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埋的真相:人类历史、前途及命运的再思考
Author: 格雷格•布雷登
Date: 2012-03-31T16:00:00+00:00

深埋的真相

人类起源、历史、前途和命运的再思考

DEEP TRUTH

格雷格·布雷登 著
梁海英 曹文 译
曹进 校订

中信出版社

版权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深埋的真相：人类起源、历史、前途及命运的再思考/（美）布雷登著；梁海英，曹文译.—北京：中信

出版社，2012.4

书名原文：Deep Truth: Igniting the Memory of Our Origin, History, Destiny and Fate

ISBN978–7–5086–3211–7

I.深…II.①布…②梁…③曹…III.心理学－通俗读物IV.B8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07816号
DEEPTRUTH
Copyright©2011 by Gregg Braden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2011 by HayHouse Inc., US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2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深埋的真相：唤醒对人类历史、起源、前途和命运的记忆

著 者：格雷格·布雷登

译者：梁海英 曹文

翻译统筹：曹进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字 数：203千字
版 次：2012年2月第1版
书 号：ISBN 978–7–5086–3211–7 / F·2555
定价：38.00 元

目录

- 引言
- 第一章 我们是谁：探寻人类的起源
- 第二章 错误理念背后的真相：发现改变一切
- 第三章 生死存亡的边缘：改变才能生存
- 第四章 消失的文明：被历史遗忘的一隅
- 第五章 偶然还是设计：人类起源的新证据
- 第六章 不再奏效的战争：为何人类热爱和平
- 第七章 终极目标：改写人类的历史、前途和命运

任何深刻真相的本质特征就是，对其自身的否定同样是一个深刻真相。

——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1885~1962）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一个新的世界正在崛起，而旧的世界仍在苦苦挣扎。两个世界都有理由存在，也都仍然存在—但仅限当下。

从全球恐怖主义、经济危机、战争威胁，到有关堕胎、人际关系、家庭的个人观念，都深刻折射出人们看待自己和世界的传统思维方式导致了人类的分裂。而正是人类相互孤立而非团结的观念昭示出，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自身最为珍视的种种关系。

有关人类历史、起源和生存的深刻真相，使得我们有理由去重新审视固有的传统理念—它们蕴涵在不完善的旧科学之中。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找到化解当下危机的方法，才能作出正确的抉择。

本书通过对科学新发现的介绍，力图揭示人类生存的深刻真相；尽管这些新发现还未出现在课堂和教科书中，但却是我们理解世界、人类自身和彼此之间关系的关键。

引言

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人类的生存。

它存在于人类所作的每个选择中，所面临的每次考验里，它是人们作出一切决定的根本。如果上帝有一个宇宙问题计数器，记录下人类最想得到解释的种种困惑，我相信它会仅仅由于记录这一问题而无数次地超限归零，最后就连万能的上帝也会说不清这一问题到底被问过多少次了！

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在约20万年的人类历史长河中被无数人无数次地追问，那就是：我们是谁？

这一问题本身看似很简单，但人类回答这一问题的方式却喻示出我们根本无法绕开它。它直接影响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决定了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和如何作出抉择。人们赋予这个问题的意义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体现在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情中，譬如如何选择必需的食物，如何照顾自己、子女还有年迈的父母……

对“我们是谁”的回答是理解人类文明起源的先决条件：它影响着人类如何分享诸如食物、水、药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何时何故参战，由何构成人类的经济基础。人类对于自身历史、起源、前途和命运的信念甚至会影响我们的思维判断，即我们何时选择拯救人类生命，何时选择结束人类生命。

似乎对于人类来说最大的讽刺就是，我们经历了5 000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经迎来了21世纪，但依然无法清晰地解答有关人类存在的最基本问题。尽管任何时候都值得花费时间、精力和资源去探求人类存在的本质，可是目前我们正面临着有史以来影响人类生活甚至生存的最大危机，因此当下对这一问题的探求就成了生死攸关的大事。

显而易见、近在眼前的危险

之所以想知道“我们是谁”，有一个相比其他更好的理由。也许这并非巧合，近三个世纪以来人们利用各种科学手段想要回答这一最基本的问题，却发现人类在这个星球上依然深陷困境。这种困境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麻烦，而是戏剧小说和科幻大片中才会出现的险境。

必须清楚：并不是地球本身处在困境之中，而是生活在这一星球的人类陷入了困境。当然可以肯定地说这一星球依然会存在50年，甚至500年。在此期间无论人类作出怎样的决定—无论发动多少次战争，无论发起多少次政治革命，无论怎样污染空气、破坏海洋—这个被祖先称为“花园”的地球依然会像过去45.5亿年一样，每年365.256天都在绕着太阳旋转。

问题不关地球本身，而是人类还能否在这个星球上生活。人们是否还能在这里欣赏日落和感受自然界的神奇奥秘？是否还可以和家人、爱人一起见证春夏秋冬的美丽？正如在接下来的章节要讲述的那样，如果事情不能尽快有所改观，专家们所作的种种预测就有可能成为现实。

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就自身和后代在地球上怎样才能生存而言，人类不得不作出事关生死的抉择。这个结论源于一个有关气候变化的独立研究，该研究由英国前交通大臣斯蒂芬·拜尔斯和美国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奥林匹亚·斯诺共同主持，研究结果于2005年公布。该研究指出，在环境问题上人类可能已经走到了毁灭的边缘，这个脆弱星球最多能再容留人类生存10年。但实质上，环境问题只是我们所面临的众多危机之一，而每个危机都会给人类带来致命的后果。

这个时代的精英都承认，人类的发展道路上充满冲突，它随时会带来致命的后果—从又一轮的全球战争威胁，到资源的过度利用，从食物和饮用水的日益匮乏，到人类给海洋、森林、河流和湖泊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压力。

行动……但如何行动？

有时在采取行动之前不妨先仔细研究一下问题。我们对困境了解得越多，就越有把握找到解决办法。但过于审慎却并非好事。有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先立即采取行动来应对危机，然后再利用争取到的安全时间对问题进行仔细研究。

也许下面的这幕情景剧能更好地解释这一点：

假设在一个万里无云的日子，你和朋友正在穿过一条公路，打算从公路这边的你家走到公路对面的朋友家。你们正聊得热火朝天，抬头突然看见了一辆大卡车飞驰而来。

你身体内部的应急机制立即被启动，告诉你必须采取行动。但问题是“如何行动”。你必须迅速决定是继续朝前走，还是退回原处等安全了再过公路。你和你的朋友都必须作出选择，而且越快越好。

此时你正站在公路的中央，前后各有三个车道。而你所面临的困境是：应该抓紧时间走到目的地—公路的对面—还是退回原来的位置？要肯定地回答这一问题，你可能需要一些此时无法获知的信息。比如你无法知道卡车是空的还是满的，也无法知道它到底有多快。你不确定卡车司机是否看见了你，也无法确定它是一辆柴油车还是汽油车，或是什么牌子的车。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在行动之前你不必知道所有的细节。就在穿越公路的那一瞬间，你已获得了所有必要的信息：你正身处险境，生命受到威胁。你无须上述详细信息就能了解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有一辆卡车正朝你疾驰而来……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几秒钟后一切将会毫无意义。

尽管这个场景听起来有些愚蠢，但它却准确地映射出人类现在所处的历史时刻。个人、家庭和国家所走的道路就像两个朋友在穿过公路一样，而正朝我们疾驰而来的“大卡车”就是各种各样的危机：气候变化、战争、疾病、食物和水资源的严重匮乏，以及一系列应对日常事件的不可持续方式。每个危机都有可能毁灭人类和整个文明。

也许我们对发生此类事件的原因无法达成一致，但谁也无法改变它们正在发生这一事实。就像那两个朋友在考虑是继续朝前走还是退回到原来的安全位置一样，我们也可以在接下来的100年里仔细研究每一个危机……但现实是，无论是个人、国家还是生活方式，都已经等不到搜集到所有数据、发布足够报告和讨论更多方案了。

因为当我们在评估问题的时候，人们的住所会被地震、飓风、洪水和战争摧毁，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壤将无法再产出粮食，水井会干涸，海平面会升高，海岸线会消失—人类将会失去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也许这些场景似乎过于极端，但我正在描述的事情已经在海地、日本、美洲的墨西哥湾沿岸还有干旱的非洲发生了……而且事情正在变得越来越糟。

就像在进一步研究问题之前最好先移开挡在路上的卡车一样，在人类的生命受到更大威胁之前最好先消除这些灾难。

同样，正如那两个朋友在公路上所作的选择会决定他们能否走到公路对面，在面临生死存亡的巨大威胁时如何采取行动也会决定人类的成败和生死。我们的选择反映了我们看待自身的方式，也是我们采取行动的前提。

因此，本书想告诉大家：人类必须立即采取明智的举措来避免生命之路上不期而遇的车祸。也许爱因斯坦说得最好，“如果人类想要继续生存，就需要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正是转变思想。我们已经知道问题确实存在，这个时代的精英正利用最先进的科技来研究这些问题。如果我们的思维方式正确，现在应该已经找到了更好的答案和解决方式。但事实却远非如此，这就说明我们需要转变思想。

面临的困境

近年来一连串的科学发现都认为，长期以来我们关于生命、世界和自我的许多想法都亟须改变。原因很简单：这些想法是错误的。新的证据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方式来思考人类的最基本问题，包括我们从哪里来，来了多久，怎样才能克服面临的危机，以及该怎么做才能使世界更美好。尽管这些新的科学发现和突破给人类带来了希望，但我们依然面临一个问题：人们在思想上接受这些新发现所需的时间可能要比解决危机所需要的时间更长。

最近以科学事实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实验胚胎学证明，被称为“生命蓝图”的基因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变化。传统科学家一直不愿谈论的一点就是，改变基因的环境不仅仅是指空气和水中的毒素，以及困扰着高压线、变电站和手机信号塔附近居民的电磁噪声，还应包括人类自身的主观信念、情感和思想。

因此，尽管科学证据表明，我们可以改变正在危及朋友和所爱之人生命的那些疾病的基因根源，西医们所依赖的教科书却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认为我们受制于遗传和其他不可控因素。但幸运的是，事情正在开始改变。

通过卓有远见的科学家（比如《信念的力量—新生物学给我们的启示》作者、干细胞科学家布鲁斯·李普顿）的努力，最新研究的成果逐渐渗透进一些医学教科书中。然而这些有关细胞以及人类历史、起源和文明的新发现要被完全接受，却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一般来说，一个新的科学发现需要8~10年时间的评估、发表，有时甚至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被大众接受，之后才会在教科书上出现。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这个时代的智者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人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而每个危机都必须立即得到解决。但我们却没有8~10年去弄清楚如何应对这个局面，消除随时可能出现的各种威胁，如恐怖主义、战争威胁、中东核军备竞赛，这些就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我们原有的思维方式—包括人类一直以来所信奉的适者生存、竞争意识、独立于自然的信念—已经使人类处在灾难的边缘。我们正处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必须面对人类文明一直珍视的各种信念所带来的潜在威胁。因此，颇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需要新的思维方式去思考“我们是谁”；而且，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正在为人类提供一个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去填补人类知识的空白，改变人类对自身的思考。

鉴于末次冰期（Near-Ice Age）文明提供的新证据，以及各种错误理念，如人类进化与起源、战争的作用，和当今社会对竞争意识的过度强调等，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这些传统理念，它隐含在我们所作的一切决定和所选择的生活方式之中。

为何要写此书？

尽管现在不乏指出人类正面临威胁的著作，但它们都无法解决我们应对这一局面的核心问题。如果无法回答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我们是谁”，我们又怎能知道该作出哪种选择—该颁布哪些政策，该通过哪些法律？或者怎样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怎样共享救生技术、怎样化解造成人们和社会四分五裂的矛盾？个人、家庭、国家和整个文明都必须首先了解我们是谁，然后才能作出正确的选择，特别是在当下每个选择都关乎生死的时刻。

如果无法回答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我们是谁”，我们又怎能知道该作出哪种选择？

如果不能回答这一最根本的问题，想要作出改变命运的选择就如同要走进一栋不知门在哪里的房子。尽管我们可以破窗而入，或把墙推倒，但在这一过程中房子也会遭到破坏。这正是对我们目前所处困境的最佳比喻。对于这个在近一个世纪人口已经增加了3倍多的人类大家庭而言—从1900年的16亿到2011年的70亿—我们可以利用对“我们是谁”的了解去开启找到最佳解决方案的大门……或者也可以运用基于不完善的科学所提供的错误观念来应对这些危机，但这最终会毁掉我们的家园。

只有了解了人类历史、地球的周期变化及其对人类生活影响的真相，我们才能知道人类所面临的困境是什么，所能作的选择又是什么。

本书指出了六大领域的新发现（以及这些发现所喻示的真相），这将彻底改变我们对这个世界和人类历史的思维方式。正如我们需要应对这一时代的重大危机一样，我们也必须认真思考以下真相：

真相1：我们能否化解威胁人类生命和地球的各种危机，取决于我们是否愿意接受科学所揭示的有关人类起源和历史的真相。

现在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必须在8~10年内加以解决，因此如果不知道“我们是谁”，又怎能知道我们应该作出哪种选择、通过哪些法律，又颁布哪些政策呢？而我们一直秉承的有关人类进化和起源的信念在面对科学界的最新发现时已变得毫无价值。

真相2：主流教育体系既不愿反映科学界的新发现，也不愿探索新的理论，这将使人类总是固守已有的想法，无法克服有史以来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

我们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怎样的政府和文明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在过去的300年里，我们的这些信念都源自旧科学所提供的错误观念。而科学方法的根本原则就是在应用的过程中能对错误的观念进行自我修正。

真相3：化解威胁人类生存危机的关键在于，要建立一种适应时代变化的互助合作关系，而不是相互指责，相互抱怨，因为这只会使人类的相互协作变得愈加困难。

人类所面临的种种危机（一些是人为的，一些是自然形成的）已经威胁到了人类的生死存亡。工业时代确实导致了大量温室气体的排放，我们当然需要寻找干净、环保的方式为住在这个星球上的70亿人口提供电力和燃料……然而：

事实是：气候变化并非人为所致，而是地球气候变化的自然规律。有关45万年来地球气候史的科学证据表明，即使没有人类的存在，地球的气候也会以大概10万年的周期变暖和变冷。

事实是：在气候变暖和变冷的历史循环过程中，温室气体的积聚要比气温升高滞后400~800年。

事实是：人类要空前团结，通力合作，才能创造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适应自然变化规律，化解由人类引起的种种危机。

真相4：对末次冰期晚期先进文明的新发现使我们找到了解决当代危机的方法，因为这些危机也曾是人类祖先面临过的。

尽管末次冰期文明的科学发现并不支持历史学家关于人类历史时间线的传统看法，但这些科学发现却支持古老的有关世界循环的观点……比如文明的兴衰更迭、地质灾害事件的循环发生、错误决定带来的后果的重复上演。

真相5：不同的科学领域运用先进技术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科学数据，它们都确定无疑地证明，人类诞生于一种一次到位的设计，而不是经过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随机出现的生命形式。

尽管科学还无法确定是什么，或是谁决定了人类的诞生，但这些新发现却对传统的进化论发起了有力的挑战，即人类起源于随机的生物进化过程的概率是不存在的。

真相6：400多份专家研究报告表明，残酷的竞争和战争有悖于人类团结与合作的天性。换句话说，人类并不迷恋战争。

那为什么战争在塑造人类历史、生活和世界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我们可以从人类最早的历史记录中略知一二，也可以从古代用战争来结束战争，以及人类与命运抗争的记载中找到蛛丝马迹。

21世纪头几年中各种大规模危机的相继爆发正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也势必会沿着历史的循环发展趋势，最终毁掉人类已有的文明。因此，在人类和自然循环历史中了解我们是谁和我们身在何处，并从历史文明中汲取教训才是人类面临危机时能继续生存的关键。

把当代的科学精髓和历史智慧相结合，我们就会看到人类依然可以找到方法化解危机，重获新生。我们可以在了解人类真相的基础上制定一些可行和可持续的生存原则，并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本书的主要内容

通过本书的7章内容，我衷心地希望你能以一种强有力的、新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对于一些人来说，也许这种思维方式并不新颖。或许你成长在一个足够幸运的家庭，可以接触到人类文明和生命的新发现，你的精神、宗教观和世界观得以充实和完整。

然而，对那些没有这种成长经历的人来说，本书接下来介绍的新发现将会为你开启一扇大门，让你走上新的自我探索之路。无论你的宗教信仰是什么，这些科学证据都会让我们重新思考一些根本问题：我们是谁，我们来到地球有多久了，以及为什么世界会从根本上坍塌，所有这一切都值得你用心阅读。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你将发现：

·考古证据表明，人类的先进文明和科技在地球上的发展与繁荣，要远比人们所认为的5 000~5 500年早得多。

·为何人类今天所发起的战争源于人类自古以来的思维方式，为何战争是那些原本不属于人类的原始战争的现代延续。

·科学证据表明，人类生命的诞生源于一种智能设计。

·时间线将说明人类生命的密码何时在子宫中被激活，人类何时开始了第一次心跳，又在何时意识被唤醒。

·人类历史文明时间线的重新修正将为当今面临危机赋予新的意义，也有助于弄清人类面临的选择。

重要的一点是，你必须预先了解通过这些科学发现你能得到什么。正因如此，接下来的阐述将为你清晰地展示本书要讲什么和不讲什么。

·本书不是一本科普书。我将与你分享前沿科学新发现，邀你与我一起重新思考我们与历史的关系、时间周期、我们的起源和战争习惯，但这部作品并非按照教科书或学术期刊的模式和标准来撰写的。

·这也不是一篇经过专家评审的学术论文。本书的每一章和每一篇研究报告都没有经过有资质的评审团或专家组的详细评审，这些专家通常在某一特定领域通过自己的视角来看待我们的世界，如物理学、数学和心理学领域。

·本书文献翔实，研究深入，且通俗易懂，描述了大量的实验、案例、历史记录和个人经历，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

·本书是一个跨越科学的和灵性传统界限的典范。通过将遗传学、考古学、微生物学和分形时间的结合，我们将得到一个全新体系，从而深刻了解当今时代的巨大变化和应对这些变化的方法。

从本质上而言，对“我们是谁”的探索总是因人而异，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次独特的个人经历。而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我们与家人、朋友和文化互动的不同经历。我们总是被告知不同的理念，去解释人类的历史和起源，理解我们存在的价值—这些理念都是基于我们在某一特定时期所认为的“真理”。

我将诚挚地邀你一起去了解本书中的科学发现，探索它们对你的意义和价值。试着和你生活中的重要人士去探讨这些发现，了解这些发现能否或者如何改变你与家人共有的信念。

我写本书只有一个目的：让读者了解我们与历史的关系（它体现在我们解决威胁人类生活和整个世界的危机过程中）。而做到这一点的关键是：我们越了解自己，就越能清楚地知道自己要作的选择。

谁都无法说清未来会怎样，对量子论的了解告诉我们，现在的选择将会影响我们的未来。但是无论等待我们的挑战是什么，面临的选择是什么，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了解我们是谁，了解人类之间以及人类和这个世界之间的关系，将会使我们跨出革命性的一步，让我们生活得更好，与自然界相处得更为融洽，而这些优势是我们的祖先在面临他们那个时代的危机时所不具备的。所有的这一切都开始于我们对人类生存的各种真相的深入了解，以及基于这些真相作出的每一个抉择。

格雷格·布雷登

美国新墨西哥州圣菲

我认为，如果不知道我们是谁，从哪里来，人类就无法前进。

——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ey,1903~1972),

考古学家、博物学家

“你可以想象美好的事，也可以想象悲惨的事，但无论如何这都不取决于你的决定。你认为你的内心深处既有善良的一面，也有邪恶的一面，但本质上你只有一种能力—想象力。”这是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的小说《神秘之球》中的句子。在这部科幻小说中，他用外星生命的视角讽刺了人类自身的丑恶。当然这部小说是虚构的，但喻义之深远令人回味无穷。

事实上，我们自身就是神秘的生命体，是各种极端思想和矛盾的结合体，这体现在我们每天的生活方式和所作的选择中。比如，我们总是在生活中渴望自由，但一旦获得自由，又害怕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人类身体细胞可以再生的事实提醒着我们人类有自愈的能力（如果没有这种能力，我们将无法存活），但我们在治疗自己的疾病时却不愿意承认这种能力。我们总是声称自己富有同情心，但我们却是唯一为了得到他人的信息或仅仅只是为了娱乐而折磨他人的物种。我们总是说渴望和平，但却在继续制造有史以来最具杀伤力的武器。

现在人类已经进入了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各种危机、极端思想和矛盾都在此汇集。我们已然拥有了有史以来最先进的科学，但依然无法回答人类生存的最根本问题：我们是谁？

依然众说纷纭

美国人口普查局说，我们与世界上70亿人共同生活在这个星球上。尽管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如按照肤色、血统、地理位置和信仰，把人类分成不同的群体，但就人类的起源来说，我们有着共同的祖先。如果在全球范围内挨家挨户地调查人类的起源，所有回答有可能都会归为以下三类观点：

1.人类是200万年以来漫长的生物共同进化过程的产物。

2.一种更为伟大的力量创造了人类，赋予其生命，并让他们生活在地球上。

3.存在一种神奇的宇宙模式—一个充满智慧的设计—是它创造了人类。这一设计在很久以前被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的某人或某物所启动。

尽管上述简要总结并不能把这些观点概括得恰如其分，但这三种解释却是目前人们持有的核心观点。

几千年以来第一和第三种观点一直都是不存在的，在1859年以前只有一种观点来解释人类的起源，是由宗教领域提出的。根据《圣经旧约·创世记》中的记载（这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最早的文字记载），人类是被上帝有意创造出来并生活在地球上的。

这一观点直到现在仍被一些宗教团体所推崇，即所谓神创论，是由英国圣公会大主教詹姆斯·厄舍（James Ussher）在350多年前的宗教教义中提出来的。结合不同版本的《圣经》解释和那个年代《圣经》中有关生死的历史记录，厄舍主教推断出了他认为的从人类被创造以来的宗教事件的准确时间线。

根据计算，厄舍推断出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星期天是创世第一天—《创世记》中描述的“世纪之初”，然后将这一天作为起点推算出了历史上的事件和《圣经》中的族谱，计算出了现代神创论者，特别是年轻的神创论者一直接受的地球存在时间：6 000年。

然后将这一时间点作为基准，厄舍又推算出了有关人类起源和《圣经》记载中的主要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比如他认为亚当是在公元前4004年被创造出来的，夏娃在这之后不久也被上帝创造了出来，在同一年稍晚的时间，他们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厄舍的这些推断都收录在那个年代《圣经》的权威版本中，1701年英国国教正式接受厄舍的基督教纪年的推断。

以厄舍为创始人的神创论者的主要观点之一，就是所有的生命都是在创世的一瞬间被创造出来的。除此之外，这一理论还声称当今世界不可能出现新的物种。现在或过去存在的所有生命形式，包括人类自身，都是最初创造的结果，这些创造是固定的，永恒不变的。

这些观点与现代科学的两个主要论点相冲突：

1.目前地质学家认为地球已经存在45亿年之久。

2.传统科学大多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是解释地球上生命多样性的合理机制。

由于有关基督教纪年的解释五花八门，所以有时老派的神创论者也接受地球存在45亿年的说法，但神创论与达尔文的进化论完全相对，两者之间似乎没有中间道路。

1836年，达尔文结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贝格尔号勘探活动回国。23年之后，即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他的科学发现。他的震惊世界的《物种起源》以全新的进化论思想推翻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在之后的篇章中，我将会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进行更为详尽的探讨。此处之所以先提到进化论，是因为它对宗教观点发起了挑战，尤其是对基督教会的观点。

