天上午，正好我们有一段空闲时间，金同志说：“行，我带你们去拍，但是你们只能到规定的地方。我说可以拍，你就拍；我说能拍那边，你就拍那边；我说不让拍的，千万别拍。我会在现场看着你们。”我忙不迭点头，心花怒放，“欧了”，搞定！

金同志先带我们去了大同江边，隔江望去，一片片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在江边一块广场上，我们居然看到有几个摊贩，推着平板车卖纪念品，金日成像章、明信片等等，琳琅满目。广场对面，隔着一条马路，有一个金日成的雕像。之后，我们又被带到一座金日成和金正日的双人雕像前拍摄。雕像的造型是两人挥手向前，一副指挥朝鲜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姿势。

我明白，金同志带我们去的地方都是些“规定动作”。所以，我悄悄告诉摄像，你摄像机尽量保持开机状态，多拍一些平壤市民的真实生活状态，无论是东西还是人，都尽量拍到一些细节和特写，比如穿衣戴帽谈吐举止之类。

为了多拍些素材，我们也采取了一些“障眼法”，摄像在拍摄的时候，我就有意无意地把金同志拉到一边，递根烟，跟他聊天，转移他的视线，为摄像争取空间。金同志在朝鲜外交部工作，也在中国待过一段时间，所以跟他聊得起来。摄像和我也是多年一起工作配合的，很有默契，趁机拍了不少镜头。

平壤是朝鲜的窗口和样板。市区马路宽阔，路面整洁，高楼林立，有些楼看上去是新近盖成的。主要交通干线边的居民楼，看上去整齐划一。朝鲜仍是完全的公有制，老百姓住房完全是国家配给，所以居民楼从外表看一模一样，阳台上空空荡荡，没人晾衣服，也没人封阳台。据我观察，有的楼里房间，连窗帘的颜色都是一样的。

平壤的空气很好，因为它没有什么工业，经济发展也在一个很低的水平，所以污染不像我们这么严重。大街上的车也很少，平壤的公共交通工具普遍很破旧，公共汽车就是有辫子的那种电车，四个角都是圆乎乎的，与我们上世纪70年代乘坐的公汽很像，一看就是有年头的物件，车体破破旧旧，根本谈不上“空调车”这一说。马路上还能看到有轨电车，铁轨锈迹斑斑，只有轱辘压过的地方，才是油光水亮的。

平壤没有私家车，大多是苏联制造的那种尖鼻子卡车。偶尔会有一两辆伏尔加牌小轿车驶过，还有就是军用的大卡车，也大多是苏制的。有趣的是，马车和汽车会同时出现在马路上。有时候电车刚咣当咣当地开过去，一个农民拿着鞭子，晃悠悠地赶着辆马车过来了。这幅景象，就像我小时候在中国西北地区看到的一样。

走在平壤大街上的老百姓，穿着很制服化。男性基本上都是小翻领夹克，深蓝色和灰色最常见。女士都爱穿那种半长不短的裙子，天冷了下面就配个靴子。很少有人穿很高级的皮鞋，一般都是那种小半高跟的皮鞋，样式不多，但是整洁干净，这与我们中国改革开放前，全国一片灰一片蓝的景象也很相似。

女交警是平壤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我们仗着跟金同志混熟了，就提出想拍摄女交警。金同志这次欣然同意。在拍摄女交警的时候，我注意到对面有一排临街的店铺，人们在排队买东西，像是小吃店。这可是民生的镜头啊，我赶紧向金同志提出来，能不能过去拍一下？他摇头说，坚决不行。

当时我想，要是能走过去问问平壤老百姓，他们的生活怎么样、东西贵不贵这类问题，效果一定很好。但是这个“无理要求”被金同志断然拒绝，他甚至脸色都变了，说：“坚决不可以，你再提这些要求，我们马上就走。”我只好作罢。

我们聪明的摄像还是利用镜头的变化，拍到了那一幕。从他推上去拍摄的镜头看，那里卖的都是豆制品、青菜、豆芽之类，没有肉卖。而且，人们好像没有掏钱买这个环节，都是拿个本划个勾，或是凭券领取，当时我们的镜头是远远地拍摄，看得并不十分清楚。但我知道，直到今天，朝鲜执行的是严格的国家配给制度。

作为记者，每到一地，我最关注的还是当地人，不同国家的人。他们脸上会告诉你很多信息，他们脸上写的，就是最真实的生活。我感觉，朝鲜的老百姓脸上写满了平静，没有痛苦万状，也没有幸福满溢，互相之间见面也没有哈哈大笑，更不会搂搂抱抱。他们的脸上很平静，很淡然，不兴奋，也不见愁苦的表情。

有一个画面，让我非常震撼。那是我们采访结束的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坐车前往机场回国，正好赶上了平壤人的“早高峰”。那可是一种完全别样的“早高峰”。宽阔的马路两边人行道上，只见两股浩浩荡荡的人流，男男女女，都穿着那些简单整洁、色彩单调的衣服，摩肩接踵，匆匆而行，低着头疾步向前。

那是6月下旬，天气已经并不凉爽，宽阔的马路上并没有几辆公共汽车驶过，也只有少数的人骑着自行车。那幅场景就好像非洲草原上，为了生存不顾一切渡过爬满鳄鱼河流的角马大军。我们开着车过去，有将近差不多10公里，两边就是这样低头疾行的上班族。

我想，这些徒步上班的人，恐怕是因为没钱买自行车，为了省一点公汽费，所以选择了这种最辛苦却最便宜的方式。这两股浩浩荡荡的人流，是最真实的平壤镜头，蓦然一见，惊心动魄。这就是我们曾经那样羡慕的朝鲜。当今天北京的上班族被死死堵在路上时，恐怕没有人会去想，平壤的“早高峰”也会那样壮观。

此前有传言说，朝鲜只有一家电视台，一个频道，每天转播我们的《焦点访谈》，尤其是负面报道，以此来提醒朝鲜老百姓，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多么的失败。事实并没有这么夸张。

朝鲜老百姓家的确只能看到朝鲜中央电视台，也会播送一些中国的新闻，但并不多。朝鲜对于新闻舆论的管制非常严格，安卫星“锅”绝对是重罪，我们去的时候，连短波收音机都是严格控制的。金同志曾经跟我说过，他们有一度喜欢在中国买短波收音机，回来之后悄悄送给朋友，因为短波收音机能听到外台，比如我们的国际广播电台，甚至能听到美国之声。但这个只能限于亲朋好友的私下行为。我们临走时，送了金同志一个短波收音机作为礼物，他当时高兴坏了。

据说，平壤现在也开始允许一些小规模的自由市场，以物换物。金正恩上台之后，也在呼吁说：我们要搞好经济，要让我们的人民能喝上肉汤，吃上大米饭，住上瓦房。

总而言之，我们那次所看到的朝鲜，只是浮光掠影，似乎隔着一层玻璃罩子，看到的东西，都是若隐若现的，有些还可能是刻意装扮出来，给外人看的景象。而朝鲜人隐藏在光鲜表面之内的琐碎日常生活，被规定佩戴着的各类纪念章背后真正的精神状态，作为外人的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真实地了解到。今天的朝鲜，给人感觉是一个封闭的社会，敏感，紧张。

尽管美国经常把朝鲜骂成是独裁国家、流氓国家、“邪恶轴心”，说朝鲜人民民不聊生，生活在没有自由的黑暗之中。但对中国来说，朝鲜是个特殊邻居。我知道，有不少中国人现在对朝鲜不感冒，烦它，认为朝鲜经常拿中国“开涮”：搞核试验不告诉中国；在谈判中漫天要价，“绑架”中国；拿中国的，吃中国的，靠着中国却不信任中国，背地里搞小动作……

这些都是事实。但我们需要清楚的是，朝鲜不是，更不愿做中国的附庸，朝鲜民族也是很有个性的民族。

其实这些年，朝鲜民间对于中国的感情，已经在发生变化，而且是对我们不利的变化。有些朝鲜人认为中国在朝鲜的势力太大，朝鲜内部还发生过清洗“亲华派”的事件。另外，朝鲜政权高度集权，而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中国又在改革开放、融入世界，朝鲜自觉失去靠山。面对美国的虎视眈眈，政权岌岌可危，于是朝鲜决策者本能地选择了收缩、封闭和极端的利己主义。为了自身的安全，一切都是正当的、合理的。

可以这么说，在朝鲜的眼中，今天世界上只有美国。这些年朝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把美国拉到谈判桌上，和它签订“和平条约”。为了这个终极目标，它会不惜一切。

但是从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角度来讲，中国不能抛弃朝鲜，也不能任凭朝鲜半岛局势失控。且不说中朝之间“鲜血铸成”的“同志加战友”的友谊，正如我在前文所述，尽管过了半个多世纪，朝鲜今天依然是中国“保家卫国”的前沿阵地。如果有一天，中国的家门外，住着一群一天到晚琢磨你的人，中国如何安心搞建设、谋发展，又何谈“中国梦”？！

平壤之行，匆匆一瞥。至今我不能说有多了解这个国家，但依然很怀念小时候在画报上，看到的那个山花烂漫、欣欣向荣的朝鲜。我真心希望，朝鲜老百姓能够早一天用上手机，能在家中自由上网，能够不用出差到中国吃一碗方便面就觉得像过年。也希望，那些浩浩荡荡徒步奔向单位的平壤上班族，也能够坐得起一趟公共汽车。我真心祝福他们！

第七章
Chapter 7　访问台湾

“我站在海岸边，

把祖国的台湾省遥望。

日月潭碧波在心中荡漾，

阿里山林涛在耳边回荡，

台湾同胞，我骨肉兄弟，

我们日日夜夜，

把你们，

挂在心上……”

1．圆山饭店舌战“台独”

我一直想去台湾，也很想了解台湾。但因为我是跑国际新闻的记者，涉及台湾的报道，在央视原则上归于国内报道。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尽管我跑了很多地方，却都没机会去台湾。

我之所以对台湾感兴趣，除了因为它是祖国的宝岛外，还跟自己的家族渊源有关。我爷爷新中国成立前是国民党西北教育总署的高级官员，据我父亲讲，新中国成立前，蒋介石安排国民党高层撤到台湾的时候，也给我爷爷分配了指标，机票都送来了，但我爷爷当时不愿意走，他认为中国大陆是自己的祖国，故土不可离。所以，他都已经坐上车准备往机场走了，突然间改变了主意，没有去台湾。这似乎是冥冥中的一种注定。所以，我一直很好奇，我爷爷他们这一辈的同僚们到了台湾，隔着海峡，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特别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台湾地区那边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一直有种很强烈的愿望，想去看看今天的台湾岛。

终于，到了2008年，我有了一个机会，还是一个跟新闻采访无关的机会。

2003年我从伊拉克回来后，被选为第十四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2006年，团中央要组织“十杰青年”代表团访问台湾，与台湾地区的“十杰青年”、“青年企业家”联谊交流。接到通知，我很兴奋，赶紧风风火火地填表准备资料。然而，当时民进党在台湾地区“执政”，海峡两岸交往受到了很大阻碍，旅游完全不可直接往来，基本处于“冷战状态”。祖国大陆党团系统的代表团都被拒绝。

我们一开始报上去的名单有二三十人，后来那边说，很多共产党的精英都不能去，得再报一次；等报上去之后，过一段说彻底没戏了，过一段又说还能去，折腾了三四回，我们都已经疲惫不堪。就在我们要彻底丧失希望的时候，2007年底突然接到通知说，陈水扁那边同意了，可以去了。但是我们的团员加上领队，总共只有7个人得到了台湾方面的同意。

我们从北京出发，在深圳停一下，然后从深圳到香港，再从香港飞到台北桃园机场。在深圳时，我们代表团的领队，也是团中央相关部门的一位年轻领导，专门召集我们开会，严肃认真地布置了一些注意事项。他说，现在台湾地区的局势不好，“台独”势力非常活跃。我们从祖国大陆来，又有团中央的背景，台湾方面会很重视我们这个团。另外，可能会有一些反共势力，想要阻挠甚至破坏我们的行程。所以他专门嘱咐我们，到了台湾，要怎么说话、怎么表态，有哪些问题要注意。那时候海峡两岸之间的交流，还有很多禁忌，我们虽然是祖国大陆的青年参访团，但还是要跟台湾地区的同行们搞好关系。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促进海峡两岸关系的融合。

明确了态度、统一了口径，第二天我们就出发了，一路顺利到了台北。台湾“青年工商总会联谊会”负责接待我们。这个行业协会，有一定所谓的“台湾官方背景”。他们接到我们之后，就让我们上了一辆大巴车，这辆大巴车装饰得花里胡哨，有点像印度的大篷车，挂着很考究的丝绒窗帘，坐着挺舒服；还有一位胖大姐，做我们的陪同。

当天晚上，台湾“青年商会联谊会”和一些台湾本地“杰出青年”代表，在台北著名的圆山饭店宴请我们七人。圆山饭店声名远扬，它位于圆山的半山坡，能够俯瞰台北夜色，是蒋介石到台湾之后，宋美龄组织修建的。刚开始规模不大，上世纪60年代又翻新了一下，完全是按照北京故宫大殿那种古香古色的风格建造的，雕梁画栋，有各种鎏金的狮子、龙、牡丹花装饰，朱红漆的大柱子，还有一个长廊，真有点像中南海。这个饭店，历来都是台湾当局接待国内外重要人物的地方。后来我国国台办的主任陈云林，在海峡两岸关系回暖后去台湾访问，就住在圆山大饭店。

那是一个特别有祖国大陆味道的地方，外观、服务和文化，都有浓郁的乡情。其实，在台湾，无论是台北还是其他地方，真正那种古色古香的传统建筑，其实不太多。多数都是蒋介石时期留下的，这些建筑和祖国大陆之间，都有种回望勾连的意味和情结。比如圆山饭店的朝向、摆设，还有它门前的牌楼，都透露着一种遥望的感觉。因为1949年很多人到了台湾，又特别想找回南京、上海、北平那些故乡的影子，就修建了一批这样的建筑，寄托浓浓的乡愁，颇有怀旧的意味。

访问台湾代表团参观台湾《新闻夜总会》节目。《新闻夜总会》是台湾最早的新闻谈话类节目之一，前身为TVBS频道每周五播出的《颠覆新闻》。每期节目多邀请三至四位新闻记者与名嘴，针对新闻与政治话题进行讨论。

参加晚宴之前，我们团里的领队就跟我们打招呼说，台湾有关方面的人员构成比较复杂，有支持国民党的，有跟祖国大陆很友好的，也有民进党成员，还有“台独”倾向比较严重的人。那时候，“台独”的言论还很猖獗，而且我们初来乍到，也不熟悉情况。领队希望我们大家互相之间说话还是留点神，别到时候搞得不愉快。我当时也给自己提了个醒，因为我作为记者，平时说话还是挺注意分寸的，但是有时候在酒桌上喝上两杯，一高兴可能就会嘴不把门。

台湾地区的文化、生活中有两个痕迹特别明显，一是祖国大陆的痕迹，它的夜市、小摊跟我们北京东华门、簋街很像；餐饮啊、待人接物啊，都很接近祖国大陆。还有就是日本的痕迹，因为台湾地区曾经被日本殖民统治过一段时间，一直到二战结束后，才回到中国人手中。在台湾，日本的势力和影响一直比较强大，李登辉执政期间，尤其如此，他甚至自认是日本人。所以，台湾有很多文化跟日本也很接近，比如祖国大陆人互相见面也就是握手，稍微点头示意；而日本人会非常认真地九十度鞠躬，台湾人就介乎于这两者之间，比我们鞠躬要深，但是也不像日本人那么“隆重”。

那天的晚宴设在圆山饭店一个特别大的包房里，那个包房能坐三十到四十个人，我们分两桌而坐，每桌大概坐了十七八个人，大家互相介绍，这个是什么“商会”的，那个是什么“协会”的，差不多都是年龄30到40岁之间的各界精英，都西装革履、文质彬彬，讲话也很风趣。落座之后，我们七个人的可怜小团就被拆成两拨，分坐在两边，开始酒宴。

台湾人很讲究，接待远方来的客人饮宴时，作为东道主，一定会有个代表起来讲一段欢迎的话。他们称呼人的时候，是把名字拆开的。比如，他介绍我时会说，非常欢迎水先生均益。这种待客和说话的方式让我觉得既新鲜又很传统，仿佛“穿越”回了我爷爷那个时代。

介绍和致辞后，还有很隆重的举杯仪式，然后就开席。几位主要人物先举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大家熟悉一点了，开始互相一对一“私下联络”，慢慢地说开了，进入状态了。对方人很多，我们一共才七个人，势单力薄，还有一位是女士。团长和另外一位团员不会喝酒，这样最有“战斗力”的就是我了，我四下一望，也只能挑起这个大梁，既来之则喝之，反正不能给咱祖国大陆丢脸。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喝的是金门高粱，度数还很高，酒劲也很大。对方也有点咄咄逼人，毕竟他们人数是我们3倍多，轮番敬酒，单独示意，大概喝到一半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酒劲已经上来了，虽然我平时的酒量还可以，但在那么一种场合和态势之下，不知不觉地也有些飘飘然了。

酒喝得热闹了，大家也聊开了，话也就开始升级了。一开始，大家说话都很拘谨很客气，甚至于都说“大陆的朋友”怎样怎样，用词很小心。到后来，就开始有点火药味了。后来我才知道，饭桌上坐的有几位，是民进党的“少壮派”，很受高层的赏识，观点上也比较激进，可是我当时并不知道。大家喝着喝着，突然我就发现，有一个坐在我对面的老兄，瘦瘦的，梳个很亮的小背头，开始说一些类似于“我们台湾和你们中国”这样刺耳的语言。

那位老兄一看我坐在团长旁边，又比较能喝，别人又介绍说我是“国嘴”，问我问题就有点略带挑衅，一点一点地逼近，刚开始他就问：“水先生均益，你们现在在中国做新闻，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吗？”

我按照个人一贯的理解回答他：“无论在哪个社会，包括在台湾地区，做新闻也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个人观点一定要和你所代表的平台的立场相吻合。我们在根本上是记者，要传达的首先是客观事实，我又不是评论员，不是理论家，不能上来以后就先是一大堆‘主意’，只要说的是客观事实，想报什么就报什么。”

紧接着，他又拐弯抹角问了一些新的话题，总是“你们中国我们台湾”这样地说，我之前就觉得心里有点不太爽，好几次想提醒他，但又没找到合适的方式，怕不礼貌，也怕无意中挑起“敏感话题”，让现场气氛失控。但是，酒劲一点一点在往上走，人也一点一点开始“嗨”，话题也越来越进入实质，越来越有挑战性，越来越刺激我对酒精的承受能力。

刚开始，我还一直想：反正饭桌上，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我不接你茬就完了。没想到后来，那位老兄边上又多了几个帮腔附和的，也在那儿拿话挑拨。到最后，一位老兄直奔主题地问了：“你是中国的记者，你觉得要是我们台湾独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然后直截了当就问，“中国会不会动手？”

我是真不想接话，尽管他们老是冲着我问，我边上不是还有团长吗？我就示意我们团长说一些“官方”的话，类似于“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自己人肯定不能打自己人，台湾历来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当然还是希望不要走到这一步”这样的话。可对方不太满意，冲我说：“其实台湾独立不伤害任何人，反倒会给你们中国省掉很多麻烦、卸掉很多包袱。水先生的分析和判断是怎样的？”

这时候，我对酒精的控制终于到达临界点了。我倒了一大杯酒，对那位仁兄恭恭敬敬地说：“我敬你一杯。”他还推辞说：“哎呀，我们不要喝这么多。”

我就说着“主随客便”，有点挑衅意味地端起杯子一饮而尽，然后坐下来正色说：“既然这位老兄问我，那我跟你说说我个人的感受，你也是中国人，你别老跟我‘你们中国、你们中国’地叫板，你回去查你的祖宗十八代，你一直都是中国人！”接着，我对他说，“既然你问到这个，我不代表祖国大陆官方的任何机构，我们在这个饭桌上，都是私人朋友，我只代表我自己。”

我就给他讲了一下我爷爷的事，我之前也说过，我爷爷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是国民党文化界的高级官员，也是西北地区的文化名人。我告诉他们：“我爷爷当时半条腿都踏上飞机了，但是他最后还是选择留在这边。后来在‘文革’时期，他也因为这段历史受到过冲击，但是老爷子到临终时也没有后悔过。曾经也有人问过他，你当时要是把几个儿子带去台湾，现在你家就不至于这样啊，但是我爷爷一直到最后都坚持说，你就算去到台湾也是中国人啊，这儿就是我家，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所以我不后悔，也从来没后悔过。”

我讲这个故事，也是想用一些亲情、人文的因素，软化一下现场气氛，换个角度切入。然后我对他说：“你刚才问我，假如台湾有一天宣布独立会怎么样，我不知道党中央、国务院会怎么决定，但我是个记者，我有条件和机会接触到很多祖国大陆的老百姓，而且现在网络很发达，你不信，去祖国大陆的各大网站看看，反正我觉得，广大人民的意见肯定是，决不答应！”

我说着说着越来越激动，那么一大杯金门高粱的劲道就冲上来了，说话就有点收不住，有点“趾高气扬”。按照同行团员的形容，我那天像个领袖人物一样，站在那儿“指点江山”，逻辑还很清楚，说理也一层一层的，反正最后的结论就是，台湾如果闯了红线，宣布“独立”，那就没有任何的余地和退路，一定会有战争。团长一看局势不妙，只能打个圆场，带着我们迅速退场了。我那天确实也喝多了，头很疼，一回去就睡了。

老实说，现在回想起来，我说的真的就是我个人的观点，既不代表电视台，也不代表任何官方。海峡两岸的历史问题再怎么纷纭复杂、起伏风雨，我们都无法想象，把台湾从中国版图里分离出来。13亿中国人绝大多数不会接受，那么政府肯定要对这样的民意有所回应。其实后来，我们的领导人也说过，不排除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两岸关系最好是和平协商解决，但如果有一天，台湾真的要宣布“独立”，那这事就没得可谈了。

第二天吃早饭时，我们团长专门坐到我旁边来，忧心忡忡地跟我说：“水老师，你一边吃，我一边跟你谈谈。”然后他把昨天的事跟我重述了一下。我当时一听，很有点吃惊，这才意识到，前一天我“喝断了片”；一觉醒来，感觉记忆都有点模糊了。

我就特别担心，会不会出了什么丑，或者真的说错什么话了。团长安慰我说，那倒没有，但是你的言辞和观点太露骨了，语言也有点暴力。他说：“昨天晚上没好意思跟你说，那几个人确实是民进党背景，他们有点故意把这事挑起来，如果咱们一旦开始双方论战，那这个性质可能就变了。很多媒体都在盯我们这个团；台湾地区的媒体也很八卦，很善于将任何领域、包括政治领域的事情，都能弄成八卦。咱们后面还有好几天，这次主要也还是参访和交流，以友好为主，能不能考虑一下，别因小失大。”

我有点如梦初醒，也有那么一点点后怕，连忙反省，并说下回你们别推着让我喝酒了。因为台湾也是个酒文化的社会，人家请你们，你们都不喝，多尴尬，好像很没面子、很跌份。因为团长他们那天确实跟对方说，水先生酒量不错，就他跟你们喝吧。我就说，你们以后也替我分担一下，也都喝点，这样我也就不会犯错误。

我们那次去台湾是在一个很特殊的时期，台湾即将迎来它的地区“大选”，陈水扁任期快到了，马英九代表国民党正在鼓噪、壮大自己的声势。由于之前被陈水扁的民进党打败，后来陈水扁又搞了一起“枪击事件”的闹剧，连战在选举中落败，导致国民党这派势力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因此，很多接待我们的国民党派系人士，在言谈中都有种壮志未酬、耿耿于怀的情结，说：“民进党这八年把台湾弄得太糟糕了，而国民党在这八年进行了很大的改革，这一次我们的小马哥（马英九）志在必得。”我们去到台湾地区各界，都能感到国民党的支持者们憋着一股子劲；接待我们的，也更多是国民党方面，像圆山饭店这样碰到民进党人士的情况很少。可能他们看到老水弄这一出，也有点吓到了，后来就尽量没有安排民进党人士与我们对话。

在台湾《2100全民开讲》节目演播室过一把做主播的瘾。《2100全民开讲》是台湾TVBS所制播的带状谈话性政论节目，因播出时间是21:00而得名。节目主要内容是邀请名家名嘴针砭时弊、评论政策与政治人物言行。