当然，我想先把我的观点陈述清楚，那就是尽管达尔文的研究十分缜密，文献翔实，以科学方法为准则，但目前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却证明，进化论并不能解释人类的起源，也无法证明人类就是进化的结果。当然这并不是说进化并不存在或从未发生过。进化确实存在，化石记录证明，对于一些物种而言确实存在着进化过程，但问题是当我们把从动植物身上观察到的进化过程放在人类身上时，科学事实却不支持进化论。

这意味着什么？我们该相信什么？以上三种有关人类起源的观点到底哪种才是正确的？在这一问题上人们依然看法不一，争论不休。如果考虑到科学发现，进化论已经越来越无法解释人类生命的复杂性了。

换言之，我们所看到的自然界中的进化过程并不适用于人类。正如你在接下来要读到的那样，总有一些发生在人类身上的事件是进化论无法解释的，至少就目前我们对进化论的了解而言是这样。

颇具争议的理论

自1859年以来，科学界和众多“现代科学”都一直将进化论作为唯一合理的理论，来解释人类的起源以及人类如何进化到现在的模样。对进化论的广泛接受促使人们一直找寻证据来证明这一理论，即试图找到“联系环节”的化石，以便提供数据来证明人类的进化阶段。但就像这些化石极具争议一样，人类进化过程中的“联系环节”在150多年以来一直都是那么虚无缥缈，难以捉摸。

近年来，人们似乎更热衷于找寻人类祖先的证据，像极具声望、信誉极高的诸如《科学》和《自然》杂志都大篇幅地刊登这些研究，并配有整版的彩页来展示研究数据。似乎一夜之间著名杂志封面上那些眼窝深陷、瞪着我们、被修复过的骷髅成为了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他们甚至被赋予了诸如“露西”和“乔治”的名字，这让他们听起来更像是我们中的一员。

成长于20世纪60年代的我，从小就经常在家里的黑白电视上观看探索人类祖先的纪录片，也经常在《国家地理》和《史密斯》（Smithsonian）杂志上读到此类文章。尽管对人类祖先的探索依然在进行，最新的发现却变得越来越不为人知了。那些成果卓著的对人类祖先的化石证据的探索研究甚至已经扩展到了东非大裂谷的偏远地带，例如在坦桑尼亚北部利基家族对人类化石的探索研究—这些研究是由S·B·利基（S. B. Leakey）、妻子玛丽、儿子理查德还有他的其他孩子几代人共同完成的—他们的研究认为人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0万年前左右。

利基团队的探索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他们除去疏松的土壤，砸开岩石，拭去灰尘，找出骨头碎片、牙齿、石器，有时甚至可以找到具有人类特征的原始人类的完整骨骼。利基团队称其为“南方古猿”和“尼安德特人”，这些原始人类被认为是人类进化阶梯中的实例。

尽管类似的发现总是让人印象深刻，增加了我们对过去的了解，但这些有关人类起源的研究却缺乏直接可以将原始生命形式和现代人类联系在一起的重大发现，或许永远都找不到。我的感觉是尽管非洲的这些探索工作十分有趣，也告诉了我们很多远古时代的生命形式，但或许发现的这些生命形式并不属于人类的历史。

“联系环节”：依然未知

从1859年进化论的提出到今天我写这本书，人们依然未找到有力的证据来证明人类进化的过渡物种，即用来证明人类的祖先从原始阶段进化到更像人类的化石证据。尽管我们现在拥有了更为先进的科技和更多的人力资源来探索人类起源的问题，但这一问题依然存在。对人类谱系的仔细研究表明，我们曾经一度认为化石间存在毫无争议的联系，现在这些联系却遭到质疑或被认为是人类自己推断出来的。

换言之，我们依然没有找到可以将现在的人类和已发现的那些远古时代的生物遗骸联系在一起的物证（见图1.1）。

被广泛接受的从原始祖先到现代人的年代排序，这种年代排序多数来自化石证据。

图1.1 猜想中的人类进化树

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也承认缺乏这种证据。他还承认这可能是由于某种缺陷：要么是因为地质学家看待地球的观点有问题，要么是他本身的进化论存在缺陷。他在书中提到：

就自然选择论而言，一定存在某种过渡的生命形式……但为什么我们找不到这种关联形式呢？为什么每一次地质勘测都不支持这种联系呢？我们依然没有任何证据，这就是最显而易见，也是我的理论最有可能遭到反对的原因。

反思了进化论的明显窘境之后，199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托马斯·H·摩根（Thomas H. Morgan）指出，即使用“最严格的……测试方法来区分野生物种，我们依然无法找到任何可以证明从一个物种进化到另一个物种的例子”。

20世纪末期的两大发现或许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启示，让我们了解为何原始人类和现代人类之间会存在“联系环节”缺失的问题，以及这一环节对我们探索人类起源的意义。接下来我要详细介绍，由于发现了很多有力的科学依据，尽管南方古猿和尼安德特人可能反映了某个物种的历史，但这一历史可能根本就不属于人类。

以下就来介绍这两大主要发现。

有趣的化石，但不属于人类！

第一幅生命“蓝图”是在1953年由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绘制的。通过建立基因分子模型，他们为科学界开启了一扇大门，让人们可以通过分析每个人独一无二的基因特征来识别不同的人。

我们眼睛和头发的颜色以及患某种疾病的趋势，这些身体特征会存储在人类的基因图谱中。沃森和克里克破解了记录我们原始特征的密码之后，通过将基因片段进行匹配的方法来确定亲子关系、确认失踪人口、将犯罪者和犯罪现场联系起来，都已成为执法部门和法医学的核心手段。而且基因分析这种侦破手段也成就了美国最成功的刑事侦探系列剧《犯罪现场调查》。

早已被最高法院作为寻找犯罪证据的技术—犯罪现场调查技术—直到1987年才在历史上第二次用于研究人类的起源。之后，2000年格拉斯哥的人类鉴定中心对现代人类和被认为是人类祖先的物种的基因进行了比对，并发表了他们的调查结果。科学家们和来自俄罗斯、瑞典及苏格兰的同事一起检测了保存异常完整的尼安德特婴儿的基因，他们在欧洲和亚洲边界北高加索的石灰石洞中发现了这具保存完整的尼安德特婴儿的遗骸。

这具保存异常完整的婴儿遗骸直到现在都是个谜，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正常情况下保存如此完整的遗骸只有在冷冻的环境中才会发现，比如像在寒冷的极地。只有这种环境才能使其保存完好，才有可能与现代人类的基因进行比对。这也是人类第一次对已经进行过碳元素年代测定的遗骸进行类似的检测。研究结果表明，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类之间的联系微乎其微。研究报告认为，事实上，尼安德特人并不是现代人类的祖先。

尽管从理论上来说基因比对科学应该可以解释人类起源的奥秘，但研究结果却对人类起源和进化联系提出了越来越多的疑问，当然它也为我们开启了一扇通往“未知领域”的大门。

“早期现代人”（early modern human），或“解剖学上的现代人”（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这两个术语已取代了“克鲁马努人”（Cro-Magnon）用来描述与人类最近的祖先。现在科学家们相信，当代人类和早期现代人之间的差异非常微小，他们不能被划分为不同的物种。换句话说，尽管古人类的行为不一定和我们一样，但他们长得却和我们非常相似，反之亦然，我们依然长得像他们，我们的外貌与20万年前的祖先相差不大。对于那些研究人类进化过程存在缓慢变化的专家而言，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2003年，基因技术的发展可以允许人们对年代更为久远的遗骸进行基因比对，这一次科学家们对尼安德特人和已确认的人类最早的祖先早期现代人进行了比对。欧洲的科学团队研究了两个早期现代人的基因，一个距今2.3万年，另一个距今2.5万年，还有4个尼安德特人的基因，距今约2.9万~4.2万年。研究结果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报告指出，“我们的研究结果进一步证明了其他领域的发现，‘尼安德特遗传’假说并不成立。”换言之，在动画片中被描述成穴居人的尼安德特人并不是早期现代人的祖先。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并不是从尼安德特人进化而来的，他们也不是我们的祖先。

基因“融合”的奥秘

随着基因密码的破解，又出现了另一个与之相关的神秘领域，那就是用于区分不同物种的染色体。生物指示（biological instructions）包含在物种成员中的染色体内，决定着诸如骨骼结构、脑部大小、新陈代谢方式等。类人猿有24对染色体，或总共48条染色体。人类有23对染色体，或总共46条染色体。尽管和人类最近的亲属相比，我们似乎只是“丢失了”一对染色体，但人类的基因图却揭示出更多有趣的奇特现象。

在对人类比类人猿少一对染色体的现象进行深入研究之后可以发现，人类的2号染色体，和黑猩猩的12号和13号染色体结构极其相似，只是这两条染色体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融合，构成了一条更长的染色体。但有趣的是，这种染色体融合现象似乎只发生在人类身上。

我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的科学术语来描述这一对染色体的融合，“我们得出结论，在粘粒c8.1和c29B克隆位点，存在一个古老的端粒—端粒融合的遗物，它标志着在这里类人猿两条染色体的融合形成了人类2号染色体。”

换句话说，那两条从我们基因中消失的染色体似乎又找到了，它们经过融合成为了人类所特有的一条新的染色体。除此之外，我们还找到了其他的特征来证明人类和黑猩猩的基因几乎完全相同。

那么基因的融合又是如何发生的呢？科学家们到现在还未找到答案。但这些研究的结果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神秘的大门，最终让我们找到问题的答案。正是由于这些染色体的融合以及融合的形式使得科学家们得出结论，只有在一个非同寻常的过程中才有可能发生这种基因现象。这些研究告诉我们，人类独一无二的2号染色体的基因排序并不能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进化论中得到解释。

在遥远的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才会使生命发生如此巨大的改变，到现在还不得而知。然而，基于对人类和灵长类生理机能的对比，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作为智人（Homo sapiens）的人类并不是进化而来的。

***

从基因中获得的新数据，以及能证明人类是从低等灵长类动物进化而来的证据的缺乏，表明人类可能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物种。这一理论认为人类并不是灵长类动物的后裔，而是完全不同，是与它们有明显差异的物种。尽管这一理论引起了神创论和进化论支持者的强烈质疑，但是对灵长类动物和人类的一些特征进行对比得出的结果依然支持这一理论，如骨密度、流泪、出汗、长头发而非皮毛等特征。

尽管这些科学发现提出的问题远比能回答的问题要多得多，但研究的每个阶段都增加了我们对自身的了解，也进一步确定了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在世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化石记录的更多证据进一步提高了这些研究的可信度，这些证据表明，人类有可能和某些进化缓慢的生命形式拥有共同的基因特征，然后人类根据自身的基因时间线从这些生命形式中独立发展而来。人类可能是更为久远的物种，这大大早于过去的推断。

显然，由于缺乏支持神创论和进化论的证据，随着新证据的出现，这些理论有可能会被修正。

我们不是什么

有时我们在生活中想要知道“这是什么”，首先要知道“这不是什么”，通过这样的排他过程，最终才能找到事情的真相。通过了解我们与爱人、家人、朋友、同事的关系，以及了解战争与和平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掌握更多生活经验。只有在经历了之后，我们才明白不想要什么。

比如，只有在亲身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才会对战争说“不”。只有在20世纪中期亲身经历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种族屠杀，我们才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再度发生。

当今许多主流科学家、教师、研究者都在积极地对过去100多年的科学发现进行详细的筛查，以发现在人类起源的问题上哪些是真，哪些是假。他们的发现多得惊人，似乎每天都有此类文章在发表。事实上，由于每天需要报道的新信息太过庞杂，像《科学》这样的学术期刊也决定在他们月刊的基础上再增加一种《科学周报》，以便让读者了解更多最新的科学发现。

尽管所有的研究都是为了帮助我们了解20世纪的所有发现，但其中许多重要的发现却依然未反映在教科书中。这就意味着我们把对未来的希望、把我们的信任和前途寄托在这些依然学习陈旧科学知识的年轻人身上。

学车时如果不懂交通规则就无法安全地开车，同样，如果不懂得人与世界的关系，那么仅仅以为通过把世界缩小到原子和分子就能了解世界，是无法让我们找到解决当前危机的方法的。如果我们能将有关人类的科学发现和人类的历史联系起来，会得到什么启示？关于“我们是谁、不是谁”这一问题，前沿科学又能告诉我们什么呢？

下面列举的部分事实将会让我们对科学的最新发展方向有一个初步了解。

1.生物细胞在极长的时期里发生随机突变的理论并不能解释人类的起源或人类生命的复杂性。

2.科学发现表明，人类和人类谱系中早期类似人类的生命形式之间存在生物联系，但还未得到证实。

3.基因研究证明，我们并不像之前一直被认为的是尼安德特人的后裔。

4.自从20万年以前早期现代人出现在地球上以来，人类的改变很小。

5.使人类具有独特性的基因不可能通过进化论的自然选择方式形成。

既然我们对于自己不是什么已经有所了解，那么当今最新的科学发现关于我们是谁这一问题又告诉我们什么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是本书接下来6章的核心。

300年以前，以牛顿的物理学原理为核心的科学思想使我们认为世界和人类似乎是宏大的宇宙机器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二者分别是宏大和微小的体系，相互分离、相互独立。

150年以前，达尔文提出人类是20万年历史进程中的终端产物：是进化过程中优胜劣汰的侥幸者，我们的祖先曾经为了我们现在在地球的位置而奋力抗争过，因此现在我们也必须继续这一使命。

此外，在过去大约100年里，科学使我们相信科技可以解决人类的问题，我们可以利用科学来战胜自然、战胜威胁人类生存的种种危险。

所有这些想法都是基于错误的信念，而这些信念是源于不完善的科学知识，有时甚至是错误的知识。

要回答我们是谁，就必须重新审视传统科学带给我们的启示。为此我们必须尽快了解过去的错误理念是如何把我们领入歧途，让我们在错误的道路上去探寻生命的真相的。

接下来几章中介绍的科学发现是真实的。它们代表着最新的科学走向，本应该成为各大期刊和主流报纸的头条，但事实却是它们只能刊登在不起眼的科技刊物和科技通讯上，而这些期刊只拥有很少有科技意识的读者。正因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教科书会远远滞后于科学发现，而这些科学发现有助于我们了解它们在人类生存这一神秘的领域将把我们引向何处。

真相1：我们能否化解威胁人类生命和地球的各种危机，取决于我们是否愿意接受科学所揭示的有关人类起源和历史的真相。

有时概念令人费解，并不是因为它太深奥，而是因为它本身就是错误的。

——E·O·威尔逊（E.O. Wilson)，

生物学家和博物学家

2008年，克利福德（Clifford）和杰弗里·阿齐泽（Jeffrey Azize）兄弟俩拍摄了一部纪录片，记录了他们对人类最古老，也是最令人迷惑不解的问题的探索，比如“我是谁”以及“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这部电影令人震撼，发人深思，也得到了极大的认可，到目前为止已获得了30多项大奖。这部电影的名字就是《人类经验》。

故事的主线是兄弟俩和观众分享他们的奇特经历，包括在秘鲁和孤儿的相遇，在加纳和麻风病患者的相处。这些经历改变了兄弟俩，使他们及观众在这一旅程中看见了人性的光辉和人类不可估量的内在力量。

电影中提出的问题实质上就是那些依然未能得到解答的古老问题，这些问题在20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在试图理解宇宙和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时就开始追问了。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我们一直设法解答一直困扰人类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到底从哪里来”、“我们是如何来到地球的”以及“我们又将去向何处”。在每一历史时期，我们总是利用当时的最佳方法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即使在当今的科技时代也不例外。科学给我们提供了探索世界和人类奥秘的方法，让我们从那些有时看似毫无意义的事件中得到启示。

当我还在接受成为一名科学家的培训，被要求使用这些科学方法时，没人能向我解释清楚科学到底是什么，科学又为什么能成为探索整个世界的成功方法。

用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话来说，“科学是试图使我们头脑中一大堆杂乱无章的感性经验符合逻辑的思维体系。”换句话说，科学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共通的语言，让我们探索生命的奥秘。

本质上，科学是独立于一个人的情感或期望之外的，因为它有时会改变科学家看待世界的方式。当科学家一步步运用前人推导出的科学步骤，即所谓的科学方法时，就可以确信自己的研究有充分的理论依据，特别是当这些已经被众人接受的方法引出新的发现，被世界所熟知时。

对世界上最古老的考古遗址之一的年代测定最能解释我的看法。当科学家测定土耳其东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哥贝克力山丘（G?bekli Tepe）遗址的年代时，他们利用了已被人们普遍接受的碳–14年代测定方法。所以当结果表明这一遗址的历史年代大约有11 517~11 623年那么久远—至少比苏美尔人早一倍之多，而苏美尔人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正是由于测定基于已经被证明的方法，所以研究结果得到了足够的重视。

总的来说，科学方法就是一系列的步骤，如果一个想法想要在科学界获得认可，就必须遵循这些步骤。图2.1说明了这一过程。

我之所以在此探讨科学方法是有原因的。从图2.1可以看出，如果发现了一个新的科学事实，而这一科学事实又改变了我们的已有想法，那么旧的理念就必须得到更新，这样才会给新的科学信息留出空间。这一方法允许也期望不断发现新的科学信息，并能将其融入我们已有的想法和信念中。比如，当科学家们发现原子并不是构成物质的最小颗粒，而是由更小的微粒构成时，那么旧的原子构成模式就过时了，它就会为新的构成形式让路，诸如夸克、轻子、胶子等。在新的科学发现中被证实的事实使科学知识得以更新，这正是使科学忠于事实、紧跟时代、富有意义的关键。

这一过程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种方法，让我们知道如何发现科学事实，判定哪些看法是科学事实所不支持的，不过科学方法只对应用它的人起作用。

图2.1 科学方法遵循的四个步骤

事实上，如果不相信已被证明的新的科学事实，特别是当这些新的科学事实明显不支持已有的科学信念时，这种做法是不科学的。但它却正发生在当下编写教材和教学的过程中。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新的科学发现，它们之所以未出现在教科书中有一系列的原因，包括不愿意放弃旧的理念和思维方式。然而只有这些科学发现才能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过去，才是我们掌握未来的明智之举。

科学在我们探索自然界时给我们提供一种与事实保持一致的最佳方式，还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语言，让我们可以与他人分享科学发现。因此，当生物学家说最初三个有丝细胞分裂后人类胚胎会发生某种神秘的事情时，我们就可以准确地判断出他所指的是哪个阶段。

当然我想强调，其实还可以用其他语言来描述自然界。比如像炼丹术和灵性这样的领域要比科学历史久远得多。尽管它们肯定不是“科学的”（即它们并不一定基于已被证实的科学发现来解释自然），但它们长久以来却能很好地解释人与世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苹果、磁铁，以及科学时代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现代科学或科学时代始于1687年7月。这一年牛顿发表了他的伟大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书中介绍了可以用于描述整个世界的数学。200多年以来，牛顿对自然界的观察一直都是科学界的基础，现在被称为经典物理学。

随着19世纪末期电学和磁学理论，以及20世纪早期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出现，经典物理学在解释世界那些“大问题”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行星和星系的运行、苹果的掉落（根据流行的说法，牛顿是在苹果掉落在他头上时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等。这一切都证明我们可以运用经典物理学来计算人造卫星的运行轨道，甚至把人类送上月球。

然而到20世纪早期，新的科学发现表明，自然界的有些地方牛顿定律并不起作用。从原子内的微小粒子世界，到遥远的星系诞生时原子的存在形式，传统的物理学都无法解释科学家们遇到的诸多现象。而回答这些问题的科学方法就是，如果已有的思维方式不能解释我们所看到的现象，那么旧的思维方式就应该得到更新，以将新观察到的事实和新发现考虑在内。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在物理学领域出现了量子物理学：研究微观世界。

自从量子物理学出现在科学舞台上，科学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将经典物理学和量子物理学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融合成为一种看待宇宙和生命的统一方式：统一理论。但到目前为止这一理论还未找到。尽管一些理论学家解开了一些疑惑，但却没有人能解释所有的疑问。就像脆弱的堤坝一样，即使已经将一些裂缝补好，但依然会出现新的裂缝。新出现的理论可以回答一些问题，但同时又会出现新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此前并不存在。

弦理论的发展过程是能说明这些问题和裂缝的最好例子。20世纪80年代，弦理论认为宇宙是由看不见的波动的能量弦线组成的，这在当时被认为会引领物理学的又一次革命。但是物理学家对这一理论研究得越深入，出现的问题就越多。哥伦比亚大学数学家彼得·沃伊特（Peter Woit）说，“弦理论就像一个将被扎破的气泡，因为它的基础已经不在了。”

同样，惠勒—德威特方程（Wheeler-DeWitt equation）起初宣称可以将经典物理学和量子物理学统一起来，随着我们对它的深入了解也很快成为泡影。为了完成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惠勒—德威特方程去除了造成这些问题的重要因素：时间本身。尽管这样做有助于数学方程的推导，但事实是时间是整个世界和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没有时间，任何方程都无法真正反映人们想要解释的疑问。

然而，目前残酷的现实是：从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提出量子物理学的核心原则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在这100年里，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都致力于找到数学和物理学的最佳理论，用有史以来最好的研究设施来测试这些理论。因此，如果研究方向正确的话，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困扰科学界的重大问题应该已经得到解决。

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依然未能解决这些重大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想到这种可能性：或许我们的研究方向是错误的。

科学是否已误入歧途？

如果解释现实的这些基本思想是不完善的，那么将所有的智慧和科技都应用于这些错误想法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答案。无论这些理论在这一个世纪有多值得我们学习，无论它们能出多少万本教科书，无论有多少人毕生致力于研究这些理论，也无论我们投入了多少资金生产最复杂的仪器来测试它们，如果这些理论背后的想法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那么继续沿着这条错误的道路往下走就永远都不可能找到正确的答案。

这成了世界各地召开的学术讨论会和科学会议上的拦路虎：科学的方向是否正确？关于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我们的思考方式是否正确，所问的问题是否合理？

物理学家詹姆斯·勒法努（James Le Fanu）在2010年《展望》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名为“科学进入了死胡同”的文章中列举了新科学遭受质疑的两个例子，并提出了一个比“科学的方向是否正确”更为深刻的问题。勒法努大胆地提出了其他科学家只是影射或只敢悄悄说的问题：科学是否已经没有出路？

勒法努给出了如下解释：

当宇宙学家能肯定地推断出宇宙诞生时最初几秒发生的事，当地质学家对大陆移动的测定可以精确到厘米时，令人不可思议的却是，基因学家无法告知我们人类为何与果蝇如此不同，神经系统学家也无法解释人类为什么能够记住电话号码。

勒法努是正确的。他关于人类和果蝇的例子最能说明这一问题。

2001年在完成了人类基因组计划后，科学家们惊讶地发现人类的基因图谱比预想的要小75%左右。这一结果与之前的预计差异悬殊—大约7.5万个基因“消失了”—但科学家们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在这一项目之前，科学家们一直认为人类的基因和蛋白质是一一对应的。换句话说，人体内的每个蛋白质都来自于相应的基因，基因指挥细胞内那个特定蛋白质的合成。

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后，很显然过去的这种想法似乎是有些偏离的，它是错误的！这一错误源于20世纪中期科学家们提出的关于蛋白质和基因一一对应的错误想法，并在此之上建立了一整套思想体系。最终，科学家们也不得不承认，如果人类与更为简单的生命形式之间的基因差异如此之小，如勒法努提到的果蝇或更为常见的田鼠，那么他们在人类独特性的观点上也是错误的。

领导基因绘图团队的一家公司的总裁克雷格·文特尔（Craig Venter）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他说：“人类只有300个基因是老鼠所没有的。”根据他的团队进一步调查得出的结果，文特尔说：“这告诉我，基因根本无法解释人类的独特性。”

所以这也说明一个错误的想法会造成怎样的窘境，它又将把我们领向何处。如果人类与普通的老鼠之间只有300个基因的差异，那么我们又将去何处寻找人类与其他生物之间的差异？就像证据表明的那样，如果差异不在基因本身，那么差异到底在哪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就好像为我们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给我们带来了无数的可能性，让我们走上了没有退路的探索之旅。现在，科学家们必须寻找人类身体基因以外的原因，才能找到问题的答案。它会让我们进入一个未知的、深不可测的领域，也是科学过去一直不愿涉及的领域。

最终我们可能会发现，人类与其他生命形式如此迥异的原因可能隐含在人类最古老的传统和最根深蒂固的信仰中。所有这一切都告诉我们，人类是和神秘的“能量场”紧密相连的，它将人类相互联系在一起，也将人类和世界之外那些看不见的东西联系起来。正是这一特质，使得人类和地球上的其他生命形式如此不同。

勒法努的观点和他有关老鼠和果蝇论述的关键是：如果科学发展的方向是正确的，如果我们所提的问题是合理的，那为何我们依然未能填补人类某些认识的空白？为何我们依然无法解释人类的意识或无法将经典物理学和量子物理学统一起来？为何子宫中生命始于哪个阶段依然是个谜？为何我们依然无法得知是谁创造了可以追溯到末次冰期的古代文明？就人类与世界关系的思维方式而言，是否有可能我们的思维方式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我们已深陷其中，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是发现还是改良？

这些知识上的空白，以及科学研究投入带来的回报日趋减少，让一些批评家开始认为，现在的主要科学突破其实依然未摆脱以往的固有模式。换言之，尽管我们在诸如基因和计算机技术方面继续获得突破，但实质上这些进步大都是我们对已获得的知识的改进，都是在之前的科学突破上发展而来的。

人类在信息存储、电信、微处理器的速度，以及随着处理速度提高而外观越来越小的计算机上所取得的进步极少是能带给整个世界新意的突破，更多的是在我们已有的知识上获得的进步。芯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让计算机成为可能的芯片是在1958年开发出来的。它是基于当时的一种科学思想：信息被认为是一种能量，需要存储在有形的物质中，然后通过线路将其与某种设备连在一起。由于这种思想的影响，第一块商业芯片只需一个晶体管就制成了。当然现在先进的芯片技术要远比1958年制造第一块芯片的技术复杂得多（一些芯片甚至有1.25亿个晶体管），但这些新的芯片实质上只是基于最初想法的一种改进和完善，这一想法就是信息需要存储在某个地方。

芯片技术的改进是基于有关能量的古老思想，但量子理论的发现却向科学家证明，世界的本原就是能量，而世界的能量就是信息本身。换言之，信息无处不在，存在于世界的本原，即能量之中。这一深刻的认识告诉我们，不一定非得收集书中和通信设备中的数字数据，并存储在有形的“物质”里。

其实，这些数字数据可以存储在芯片之外，存储在量子理论所描述的世界本原中，即量子场中。构成量子场的主要特性（全像原理和量子纠缠）表明，如果我们能完全理解量子计算，那么困扰当今世界生产商的距离和空间限制将会消失。

其实量子计算的知识和技术早已存在，而且尽管像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教授塞思·劳埃德（Seth Lloyd）这样卓有远见的科学家已经在实验室中证明了量子计算的可能性，我们依然会发现想要实现这些可能性，要作的最大改变并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我们的思维方式。对于更多想要回答有关生命和宇宙问题的科学家而言，最大的障碍在于他们只能接受那些基于错误思想建立的理论。

科学发展的拦路虎

一些批评家不断地在问科学是否已陷入困境，还有一些人在问科学是否已令我们失望。当我们试图转向其他信念系统寻求帮助去理解这个世界时，其实我们已经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变得成熟。比如，当3世纪出现早期基督教教堂时，人们相信新的宗教可以回答人类生存的本质问题。但随着宗教的逐渐成熟，以及那些追随这些信仰的人的思想逐渐成熟，这些信念也不断地改变。因此，尽管教堂依然是很多家庭和社区的社会活动核心，但它能否回答生活中所有问题却开始受到质疑。

我们可以说现在的世界比过去美好，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很多，这都是科技带给我们的好处。当然，科学在某些方面是对的，而且我们将继续从科学突破中受益，比如医学的进步使我们的寿命得以延长，甚至延长超过10年以上。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科学观点的分歧和不一致却成了我们探索生命和自然之谜的巨大障碍。这些都是科学发展的拦路虎，比如构成科学信念根基的那些不完善的理论……不可持续的看待人类自身的方式。

除了科学家一直认为的基因和蛋白质存在一一对应关系的想法，以及那些现在我们知道其实不存在的一些事实，科学发展的障碍还包括我们依然无法解释使量子纠缠成为可能的能量场，进化论依然无法解释生命和人类的起源，以及我们依然无法找到证据来证明人类历史的先进文明其实是文明周期发展的一部分。

传统思想依然无法回答人类生存的本质问题，这一事实让人不得不怀疑我们赖以认识世界的传统思维方式。科学方法认为，当新证据不再支持已有的思维方式时，就是该“重新思考”这一思维方式的时候了。随着越来越多的科学发现否定了我们旧的理念，那些在过去不被人们接受的科学证据也得到了验证；这些科学证据必须融入到主流科学中去。正如在接下来的部分所要介绍的那样，正是以下一些错误想法妨碍了科学成为看待世界和人类在世界中作用的最佳方式。

想要以科学的方式来化解这些危机，就意味着在21世纪我们必须像100年以前的物理学家那样去做他们已经做过的事。就像他们转变思想来接受量子理论的证据一样，我们也必须转变思想，为那些推翻了我们最珍视的科学信仰的最新发现留有余地。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会被困在这些信仰和固有的生活方式之中，像现在这样走上毁灭之路。

科学中的错误假设

我们看待自身的思维方式正在发生全球性的变化，它迫使我们重新书写人类的起源、历史、来到地球的时间和最终的去向。尽管思维方式的革命开始于20世纪早期，但如果你不是致力于探索生命和宇宙奥秘的科学家，作为普通老百姓你甚至根本都不会注意它。

比如，对于那些竭力将冰河时代的先进文明归入传统人类历史时间线的考古学家，还有对那些发表了400多篇文章，来证明自然是基于合作而非“适者生存”的生物学家来说，思维方式的革命就像一场大地震一样，使我们看到了“超出传统意识范围”的新思想，正是它们将我们最为珍视的传统科学信念夷为平地。同时震碎的还有那些陈旧的教条和整个科学界的“遗产”，让我们重新评估长期以来固守的传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科学发现表明，我们信守了几个世纪的用于解释宇宙和人类角色的“科学事实”都是错误的。

有关宇宙以及人与宇宙关系的陈旧范式是基于一系列的科学假设—错误的假设—在新证据的面前它们不能再被作为科学事实去教授。这些错误的科学假设包括：

·错误假设1：人类文明的历史大约是5 000~5 500年。

·错误假设2：自然是基于“适者生存”的原则。

·错误假设3：进化过程中的随机事件可以解释人类的起源。

·错误假设4：事物之间的空间是空白的。

当我们想到日常生活—我们看待自己和家人的方式、解决问题和作出选择的方式—就会发现大多我们认为是常识的知识都是根植于这些错误的科学理念，它们是300多年以来科学的核心理念。所以也就难怪正是在这期间世界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诸如战争、灾难和各种疾病。这些听起来有些枯燥的生命的化学起源、人类在地球上并不那么久远的历史以及人与自然是分离的观点都让我们相信，人类只不过是宇宙中的粒粒微尘、整个生命体系中的一环而已。

所以，在生活的巨大危机面前，当我们总是感到无力去帮助自己和深爱的人时，还会觉得奇怪吗？当我们看到世界的变化如此之快，被认为“正在走向毁灭”，我们也感到无能为力时，还会觉得奇怪吗？乍一看，似乎我们找不到理由去转换思维方式，去相信我们可以掌控自身和所有的事件。毕竟，在我们的课本中，在传统的看待世界的方式中，我们从来都没有考虑过其他的思维方式。

然而，当我们再次审视20世纪末期的科学新发现以后，就会看到转换思维方式的必要性。尽管这些打破范式的研究发表在顶尖的科技期刊上，但它们的语言总是过于复杂，掩盖了它们对于普通百姓的意义和价值。那些不懂科技的普通百姓并没有感受到科学新发现对他们的冲击，因为他们被排除在这些高科技对话之外，这正是我们的思维需要革新之处。

近3个世纪以来的科学信念把人类描述为微小的生命，经过一系列惊人的生物偶然性来到了地球，然后作为与自然分离的弱小的受害者存在了大约

5 000年。新科学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在20世纪末期和21世纪初期，经过专家评审的科学研究向我们展示了如下事实：

·事实1：人类文明的历史至少是之前传统时间线认为的5 000~5 500年的两倍。

·事实2：自然是基于合作和互助的原则，而不是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原则。

·事实3：人类生命体现出智能设计的明显特征。

·事实4：我们的情感直接影响着我们所在的能量场。

·事实5：宇宙、地球和人类的身体来自于共同的能量场—无量之网—它使宇宙间相互连接的“量子纠缠”成为可能。

以同样的方式重复做同一件事情，却期待着不同的结果，这被认为是不明智的。所以，如果想要解决当今这个时代前所未有的危机，依然以导致了这些危机的同一信念来看待它们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既然已经知道这些信念不再真实，却继续往下走就更无意义。

为了迎接这个时代的挑战，我们必须比过去的3个世纪还要更愿意转换思维。要这样做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超越传统界限，因为这些传统导致了不同领域的科学发现相互孤立。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就会有惊人的改变。

科学错了……然后又对了！

总有一条知识链将现在与过去相连，这条知识链断裂后，我们也就失去了有关人类的某些珍贵知识。我们知道，在有记载的历史中至少发生过两次知识链的断裂：一次是在罗马征服时期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着火，还有一次是公元4世纪教廷在《圣经》编辑中对重要部分的删除。我的观点是如果能更深入地了解那些最早被丢失的知识，我们就能更清楚地了解人类祖先知道，我们却已遗忘的知识。

长大后，我利用大部分时间遍访了那些未受现代社会打扰的领域，只为寻找古老的智慧。我曾到过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一些地方，从青藏高原上华丽的藏族寺庙，到埃及高山上和秘鲁南部那些不起眼的庙宇，从被修复过的“死海古卷”到世界各地人们口述的历史，我都会仔细研究、认真聆听。尽管我遇见的人和听到的故事来自不同的文化传统，但他们向我呈现的却是构成人类历史脉络的同一主题。

其中一个永恒的主题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关系，他们对这些关系的深刻理解在最近的现代科学中才得到证实。因此总有一个问题萦绕在我的脑海：如果我们的祖先对这个世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了解如此透彻，而现代科学才刚刚确认了这些关系，那么人类历史的先进文明中又有哪些是已经被我们遗忘的真相呢？

深刻真相

在与爱因斯坦的一次对话中，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尼尔斯·玻尔曾谈起了有关“真相”的矛盾性。他描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真相：“一种真相是那些非常简单而清晰的论断，它的对立面是站不住脚的。而另一种真相却是所谓的‘深刻真相’，它的对立面同样包含着一个深刻真相。”

事物之间相互独立的科学观点就是一个深刻真相的例子，它是1887年由迈克尔逊—莫雷实验（Michelson-Morley experiment）提出来的。当时科学界最大的期望，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一直困扰科学家的问题：是否真的有统一的能量场把所有事物连在一起。当时科学界的想法是，如果真的存在这样一个能量场，那么它应该是移动的，而且也应该能够被探测到。

然而实验结果却表明，根本不存在这样的能量场。这一结果也暗示着这样一个科学假设—事物之间是相互独立的，也就是说，在此处发生的事情对它处发生的事情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从此，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的结果成为科学理论和课堂教学的基础。数代人都相信我们生活在一个事物相互独立的世界之中，并伴随着这种观点成长。这一观点也体现在生活和文明中的许多方面，从我们看待自身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方式，到以他人的利益为代价为自己谋取好处的经济体系。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的结果一直被认为是科学事实，直到99年之后另一位科学家试图重复他们的实验结果时才发生了改变。

1986年，一个名叫E·W·西尔弗图思（E. W. Silvertooth）的科学家试图在美国空军资助的研究中重复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实验结果发表在《自然》上，题目看似极其普通—《狭义相对论》。西尔弗图思利用比迈克尔逊和莫雷那个年代更为灵敏的仪器确实检测到了能量场的移动。这种移动确实是和地球在宇宙中的移动联系在一起的，这与迈克尔逊和莫雷在一个世纪前的最初预测完全一致。

任何深刻真相的本质特征就是，对其自身的否定同样是一个深刻真相。

正是过去固守的真相（错误理念）和科学新发现的真相（对固有错误理念的颠覆）之间的深奥关系导致了整个社会不断分化。这种分化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从恐怖主义和不同国家之间的战争，到让整个世界四分五裂的不同信仰。如果我们不对这一切进行反思，它们将给我们的世界带来近在咫尺的危险。

后来玻尔用较为简单的语言再次阐述了深刻真相的矛盾性，他是这样描述的：“任何深刻真相的本质特征就是，对其自身的否定同样是一个深刻真相。”在上述的例子中，正是被玻尔称为对旧科学理念的“否定”（也就是说这些旧理念在新证据面前失去了其价值）促使其对立面也同样成为深刻真相。

令人感到鼓舞的是，当今的信息化时代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具新意、更为正确的思考方式。但令人担忧的却是，整个科学范式已经建立在这些错误的理念之上了。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建立在所谓的“真相”之上，从教育部门通过的教学大纲到课堂教学的内容；从致力于教授这些科学范式的教师、作家、学者，到被世界各地最高法院列入法律中的各种条款。有关全球变暖的观点就是一个典型的深刻真相的例子。

对于一些人来说，联合如此之多的法律、政治和学术体系的力量来反思这些深刻真相或许有些小题大做。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又怎么能应对这些危机呢？显而易见，对人类生活和世界构成最大威胁的正是我们一直誓死捍卫的信念，而这些信念是建立在过去的错误理念之上的。正因如此，人类生存的关键就在于揭示这些有关自然的深刻真相。

知识的倒金字塔

世界上每件事情都有意义，所有的事情都相互影响。海洋中发生的事情对山脉的气候产生影响，河流中发生的事情会对以河为生的生命产生影响，你我在客厅或饭桌上所作的决定会对我们周围的人和远在地球另一端的人产生影响。在我们的自然界中，不存在将不同生命体分隔开来的界限。正因如此，我的内心一直有一个深深的疑惑：为什么我们在研究宇宙和自然时总是要制造一种人为的界限？

比如，我们总是倾向于认为地质学与物理学毫不相干，误认为生物学和日常生活毫无关系。尽管这种相互独立可能在近几年内会更有利于在大学里开展对岩石和生物的研究，但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必须把这些不同的学科作为生活中相互联系的一部分，唯有这样才会对我们的生活有意义。这也是科学研究可以建立新范式之所在，即不同领域的知识之间应该相互联系在一起。

按照不同学科分类，科学界存在一种层级关系。倒金字塔有助于我们更形象地了解这一关系。倒金字塔最小的部分，也就是位于其底部的塔尖是其上部的根基。在科学领域，作为倒金字塔塔尖的根基就是数学。正因如此，世界最早的科学家之一伽利略说过的话依然像500年以前一样还是真理。他说宇宙像“一本伟大的书，它永远在我们眼前打开着，但是如果不首先学会语言和掌握符号，我们就无法理解它。而书写这本书的语言就是数学”。

所以显而易见，数学知识是描述金字塔上部其他科学领域的工具。如图2.2所示：

数学是其他学科的根基。如果能时刻记得这一关系，我们就能懂得任何层级的科学知识的改变都必须将其根基也考虑在内，只有这样此种改变才能发生。

图2.2 科学倒金字塔所示的各学科之间的层级关系

在数学之上，物理学构成了倒金字塔的第二个层级，因为数学观点用于解释自然力量，我们称之为宇宙“定律”。然后这些定律—重力、光速等—又用于上一个层级的化学研究，通过对化学的研究我们了解了宇宙力量对自然的作用，创造了这个世界的基础，也就是地质学。每个领域的知识直接或间接地建立在我们看待世界、看待生命的方式之上。生物学就是关于生命的学科，而生物学再往上是心理学，它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同生命行为方式的根源。

透过这个简单的示意图有两点非常明确：（1）每一个科学领域在自然界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和它下面的其他学科直接相连；（2）当某一层级的新发现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那么它之上的所有学科都应该反映出这种改变。比如，当物理学发现了量子的互连性和非定域性原则，物理学之上的所有其他学科就应该有所改变以反映这一原则。如果化学开始采用这些观点，并在课堂教学中教授，而生物学却依然在教生物场的定域性，如心脏磁场，那么对研究身体以外的世界毫无意义。

但事实却是我们宁愿用相互独立的方式来研究世界，因此，不同学科总是陷入不断的挣扎，以努力赶上其他学科发展的步伐。如果我们把时间作为衡量的尺度，那么越是位于倒金字塔上方的学科，反映新发现所需的时间就越长。因此要想从科学中受益更多，关键在于我们自身和利用新发现时所拥有的智慧。

或许进化生物学家E·O·威尔逊对这一点描述得最为准确，他提到：“我们渴望智慧，却在知识中沉沦。所以世界将由那些智者所掌控，他们能在适当的时候搜集正确的信息，批判性地看待这些信息，然后再作出抉择。”从轮子的发明（既可以用于交通，也可以用于碾人）到武器的发明（既可以给整个民族提供食物，也可以在战争中屠杀其他民族），知识与智慧之间的对立似乎成了一直伴随整个人类的斗争。

稍后我们将一起分析知识与智慧之间的斗争以及知识即将终结的原因，但此刻我想说，判断科学的标准不在于它是否可以解释这个世界，而是取决于我们如何利用科学，期望从中得到什么，以及如何看待知识与智慧的关系。

超越知识与智慧：常识

无论以什么标准来衡量，对于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来说，20世纪确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1900年到2000年，世界人口从16亿增长到60亿，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44年的冷战，制造了7万枚一触即发的核弹，破解了生命的基因密码，登上了月球，制造了计算机，将第一批人类送入了太空。在过去的100年里，人类经历了5 000年以来最快的人口增长，和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许多历史学家认为20世纪是一个知识的年代，这一点显而易见。

除了获得关于自然和生命的新发现以外，我们在人类的历史方面也有了重大发现，20世纪中期发现了许多有关世界三大宗教基本教义的文字记录，对埃及、苏美尔和墨西哥尤卡坦半岛上的远古遗物进行了重新诠释。很显然，过去的20世纪是更新历史知识的时代。21世纪，当继续寻找人类历史的新发现时，毫无疑问我们也会发现自己现在生活在一个和父辈、祖辈完全不同的世界。

21世纪被视为一个智慧的世纪，我们要利用已有的知识，设法在我们所创造的世界中生存下去。想要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就要用与以往不同的方法—新颖和创新的方法—去处理问题。但要想找到这种创新的方法，就需要另外一种很少在科学书籍、科学证据和科学事实中被提及的知识。

我们必须利用人类的特殊能力去反思这些科学事实—数据表、计算机生成的模型、曲线图和预测表等。换言之，我们必须利用人们以往称为“常识”的方法去分析这些科学数据。然而，我此处称为“常识”的术语却并非我们普通意义上的常识。

其实，它只有经过系统和缜密的思考才可以获得。这种知识的获得意味着我们要搜集不同渠道的信息，把它们综合起来，仔细斟酌，然后再作出决定。因此，当需要作出最后的抉择时就需要将潜意识中的常识考虑进来，我们称之为“直觉”或“本能”。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人类将受益无穷。因为在历史上确实有这样一些时刻，正是由于人们从常识的角度作出了决定，才拯救了整个人类！冷战高峰期的一次事件就能最好地解释常识的力量。

1983年9月26日，苏联的一名中校坦尼斯拉夫·彼得罗夫负责监控苏联位于美国上方的卫星，查看美国是否有任何异常军事行动迹象。那时正值冷战时期，各方都高度戒备：9月初，苏联就把一架民用飞机误认为军用机而将其击落，结果导致269名平民身亡，其中还包括一名美国国会议员劳伦斯·麦克唐纳。

午夜刚过30分钟，彼得罗夫和他的部下最不愿意看到的时刻还是到来了。警报响了，信号灯闪烁着，苏联弹道导弹预警系统中的电脑屏幕上显示美国向苏联发射了5枚导弹。就在那一刻，彼得罗夫不得不作出最艰难的选择—还击，还是不还击—他知道那一瞬间人类的命运，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就掌握在他的手里。

他和部下都是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曾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他要发出的指令应该是非常明确的，他只需按下前面桌子上不断闪动的红色按钮，苏联就会发射自己的一批导弹进行报复。一旦他这样做，就有可能引起全面的核战争。一旦按下按钮，一切将无法逆转。系统设定的程序是人力不可改变的，它只会继续完成设定的所有任务。彼得罗夫后来解释说：“主计算机不会问我‘到底该怎么做’，因为系统已经设定好，一旦按下按钮，任何人都不能干预系统的操作。”

对于彼得罗夫来说，他的系统操作员、设备还有紧急情况都是真的，所有的数据都经过了核实。系统似乎运行正常，而且雷达探测器也表明苏联正在遭受核袭击，这将引发另一场世界大战。

但是进一步思考之后，彼得罗夫觉得有什么事不对劲。假如美国真的发动攻击，他们是不太可能一次只发射5枚导弹的。这不像一次“全面”进攻，不像是美国的所作所为。

彼得罗夫必须立即作出反应，但是在这样做之前他必须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是苏联受到了美国的核袭击，还是发生了别的事？在一分钟内他必须作出最后的决定。

彼得罗夫向上级和其他指挥站反映了这次警报，但是他声明这次监测出的导弹发射是“错误”警报，随后他在煎熬中等待。如果他错了，这些正朝他们飞来的导弹将会在15分钟内摧毁苏联境内的目标。漫长的15分钟过后，他，还有苏联指挥站的其他所有人都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什么事都没发生：复杂的卫星系统和计算机发出了错误的警报。

后来的调查证实了错误的警报是由雷达的“过失”造成的。调查者认定，是照射在高海拔云层上的阳光与美国一个导弹基地的卫星云图相近，从而导致预警系统发出错误信息。

我之所以要与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就是因为它所说明的本质。尽管所有复杂的科技都告诉彼得罗夫苏联正在受到攻击，尽管当时冷战正酣，尽管作为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必须严格遵循系统和所有的程序，但彼得罗夫将他收集到的所有信息和他的常识与直觉综合起来，而这些常识是在课堂中从未学习过的。在这种情况下，正是一个人的常识使得世界大战并没有在1983年9月再次爆发。21年之后，也就是2004年，世界公民联合会公认彼得罗夫是“拯救世界的人”，并颁给他一座奖杯，高度赞扬他相信直觉的勇气。