当时的台湾地区，有一种“改朝换代”的躁动感，国民党支持者和国民党的“候选人”马英九卧薪尝胆、厉兵秣马，誓要夺回“执政权”。而台湾的民众也已经忍受不了陈水扁和民进党的极端“政策”把两岸关系带到剑拔弩张的危险境地。这是台湾地区大多数人的一种共识，而且已经经过了长时间的沉淀，面临着重大变革的前夜。

当然，我们那趟没有去台南，南部据说是民进党“票仓”所在，民进党的“理念”会突出一些。但是从台北、新竹、桃园、台中一直到高雄一路走下来，“变革之气”十分浩荡，特别是这一路陪同我们的“台湾商会”的一位女干事，她一路上跟我们讲了很多，对于马英九领导的国民党“重新执政”一种强烈的信心，感觉势在必得，志得意满。

我发现，在台湾民间，的确存在一股很强的“想要独立”的民意。在他们的话语言谈中，会掩饰不住地、很自然地流露出这种情绪。比如说，我们在大街上看到了一些抗议示威游行，发出“台湾加入联合国”、“拯救新台湾，让台湾有自己的个性”这样的呼声。但是反过来，我们这一路也听到很多其他的言论，比如“台湾如果离开了祖国大陆，跟祖国大陆的关系没有控制在一定的正常范围的话，台湾社会会越来越糟糕”之类。

我们那次去日月潭、阿里山这些景点，看上去就是一片萧条，虽然那时候可能也不是旺季，但是以台湾地区常规旅游来讲，一月份其实也是旅游的好时候——虽然天气有点冷，但是没有台风，旅游应该会很旺。但我们去的时候，满眼望去，一上午到那儿的，只有我们这艘船。而且周边很多酒店都关张歇业。我们游览完日月潭之后，在对岸岸边吃饭，偌大的一个度假酒店，也只有我们一桌客人。

我们的导游就说，两岸关系好的时候，祖国大陆游客能够多来的话，整个台湾地区的旅游还是很繁荣的。然后她就开始设想说，如果小马哥“当政”，两岸关系肯定会往好的方向发展，起码不会再讨论“战争”啊、“独立”啊这样的问题；再把一些人为的限制放开的话，台湾的旅游经济肯定会发展得非常不错。但是我们当时看到的，只有冷清；传说中非常火爆、经常爆满的101大厦，我们根本就不用排队。

参观纪念蒋介石的中正纪念堂时，我们那个陪同很感慨地说：“你看看，他们把这个弄成什么样了！”原来，纪念堂前面的广场，原来叫“中正广场”，有一个很大的中式牌楼，带点吴越风格，青砖灰瓦，江南韵味。结果陈水扁上台后，把广场改名为“台湾自由广场”，纪念堂也改名为“台湾民主纪念馆”。

进到大厅后，正对着的墙那儿，有个蒋介石的雕塑，底座上有他写的一个“中正训”。这些虽然还在，但是所谓的“台湾自由分子”，就是主张台湾“自由独立”的人士和组织，打着“创意设计”的旗号，在那个纪念堂房顶上，挂了好多纸风筝，有几十上百个。导游跟我说：“你站在纪念堂门口，望过去，你能看见什么？”我说：“满眼都是纸风筝。”她问：“你能看到后面有个雕像吗？”我说：“哪儿呢？”找了半天，果然还真有一个。这就是民进党的“去蒋化”举措。

我们还去了孙中山的纪念堂，虽说民进党没有敢在“国父纪念馆”里吊乱七八糟的风筝来掩人耳目，但是感觉还是很冷清、很低调，只在门口有两个宪兵把守着，好像平常也不是对外开放的状态。我们的领队就说，民进党人“上台”后，为了宣扬“台湾独立”的思想，把所有还有国共色彩的东西都淡化。因为在国民党党章、信条、“宪法”里，蒋介石当年的想法，一直到今天马英九那儿，它仍是“中华民国”，两岸是一个国家，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核心问题是毫无疑问的“统一”。有分歧的只是，谁来领导这个中国。他们认为，他们是所谓的“中国合法领导者”。而民进党上台后，想要彻底改变这个，对外就称“台湾”，尽量淡化“一个中国”的色彩。

台北中正纪念堂。民进党为了消除蒋介石的影响力，在纪念堂里挂满了风筝，遮挡游客的视线。

其实，台湾老百姓对于蒋家王朝的看法，也分为好几个层面，很多老百姓，尤其是老兵，依然怀念着故土，怀念着自己的祖国，坚定地认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当中的一个小岛。对于这些人而言，看到中正纪念堂的雕像被那些花花绿绿的风筝挡住视线时，内心一定是酸楚的。后来事实也印证，国民党人在马英九带领下一鼓作气，又夺回了“政权”。

我们在台北的时候，当时的国民党秘书长吴敦义专门宴请了我们这个团。那时候，他们算是“在野党”；吴敦信后来当了马英九的“行政长官”，等于是他的“内阁总理”。宴席期间，他专门站起来跟我们说：“我们希望在下一次‘大选’中，我们能够获得胜利，如果我们获得胜利，第一件事就是要坚决明确地宣布，两岸坚决不能打仗，而且希望能够通行、通邮、通人，大的和小的范围全部能够实现。”然后他说，“我们现在全部为‘小马哥’来加油，我们认为‘小马哥’获胜就是我们台湾的福祉，也是中华民族的福祉。”临走时，吴先生敦信还给我们每个人送了一个马英九造型的瓷娃娃。

我把那个瓷娃娃抱回来没多久，就在新闻里看到马英九获胜的消息。当然，我无意对马英九做评价，但是起码从那以后的这些年，直到今天，海峡两岸总体关系还比较平稳。后来，我在北京，还跟一些在台湾认识的、不赞成“台独”的朋友吃过几次饭。

当事过境迁，他们就特别自豪，认为他们在那样的一个“严冬时期”，为两岸打破僵局做了一些贡献，消冰融雪。他们还说，现在阿里山啊、日月潭啊，人气爆棚，简直不得了。我们当时的陪同大姐还对我说：“你知道吗？水先生，你现在要想在圆山饭店吃饭，不提前两个月你是订不到餐位的。”

2．不一样的录像带

一路游走台湾，我们乘坐的都是接待方安排的大巴车，我从开车的司机那里了解到，这个车不是官方的车，是从一个旅行社租用的。车内的装饰很好，可能是专门为了接待我们，还准备了一些丝绒的窗帘；可能也是为了让外头看不见我们。车前有一个闭路电视，虽说台湾不大，但我们去的地方多，每天花在路程的时间也不少。所以，坐在车上无聊的时候，我都看那个闭路电视消磨时间。

我们刚到的时候，一坐上车，司机就开始放电视片，放的是一部纪录片《蒋宋美龄》，片如其名，讲的就是宋美龄的事情。我本想随便看看，没想到一下就看进去了。尽管我们之前已经从各种途径，包括一些能接触到的书和资料里，看到过关于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故事，但是那个片子里面很多珍贵的历史镜头，我以前从来没看到过。

其中有一个细节，讲的是1941年，中国的抗战到了非常困难的阶段，国民政府几乎弹尽粮绝、捉襟见肘；而且那时候太平洋战争还没有爆发，美国还在摇摆，宋美龄挺身而出，作为当时中国的“第一夫人”出使美国。这个专题片就描述她利用她自己的个人魅力，利用她从小在美国建立的人脉关系，利用她对于美国社会、西方社会的深刻了解，去做游说工作，为国民政府争取支持。事情的顶峰就是，她跑到美国国会做了一次讲演，片子里有当时的历史记录，隔了多少年，画面发白还跳跳闪闪的，但是宋美龄讲话的原声录音至今令人振聋发聩。

那个片子的解说也写的很好，宋美龄用她那带着点美国南部口音的英文，跟美国的国会议员们打招呼，一上来就引用了一句圣经里面的话，当时一下子就征服了在场的几百号美国议员，全场掌声雷动、人心激动，效果非常好。在那之后，美国政府就下定决心要支持中国的抗战。所以才有了后来的“驼峰航线”，美国派了飞机和飞行员，组成“飞虎队”到中国的西南来提供援助，给了国民政府很多有形的无形的支持。

那个片子展示的就是当时那段历史，是我们生活在祖国大陆的人，视野所不曾涉及到的历史。它并没有特别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谈到共产党时，也没用那种带有明显宣传意味的言辞去攻击、谩骂。我作为一个电视专业人员，感觉整个纪录片的风格很纪实，总体上也很客观，将历史资料用一种让你很舒服的语气讲述出来。

2008年时，我已经四十好几了。人到中年之际，会开始对过去的事情，历史题材的东西更感兴趣，这可能是人生的一种自然规律。尤其是以前我知之甚少的一些东西，能够亲眼得见，自然会让我兴趣浓厚。我注意到，大家都看这个片子看得挺入神。陪同一路跟我们介绍沿途风景，大家都客气地回应一下，眼睛还是紧紧地盯着悬在前方的小电视。

《蒋宋美龄》播完之后，我们觉得大开眼界，问司机说你这儿还有什么？然后发现，他还真有不少。比如说，《蒋家王朝》把蒋介石到台湾，一直到蒋经国继任台湾领导人的历程全讲了一遍，他们在台湾干了些什么事，当时的台湾是什么样的情况，怎样从一个近乎于蛮荒状况的小岛，发展到所谓的“亚洲四小龙”，这个进程里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再比如，还有《李登辉传》，李登辉当时是我们祖国大陆的“人民公敌”，是“台独”的始作俑者。从他的人生经历中，多少可以窥见他思想的脉络。还有《陈水扁传》，尽管那时陈水扁还是台湾的“领导人”，但对他的评价，在我们看来，也比较公允。

这一整套纪录片，配音、脚本、拍摄方式和资料来源，让我大开眼界。它并不是台湾当局或是国民党当局制作的宣传片，光碟在台湾市场公开出售。我也可以很客观很负责任地说，那里面几乎听不到什么“反共言论”，反倒是客观反映了国民党的很多“政策”失误和昏庸之处。比如说，描述蒋介石让蒋经国去上海“打老虎”，惩治腐败，制裁“四大家族”，遇到的那种现实困难，盘根错节的种种利害关系，都有详细描述。而且它还讲到，宋美龄当时亲自干涉，蒋经国就不能办谁家的亲戚，为此蒋经国和宋美龄还大吵了一架，后来蒋介石在中间做了个工作，蒋经国才放弃了法办那个人。

在《蒋宋美龄》里，讲到了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台儿庄大捷等，描述了当时中国军队是如何英勇抵抗，殊死一搏，提振中华民族的士气。不要笑我无知，那确实是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原来危亡关头不仅是八路军在抗日，实际上国民党的军队也打了很多仗，国军也是中国人民的子弟兵。380万国军阵亡将士，谱写了中华民族气壮山河的抗战史，彻底破灭了日本帝国主义“三月亡华”的狂梦，为整个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前些天，我看了一个国产剧里也有这样的描写，说明其实我们现在对那一段历史，也开始很透明了，比较客观，不再是自说自话了。这几年，我们的电视剧和电影里，开始真实地反映抗战期间国民党的军队发挥的正面而且关键性的作用，这是不小的进步。

当时，我们身处台湾这么一个特殊的地方，又看了这样的史海钩沉，感觉荡气回肠、心潮澎湃，对于历史的认知和结论，有了新的想法，对国共那场内战，包括今天的海峡两岸关系也有了新的认识。我跟同行的人说，我们应该把这个片子引进，让祖国大陆的老百姓也看一看，对于我们做统战工作，对于海峡两岸交流都很有好处。因为在我的概念里，对待历史问题越公正客观，越容易形成共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大家就能在一个平台上对话交流，而不是各说各话，那样只会南辕北辙。

当然，我相信，那个老司机有可能是听说我们是从祖国大陆来的，而且带有中央背景，也有意识地放给我们看看，他所理解的真实历史。我们一行人后来一块儿聊天的时候，也觉得，作为中国人，了解近代历史发生的那场变革的真实状况，有助于我们去理解今天的国家是怎么来的。用历史的眼光看，任何事情都是有相互关联的，没有1949年那一幕，就没有今天，所有事情都可以在历史里找到因果和勾连。

那一路在车上看纪录片，对我而言，是一次精神之旅，大开眼界，对于当年的国共之争，对今天的台湾问题，也有了一种“再认识”。

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叶，中国发生了一场内战，相争不下的两个政党，背后代表各自的利益集团。国民党更多地代表资产阶级，有权有势的人，而共产党代表的是广大的穷苦民众。双方进行的是一场权力的争斗，和一次社会制度形态的选择。最终以国民党的失败而告终，中国迎来了社会主义。

之后，蒋介石逃到了台湾，一心想要“光复大陆”。但是过了好多年，他看到这个希望越来越渺茫，最后在绝望中死在了台湾。蒋经国“上任”后，实行的是一种“开明政策”，在他父亲失败的基础上总结了一些经验，好好地治理了一下台湾。他开放和开明的“政策”，使得台湾社会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进入了飞速发展的状态，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

而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最后也导致了台湾社会的一些不满，因为当时国际上的大趋势，很多国家都开始进入“民主化”，而国民党作为“执政党”，一味地采用“高压统治”，到了一定程度，民众就会不满，于是就产生了民进党这样的“政治势力”。

最初，民进党只是要求一定的自由度和“治理社会”的发言权，但是恰恰由于国民党的打压，造成它后期的主张开始走极端。因为当时民进党寻求不了更多的支持者，就把目光转向了土生土长的台湾本省人。这些人跟国民党没有感情，跟我们新中国也没什么感情，在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中，新中国就是共产党统治的社会，民不聊生、没有自由。他们与我们之间有长时间的隔绝，对祖国大陆也不了解，加上国民党在宣传、舆论上的灌输，他们产生了一种思想：我就是台湾人，我们应该自己管理自己的事。

民进党和土生土长的台湾本省人，都是当时在台湾被国民党镇压、压迫的底层，他们在一起碰出了火花，形成了一股合力，他们不在乎海峡两岸能否统一，只希望在他们生活的那一片土地上幸福生活，这就催生出了后来李登辉、陈水扁为首的、要求台湾成为“独立国家”的势力。蒋经国死后，李登辉很敏锐地捕捉到了这样一种思潮。于是，他借助改革国民党，开始玩弄手段，一步步放开了“台独”势力的笼子。可以说，“台独”势力是被养虎为患，一点点养大、一点点姑息出来的。

其实很多去过台湾的人都会说，台湾跟祖国大陆太像了，无论文化传统还是风俗习惯都是一脉相承的，到台湾根本没有“出国”的感觉。在台湾，你照样吃着火锅、烧烤、羊肉串、山东的煎饼、四川的麻辣烫，都是地道的风味，一点也不需要适应，你感觉那里就是地地道道的中国。

现在，尽管马英九的国民党又重新“执政”，但马英九毕竟是一个政客，他会根据潮汐的变化调整“政策”，他抛出了一个所谓“三不”：“不统、不独、不武”，作为跟祖国大陆处理关系的原则。我感觉这是个略带投机色彩的策略，“三不”之间是互相关联、互为条件的，翻译过来的大致意思是：你不统一我，我就不独立；我不独立，你就别打我。也就说，他给自己留了一定的后手，要看台湾民意的变化趋势再判断下一步怎么走。

马英九最近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说，台方的“两岸政策”是在“宪法”架构下，维持两岸“不统、不独、不武”现状，并且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基础上，推动两岸和平发展。事实上，过去20多年来针对该议题所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将近80％、甚至超过80％的台湾民众，都支持维持“不统、不独、不武”现状，我们认为这其实很接近台湾的主流民意。

而今天台湾的民意是怎样的呢？它不是1949年蒋介石刚刚跑过去时那样，也不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蒋经国统治时期时那样，也不是李登辉、陈水扁统治时那样。一个客观现实是，台湾有些地区的老百姓，跟祖国大陆没有什么情感基础，有一种“我做自己不好吗？”的“自觉”意识苗头。我听台湾朋友说，若干年前，你要是在台北大街上，碰到一个1949年过来的老兵，你跟他说，老先生，让我们台湾独立吧。那个老兵会毫不犹豫地抽你两个大嘴巴子，然后大骂你一顿。但今天，“台独”势力在台北街头可以公开集会，高呼“台独”的口号，而路人们多半选择视若无睹。

这不能不令人担忧。假如两岸交流继续隔膜，会让这样的思潮越来越加重，“台独”势力也会越走越远。随着时间的推移，台湾民众离祖国大陆的情感、血脉、文化，也会越来越远。我们之间的距离会变得越来越大。真到那一天，也许会有人铤而走险，真的迈向“独立”，而那将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灾难。

在日月潭边上，有一家酒店，叫作“涵碧楼大饭店”。据说蒋介石来到台湾后酷爱日月潭风景，觉其灵气逼人，便钦定涵碧楼为个人行馆。涵碧楼矗立在涵碧半岛最顶点，可以俯瞰日月潭、远眺远处的光华岛。蒋介石喜欢在日月潭边上的涵碧步道散步，每每眺望到对面光华岛上的一座山峰，都觉得山峰轮廓特别像自己母亲的侧脸，于是他就让人在那个山峰上修了一座慈恩塔，在那里安葬了母亲王太夫人的灵位，以此寄托他对母亲的思念。

走过“两蒋”时代之后的涵碧楼，曾一度随岛内清算蒋家的政治现实而迅速衰败，在1999年台湾“九二一”大地震中，涵碧楼不幸坍塌损毁。现在在原址修建的涵碧楼大饭店，就是台湾中部最大的地产巨头——乡林建设集团投资开发的，建筑设计风格简约，禅味浓厚，但是超五星级的规格，让其跻身台湾顶级豪华酒店。

坐在游览船上，看着烟雨蒙蒙中的日月潭，听着台湾陪同介绍那往日斯人斯事，我忽然回想起了几年前和好友刘欢在海南岛的一幕。2005年，我和刘欢相约一同前往三亚蜈支洲岛度假。蜈支洲岛是三亚最美的旅游度假景点之一，老板是我一位“大哥级”的好朋友，对我和刘欢的到来给予了最高端的接待，破例把岛上平时不对游客开放的“岛主别墅”让我们哥俩享用。

入夜，我和刘欢坐在“岛主别墅”的露台上，喝着啤酒，望着深深的大海，海阔天空般地神聊起来。也许是触景生情，不经意间，我忽然哼唱了一句老歌词：“我站在海岸边，把祖国的台湾省遥望。”刘欢听到后马上加入了进来。于是，在那样一个夜晚，在南中国海边的一个小岛上，两个上世纪60年代生人，一个中国顶级的专业歌唱家，一个“五音不全”的中国记者，将一首男声二重唱抛向了遥远的夜空：

我站在海岸边，

把祖国的台湾省遥望。

日月潭碧波在心中荡漾，

阿里山林涛在耳边回荡，

台湾同胞，我骨肉兄弟，

我们日日夜夜，

把你们，

挂在心上……

后来，刘欢重新翻唱了这首歌，并把它收录进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60年代生人》中。对于一代代中国人来讲，台湾在我们心中是刻骨铭心的，也是骨肉相连的。尽管历史的喧闹几度使它漂流，但它从未离我们远去。沧海桑田，春去春又归。

第八章
Chapter 8　央视老兵

2013年，曾经一度红遍大江南北的《东方时空》栏目迎来了创办20年的周年。在这个有点“致青春”意味的聚会上，我们这些“央视老兵”们畅所欲言地追忆往昔，怀念当初激情燃烧的岁月，似乎在感叹辉煌不再，又似乎惺惺相惜。每个人，都有大段大段的回忆，有关于那时候的青春澎湃，在无序中的奋力拼搏，不惧失败的尝试和突破边界。说到最后，说得最多的，是一种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情怀。

2013年，曾经一度红遍大江南北的《东方时空》栏目迎来了创办20年的周年。为了纪念《东方时空》开播20周年，台里举办了一个低调的纪念仪式，但是那天我有事，很遗憾地没有参加。当天晚上，我出席了一个小范围的聚会，参加的人有《东方时空》开播的几位核心领导人，人称“东方时空七君子”的孙玉胜、孙克文、时间几人，还有我曾经的“黄金搭档”盖导盖晨光，当然还有白岩松。在这个有点“致青春”意味的聚会上，我们这些“央视老兵”们畅所欲言地追忆往昔，怀念当初激情燃烧的岁月，似乎在感叹辉煌不再，又似乎惺惺相惜。每个人，都有大段大段的回忆，有关于那时候的青春澎湃，在无序中的奋力拼搏，不惧失败的尝试和突破边界。说到最后，说得最多的，是一种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情怀。

左起：崔永元、孙玉胜、敬一丹、方宏进、我、白岩松。这张照片太珍贵了，曾经的“五大名嘴”极少合影，尤其是与孙玉胜副台长在一起。孙台是中国电视新闻界的传奇人物、中国新闻改革的前锋人物，《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等栏目都诞生于他的手中。

提及20年前，大家七嘴八舌有很多话讲，“你记得吗？咱们那时候能24小时不睡觉……”“小白，那时候你香港报道驻港部队，还记得吗？”“小水，你那时候翻外交部宿舍的墙头……”“上次你审那个片子，到后半夜5点了，还不睡，记得吗？”话语间，眼睛里，充溢着无比怀念的光芒。然而，当话题回到了当下，大家好像都没有了豪气，没有了热情。往往都会先叹一口气，然后冒出一个语气词：“哎……”

《东方时空》是中国电视界新闻界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和创举，这几乎是公认的。它给中国电视新闻带来一场革命，与此同时，《东方时空》以及之后一脉相承推出的《焦点访谈》《实话实说》栏目，又催生出了一批优秀的电视新闻人，这其中就包括栏目的主持人，当时名噪一时的“四大名嘴”——白岩松、水均益、敬一丹、崔永元（排名不分先后）。

1．我和白岩松差点打了一架

2004年的一天，我和白岩松差点打了一架。

那是在当时我俩共事的新闻评论部，梁建增主任的办公室里。打架的理由很无厘头，当时白岩松是《时空连线》的制片人，我是《国际观察》的制片人，两个栏目的选题发生了撞车，我们各自坚持，互不相让。梁主任试图在电话里协调，却遇上我们两个比较轴的人，既没有说服我，也说服不了白岩松。

梁主任把我们俩叫到办公室当面协调。我俩越说越激动，争得脸红脖子粗，甚至话里话外开始出言不逊，梁主任劝也劝不住，在一边束手无策。某个瞬间，白岩松拿手指着我，我拿手指着他，眼看就要大打出手了。

几秒钟后，我们俩却突然冷静下来。

白岩松后来说，那一瞬间，他突然想起来，这么多年跟水老哥并肩作战，经历风风雨雨，这是要干吗呢？我当时也想到，我们是兄弟啊，真要动手吗？

冷静下来之后，我们互相看着对方，也没有更多的话。我摇着头，指着他说：“你呀，脾气太爆！”白岩松也不示弱：“你呀，也不是什么善茬，这西北人脾气跟个巨雷一样。”话音未落，我们俩就抱在一起。梁主任被这氛围感动了，也加入进来，我们仨抱成一团，热泪盈眶，一笑泯恩仇。

我和岩松一样，都是倔脾气。在做节目、干新闻的事情上争取到底，竭尽全力，从不轻易放弃。比如说，我们报了一个选题，领导出于这样那样的考虑不让做，我们会去找领导理论，不管他是多大的官。

说起来，白岩松比我更执着，甚至更强势。他对新闻理念的追求近乎于疯狂和霸道。他认准了的选题，他想要表达的话语，一般人很难说服他改变。他可以因为一个选题被“毙”，直接冲进台长的办公室，吵架一般地劝领导改变主意。前不久，他还因为一个选题，站在直播间外的楼道里，跟孙玉胜副台长大吵一架，以至于我们内部纷传“岩松和孙台闹掰了”！其实，作为20年前我和白岩松的“伯乐”和领路人，孙玉胜副台长何尝不知道白岩松的为人和性格？他要是蔫不出溜没意见，那才是真有问题了！

白岩松还是个“话语霸权”者。他有极高的语言组织能力，是那种能“化腐朽为神奇”的才能，同时，他也是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主持人。

当年，《东方时空》推出了一个主持人“独口秀”的小版块《面对面》（此《面对面》非后来王志主持的彼《面对面》）。每天的节目中，我们主持人要面对镜头，就一个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评论，时间是三分钟。当时规定，这三分钟的词要当天节目的主持人自己写。

我因为学习英语的缘故，说话写作比较“西化”，喜欢用从句、倒装句，而且写起文章来前思后想，来回斟酌。一篇三分钟的千字文，总要花上两三个钟头才能完成。而白岩松就比我手快得多，唰唰唰，半个小时搞定。用我们编导的话说，他就是在“喷”。有时候，他干脆连写都不写，拿张小纸片写几个要点，直接上电视“喷”了。正是有了那一段的磨炼，现在他一个人面对镜头，“单喷”上个把钟头不在话下。