尽管我们永远都不希望自己要作出彼得罗夫在1983年需要作出的抉择，但毫无疑问，常识在评估我们所掌握的知识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它能让我们更为巧妙地运用这些知识，弥补科学和应用之间的差距……弥补知识时代和智慧时代之间的差距，而且它不需经历全球性的改变，因为它根植于我们每个人的意识里。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在过去10年卷入的交通事故要比我40多年的驾龄中经历的还要多。但幸运的是每次他都能够脱险，而且伤势都不重。

尽管每次事故中他不一定都是过失方，但每次遇到的情况也并非总是有利于他作出最佳决定。就好像说，绿灯并不意味着通过十字路口就很安全，即使有标识提醒在人行道上停车有危险，也并不意味着在那里卸货的卡车一定会注意到警示牌。每次事故中，他的常识都提醒他一定要谨慎。他坚持自己的选择是对的，而且事实证明确实如此。但需要谨记的是，正确并不等于安全。

或许这听起来是一个愚蠢的例子，但它却说明了交通规则只是指导性的原则，而不是安全的绝对保证。

同样，如果科学原则在新发现面前不再适用，或许是因为我们并没有掌握所有的信息。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继续遵照传统的思维方式行事。

遵循那些对我们有害的科学教条是毫无意义的，但这正是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比如我们给满教室的学生教授那些我们已经知道不再正确的科学观点。就像我们在接下来的几章中要看到的那样，在竭尽全力去回答关于生命、战争和人类生存的问题时，我们必须将智慧、知识、科学方法和常识结合起来，这一点显得越来越关键。

如果说是一种思维方式让我们走进了死胡同，那么我们必须决定，是应该退回去重新开始，还是继续沿着这条死胡同往前走。遗传学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完成人类基因组计划时就曾经陷入过绝境。我们也有可能在物理学对“上帝粒子”的探索过程中再次见证这样的绝境。

如果我们对自我是诚实的，我相信我们会找到答案，帮助我们理解整个世界和迎接生活中的挑战。要想做到这一点，很显然只有知识是不够的。进入智慧时代，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自身拥有的所有经验，让它为我们进入深刻真相这一未知领域领航。

如何知道什么是真的？

本书中提到的许多观点都是当今世界的“热点话题”，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为了能更深刻地剖析有关人类历史的激烈争论—从法庭和媒体关于进化论、神创论、学校教科书内容的争论，到美国帮助其他面临威胁的国家的方式—我们必须找到一个统一的方法去评估这些新发现。

为了找到这些热点话题的答案，确定我们在就事论事，而不是在把毫不相关的事硬凑到一起，我首先需要把常用于解释各种假设的术语阐述清楚，它们总是和这些热点话题紧密相连—诸如科学、事实、理论和证据等。

由于许多我们要探讨的观点都是基于科学发现，我会从科学的角度来为这些术语下定义。比如，科学理论的定义有可能和日常生活中的“理论”有所不同。如果能清楚地了解每个术语的含义及其使用方式，我们就可以构建一种可靠的方法来理解这些热门话题，利用这种内在的探求真理的“模板”，找到一种统一的方法来评价我们的发现。让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什么是科学事实？

定义：事实是“有真凭实据的东西”。

实例：假设现在是太平洋标准时间星期四下午的4点钟，我们正在洛杉矶国际机场。一个生意伙伴打电话询问我们在哪里，那么此刻事实就是我们在一个确定的时间正在一个确定的城市、确定的机场。如果我们的朋友往洛杉矶国际机场售票处打电话，而售票员证实我们确实在那里，正站在柜台前排队，那么此时事实就被证明了；而且证明这一事实的证人是和我们是否在场毫无利害关系的人。事实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的”，但它却不能解释事情为何会如此。换言之，尽管我们像科学家一样得出的假设是基于事实，但这一事实却没有描述我们是何时或如何到达机场的。

什么是理论？

定义：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认为理论只是未得到证明的一种想法或猜测；而在科学界，理论意味着可能会让不懂科学的人感到惊讶的假设，这些假设已经得到了证实，并被认为是真实的。简而言之，理论的定义是“基于有限信息和知识的假设”。

实例：理论的形成是基于当时所了解的事实。依然以上面的故事为例，因为我们在机场—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所以我们的生意伙伴有理由认为我们是利用当地的交通工具到那里的。这一假设就是我们的生意伙伴关于我们如何到达机场形成的理论。它可以一直被称为理论，甚至是非常合理的理论，只要没有新证据证明它是错的。就理论而言，没有界限说何时或有多少新证据会出现。这就是理解理论的关键。所以，为了将新出现的证据考虑在内，理论可以被一次次地修正和更改。而且更为有趣的是，理论未必就是事实。

什么是证据？

定义：证据是“促使人们接受某个假设的论断或依据”。

实例：售票处的售票员证实我们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这一事实就是证据，促使电话那头的同事相信我们确实在洛杉矶国际机场。

什么是科学证据？

定义：基于上述的定义，科学证据就是利用科学方法得到的科学事实。

实例：如果以事实、理论和证据来讨论人类文明的进化，时刻谨记这些术语的含义会有助于我们确定其可信度。有关现代科学错误理念的新发现向我们展示了玻尔提出的深刻真相的绝妙范例。

从物质之间相互独立的信念，到情感对外部世界没有影响的观点，在过去大约100年中，科学在理解自然和人类在自然中的作用方面似乎一直都固守传统模式。而现在，我们正面临专家声称有史以来数量最多、影响范围最广的危机，所以尤为重要的是，我们要打破传统科学的错误假设，正是它们使我们不能有效地应对战争、恐怖主义和气候变化等。

如果说科学确实正经历“困境”，那么走出困境的方法就是尊重探索过程，当新发现改变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时，要勇于公开承认这一变化。

从现在开始改变

很显然，我们现在还无法掌握所有的事实，以了解整个宇宙运行的方式和人类在宇宙中的作用。正如引言中的那个类比一样—穿过公路时一辆货车迎面驶来—尽管未来的科学研究毫无疑问会给我们更大的启示，但有时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基于目前掌握的事实作出选择，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活着完善我们将来的决定。

剑桥大学天体物理学教授马丁·里斯是科学界颇具影响力的科学家，他认为，“即使不再遭受巨大灾难，人类在21世纪也只有50%的生存概率。”尽管历史上人类应对过很多自然灾难，但里斯认为一系列新的“人为的”威胁也同样要重视。

最新的一些研究，比如在2005年9月《科学美国人》特刊上报道的一篇文章《处在十字路口的地球》也认同里斯的警告。文中指出：“接下来的50年对已进入关键时期的人类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它将决定人类是否能够作出对未来最有利的决定。”然而，专家们也指出，令人欣慰的消息是，“如果决策者能把握正确的方向，那么通过无数细小的决定，将可以确保人类依然会有未来。”因为正是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我们“才会取得重大的突破”。

毫无疑问，不久的将来我们每个人都将不得不作出无数的决定。但是我不禁想，可能最深刻而又最简单的决定之一，就是接受新科学在揭示人类本质和在宇宙中的作用过程中作出的新发现。

如果我们接受，而不是否认不同科学领域的最新证据，一切都将改变，我们也将重新出发。它会让我们亲身去体会自己的所见所闻，而不是独立其外。唯有如此，诸如物理学和生物学中的新发现才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这些新发现让我们重新推导关于生命和宇宙奥秘的公式，也让我们意识到在化解当今危机时人类的作用，而不是把这些危机留给后代去解决或面对。有什么问题是当今世界的建设者、具备重新排列物质原子的伟大能力的人类无法解决的呢？又有哪些解决方案是人类无法找到的呢？

尽管对一些人来说，新科学带来的可能性是一种全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它们动摇了长期以来的科学传统，因此也就不难理解那些著名科学家为什么不愿意承认自己研究中的启示—人类其实是宇宙的伟大创造者。有时与接受那些改变我们思维方式的新信息相比，人们更容易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陈旧科学的错误假设之上。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做了，就会生活在充满谎言的虚幻世界中。我们不仅在有关人类本质和未来的可能性上自欺欺人，我们还在欺骗那些信赖和依靠我们的人，他们等待着我们去揭示有关这个世界最新和最深刻的真相。

当我向听众讲述这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事实时，他们的回应和科幻小说家泰德·威廉斯（Tad Williams）的观点不谋而合。他写道：“当我们害怕时才会撒谎……害怕我们所不了解的东西、害怕别人的想法、害怕别人发现我们的缺点。但每撒一次谎，我们所恐惧的事情就会变得更强大。”

当最新的发现告诉我们过去的知识都不再是事实，我们就必须作出选择。我们是否要继续传播那些错误的科学原则，然后去承受这些错误假设带来的后果？如果确实要这样做，我们就必须回答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我们到底在害怕什么？我们是谁，我们是如何来到地球的，以及我们来到地球有多久了，了解这些真相真的会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产生那么大的威胁吗？

弄清这一问题成了我们当今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我们能否面对我们一直在找寻的真相？我们是否有勇气去接受这些真相—在浩瀚的宇宙中我们是谁？我们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如果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就需要承担起这份责任—只有改变自己，我们才能改变这个世界。

我们已经见证了那些被广为接受的使人们产生了憎恨、分离和恐惧的科学信念是如何以惊人的速度毁掉人类的身体和这个世界的。或许我们需要的只是思维方式的细微变化，去接受这一深刻真相—实际上人类是创造自身体验的设计师。如果专家们是正确的，那么人类文明能否继续存在，就取决于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所作的决定。想要作出这些决定，我们就必须换一种方式去思考人类自身、人类之间和人与世界的关系。

我们是否愿意接受生命的深刻真相成了最为关键的因素，它将决定我们的孩子是否可以在我们所作的决定下继续生存，他们是否有机会长大之后继续探索新的深刻真相。

真相2：主流教育体系既不愿反映科学界的新发现，也不愿探索新的理论，这将使人类总是固守已有的想法，无法克服有史以来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

每个困境本身都蕴含着某种解决方法，只有改变思维才能发现它。

——尼尔斯·玻尔

现在，人类正处在危险的边缘，即将失去个人和整个人类均十分珍视的东西。所有的科学家都用清晰、直接的术语告诉我们，人类在破坏维系我们生命的自然系统，已面临无法挽回的局面。除此之外，气候变化的速度快得让人难以想象，世界也在不断承受气候急剧变化带来的日益严重的后果。但面对所有的威胁，人们却总是倾向于把它们归为一类，从同样的角度，用同样的方式去应对这些威胁。

人们普遍认为，所有这些无法挽回的局面都是人为的结果。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是人类导致了所有的问题—从气候变化到不可持续发展的世界人口增长，从极度贫困到食物及淡水资源的缺乏—我们必须解决这一切。但事实是有些是人为的后果，还有一些却并非人为所致。尽管我们可以通过种植粮食、利用自然资源和遏制世界人口增长的方式来解决一些问题，但我们却不能以同样的方式来看待气候的变化。

正如我们在本章将要看到的一样，科学表明气候正在发生变化，但它同时也告诉我们，并不是人类导致了气候的变化。42万年的地球历史清晰地说明了地球在宇宙的位置使它形成了自己的气候变暖和变冷的周期，而且温室气体的积聚实际上要滞后于气候变暖几百年的时间。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类不可控的地球温度循环规律，却成为当今的精英试图利用所有资源和精力去设法阻止的现象。

因为人类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所以我们有理由，也得到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去改变我们的思考和生活方式。世界各族人民，包括他们的领导者都应该相互合作，精诚团结，共同利用人类的资源去适应人类无法控制的自然变化。为此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以不同的方式去思考我们是谁，我们又该如何生活。

如果我们能选择这条解决之道，而不是制造相互猜忌和分离的氛围，对一个世纪以来的工业发展互相指责、互相责备，进行经济制裁，我坚信人类不仅能战胜诸多危机，而且可以在应对那些导致危机的因素的过程中超越困难。不同民族的相互合作会带给人类经久不衰的文明，人类会在可持续的健康生活方式和相互帮助的基础上欣欣向荣、繁荣昌盛。接下来的部分将会阐述我们这样做的理由。

解决重大问题

这并不只是我们的想象。

也不是某种无以言表的忧虑—某些重大的、真实存在的事情正在改变我们的世界。实际上，一些受人尊敬的智库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环境运动中就警告过我们，其中有成立于1974年的致力于全球热点问题独立研究的世界观察研究所，还有成立于1982年致力于评估环境政策的世界资源研究所，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有的这些机构都告诉我们，它们曾经警告过的那个时刻已经来临。

《科学美国人》一期名为“处在十字路口的地球”的特刊证实了我们的感觉：人类现在所处的时刻非同寻常，实际上，我们正处在“人类历史的关键时刻”。这期特刊就是为了让我们知道，如果对这些全球危机坐视不理，它们将有可能结束人类的生命和整个文明。在提及还未找到治愈方法的疾病时，提及正在耗尽人类有限资源的国家时，提及前所未见的全球贫困时，以及对海洋、河流和雨林的习惯性漠视时，所有科学研究的结论都高度一致，那就是，如果还想在接下来的100年里继续在地球上生存，我们就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生活。我们赖以生存的星球已无法再容忍我们的这种冷漠。

以上这些组织和期刊想让人们意识到的关键，就在于其报告中提到的每一种情况对人类都是灾难性的，而这些危机都正在发生。这些特刊和报告的撰稿人并不是为数不多的对人类局势进行评估的学者。实际上，从大学教授到更多的科学家，从中情局的研究机构，到将世界危机作为国家安全事务的五角大楼都向全世界敲响了警钟。他们都告诉我们人类已陷入困境。我们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有可能失去人类赖以生存的海洋、森林、气候条件和野生动物。我们与自然的关系也处于极其微妙的阶段，人类不可能对即将到来的灾难置若罔闻，无动于衷。我们现在必须立刻行动，改变我们的思考和生活方式。

让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的还有新一轮世界大战的威胁。然而，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让世界相互残杀、相互分离的世界大战的根源并不是历史边界和权力问题，而部分源自《科学美国人》特刊中提到的危机。E·O·威尔逊觉察到了当今这个时代在人类历史上的独特性，他认为人类目前正处于他所称的“瓶颈时期”，人类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考验—是否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去应对目前的危机。

2003年，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院院长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用非常准确又极其冷静的措辞总结了人类所处的局面：

地球目前有70亿人口。他们都在寻找食物、水和其他资源来满足自身的需求，促进经济发展。但当把这些都综合起来考虑，我们就会发现人类现在正处于一个不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气候变化、水资源匮乏、环境恶化、物种灭绝，这一切在不久的将来会给人类带来更为惨痛的后果。

但萨克斯同时也声明，他相信资源丰富的国家可以利用科技手段结束全球的极端贫困状态，而正是极端贫困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危机。他说：“通过继续发展科技，不断积累财富，全球经济将得以繁荣，人类将有可能首次彻底消除极端贫困。”

我也认同萨克斯的观点，以及他思考问题的方式。我是一名受过训练的科学家……因此我和他有着共同的信念：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例如水净化、电力的生产和分配、疟疾治疗、治疗艾滋病和肝炎的特效药等—可以终结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所遭受的灾难。我希望萨克斯的乐观、力量和影响力可以让这个世界像他憧憬的那样发生改变。但我要更现实一些。

我明白要像萨克斯、我还有其他科学家所预想的那样让这些技术应用到全世界，必须先重视这些目标。这就要求我们彻底地转变思维方式，抛开那些导致当今众多危机的旧理念和错误假设。显而易见，面对种种不可持续的应对方式—发动战争、耗尽有限的自然资源，如石油储备，以及不采取措施降低日益增长的全球贫困水平等—如果想要让人类的文明在接下来的一个历史周期内继续存在，我们就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为此，我们要开始改变思维方式，只能首先转变我们看待这个世界和自身的方式。有关全球变暖的争论最能说明我的观点。

气候变化—茶余饭后的谈资

2006年，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把气候变化这个话题带进了客厅和课堂，使之成为美国老百姓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他和电影导演戴维斯·古根海姆拍摄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在圣丹斯电影节上举行了首映。最终这部纪录片斩获了两项奥斯卡金像奖，并在2007年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这部电影带来了荣誉和热烈讨论，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在这部纪录片中，戈尔向观众展示了令人信服的数据和让人震惊的影像—从巨大冰山消融后落入南冰洋，到筋疲力尽的北极熊在几乎无冰的海面上奋力挣扎着寻找可以栖身的坚固土壤或浮冰。这一切告诉我们有关地球的两件事：（1）气候正在发生变化；（2）人类导致了气候变化。气候变化突然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成为决定全球政策的核心问题。而且这部电影的上映恰逢美国总统大选，因此对于全球气候变暖的态度也成了2008年总统竞选的决定性因素。

似乎一夜之间全球变暖不再只是专家们关注的话题，气候极端变化的原因以及解决方法似乎已成了日常谈话的热门话题，也成了政治进程中的主要议题。

尽管很多人都知道气候确实在变化，但关于气候变化的原因和后果的争论却表明人们的观点存在很大的分歧。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对下述两个关键问题的回答上：

1.地球气候真的在发生变化吗？

2.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引起的气候变化是人为所致吗？

目前，科学家回答这两个问题时可供参考的数据太过庞杂，甚至让他们感觉有些眼花缭乱。或许对于普通人来说，这看似太过复杂，我们会觉得必须具有更高的学术水平才能看懂这些研究报告，更不用说去仔细思考报告中的信息了。但正是这些信息才能为我们指明方向，帮助我们了解事实，探寻事情的真相，并最终作出明智的决定。

***

首先，要想知道我们现在是否生活在非正常的极端气候环境下，唯一的方法就是将地球现在与过去的气候进行比较。这样我们才可以评估一些变量，如赤道以北和以南地区的平均气温与几百年或几千年前相比是否确实发生了极大变化。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知道当今的气候变化是否是自然循环的一部分。1999年，一则新闻宣布了一项科学研究，它让我们对过去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

成千上万年来，自然进程“封冻”了地球气候的历史记录。随着每年气候变化中气温的降低，新的冰层会叠加在冰盖之上。当新的冰层冰冻时，它会将氧气、二氧化碳和其他化合物保留在其中，而且在冰冻形成时，会连带将雨、雪、微生物和微尘都保留在冰层中。每年积聚的冰层都会留下上一年的所有记录，因此随着冰层越来越厚，也就形成了地球气候的永久记录。

只要极地区域的冰层保持冰冻状态，我们就可以了解地球气候的历史记录，因为它被封存在了上千年的冰层里。这些地球气候的历史记录可以让科学家了解远古时期的全球温度、光照、海平面、冰盖的厚度等数据。这些记录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法，让我们去判断在气候的正常循环过程中，人类今天面临的形势是否真的“如此恐怖”。

1999年6月，一支国际科学家团队完成了一个钻探项目—在南极东方站上对最厚的冰层底部进行了钻探。他们获取的冰层样本让我们首次了解到了42万年以前地球的气候情况。这些冰芯和来自格陵兰岛冰层的信息成为我们了解过去气候变化的关键，也可以让我们判断当今世界所经历的气候变化是否超出了正常的气候循环体系。

为了撰写《分形时间》（Fractal Time）一书，我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利用1999年的冰芯数据库，对比了现在和过去的气候情况，包括温度、磁感应强度、太阳辐射能和冰层厚度。基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回答有关气候变化的两大主要问题：

问题1：地球气候真的在发生变化吗？

回答：绝对在变化。

问题2：是人类导致了这些变化吗？

回答：绝对不是。

现在知道了答案，再让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些答案是如何得出的。

既然我们知道气候变化确实存在，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地球在变暖吗？答案是肯定的，但又是否定的。那地球在变冷吗？答案是肯定的，但同时也是否定的。

我们之所以对这两个问题既要肯定，又要否定，是因为在人们热烈讨论全球气候的过程中，地球的气温既上升过，也下降过。在20世纪最后几年和21世纪最初几年，地球不仅经历了气温的上升和下降，还经历了各种极端天气，比如飓风、暴雨、暴风雪、冰雹、龙卷风以及其他天气现象。

比如，2011年1月极端寒冷天气席卷了美国，人们只能待在家中御寒，而无法上课上班。气温降到了历史最低—佛罗里达州塔拉哈西市最低温度为25华氏度（近–4摄氏度），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波特市最低温度为0华氏度（近–18摄氏度），而澳大利亚西部仅当月的持续降雨量就达到了53英寸（约1.35米）。很显然，我们现在正生活在极端气候环境下。但现在的问题不是气候是否在发生变化，而是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变化……以及是否是由于地球冷暖交替的规律导致了这一变化。这正是理解造成气候变化的气候史和气候循环规律的关键。

大多数有关全球变暖的争议都是基于对古气候记录的诠释上，人们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来获取这些记录。而这些记录也最多只能追溯到130年以前，准确地说是1880年，人类从那时起才开始记录“近代”气候。因此，如果科学家想要研究1880年有记录之前的气候数据，就只能依赖间接的方式测定全球气候变暖和变冷的趋势，包括借助于之前我提到的冰芯、树木年轮记录和海底沉积物。科学家们正努力综合从不同渠道获取的信息，更新和加深我们对地球气候史的了解。

目前，研究者主要利用三个渠道获取数据，了解地球古气候。简言之，这些数据库主要由以下机构提供：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国家气候数据中心

·伯明翰市的亚拉巴马大学遥感系统

·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气候研究中心

除此之外，美国宇航局戈达德太空研究所也为太空研究搜集和保留气候数据。

科学家们主要依靠这些数据库提供的某种或多种数据，来研究古代气候变化的趋势，推测未来气候变化模式。所有这些数据都毫无疑问地表明在过去的大约120年间，地球气候确实变暖过。事实上，地球在此期间经历过两次气候变暖—一次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50年代后期，还有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见图3.1）。最近一轮的气候变暖是否还在持续，还是已经结束，并开始了下一轮的气候变冷，对这些问题，专家尚无定论。

全球变冷的最近记录发生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中期。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全球变暖警报也被气温骤然下降冲淡。

因此，对有关气候冷暖变化两个问题的诚实回答都应该是肯定的。但这或许并不是人们真正关心的问题，要深入了解气候变化，下一步要做的就是确定气候冷暖交替的循环过程是如何和地球历史演变相吻合的。这才是历史的循环周期将要告诉我们的内容。

图中数据显示了从有气候记录以来1880~2010年间全球平均陆地—海洋温度变化。连接各点的线表示全球平均气温，灰线为每5年的平均气温。

图3.1 全球陆地—海洋气温变化

资料来源：美国宇航局戈达德太空研究所

但图3.1却无法显示1880年之前的全球气候状况。这之前的气温似乎处于图标最左端的气温变冷趋势范围内（从15世纪开始至19世纪中期）。尽管此前的气候状况早于人们的气候记录，我们依然可以从文字记载、航海家的技术报告和前人的日志和记录中获得这些气候数据。

除了通过这些方式获得数据，我们还可以通过诸如树木年轮记录获得更多的数据。这些数据都说明了“小冰期”的存在。那次全球变冷，尤以北方高纬度地区为最，据称造成了那个时代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比如，它可能导致了始于1845年的灾难性的爱尔兰马铃薯饥荒，6年内导致100多万人丧命，造成了大量农作物绝收、牲畜死亡。

对一些人来说，130多年的现代气温记录听起来似乎已经是很长的历史了，但是比较地球的历史和气候的循环，这些记录就显得太短暂了。事实上，在地球历史的时间表上，这130年只不过是短暂的片段。如果我们想要在气候问题上制定新的政策、颁布新的法律、让人们改变生活方式，就必须了解更为久远的全球气候状况。虽然我们无法直接测量1880年之前的全球气温，但科学家可以利用其他工具对远古时代的气候进行分析，例如之前提到的冰芯。

冰芯中的证据

通过对南极东方站最厚冰层底部的成功钻探，我们现在得到了42万年的地球历史记录，这样就可以和现在所经历的气候现象进行比较，来探寻气候变化的真相。但对比的结果发人深省。只需瞥一眼图3.2中的气温数据就可以确定一个事实：地球确实存在冷暖交替的循环规律，每次循环周期大约持续10万年。除此之外，每次大循环中又存在一些小循环……如此往复。地球冷暖交替的循环过程是可以预见的，也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地球气候与三种天文循环存在着紧密联系：地球的倾角变化、地球轨道的形状变化以及地球相对于太阳和银河系中心角度的变化。

科学家们相信10万年的气候循环，主要是因为地球绕太阳旋转的轨道位置有变化—这一自然现象被称为“轨道偏心率”。有时地球绕太阳旋转的轨道看起来是椭圆形，而其他时候，看起来更像是圆形。在这10万年间，地球绕太阳旋转的轨道不断变化，地球离太阳的距离也随之变化。

在10万年的地球冷暖交替周期内又有一系列以4.1万年为周期的小循环，它们和地球的摆动紧密相连，摆动角度使我们远离或靠近太阳1.5度；在4.1万年的小循环中还包括一些更小的以2.1万年为周期的循环过程，这其中又包含很多以11年为周期的小循环过程，它和太阳黑子周期一致。

图3.2中最上面的线表示“气温变化”，它显示了南极洲冰芯中温度上升和下降的循环过程。在这个图表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一周期内二氧化碳的小循环周期，图中间的那条线就是“二氧化碳”。在下一节中我还会详细讨论温度与二氧化碳的关系。但仅从图3.2中我们就可以观察到两个关键事实：（1）气温的上升和下降是循环的；（2）每个大循环由许多冷暖交替的内部小循环构成。

本图表明，在过去的42万年中，地球的冷暖交替遵循着以10万年为周期的规律。
图3.2?南极洲冰芯中温度上升和下降的循环规律
资料来源：玻蒂/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GNU自由文件授权

回顾一下10万年地球气候周期里的那些内部小循环，这种广阔的视角就可以让我们看到最近发生的气候变化其实只是地球气候变化规律中的冰山一角而已。在此规律中，被我们称为反常的气候变化依然在这一循环范围内。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如果能了解地球过去的循环规律，我们就可以推断出这些循环在何时会再次重复。

了解了自然的循环规律，也就不难理解最近发生的极端气候现象。事实上，气候冷暖交替规律只是地球的一种循环，其他循环还包括地球磁场力量、太阳辐射强度、极地冰盖厚度。地球的这些循环会带给我们更多的启示。

从图3.2中我们可以看出，气候冷暖交替的周期是短暂的，一般持续1.5万~2万年。如果不考虑那些无法预见的灾难性事件，如流星撞击、超大太阳耀斑、全球性地震、来自银河系中心的电磁脉冲“超声波”，我们坚信未来地球依然会按照自己的循环规律运行。

或许这正是我们的祖先试图用他们那个时代的语言告诉我们的内容。尽管没有全球定位系统、卫星和电脑，但他们确实经历过这些历史循环，也经历过这些气候变化。而我们现在就正好生活在一个气候冷暖变化的交替时代，即上一个气候变暖周期正在结束，而下一个气候变冷周期马上来临。

是人类造成了全球变暖吗？

关于全球变暖和温室气体积聚之间是否存在直接联系，科学观点与近些年的政治性观点一直存在严重分歧。分歧的焦点就在于到底是不是人类和20世纪的工业发展导致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气候状况？

尽管在20世纪70~80年代我曾作为一名地质学家在这一领域工作过，但很显然现在我还算不上一名气候学家。所以尽管找到了确凿的地质数据来证实地球确实存在气候变暖周期，但我跟你一样，希望从其他的数据中也能了解在气候变暖过程中人类是否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我又找到了过去大气中二氧化碳和甲烷的记录。

南极东方站钻探项目中的第一块较长的冰芯给我们提供了15万年前的地球大气构成成分，包括温室气体。而1999年对最厚冰层最底部钻探得到的冰芯数据又让我们将地球的历史扩展到了42万年前。有了这些样本，科学家们现在就有机会了解过去15万年的地球历史，甚至42万年的地球历史变化，这样我们就能准确地掌握全球气候周期和温室气体的变化过程，也会得到惊人的启示。

根据《二氧化碳科学》中一份对冰芯数据的分析，科学家们得到了一个惊人的发现，这也是全球变暖争议的一个焦点：“从冰河期过渡到间冰期时，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从未提前于大气温度的变化；而从间冰期过渡到冰河期时，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要滞后于大气温度的变化。”

发表于《科学》的另一项研究也证实了上述观点：“从南极冰芯获得的数据记录表明，在经历了最近三次冰川消退气候变暖后，在600±400年范围内二氧化碳浓度只上升了80~100ppm（百万分之80~100）。”另外一项技术报告也指出，温室气体和气温之间的关系微乎其微：“在三次冰期到间冰期的过渡中，相对于气候变化，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要滞后400~1 000年。”

那最下端的气候变化曲线又说明了什么？我们该如何回答这节刚开始提出的问题？气候变化是事实吗？是人类导致了气候变化吗？在缺乏其他信息的情况下，根据现有的数据，全球变暖的真相如下：

1. 在近代，全球变暖是一个事实。

2. 在近代，气候变暖周期之后的气候变冷周期同样也是事实。

3. 冰芯数据表明，温室气体，特别是二氧化碳并不是导致全球变暖的原因，因为温室气体的积聚要滞后气温变化400~1 000年。

4. 冰芯数据表明，二氧化碳浓度在过去的40万年中曾和现在的水平一样高，甚至更高。而在远古时期，还没有已知的造成这些气体排放的工业来源。

5. 人类从更新世冰期出现以来，现在正处于始于1.8万年前的气候变暖周期。从历史上看，这种气候变暖周期会持续1.5万~2万年，其间存在一些短暂的气候变冷期，如19世纪中期的小冰期。这种周期和数据表明，我们依然有机会等到气候变冷周期的出现，而且或许我们现在正在进入气候变冷周期。

普通百姓会依赖主流媒体、世界各地政府部门的“官方”意见，包括气候变化政府间小组的观点来获得信息。当然，我很尊重那些相信官方意见的人，他们认为全球变暖是不争的事实，相信它只是最近才出现的问题，是人类导致了全球变暖，所以现在我们要设法解决这一问题。尽管我对他们充满敬畏之情，但却不敢苟同。

这是因为促使全球变暖话题如此“流行”的媒体，同样也非常权威地告诉我们，人类需对全球变暖负责。在《难以忽视的真相》中阿尔·戈尔痛苦地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导致全球变暖的始作俑者，但我们可以先从减少自己的碳足迹做起。”

尽管我也赞同戈尔改变生活方式的提法（我们肯定需要尽快倡导绿色生活方式），但对他提出的原因却持不同观点。其实并不像许多人看到的那样，科学家们在温室气体和人类工业是导致全球变暖的原因上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尽管已经有很多信息告诉我们是人类导致了全球变暖，但在此我想让大家聆听一些深受尊敬的科学家们的心声，是他们在业界激起了巨大争议，有时甚至冒着断送自己事业的风险，仅仅因为他们依然保持良知，不愿随波逐流。

尽管多数科学家承认全球变暖这一事实，这些科学家却并不赞同是人类造成了这一结果。下面是一小部分，但具有代表性的科学家的观点，在此提供了科学家的姓名、研究领域以及工作单位：

萨莉·巴柳纳斯（Sallie Baliunas），哈佛—史密森天体物理中心天文学家：“近年来地球表面温度的上升，并不是由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造成的。”

卡比布洛·阿卜杜萨马托夫（Khabibullo Abdusamatov），俄罗斯科学院普尔科沃天文台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全球变暖并不是因为排放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而是由于每年持续高水平的太阳辐射，其强度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不断增长……将全球变暖归因于温室效应并未得到科学证实……受热的温室气体膨胀后变轻，上升到大气中，但只是释放出了其吸收的热量。”

威廉·M·格雷（William M. Gray），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大气科学系荣誉教授，热带气象学项目首席专家：“这种气候的细微变暖有可能是由于全球海洋洋流因海洋盐分浓度改变而造成的自然变化。但我们对海洋循环变化的原理依然知之甚少。人类与近年来的温度变化关系不大，或毫无关系。人类的影响力远非那样强大。”此外，他还提到：“我认为全球变暖是给美国人设的最大陷阱之一。”

乔治·V·奇林格（George V. Chilingar），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土木工程学和石油工程学教授：“下面这些全球性的自然力量正在改变地球气候：（1）太阳辐射……（2）地球排气是世界海洋和大气的主要气体来源。（3）而且有可能微生物活动……以及它们对地球气候的影响范围和程度的量化评估……表明由人类造成的气候改变可以忽略不计。”

伊恩·克拉克（Ian Clark），渥太华大学地质学家、地球科学教授：“科学界的一部分人将全球变暖归因于这一假设：占温室气体比重较小的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会造成水蒸气的大量蒸发，进而使大气层温度上升。这一原理除了得到可以预测大范围气候变暖的数学模型的印证以外，到现在还从未得到其他科学证明，而且云层结构的复杂性使这一原理更令人困惑，因为云层还具有冷却作用……我们知道在过去是太阳导致了气候变化，因此，现在和将来它将继续对气候的改变起主导作用。而且有趣的是……太阳活动最近开始呈下降趋势。”

克里斯·德弗雷塔斯（Chris de Freitas），奥克兰大学地质与环境科学副教授：“确实有证据证明了全球变暖……但气候变暖并没有证实二氧化碳是罪魁祸首。气候总是在变暖或变冷。气候变暖具有自然变化的理论基础。如果要证实二氧化碳是全球变暖的原因，就要找到可以区分人为导致的变暖和自然形成的变暖的证据，但目前还未做到这一点。”

戴维·道格拉斯（David Douglass），罗切斯特大学物理学和天文学教授：“与地球表面和大气温度变化趋势比较后，现在我们所了解的气候变暖模式并未表明气候变暖和温室效应引起的气温升高相关联。因此，得出的必然结论就是人类并不是导致全球变暖的重要因素，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含量的增加对全球变暖的影响微乎其微。”

唐·伊斯特布鲁克（Don Easterbrook），西华盛顿大学地质学荣誉教授：“即使没有二氧化碳的作用，自1900年以来全球变暖也一直在持续。如果这一循环过程持续下去，那么现在的气候变暖周期将很快结束，全球气温应该在2035年左右开始下降。”

正是由于有关全球变暖的观点五花八门，所以气候变化的发展趋势和应对方式才会变得如此不确定。而正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如何应对这一变化会如此困扰全世界最权威和最有影响力的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希望

2010年全世界充满希望，因为我们见证了世界各国领导人在丹麦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齐聚一堂来探讨如何应对地球气候的变化问题。在此次峰会上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其目的就是要探讨并希望达成某种协议，来应对威胁整个世界生活方式的气候变化现象。

会议刚开始之际，我们在领导人中间还看到了承诺和合作的良好迹象；各国总统、首相、国王、女王和执政官齐聚一堂，来解决这一问题，试图消除各国政治和政策之间的差异。但会议结束时希望却变成了失望，最终变成绝望。尽管当今最睿智的人为各国领导人的会晤作了精心准备，打通了最佳的外交渠道，为达成协议铺平了道路，但最终领导人依然未能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

这正是本书如此重要的原因。就我而言，我认为这次峰会错失了一次难得的良机，原因如下：

机遇

在哥本哈根，世界各国领导人得到了一次绝佳的机会来向他们的国家及全世界表明，世界各国的团结力量要远远大于过去各国在边界、政府、文化和信仰上的分歧。比如，他们本可以对一个简单的事实达成一致—尽管我们还无法真正了解气候变化的原因，但气候变化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正在威胁世界文明。海岸线正在消失，世界各大城市正在被极端气候摧毁，整个人类及其生活方式正面临消失的威胁，人口密集的北半球的粮食种植能力正在迅速降低。

他们本可以统一意见，一致认为，尽管我们无法了解气候变暖的真正原因，但各国人民可以团结起来，利用我们的资源、金钱、军队、技术和人力一起顺利度过这一周期。我们的领导人本来可以对其中一些问题达成一致……但他们没有。

与会者对此次峰会最多的评论之一，就是那些较富裕的国家根本不愿意付出努力。他们无法理解那些较为贫穷的国家的想法，而这些贫穷国家仅2008年的气候变化就导致了成千上万人丧生和几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比如那年热带风暴“纳尔吉斯”夺去了缅甸至少10万人的生命，许多人在几小时内就无家可归，因为村庄被整个整个地“抹掉”；大约20万人受到了暴雨、大洪水的袭击，因为四次暴风雨（飓风“费伊”、“古斯塔夫”、“汉娜”和“艾克”）毁掉了海地大多数基础设施，使它在两年后的灾难性地震中更加脆弱不堪；而一场8.0级的大地震夺去了中国7万人的生命，造成至少1.8万人失踪，紧接着中国又遭遇了台风“黑格比”的袭击。

用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olas Stern）的话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令人失望，至少部分是由于较富裕国家的态度所造成的。而且尽管“相比上一年，此次峰会中富裕国家的傲慢态度有所改善……”但他说道：“富裕国家本可以处理得更好。”

错失良机

与会领导们既不承认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也未对气候变化的原因达成一致（就我而言，气候变暖和变冷周期的数据是极其令人信服的）。相反，他们首先专找个别国家和个别产业的茬儿；然后又指责个别国家，判定它们对全球变暖应负的责任；最后按照它们应承担责任的程度进行处罚。此次峰会还不止一次安排了这样的议事日程。

我个人觉得这才是众多领导人错失良机的关键—他们带着人民的极大支持和共同的愿望，面临着共同的威胁……却空手而归。这就是为什么此次会议缺乏有意义的框架体系来解决诸多威胁的原因。

尽管这听起来令人悲伤，但却并不让人感到惊讶。

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例子，体现了基于错误科学假设的思维方式。未能达成有意义的行动框架就是这种思维方式导致的直接后果，因为这种思想重视竞争和分离，而非合作与团结。

具体而言，我们的文明就是基于本书前面提到的一系列错误假设—自然是基于“适者生存”的法则、事物之间相互分离以及意识独立于外部世界。

如果这些领导人还有他们的代表能够理解科学所揭示的深刻真相—宇宙、地球和人类的身体都是由共同的能量场，即量子场组成；人类的情感直接对量子场产生影响；自然是基于相互合作而不是相互竞争的法则—他们就有可能作出不同的选择。如果真的可以转换思维，或许此次峰会的结果会好很多。

如果与会人员能够承认事实1的证据（人类文明的历史至少是传统时间线认为的大约5 000年的两倍），那么他们就会懂得促成此次会议的气候变化是不断循环的。它们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也同样会随着周期变化再度循环。

本书给我们提供了最佳的科学理由去转换思维方式，因为正是以旧思维方式为基础作出的决定才导致了现在人类所面临的威胁。对于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如果能够换一种思维方式，我们就不会把世界看做每个国家都拥有固定份额的大蛋糕，如果让别人受益，自己势必丢失原本属于自己的那块蛋糕……相反，我们会意识到我们可以做不同的蛋糕，甚至不同口味的新蛋糕来满足全世界大家庭的需求。

尽管哥本哈根峰会很好地证明，如果能稍微转换思维将会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但接下来的部分将进一步说明，人类在面临其他威胁时，依然遵循上述相同的固有思维模式。与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不同，接下来我描述的威胁都和人类所作的决定紧密相连。正因如此，它们才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让我们懂得必须转换思维，修正导致了现在这些危机的各种决定。

这些物种都去哪里了？

我在密苏里州北部长大，暑假里我最盼望的事情就是一整天的远足。从清晨到傍晚，我都会独自在茂密的绿色森林中漫游，这些森林覆盖了悬崖峭壁，从那儿就可以俯瞰整个密苏里河。我总是为自然界的神奇而惊叹，当我抬头仰望时，那相互缠绕的树枝、浓密的树叶，还有头顶的常春藤，几乎让我看不到蔚蓝的天空。

对我来说，密苏里森林中的漫游就像是穿越历史的探险，就好像走进了史前丛林。任何时候我都期望着原始生物突然不知从何处跳出来，向我展示它的存在，然后又消失在神秘的藏身之处。

这个故事的关键是我认为那片森林，还有其中的一切生物都会一直在那儿，等着我去欣赏……直到永远：我从未想过别的。

但今天，密苏里河和周围的生态系统也成了现代科技的牺牲品。由于发展的需要，堤坝、引水设施和人工渠道的修建改变了水的流向，无法汇入这个美国最大的水库系统。密苏里河现在成了美国最严重的濒危河流之一，因为它是周围多数野生物的生存之本。

目前密苏里河生态系统中至少有三个物种正濒临灭绝—两种鸟类和一种鱼类。每种动物都是维持生态平衡的关键，因为它们可以维护脆弱的食物链的平衡。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服务组织已经发布了一个报告，建议改变对密苏里河流域的人为控制，只有这样才可以恢复气候的自然面貌，恢复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河流的水位。

直到七年级在我喜欢漫步的森林附近上科学课时，我才知道了关于这些自然美景的残酷现实。无论是哪种原因，历史都告诉我们，这些美丽的自然景观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不可思议的事：某种自然灾难席卷了整个世界，毁掉了地球上的所有植被和动物，它们全都灭绝了。

尽管某些物种的灭绝是大自然自身所导致的—比如气候变化，或6 500万年前行星对地球的撞击—但让我震惊的是，有时它们的灭绝却是由于人类的出现。人类自身才是导致所有物种面临威胁、濒临灭绝的灾难因素。

渡渡鸟的命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们生活在印度洋毛里求斯岛上。这种鸟类的灭绝正是人为所致。

渡渡鸟是一种巨大的不会飞的鸟类，体重达45~50磅，现代基因分析表明，它属于鸽形目鸠鸽科。1507年，当第一批葡萄牙探险者来到这座岛上时，据说这种鸟数不胜数。

但随后的各种人为因素—包括砍伐森林，促使渡渡鸟的筑巢地缩小；探险者带到岛上的狗、猪和其他捕食动物的出现；还有捕猎，因为这种鸟在地上筑巢，极易捕获—使渡渡鸟的数量急剧减少，直到无法生存。尽管教科书上说这种鸟最后出现的时间为1662年，但根据存留下的目击者的描述，渡渡鸟最后出现的时间是1693年。

让人觉得悲哀的是，从第一次看见这些巨大的不会飞的鸟类，到人类导致其灭绝仅有150年左右。这是现代有记载以来第一例，证明生物的数量并不是无穷无尽的，人类是可以将其捕杀直到灭绝的。

但不幸的是，同样的悲剧在近年来的其他物种上依然重复上演着，包括美洲水牛，其数量已从19世纪70年代的7 500万头下降到了20世纪初期的不到1 000头；还有蓝鲸，地球上所知的最大哺乳动物，其数量从商业捕鲸开始前的35万头，降到了今天大约只剩8 000~1.4万头。还有更多物种都遭受到了被捕获的命运，已濒临灭绝。就像美洲水牛和蓝鲸的例子，如果转换一下对待这些动物的思维方式，我们就有可能让它们摆脱灭绝的命运。换言之，如果不转换思维，除非濒临灭绝的物种数量达到一定的程度，否则人们不可能因为一两个物种去采取保护措施。

这就是人类目前面临的问题。

尽管许多人相信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形式都已被发现，不可能再有新的物种，但据估计，每年新发现的物种达1.8万种。有些物种是在我们最想不到的地方发现的。比如，2010年7月，科学家在每年都有大批游客光顾的法国梅冈图尔国家公园（Mercantour National Park）发现了11个昆虫新物种。

尽管每年都会发现新的物种，但与此同时，地球物种的灭绝速度却在加快。据估计，每年有2.6万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有些甚至在被发现之前就已经灭绝。为此，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建议：“为了解决生物多样性消失的根本问题，不同的决策领域和各类经济部门都要优先考虑到这一点。”显然，如此众多物种的加速灭绝向我们传达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现在地球上的生命形式正在发生剧变。问题是：我们在聆听这一信息吗？

人类会是下一个灭绝的物种吗？

进化生物学家的职责就是通过研究过去来帮助我们理解现在，判断未来的发展趋势。生物学家一直认为，历史上大量的生命形式都曾从地球上消失过。他们把这些物种的灭绝归结为不同的原因，而且关于其原因也提出了很多不同的理论，但物种灭绝却是不争的事实。

地球历史上物种的大规模灭绝确实存在。根据生物学家的观点，地球曾经历过5次大规模的物种灭绝，每次大概都相隔数千万甚至上亿年。比如第一次大规模灭绝发生在4.4亿年前，第二次是3.7亿年前，第三次是2.4亿年前，第四次是2.1亿年前。第五次，也是地球上最后一次物种的大规模灭绝发生在6 500万年前，造成了60%~80%的物种从地球上消失。尽管这些物种的大规模灭绝似乎发生在遥远的过去（确实如此），但它们对现在的人类依然非常重要，因为人类将成为下一次物种大规模灭绝的成员之一。

生物学家告诉我们，人类势必将在第六次物种大规模灭绝之列—物种的大规模消失并不是科学家突然发现的现象。据E·O·威尔逊估计，20世纪早期，地球每年至少有3万个物种消失。但最新的评估表明，问题可能要比威尔逊的估计更糟。当然这一事实听起来像是不祥的预兆。但好消息是，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让包含人类在内的这次大规模物种灭绝与以往不同，这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

2008年夏天，我和我的好朋友，受人尊敬的同事布鲁斯·李普顿到欧洲进行巡回演讲。他和我都刚刚出版了各自的最新著作（《信念的力量：新生物学给我们的启示》和《无量之网》），所以决定一起到说德语的国家进行巡回售书活动，和读者一起分享我们的观点。有一天，在从瑞士苏黎世到德国法兰克福的火车上，我和布鲁斯有机会坐下来好好聊聊，欣赏美丽的欧洲风景，一起用餐，分享有关生活、爱与地球命运的观点—这正是当时我们聊天的内容。

午餐快结束时，我向他问了一个多年来一直想问，但苦于没有机会问的问题。

“到底地球上生物的总体状况有多糟？”我问道，“整个人类的现状又有多糟呢？”

他的回答让我震惊。布鲁斯，这个我一直视为朋友，认真求实的职业操守让我佩服不已的学者，给出了一个简单、直接、犀利的答案，这也正是他的教学如此受欢迎的原因。利用祖先们使用过的类比，他把我们的地球家园描述为一个真正的“花园”：一个星球大小的花园。

“地球上的一切都是花园的一部分，”他说，“包括人类。地球母亲总会想办法处理掉那些不适合在花园生长的东西—它们会被驱逐出去！”说完他转过来凝视着我，眼里散发出光芒，这种光芒是只有经过毕生的研究，懂得深刻的真理后才拥有的。他最后用简短的话总结道：“要么我们懂得如何与自然和平相处，去精心呵护它，要么我们就只有从地球上消失，变成地球表面的肥沃土壤，去滋养花园中的其他生物。”

布鲁斯用他特有的方式，用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描述了人类的现状，以及如果不尽快有所改变，人类的命运将会怎样。但其实通过这个巧妙的比喻，他告诉了我们更多的东西。他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让下一次包括人类在内的物种大规模灭绝与之前有所不同的关键因素：尽管之前的五次物种大规模灭绝似乎是由自然造成的（小行星的撞击、气候变化等），但这第六次包括人类在内的物种大规模灭绝却并不是自然的结果，而是人为造成的。