当然，能做到这一点，最主要的是他肚子里有货。白岩松是个非常勤奋的人，他博览群书，又善于思考。他当制片人的时候，每周要向手下编导推荐一本书，都是他已经读过认为有价值的书。他的兴趣也很广泛，音乐、哲学、体育，甚至外语。

前些年，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哥们儿，我正在学英语。”

我开玩笑说：“怎么，想抢我的饭碗？”

他严肃地回答道：“不是，没有语言实在不方便，咱现在做新闻已经不分国内国外了，得学点啊。”

至于白岩松对体育，特别是足球的热爱，那简直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为了踢足球，他至少被踢断过两次腿；为了评论中国足球，他甚至酒后上直播，招致观众非议，还被领导狠狠地尅了一顿。其实那也是为了工作。

那天晚饭，他奉命代表央视与“神舟飞船”航天中心的团队联欢，目的是搞好公关，以便日后央视的直播能够更加便利。他本想少喝一点，意思一下，因为当天晚上有直播，他还憋了一肚子话，要好好评一下不争气的中国足球。不想，当天双方的气氛实在是太融洽了，情之所至，蒙古族的豪爽劲儿一上来就挡不住了，多喝了几杯。其实，当时他自己感觉没问题，直播时也没说错话，只不过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看出白岩松喝酒了。事后，他还是很懊悔的，跟我说：“再不敢了，后怕啊！”

白岩松对中国足球有着强烈的情感和强烈的意见，他曾经在节目中，用“十问”尖锐地指出了中国足球屡战屡败的问题所在，在其他媒体中一度被“狂转”。在许多专业足球人士看来，那“十问”可谓针针见血，直指问题本质。

不过，与他对足球的真知灼见不同，他对球赛结果的预测却很糟糕。记得那还是早年间，白岩松约我们几个《东方时空》的同事朋友，去他家喝酒看世界杯，大家争相对几场关键比赛进行预测，并下了赌（一顿饭）。事后，我们发现，凡是他猜要获胜的球队，几乎全军覆没，而我这个“伪球迷”押中的球队，反倒全赢了。从那以后，很少见他再预测比赛结果了，也许是害怕自己像球王贝利那样，真的成了一张足坛“大嘴”吧。

我们俩刚刚“出道”的时候，有一次一起去天津跟当地电视同行交流，现场有人问我们俩，是不是会暗自较劲，争当央视所谓“一哥”？

记得当时我们俩相对一笑，共同果断地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从那之后的二十年里，我们做到了当时那个承诺。二十年里，我们有过较劲，有过相互比拼，甚至像2004年那次，因为各自栏目选题争执不下而红过脸，但那些都是新闻和主持业务意义上的较劲。

到今天为止，不论是香港回归报道，还是伊拉克战争；不论是我采访了几百个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还是他在各种场合针砭时弊，纵论天下；更不论是他多么“红得发紫”，意气风发，而我又怎样处处碰壁，消沉低落，我们都会真心为对方的出色喝彩，为对方的失落而不平，为对方的痛苦而悲伤，为对方的思考而共鸣。

在我和白岩松心目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一哥”，更不存在争风吃醋，相互“挖坑”，你死我活。我们之间有的，只是两个中国新闻人，对新闻和人生共同的探索、追求与不甘，以及战友般的惺惺相惜。正是因为如此，当2003年我抗命重返巴格达的时候，才会第一时间想到让他去替我为领导求情，允许我们继续在伊拉克报道。若干年后，当他在送给我的书上写下“老哥，为你平反！”那几个字时，我明白，这些年来，白岩松了解我内心的委屈、挣扎与不甘。

当然，这些年，白岩松的心中，也时常涌动着对理想的上下求索，和对现实的无奈与愤懑。相比之下，最近这些年白岩松在央视内外，依然保持着比较高的“出镜率”和知名度。他不仅主持着两档固定播出的栏目《新闻1＋1》和《新闻周刊》，而且央视的各个大型直播和重大新闻报道，也都有他的身影；而在社会上，他被看作是意见领袖式的人物。一度，网上还在盛传所谓的“白岩松语录”（他自己辟谣说，那个语录有一大半都不是他说的）。

但我知道，这并不是他所追求的。他并不在意自己每周主持多少期节目，出多少镜头，也不会得意于垄断央视所有的屏幕（那在现在也是不可能的）。他的心中，新闻的价值和社会效应，是第一位的追求。为此，他会顶住压力，毫不留情地在节目中质疑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甚至大骂某教授为“脑残”。因为，他认为，那是他作为一个新闻人，一名央视主持人的责任。

在他看来，在当今中国这样一个“大时代”，我们的新闻，我们的电视，应该跟得上这个时代的步伐，而不是被这个时代牵着走。就像他自己曾经说过的那样，我们这些人更希望坐在历史上演的前排。

白岩松比我小五岁，在我眼中，他就是个小兄弟。大概五年前，我的头发就开始花白了。刚开始是一根两根的白发，后来就如雨后春笋，一片一片，满头的“杂毛”。为了上电视，当然也为了那点可怜的虚荣心，我只好咬牙染发。

几年前，看见他写文章感叹自己白发上头。当时我还不以为然，认为这个小兄弟肯定是看见几根白头发就多愁善感，少年不知愁滋味。前不久，在一次聚会上，我无意中发现他的头发的确已经大片花白了。

我不禁感慨地说：“兄弟，你也白了？！”白岩松答道：“是啊，早白了。刚开始我还拔呢，后来就拔不过来了。算了，就它吧。”

2．崔永元辞职

小崔辞职了。

这也许是2013年中国一条不大不小的新闻。

“仨哥们儿”。崔永元、白岩松和我性格各异，却又是感情十分深厚的“小伙伴儿”。。

崔永元真的从央视辞职了。这件事我是从网上得知并后来确认的。但我并没有感到意外。

几个月前，就是在参加了《东方时空》20周年那场小范围聚会之后，晚上回到家中，我给崔永元发了个短信。我问他怎么没来参加《东方时空》的聚会，大家都很想念他，找个机会我们一起坐一坐，大致就是这样的意思。

当时并没有指望他能回复，因为，崔永元是个大忙人，一般情况下，他不太回复短信，这是朋友们的共识。不想，没几分钟，他回复了我，告诉我他在外地，还问我聚会怎么样？于是，借着点酒劲，也受到之前在聚会上大家普遍的伤感情绪感染，我发了一通牢骚。也许是听出来我的情绪不好，不一会儿，我的手机响了，崔永元直接拨通了我的电话。

“水，别伤心了。我不干了，这回真辞职了。”他在电话里对我说。临了，特别叮嘱我：“这事儿目前绝密啊。”

放下电话，我心潮澎湃，也感慨万千。我依依不舍地又给他追发了一条短信：哥们儿，我支持你。别忘了，你干好了给我也找个下家。

崔永元回答说：不成问题。

几个月后，网上开始出现了他要辞职的传闻。这期间有一天，崔永元给我打电话，说他正在搞一项针对孩子们的捐助活动，问我还有没有以前写过的《前沿故事》一书，可以给孩子捐一点出来。我顺便就问他关于辞职传闻的事。我说，你上次说辞职那事网上在传呢，你真要辞吗？他回答道：“我都和罗台（央视副台长罗明）谈好了，辞了。”我一时想不出什么合适的话，就说：“那好吧，你哥们儿多保重吧。”

其实，崔永元要辞职，这话他已经说过好几次了。甚至在我们的概念里，都有点“狼来了”的意思。但这次“狼”真的来了。虽然有点意料之外，但的确是在情理之中。这当然要从《实话实说》和他的抑郁症说起。《实话实说》是崔永元的里程碑，是他事业的巅峰。《实话实说》成就了他，也在他内心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甚至“诱发了”他的抑郁症。

二十年前，在《东方时空》带动起的电视新闻改革浪潮中，我们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其实就好像处在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个时候，我们是亢奋的，投入的，甚至是疯狂的。我们会为了一期节目“24小时等你”，吃方便面，睡办公桌，没日没夜。为了让节目好看，我们会挖空心思设计、策划、推敲每一个细节。通宵达旦开会、看片，在那个年代是家常便饭。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收获了成功，赢得了赞誉。但是，慢慢的，我们中的不少人也为那样的激情和疯狂付出了代价。崔永元就是其中之一。

崔永元是个完美主义者。《实话实说》创办后，崔永元既是主持人，又是栏目的主创人员之一。为了让每一期节目好看，有创意，他和团队吃住在办公室，每日里茶不思饭不想绞尽脑汁寻求突破。渐渐地，崔永元失眠了。祸不单行，恰恰在那个时候，《实话实说》栏目遇到了发展与安全的问题。

发展的问题主要是小崔后来猛批的“万恶的收视率”。经过了初期的闪亮登场与成功，加上央视在收视率统计方法上的不尽科学，《实话实说》收视率开始下滑，栏目组内外压力骤增，崔永元更是焦虑不已。而所谓“安全”问题，主要是栏目的选题屡次因为“导向不正确”，遭到上级领导的点名、批评，甚至“枪毙”。双重压力下，终于，崔永元病了。而且，这一病使他永远地离开了《实话实说》，而《实话实说》栏目也因为他的离开，在经过了一段惨淡之后，寿终正寝。

据时任新闻中心主任的李挺回忆，有一天，新闻评论部副主任陈虻带着《实话实说》栏目的主编海啸来找他，告诉了一个令他大吃一惊的消息：小崔病了。李挺主任说，他当时对抑郁症一无所知，完全不了解这种病的严重性和可怕。当听了陈虻和海啸的描述后，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来，陈虻他们又来找他，说小崔自己提出要休息一段，并推荐了一位女主持和晶来替班。李挺主任说，当时他就意识到，崔永元恐怕不会再回到《实话实说》了。

李挺主任的判断是对的。在那之后，崔永元消沉了，他似乎对电视，对他倾注了心血的栏目失去了兴趣。很久，人们看不到他出现在电视上。直到一段时间之后，他突然提出，想再搞一个栏目，是关于电影题材的。

作为新闻中心的主任，李挺说，他当时并不看好这样一个跟新闻不沾边的栏目，只是觉得，只要崔永元有兴趣还干电视，哪怕就是为了给他治病，也值得考虑。于是，在离开《实话实说》栏目一段时间后，人们在电视上又看到了崔永元和他的新栏目《电影传奇》。

几年后，我和崔永元就抑郁症有过一次专题讨论。那一次，是他在帮我。

2005年，我哥哥突然患上了抑郁症，遍求名医之后，我找到了崔永元。之前，我曾经很顾虑，怕小崔不愿谈这个话题。没想到，他非常痛快地答应了我。于是，有一天的下午，我俩坐在新闻评论部一个临时办公地点的餐厅里，进行了一次长谈。

从他那里，我知道了抑郁症是一种越来越常发的疾病，它有遗传的因素，也有环境等外因的促发。我还知道了，抑郁症患者内心真实的活动，以及他们最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帮助。小崔告诉我，他发病的时候，对别人的态度是高度敏感的，几乎是软硬不吃。他说：那时候要是有人跟我说，小崔，你的节目真不错，我肚子里会想，哼，你是眼红我吧。反过来，要是有人跟我说，小崔，最近节目收视率一般啊。我心里会说，你懂个屁，你还不如我呢。有时候，白天有人无意对他讲了一句话，他会琢磨一天，到晚上越想越觉得有问题，半夜拿起电话向那人问个究竟。

看着他在那里像个专业的心理理疗师一样，帮我一点一点地讲解，我无法想象他是怎么熬过那段日子的，更无法想象他心中的痛苦。那个下午，我感受到了他的脆弱、敏感，当然更主要的是，他的善良。因为，到最后他也不忘耐心地出主意，教我如何开导我的哥哥。他说：“你就跟你哥说，没事，有我呢，我一定会站在你身边。你要给他希望。”

正是有了小崔的这番现身说法，我对症下药，找到了帮助我哥的方法，并使他在半年多后，成功地从抑郁病症中走了出来。后来，当我告诉崔永元我哥哥的情况好转时，他还不忘提醒我，抑郁病是会复发的，一定要注意。

我和崔永元不属于那种无话不谈的铁哥们。但我的理解，我们是那种心有灵犀，同呼吸共命运的战友关系。二十年来，我们各自忙于自己的栏目和事业。虽然偶尔会有短暂的交流，但都谈不上深入。他是一个敏感的人，典型的追求完美。他基本上不抽烟不喝酒，有点洁身自好。我曾经半开玩笑地说，如果崔永元跟我和白岩松一样，遇到什么不爽，找几个朋友，喝顿大酒，抒发一下心中的郁闷，也许就不会睡不着觉，得抑郁症了。

《电影传奇》之后，崔永元又做了几档栏目，包括《小崔说事》和最近的《谢天谢地你来啦》，但对于一个理想主义者来说，这些似乎都不能令他满意。给我的感觉，他一直处在一种纠结之中。这纠结有他对自己巅峰时期的耿耿于怀，更有对世态炎凉的不满，以及我们所处现实的无奈。于是，在五十岁的时候，崔永元做了一个勇敢的选择——离开他为之奋斗了20年的央视。

坊间对他的辞职有种种说法，有的说他为了挣大钱，有的说他想从事教育，更有知情者爆料说，《谢天谢地你来啦》栏目在中央电视台连个名分都没有，经费不足，每次请嘉宾不给人家钱，害得小崔每每亲自出马，利用自己的名气欠那些嘉宾的人情。终于，小崔忍无可忍，愤而离去。

这种说法也许并非空穴来风。前不久，当我听说央视一个频道每期节目花150万，请凤凰卫视的一位知名主持人和他的团队“友情客串”时，我还真有点相信了。但仔细一想，崔永元还不至于这么斤斤计较。到今天为止，我也没有问过他的真实想法。但我猜想，他一定是不愿再这样混下去了。他看到了现实，他知道自己还有梦想与追求。他希望趁自己还不算太老的时候再拼一把，就像二十年前他在《东方时空》那样拼一把。

当然，这些都只是我的猜想。

3．大姐敬一丹

敬大姐是我们内部对敬一丹的尊称，和年龄、辈分无关。因为，在我们看来，敬大姐就像一位关心、照顾我们的大姐姐。更重要的是，敬大姐在做人做事，对待名利方面是我们的榜样。

当我和白岩松、崔永元一起跳槽加盟《东方时空》，进入中央电视台的时候，敬大姐早已是央视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了。那时候，她主持的《经济半小时》和《一丹话题》深入人心，而敬大姐的知名度，是我们这些“野路子”半路出家的小年轻们可望而不可即的。所以，当1994年《焦点访谈》开播，我们听说敬一丹要加盟的时候，真的是既意外又压力巨大。

你想，对我们这些当时还对电视处在懵懂状态，凭着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胆气闯荡的门外汉而言，敬大姐这样的“大腕”和我们并肩而坐，那我们岂不会死得很惨吗？我们感到意外，那是因为当时《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初出茅庐，还并未得到观众的认可，敬大姐肯放弃《经济半小时》和《一丹话题》这样的著名栏目，投身我们，用现在的话说，简直是“脑子进水了”。

我与敬一丹主持新闻评论部年会。我是敬大姐眼中的小弟弟，我们相识于风华正茂的年纪，现在我们是相互知根知底的老朋友。

我们的老领导孙玉胜曾经回忆说，敬一丹是他力主要“挖”的，不过当时他打电话邀请敬一丹加盟《焦点访谈》的时候，也是没有把握，生怕她瞧不上我们这座小庙，所以基本上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但是，让孙玉胜没有想到的是，敬大姐不仅当场答应了，而且还反而怯怯地问他：“您看我行吗？”

敬大姐后来当着我们的面，坦诚地说出了她当时的心态。她说，其实当时她还是有顾虑的。一方面，《焦点访谈》是个全新理念的新闻评论性栏目，对已经习惯了以一个播音员的角色，拿着编辑写好的稿子，在话筒前主持的她来说，《焦点访谈》当时追求的记者型主持人对她不是没有挑战；另一方面，大姐说，当时看到小水、小白他们那么年轻，有闯劲有干劲，还有特长，她就想：会不会有一天被他们甩下来啊？然而，敬大姐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加盟《焦点访谈》。她回忆说：“我又一想，跟这么一群年轻人在一起，跟这么一个有创新追求的栏目一起打拼，一定很有意思，况且就是被他们比下来也不丢人。”

说起来，敬大姐年龄并不算很长，比我就大几岁。但我感觉，她要比我们几个成熟得多。这可能和她插过队下过乡有关系。这么多年来，央视发生了许多事情，又有诸多的变故：栏目被调整、领导被调走、部门分分合合、节目起起落落，然而，在我印象里，敬大姐始终荣辱不惊，不计得失，一颗平常心面对一切。

就像许多单位一样，央视是一个“喜新厌旧”的地方。不仅是栏目，对人也是这样。出现了更年轻、漂亮的主持人，马上力推。自然，老人老面孔多半就会渐渐“失宠”，失去机会，甚至任凭自生自灭了。敬大姐也会遇到这样的“潜规则”。

曾经，我们《焦点访谈》的几个主持人每个月轮流平均主持节目，我稍微有点例外，原因是我主攻国际大事，只有在国际上有重大突发事件时，我才采访主持《焦点访谈》。而敬大姐他们几个则是平均分配的。然而有一个时期，某位主持人却是大放异彩，频频出现，几乎独占了整个栏目的主持机会，像敬大姐他们要好几个星期才能轮到一次机会。

记得有一次，我和白岩松替敬大姐打抱不平，嚷嚷着要找领导说理。敬大姐却反过来劝我们。她说，我这样也挺好啊，我可以多跟着编导下去采访，了解事情，掌握第一手材料。这样挺好，比坐在演播室里强。

类似这样的情况，这些年发生过不少，但我没有听到敬大姐抱怨过一次。偶尔，我们“四大名嘴”聚在一起，忆往昔，砭时弊，而当我们看到敬大姐乐乐呵呵，淡然的笑容时，又会自觉无聊，自叹弗如。

敬大姐说起我，提到最多的一件事，是有一次我曾经为她泊过车。其实那件事到现在我根本就记不清了。但敬大姐却每次都能描绘得栩栩如生，并且还把我形容得特别威武高大。

她说，有一天她在电视台大院里转了几圈，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停车位，但刚刚学会开车的她，却怎么也没办法把车停好。就在她一筹莫展的时候，我突然出现在她的车窗前。敬大姐形容说：“小水当时拉开车门，对我说，大姐，你下来，别管了，我来吧。”只见我上车，动作麻利地三下五除二就把车停进了车位。

“那动作，那技术，漂亮！”敬大姐回忆道，表情里透露着类似一个大姐姐对自己小弟弟成长的自豪。这些年来，无论我得意还是心灰意冷，敬大姐的问候总是让我感受到温暖。有一次，我直播完节目，看到敬大姐发来了一条短信：节目不错，人也很帅，就是眼神不亮，眼袋有点重，多注意休息啊！

那一刻，一股暖流从我心中升起。我仿佛又回到十几年前，做完节目，在电话里听到老父亲说，节目很好，就是有一个字你读错了。

敬大姐理解我这些年一直对《高端访问》栏目被撤销而耿耿于怀。2012年，我得到了一对双胞胎。敬大姐第一时间送来了祝福。而她的祝福竟让我一时差点潸然泪下——“小水，祝福你，得到两个小宝宝比你采访一百个国家元首都幸福，尽情地享受吧。”

4．怀念战友陈虻

陈虻是在2008年12月22日晚上走的。

通知的短信是白岩松发的，就四个字：陈虻走了。

那个晚上我正和几个同事喝茶聊天。之前已经知道陈虻住院了，而且知道陈虻得了癌症，剩下的日子屈指可数。但是看到这个短信，我心里还是感觉有如晴天霹雳。

在他住院期间，我曾经和几个同事去看望过他一次。当时他人事不省，已经在重症监护室，我只能隔着玻璃远远地看一下他，也没能跟他说上话。感觉好像隔着一道看不见的河流，却在眺望对岸那个曾经亲密的身影。

接到白岩松的短信，我马上赶往医院。进门时，老领导孙玉胜和李挺刚好从医院里走出来。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这两位陈虻的老战友、老朋友低沉着脸，眼含热泪，冲我点点头，只淡淡地说了声：“去看看吧。”

我直奔陈虻的病房，正好看到人们把陈虻的遗体推着送往太平间，我冲到前面，却只看见白色被单遮盖下的他被无声地推过，转瞬在我面前消失了。我失去了控制，一边仰着脸朝天破口大骂，一边冲着旁边的一个垃圾筒狠狠地踹了几脚。

深夜12点多的时候，我在太平间门口的空地上，扯着嗓子在那儿骂天骂地。我不知道在骂谁，但我觉得老天爷太不公平了，把这么才华横溢的一个人，一位我们许多电视人至诚的战友，在47岁的年纪就匆匆带走，连说一声再见的时间都没留下。

看到我那个样子，现场不少人跑过来安慰我。我红着眼睛，问一直守到陈虻生命最后一刻的李伦（陈虻的大弟子，时任《社会记录》栏目制片人），陈虻最后留下什么话了没有，李伦告诉我，陈虻到最后基本上是昏迷的，说不出完整的话，但好像总是在嘴里念叨着几个字。李伦说：“我凑近了费劲地听，才听清他在说‘话语空间’这四个字。”

听到李伦说出这四个字，我感觉胸口就像被重重地击打了四次。“话语空间”，这四个在陈虻弥留之际还在念叨的字，其实浓缩了我们这一代电视新闻人，十几年来孜孜以求上下求索的目标。

十五年前，包括我和陈虻在内的一群年轻人，或舍家抛业，或义无反顾，或慕名而来，或误打误撞，怀着一腔热血和对新闻事业的理想，加盟到中央电视台大旗下，在《东方时空》这艘快艇上打拼。陈虻就是这批人中的代表，他的精神、品质、理想以及执着，代表着我们这群人追求的共同目标——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以及在新闻节目中表达真实的“话语空间”。

不幸的是，就在陈虻离开前后的那几年，我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我们对“话语空间”的追求，遇到了有形无形的压力与扭曲，我们的空间开始四分五裂，我们的队伍变得分崩离析。有细心的记者当时写道：2008年，中央电视台迎来了50周年台庆。这一年，陈虻热爱的（也是工作了十几年的）新闻评论部解散，部门重组。也是这一年，陈虻走了。

《东方时空》的另一位创始人，《东方之子》的制片人时间在悼念簿上意味深长地写道：我们是战友，你走了，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现在战友没了，战壕也没了，冲锋也没了。

生活不规律、过度劳累、体能透支，几乎是我们这些人的通病。我们也时常抱怨没有正常的日常生活，工作像机器一样，活着干，死了算。但陈虻的离去，似乎又不仅仅是因为工作的重压。看到他离去，很多同事、朋友都联想到了他在职业理想与现实境遇间的辗转。所以，当时在我们对他的追忆中，在我们的热泪和哀悼中，我们更伤感于一代电视人的青春远去。我们的眼泪，为陈虻而流，也是为自己而流。

正是夹杂了这样一种悲情色彩，陈虻的去世和之后的告别仪式，当时在社会上产生了轰动，很多新闻业同行们也陷入了深深的反思。就像白岩松写到的那样：“好像所有人都说一个时代结束了。是这样，但又不是。这次因为陈虻去世，在同事乃至同行中爆发这样大的情感，我感觉这可能并不仅是对一个时代结束的感伤和喟叹。我们骨子里是因为眼看着一个兄弟就这么倒下了，而你无能为力。”

陈虻是《东方时空》的创始人之一，《东方时空》子栏目《生活空间》的制片人，后来成了新闻评论部副主任，算起来是我的领导。我们俩年龄相仿，经历虽然不完全相同，但人生轨迹差不多。我们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上的大学，在八十年代中期分别参加工作，所以我俩更多是以哥们相称，关系非常平等，也互相欣赏，既是同事，也是朋友。

记忆中，在《东方时空》初期，我还找陈虻走过“后门”。

我在《焦点时刻》当记者时，去济南采访报道，在那儿认识了济南电视台的一个女记者。她跟我们合作做了一期节目，反映济南工商银行一件好人好事。这个记者后来就跟我变成了朋友。她当时很有抱负，但对新闻报道不是特别感兴趣，特别热衷于拍纪录片、专题片、电影。她把《生活空间》看了很多遍，觉得这个栏目特别好，也是能够实现她抱负的一个地方，而且她对陈虻当时也是如雷贯耳，想要拜他为师。

这位女记者后来到北京找到我，向能不能帮忙让她见一下陈虻，看看能不能将她从济南台调到中央电视台来。我答应了她去问问看，然后就给陈虻打了个电话。陈虻很客气，问：“水兄，有什么事？”我向陈虻推荐了一下这位记者，他说，要到我这儿来，调进来是肯定不行的，现在我们用工制度就是这样，要不然这样，我这边可以先接收她，实习也好，临时在这儿来干也可以。

那个时候我们各个栏目有权自己聘人，只要部门认可就行，不像现在必须得是央视台聘或是企聘。陈虻答应得很痛快，而且跟我说：“水兄你推荐的人肯定差不了。我们现在做纪录片的队伍太小了，我们需要尽可能的壮大我们的队伍，多多益善。”

那个女孩在陈虻那儿干了一段时间之后，毅然从原单位辞职，加盟了《生活空间》。之后，她一发不可收拾，频频捧得各种奖项，先是我们部门的金奖，后来是台里的金奖，再后来在国家级甚至国际上都在不断地获奖。陈虻不止一次地向我表示，这女孩真不错，是非常优秀的编导。

而直到最近我才知道，当年那个只身来北京，通过我投奔陈虻团队的小姑娘，已经成为一个名气很大的电影导演了。她就是李玉。

后来评论部分了又合，《东方时空》拆了又聚，起起落落很多次，我与他见面更少了，但见面一定会聊两句。

再后来，我们搬到了“南院”（央视新闻评论部临时办公地，因位于电视台以南故而得名），陈虻则成了评论部副主任。当了领导，他开始值班，经常审片子，包括我们的节目。这时我才老碰见他。他经常叼个烟，一头长发出现在南院某个合成机房里面，身后站着一二十个人，在那里侃侃而谈审片子。那些年轻的编导一个个毕恭毕敬，眼睛里充满崇拜之情，听陈虻给他们讲电视台的故事，以及做电视的理念。

有时候，我们在南院食堂吃饭，大伙都吃完了，这时候才看见他一个人走进来，弄点剩菜剩饭胡乱吃点对付一下。那时我就知道他胃不好，时常提醒他注意饮食，而他总是敷衍地一笑，说，嗨，没办法，片子晚上播，审完他们好编（辑）啊。

我们算是《东方时空》的老人，经过十来年的历练，彼此心照不宣。我知道陈虻过得不太如意，他是那种对电视特别痴迷的人，优雅、执着，有自己的理念。任何人都希望被认可，但和他一级平辈同等贡献的人来比，陈虻在升职上总是慢半拍，甚至跟他同时担任领导岗位的很多人早已经升迁了，但他还是在一个很基层的单位当个副职。直到前些年，在去世之前的几年，他才被提拔为新闻评论部的副主任，而且排名靠后。

我并不关心这些官场上的事，但一切也看在眼里。我感觉他没有被重用，内心有些失落。因为在我看来，他总是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有一年台里搞部门主任年终述职，我们这些栏目制片人要参加。那一年是陈虻最郁闷的一年，具体原因我并不清楚，但肯定是因为工作，以及他个人的境遇，还有身体状况。

轮到陈虻发言时，他拿出了事先写好的发言稿，那是三张稿纸，上面密密麻麻全是他手写的发言内容。他在发言中详细列举了他那一年的工作——审了多少片子，纠正了多少错误，开了多少会，负责了多少特别节目的策划、制作、播出，等等。之后，他话锋一转，对当时节目的状态，对一些制度、人事等方面存在的弊端和问题，以一种特别巧妙的方式，进行了委婉的批评。那口气有点春秋笔法的意味，听得台下的我心中暗自叫好。那一刻，我才明白，他对现状并不糊涂，他有自己的看法。那一刻，他像一个怀才不遇的人在呐喊，而且是发自肺腑的。

述职会后，我在电视台门口碰到正在抽烟的他。我凑过去跟他说：“主任刚才的讲话很有个性啊！”他说：“我把我想说的说了，人家听不听那是人家的事，但是也就这么回事了。”

其实，我心里明白，陈虻才不是那种“我说了，你爱听不听”的人。他的那句在他离世后广为流传的名言，正是他人生追求的写照——“不要因为走得太远，以至于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崔永元和陈虻是多年无话不谈的好哥们，他有几段话写得非常好：

陈虻是一个特傻的人，特别傻，看起来很精明，实际上憨厚得不行。他的长头发、他的箴言一样的话语风格，让人误以为他是活得非常逍遥、丰富的人。其实根本不是，他生活得特别单调。你要是看到他讲课时那个傻劲、他审片时那个表情，你就知道这个人不可救药。

陈虻试图把这种工作方式总结成切实可循的经验，其实那里面无技巧可言，完全是个吃苦受累的活儿。我相信，他有限的心血就是从那时开始过度消耗的。陈虻不光是栏目的负责人，他像一个主讲，像一所学校，培养了一批有这样的理念、意识、能力的人。一旦他们爱上了，就会坚持不懈，哪怕很痛苦、很寂寞，哪怕身体不行，哪怕累死。一个人学着干点寂寞但有意义的事，别天天想着干点什么来换什么，别天天想着取悦谁，讨谁高兴。别抖小机灵，老老实实在节目里卖傻力气、下死功夫——这些是陈虻教给我们的。

他是从基层干起的，懂得普通编导的艰辛。还有一点，他敢担责任。当官与创作，他知道哪个更重要……如果陈虻一心做官，以他的才华，他可以做更大的官，但他手里有一帮总给他惹麻烦的同事和兄弟，这些总在试探话语边界的朋友、哥们儿、同事断了他的官路。

不久之后，我对自己在央视，在新闻评论部的存在也产生了彷徨。有个下午我看见他办公室的门开着，陈虻一个人坐在那儿。我说：“我进来跟你聊聊？”他说：“行！”于是，我俩点上烟，那天下午聊了很长时间，关于人生，关于我们当时所处的一个环境，包括我们对新闻的一些看法，我发现我俩很多看法非常的接近，或者更准确地讲，我更接近他的一些想法。

那天我还跟他谈到一个意思，我说觉得很苦闷，看不到未来的路，怎么发展，“你有什么招没有？实在不行，要不我辞职跳槽，不干了？”我跟他说。因为当时我确实觉得好像干得没啥劲，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对前景产生了一些迷茫。

陈虻很语重心长：“哥们，这件事一定要慎重。”他说，央视这个平台其实是不可替代的，而且是个大平台，一旦失去这个平台，你会发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如它。我们现在所感觉到的种种限制和无奈，正是立于这个平台要付出的代价，没有任何东西是完美的。”

“央视，你要看到它可取的一面。”他说，“只有在这里，你们才称其为水均益、白岩松、崔永元。设想一下，你要是在一个地方台，恐怕很多年你根本都混不出来。你没有这样一个平台，就没有这样一个影响力；你没有这个影响力，很多抱负其实是很难实现的。你想象一下一个地方电视台，还别说省级台，假如是市级台，甚至地区台，怎么可能把你派到伊拉克？你怎么可能一天到晚代表中国去采访这个总统、那个总统？你在这儿已经奠定了基础，未来的路和前景还是有的，只要坚持，肯定还会有机会。”

和陈虻之间的这一番“心灵对话”，帮助打消了我的彷徨。直到今天我一直很感激他的劝导。我也用怀念战友的方式来记住陈虻，因为他不光是我们的一个同事，更是一个战友，是我们的一分子。他身上凝聚了很多我们想表达的东西。我认同那种丰碑的说法，他用年轻的生命，铸造了我们不息的追随和怀念。

陈虻的离去，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他的离去，忽然把生活叫停，让我们停下来追忆，就感觉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也随他远去了。

但是一个人对喜欢的事业，新闻也好，电视也好，是不会停止追求的。每当怀念起陈虻，都会给我某种激励，想着把他的追求，他一直非常珍视的、等同生命的事业，做得更好一点。这是对自己的一种安慰，也是对陈虻的一种安慰。

5．我的月薪26万？

大概是从2006年起，网上开始隔三岔五莫名其妙地流传一份央视名嘴的收入榜单。在这份榜单上，我一直名列前茅，甚至一度还是榜首。2013年最新的一份榜单上说，水均益的月薪是26万！

刚开始，榜单上说的还算靠谱。上面说，我们央视的十几位著名主持人年收入（包括各种津贴、服装费、化妆费等等）能达到近30万。老实说，按当时的具体情况，这个算法倒是不假，因为从2004年开始，电视台开始实行了一项激励制度，每年评选优秀播音员主持人，根据评奖发放津贴。

当时每年评十个甲级优秀播音员主持人，每月发15000元补贴，十个乙级优秀播音员主持人，每月发10000元补贴，但这都是税前，还要交大概40％的税。评选的标准是根据一年来，主持人的工作量，所在栏目的质量，包括知名度，对央视的贡献等等。2004年、2005年、2006年，我连续三年被评选为优秀，两年甲等，一年乙等。我的技术职称是高级编辑，按当时电视台的工资标准，一个月的基本工资是五六千元，再加上一些国家规定的补贴，一年下来能有八万元左右的收入。如果被评为甲等的话，一个月税后还有一万多元的奖励津贴。另外，电视台每年还会有年终的广告提成、年终考勤等奖金，杂七杂八加起来，就能拿到二十五六万。所以，第一次看到这份榜单，我老老实实默认了。

但是很快，网上的这份榜单就涨价了。年收入变成了月收入，而且还涨了价，说我月薪有28万，排名也很靠前，可能因为我是正高职称吧。其实，我这个业务职称跟工资没有太大关系。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份榜单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复活”一次，在网上，甚至一些有影响的媒体上，会流传一段时间。每次“复活”，编造者都会有心地把它更新一番，最早的榜首是邢质斌，后来邢质斌退了，就变成罗京，后来罗京去世了，我就成了榜首了，过一段再看，又成李瑞英了。

更为奇怪的是，没有任何人，无论是电视台有关部门，还是媒体，也包括我们这些主持人自己，站出来质疑这件事。我有时会私下跟朋友拿这份榜单调侃，朋友们听了实情恍然地说：我们也一直想问，就是不好意思呢。因为这个，不知情的人会真的觉得我特别富有。

有一次，我母亲家的一个亲戚，打电话找我们家老太太：“老嫂子，能不能借我五万块钱啊，家里现在盖房子困难……”

我母亲就觉得奇怪：“你怎么想起来跟我借钱，我现在还让子女养着呢，哪里有钱？”

人家就说：“哎，你小儿子一个月能拿三十万呢。”

老太太说：“你胡说八道，听谁说的。”

“网上都在说呢！”

就这样，一份子虚乌有的收入榜单以讹传讹，一传就传了六七年，直到今天。说它造成了多大伤害，倒不至于那么严重。但客观上它让社会上对央视的主持人有一种富人的错觉，认为我们这些人开着几百万的跑车，住着豪宅，穿得珠光宝气，出入高档场合，一副“高端大气上档次”，新“土豪”的形象。其实，我们真的是比窦娥还冤。

工作中穿着西服、扑着粉的光鲜形象之后，我抓紧时间吃着“美味”——方便面。对我这样一个兰州人来说，一碗牛肉面胜过山珍海味。走下荧屏，所谓的“名嘴”也和大家一样，是个普通人。

很多人拿我们和影视歌明星以及一些地方台或者是自由职业者的主持人相比，认为我们可以代言做广告，可以走穴参加各种商业活动挣出场费。事实上，央视从来就是明令禁止主持人播音员做任何广告代言，也不允许我们参加商业活动。对于一些社会活动，也有严格的审批程序。当然，迫于生活的压力和抹不开的情面，我们偶尔也会“铤而走险”一把，捞点外快，挣一点“灰色收入”，补贴家用和个人开支，也被领导点过名，批评过。

我无意在这里哭穷，我的生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虽谈不上家财万贯，但也算不上央视最穷的主持人。我从不抱怨生活，相反一直心存感念。没有央视这个平台，我恐怕连目前的生活都无法承担。我也从不奢望拥有更多，更不会毫无意义地去跟这跟那攀比。对现在的生活，我很满足，因为，人的一生，并不是用物质来评判的。

我只想说，拜托，我的月薪真的没有26万！

6．央视离职潮的背后

友情提示：此标题所含以下文章不含八卦爆料内容，请勿上当。

《中国好声音》中有一首流行歌曲的歌词是：你不在，我不在，谁还会在？用这句歌词来形容近几年央视名嘴们的离职潮，也许有点夸张，但却有那么点意思。

这些年，从刚开始的黄健翔、王志、张政、王利芬，到这一两年的马斌、王凯、邱启明、白燕升、李咏，直至最近的崔永元，一个个央视主持人前赴后继地纷纷离职，确实无形中掀起了一股名嘴“离职潮”，引得议论纷纷，猜测种种。不时有人问我，你们央视怎么啦？是不是待不下去了？你会不会也辞职啊？

声明一下，虽然我和这些主持人都有交往，有的还很熟，但我不了解他们任何一个人离开的具体原因，包括小崔。也许是圈内行规，我们见面一般也不谈及这类话题，怕不方便。

实事求是地讲，这些主持人离职，有的是走上仕途，有的走得有争议，有的走是为了更好的发展空间，各有各的原因和理由。这事要搁在一般单位和一般人员身上，其实也属于正常现象，哪个员工过万的单位一年不跳槽个十个八个？但偏偏它就发生在央视，发生在央视的名嘴们身上，而且是短时间内集中爆发的，这就不能不让人浮想联翩。

这些年来，央视发展十分迅猛，在深入人心的同时，自然会给人“一家独大”的感觉。首先就说央视的广告额。作为一个小小的局级单位，央视每年的广告额从最早的几个亿，到后来的几十个亿，接着突破100亿，又奔向200亿、300亿。每年央视的广告招标会，都会成为各媒体追逐的热点，而且总会出现一些令人咂舌的豪放之举，动辄就有几个亿的标王诞生。

其次，央视这个平台上，涌现了一大群“名嘴”，这些人在社会各界的影响力，颇为深厚。另外，奥运会、世界杯之类体育赛事的转播，基本上也被央视独家买断。再加上这些年来，人们茶余饭后褒贬不一的春晚……凡此种种，也就造成了央视的地位和社会评价，它的贡献和它所要承担的责任，甚至一举一动，都会被关注，跟踪，甚至放大。正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吧。

对于身在其中的我来说，这20年来起起伏伏，总感觉现在的央视，似乎和20年前的央视不是同一家电视台。央视现在变得很庞大，人员、机构、条条框框，一切变得庞杂，也会死板。曾几何时，这里被心怀电视新闻梦想的人视为乐土。而今天，在这里，空间变得狭小。在这里，生存更加困难。

按照中央电视台的差旅规定，记者出差外出采访，只能住三星以下的酒店，伙食也只能按照国家财政部的规定，80块钱一天。去国外出差，是按照上世纪80年代国家规定的标准执行。有时候我到国外出差，按照财政部那个标准，吃住上就会非常尴尬。算下来，一天大概只能吃两顿汉堡包，只能住类似青年公寓、招待所之类的地方。当然，这些并不是央视自家的规定。因为，央视算起来依旧属于国家事业单位，一切的标准要按国家财政部门的相关规定执行。而这些规定在当初制定的时候，并没有充分考虑新闻单位工作性质的特殊性。

有一年，我去巴黎采访法国总统希拉克。找遍了全巴黎，只能找到一家很旧的酒店，一天的房钱是80欧元，其实这个都已经超标准了，因为按标准我们在法国这样的国家每天每人住宿不能超过50美元。我们只能咬着牙先住下，回来再补报告，说明情况，申请追加经费。

那家酒店虽说在巴黎市，但地段非常偏，离主马路有一大段距离，而且需要七拐八拐才能找到。酒店前台就是一个简陋的柜台，一个戴着眼镜的老头站在后面，身后一大堆木格子，一扭身从里面拿一把钥匙，说：“你的房间。”然后，我们需要侧过身，从他旁边一个很窄的走道里面走过去，没有电梯，踏着吱吱嘎嘎响的老楼板走上去。我住的那个单间估计只有6平方米，一扇很小的窗户旁边，放着一张窄得一翻身就会掉下去的床。床旁边是个拉帘门，进去之后就是一个马桶，一个淋浴喷头。

采访是在爱丽舍宫进行。事前我们跟法国总统府的联络官约好，怕我们不知道怎么走，人家说来接我们，让我们把地址告诉他们。结果，联络官绕了好几圈都没找到我们的所在地，最后打电话联系，我们跑下楼，绕了几条街在一个巷子口才迎上他。当时那个人觉得很诧异，问我：你们中国国家电视台来采访我们总统，怎么住在这么一个地方？

我无言以对。

有一段时间，央视因为下面各单位违规用人，频频被人起诉，吃官司，再加上国家出台《劳动法》，为了规避这类不必要的风险，于是全台采取措施清理各个部门各个栏目不合规范雇用的人员，一时间闹得人心惶惶。其实，在我看来，这完全是由于央视发展的速度太快，而用工制度和机制相对滞后所造成的。在这之前，央视的员工有很多种，有正式职工，像我这样的；有台聘的，电视台以一级单位来聘用你；还有所谓的企聘，跟央视有关系的，或央视下属的一些企业，来聘用你，再把你借调给央视做记者编辑；还有部聘，就是一个部门，比如新闻评论部，自己有个人事的小档案，把你聘了，自己给你发工资；还有所谓的“黑工”，很多热血青年和对电视有识之士，甘愿舍家抛业，不图任何东西，就要从事电视这个工作。还有一批流水般不断在换的实习人员。

如此混乱的用人制度，自然会给央视这样一个国家事业单位，带来很大的麻烦。以前在央视干过的员工，离开后反过来起诉央视，说你当时没有按国家的《劳动合同法》来给我付报酬，买保险，央视作为一级法人代表，应该赔偿。人家还有各种各样的证据，拿出来展示，所以央视输了官司。经历了这次之后，央视痛下决心干脆裁人，终止这种不合规范的用人方法，这是个明智的决定，但是对于当时因为各种原因，正在电视台打拼的成百上千的年轻人来说，却太过突然和无情。

我们正酝酿着准备全部搬进“大裤衩”（央视新大楼）。前不久，我们被分期分批地组织到这个新大楼去学习。因为这栋大楼太大也太复杂，机关重重，据说光电梯就有将近100部。大楼里各种各样的门，为了防火防盗，很多门是单向的，出去了就没办法再回来。据说已经出现有人被困到楼里面，出不来呼救的情况。所以我们的相关部门决定，对全台人员进行一次非常系统的、细致入微的搬新台培训。

我们被告知，央视新大楼创造许多世界第一、第二。比如，大楼建筑用钢材量仅次于美国的五角大楼，是世界第二。还有，这栋大楼的网络宽带速度是八亿兆。当时我就在群里发了一个微信，问真的假的。有同事马上回答说，是真的，但是这个要减掉很多卫星传送需要的带宽和流量之后，再摊到近万名届时在这栋大楼里上班的员工头上，大概还不如普通手机蜂窝数据的速度，很有可能到时候也会非常拥堵。

作为一家电视媒体，央视是个巨无霸，是一艘航空母舰。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这条大船上的一员。在这里，我们很多人收获了名和利，我们理应心存感恩。这些年，央视在曲折中前行，走过了一帆风顺，也走过了坎坷转弯，我们作为其中的一员，有时也跟着顺风顺水，但也难免有着急困惑的时候。历史和理智告诉我们，任何的航程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路程中会有人来，也会有人离开。对于我们这些还在这条大船上的人来说，我们该做的应当是，竭尽全力避免它触礁，使它成为一艘不沉的航母，载着我们一路前行。

7．水均益上哪儿去了？

2009年的一个早上，我闯进刚上任不久的焦利台长的办公室，希望说服他同意保留《高端访问》栏目。

当时焦台长到中央电视台上任还不到一个礼拜，我听到风声，说台里要取消《高端访问》这个栏目。其实这个动议，在焦台长到来之前，台里的编委会已经在议论了，因为有人提出，《高端访向》播出的内容没有多大新闻性，建议先把这个栏目从央视一套撤出。但是从一套撤了之后，正在改版的新闻频道又没有时段安排这个栏目播出，于是两边都没了《高端访问》的位置。有人提出，干脆直接撤销《高端访问》。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非常着急，想了一晚上该怎么办。倒不是说我患得患失，在意这一亩三分地被拿走，而是认为，撤销《高端访问》对中央电视台将是个巨大的损失。

《高端访问》是2004年按照当时新闻中心主任李挺的创意开办的，栏目名称也是李挺主任亲自想出来的。这是一档大型人物专访栏目，主要以采访外国政要、国际风云人物和当今世界各领域的精英人士为主，每期45分钟，每周日在央视一套播出，我担任栏目的制片人和主持人。从2004年创办以来，《高端访问》专访了近300位国际高端人物，在观众中有很好的口碑，影响也很大。

当时，北京的各国驻华使馆，几乎没有不知道央视有个《高端访问》栏目的，很多国家的领导人访华前，该国大使馆都会主动联系我们，希望我对他们的领导人做一次专访，这其中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潘基文，英国首相布莱尔、布朗，美国总统卡特、国务卿基辛格，德国总理施罗德，俄罗斯总统普京、梅德韦杰夫，法国总统希拉克，巴西总统卢拉等等。

几年下来，《高端访问》摸索出了一套高效科学的运作模式，也培养出了一支专业的团队，栏目虽然不像《新闻联播》《焦点访谈》那样家喻户晓，但也拥有一批高素质的观众群体，并且在业界享有不错的美誉度。当然，我本人也因此被冠以专访外国领导人的“专业户”、中国的“拉里·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著名访谈节目主持人）。毫不夸张地说，那时《高端访问》已经成为中央电视台的一个独特品牌。

就在这个时候，台里传来栏目要被撤销的噩耗，我焦虑不堪，决定越级“上访”，找央视最高领导，做“垂死一搏”。

怎么说我也是央视“老人”、资深主持人吧，所以，台长秘书很给面子，没有阻拦我，我很顺利地见到了焦利台长，那是我第一次见他，也是至今唯一一次见他。

《高端访问》栏目组合影。凝聚着我们这个团队心血的《高端访问》在2009年8月10日停播，我们都深感遗憾。

我开门见山对焦利台长说：“《高端访问》不能撤，撤了对中央电视台来讲是一个损失。这是我们很有价值的一个平台，可能收视率不是很理想，可能新闻性、动态性不是很强，但是这是咱们中央电视台将来做国际大台拿得出手的一个品牌。况且我作为这样一个栏目的主持人，已经凭借它积累了很丰厚的资源，这个资源将来还是可以为电视台所用，不能这么简单地把栏目撤了。”

我一口气差不多讲了20分钟。我对焦利台长说，我不同意《高端访问》没有新闻性的说法。央视的新闻节目用不着每一天每一档，都得是爆炸性的动态新闻。即便新闻人物的采访也不能想当然。比如今天朝鲜闹腾了点什么事，你就非要当天采访到金正恩；明天维基解密的阿桑奇爆出什么秘密，你立马就要跟他面对面连线。以今天中央电视台在国际舆论的地位来讲，我们还做不到。

但是，央视记者任何时候采访到某国领导人，它本身就有新闻价值。比如，我采访了法国总统，可能是我一个礼拜前采访的，或许采访播出时没在新闻爆发点上。但是作为央视这样一个平台，我们面对法国总统，听他谈对中法关系的评价，对欧洲与法国关系的看法，这中间可能会涉及到对前一阵子比较热门的光伏产品的态度，法国对台湾出售武器的态度，法国解除对中国军售的制裁等等。实际上，这些本身就具有新闻价值，怎么就不是新闻了呢？我甚至反问焦利台长，从“9·11”到现在已经快十年了，但在这十年里，你任何时候能采访到本·拉登都是新闻，不是吗？

我还说道，我们做电视、做新闻，不能急功近利，短视决断。人家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档《拉里·金》专访栏目一做就是30年，最后是因为主持人老得不行了，才换人换名字的，但就是那样栏目也没撤销。

听我讲完，焦利台长考虑了一下，说：“我理解你的想法，但之前台里已经有了初步意见，这样吧，你再找一下你们具体部门的领导，就说我的意思，《高端访问》这个栏目形态先不要撤，还是保留。你们还是继续做，当然节目样态上可以改革一下，让它变得更新闻一点，更电视化一些。”我如释重负，当即将台长的意见转达给新闻中心主管领导。