根据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生物多样性展厅前负责人尼尔斯·埃尔德里奇（Niles Eldredge）的观点，“毫无疑问，一些人为活动使整个生态系统受到巨大压力，造成了近代的物种毁灭，这些人为活动包括自然景观的人为改变、对物种的过度利用、污染及外来物种的引入。”

埃尔德里奇并不是唯一得出此种结论的人。“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任务就是研究全球生态系统的现状，分析其对“人类生存”的影响。2005年该项目公布了7份综合报告中的第一份。尽管研究还在继续，也搜集到了更多的数据，但到目前为止报告中的启示却是非常明确的：“在评估的24项生态系统服务中，有15项正在持续退化—包括淡水、渔业、净化空气和水源、调节区域和地方气候、调控自然灾害和防治病虫害—增加了地球发生突然变化的可能性，这将对人类的存在造成严重的影响。”

报告具体描述了如果不改变我们的土地和资源利用政策将会带来的各种威胁。这些“突然变化”包括新疾病的出现、水质的突然下降、海岸线上“死亡地带”的出现、渔业的崩溃、地域气候的改变等。“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结论可以用一句简单却让人警醒的句子进行总结。实质上，让人无法逃避的现实是：人类现在成了威胁地球上其他上千万物种和人类自身的根源。

无视危机……直到无法逃避

最近，一位著名的投资顾问被问及下次经济危机何时开始，他的回答方式和我经常回答“未来那些可怕的危机何时开始？”的方式一模一样。这位顾问通过对几个简短而深刻的问题的反问间接地作出了回答：

要发生什么事之后你才认为现在处于经济危机？油价要高到什么程度你的邻居才会意识到出了问题？金价或银价要高到什么地步？有多少银行要面临威胁？失业率要达到多少？有多少城市要破产？你认为经济危机的开端在哪里？事情要发展到什么程度你才认为经济危机确实已经发生了？

这位顾问的回答方式和这一章的核心观点颇为一致。

当今世界的智囊们告诉我们，人类现在已深陷危机，同时也正处在关键时期。淡水资源要匮乏到什么程度我们才承认问题的存在？多少金融机构需要破产？在资源日益匮乏的情况下，世界人口要增加多少倍？我们离下次世界大战要多近？

我猜对于“可怕的危机何时开始”的问题，我的最新回答就是：“如果不改变思维方式，事情要糟糕到什么地步我们才承认陷入危机，才承认事情会变得越来越糟？”

尽管本书此前提到的所有危机对读这本书的你来说一点都不惊讶，但人们在听到坏消息时总是表现出一种奇怪的特点。似乎消息越糟糕，这一特点就越发明显。我们在对待坏消息时总会采取这两种方式中的一种：要么不重视，要么完全忽略。这种现象被称为“正常化偏见”，似乎这在那些从未经历过极端危机的人群中表现最为明显。

比如，到现在还活着的那些经历过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的人们就懂得失业率达到25%时社会是什么样子，人们会排着长队领食物，等待数小时才能领上定量配给的一个面包。他们也会懂得最糟糕的萧条时期来得会有多快。这些人随时都准备迎接下一次萧条时期，如果有的话。而对于美国现在的年轻人，大萧条似乎只是一个黑暗童话。那些黑白照片看起来太过陈旧，太过遥远，过去似乎永远都不可能再现。他们只是无法想象那怎么可能再次发生。

“二战”时期，人们对当时人类大屠杀的反应就足以证明人们的这种心理偏见是如何作怪的。

1944年，当一辆辆闷罐车在黎明时分满载着人们离开匈牙利和波兰的贫民窟时，在那些留在镇上的居民眼里，他们深信火车会把这些“幸运儿”带到新的安置点。他们相信在那儿，这些幸运儿会有更好的家，生活得更惬意。尽管社区里总是有关于死亡集中营的流言，但没有人相信，也不愿意相信。所以他们选择不相信这些流言，忽视这些流言的存在。

2009年，基蒂·威廉斯这位纳粹死亡集中营中的幸存者，自战后被释放以来首次和公众及媒体分享了她的故事。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她自己登上开往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的闷罐车之前，和其他人一样，她和家人也听到过死亡集中营中的故事，但没有人愿意接受这是真的。

基蒂回忆道：

我记得那些波兰，或者可能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年轻人敲开我们的门，向我们诉说他们正试图逃跑，想要穿过匈牙利去以色列。当然我们总是让他们吃点东西，带上一些食物。当他们描述那些战争暴行时，我从来都未真正相信过他们。人们是无法想象这些事情的。这只是夸大其词，不可能是真的，绝对不可能。

最终，基蒂、她的家人还有许多一直否认这些流言的人们成了这次闻所未闻的人类大屠杀的受害者。尽管她幸运地活了下来，和我们一起分享她的经历，但她的许多朋友和亲人却没能像她那么幸运，成了那580万遇难者中的一员。这个故事的关键就是，他们得到了警告，但他们要么不接受，要么不相信每天都在面对的现实。

***

同样，我们的世界正深陷危机，这并不是什么秘密。对许多人来说，这些问题似乎太大了，不可能找到什么解决措施。当感觉无法承受时，我们更愿意完全忽视这些危机。2007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印证，当然这次危机的严重程度和“二战”时期的人类大屠杀无法相提并论。

尽管到处都能听到分析家的提醒和专家们的警告，但没有人愿意相信世界金融体系中发生的事，以及经济的黑暗走向。当时人们的想法就是金融体系如此强大，是不可能坍塌的。他们（政府）是绝对不可能让其坍塌的。这正是当时美国资金的借贷、分配和支出的思想基础。

2008年7月，我和一位投资顾问通过一次电话，他负责管理我的一位退休朋友的毕生积蓄与资产投资。他们家打电话问我是否可以帮助她将她的钱投到比较保险的地方。在电话里，我向这位顾问建议如何将投到股票市场的积蓄和他们投资的共同基金撤出来。但谈话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顺利。

一提到财务安全，电话那端的声音就开始变得有些愤怒，甚至有些目中无人。“我是个职业投资顾问，”他说道，“我就是吃这碗饭的。”那时我才意识到谈话陷入僵局。“还有什么比共同基金和蓝筹股更安全、更赚钱的方式吗？”他问道，“它们会一直坚挺，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大跌的。”

我回答道：“我明白你的意思。”或许在过去我会赞同他的观点。股票安全的前提是股票市场的安全，但事实是市场出了问题。这些传统的指标已失去了意义—一切都在“上涨”。像金、银和石油这些有形资产在其他股都看涨的时候是不应该也跟着涨价的。没有任何合理的理由来解释股票市场会上涨得如此之高，多只股票都在上涨，而且一直保持如此高的涨幅。因此，股票市场迟早会崩盘的，到那时玛丽（化名）将会失去她和丈夫攒下的毕生积蓄。

我简直无法相信接下来听到的话。“市场绝对不会崩溃的。”这位顾问告诉我，“市场如此之大，如此之强，拥有绝对的推动力。”但这次通话后还不到8周的时间，股票市场真的出了问题，不仅大幅下跌，实质上完全崩溃了。

那天我看着电视屏幕上的数字一直往下降。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中那些一直看涨的股票的价格在零点几秒之内就像自由落体一样急剧大跌。

2008年9月29日，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并不像两个月前那位投资顾问预测的那样，一直被认为不可能大跌的蓝筹股也开始下挫，比如房利美、房地美、雷曼兄弟、高盛和贝尔斯登。

当天收盘时，美国股票市场下跌777.68点，成为历史上单日跌幅最大的交易日。当日1.2万亿市值从股票市场蒸发，变成了投资股市的每个股民的惨重损失，而这只是波及世界金融市场的开始而已。

第二天我从机场给玛丽打电话，她的情况非常糟糕。令人难过的是，仅仅在48小时内，她就失去了她和丈夫结婚40多年来辛辛苦苦攒下的所有积蓄的一半。更令人感到悲痛的是，她已经担负不起照顾她日常起居的保姆的工资了。

尽管那天当我看着这么多财富从美国的经济中蒸发时感到悲痛，但却一点也不觉得惊讶。当然那些贯彻国家利率、国债和住房贷款等经济政策的人同样也不觉得惊讶。这一金融市场的发展态势已经存在很多年了，而股市崩溃的前兆也早在14个月之前就已经出现了。2007年6月13日，理查德·C·库克（Richard C. Cook）和全球化研究中心共同发表了一篇论文，其中第一句话就概括了金融危机的核心：“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经济已经开始崩溃。”

库克的论文中引用了两位著名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不仅看到了股市表面的繁荣，而且他们的观察要透彻和深远得多。斯蒂文·珀尔斯坦（Steven Pearlstein）是获普利策奖的《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伯特·塞缪尔森（Robert Samuelson）是《新闻周刊》和《华盛顿邮报》的特约编辑。这两位经济学家同时注意到了美国经济中的泡沫。当他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公司背负的债务远远比赢利要多得多时，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股票价格和公司市值将会全面下跌，”珀尔斯坦说，“银行将被迫宣布大笔减记，一些对冲基金不得不关门，许多公司将破产或被迫重组。”

珀尔斯坦、塞缪尔森，还有其他人给我们传递出的是一个明确的信息：2007年的经济形势表明，一定会发生全球金融风暴。一旦真的发生，美国经济将不可避免地遭受巨大打击。当然，尽管他们预测到了金融风暴的发生，但或许连珀尔斯坦和塞缪尔森也没想到事情会变得如此糟糕，金融危机持续的时间会如此之长。

我之所以讲这个故事，是因为它说明了危机是如何被人们忽视的，直到发生在自己身上时才意识到，但为时过晚，一切都已于事无补。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问题上，当它确确实实发生，离我们如此之近时，人们才开始问一些肤浅的问题：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怎么会出现得如此之快？这正是理解本书这一节的重点。

全球经济崩溃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单一事件。它和全球经济面临的诸多问题息息相关。正如气候变化被政策制定者和公众一直忽视，直到地球的冰盖开始融化、小岛开始消失在日益上升的海平面以下时，人们才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经济崩溃也给那些只会观望的人发出了一个信号，它是“地球密码”的一部分，告诉我们不可持续的经济体系是无法继续存在的。

就像我在《分形时间》中提到的那样，经济体系也遵循创造了自然界格局和气候周期的自然规律。因为这些自然规律可以计算出来，它们的循环条件也可以预测出来，所以当经济崩溃和其他不可持续的体系以同样的周期再次发生时就不足为奇了，这些不可持续的体系包括人口增长、资源枯竭和新一轮的战争爆发。

摇摇欲坠的体系

每个人的学习方式不尽相同。一些人要一遍遍地重复，而另一些人只需瞥一眼，就能记住所看的信息，而且我们“聆听”消息和之后的应对方式与我们的学习方式有很大关系。正是由于我们的学习方式不同，不同的人通过不同的方式都在号召我们进行全球范围的改变，这是件大好事。

可能让一个人去警醒另一个人并不一定有用，而且人们是在用不同的语言来描述发生的事，为人们敲响警钟—从《科学美国人》和世界观察研究所发表的文章中的专业术语，到阿尔·戈尔《难以忽视的真相》中的通俗用语—但全世界还是听到了同一警示：人类脆弱的生活方式已无以为继。

在众多努力想要教育和推动大众有意识地改变生活方式的人中，最有影响力的声音之一就是环境学家、作家、前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他说：“人类现在正在濒临崩溃的自然体系和政治体系之间进退维谷。”为了遏制文明崩溃带给人类更多的痛苦，布朗在《B计划3.0：合力拯救文明》（Plan B 3.0：Mobilizing to Save Civilization）中，坦率地描述了其著作出版时糟糕的世界形势，以及将继续恶化的可能性。自此书出版以来，他的许多警告都变成了现实。

他认为，目前自然已处于关键时期—例如物种数量的急剧减少—标志着自然体系已无路可走，面临崩溃的边缘。然后，布朗又描述了地球上许多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体系的现状，以及人类面临这些即将崩溃体系时的处境。

布朗在该书中为人类提供了一些可行的方案，让人们重视这些问题。毫无疑问，《B计划3.0》确实正在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对于许多组织、机构和个人，布朗的书都已成为寻找问题解决方式的法宝。

从《B计划3.0》到世界观察研究所作出的努力，世界正在发起一场运动，以唤起公众对威胁人类生命和整个文明的种种危机保持警醒。而且这些努力正得到巨大的回报。尽管各种研究、报告、著作和研究机构可能对这些危机的细节和应对方式看法不一，但它们都通过各自特有的方式提出了自己的担忧。总体而言，这些担忧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危机1：世界人口增长的不可持续性

危机2：气候变化

危机3：食物和淡水资源日益匮乏

危机4：贫穷与富有、健康与疾病以及文盲与非文盲之间日益加大的差距

危机5：常规战争的持续威胁和核战争的威胁

人类现在所处的历史时刻与过去如此不同的重要原因，就是人类现在面临的问题数量惊人、破坏程度巨大。如果我们对此熟视无睹，坐以待毙，上述提到的每一个危机都有可能带给人类巨大痛苦，终结整个世界。正如你所看到的，这些问题正在发生，每个都已达到了威胁人类和整个世界的程度，而这在40年前就被环境学家、科学家和经济学家预测到了。

因此，让我们回到之前所问的那个重要问题：要发生什么事之后我们才认为事情真的很糟，人类真的深陷危机？毋庸置疑，也无须进一步解释，本书提到的每个危机都已出现在人类面前，正在威胁着人类和整个世界。我们在本书的其余部分将一起详细分析一些核心危机，因为它们会引发其他危机。

我们将从危机1（世界人口增长的不可持续性）开始说起，因为它会使危机3（食物和淡水资源日益匮乏）以及危机4（贫穷与富有、健康与疾病以及文盲与非文盲之间日益加大的差距）的状况更为恶化。

尽管每个危机都源于体系的破碎，但危机2（气候变化）带给世界的压力已让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在近年来达到极限，濒临崩溃。危机2也同时引发了危机5的发生：常规战争的持续威胁和核战争的威胁。（我将在第六章中再探讨战争的威胁。）

随着对这些危机的详细分析，新的发现有助于我们抛弃以往的错误假设。

人，还是人，越来越多的人！

许多“第一次”都发生在20世纪：一些是好的，一些不那么好，还有一些让人难以置信。1900年以来世界见证了第一架飞机、第一台电视、第一台计算机、第一次登月……还有芯片的发明、基因的发现，以及原子核的分裂。同时世界也见证了前所未见的人口快速增长。

从最后一次冰期晚期至1650年，据估计，地球总人口一直保持在5亿人以内。这也就意味着，在过去的大约9 000年，地球上可以利用其资源生活的人口总数只有当今印度人口的一半。

但1650年之后，这一数据发生了质的改变。图3.3有助于我们理解仅仅在350年中地球人口增长的速度有多快，翻番的速度有多快。

2000年之前的人口激增始于1804年，当时全球人口达到10亿大关。从那以后的人口增长在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也是造成众多危机的关键因素，包括食物短缺、淡水资源的匮乏，以及维持世界人口生存的可利用耕地的减少。

图3.3 公元前10000~2000年的地球总人口估计图

资料来源：EI T，公有领域

从1650年至1804年，一直维持在5亿以内的世界人口突然激增到10亿。此后仅仅123年就增加到了20亿。然后世界人口快速增长的步伐再也无法停止，随着全球人口增长到30亿、40亿、50亿到60亿，每增加10亿人口的时间也在不断缩短，从上百年缩短到33年、14年、13年和12年。尽管全球人口在2010年达到了68.9亿的新高，而且还在继续增加，但根据联合国的估算，世界人口增长的速度似乎已从1989年每年新增8 800万人的最高点，下降到目前每年新增7 500万人。

最近几十年不可遏制的人口增长速度向那些旨在跟踪这些数据的政府、大学和各种机构拉响了警报。上面的数据是证明世界人口增长不可持续性的有力证据：世界人口的成倍增长遵循了可以预见的增长周期。尽管按照目前世界人口的增长趋势，下一次人口的成倍增长要到2050年才会实现，从40亿（1974年）增长到80亿，但专家们认为，如果这一人口数真的实现，这将是22世纪之前的最后一次世界人口的翻番。

21世纪会再次出现人口翻番的说法让人怀疑，这主要是由于成千上万人都有可能卷入各种危机之中。到底全球流行病、食物和淡水的匮乏和战争带来的死亡是否会阻止下一次人口翻番的步伐还无法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每一种危机都会对人类的生存造成巨大的威胁—任何一种危机的爆发都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对成千上万人造成影响。尽管全球人口的急剧减少并不常见，但它在历史上确实发生过。

14世纪疾病的蔓延就是一个强有力的例子。从1348年至1351年，“黑死病”席卷了欧洲大部。尽管从零星的文献记载中难以获得确切的死亡人数，但据估计，死于这场流行病的人数为7 500万~2亿。

尽管现在抗生素让这种死亡率的再次发生不大可能，但它也只对细菌引起的传染病有效。病毒性传染病的增加才是真正的威胁所在，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很好的治愈方法，而且通过现代化的航空旅行，在几小时内就有可能将这些疾病从高传染率的区域传播到人口密度极高的大城市。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人类需要拥有一种至关重要的能力—预测人口变化趋势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应对不断变化的世界和预计不断增长的人口的需求。中央情报局在描述这种能力时说：“人口增长的速度是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因素，它决定着会对某个国家带来多大的负担，因为它会带来人们对各种需求的变化，包括基础设施（例如学校、医院、住房和公路）、资源（比如食物、淡水和电力）以及工作。人口的快速增长也会给邻国带来威胁。”

正如生物学家、洛克菲勒大学人口实验室主任乔尔·E·科恩（Joel E. Cohen）在《科学美国人》上所阐述的那样，“世界人口增长的峰值出现在1965~1970年，每年的增长速度达到2.1%。自此以后，20世纪里再未出现过如此高的增长速度，将来也绝不可能。”

科恩的评估中令人高兴的是，人口增长的速度似乎在40年前就达到了顶峰。但坏消息是，大多数当时出生的人到现在还活着，也需要食物、淡水、住房和工作来生存。从全世界范围来估计，他们现在平均年龄为67岁。这就要求在政策、科技、生活方式和古老习俗方面都必须考虑到这一点，这也是目前各种危机爆发的根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综合报告》

要想化解任何一种危机，首先要对其有清晰的了解。只有这样，看似太大而无法解决的问题才可以被细化为一些可以应付的小问题，才可以一次解决其中一小部分。

为了能更清晰地说明这一点，我选择了由95个国家的1 300位科学家共同起草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综合报告》对各种危机进行综述。报告中描述了人类活动对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并详细列举了正在消失的资源是如何影响人类生活质量的。正是由于各国之间对这些日益减少的资源展开的残酷竞争才使得国际形势越发紧张，增加了战争的威胁。

以下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综合报告》中“4个发现”的原文：

1. 在过去的50年中，主要为了满足快速增长的食物、淡水、木材、纤维和燃料需求，人类对生态系统改变的规模和速度皆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同一时间跨度的情况。自1945年之后，大量土地被开垦为农田，开垦的土地总面积超过了1700~1800年开垦的总和。自1913年人类首次生产出合成氮肥以来，世界上50%以上的合成氮肥是在1985年之后施用的。专家称，这主要是由地球上生物多样性的巨大和不可逆转的损失造成的，大约10%~30%的哺乳动物、鸟类以及两栖动物正面临灭绝的危险。

2. 人类对生态系统的改变已经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福祉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获取以上福祉的成本却日益上升。在过去50年中，仅有4项生态系统服务有所提高，它们是：作物、牲畜、水产和调节全球气候的碳吸收。对渔业和洁净水这两项生态系统服务的利用已经远远超过了可持续的界限。如果考虑到未来的需求增长，差距就更大了。专家称，这些问题将大大降低后代从生态系统中获取的福祉。

3. 在21世纪前半叶，生态系统服务退化的状况可能日益显著，这是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一个障碍。在科学家们提出的探索生态系统和人类福祉发展变化的4种可能前景中，他们预计未来在消除饥饿方面会取得进展，但是进展的速度，却远远低于到2015年使饥饿人口减少一半这一具体目标。专家警告，生态系统变化对于疟疾和霍乱等人体病原体的产生，以及发生新疾病的风险具有一定影响。在非洲，疟疾占到了人类疾病的11%。据估计，如果35年前疟疾在非洲被消除的话，那么2000年非洲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会增加1 000亿美元。

4. 在满足日益增长的生态系统服务需求的同时，扭转生态系统的退化状况这一挑战可以得到部分解决；但是它涉及重大的政策和体制改革，事实上我们还没有着手这些工作。报告指出，在多种生态系统服务当中，通过消除负面的利害关系，或者通过正面的协同共生，我们可以找到保护和提高特定生态系统服务的许多选择。比如，对自然森林的保护不仅可以保护野生动物，还可以提供淡水资源，减少碳排放。

综合所有的研究、专家意见以及千年评估中提出的建议，千年评估委员会最后总结道：“人类社会有能力既减轻我们给生态系统服务施加的压力，又能继续利用这些服务来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但他们继续说道：“要想做到这一点就要改变思想，不仅要在各决策层面上考虑到自然的因素，还要在政府、企业界和民间组织之间达成新的合作方式。所有的人都看到了这些威胁，现在未来就掌握在我们的手上。”

很显然，作为一个物种，人类正在不断地加深对自己生活方式的了解，也正面临生死攸关的时刻，因为我们要作出的决定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就像我们在2010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看到的一样，之前所作的选择是以一种不完整有时甚至是完全错误的方式看待世界。

因此，常识在看待世界的过程中可以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让我们转变思想

常识告诉我们，如果对问题的了解不够完整，那么想要解决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是不可能的。我们也发现过去使用的很多方法现在已经行不通了，因为在巨大威胁面前它们毫无作用，只会使问题变得更糟。但同时人类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前途未卜。

正是因为人类现在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和最为严重的危机，所以任何错误的决定都可能会带来致命的后果。当然，我们也得到了有史以来最佳的时机：这些危机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旧的理念，找到一条新的，可以保证人类生存的正确道路。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审视涉及看待人类自身和人与世界关系的那些核心理念，问问自己为什么会对它们深信不疑。

所以我们从哪里开始呢？又怎样才能换一种方式去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呢？人类的远古时代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真相3：化解威胁人类生存危机的关键在于，要建立一种适应时代变化的互助合作关系，而不是相互指责，相互抱怨，因为这只会使人类的相互协作变得愈加困难。

那些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 1863~1952),

哲学家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还在读书的时候，书上讲人类文明始于5500年前。传统历史观认为，大概就在那个时间前后，在亚非交界处食物和水源充足的地方出现了两个最为古老的文明，即苏美尔文明和埃及文明。剩下的事情众所周知，故不赘述。

除了少数前沿的教材和有远见的老师之外，当今的学校历史课与以前没什么两样。传统历史观对人类的起源和发展解释得似乎合乎情理：大约公元前3100年，原始人聚集在食物丰饶、水源充足之地，开始为他们的家人搭建起简易的房子，几千年的发展成就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玻璃幕墙摩天大楼。

毋庸置疑，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表明，传统历史观认为的人类最古老的文明根本算不上最早的。其实，苏美尔文明和埃及文明存在于更为古老的文明之后，那些在某些方面甚至更先进的文明在5000年前或许更早就消失了。虽然那些古老文明要比传统历史讲述的时代要久远一倍，还有很多未知数，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课堂里讲授的历史课程只是极其宏大的历史画卷的一个篇章。