然而，后来我接到的具体指示却是，《高端访问》节目代码（相当于栏目番号）取消，采访依然可以做，但不定期在新闻频道中我主持的另一档日常栏目《环球视线》中播出。我明白，这就意味着这个栏目不存在了，尽管我还可以专访外国元首，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阵地都没了，说是专访，其实充其量就是一条长一点的新闻报道，容量、分量、影响力大相径庭。

后来的事实证明，《高端访问》被撤销确实是个很大的损失。当初和我们竞争的主要有两家类似的栏目，凤凰卫视阮次山的《风云对话》和杨澜的《杨澜访谈录》，而我们由于凭借国家台的优势和自身的专业性，总是能占到上风。《高端访问》撤出后，实际上等于给这两家让出了市场，很多高端人物转向了他们。

到现在为止，时常还有使馆或者外交部的部门找我说，我们的总统要来中国，你是不是做一次专访？我只能说，对不起，《高端访问》这个栏目没有了。对方问，那你还做吗？我说，还做，但是，是在《环球视线》里不定期地播出。往往，对方就会犹豫、退缩。

最鲜明的例子就是，前不久韩国的新任总统朴槿惠要来中国，我们跟韩国使馆联系对她进行采访，韩国使馆经过商量之后回复我们：虽然你本人很有资历，但是因为没有一个正式固定播出的平台，我们觉得效果可能未必好，所以我们还是决定接受别的栏目采访。像这样的事，这些年越来越多，每每都让我感到痛心不已。

我从1993年进入中央电视台，做《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的记者、主持人。2000年《东方时空》改版，成立了《世界》栏目组，我被任命为《世界》栏目的制片人兼主持人，2003年又有了《国际观察》栏目，2004年又有了《高端访问》，2006年又有了《360°》，2009年又有了现在的《环球视线》。这二十年里起起落落，我经历了这么多栏目，每隔三五年就是一个旧栏目逝去，一个新栏目诞生。每一次这种经历都会是一次阵痛。

我曾经听老前辈们说，在中央电视台，一个栏目火不了太长时间，一般五年，最多十年，也就到头了。像最早的《正大综艺》，火成那样，总有寿终正寝的一天。当然，这里说的大多是专题性和文艺性的节目。作为新闻节目而言，世界的变化日新月异，每天都不一样，大不了就是换一个名称，大不了今天叫“子夜”，明天叫“午夜”，后天叫“深夜”，换汤不换药，重在新闻本身。但是最近这十年，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似乎进入了一个怪圈。一个栏目办上一段时间，就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停掉。有时候是因为大环境改变了，就随之发生了变化；有时候又因为收视率不好，被要求改版、整顿直至停播；也有的时候是潮流变了，口味变了（不一定是观众口味变了），所以被调整。

《世界》栏目的诞生，是因为《东方时空》被认为已经落伍，需要破旧立新。前《东方时空》的制片人之一时间，调头成立了一个东方时空工作室，改版了《东方时空》，并应运而生了一些子栏目，《世界》就是其中一个。我当时担任了《世界》栏目的制片人工作，《世界》是一档周播的专题节目，主要总结一周来世界范围内一些重大有意思的事，有点像现在康辉主持的《世界周刊》。

干了两年，东方时空工作室因故被撤销了，《东方时空》又被改版了，《世界》也就没法存在了。于是，我们又重打鼓另开张，开办了《国际观察》，一度也办得非常好，很火，收视率比现在四套的《今日关注》还要好。我们那时用了很多新手法，越洋采访，双视窗，包括现在的三视窗，主持人在中间，两边是嘉宾，同时连线两路甚至三路的记者。《国际观察》是当时央视新闻节目第一个以直播形式播出的新闻专栏，那时我们经常报道的是一些突发事件，反应迅速，反响也很好。后来我们又开办了《高端访问》，也是很受欢迎。

《高端访问》被撤销之后，虽然我还在主持《环球视线》，但渐渐地，我听到一种声音：“水均益去哪儿了？”甚至有人怀疑我是不是被央视“封杀”了，或者辞职不干了。

其实，我还在央视，还在主持台上，只不过，仅仅隔三岔五晚上十点半在新闻频道露一脸。我倒没有想混日子，遇到重大新闻、突发事件还会热血沸腾、摩拳擦掌，就像2013年年初的伊拉克战争十周年报道一样。但就像白岩松写陈虻那样，这些年，我的热情和沸腾“变现的越来越少，郁积的越来越多”。我也时常反省自己，是不是老了，当年的激情不在了，贪图安逸了？对于一个到了知天命年纪的人来说，这可能是难免的。但内心里，我一直保留着二十年前怀有的那个愿望——干新闻一直干到老！这一点从来都没有变。

这些年电视台内部动荡不断，我理解这是成熟过程中必然伴有的阵痛。但我个人感觉，这些阵痛未免显得过于频繁。很多突如其来的变化，今天东一榔头，明天西一棒子，让我们作为基层的一分子无所适从。今天是“国际大台”，明天又要“新闻立台”；一阵子要锐意创新，追求前卫，一阵子要严守底线狠抓导向，再一阵子又来了末尾淘汰，惟“收视率”至上。

我不认为收视率一定是万恶之源，但它充其量只能作为一个参考。这些年来，收视率就有点像中国各地的GDP指标，让央视的很多栏目畸形发展，也让很多制片人和编辑记者背负着沉重的负担。因为如果收视率不达标，过不了多久，栏目就要整改，整改了还不达标，就要被取消。这也造成了一些优秀栏目的下马，其中就包括崔永元的栏目。

在我看来，收视率本身没有问题，因为毕竟它是一个硬指标，达到指标，自然表明这个栏目的状态不错。任何一个单位都要奖勤罚劣，也要鼓励先进，无可厚非。但是，收视率的考评，一定要有科学的方法和衡量标准，而不是简单地“一刀切”。

现在的央视频道繁多，我都数不清楚有多少个，反正几十个频道是有的，加上公共的、收费的和有线的，各个频道的栏目就更不计其数了。我估计央视内部人都数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个栏目。这些栏目千差万别，有各自的播出时段，有不同的观众群体，节目形态的本身，形形色色各不相同。如果仅靠一个千篇一律的尺度，是没有办法科学、合理和公平地衡量一个栏目的。

据我所知，央视的收视率依据，是一个叫作索福瑞的法国公司所做的调查，样本采集以及收视分析，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的不科学性。首先，我们的样本最早也就千把个，后来扩展到了几千个。我不是搞统计学的，但我粗浅地调研一下，发现国外的盖洛普这样的调查机构，他们的样本不会这么少。作为堂堂的中央电视台，面对上亿观众，样本只有区区的四五千个，而且地区、城乡分布不尽合理，所反映数据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就存疑。其次，索福瑞的模板据说至少是50年前的模板，就是所谓的“一家一屏”，而今天中国人收看电视的方式早已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不仅是一家多屏，更是多屏幕多渠道，手机网络连电梯间都可以收看电视，50年前的模板，如何来反映这种变化和多样性呢？

《高端访问》是一档周播大型国际人物访谈栏目，它为中国电视观众深入了解国际风云人物提供了一个窗口，也为国际风云人物走进中国的千家万户提供了一个平台。《高端访问》不是“政治高端访问”，以敏锐的新闻触角，全面捕捉世界风云人物，为国际化进程中的中国人打开一扇窗、搭建一座平台，才是节目的目标。“新闻＋新知”是《高端访问》的真正诉求。

“水均益上哪儿去了？”水均益还在央视。这些年，我随着节目的起伏在起伏，随着电视台的变化在变化，有时会感到彷徨、迷惘，甚至无奈。观众觉得我们风风光光在台前，其实我们为了每一期节目都伤透脑筋，甚至于像小崔那样，经常有抑郁、失眠的情况发生。作为央视的一员，要在这当中拼出一片天地，的确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要爬雪山，过草地，历尽艰难。所以现在想一想，我今天还有栏目在播出，有栏目去主持，还能在中央电视台的大舞台上扮演一个角色，已经算是运气上佳了。

8．夜总会风波

那件事，我将其归为“心中的痛”，在一段时间里，它对我而言的确是一种痛苦，是我人生遇到的一个大坎儿。倒不是说这件事本身有什么过不去的，而是它引发了我对自身和所谓名利的反思。在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由于不愿理会炒作和担心更大负面影响的顾虑，而选择了沉默。后来，媒体采访我也好，一些场合偶尔提及也好，我都不愿多说，不想回应。但我觉得现在是时候将它原原本本地还原一下，也算不上什么澄清，就是给自己内心一个交代吧。

那是2004年5月，我从伊拉克回来刚一年，经历了最大的赞美和最汹涌的诋毁，内心有许多遗憾、委屈和不甘。回来之后，当我把锁在办公室抽屉里的“遗书”撕掉后，有了一种捡回一条命，重获新生的感觉。我忽然觉得，应该活得更洒脱一些，超越一些。于是，我对自己的约束也多多少少有些放松，在某些场合有意无意地“放纵”自己。

比如说，跟朋友聚会的时候，我会选择多喝两杯，有时候甚至喝得酩酊大醉。我算是个想得开的人，但也会有纠结的时候。生活里各种烦心事，工作上压力山大，我也会突然有那么一刻，像是钻进了牛角尖，所以也想找朋友聊天，借酒消愁，排解内心的五味杂陈。这就是我当时的心态。

5月，春暖花开之际，我准备出差去杭州参加一个世界园林的高端会议，约访联合国人居署的官员和几位世界级的园林设计大师。临行前一晚，我参加了一个朋友聚会，吃饭时喝了点酒。因为第二天早上要赶飞机，所以我想就近住在办公室。

正在吃饭的时候，一个甘肃老乡联系我，说老家来了朋友要见见我。我说，我明天要出差，现在还在聚会，没有时间。这位老乡是画国画的，在北京的艺术圈里小有名气。他说，这两个老家的朋友大老远赶来，也没什么事，就是特别崇拜我，想见见我，稍微晚一点也行。我也不好再拒绝，就答应说，晚一点，等朋友聚会结束之后，我们找个离中央电视台近一点的地方，坐下来聊聊。

他们选的地方，在航天桥附近一个酒店的夜总会，可以唱歌也可以喝酒。我这边朋友聚会散得晚，10点多结束后，我就往他们那边赶，到的时候已经差不多11点了。我和一个新华社的朋友，加上三个甘肃老乡，一共五个人，要了点水果，还点了酒。我本来说刚喝过了，就别再喝了吧。他们说，要不再喝点啤酒吧。我也不好再扫兴了。

那天喝的啤酒，都是小瓶的喜力。他们先要了一打，喝完后又要了一打，大家慢慢喝着聊着，谈天说地，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两个多小时，到了快凌晨1点的时候，差不多尽兴了，就说结账走吧。

那天是一位做土特产生意的老乡请客，服务员拿着单子来结账时，他一看单子就说：“你们怎么收费的，怎么这么贵呀？”那服务员说：“我们这儿有最低消费。”他有些不理解：“再怎么最低消费，我们就点了两个果盘，24瓶小啤酒啊。”我凑过去一看，好像是五千八还是六千八，的确是贵得有点离谱了。

那位老乡很为难，也有点生气，虽然外地人来北京，对于挨宰这件事多少有点思想准备，但挨这么狠一刀，心里肯定有点难以接受。我那天其实并没喝多，人还算清醒，就是多少有点小兴奋。刚开始我并没有接这茬，但那位画画的老乡很生气：“你得说清楚，账单拿来看一下。”一笔一笔看过后他说：“不对啊，这啤酒怎么这么贵啊，一瓶快100块了，在哪儿也没有这么贵的价钱。就算你是夜总会，我们只是唱歌喝酒，也没干别的，你收这么贵没道理。”那个服务员小伙子也很为难，只说单子上就是这样。我那老乡就说：“不行，把你们管事的叫来，这事得说一下。”

小伙子出去了，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来了一个经理模样的年轻人，我老乡跟他理论说，这账不对，有点宰人。那小经理就说，我们这儿是五星级酒店。一开始还都在解释，但是说着说着，也就有点不太客气了，因为西北人说话比较直，激动起来也有点骂骂咧咧的。那位小经理觉得有点受到了侮辱，就说：“你不能骂人啊。”我们这老乡气也上来了，说：“什么时候骂你了？我就跟你说这个事。”一不留神，有些国骂色彩的词儿就出来了。

我本来没有参与争论，但那个小经理说了一句：“你们喝得起就喝，跑到五星级饭店那不就这个价嘛。”我一听这话就有点生气，一拍前面的茶几，骂了那小伙子一句：“你什么狗屁经理，客人跟你理论，有你这么跟客人说话的吗？什么叫消费得起，五星级就成了你宰客人的借口了，成了你宰客人的幌子了？你收费这么高，拿到物价局能批吗？说难听点，曝一下光你这受得了吗？这收费标准你得说清楚啊！”那位小经理可能情绪不好，一直是一副很不屑的表情，我看他那样，也愈发觉得生气。

当然，在那种昏暗的灯光下，我所见所感未必准确，但那时的确觉得很没面子，有些火冒三丈，我的老乡千里迢迢跑过来，等了我那么久，请我喝顿酒还得被宰这么一通，我心里很不服气。于是说着说着，就越来越激动，脑子一充血，我就拿起茶几上的一杯酒，一边骂一边直接泼到他脸上了：“你这小屁孩，说你这半天，你还一副愤愤不平的样子。”原话不记得了，大概意思就是这样。

这杯酒一泼出去，那小经理先是愣了，然后转身就出了房间。我当时也没当回事，倒是老乡在旁边劝我说，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反正买单就买单吧，无所谓。但是再找他们结账，半天都没来人，那老乡就自己跑到前台把账结了，我那时还有点不依不饶地说：“你凭什么买这个单，咱不能买这个单。”大伙就劝我算了。

这时候，包间的门突然大开，刚才那位经理和两位民警进来了，那民警应该是附近派出所的，一看说：“呦，水先生怎么在这儿？”我说：“怎么了，这是什么意思？”民警说：“他们打110了，说这儿有纠纷，我们过来看看。”我这才知道，那经理半天不见是报警去了，可能被泼了酒心里不服气。我说：“有什么纠纷啊，应该查查他们的账。”那两位民警坐下来说：“既然接警了，我们就要来处理。”我没好气地说，那就处理呗。于是大家坐下来，他们简单问了下情况，我就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说了一遍。

说完之后，民警认为这基本属于消费纠纷，而且我那老乡也怕给我惹麻烦，都已经把账结了，这事应该已经解决了，没事了。而且那个小经理也并没有说我打他，而是说我跟他摔杯子了，我解释说：没摔杯子，就是把一杯酒泼他身上了，因为他当时表情和态度不好，我挺不满的，喝了酒，也有点激动。我还专门对着小伙子说一声对不起。看到这情景，民警就说：“这事儿就这么着吧，不早了，你们都走吧。”然后两位民警和夜总会的负责人，还一块儿把我们送到电梯口。出了酒店大门，我以为这事应该已经化解了。

我回办公室睡觉，一大早起来跟同事一块坐飞机到了上海。因为到杭州没买到直飞的票，我们只能到上海转机。一位上海的朋友从机场接我们出来吃饭。期间，我接了一个电话，说是一家什么报纸的记者。

对方上来就问我：“你现在在北京吗？”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想着没准又是小报要挖八卦新闻之类的，那时候台里有明确的规定，央视主持人接受小报采访要慎重，要跟台里打招呼。我就随口说：“我在外地呢。”那边就问说，你看了那个什么报道吗？我问：“什么报道啊。”对方就说，昨天你是不是在那个夜总会……我一听这事，就觉得有问题，电话里解释不妥，于是就说：“我现在在外地，马上要上飞机，这事我就不跟你说什么了，具体有什么事，我们回头再说。”匆忙就把电话给挂了。

后来，我看到了这家媒体的报道：“记者打通水均益的电话，水均益表示根本不知道此事，他人根本不在北京。”说得像是我在狡辩一样。我才明白，他那天一上来就是在套我的话。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响个不停，所有媒体、娱乐小报的电话都纷至沓来。我统统告诉对方我在出差，没时间聊，也不方便接受采访，回头再说。但是我心里隐隐意识到，我可能是“摊上事儿了”。

我赶紧给北京的同事打电话，让他们帮我上网看看，我说昨天喝酒出了点状况，但怎么至于就这样满城风雨了。同事看完后告诉我，好多娱乐节目和报纸都在报道，标题是“水均益大闹夜总会”，还打了人，诸如此类。

我一听这情况，第一反应就是，这事肯定是炒作，也可能有人使坏。因为，当时我们离开那家夜总会时，大家都认为那件事已经过去了，该说的也说清楚了，我也没有被警察做笔录，也并没有触犯任何法律，那警察还亲口跟我说：“哎呀，这件事就是你们之间的纠纷，又不是你请客，你看你还这么激动。”我自然理解为，小事化了了。一夜之后，突然这么爆发出来，我的直觉就是，会不会有人存心使坏，故意黑我？会不会是被我泼酒的那个经理小伙子事后反应过来，觉得水均益是个名人，于是把这事捅给了媒体。当时首发这条消息的那家报纸也说是接到了爆料电话，才知道这件事的。

因为我们还要赶着去杭州采访，我也来不及再多了解什么了，就赶紧给家里人打电话，先给他们打打预防针，说昨天是怎么回事，起了点纠纷，但不是像媒体说的那样“大闹夜总会”，我是泼了酒，但是我没有动手打人，让他们千万别偏听偏信，也别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之后，我把手机关了，专心投入采访。

等到采访结束，第二天返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看到，几乎飞机上所有报纸都在报道这事，有些甚至于大半版都是这事，说得有鼻子有眼，又采访当事人，又采访警察，仿佛这是一件天大的丑闻。那是2004年，要是搁在今天，加上微博等社交平台的掺和，可能更了不得。幸亏当时那些记者不知道我父母家的电话，要不然，二老恐怕不得安宁。

回到北京之后，很快台里也都知道了这件事。大概是因为当时我的名气也正在如日中天的状态，所以一出事，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那时媒体对这件事的报道力度和烈度很大，持续了两三个星期，天天都坚挺着在网站娱乐新闻的头条挂着，绝对不下来。当时我还在自嘲，人家歌星打榜几天就下来了，我持续“打榜”，热度不退。而且很多媒体还不罢休，拔出萝卜带出泥，把关于我的各种事也揪了出来，甚至把我女儿的照片都登出来了。

事情闹到这么大，台里也很重视。央视当时的台长赵化勇特意找我了解情况。央视的职工在外面出了事，实际上不光是你个人的事，还影响到整个电视台的声誉。在赵台办公室，我一五一十地把这件事说了一遍。当时事情已经出了一个星期左右，正炒得如火如荼，很多亲友都打电话来问，到底是怎么回事，网上跟帖也很多，我感觉到莫大的压力。

我很动感情地对台长说：“希望台里能够相信我。首先，我绝不是一个惹是生非的人；其次，我好歹也是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以我所受的教育而言，我不会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人。我所说的这些，全部都是事实。当时的确是事出有因，我觉得是在仗义执言。当然，我的举动是不好的，但是就这么件事，为什么会有人主动捅给媒体，会被拿来大做文章？这个问题，我不敢妄自猜测。但是我请台里相信我，并且给予我支持，任何人找我，我都不会接受采访，对于此事我就此贴上封条，他们爱说成什么样就说成什么样，说破了天我也不回答。只要公安部门认为我水均益没有违法，那这件事就没问题。”我也很诚恳地跟赵台表达了我的反思，“作为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或者算是央视的形象代表，这对我而言是一个警钟，以后在外面无论吃饭、喝酒还是见朋友，我都应该更加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

赵台当时表示很理解我，安慰我说：“现在有这么一种趋势，就是拿中央电视台说事，哪怕你在央视就是个普通的记者编辑，但凡有点什么事，都会上升到央视这个平台上来。感觉就是说，央视你是电视行业老大，有垄断地位，你应该是十全十美的，不应该有丝毫问题。只要央视的任何人有任何风吹草动，马上就会引发舆论风波，甚至添枝加叶，怎么恶劣怎么说，以此抹黑央视的形象，让老百姓觉得央视以大欺小，无恶不作，从而产生厌恶感。所以，台里的压力也很大，遇到事情也很为难，台里绝对信任你们，但作为主持人，你们在外面还是一定要注意自身形象。”

后来，很多人，包括以前新华社和《东方时空》时期的老领导老朋友也都打电话安慰我说：“小水，我们有数，你也别往心里去，但是以后啊，尽量别去那种地方，更别喝酒。”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这件事慢慢平息了。但今天想起来，我仍然有种郁闷和心痛的感觉。因为当时造成的负面影响确实很大，让很多人觉得，电视上看上去很正人君子的水均益，怎么是这么一个形象。很多不明真相的人，也觉得我无理取闹。现在，我想尽量客观地陈述一下这件事。我承认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确实有些激动，有些过激的行为。在后来的很多报道中，那个被我泼酒的小伙子始终没有露面，也没有接受过任何采访。将近十年后的今天，我借这本书的出版，想跟那位不知姓名的小伙子说声对不起。我还想对他说，在当时的情况，我作为一个央视记者，一个所谓的“名人”，让他下不来台，他心里一定也很不好受，同时我也很感谢他，因为在当时的状态下，他三缄其口，没有给那把火再添柴火，火上浇油。

9年过去，如今我扪心自问，那段时期，的确是段轻狂岁月。和朋友一块喝多了的事儿，时有发生。有一次，我跟朱军、吕继宏等老乡在兰州家乡团聚，喝得酩酊大醉，大半夜我们三个人坐在马路牙子上吹牛。类似这样“放纵”自己的时刻，不出事就没事了，万一出了事，往往就是负面新闻。

因为，我不再是上小学时的儿童水均益，也不是上大学时被称为“自由战士”的水均益，也不是在新华社时跑到开罗闯人家军营的水均益，我现在是被称为“央视名记”的水均益。作为一个名人，我应该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甚至要换一种活法，要活在社会营造的所谓名人空间里，出行时应该尽量伪装自己，不要让别人认出来，或者让媒体捕捉到私生活。哪怕我只是带着老婆孩子逛商场，也可能会出来一条“水均益携陌生女子逛商场”的新闻。在当今这样一个资讯高度发达，网络真假难辨的时代，往往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足以掩盖所有事实。

实际上，这样的事，我最近就遇到过。我和我爱人去外地参加一个婚礼回来，在机场被“娱记”跟拍了。那天我们下了飞机，已经快晚上八点了，还没吃饭，正好机场停车库地下有个永和豆浆店，我们就在那儿吃了点东西。跟拍的记者不说我怎么艰苦朴素，倒是把这一路全程拍下来，然后起了个标题，“水均益携陌生女子现身首都机场”之类，说我最后返回到一个豪华别墅。我住的那地方哪里算什么豪华别墅啊，了不起就是个公寓楼，在北京的楼盘里属于非常普通的。但人嘴两张皮，他这么夸张，你也拿他没辙。

包括我大女儿拍了点艺术照，朋友间传来传去，不知怎么就传出去了。然后就起了标题“水均益漂亮女儿曝光”，贴到网上去了。我看了以后是美滋滋的，我相信我女儿看到后也美滋滋的，但是没准网上跟帖就开始骂了。现在的言论环境，作为一个名人，面对的媒体并非都是客观、公正、善意的。我是搞新闻的，其实最明白这个道理，狗咬人不算新闻，人咬狗才算新闻，所以明星做公益活动一般没人报道，但要是有一点丑闻、绯闻，哪怕是捕风捉影，立刻就传开了，拦都拦不住。

现在我爱人去商场啊，看电影啊，我都让她自己去，带孩子上医院，能去的时候我尽量去，但有时候我也觉得算了，还是让家里人陪着，因为保不定又被镜头对准了。我生了对双胞胎，网上又是一通沸沸扬扬。很多事啊，我觉得很无奈，其实我根本不算什么超级明星，充其量小有名气，但即便如此，都会有如此这般的关注。有时候我想，做一个普普通通、默默无闻的记者多好，远离名利的光环，没人认识，爱干吗干吗，在大街上喝醉了，像侯宝林相声里说的，让救护车来轧你也没人理你。但这就是一个悖论，选择了这种高曝光的职业，你就应该准备好，可能就要失去一些东西，付出一些代价。

有一年我回兰州老家探望老母亲。老人家说她想去看望一个小学同学。老太太身体不太好，腿脚也不太利索，我就给一个做房地产的朋友，兰州大学的同学，打了个电话，让他帮我弄辆车代步，这哥们儿就把他的一辆宝马轿车派来了。结果第二天，报纸上又登了张照片，写着“水均益宝马送母亲”。典型的标题党，娱乐至死啊！