更古老文明的存在引发了一些重要问题，有待我们解答。谁缔造了这些文明？当时的人类来自何处？或许对当今人类最重要的是，他们遭遇了什么事情？怎么可能在末次冰期就已形成的大都市会从地球上销声匿迹呢？建造那些庞大都市、座座庙宇的技术如此先进，以至于我们如今也不知如何复制。

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能帮我们找到一些应对当前危机的线索。正是出于这个考虑，我才把古代历史话题列为最深刻的真相之一。

拯救历史

那是在密苏里北部的一个上午，短暂的闲暇，我闭上眼睛，倾听着风儿吹过树枝的声音。微风穿过茂密的森林，吹在我满是汗水和灰尘的脸上、胳膊上，感觉很是惬意。夏末的湿热令人窒息，空气很热，但至少流动着，让人感觉到片刻的清爽。

我曾认为这种时刻有种永恒的吸引力。相信古代的人们在火坑上烹煮食物时也会有同样的感受。那天我在挖掘一个遗址时发现了这个火坑。汗水像小溪一样从脸上流到地上，我睁开眼睛，向浅浅的火坑望了过去，发现防护网刮落掉了下面的土层。

就在几个星期前，在这个考古挖掘现场，我和大学人类学班上的同学应邀来协助一次紧急挖掘—带来惊人发现的一个古村落。令人吃惊的是，对最初找到的古器物进行的碳–14（年代地层）测定表明，这原来是一个土著部族的聚居地。我脚下的打猎营地证明了古霍普威尔人（Hopwell）迁徙到俯瞰密苏里河的悬崖绝壁上的时间，要比我们先前知道的早得多。

挖掘任务很紧迫，因为该遗址位于一条贯穿该地区、正在施工的高速公路上。我们被告知，从天气很快变冷会造成的施工困难，以及规划、施工顺序和工程进度等方面考虑，高速公路的施工时间安排不会有什么变动。几周后，大型铲车就会铲掉我膝下的土坑，该遗址的证据很快会被大量的水泥沥青掩埋甚至永远毁掉。

在施工前，没有人知道那里有古村落。很多考古发现都是如此，它们并不是经过多年的学术研究然后引起了权威人士的关注，恰恰相反，往往是由于负责清理地面的重型设备操作员的目光敏锐。就在升起推土铲的瞬间，他看到了微微发光的东西，或许正是因为他在正确的时间把目光投向了正确的地方，也或许是他对自己看到的东西很好奇。不管什么原因，就在那天，建筑工人停下手头的工作，循着器物表面反射的光线发现了被埋藏了数个世纪的陶器。

正是因为那位司机的发现，我班上的同学才被请来帮忙。正常情况下，像这样的挖掘都会有准备翔实的文件和有序的挖掘安排，然而我们却是在倒计时中争分夺秒。究竟是谁在那久远的时代在这个地方建造了家园，而这些作为证据的历史资料恐怕几天的工夫就会消失不见了。

那天，我独自一人在发掘现场。高速公路还在继续施工，同学们已下了结论，由于资金和时间关系，正式发掘工作也已宣告结束。不过，我还是想尽可能多地保存有关该遗址和当时人们生活的证据。我发现了很多骨片、陶器、火石片、箭头，不知道这些发现是否会改变人们对美洲腹地古代史的看法。

随后，我思路变得愈加清晰，有了更深的质疑：如果我们对当地历史的知识一直在改变，我们对全球历史的认识是否也如此呢？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和他们的文化还经历了些什么？是否存在更为先进的文明，其所处年代要远远早于传统历史观所认为的文明存在时间？如果有，是什么如此彻底地改变了他们以及他们的世界？也许要数十年后，我才能找到某些答案。

就几天的时间，擦去原始森林的黑色湿土，碳化的骨片和陶器改变了很久以前在密苏里北部已被风化的绝壁下的历史，改变了全美高中和大学课堂上要讲授的课程，改变了古代人们在何处生活又如何迁徙的时间线和地图，改变了一些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职业进程，因为他们之前的工作是建立在不完备的理论和假设之上的。

一些史前古器物的发现以及进行年代测定的科学技术告诉研究者们一个无法忽视的事实。要体现我们挖掘出的新证据，密苏里北部绝壁和河谷的文明史就要被改写，同样新的科学发现也必然会改变人类史。

不断变化的历史目标

“历史是历史学家创造出来的。”自封为法国皇帝的拿破仑·波拿巴的话很好地提醒了我们，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根据科学发现修正、更新我们的历史观，即使这些新发现并不与我们认可的历史时间线吻合。这样我们才能让自己的观念忠实于历史，让历史学家与时俱进。

20世纪中叶之前，文明史似乎一目了然。传统观念认为文明史是连续的，是农业、技术和文化的发展史（见图4.1）。在教科书的大事年表中，文明史是线性的，看起来很有序：始于原始的简陋，终于如今的复杂。这种叙述简单明了，最重要的也许是可信。

每当一个新的考古遗址证实了传统的历史观，我们就会更容易接受其余的历史叙事。然而问题是，越来越多的证据否定了我们对历史的诸多看法。每一次哪怕我们只发现了一点点和我们的历史大事记不符的证据，经过当今最先进的科学手段验证后，我们就不得不更改大事记而为其腾出一席之地。1870年，业余考古学家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发现了古特洛伊，这是历史大事记被调整的绝佳例证。

施里曼很早就对荷马史诗中描写特洛伊战争传奇的《伊利亚特》这部文学经典甚是痴迷，对特洛伊木马的战争策略兴趣浓厚，一直想知道希腊联军如何用它完成了其他军队无法完成的任务：占领特洛伊古城。他给自己提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希腊人给孩子们讲述的古老传说不仅仅是个神话故事又会怎样呢？事实会这样发生吗？会不会伊利亚特描述了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只是因为发生的时代久远才作为故事流传下来了呢？

该图综合了各种信息，显示了各大文明的起始时间。注意，传统观念认为，出现在大约5500年前的苏美尔文明是最古老的人类文明。

图4.1 文明发展史的传统时间线

根据自己的直觉判断，以及按照《伊利亚特》中文字叙述的线索，施里曼展开了19世纪一项最伟大的考古发掘。就在《伊利亚特》史诗描述的古战场希沙里克山丘（Hisarlik，当时应是奥斯曼帝国，现在土耳其境内），施里曼发掘了代表八个史前文明的八个土层。

在遗址发掘的第九层，施里曼发现了古特洛伊的城门。直到那时人们才接受了这一历史事实，而起初大多数人认为这只是神话故事而已。世界史的大事年表不得不加以调整，补上施里曼的这一伟大发现。

同样，海勒姆·宾厄姆（Hiram Bingham）也是根据对古代传说和神话的研究，在1911年发现了印加文明，失落之城马丘比丘。

两大发掘后，历史书籍和历史教材只好修改更新，一辈子都在用固有的思维方式和教学方式从教的老师们也不得不顺应变化，改变自己的教学，反映出这些新的历史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表明，我们也遇到了非常相似的情形，而且要面对更大规模的改变。

图4.2（a）

图4.2（a）上图：秘鲁印加文明的失落之城，马丘比丘。1911年，考古学家们烧掉遗址上茂密的丛林，发现了马丘比丘。（海勒姆·宾厄姆摄，1911年，公有领域）

图4.2（a）下图：现在看到的马丘比丘，建筑群已被复原重建。

图4.2（b）

图4.2（b）特洛伊古城的一部分，1870年业余考古学家海因里希·施里曼发现它之前一直被认为是神话传说。

近来的证据对传统历史观提出了很大质疑。新的发现动摇了近300年来人们的信念，颠覆了课堂讲授的内容。从这些发现中，我们或许能找到应对当今危机的线索，因为同样的危机瓦解了以前的各大文明。

被历史遗忘的文明

一直以来有关古文明、古器物的报道似乎奇妙得令人感觉不真实。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越来越多的发现让人产生这种感觉。从利用声波定位仪在印度肯帕德湾发现了海底古城，到利用透地雷达发掘出世界上最古老的庙宇遗址，近来科技进步给我们提供的很多信息显示，我们对历史的看法根本不够完整。

当然，并不是所有震惊世人的最新发现都是地处遥远的山顶或是人烟荒芜的热带丛林。有些就在大都市附近，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游客驻足欣赏，心生敬畏，摄影留念。

现在我们来看看以下四大发现。

发现之一

地点：埃及吉萨高原（Giza Plateau）

事件：有实物证明，埃及狮身人面像的建造时间几乎要提前至末次冰期。

意义：科学证据证实，狮身人面像的主体部分建造于末次冰期晚期的大暴雨时期，至今已有7 000~9 000年。这点毋庸置疑，而且搜集物证的方法切实可行。经过同行评议，这一年代已为地质学界所接受。

问题就在于历史学家现在必须把狮身人面像的这一考证年代和传统认定的文明大事记统一起来。

对于那些似乎与传统历史叙事有出入的新发现，长期以来观点不一，争论激烈，与此同时人们多倾向认为这只是特例。之所以有这种想法原因很多，比如测量技术可能有误，抑或是数据正确，但数据的解释不那么合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于狮身人面像的年代争议就出现了类似情况，主流媒体和各种科学会议上就此问题的争论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狮身人面像坐落在开罗附近的吉萨高原上。传统历史观认为，它建造于公元前2558~2532年，大约有4 500年的历史。然而，颇具开拓精神的埃及古物学者施瓦勒·德卢比茨（Schwaller de Lubicz）和独立研究者约翰·安东尼·韦斯特（John Anthony West）后来的研究却对此提出了质疑。

令人感到神秘的是狮身人面像庙宇建筑群、大金字塔以及吉萨高原其他遗迹与埃及尼罗河谷其他众多寺庙不同，没有碑刻让我们来了解它们的历史，或者说至少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的文字记录。

除了大金字塔上半部分的4个希腊字母—据称还是建成数世纪后才刻上去的—考古学家们在狮身人面像和大金字塔上没有发现任何字母或象形文字，也没有任何墓葬的纸莎草卷轴来告诉我们，到底何时由谁如何建造了这些庞大的建筑物。由于缺乏直接证据，我们只好考虑间接证据，但这也正是引起争议的原因。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约翰·安东尼·韦斯特重新考证了埃及古物学者舒瓦勒·德卢比茨著作中有关狮身人面像年代的线索。舒瓦勒·德卢比茨在20世纪早期对埃及遗迹进行了长达15年的勘探和文献编撰工作，发现人们对如何建造、何时建造了各种各样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的解释与他所看到的不符。然后他又从地质学的角度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质疑。

埃及古物学者、地质学家、历史学家等学者普遍认为，狮身人面像的主体是就吉萨高原已有的基岩凿刻的。凿去石块雕琢成一半是人一半是狮子的主体形状之后，其周围就形成了我们如今依然可见的中空槽。

站在槽里，韦斯特和德卢比茨两人都震惊地发现了狮身人面像的背部和肩部有很多腐蚀的痕迹，有些深达几尺。专家们似乎都认为这些痕迹肯定是侵蚀的结果，传统上多认为是风蚀，认为长时间的风蚀就会形成如今清晰可见的凹槽（参见图4.3）。

仔细研究了这些侵蚀印迹后，舒瓦勒·德卢比茨他们对传统的“风蚀”观点产生了质疑。理由是这些印迹看起来更像水剥蚀的，而不是人们认为的风蚀的结果。

1989年，韦斯特得到了波士顿大学地层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罗伯特·M·斯科奇（Robert M. Schoch）的帮助，对这个神秘的石像进行了科学的研究。斯科奇1990年第一次到了吉萨高原，随后又去了很多次，有很多重大科学发现，为解开狮身人面像年代之谜作出了极大的贡献。然而，他的发现也引发了更多的问题，使得狮身人面像愈加神秘。

“我发现地质证据和埃及古物学家所说的不符，”斯科奇说，“我的结论是狮身人面像最古老的部分，也就是主体部分的年代应该更为久远（至少是在公元前5000年甚至早在公元前7000年或者公元前9000年修建的），当时的气候条件与现在大为不同，雨水很多。”

在第一次现场考察之后，斯科奇对狮身人面像的自然结构和周围地质环境又有了许多新的发现，丰富了狮身人面像的修建起因、来源及建造年代的研究。首先，狮身人面像上深深的侵蚀痕迹肯定不是风蚀，而是水蚀。另外，狮身人面像四周基岩上的垂直裂缝表明，这是冰雹和水流形成的痕迹。

图4.3 埃及狮身人面像肩部和背部的侵蚀痕迹显示出河流侵蚀的特征—长时间大量水流冲刷造成的磨损。对于非洲北部的沙漠来说，这种侵蚀最晚可能发生在8000~12000年前，当时是末次冰期的晚期，气候发生了改变。

为了测定狮身人面像地下部分的侵蚀深度，斯科奇和他的团队采用了监控地震时所用的研究方法，类似于测定井要打多深才能出水。实质上是，声波传入地层然后被埋藏在地下的物品表面反射到地面的测试仪上。对狮身人面像地下部分进行的研究显示，我们在地上看到的侵蚀向地下延伸得相当深，斯科奇称之为“不可思议的地下剥蚀深度”。

科学家普遍认为埃及在末次冰期的晚期，约12000年前时，长年大雨滂沱。科学数据显示，大雨持续了大约4000年，约8000年前才停了下来。斯科奇推定狮身人面像的雕刻年代，保守地来说，约在公元前5000~公元前7000年间，或许很可能早在公元前9000年（也就是说，狮身人面像至少有7000年的历史，或许长达9000~11 000年），这就与当今埃及撒哈拉沙漠地区遭洪水淹没期相吻合。

因此，即使地质证据支持这些结论，地质学界也已认可，这些结论还是给历史学家提出了难题。

发现之二

地点：土耳其哥贝克力山丘（Gobekli Tepe）遗址

事件：哥贝克力山丘遗址宗教祭祀建筑群的实物证据，使世界上最早的文明被追溯到11500年前，把该遗址的建造时间向前推至末次冰期晚期。

意义：科学证据表明，毫无疑问人类文明史的跨度至少是之前认为的两倍之久。在对哥贝克力山丘进行挖掘的第一天，德国考古学家克劳斯·施密特（Klaus Schmidt）就认识到自己的发现不同寻常。在该遗址最高的山头上有一棵树，被当地人奉为神树。施密特以前听说过神树的故事，后来当他到了那个地方，“我认为自己可能发现了好东西”。他回忆道，当他看到山坡上散落的燧石碎片和古人居住的痕迹时，“第一感觉，我就知道如果我不马上离开，我这一辈子就要待在这里了”。他留了下来，自从1994年那个重要的日子以来，他一直从事该遗址的挖掘。

哥贝克力遗址并不完全不为考古学家所知。早在1964年，一支美国考古队最先发现了该遗址，留下了相关文件，只是错误地认定周围的土丘是些年代不甚久远的墓地。没有人怀疑过这个说法与事实相差甚远。

结果证明，哥贝克力遗址很古老，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古老得多。一生只有一次的发现是考古学家的梦想。2010年2月，新闻记者帕特里克·西姆斯（Patrick Symmes）为《新闻周刊》撰写了有关哥贝克力发掘方面的文章，按照他的说法，“该遗址不仅古老，而且重新界定了‘古老’”。

有多古老呢？按照科学方法对哥贝克力遗址进行的年代测定，就目前已发掘出的部分来看就有11 550年的历史。实际上，它比英国的巨石阵还要6000年。

哥贝克力包含很多环形庙宇，大小不同，但似乎布局相似。每座庙宇中心有两根巨大的T形柱子，周围有许多小柱子围成环形（见图4.4）。虽然该遗址没有巨石阵大，也没有发现上面盖有不同寻常的石板，当我注视着出土石柱上的第一批雕像时，围成环形的巨石就让我想起了巨石阵中我们所熟悉的天体标记和其他类似天文台的建筑。

自2010年春天起，在哥贝克力挖掘出4个环形庙宇，50根柱子。不过透地雷达显示，地下还埋有15~20座环形庙宇，最大直径约98英尺，最高的柱子约17英尺。尤其对考古学家有价值的一点是，该遗址好像是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被故意埋起来的，埋藏原因至今还是个谜。

就是说，石柱就像当时被使用的时候那样，仍然直立，保存完好。目前挖掘出的石柱上多半都有浮雕。虽然看似象形文字，却并没有被人们视为语言形式。（传统历史观认为，文字6000年后才出现。）

图4.4 哥贝克力山丘遗址围成环形的直立石柱的布局图（?Berthold Steinhilber/laif/Redux.）

右图：石柱上的复杂图形（@ Berthold Steinhilber/laif/Redux.）

石柱上雕有狐狸、牛和狮子等动物图案，但却没有人。然而，石柱本身好像是人的造型，虽然没有脸甚至没有头，但有胳膊、手、手指。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这些石柱代表着具有人的特征的神。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考古学家格伦·施瓦茨（Glenn Schwartz）注意到《圣经》里写到的人是按照上帝样子造出来的，他认为，在哥贝克力“第一次可以看到人像神这一思想的表达”。

我第一次听说哥贝克力时，我的反应就是怀疑年代测定有误，要么是方法不对，要么是解释出错。在此使用的碳–14测定技术，通常用来测定古木乃伊和西伯利亚冰层里发现的史前长毛象的年代。

我之所以怀疑测定的年代有误是因为，做过地质学家，我知道古石头本身无法进行年代测定。碳–14测定技术只适用于存在于过去某个时期，而在此期间又从周围环境吸收了碳的东西。

哥贝克力遗址的最初年代测定是根据两种样本：（1）木炭沉积物（埋在目前挖掘的最底层的古木头残余，记为“Hd”样本，可以让我们了解多久以前这里有人居住过）；（2）一些石柱上发现的碳酸盐沉积物，记为“Ua”样本，只能告诉我们该遗址被遗弃后的时间。（Hd和Ua记法是研究者标记样本的特别识别码。）

后来，我亲自研究了这种测量方法，确信它可靠。科普杂志《全新世》（The Holocene）2007年的一篇报道恰好重点报道了我关注的问题。深入研究的结论是“采用碳–14测定沉积物年代实际上比以前普遍接受的测定方法更精确”。

用这种准确的测定方法，最初测出的结果着实令人震惊。根据表4.1所示，取自迄今挖掘的最底层的顶部切面的“Hd”样本来看，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9559年（最多有53年的误差），或者距今11570年前！虽然这一年代已经让哥贝克力遗址列为世界上已知的最古老的庙宇之一，但我们或许会发现最底部可能更为古老。原因是最初进行测定的样本取自该层的上部，也就是最古老的坑道中年代最近的样本。因为该遗址的基坑还在地下更深处，很可能再下面的部分会揭示出年代更为古老的文明。现场挖掘的专家怀疑对最深层的碳–14测定至少会把哥贝克力推到公元前11000年（距今13000年前），或者更早。

表4.1是测定年代样本的简要列表。“距今年代”一栏是考虑到公元前记法后的样本年代，“校正日期”栏是误差范围。

表4.1 用碳–14测定哥贝克力年代的四个样

本文已经描述过的Hd样本取自该遗址最古老地层中年代最近的。测定的年代很是令人吃惊—距今11 517~11 623年前。大家认为，如果挖掘到遗址最深处，该遗址的年代可能会推至末次冰期晚期，距今12 000多年前。

哥贝克力遗址的秘密远没有解开。比如，我们或许永远都无法知晓为什么公元前8000年被埋，又是谁最先建造的。也许我们仍要花数年甚至几十年解释石柱上的图案符号是否与天文观测有关，而这些秘密在玛雅和埃及寺庙群已被揭开。施密特说还有几十年的工作要做，显然要想搞清楚哥贝克力或许他要付出一生的心血。

罗伯特·斯科奇与约翰·安东尼·韦斯特两人于2010年亲自对哥贝克力进行了考察。对地质学家与埃及古物学家就狮身人面像属于末次冰期的认定，批评者们一直在追问一个问题：“哪里有陶瓷碎片？”换言之，有没有切实的实物证据能证明建造者是谁，采用了什么技术，缔造了什么样的文明？随着对哥贝克力的勘测，韦斯特说，“我们不需要陶瓷碎片。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个完整而又庞大的刻有浮雕的祭祀遗址。”

有一点是肯定的：证据就隐藏在其中，对这一点科学家们意见一致。我们现在不能再忽视11 500年前哥贝克力发生了什么。根据修订的大事记来思考该遗址和世界各地的其他新发现时，一个全新的历史观就开始浮现出来，而且随着新的发现还会有所变化。

发现之三

地点：印度肯帕德湾（Gulf of Khambhat）

事件：有关9500年前“失落的”文明的实物证据在印度洋洋底被发现。

意义：虽然对此发现颇有争议，但争议多是围绕挖掘技术和样本搜集方面。而近印度洋海岸水下120英尺埋有一座古城却是不争的事实。这就说明该城建于陆地被淹没之前，很可能在末次冰期晚期海平面上升时就已经存在。与埃及和土耳其文明相似，这又一次证明了末次冰期晚期的文明不是孤立的。

有如此多古文明，深藏水下刚被发现也许不足为奇。它们凭肉眼很难看到，也没有遭到现代文明的破坏。被发现后，这些文明发掘起来很艰难。不过，20世纪，世界范围内不时在湖底和海底发现失落的古城。20世纪60年代，有人在巴哈马的比米尼岛沿海发现了模糊的道路和墙壁轮廓，1986年潜水员在日本沿海发现了金字塔模样的大型建筑。很显然，我们即将发现一部改变我们传统史观的全新的人类史。

2002年1月，英国广播公司（BBC）激情洋溢地宣布了一项考古发现，报道了失落古城和被遗忘的文明。题目引人关注：“将重写历史的失落古城”。听到这则报道，我想起类似有关“死海古卷”的报道。记得当时汤姆·豪斯顿（Tom Housden）猜测“死海古卷”的发现“可能会迫使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彻底地重新思考自己的古历史观”。

对这一遗址的了解越深入，我就越发现它的不同寻常之处。

首先，位置不同寻常。在印度西海岸水下120英尺，你根本想不到会有如此发现。大学读海洋学时，我潜水潜到过这个深度，清楚为何很显眼的东西却多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譬如，记得20世纪70年代我和朋友在佛罗里达东海岸搜寻一艘古沉船残骸。在那片热带海域里，我们在珊瑚包围的沉船上方不知来回游过多少次，却根本没有注意到它和我们近在咫尺。当专家向导指给我们时，我们游过去才看到了沉船的模样。因此，在一片船只往来频繁的海域，许多世纪过去了，仍然还有文明未被发现，在我看来一点也不奇怪。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说，印度国家海洋科技研究院（NIOT）的科学家并不是为了寻找古迹，重写世界史。他们在进行水质检测，查看污染状况，而设备探测到意外信号。研究信号来源后，声呐地图显示出规整的形状，人为的拐角，这正是人类建造的围墙。那时他们才明白自己找到了一座失落的古城。

另一个让我感觉不同寻常的地方，是这个水下建筑物的规模。就像我在佛罗里达看到的沉船，典型的考古遗址多数是方圆几百英尺的土丘，似乎与周围环境有点不相称。而肯帕德湾，即使按目前的考古进展来说，也要用英里来测量。报道称，一个宽2英里、长5英里的遗迹带保存完好。按考古学家的说法，该遗址相当庞大，看来科学家们在印度洋海岸发现的不仅仅是个古营地或古寺庙，而更像是一座庞大的古城。