他故意就说得这么模糊，也不解释，读者既可以理解为，水均益买了一辆宝马车送给母亲，也可以理解为，水均益用一辆宝马车送母亲去哪里了。我赶紧让家里人把那报纸藏起来，老太太眼睛还好使着呢，要让她看到，心里肯定七上八下的，会想很多。有些事，的确会影响到亲人朋友，无形中对他们造成伤害。我很害怕这种情况出现，所以只能认命，近年来一直奉行尽可能低调的原则，除了中央电视台的工作，有些张扬高调的事，我能躲就躲。

这些事，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的处世哲学。我逐渐觉得，除了必须承担的那部分，其他时间，我不愿意做一个经常在聚光灯下，被关注的人，我不愿意有关我的新闻，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经常出现在各种媒体上。如果你关注我，就去看我的栏目，看我的采访，如果不关注也好，各安其事。因为，经历了这些事之后，我觉得面对社会舆论，尤其是娱乐八卦的包围，所谓名人其实处在一个劣势，很多时候是有口难辩的。当然，我能理解社会、媒体对名人的关注，尤其是监督，所谓“出得了多大名，就挨得了多大骂”。头上有了光环，就应该有担当。说实话，有时候我还是享用着出名带来的“便利”。在今天的中国，资源紧张，竞争激烈，你是个名人，家人看病、孩子上学、托人办事，凡此种种，都会或多或少受到些关照。这种时候，你偷着乐还来不及呢，还能有抱怨？知足吧！

第九章
Chapter 9　新闻前沿

今天，如果我们把一位1984年的记者和一位2014年的记者放在两张画面里，两者的区别不是黑白电影和彩色电影的区别，他们更像敦煌壁画和3D的《阿凡达》。

从采访本到今天的多媒体、数字化、智能，以及蓝光盘、微信等等，传统意义上的传播几乎被新技术所颠覆。

今天的记者不再是个专业性很强的职业，新闻也仿佛回归了其真正的本原，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并开始在一些特定时刻展示出它真正的强大。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着巨变——一场大变革。我把这场大变革称之为一张小小芯片带来的巨变，而这场变革的标志之一，则是中国的迅速崛起。

1996年，我积攒了一笔钱，八万元人民币。当时我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买辆车。八万元在当时对我是一笔巨款，但离买辆车还差很多，那个时候一辆普通小汽车至少需要十几万元，而且也不像现在可以到银行去贷款，那个时候中国的银行还没有开始分期付款的业务。在我犹豫不决，左右为难的时候，当时我在《焦点访谈》的搭档，编导盖晨光强烈地鼓励了我。他说，买，哪怕借钱也买。“汽车将会使你的生活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正是他当时这句掷地有声的话，坚定了我的决心。于是，我找朋友又借了八万元，凑齐了十六万，买了一辆捷达。

当我真的开上了那辆白色捷达之后，我发现“盖导”（盖晨光）说的是对的。我的生活无论在空间、距离、时间上都有了一种质的变化。连带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变了，变得更开阔、更自由，当然也更忙碌了。

其实，那辆小汽车只是人类工业革命的一个小成果。当今天，中国人开始集体感受这种“汽车效应”的时候，另一场更大的革命，一场影响无处不在的大变革正在我们身边演变。我们正进入一个数字化网络时代：微博、微信、淘宝；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也许这个时代的特点是碎片式的和小众化的，但它带来的冲击却是颠覆性的。这场发源于一张电子芯片的变革颠覆了小汽车时代所构建的所有模式，并且它正在悄悄而迅速地向四处蔓延。不要以为这场变革只是技术层面的进步，或者只是时尚青年们上上网、发个微博、玩玩微信那样的“小资”情调，看看美国如何打伊拉克和利比亚你就会明白它的威力。它像一个神奇的炼丹炉，改变着人类的思维定式，重新规划着今天的世界格局。它让媒介的力量变得空前强大而又无比脆弱；它让国与国之间紧紧依偎而又同床异梦；它让好人坏人、强者弱者、领袖与无赖悉数登场，却并不刻下他们的名字。我们的时代正在改变着一切。

就是在这样一个小时代，中国偏巧赶上了一个大机会，一个再度崛起为堂堂大国的机会。这个机会当然不是别人为我们创造的，也不可能是免费的。对中国来讲，这是几百年来最好的时代，也是危机四伏的时代。我们埋头苦干，省吃俭用，用了几十年攒足了钱，准备好好享受一番“老牌帝国主义”们玩剩下的好东西，却发现周围是一双双绿莹莹的眼睛，紧张而不怀好意。我们在追逐一个梦想，而“老牌”们玩的却是“盗梦空间”。我们像个新“土豪”，杀猪宰羊宴请宾客，却发现周围四邻筑篱放狗，磨刀霍霍。于是，我们开始困惑，是我们不了解世界，还是世界变化得太快。

1．从采访本到微信

1984年我被分配到新华社上班时，领到的惟一一件办公用品，就是一本印有“新华通讯社”字样的采访本。那个时候我们出去采访，全凭一个采访本和一杆笔，从未接受过新闻专业技能培训的我，只能发愤图强学习速记，因为那个时代录音机还是奢侈品，更别说像现在的数码录音笔了。

2013年，我随队重返巴格达。报道组里一位年轻的记者，曾在利比亚战争中报道出色的何润峰（此前供职于凤凰卫视，后被央视挖来），使用的装备是可以随时随地上网的智能手机、数字化摄像机、用于储存拍摄的影视素材的专业硬盘——蓝光盘，以及一台像手提电脑一样的数字编辑系统。

摄制组的几个年轻同事，在入住巴格达酒店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架设无线路由器，开通央视赴伊拉克特别报道组微信群。这个“伊拉克群”实际上是一个大型的多媒体编辑部，它像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将我们这个十人报道组，与央视北京总部各部门、央视亚太中心站、北美台、欧洲中心站、中东中心站连成了一体，我们在伊拉克的所有采访、编辑、播出事务，几乎都可以通过这个群进行沟通和联络。尽管此前我自认为是个与时俱进的人，但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微信，立即为这个神奇的玩意所倾倒。

当了30年记者，对我来讲，感受最深，也是对比最强烈的，当然是媒体和传播领域的大变革。今天，如果我们把一位1984年的记者和一位2014年的记者放在两张画面里，两者的区别不是黑白电影和彩色电影的区别，他们更像敦煌壁画和3D的《阿凡达》。

从采访本到今天的多媒体、数字化、智能，以及蓝光盘、微信等等，传统意义上的传播几乎被颠覆。以报纸、通讯社、电台、电视台为主体的旧的传播媒介，被这样的变革逼到了墙角，人人自危，大有日薄西山之态。今天的记者不再是个专业性很强的职业，今天的记者倒真的成了“记之者”。因为技术和手段的革新与飞跃，使得人人都可以发消息，做报道，上头条。新闻仿佛回归了其真正的本原，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并开始在一些特定时刻展示出它真正的强大。

2013年11月21日，中国网络上出现了一条“消息”，中国的“利剑”大型隐身无人作战攻击机，当天在西南某不明试飞机场进行首次试飞，历时20分钟。这条“消息”没有明确的来源，也没有作者署名，估计是某个军迷通过网络上传的。除了简单的几行文字以外，配发了几张该款飞机在跑道上的照片，和一段拍摄极为业余的视频。

新闻采访技术的变革，让老革命遇上新问题。图中是两位“老革命”荣欣和冀惠彦在研究高清摄像机的格式化功能。

当天，值班的主编打电话问我，要不要在晚上播出的《环球视线》中，也对这条新闻做一番评论，出于谨慎的考虑，我回复说再看看吧。因为之前央视等一些中央媒体曾有过明确指令，对于网络上流传的未经考证和官方证实的“消息”，一律不得转载，有些栏目为此也曾挨过批，吃过苦头。

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我显然是过于谨慎了。还没等我们的节目播出，这条网曝便早已被各个媒体争相转载，从新华社到央视其他节目再到各家地方媒体，一时间中国无人攻击机首飞的新闻铺天盖地，发消息的发消息，做评论的做评论，好不热闹。第二天，外媒也跟了上来，自然又是一番“中国威胁论”的解读。当然，事后官方的沉默和不置可否，从侧面倒也印证了这条网曝的真实性。

这是一件小事。撇开这条消息本身不说，它的传播方式和最终效果折射出的，却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其实，类似的案例这些年越来越频繁。高铁事故、陕西的“表叔”、重庆的“雷政富淫乱视频”、PM2.5等等，都几乎如出一辙。一条非传统的“网曝”，上载后迅速传播，最终演变成了一条大新闻，并引发舆论关注，甚至是有关部门的介入和处理。然而，这只是冰山一角，中国的这等非传统“网曝”式传播，充其量只能算是温柔版。几年前的中东乱局，则是这场变革的暴力版。

2010年年底，在北非和西亚的阿拉伯国家和其他地区的一些国家，发生了一系列以“民主”、“经济”等为主题的反政府运动。这项运动先后波及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多名领导人先后下台，其影响之深、范围之广、爆发之突然、来势之迅猛，吸引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

这场规模空前的民众反政府浪潮中，现代移动通讯技术和互联网社交媒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虽然利比亚、埃及这些国家在骚乱之初，都采取了措施关闭国内部分地区或者全国的互联网，特别是像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这样一些社交媒体。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现代的技术手段打败了传统的闭关自守。大量发自这些国家内部的现场图片和视频，通过各种渠道传了出去，在西方和世界其他各大媒体上滚动播出，在引发外界高度关注的同时，这样的传播也在客观上激励着示威人群的斗志。

如果说在二三十年前，统治者可以通过“黑屏”关闭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从而达到维持局面的目的，但在信息化的今天，这些手段显然已经过时。因为，在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已经变得随处可在和防不胜防。开罗解放广场上的某一位示威者用手机拍张照片或者视频，很快就会成为对穆巴拉克不利的头条新闻。前不久，媒体曝出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险些招致美国的军事打击，而奥巴马用来说服国会的情报，其中有不少就是来自这样的“非传统”信息来源。也许，穆巴拉克和巴沙尔们可以封闭网站，管住自己的官方电视台，但面对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充当一家电视台的时代，他们只能抱怨自己生不逢时了。

在这样一个时代，对于我们这些职业记者来讲，虽然还不至于抱怨生不逢时，但压力和挑战是不言而喻的。上世纪90年代，央视在世界各地只有两三个记者站。那个时候，每当有重大事件发生，尽管我们多数只能望洋兴叹，在北京演播室里用资料和别人拍摄的素材，再请个国际问题专家来“隔岸观火”，但隔三岔五，我总能抓到个把机会率队突围出去。例如1995年的波黑战争、1998年的“沙漠之狐”行动、2000年的巴以冲突，再到后来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那个时代，作为一名中国记者，我们更多的是一种单打独斗的游击队行为，我们出去能和外国同行拼的，不是装备和团队数量，而是作为记者的专业能力。就这一点，我们从未输给过他们。

这些年，央视发展了、壮大了，人员装备都有了飞跃。我每天晚上去电视台直播，都可以在直播间的楼道里，看见一幅巨大的照片墙，墙上是一张世界地图，地图上星星点点地标示出央视在世界各地派驻记者的地点，七大洲上密密麻麻，蔚为壮观。然而，每当我看到这张世界地图的时候，内心却无法升腾起多大的自豪感。

是的，CCTV在发展，几年前我们的新闻频道作了大力度的改版，加大了新闻资讯的播报力度，实现了24小时滚动播出，我们在国际国内上百个记者站，每天都能发来各自的报道。但是也许是事业发展太快太急，我们的记者素质还有待提高，很多驻外记者是从大学里（不少是外语专业）一毕业就被招进央视，短暂培训后，即刻派到了国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新闻、对电视几乎是两眼一抹黑，只能在黑暗中摸索。

我见过他们中的一些，甚至有人还会告诉我，自己学新闻是当年受到了我的感染。这些年轻人如初生牛犊，充满着活力。他们一知半解地使用着当今最先进的电视器材，但很不幸，他们不得不代表电视台面对一个更为强大的网络化“自媒体”时代。

现在很多人在议论像央视这样的传统媒体即将迎来最后的落幕，被边缘化，甚至被淘汰。我认为情况没有这么糟糕。20年前，当电视大放光彩的时候，也有类似预言，说报纸、电台要完蛋了，而事实是，人家不仅没有完蛋，反而走出了困境，活得有滋有味。电视媒体也是一个道理。在我看来，打败央视的只能是央视自己。说白了，是央视自身的内功，这中间包括我们是否真正做新闻，我们的记者够不够职业。

从波黑战争报道以来，我在世界各地采访结识了不少同行，说实话，有时候“老外”的敬业和职业，真的会让人感慨万千。没错，他们比我们挣得多，他们条件比我们好很多，但这些都不是问题所在，人家干的活儿真对得起拿的那份钱。

2003年伊拉克战争报道期间，CNN有位女记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是一位扛摄像机的摄影记者，名字叫玛格丽特·摩丝（Margaret Moth），大家在一起熟了，都叫她玛莎。玛莎平时风格有点古怪，总是爱穿一身黑色衣服，眼睛上画着厚厚的黑眼线，白天晚上总是一双厚重的皮靴。据说形势紧张的时候，她会穿着皮靴睡觉，一旦有情况，一骨碌站起来拎起摄像机直接投入“战斗”。

那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采访，从联合国的武器核查到战前的局势，直到战争爆发。经常，当一堆记者涌向一个现场的时候，就会看到一身黑衣的玛莎一手扛着摄像机，另一手拎着三脚架第一个冲到最前面。

有一次，在采访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核查巴格达郊区一所化学研究所时，所有的记者都挤在研究所的大门口，摄影记者为了拍到好镜头，互相你推我搡，争夺有利地形，现场一片混乱。这时候，我回头猛然看见一个黑影，站在旁边一处民房的房顶上，定睛一看，原来是玛莎。记得当时我和老冀会心地相互点点头，心里只有两个字：佩服。

那时候，在巴格达新闻中心的直播平台上，我会利用直播间歇和玛莎聊几句，而开场白一般都会是互递香烟。我抽红盒的万宝路，而玛莎喜欢抽白盒的，劲头稍淡一点。因为是一个牌子的香烟，所以谁要是断货了，也能补一时之缺。

聊天中我得知，玛莎在新西兰出生，8岁时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部相机，从此爱上了摄影。上世纪80年代她到了美国，先是在休斯敦一家电视台工作了几年，其间曾拍摄到了印度女总理甘地夫人被暗杀的独家新闻画面，名噪一时。1990年她加入CNN，1992年7月主动请战到萨拉热窝采访波黑战争，结果在采访时子弹穿过她乘坐的汽车，击碎了整个下巴，她失去部分舌头和几乎所有的牙齿。在接受无数次整形手术后，1994年她又重返战区拍摄，后来又直击以色列2002年进攻约旦河西岸等多场战事。

我见到她的时候，玛莎已经在伊拉克工作了一个多月。由于面部受过伤，玛莎说话的时候有点口齿不清，面部表情也有点怪异。她话不多，说话的时候也不太爱看着对方，眼睛总会漂移到远方，若有所思的样子。

当时战云密布，战争一触即发，记者们都在为去与留而担忧，CNN因为被认为“报道失当”，当时已经接到了伊拉克当局离境的逐客令。我问玛莎有什么打算。玛莎说，她已经疏通了关系，决定临时跳槽到路透社，这样她就可以留下来。但是路透社决定撤走所有记者，只留下一个当地的报道员和一位摄影记者，玛莎说她报名了。

后来，战争爆发了，玛莎果然留了下来，等我们“二进”巴格达的时候还见到了她。记得当时伊拉克新闻中心二楼的平台上空空荡荡，只在一个突出的拐角处孤零零架着一台摄像机，一身黑衣的玛莎依旧坐在那里。

玛莎告诉我，开战后她在这个平台上，白天黑夜连续拍摄了四天四夜。当时世界各大电视台播放的轰炸巴格达的画面，多半都是出自玛莎之手。因为急着去采访，我和玛莎在美英联军对巴格达平均每半个小时就一个波次的轰炸间隙，一起抽了一支烟，简单聊了聊，之后便互道珍重。临走玛莎用有点沙哑的声音对我说：“等着我，我会去中国的。”

2013年重返伊拉克时，美联社的一位电视服务人员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每次直播前，她都要把所有设备认真地擦一遍，包括三脚架的腿。无论新闻传播的技术如何变革发展，敬业，永远是一位记者的核心竞争力。

2010年，我在新闻里得知玛莎去世了。之前，她已与结肠癌病魔抗争了3年。她活了59岁。在她去世前，CNN专门为玛莎制作了一部纪录片，名叫《无所畏惧：玛格丽特·摩丝的故事》。在拍摄纪录片的时候，玛莎已是癌症晚期，但她仍坦然面对：“最重要的是你知道你已经很充实地活了一生。”

不知道今天我们在学校里学习新闻的孩子们，有多少人知道玛莎，或者被她的故事感动而投身新闻事业。我们的时代在变革，手段也在革新，记者手里的笔记本也被智能手机、微信、蓝光盘或者更高级的玩意儿所替代；媒体和传播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传统的媒体岌岌可危，似乎前景黯淡。

前一阵有人半开玩笑地对我说，看你们央视，再看网络，感觉好像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国家。不过我想，无论怎样变革，有一样是不变的，那就是新闻的本质和记者的职业精神，就像玛莎这样的记者。

2．从巴格达到钓鱼岛

2013年12月初，在一个初冬的夜晚，我乘飞机从北京到上海，准备第二天对来华访问的英国首相卡梅伦做一次独家专访。

摄制组的其他成员已经在当天先期到达上海做准备工作，剩下我一人独行。出了虹桥机场，我排队打了一辆出租车。以我之前无数次到上海的体会，我知道上海的出租车司机不像北京的“的哥”，他们不爱在车上跟乘客聊天。所以，我直接坐到了车的后排座椅上，简单告诉司机要去的酒店后，便不再作声，闷头坐车。

汽车驶出机场后，我才渐渐开始注意到这辆车和开车的司机。这辆出租车比较破旧，估计有些年头了，一路上它一直在“吱吱唧唧”发出刺耳的异响。可能是为了压住汽车发出的噪音，出租司机一路上开着CD。刚开始我并没有注意CD放的什么，只注意汽车那刺耳的异响声了，但有一刻，汽车停下来等红灯的时候，猛然间我听出来，CD里居然放的是日语歌曲，有点像邓丽君歌曲的那种怀旧日语歌曲。

这让我暗自诧异。要知道，在2013年的这个时候，在中日因为钓鱼岛问题剑拔弩张的背景下，在网上几乎一边倒“收拾小日本”的舆论环境下，我会在一辆中国上海的出租车上听到日语歌曲，真是有点不可思议。

我对日语歌曲本身没有什么偏见，大学时还经常跟着“砖头”录音机唱邓丽君的那首《星》，但在破旧汽车刺耳的异响声伴奏中听着它，实在不堪其烦。终于，我忍受不了了，对司机大声说道：“师傅，把音乐关了！”

司机吓了一跳，不过随即顺从地关上了CD。好奇心促使我追问了一句：“你听得懂日语吗？”司机的回答倒是吓了我一跳：“听得懂啦。”司机告诉我，上世纪90年代他曾经去日本打工，在日本住过几年。

听了这话，我多少理解了他的这种日本情结，便准备闭嘴继续坐车了。不想，这位司机的话匣子却一下子打开了。他操着浓重的上海方言说道：“其实日本人对中国人挺好的，人家只想着怎么过好生活，才不关心政治啦、两国关系啦这些虚的问题。”他的这番话一下子调动了我的兴趣。

于是，我顺着他的话反问道，可是现在中日关系很糟糕啊，日本人认为钓鱼岛是他们的啊？这可不是虚的政治啊。这位中年司机振振有词地说：“钓鱼岛关我们什么事啦？那么小个岛跟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啦？我们老百姓可怜巴拉的就是挣点钱过日子啦，这些都是政治家的事。”

“那要是日本真的抢了钓鱼岛，两国打起来，老百姓的日子不也要受影响吗？”我问他。

司机不假思索地说道：“才不会的啦，我们的政府不敢打的啦……”

说话间车到了地方，在结账的时候，我小心翼翼地问他：“师傅，你一个月跑出租很辛苦吧，能挣多少啊？”

“唉，也就一万多块钱吧。”中年司机回答我。

车门在我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出租车扬长而去，留下我一脸的愕然。

和这位月进万元，张口闭口自己是不关心政治、钓鱼岛，可怜的小老百姓的出租车司机这番对话，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了什么叫“逆袭”，也让我陷入长长的反思。也许这位司机师傅是个个例，并不代表中国公众普遍的态度；也许是我长期身处国家电视台，不接地气；或者久居“帝都”，耳濡目染，“高高在上”。但是无论如何，作为一个有祖国的人，关心自己的国家，关心它的命运，总不是什么错误，相反，今天世界上的每一件事，每一个国际热点，都和我们的国家，也和我们这些小老百姓的日子有着直接间接的关系。

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中东当驻外记者的时候，中国人对埃及除了金字塔以外几乎没什么兴趣，什么“戴维营协议”、“中东和平进程”就好像是天方夜谭，远在天边。上世纪90年代的第一次海湾战争，大多数中国人只是抱着围观的心态，看美国人如何把萨达姆赶出了科威特。之后还有黎巴嫩内战、波黑战争，对于这些发生在别人家的事儿，我们的读者和观众就好像是在北京三环上看到车祸一样，减减速，看看热闹，然后该上哪儿上哪儿，没自己什么事。

作为国际新闻记者，我们那时候写的稿件、做的电视报道，充其量只能算是大餐之后的甜点，点缀而已。但尽管如此，那时候我们没有放弃，而是时刻想着要冲出去、突出去，突出国际报道不受关注的重围。因为我知道，随着中国的开放发展，外面的世界必将向我们疾驰而来。

1998年的伊拉克核查危机，以及当年12月美国对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发动的“沙漠之狐”打击行动，可以算是我作为国际新闻记者的一次成功突围。那个时候，中国观众第一次通过直播在电视上看到戴着钢盔、穿着防弹背心的中国记者，出现在世界头条新闻的现场。然而，那一次最多算是中央电视台的一次成功报道，和我个人职业生涯中的一个亮点，真正让国人认识到国际问题离我们并不遥远，反而关乎我们切身利益的，是在几个月之后的前南斯拉夫。

1999年3月24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发动了连续78天的空中打击，科索沃战争爆发。就在大多数人习惯性地认为这场战争和中国没多大关系的时候，当地时间5月7日夜间，美国从本土派出一架B-2轰炸机，用5枚（有说是4枚）精确制导炸弹轰炸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当场炸死4人，其中包括3名中国记者，炸伤多人，中国大使馆破坏严重。

震怒的中国百姓把各地的美国使领馆团团围住，世界各国和国内各地的抗议示威持续不断。时至今日，美国的此次“误炸”存在着诸多版本的解读和未解之谜，虽然当时我参与了中央电视台对这一事件报道的全过程，包括一连若干天的《焦点访谈》和直播连线报道，但除了我们的官方表态以外，我所了解的所谓“内幕”也并非权威，经不起推敲，所以谨慎起见，还是将这一历史事件留给今后，让时间去说明一切吧。

无论如何，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客观上成了中国公众关注国际新闻意识的一个分水岭，它也是西方世界开始警惕中国强大，谋划围堵中国的一个现实开端。可以说，从1999年的那个夜晚开始，我们才真正意识到，中国的崛起还必须经过一个艰难的环节——突围。

然而，中国的每一次突围都是巨大的考验，而且，代价也是高昂的。炸大使馆之后，一系列国际事件纷至沓来，它们或喜或悲，祸兮福兮，不一而论。

大使馆被炸的当年，中国加入了WTO。一年后，又发生了中美南海撞机事件。2001年，美国发生了“9·11”事件。之后，美国先打阿富汗，再打伊拉克。2008年，从汶川大地震的举国悲痛，到几个月后北京奥运会的扬眉吐气，历史似乎有意安排中国人集体坐了一回大悲大喜的过山车，来考验我们这个本来就多灾多难的民族的意志力。再往后，则是更多的纠结。中国成了世界老二，在专家学者们高谈阔论“中美共治”、“中美国”甚至“去美国化”的同时，人们发现，一股“中国威胁论”正在向世界更广的范围蔓延，从西方国家到中国周边的邻国，甚至远到中国花几十年时间苦心经营下的亚非拉“老朋友们”。直到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的时候，局面变得更加复杂，也开始明朗了起来——美国明确表示要重返亚太，“再平衡”亚太地区。美国的真实目的再明显不过：遏制中国，管控中国的崛起。

一时间，中国的周边形势风云突变，波谲云诡。四周各个方向投向北京更多的不再是羡慕的眼光，而是指责、挑衅的手指。2012年，经济上被中国超越了的日本，决定在钓鱼岛问题上向中国发难。到这个时候，中国奉行了几十年的“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中国民众当中，带有强烈爱国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情绪，热度开始升温。人们在问：为什么这些年我们与邻国的冲突越来越多？为什么会有黄岩岛事件？为什么会有钓鱼岛争端？为什么我们一心一意谋发展，别人却老想着给我们使绊子？不少人认为是因为中国外交政策太过软弱，所以周边小国都敢欺负到我们头上。其实，这有点像主持人名人圈里常说的一句话：你出得了多大的名，你就得挨多大的骂。

人怕出名猪怕壮。你的身份变了，你的影响力也大了。中国原来是汪洋里的一叶小舟，你动一动掀不起多大的风浪来，别人也不会觉得你怎么样，不关心你。为什么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我们在南海并没有这么大的问题，我们要有个什么动作也不起什么波澜？因为那个时候别人没有感觉到你威胁到他。现在，中国由一叶扁舟变成万吨巨轮了，在我们周围溅起的波涛，也许就会在别人家门口引起海啸；或者你随便动一动，人家就会觉得你掀起了大浪，冲击了他。

所谓“中国威胁论”，其实我们并没有拿枪指着他或者到他们家门口，但是他感觉你现在太大了。这个问题既有想象也有现实，这既是一个悖论，也是一个很难解决的现实问题，几乎是一个死结。我们中国要不要发展？要！但是你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你逐渐变大变粗变壮，而别人没有变化，没有变粗变大，他们看着你一天天长大，当然心里不安全不踏实。别说是菲律宾对中国这么戒备了，美国也是这样。

基辛格是美国与中国最早接触的高层，我从1993年第一次采访他，前两年最后一次采访时，九十岁高龄的他中间居然睡着了。

上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的时候，美国人把中国人当回事吗？那时候只是说拉中国作为一个抗击苏联的盟友，然后来分化世界格局。那个时候，在尼克松、基辛格的眼里，中国只是当时美国与苏联冷战战略的一步棋，是他们一盘棋局的一粒棋子。但是现在中国一天天壮大了，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甚至很多人预测，会在不远的将来超过美国，那美国就觉得该拿你当回事了。这就是所谓“中国威胁论”的本质所在。

中国人现在高度关注国际问题，特别是跟中国有关的热点，这是一个时代变革的产物，而且也是一个大趋势——中国越来越多地融入世界，世界也越来越重视中国，中国本身的很多利益也越来越要依靠外部。这样一个进程还在逐渐加快。

今天，世界上的一举一动，和中国百姓都会有直接的利益关系。随便哪儿有个风吹草动，比如亚洲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欧洲的债务问题，甚至欧盟的一个举措或者制裁措施，就会涉及我们很多沿海企业的就业和开工的问题，就意味着我们某些企业或者一个产业领域里的企业就要倒闭关门了，千千万万个中国工人要下岗，无数个家庭要面临新的选择了。当今世界离不开中国，但另一个现实是，今天的中国很依赖世界。

有人会问：为什么以前没有这些问题，这两年突然间冒出来这么多矛盾呢？这和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有关。美国其实早就看到了中国的一步步发展，可能对其构成的挑战和威胁，大约就在炸中国大使馆的同时，美国的战略家们已经有了一套遏制中国、防范中国的行动策略。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9·11”事件发生了。“9·11”事件后，美国全身心忙着反恐和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没有精力管控中国，客观上，这又给了中国将近10年的黄金发展机会。所以，在那一段时期，尽管中国也遇到这样那样的刁难和围堵，但总体来讲还是比较顺的。而当奥巴马真正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抽身之后，我们的麻烦就来了。

美国是当今世界的绝对霸主，是一极世界的领袖和维护者，有着浓烈的帝国心态。美国也是个优秀的国家，这一点不容置疑。长期当“老大”、当维护世界和平与秩序的警察，让美国练就了一套完整的策略、手段和方法。面对世界的各种“疑难杂症”，人们总感觉美国人的口袋里装着好几套锦囊妙计，随便掏出一套就足以置人于死地。

经常和我合作的一位国际问题专家宋晓军有一个观点，他认为，对付中国，美国总能找到一两个你最薄弱的脚指头踩住，平时你不动，它可能也不使劲踩，而一旦你有什么大的动静，它就会使劲踩下去，让你疼得首尾不能兼顾。

以前是人权、西藏以及中国最敏感的台湾问题，这两年，美国人又发展出了南海问题，再加上钓鱼岛争端。中美两国爆发全面战争，这在今天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几乎没有可能。中国不想打，美国更不愿意。但美国人熟读兵书，深谙“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精髓所在，他们知道，现阶段是遏制、管控一个雄心勃勃中国的最佳时期。

说到底，中美之间是一场大国的博弈，是一个帝国与另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之间的角力。这场博弈中，美国的综合优势是明显的，其中，我认为有几个关键点是目前中国所不具备的。

第一，美国朋友多。毛泽东时期，中国有一句口号：美帝国主义失道寡助，而热爱和平的第三世界国家（当然指中国）得道多助。但这些年人们注意到，无论是绕开联合国单打伊拉克，还是和北约一起收拾利比亚，包括最近差一点动手的叙利亚，只要美国把战旗一挥，总会在它的身边聚拢一些“哥儿们”，除了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几个“铁哥儿们”，还会有少则一二十个，多则四五十个甚至更多的追随者为美国助阵站台。其实，以美国的实力，要想打像利比亚、叙利亚这样一般的国家，根本无须别人帮忙，靠它自己一家就足够搞定一切，但美国不这样，每次都要搞一个“自愿联盟”，哪怕某一个国家只是象征性地派一名厨师（像当年伊拉克战争时的某个原东欧国家那样），那也算给这个联盟凑了个份子，自然也壮了声势。

而反观中国，今天，世界范围内我们真正的朋友寥寥无几。有人说，中国和美国不一样，我们不搞结盟，我们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是，此一时彼一时，别忘了不结盟、独立自主的主张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也有人说，我们几十年又是援助又是援建，出钱出力，到头来全喂了白眼儿狼了。我相信这话有人不爱听，但话糙理不糙，现实的确如此。无论怎样，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我们的理念必须跟上变化。况且，任何一个大国要想真正崛起，没有盟友是不行的。所谓，出来混，靠哥儿们。

第二，美国人懂外交，会来事儿。2013年8月3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玫瑰园就叙利亚局势发表声明，称确定美国将对叙利亚发起有限范围的军事打击。听到奥巴马的讲话，人们几乎已经可以确定，美国人要对叙利亚动手。当然，后来由于美国国会几乎一边倒的反对意见和俄罗斯的“搅局”，事态发生了逆转。但是细心的人会注意到，仅仅为了一个“有限的军事打击”，美国人都会把文章做足。

从总统到国务卿到国防部长，美国“国安会”的所有成员全体出动，挨个给相关的国家领导人亲自打电话，做工作，奥巴马还利用参加在俄罗斯举行的G20峰会的机会，当面说服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支持美国。最突出的是，奥巴马居然在三天之内，连续接受了七八家主要电视公司的采访，一遍又一遍地向世界和美国公众“背书”。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出席完国会的质询后更是马不停蹄，紧急出访海外，宣讲美国立场。

其实，每一次战争前，美国政府、国会包括军队，都会展开类似大规模的外交和公关的“宣讲运动”，哪怕像伊拉克战争前，关于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样的谎言，美国也会在全世界（甚至在联合国的讲台上）重复上千遍，直到人们对此确信不已。而且，美国人善于玩公关战术，有着完整的理论基础和高超的实践经验。

美国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利用一切机会和资源，在道义上占领制高点，让世人都觉得美国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世界和平和稳定，是在“为民除害”。这一点，是中国应该好好学习的。

我们的外交，还停留在由“无可奉告”，向背诵原则立场过渡的初级阶段。很多时候，给人感觉我们的外宣太过简单、呆板，缺乏个性，语言也很难打动人心。往往针对一个问题，我们先要习惯性地搞出一个统一口径，然后由每一级发言人和官员一字不差地去背诵出来。

比如，针对“中国威胁论”，我们的统一说法就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中国是维护和促进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积极力量，中国的发展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针对钓鱼岛问题也是很原则性的那几句：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对此拥有无可争辩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方强烈敦促日方立即停止一切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以实际行动纠正错误，回到谈判解决争议的轨道上来。据说，我们的领导人出访和会见外宾的时候，外交部门也为他们提供类似“标准答案”式的表态口径。

最近几年，中央开始强调中国外宣的“话语权”和语言艺术，外交部门也开始研究实践“公共外交”，这是可喜的变化，也算是“与时俱进”吧！因为，当今世界不再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和“少说多做”的时代，中国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要从别人的围堵中成功突围，就必须既要多做也要多说，而且还要学会把话说到别人的心坎里。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的崛起，是历史的必然。纵然拦在中国崛起前方的有座座大山，有以美国为代表的单极世界的既得利益者们，有与中国存在利益冲突的周边国家；也有被人“踩着脚指头”的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这一类涉及中国主权的核心利益，但中国崛起的关键是中国人自己，是十几亿中国人的价值取向。

拦在我们前面的大山是搬不走的，去除不掉的，我们只能想办法翻过去，突围出去。被人踩着的肢体更不能“壮士断臂”，来个同归于尽。

3．从曼德拉到金正恩

曼德拉和金正恩，这是两位我至今没有采访过的政治家。曼德拉于2013年12月5日与世长辞了。而金正恩虽然还很年轻，但估计我能够采访他的机会，只有百分之0.001（2010年朝鲜中央通讯社针对韩国胆敢侵犯其领土发出威胁时的用语）。

曼德拉是我一直渴望能够采访一次的政治家。1994年，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曼德拉当选新南非首任黑人总统。当年5月，南非举行了盛大的总统就职仪式，我们结合这一重大新闻，在刚刚开播的《焦点访谈》栏目中制作了一期节目——《丧钟为谁敲响》。那期节目让中国人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了南非这个国家，也了解了曼德拉这个名字。

节目中有几个细节处理，是我和同事们精心设计并且为之得意洋洋的。节目开始，我坐在《焦点访谈》演播室里面，对镜头洋洋洒洒说了一番掷地有声的“串词”，大意就是：说到南非，恐怕很多中国人多少有点陌生，其实南非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国家，我们不说它的金矿，也不说它的美丽，我们先通过一段画面看一看真实的南非。

说完这话，我一转身面向身后的大屏幕望去，这时候镜头缓缓推向大屏幕并叠入一段南非大使馆为我们提供的介绍南非的宣传片。那是一段类似于MTV的电视片，片子拍得美轮美奂，也极为震撼。

当片子播完后，镜头回到演播室，我从望着大屏幕的姿态转回身来，面对镜头继续说道：就是这样一个美丽的国家，在过去的几百年里，却实行了一种人类最黑暗的种族隔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黑人不能和白人上一所学校，同乘一辆公共汽车，甚至不能上同一个厕所。终于，这种情况改变了。种族隔离制度结束了，就在上个月，南非举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不分种族的全面大选，并选出了一位黑人总统，他就是——纳尔逊·曼德拉。

“今天，我们汇聚于此，对于新生的自由赋予光辉和希望……这片美丽的土地永远、永远、永远再不会经历人对人的压迫，以及遭全世界唾弃的屈辱。对于如此光辉的成就，太阳永远不会停止照耀。”画面出现曼德拉的身影和他那悠扬的声音。

那是一期成功的《焦点访谈》，它为我赢得了当年的中国新闻奖。也大抵是因为这个原因，使我对曼德拉充满了好奇。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的意志与坚韧来自于何处？在他眼里，怎样的世界才算完美？而他又是如何看待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这些问题都是我想当面向他讨教的。

1999年，曼德拉来中国访问，而遗憾的是，我错过了离采访他最近的一次机会。访华后，曼德拉结束了任期，没有寻求连任，只当了一届总统。这让我对他更加另眼看待。虽然那时候曼德拉已是七十多岁的高龄了，但如果他想连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况且，一个人奋斗了一辈子，还为此坐了近30年的牢，好不容易看到他斗争的一切成为现实，而他在南非国内外的声誉又如日中天，万民爱戴，他却选择了停止。这是怎样一种心胸和境界？权力到底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难道他是个“神”？！

曼德拉去世后，世界各地都在悼念他。在北京的南非大使馆外，人们也摆上了鲜花蜡烛缅怀他。在微信上看到我的一位同事发了照片，我略带诧异地问他：“亲自去悼念了？”他回复道：“家离得近，带儿子去看看，对他是个教育。儿子到了需要独立思考的年纪，我们带他去看那些摆放在使馆前面的花束，就是想让他去思考，一个万里之外的异国老人，为什么能够赢得超国界、肤色、种族的尊敬与爱戴。让他知道，在未来的日子里，应当如何面对可能遭遇的不公、纷争、歧见与隔离。”

同事的话，回答了这些年我一直试图探寻的关于曼德拉的答案。人们祟敬曼德拉，是因为他代表了人性的一种辉煌，他身上有一种让人励志的精神——坚韧、忍耐、宽容。这种精神，恰恰是生活在任何一个时代的人最缺乏也最渴望拥有的。作为政治家，曼德拉其实是一个特例。

严格来讲，作为一国总统，曼德拉的功绩乏善可陈。在他治下的南非并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迅速崛起，民族团结，欣欣向荣，却相反出现了很多问题，甚至出现了黑人反过来欺压白人的新的种族歧视现象。有专家点评，曼德拉作为政治家的辉煌，在1994年他宣誓就职新南非总统之后就画上了句号。但这并不影响曼德拉的伟大。

曼德拉代表的，是由甘地所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精神。这种精神是对权威的蔑视，对公正、平等、民主与自由的追求。而这种精神的具体实施手段——宽容、理性与博爱则是一种超越了报复、仇恨的祟高境界。它不但考验着一个人以及一种政治运动的品质、决心，还有他们的信仰与智慧。

不同的时代，会催生出带有那个时代色彩的政治家和领袖人物。曼德拉其实是属于上一个时代的。当然，那个时代更多的并不是非暴力，那是一个自由、民主、权利并不普遍的时代，而要获取这些，更多的时候需要付出血的代价。那个时代的政治人物，还包括毛泽东、马丁·路德·金、卡斯特罗、阿拉法特、基辛格，甚至还可以包括在年龄比他们小许多的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

那是一个如火如荼、血雨腥风的时代。那是一个通过斗争，争取独立、公平和自由的，火红的、略带浪漫主义的年代。那是一个乱世出英豪的年代。这些英豪们用他们个人的奋斗和强烈的个性，也曾主导过历史的进程，主宰过国家的走向和人民的苦与乐。他们中的有些人会被历史记住，也有一些会被遗忘。

当我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和卡斯特罗共唱《美丽的哈瓦那》时；当我坐在查韦斯对面，听他朗诵他写给子女、类似遗言的诗歌时；当我在加沙，看着阿拉法特用颤抖的手指，比画着他对建立自己国家的坚定信念时；当我看着坐在对面的基辛格，时而纵论他对中美关系的高见，时而又会忽然在采访中睡着时……我知道，我是在面对一个时代，一个已经渐渐远去的时代。

相比之下，当下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家们已经旧貌换新颜，是全新的一代人了。他们年轻，他们时尚，他们由于时代的变革拥有新的理念，有时候他们还会显得很可爱。但本质上，他们和他们的前辈一样，是可怕的，因为，他们代表的是他们那个圈子的利益，他们玩的是政治，是决定人的命运的游戏。所以，尽管他们嘴上也常喊着多极化、地球村、普世价值，时常跑跑步、骑骑自行车，身体力行倡导低碳生活，来到中国更是嘴上抹蜜、引经据典，背上两句孔子的话，再把中国和中国人民狠狠地夸上一番，但骨子里，他们是地地道道的政治家，一到关键时刻就会原形毕露。

我们中国人特别爱和别人套近乎，总喜欢把某个外国人冠之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哪个外国领导人会说两句中文，就会认为那人肯定是“亲华、知华”派的，要是有个跟我们长得一样的华裔，那就更了不得了，那感觉就好像人家是咱们潜伏到别人国家的“余则成”。

事实上呢？我们的“老朋友们”除了来中国次数比较多，时常说两句中国人爱听的好话，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人家还不是该骂你就骂你，该投你的反对票照投？指不定暗地里还会为自己国家的决策者们就如何围堵中国出谋划策呢。

这些年，来中国的外国领导人像是中了邪一样，都会临时抱佛脚学两句中国的古语，来到中国给中国的公众（往往是大学生们）显摆一番，我们的媒体也像被人家点了穴一样大肆报道。而说不定过不了多久，就会传来他（或者她）见了达赖、给台湾卖武器、支持“西藏独立”，或者宣布对中国的某个产品实施制裁这样的消息。至于说那些个华裔们，还能说什么呢？人家自己就有个形象的形容——“黄香蕉”，意思是说，虽然看上去和我们一样是黄皮肤黑眼睛，但里面的心是白的。

小布什当政期间，有一位华裔女性有史以来第一次进入了美国政府内阁，当了美国的劳工部长，她的中文名字叫赵小兰。几年前我专访她时就闹得不太愉快。

采访地点安排在北京一家五星级酒店内进行，我们的摄制组早早来到现场，开始布置采访场景，架设灯光和摄像机的机位。我的《高端访问》摄制组是一支非常专业的团队，每次采访我们都会提前一两个小时到现场，精心设计场面，安排景别，布设灯光。为了追求高品质的画面效果，我们还花大价钱专门购置了一套德国的灯光设备，大大小小加起来有六七盏专业的灯。为了让被采访者满意，我们每次还会专门带一个小监视器，让对方负责的人亲自检查摄像效果。

那一次，在赵小兰出现之前，她的助手也专门跑过来，仔细审核了我们的镜头效果，认为很好。我们也特别跟她的助理强调，按照我们每次人物专访的惯例，当赵小兰出现的时候，我们会拍摄一组她走进来，我上前迎接她，请她落座的镜头，她的助手当时明确表示没有问题。然而，一切在赵小兰入场后就变了。

当她看见摄像机在拍摄她走进来的镜头时，脸色骤变，停下来大声呵斥道：No Picture（不许拍）！然后转身就往回走。我们莫名其妙，之前不是说好的吗？在经过了一番交涉和解释后，赵小兰终于回来了。

坐下来后，我堆着满脸笑向她解释，刚才拍摄是事先征得她助理的同意的。赵小兰一脸的不高兴，未置可否地“哼”了一声。然后她开始前后左右打量起来，很快便又一次爆发了。她用英文对她助手和我抱怨说，拍摄的镜头不好看，灯光刺眼，不够柔和。

在她喋喋不休了近五分钟后，我冲她的助手无奈地摊开双手：你们之前是看过的，现在怎么办？要不你们说怎么拍？现场的气氛异常凝重、紧张。最后，为了保证采访进行下去，我们只能按照赵小兰的意思，重新调整机位和灯光。虽然当时我就知道，赵小兰曾经在一家华语电视台客串过主持人，对电视应该不算是外行，但老实说，从专业角度来讲，她那样的调整只能用一个词形容：“业余”。

一切平静下来后，采访开始。由于她的华裔背景，自然在我的问题中也会涉及这方面的内容，比如，她如何开始从政的，华裔在美国社会如何突破“玻璃天花板”，华人在美国的地位，对中美关系的期待等等。

而很快，我就注意到，每当我在问题中提到“Chinese American（华裔）”这个词的时候，赵小兰在她的回答中，一定会很强调地把这个词改称为“Asian American（亚裔）”，而且每次都是这样。感觉她似乎特别怕人知道她祖上是中国人，有意避开华裔这个字眼。

当然，在美国，人们在种族、肤色等问题上特别小心，生怕被人误读你有歧视倾向。在美国，祖籍是非洲的黑人都会被统称为“African American（非洲裔）”，祖籍是拉丁美洲的被统称为“Latino American（拉丁裔）”，自然，来自亚洲各国的移民也被称作是“Asian American”。惟一的例外是欧洲来的白人，人家不说自己是“European American（欧洲裔）”，而是直接自豪地说自己是爱尔兰裔、意大利裔、德国裔等等。可能越被歧视的人反而对歧视越敏感吧。但让我不解的是，赵小兰是在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你将面对的是你父辈们的骨肉同胞，对着他们，说自己是个华人，不算什么大逆不道吧？

赵小兰当美国劳工部长的时候经常访问中国，也在各地演讲，大谈中美合作，但她毕竟代表的是美国政府的立场，维护的是美国人的利益。有一年，美国国内的政客和媒体开始炮轰中国，认为中国廉价的劳动力，造成了美国工人失业大幅增加，赵小兰毅然率领一支“高级”代表团来华“兴师问罪”。她在出发前的公报中说，为了美国工人的利益，她将同中国方面进行磋商，“以确保中国大量低成本劳动力的工作条件与其经济发展速度保持步调一致”。

我在采访时任美国劳工部长赵小兰女士时，她强调自己“亚裔”，回避“华裔”这个词。而后来很受国内媒体热捧的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则自称为有中国血统而自豪，但他也强调，会忠实地为美国利益“服务”。

这几年，她不当部长了，调门倒是降低了不少，到处演讲，接受采访，也乐于将自己的华人背景挂在嘴边，人好像也变得随和多了，国内大小媒体很买她的账，时常拿赵小兰的故事来激励奋斗中的年轻人。只不过，每当我看到她，耳边就会响起那个词——“Asian American”。

另一位最近很受国人热捧的“Asian American”，就是美国驻华大使、前商务部长骆家辉。说实话，当他坐经济舱、自己背包、拿优惠券换咖啡喝等“事迹”被广为传颂的时候，我并没有太以为然。中国的大使在外国如此勤俭节约的也大有人在，况且外交官在外享受什么待遇，各国是有不同标准的，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的标准绝对比中国的标准高。一种可能是，美国的财务制度比中国的灵活，可以包干，也就是说，你省下的可以归你自己腰包。

然而，当后来美国大使馆率先公布北京市的P.M 2.5空气质量数据，和之后的“陈光诚事件”后，让我对这位几年前曾经采访过的美国政客另眼看待了。虽然和赵小兰不同，骆家辉自称为有中国血统而“自豪”，但他也强调，他更为是个美国人自豪，会忠实地为美国利益而“服务”。

和他在中国接受采访时的调门不同，回到美国，骆家辉更会实话实说。2012年他在接受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的专访时，就曾经直言不讳地说，中国是美国的强大竞争对手，中国的发展意图让全世界担心。中国的行为方式令人担忧，包括南海领土争端以及经济政策，中国应当遵守国际规则及国际贸易体系等等。

其实，当今世界的政客和政治家们，特别是西方政治家，个个都是各自国家的顶尖好手，他们推祟利益，信奉务实哲学。为了达到目的，有时候他们很善于放下身段，投你所好。在我看来，赵本山最大的贡献是让全中国人知道了一个词——忽悠。而将“忽悠”在中国人身上玩得最出色的，却是这些外国的政客们。

2013年底，英国首相卡梅伦来中国访问。两年多前，卡梅伦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在伦敦以“私人形式”会见了达赖，招致了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和反对，两国关系因此受到影响，中方还推迟了卡梅伦原来访华的计划。时过境迁，两年后，卡梅伦率领了“史上最庞大的”英国工商代表团来到中国，攒足了精神要和中国“照常营业”。

事前，英国方面作了充分的准备，为了讨好中国网民，让卡梅伦在中国一家网站开了自己的微博，还放出话要坐一坐中国在世界领先的高铁，吃一顿四川火锅。当然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是必不可少的。英国人挑选了两家媒体一前一后对卡梅伦专访，一家是杨澜，另一家就是我。杨澜在前，卡梅伦访问前，杨澜去伦敦采访了卡梅伦，而我的专访被安排在卡梅伦访问上海时进行。

卡梅伦是典型的当今新生代政治家，他出生于1966年（比我还小三岁，瞧瞧人家），2010年当选英国首相，是英国近200年来最年轻的首相。他的家族出身显赫，有着王室血统，据说是英王威廉四世和情妇多丽西娅·佐敦（Dorothea Jordan）的私生孩子的直系后裔。

2010年，卡梅伦第一次访华时我就在北京采访过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卡梅伦阳光、干练、富有朝气，不像他祖上那些贵族拿着捏着，更像是一个现代英国大男孩。但一番对话下来，我意识到，这位笑容灿烂的英国大男孩城府却很深，他很善于使用外交辞令，该表达的原则立场不会客气，该说的好话也绝不吝惜。比如，他坚持认为中国发展不是威胁而是各国的机会等等。

而且，这位英国的政治家一点都不糊涂。该见的人他也见了，中国不满也就不满了，接下来“大英帝国”还是要同中国发展关系，做买卖的。因为，眼见着法国、德国的领导人跑到中国大把大把地拿订单，日子并不好过的英国不甘落后。国际关系就是这样，利益永远是第一位，所谓“此一时，彼一时”。这一次，卡梅伦毫不示弱，一百多位英国大小企业的老板们跟着，拉开架势，展开了又一次中国之旅。

英国方面很重视卡梅伦在央视的采访，刚开始承诺给我们40分钟的独家专访，并提出希望采访的新闻能上一条《新闻联播》。我请示了电视台领导后答应了英方。但后来不知何故，英国方面缩短了采访时间，说卡梅伦行程太紧，还要照顾英国媒体的采访要求，只能给我们8分钟的采访时间。我没太当回事，缩短就缩短吧，到时候现场看情况吧，只要能采访就行。

采访安排在有着100多年历史的上海瑞金洲际酒店进行，可能是来的人太多，英国人干脆把那家酒店全包了。进入酒店大院，扑面而来的是一派英伦气息和浓浓的商业气味，大堂的门前，停放着两辆由中国吉利集团收购英国伦敦出租车公司后，生产伦敦经典的黑色出租车。后来卡梅伦和吉利的李书福，还在这两辆出租车前合影留念，并感谢李书福拯救了英国出租车品牌。大堂里面还摆放着一辆英国名牌的折叠自行车，两侧的张贴画上印着“Businessis GREAT Britain”（大意：大不列颠就是商业）。那场面更像是一场贸易博览会。

卡梅伦来的时候正好赶上几件新闻大事，一个是中国公布了东海防空识别区，日美相继向中国发难，另一个是2013年12月是《开罗宣言》发表70周年。卡梅伦在出发前又进一步向中国示好，声称“英国要做中国在西方国家最强的支持者”。而恰巧就在采访的前一天，英国驱逐舰编队访问日本，日本防卫相小野寺五典会见英国海军参谋长泽姆贝拉斯，双方就合作应对中国划设防空识别区“达成一致”。

于是，我决定调整问题单，围绕着这几件新闻事件和背景，“拷问”一下卡梅伦和他的诚意。采访开始前，卡梅伦的媒体助手在现场再一次向我强调，采访又一次缩短，只能有6分钟。所以，采访一开始我就加快节奏，一口气把前一天夜里修改了的问题单一个接一个地抛给了卡梅伦，直到他那个助手在我对面蹦着脚第N次示意我结束为止，整场专访进行了将近12分钟，是6分钟的一倍。以下就是那天采访的实录：

水均益：首相先生，这是您第二次以首相的身份访问中国，我们也知道自从2012年5月以来，也就是您上次访问中国之后，在外交方面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所以这次访问，您有什么不同的感觉？

卡梅伦：我认为，这是一次非常积极的访问，我觉得中英两国关系也非常好。对于过去的一些问题，我们双方也都有理解。如今，正如李总理昨天所说的，中英两国的关系应该是不可或缺的伙伴关系。英国希望看到中国取得成功。英国相信中国的成功不仅会使中国自身受益，也会让全世界受益。我们希望看到英国企业、英国投资来到中国，但同时我们非常欢迎中国到英国来投资。我们是世界上最开放、最受欢迎的国家之一。所以这就是不可或缺的伙伴关系，这一关系也是我所讨论的众多议题之一。

水均益：我注意到您昨天表示英国将成为中国在西方世界的最强支持者。首相先生，我也注意到，您也在来访之前也开设了微博，一天之内您就拥有了近12万粉丝。很多人都关注您的访问。但同时，也是在昨天，您的海军参谋长泽姆贝拉斯同日本防卫大臣就合作应对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一事达成一致意向。所以这就在中国民众之间产生了一种疑惑，您所说的成为中国的支持者是指什么？

卡梅伦：我说的意思是，英国经济对中国的开放程度将会比对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大、更灵活。我们欢迎中国的企业在英国的核工业领域投资，在英国的机场建设领域投资，在更多公共设施领域投资，比如水资源领域。对此我们非常的开放、非常欢迎。如今有将近超过10万的中国留学生在英国学习，我们也希望将来会有更多的中国学生来英国留学。我们不仅是在经济领域采取对中国开放的态度。我们同时也支持，中国与英国应该在更多领域开展自由贸易。所以我们一直在努力支持欧盟同中国建立自贸区的决定。我们曾经同中国在世贸组织中，就为争取更好的贸易协议、更加便捷的贸易手续方面开展过合作。所以英国商品、中国商品、英国的服务、中国的服务可以遍及全球。这是友谊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我们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对于你刚才所提到的防空识别区一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欧盟已经对这一问题发表了一份非常注重平衡的声明，英国也支持这份声明的立场。我们希望看到这一地区所有的紧张形势与困难都能够得到缓解。这样我们就能拥有一个良好稳定的环境，这是英国的态度，也是欧盟的态度。

水均益：我注意到，昨天您同李克强总理都共同强调了，我们两国要增强政治互信、并在各方面问题上两国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那么刚才提到的防空识别区一事是否也属于这样的问题范围？

卡梅伦：英国同中国在很多领域都保持着良好互信。我们都希望看到我们的经济增长，希望看到我们两国更多的国民就业，解决贫困问题，我们都希望发展我们的经济。当然全世界都面临很多问题，我们也都对此有着相似的态度。但我们也会发现我们之间的一些不同，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方式方法，所以我们需要看到这些差异，用相互理解、尊重的方式来看待这些问题。

水均益：首相先生，70年前，1943年12月1日，英国、美国和中国共同发表了《开罗宣言》，70年后的今天，有些人开始发出了某种声音，他们想摆脱《开罗宣言》以及《波茨坦公告》，我对《开罗宣言》以及《波茨坦公告》的理解是，它是二战之后国际社会秩序和平与安全的基石，在您看来，70年前签署发表的《开罗宣言》重要意义是什么？签署人当中包括英国前首相丘吉尔。

卡梅伦：我们的确认为这很重要。我们认为这份宣言的重要性在于它对战后国际社会稳定的影响。这是各方努力的结果。英国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我们所说的太平洋战争中，在很多战斗中，我们都是为了去阻止当时事态的发展。例如，当时日本的扩张以及当时他们对其他国家国民的不公对待。当时我们需要解决这些问题，为这些问题找到出路。如今，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国家，需要良好、稳定、友好的国际关系。

水均益：您曾经说过，英国需要企业家和冒险家的精神，因为人们可以通过这样充满挑战的方式经营贸易，现在对于中国来说，我们正面临一种越来越多的担忧，也就是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所以面对这些持“中国威胁论”观点的人，您会告诉他们什么？中国是一种威胁吗？

卡梅伦：绝对不是，对于我来说，中国明显是一种机遇而不是威胁。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30年来几乎每年10％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总量每8年就会翻一番。有些人可能会把它看成一种威胁，想借此来设置贸易壁垒，英国完全反对这一观点。中国的发展是巨大的机遇，这对于中国人民、世界经济以及英国人民来说都是机遇。如果我们同中国开展更多的贸易、在中国投资更多，欢迎更多的中国投资、留学生、企业来到英国，那我们就能抓住这个机遇。我刚刚同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举行了会晤。我希望更多的英国企业，特别是奢侈品牌能够在这个网络交易平台上销售。因为随着中国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富裕，他们可以购买英国产品、英国制造，他们可以欣赏英国电视节目、看英国电影。我们在这方面是世界第二。我们在音乐、电视节目、电影等方面都位于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我们有许多非常好的英国大品牌，例如最受欢迎的零售商。我们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感到非常激动，这是机遇而非威胁。值得铭记的是，中国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使很多人摆脱了贫困，这比世界上任何国家所用的时间都要短。这种增长的模式、市场发展的模式，是帮助人们摆脱贫困的正确原因。

水均益：这次您还带领了一支百人规模的企业家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您曾经说过愿意做英国的推销员，所以这次您来到中国想推销什么？

卡梅伦：我这次的代表团是非常有意思的。这其中包括一些英国的大企业，比如空客公司，空客公司的飞机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青睐的一种产品。但同时也有很多的非常小的企业、微型企业的代表。比如自行车生产商、香肠生产商，所以这个代表团囊括了从香肠生产商到航空公司这样的企业。所以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我们两国间经济的互补性。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国内消费水平就越来越高，所以我觉得这对英国商品、英国品牌、英国服务业，包括金融和保险领域来说有着更大的需求。同时我也认为，这对医保、教育、规划、建筑服务、环境服务等领域来说是机遇。在有些领域英国是处在世界领先地位的，我们在这些方面都有很丰富的专业知识。在文化机构领域也是这样，我希望看到我们两国更多的博物馆能够建立伙伴关系、有更多的艺术家交流、更多的民间往来。

水均益：首相先生，最后一个问题。我知道您的行程非常紧凑、忙碌。英国一直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最近第十六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刚刚举行，双方签署了《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人们现在开始期待中国同欧盟签订自贸协定。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贸易和双边合作中存在一些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您的观点是什么？

卡梅伦：我强烈支持自由贸易，我也非常支持开展关于自贸协定的工作。因为我想看到的不仅是消除贸易壁垒，而是市场的开放，这就包括欧盟市场的开放，也包括中国市场的开放，我认为中国还有更多领域可以开放，例如金融、保险、银行等领域，同时确保知识产权得到正当保护，所以这是双方都需要努力的工作，我愿意把这叫作双赢合作，所以我认为这可以更好地通过自贸协定来实现。

水均益：非常感谢首相先生（谢谢），顺便问一句，您会去成都吃火锅吗？

卡梅伦：我说过我很愿意，所以我会去的。

水均益：好的，非常感谢。

卡梅伦：非常感谢。

水均益：很期待下次与您见面。

在当天的《新闻联播》节目中，我们以“卡梅伦表示《开罗宣言》对战后国际社会稳定至关重要”为题制作了一条新闻，并在当晚的《环球视线》栏目中播出了专访的完整版。

事后，我在网上看见有人评论这次采访，说水均益对卡梅伦有点不爽：“水均益问卡梅伦，你说要做中国在西方的最强支持者，但是您的海军官员和日本防卫相一起对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说三道四，英国到底哪方面支持中国？卡梅伦狡辩说经济合作方面。最后，水均益起身离开时突然说，我再插一个问题，您去成都要吃火锅吗？卡梅伦说要吃。看得出水均益心里有点不满和不爽。”

新闻老兵，一往直前！这是我在去萨达姆老家时的照片。在观众们心目中，我可能出现得最多的形象是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在摄像机前侃侃而谈，但事实上我脑海中对自己的定位一直是一个背着大包、风尘仆仆的记者。这本书出版前，我曾坚持使用这张我“在路上”的照片做封面，可惜责编不答应。

有不少网友跟帖，有的说，水均益的问题让首相大人在中国很尴尬，他人还在中国，那边海军军官就冒泡；还有人说，卡梅伦脸皮真厚。甚至有人猜测那个火锅的问题另有文章，言外之意，英国人别想拿中国开涮。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那么深奥。

而说起来，卡梅伦的回答也在我的意料之中，就像我前面说过的，他是个西方的政治家，是不是拿中国开涮，“忽悠”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拿到我要的利益。为此，他可以随时向你露出笑脸。这让我想起几年前，《时代》周刊做了一期卡梅伦的封面人物，标题是：《在这张笑脸的背后》。

就在卡梅伦在成都品尝火锅的时候，“世纪老人”曼德拉走完了自己人生最后的路程，紧跟着，亚洲一位更年轻的80后领导人用一个令人“惊悚”的举动，向人们表明他绝非等闲之辈。

朝鲜中央电视台2013年12月9日下午报道劳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消息时，播出朝鲜二号人物、朝鲜现任领导人金正恩的姑父张成泽，在会场上被两名军人从座位上直接架走的画面。按照韩国媒体的说法，朝鲜公开高级官员被当众逮捕的画面极为罕见，是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第一次。朝中社说，朝鲜劳动党第一书记金正恩出席并指导了会议。

张成泽现年67岁，是原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胞妹金敬姬的丈夫、金正恩的姑父，先前任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朝鲜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劳动党中央行政部部长等职，人民军大将军衔。

曼德拉和金正恩完全是两个时代的人，他们无论在信仰、智慧还是品质、个性上都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历史让他们同时出现在了一起，一起上了“头条”，这也许不是一种单纯的巧合。应该说，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化、网络化、个人化的时代，出现金正恩这样的政治领袖是罕见的，至少也是少见的。两年前当他的父亲金正日去世，金正恩第一次出现在世界媒体的视野时，人们用好奇和怀疑的目光，打量着这位80后的青年人。

由于朝鲜是当今世界对内专制对外封闭的典型代表国家，所以当金正日去世，他的小儿子出来接班，人们除了对这种封建的家族世袭好奇之外，更多的是在揣测，一个1983年出生的毛头小子能不能顺利接班，坐稳江山。

而西方的媒体和分析更是大胆地预测，朝鲜的前路恐怕凶多吉少，理由是，朝鲜内部派系复杂，特别是军队在朝鲜有着决定性的作用，金正恩初出茅庐，涉世未深，恐怕很难在短时间内摆平这一切并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对外，朝鲜又面临着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更为严厉的打压和制裁，日子不会好过。《时代》周刊也给金正恩做过一期封面，设计的标题是——《一个有核国家未经考验的领导者：走进金正恩的奇特世界》。

也有人分析，金正恩是个年轻人，没有亲身经历过祖父和父亲那一辈人“革命斗争”的熏陶，从他曾在西方（瑞士）留学的经历，以及传说他和普通男孩子一样痴迷电脑游戏、动作电影和NBA这些背景来看，不排除金正恩接班后将朝鲜带上改革开放道路的可能，因为，一个在瑞士那样风景如画、和平祥和的国家曾度过四年少年时光的人，一旦成为领导者，一定会将自己国家，带出目前这种“奇特”的窘境。

刚开始，人们似乎隐隐看到了这样的迹象。除了视察军队以外，金正恩更多地出现在与民生关系更大的场所——水产基地、针织网厂、露天剧场、滑雪场。其中有一幕很有意思，在参观大同江果树综合农场第一工厂时，金正恩看到由水果加工并提炼而成的各色香水后，表现得非常有兴致。他挑选出其中一款，在手背上喷了一些然后轻轻晃动鉴赏味道。他的动作专业、表情陶醉。这让很多西方人浮想联翩。

另外，金正恩还高调推出了自己的夫人——李雪主。在金正恩参加的各种活动上，这位年轻貌美的朝鲜著名歌手，总是伴随在丈夫的身边，这也让人们理解为一种开放、更具人情味的举动。他几次单独邀请美国篮球明星罗德曼到朝鲜，并陪同他一起看篮球比赛的场景，更让美国人怦然心动。

然而很快，金正恩就用实际行动告诉研究他的人，除了香水，他更相信父辈留下来的一切：派头、核武器和权力。掌权后的金正恩无论走路、说话，一举一动都和他的祖父金日成十分相像。据知情人说，金正恩其实是在刻意模仿金日成，好告诉朝鲜人民，他不仅仅在思想上是“主体思想”继承人。

2013年2月12日，朝鲜不顾国际社会，包括中国和俄罗斯的强烈反对，在咸境北道吉州郡丰溪里地区进行了第三次地下核试验，并引发4.9级的人工地震。金正恩的举动彻底激怒了国际社会，中国也罕见地在联合国安理会制裁朝鲜的决议上投了赞成票。中国还采取了实际行动落实联合国的决议，停止了近一半对朝鲜的援助，中国领导人也少有地对朝鲜放了狠话，批评朝鲜“为了一己私利”搅乱地区安宁。

至于当众逮捕自己的姑父、父亲为他留下的“托孤大臣”张成泽，我不太相信西方有人说的那样，是金正恩迫于军队的压力不得已为之，当然，更不相信有人说是张成泽乱搞男女关系，惹急了自己姑姑的“后宫版”演绎。比较靠谱的推测是，这是金正恩上台后，一系列巩固自己地位的权力斗争中的一环，更有专家说，这表明金正恩大权在握、政权稳定的自信心。如果真是如此，那世界倒是要好好再重新认识一下这位80后了。

从曼德拉到金正恩，我们并不能说世界在倒退，他们只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个体，况且在世界范围内，这两个人都不具备可复制性。不过，从这两个人身上，也从今天国际舞台上活跃的政治家身上，我们应该能看出当今世界政治生态的真实。

毛泽东时期，中国有句口号，“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今天的国际政治虽然不是革命，但一样是会流血死人的。因为，大变革下一定会有利益的争夺与再分配，当资源充足时，人们可以“资源共享、利益均沾”，而当资源紧缺，甚至生死攸关时，利益的分配就会是排他的，也会是“去他的”。任何时代赋予自己时代的政治人物和政治领袖们的神圣使命，便是争夺利益，“去他的”。

跋
笑对名利

我加盟央视的最初动力，是希望能够以更加具有传播效果的方式来做新闻，这是我身在新华社“脚踩两只船”做央视《焦点时刻》国际报道的想法。可是，当1995年我被正式调进中央电视台，却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电视平台巨大的传播力，使我无意当中成了一位“名人”。走到哪儿，都能被认出来。后来出行时，墨镜和帽子成了我的固定装备。

当然，我这样乔装打扮，并不是摆谱，而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有时候我去街头小店吃碗兰州牛肉面，要是不加掩饰就这么进去，那么从服务员到吃面的客人都会认出来，然后这个要跟你合影，那个要跟你聊两句，有的可能还要个签名什么的，这碗面就别想吃下去了，同时也干扰了人家店里做生意。

成为名人之后，除了要适应新的生活方式，更要在心理上面对“名利场”的考验。这么多年以来，我也是经过了一番调整和适应，终于能清醒地看待这一切。名和利，来得容易，去得也很快。这些年在电视荧屏上，划过了一颗一颗星星，有的一夜成名，有的转瞬即逝。随着时间流逝，有谁还记得那些昙花一现的明星？

我的老母亲常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你要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失去了光环，变得暗淡，你未必能够承受得了。所以我常常觉得，我们在这个名利圈里的人，应该做好一种思想准备，就是总有一天，你会像那颗从天际划过的星星一样，失去光亮，回归到本真的状态。这种时候，内心一定要充实，以一种淡然的心情，去看待你所获得的，看待你可能失去的。人的一生在不断地变化当中，有起有落，你有大红大紫的时候，也会有非常郁闷失落的时候。

有时候，我参加一些活动，看见一些过了气的老艺术家、老演员、老歌手，坐在正如日中天的当红偶像旁边，眼神里透露出一种凄凉。那种反差，我看在眼里，也会触景生情，给自己一个警示。我偶尔也会面对一些类似的境况，某个新主持人突然火得一塌糊涂，要说我心里一点涟漪都没有，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能做到，让自己心情平复，去客观淡定地接受这件事。这就是现实。

中央电视台是一个很容易让人成名的平台，不可避免地就会成为名利场，因为人就是这样，有了名就有利，在面对名利时，大多数人很难逃脱内在的规律，就是会竭尽全力，不断地追逐名利，欲壑难填，没有止境。今天你攀上了一个新的平台，明天就想上到更高的平台，今天上《东方时空》，明天就想上《焦点访谈》，后天就想上央视一套的大直播，大后天你就想上春节联欢晚会，恨不得哪儿哪儿都是你。

但是，这个舞台上不可能是一个人的，也没人能够永远独霸天下。我一直提醒自己首先是一个记者，是一个新闻人，我的技能是新闻编辑记者，这方面的业务能力我从来就没丢过。到现在我还时常要编编稿子，写写词儿，包括2013年重返伊拉克的策划，我也深度参与。时至今日，很多节目的串联词、主持人出镜的话、采访稿之类，都会有人提供给我，但我肯定自己都会再过一遍，甚至一个字一个字地重新写。

我要保持自己在这方面的实力。因为我认识到，作为一个脸蛋儿出镜，在央视这样的平台上，生命力是很短暂的，不会永葆青春。而如果我是一个记者型的节目主持人，只要国家政策规定允许，哪怕白发苍苍我依然可以主持，依然可以上前线。反过来，如果就这样沉醉于名利场，很可能混不到头，甚至于会看到自己被击败，被替换的那一天。

这些年，不断有人问我：你好像没有以前“火”了，很沉寂，是不是被央视封杀了？其实人的每个阶段都不一样，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冲锋在前，身边的很多境况都会发生变化，我一直觉得，并没有所谓“封杀”这种事情。这么多年风风雨雨，来的来走的走，长江后浪推前浪，百花争艳春满园，对电视台来讲，是个欣欣向荣的景象。对于这个舞台上的参与者来讲，起起落落都是短暂的，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因为观众一定会有新的选择。像我的哥们儿刘欢，这么多年能在中国歌坛上，维持一个大哥级的地位，在我看来几乎是一个奇迹。

像我这个年龄的人会感慨，出来了一个什么新歌手，根本听都没听过，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但是人家就是火得一塌糊涂。有的时候我从机场出差回来，看见一大群粉丝等着接明星，我一打听，不认识啊，可是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听：你连他都不知道，现在可火了！然后我能怎么样呢？难道就在一旁暗自伤神，耿耿于怀？

我把自己几斤几两放稳了，自然就能把事情的本质看得清清楚楚。今天我是个活跃在舞台上的主持人，我不能认为，我永远都会这样，我也不能认为，如果别人比我更好，我就心有不甘，应该要想想，别人是不是确实好得有一定道理。这些规律都是客观的，你要有勇气去接受，去适应，去习惯。

人有时候，是无形当中被牵着走的。多年来，我一直努力地寻找一种内心的平衡。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你方唱罢我登场，所有带有名利色彩的圈子，无论是早年的戏班子，还是现在的娱乐圈，如何面对名利，都是对一个人内心非常大的考验。名和利会让你一步升天，也可能会让你变得扭曲。当我和朋友、家人聚会时，我会感到很舒服，因为那时候我可以回到我自己，不在乎今天吃的是鱼翅还是一碗牛肉面。一出门有三个保镖、八个助理，其实并不能改变生命历程中最真实丰富的感受。那些虚幻的排场，并不能证明你就是一个名人，或者你是个名人又能证明什么呢？

其实真的无所谓，我做好一个记者，我的人品、思想和报道内容，能够被大家所欣赏和认可，对我就是莫大的鼓励和荣幸。至于有多少人赞成和喜欢你，无须去计较。现在不是经常有人比较微博的粉丝数吗？你说你有500万粉丝，我说我有1000万粉丝，其实又能代表什么呢？能表明现实中真有那么多人支持你？你站在大街上振臂一呼，就能有那么多人响应吗？那只是一种社交方式而已，不要被这种表象，迷惑了自己。

这些年，我不断地告诫自己，不要让自己的心一天到晚都很累，不要让自己夜夜难寐，也不至于说有什么事情放不下，过不去。2013年我50岁了，人到五十而知天命，自然规律有时候的确很难抗拒，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会很快乐。如果我作为一个记者，一个主持人，我的报道和节目还有人愿意看，我已经感到非常快乐了。同时，我还能拥有我的亲人和朋友，有一种完全属于自己的生活，和相对独立的精神世界，那简直乐不可支了。

当然，我也在不断激励自己，让自己葆有一种激情，活力不应该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暗淡。我曾经采访过美国维亚康姆集团的总裁雷石东，是美国传媒界一个传奇的老头，我采访他的时候，他已经80多岁了，我们不可避免地提到了年龄，我说：“您看您这么大岁数，还奔波在生意场上。”

他说：“水先生，我告诉你，我不知道我多大岁数，40岁生日以后我就不过生日了，到现在为止，我跟任何人，包括今天面对你和你的摄像机镜头，我都说我40岁。”

我说：“那您这是不是有点自己欺骗自己？”

他说：“没有啊，我内心坚定地认为我就这么大岁数，我依然还能做我在40岁能做的事，这是我的一种信仰，也是让我的内心和躯体保持活力的一个很好的办法。”

回头想想，他这话真的很有道理，精神力量对一个人来说是强大的支持。我的人生，其实是一个盈利的过程，能从伊拉克活着回来，这条命都已经赚到了，后来还做了这么多栏目，每一次我都没有把我的筹码输掉。我不会陷入名利的怪圈，去这山望着那山高，但是我也不会停止攀爬的脚步，仍要不知疲倦地去翻越每一座山丘。

本书中部分图片由荣欣、李冰、刘爱民、孙国明、赵一楠、姚妮、牟小松、阴丽萍、康锐、阮红宇、王斌等拍摄，特此感谢。如有遗漏敬请见谅。

附录CD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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