我研究了印度的考古学和历史学，传统考古学没有考虑到印度国家海洋科技研究院的发现所揭示的文明进程。

我脑子里立刻有很多问题闪过：谁建造了这座古城？为什么会消失？最大的问题显然是：它建造多久了？最后这个问题也正是争议最多的问题。

根据找到的人类骨骼、牙齿、陶器、珠子来测定的最初年代，一直是一些关注最新发现的考古报道津津乐道的谈资。肯帕德湾遗址有9500年的历史，比20世纪20年代在印度河流域发现的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和哈拉帕（Harappa）遗址要早了足足5000年。

对哥贝克力遗址与狮身人面像考古年代的测定，给历史学家们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科学家们大都认为末次冰期大约在12000年前结束。正如之前讨论的狮身人面像上的侵蚀痕迹表明，在此之后，气温开始变暖，暴雨期开始，持续了约4000年，覆盖北半球的大部分冰开始融化，海平面上升，地势低洼的沿海被淹没。像位于肯帕德湾的这座庞大的城市不太可能一开始就建在水下，这就意味着在雨期来临之前就已经建好了。也就是说，它们应该建于末次冰期的某个时段。

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网络采访中，大英博物馆的考古学家贾斯汀·莫里斯（Justin Morris）解释了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从文化的角度讲，那个地带没有早于公元前2500年的文明。”他所说的时间框架典型地反映了传统的科学范式，也就是说人类文明最早于5000年前产生在印度，约4500年前在巴基斯坦出现。而根据对肯帕德湾遗址发现的史前古器物进行的碳–14测定的年代，公元前2500年的说法要比测定出的文明年代足足晚了5000年。

就肯帕德湾遗址的发现，莫里斯作了更深入的探究，指出碳–14这种测定方法并非无懈可击：“要确定是否是9000年前的文明，还需要作大量的考证。”

在上述两点上，莫里斯是对的。过去，对碳–14测定法一直存有争议，当然有时候结果会不够精准。正是缘于此，通常会考虑碳–14的测定误差。

我所看到的早期研究报道并没有考虑到误差，因此在这本书里，无法说出误差到底有多大。不过误差肯定有几十年甚至几百年，这与我们前面提到的哥贝克力遗址年代测定的例子一样，那可不是数千年的问题，而是纵贯了整个文明史。基于此，莫里斯的说法尤显重要。

虽然碳–14测定法在科学上被接受，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将碳–14测定法应用于肯帕德湾遗址首批古器物的挖掘，却一直受到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等专家的质疑。因为那些器物没有按照惯例严格而系统地进行拉网式的细致挖掘，而是通过机械设备整批打捞出来，所以很难确定它们的确切位置。例如，你很难确定骨骼与牙齿是否和木片来自同一时期、同一地点。

毫无疑问，挖掘现场在水下，能见度低，这就决定了最初挖掘器物的方法。针对这些批评，研究人员说本轮挖掘旨在试探，一来看是否有文明真实存在，二来是让科学家们知道该怎么做。

根据最初的发现，我相信在肯帕德湾，水下的全面发掘指日可待。不过到那时，很难科学地判定所测定的物品是当时所遗留的，还是被海流冲积到此沉下的。这些难解的问题只有等待进一步的发掘来解答了，在此之前，我们只有根据现场来寻找其他的证据—这是一个在某一历史时期被人遗忘的末次冰期文明，现在被淹没于120英尺的海底。这座古城所隐藏的秘密或许能帮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的上古史。

如果肯帕德湾遗址真的与最初的考古证据相吻合，与那些能够证明它属于末次冰期先进文明的证据相符，我们就要重新审视我们当前看待文明史的方法。在英国广播公司关于该遗址发掘意义的访谈节目中，独立研究者、学者格雷厄姆·汉考克（Graham Hancock）说得非常精辟，“这意味着考古学家研究文明起源的所有模式不得不重新建构。”

发现之四

地点：秘鲁卡拉尔（Caral）

事件：实物证据证明，秘鲁北部失落的文明始于5000~6900年前。

意义：传统历史认定的文明起源的时代实际上是一个先进文明消失的时代。这一重大发现使历史学家不得不重写美洲史。有物证显示，卡拉尔文明才是迄今美洲文明史上最古老的文明。

***

快到山顶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灰蒙蒙的一片。放眼望去，古老的山谷里没有树，没有玉米地，没有看到在秘鲁其他地方到处可见裸露在外的漂亮岩石。从灰蒙蒙的天际到寂静的大地，看起来没什么不同，一片沉闷单调的荒芜景象。

等了6年才来到这个地方，我不是来看这片沉闷的土地的。就在我脚下的山谷里，正在进行考古挖掘，传统的考古学家说根本不可能存在什么文明。而他们清楚，一旦发掘出来，他们将不得不重写历史教科书，全美洲的历史课堂的教学必将改变。

随行的有我的向导、他的朋友还有我的未婚妻。脚下方圆150英亩的土地就是位于秘鲁北部的卡拉尔古城遗址。幸运的是我们到的那天正好是对大量器物进行碳–14测定分析出结果的日子，古城的历史年代马上就可以确定了。

被历史遗忘的地方

又走了大约半英里的样子，我们一起来到主挖掘现场，向导安排我们会见了一位在现场挖掘的研究人员。但很快我就发现，我们对要探讨的问题分歧很大。

这位年轻的考古学家想在过去6年密集挖掘过的地方继续搜寻。有意思的是，他没有发现任何陶器（官方解释是那时候还没有此发明），但却发现了32个用鸟和其他动物骨骼做成的长笛。仔细一看，我们发现这些古老的乐器上雕有猴子、鸟等动物造型。令这一发现特别有趣的是，动物雕纹只有在秘鲁的亚马孙地区发现过，那里距离这里有几小时的车程。

虽然我对这位考古专家所说的很感兴趣，但令我更感兴趣的问题他却只字未提。比如谁建造了古城？这些人从哪儿来？他们是不是印加人的一支？他们是不是代表了完全游离于安第斯文化之外的民族，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后来他们怎么了？他们去了哪里？

官方的解答就一句话：“不知道。”虽然这些都是考古学家知道一定会出现的问题，但我能看得出来，要让我们的向导承认他在挖掘的遗址还有那么多未知的东西不是很容易。不管怎么说，有很多理由可以说神秘的卡拉尔遗址不同寻常。

图4.5 上图：作者2010年在秘鲁的卡拉尔遗址挖掘现场。这是方圆150英亩的建筑群里发现的两个圆形广场之一（@ Martha Reich）

下图：正在挖掘的五个金字塔之一（@ Gregg Braden）

虽然早在1905年，当地人就知道这是一个遗址，但直到1994年它才激起了新一轮的发掘兴趣，希望揭开秘鲁沙漠里被风吹日晒的古遗址的神秘面纱。1996年，在圣马科斯国立大学（位于秘鲁首都利马）的考古学和人类学博物馆馆长鲁思·沙迪·索里斯（Ruth Shady Solis）的指导下，经与芝加哥费尔德博物馆馆长乔纳森·哈斯（Jonathan Haas）合作，构成遗址主体的五个金字塔、两个环形广场得以挖掘、修复，正式开始了科学的年代推定。

他们的合作成果着实令人震惊。碳–14测定法推定该遗址年代甚为久远，而长期以来，考古学家认为那个时代在秘鲁的这个地方不可能存在文明。有人对我说，历史学家们认为他们已翔实而全面地掌握了北美洲、中美洲以及南美洲的历史。奥尔梅克文明（Olmecs）、玛雅文明（Maya）、阿兹特克文明（Aztecs）、阿纳萨齐文明（Anasazi）等勾勒出清晰的历史脉络，各自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丰富了人类的文明史。这也正是全世界的历史课堂上一再重复的内容。

最近考古学家对被埋墙体内的东西进行了年代鉴定，结果大为不同。

我们到的那天，几个碳–14测定结果就要出来了。研究的东西包括被埋墙体内缝里的植物纤维，还有罕见的古秘鲁文字—纤维编织物打成的结绳文字（quipus）。尽管遗址地处偏远，那天当地的手机发射塔却工作正常，就在我们要结束考察时，向导的手机响了。

当他听到对方的声音时，起初神情凝重，有点担忧。他清楚自己要听到的事情非常重要，要么意味着我们脚下又是一座印加古城，和先前所知文明史没有出入，只是以前不为人知罢了……要么就会改变人类的历史。

当他听到第一手的结论，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急不可待地与我们分享。遗址的年代得到了科学的证实。各自独立的实验室反馈回的结果一致，这一下子就使偏远的卡拉尔遗址引起了全球的关注，有些地方建造于公元前4900年至公元前3000年，也就是距今5000~6900年。卡拉尔文明也就正式成为了美洲迄今所知最古老的先进文明。（说其先进是从建筑、天文、农业、艺术和数学方面来讲。）

这样先进的文明，距已发现的印加帝国遗址如此近，却那么久没有得到认可，这本身就是个谜。未知的事件很重要，但尽管意义重大，却无助于让历史学家轻松下来。

卡拉尔文明与位于美国沙漠西南部的世界文化遗址查科峡谷有那么多神秘的相似之处，也许并非巧合。两处至少现在都没有发现文字记载；都能容纳很多人，但只发现了少量年代不甚久远的骸骨；都发现了先进的能够抵制恶劣天气的多层建筑形态。而且关于两地的建造者们为什么放弃自己的劳动成果，虽然有种种说法，但事实是没人知道到底为什么。

卡拉尔文明虽然比墨西哥尤卡坦的土著文明—玛雅文明—要早5000多年，但要破解卡拉尔和查科峡谷的秘密，或许从玛雅文明的宝贵遗产玛雅历法所描述的大周期中能找到答案。5000年前，卡拉尔遭到遗弃，现在的周期大约从此开始，将于2012年12月结束，接着下一个新的周期开始。玛雅历法对此进行了精确的描述。我们也许会发现，卡拉尔文明所保存下来的关于安第斯山人的宇宙大轮回观，是美洲人民数千年来保存下来的智慧结晶的一部分，尽管有些隐晦，但或许可以直接帮我们理解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危机。

玛雅历法

要讨论玛雅文明的成就，就要承认这一最具争议但又最为复杂的体系：无与伦比的以宇宙循环为基础的玛雅历法。玛雅历法不仅计算月圆月缺之间的天数，还记录了时间周期和其间发生的天文现象。

据说20世纪前用来测量银河系时间的方法中，玛雅历法是最复杂的。即使当今，古玛雅人的现代后裔仍然利用该套方法记录银河时间和当地时间。《玛雅》一书的作者迈克尔·D·科（Michael D. Coe）等专家告诉我们，2 500年来玛雅历法“连一天的误差都没有”。

玛雅人的银河计时由以260天为周期的卓尔金历和以365天为周期的太阳历组成。当卓尔金年走过73圈后，便刚好和走过52圈的太阳年重合到同一个标记上，此时标志着一个52年的历法周期的结束，这一周期也是一个更长的“大周期”的一部分。

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物件能全面地反映玛雅历法。虽然现代学者根据铭文和法典能够解释玛雅计时体系，但还有一样古老的东西把玛雅历法保存了下来，至今仍在使用的阿兹特克太阳石，即图4.6中的古历法盘。

图4.6 还没有发现什么物件能全面地反映玛雅历法。该图中的古阿兹特克历法据说源于玛雅历法。石盘中心的图案代表现在的太阳纪，四周有四个轮廓清晰的长方形图案，代表已过去的四个太阳纪
资料来源：Fotosearch Lushpix Value/Unlisted Images, Inc.

图4.6上的图案是根据1790年在墨西哥城主广场挖掘出的原始历法盘仿造的。在《分形时间》一书中，我对如何解读历法盘铭文、铭文的内涵作了详细的描述，此处不再赘述。但重要的是，阿兹特克石盘完好如初，清晰可读，至今中美洲土著人还在使用。对那些懂得历法盘语言的人来说，这是一张完美的示意图，描述了数千年至今我们和时间的关系。

解读时间图

长期以来，玛雅人就利用太阳石上的运算对天体运行如何影响地球和我们人类的生活来进行预测。这种影响表现出一系列较短的周期性。目前我们正处于该系列周期的最后一个阶段，它将于2012年12月21日冬至那天结束。那一天，目前的玛雅太阳纪的大周期就要结束，新的太阳纪将重新开始。

就像一些汽车上的里程表，行程达到10万英里时就会归零，玛雅历法随着新的轮回的到来也将有一个新的日期起点。玛雅的计时人把末日以及相应的计算系统进行编码后篆刻到庞大的石碑上、庙宇上，时至今日在墨西哥和危地马拉仍随处可见。

虽然玛雅祭师2000多年前就把各太阳纪轮回中的重要日期刻在了石碑上，但直到20世纪，人们参照格里历[1]才弄清楚这些日期是怎么回事，对太阳纪周期的认识也明朗起来。玛雅学者约瑟夫·T·古德曼（Joseph T. Goodman，1905年）的著作，得到了考古学家埃里克·S·汤普森（Eric S. Thompson，1927年）与胡安·马丁内斯·赫尔南德斯（Juan Martínez Hernández，1928年）的认可，提出玛雅历法中太阳纪大周期的起点，它是根据格林尼治时间换算而来的（这一观点依然备受争议）。根据这些认识和玛雅祭师的传统，最近一个大周期始于玛雅历中的0.0.0.0.0，即儒略历[2]公元前3114年8月11日。

每一次读到这么久远的日期时，我就想如果能知道当时发生的其他事情，理解起来会更容易些。比如，玛雅历法大周期的起点也正是古埃及出现象形文字的时候。从那至今，大周期涵盖了我们整个有记载的人类史。

如果不把它之前的先进文明考虑进去，玛雅文明的神秘也就没有什么意义。如果我们把玛雅文明看做穿透历史迷雾的知识链条上的一环，那么人类生存的延续似乎依然取决于一个不断循环的事件，它改变着周围的环境，也改变了生活在其间的人。这一循环事件很是罕见，在一个时代经历过一次的人有生之年不可能再经历一次。知道了这一点，我们的祖先就在他们生活的年代恰恰做着我们在我们这个年代做的事情，他们记录下他们的经历，并用各种方式保存下来，刻在庙宇墙壁的石头上，写在古老的法典里，还有一代一代人传承的故事中。我们也在以各种形式保存着我们的经历，我们有录音，有电影，也有我们这个时代的故事。

为了下一个文明时代，我们会竭尽全力把接下来几年发生的一切记录保存下来。他们要经历全球变暖、全球变冷、超级风暴，还有因为很多年固定的生活方式突然改变而不知所措导致的社会动荡。祖先留给我们的历史记载与我们留给后人的历史记载之间，不同之处就在于我们是否能吸取过去的教训，继续生存。你读到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们也正在书写这个大历史周期的最后一章。当我们每个人的选择汇聚成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答案时，结果就会显露出来。

未完的故事

现今所讲授的文明史，有些部分清晰明了，有些部分脉络不清。譬如，埃及吉萨高原的大金字塔以及其他一些古老的金字塔在建筑结构上比两三千年前建造的要复杂得多。（20世纪80年代后期，人们曾尝试在埃及吉萨高原大金字塔旁复制一座，一年后终因技术难题等种种原因而宣告失败。）

从埃及吉萨高原的狮身人面像，到土耳其哥贝克力寺庙建筑群的发掘，科学证实了上古时代存在着先进文明，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我们现在要解答的问题不是他们是否存在，而是他们的存在有什么意义。意义的追问包含了更深层的问题—谁？为什么？是什么？是谁在这里建造了这些遗址？为什么他们会消失？建造者们知道的什么正是我们所遗忘的？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是最重要的，或许能帮我们避免犯同样的错误，那些错误让我们的祖先失去了自己的文明。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历史的了解还不够全面，传统的世界史里还没有提到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到底期望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当今我们教给孩子们的历史根本就没有揭示我们现在处于什么阶段，我们过去的成就，从以前的文明中我们应学到什么，来应对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总而言之，传统历史观没有完全考虑到上古时期的世界遗产。

在冷战时期从事国防工作期间，我获得了宝贵的教训，让我弄懂了那些我曾迷惑不解的问题的来龙去脉。这个教训就是：当我遇到困惑的事情，通常是因为自己没有掌握所有的信息。

例如，当时我的工作就是把别人已经写好的电脑程序输出—对该程序先前我一无所知—然后我把输出的数据进行逻辑处理后把结果交给对我的工作一无所知的其他人。

我只了解我要完成的任务的知识，对其他一无所知。这是因为在该机构里，有更高级别的高层人士了解整个软件，知道程序在做什么，这是一种更安全的系统。比如在高度机密的防御工事中，有时候这种做法很奏效。但是谈到我们的世界史，这种方法却行不通。

即将浮现的故事

我相信，要建造房子，要养活几十亿人口，就要开发大量的农耕地，就会有新的古遗址被发现，更多的史前古器物被找到。这些新的发现必定会丰富我们已知的历史。本章所描述的遗址勘测和其他类似勘测共同构建的知识框架，正好为我们后来的发现赋予了意义。没有这一框架，我们就要冒险，就会把新的发现归为异类，从而有可能失去通过这些发现审视人类过去的机会。

本章所描述的这些打破范式的发现，与其他发现一起从两个方面改变了我们看待过去的方法：（1）它们扩展了历史的范畴。（2）它们改变了我们对祖先能力的看法。把修正观点和传统观点作个比较，有助于我们明白重新思考是何等必要。

通过下表4.2的对照，显而易见，我们所认为的历史并不完整，而是更大历史画面的一部分。我们通常所接受的文明史的开端恰恰是我们祖先所处的

5000年历史周期的结束，我们现在所属历史周期的开始。根据规律，我们祖先清楚两个周期之间的过渡就要来了。

每5125年，地球在太空中位置的自然变化就会形成一种天体排列，预示着一个周期的结束，下一个周期的开始。古代土著传统通常把天体排列变化的时间称为太阳纪（suns）或者大时代（world ages）。与大时代共存的气候、海平面、文明以及生活一旦发生改变，据说当今世界就会结束。对周期的存在和周期轮回过程中发生的事件的认识就形成了当今的大时代学说。

现今有个经典实例，美国西南部沙漠里的霍皮人就有周期划分的惯例，认为当今第四周期之前有三大周期—前三世。他们详细描述了每一世如何以大灾难结束的过程：第一世是地震和陆地下陷，第二世是冰雪覆盖，第三世是洪水灾害。预言说第四世，也就是我们的世界就要在我们的有生之年结束，然后第五世开始。虽然表达不够科学，但霍皮人对灭绝事件的描述竟然奇怪地与保存下来的地质记录相吻合。

比如，我们知道大约在2万年前，地球经历了一个大地震和火山爆发期，使我们这个星球遭受了重创。我们还知道冰川期大约在12000前结束，冰雪融化、大雨滂沱持续了将近4000年，经常与《圣经》所说的大洪水联系在一起。

表4.2 传统历史观与根据新发现修订的新历史观的对照

这两种观点的对照很令人震惊。我们在重复着一连串的文明史，我们现在的经历与历史上久远的过去很相似。

按照霍皮人的说法，昭示历史上天翻地覆变化的时间和自然循环就要结束我们现在的世界，开始新的轮回。如今霍皮传统之所以如此有吸引力就在于它的精准，关键是他们在现代社会证实之前就已经了解这些周期。如果他们对过去几个周期的认识如此精确，那他们对我们未来的预言又意味着什么呢？

世界史：需要修订

从霍皮人的传统、玛雅文明以及其他文明来看，很显然，通过传统的眼光看我们的历史，我们只看到了大概最后的5000年。这就像听收音机上的长歌就听到最后几个音符，虽然我们可能听到了自己真心喜欢的东西，但如果收音机打开太晚，我们也就只能听到最后几秒钟的片段。

自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拿破仑对埃及的发掘开始，我们就把文明史的起起落落、战争征服、移民迁徙建构在历史学家所讲的5000年里。但是我们现在了解到，这个时期就像我们历史长歌中一个小小的音乐片段。只有把传统历史开始前的时代包含进来，把5000年前所发生的事情考虑进来，我们才能听到整个乐章。

听不到完整的歌曲，看不到历史的全貌，我们的历史就无法帮我们揭开重重迷雾—我们怎样变成了现在的样子，我们该如何从中吸取教训，从而满怀希望地避免重蹈我们祖先的覆辙。

幸运的是，当我们把先进的末次冰期晚期文明的史实与我们通常所接受的历史结合起来，崭新的人类大事记就明晰了。根据这个大事年表，我们就获得了连续的人类经验和看待自身的全新思维方式。

***

图4.7是一个修订过的世界史大事年表，至此得到科学认可的最古老的文明已被纳入其中。然而，如果在世界一些地方发现了5000年的人类文明中一直被埋藏的更为久远的文明，我一点也不惊奇。比如，南极洲就有这种可能。

该图增加了土耳其的查脱户耶克（Catalhoyuk，本书没有过多探讨），按科学方法推定有8000~10 000年的历史。注意各文明与跨度为5125年的大时代周期的关系（即粗黑的竖线）。

图4.7 根据新的考古发现修订后的文明史大事年表

冰覆盖了这个神秘陆地的98%，平均厚度至少1英里，长达1500万年之久。随着全球变暖，有些地方的冰已经变薄，有些地方已经完全融化，希望我们不久能找到保存在下面的古老文明的存在证据，也就是说在间冰期，冰非常薄时可能会留存下来。

有些文明要比普遍认可的—比如古罗马、古希腊和古埃及文明—要久远一倍。我们也许能发现关于埃及金字塔建造、史前巨石柱上的天文学以及玛雅计时的知识，最初形成于更古老的文明，之后保存下来得以传承。

在修订过的大事记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惊人的模式，文明集中在粗黑的竖线周围，这些竖线划分出大时代的周期。所有我们传统上认为属于古历史的东西也就发生在当下周期的5000年里。在新的大事年表里，宏观地看，古罗马、古希腊、古埃及以及古玛雅、阿兹特克、印加等文明似乎就成了最近发生的故事。

令人感到神秘的是，每一个上古文明都形成了一套复杂的艺术体系、科学体系、数学体系以及建筑体系。我们或许会发现这些先进的知识是之前成就的传承，同样，这些成就又来自更早的文明。时间会帮我们解答这些问题。这种智慧来自何处，又是谁首先掌握了这种智慧？我们很可能在5000年的历史周期的过渡期找到问题的答案。

历史的教训

爱因斯坦曾说过：“如果人类想要继续生存，就需要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他的话现在听来与20世纪中期一样意味深长，显示出无穷的洞察力。

当我们揭开历史的真相，就明白了课堂上老师讲授的、历史书上记载的文明史并不完整，而只是宏大历史篇章的一部分，只涵盖了一个历史周期，这个周期始于5125年前。尽管我们为这个周期作了翔实的编年记录，但还是不够完整，因为没有涉及在我们之前的周期。

我们来看一下气候变化的周期性，看它如何改变了过去人类的生活方式。看一下战争爆发期与和平期，我们祖先采用了什么有利的处理方式。正是源于此，我们才要遵照爱因斯坦的话：用全新的方式来思考自己，我们是谁，我们和世界有什么关系，历史上的战争和仇恨是什么样的模式。

英国科幻作家H·G·威尔斯（H. G. Wells）曾说过，人类历史“越来越像文明教化和灾难之间的比赛”。很可能威尔斯的说法比我们所了解的更深刻。考虑他的话以及目前正危及我们的种种危机时，我就禁不住会想到我们的祖先，想到他们应对危机的方法。

有证据显示，他们在末次冰期晚期经历了巨大的气候变化，要应对许多大的挑战，要作出很大的改变。正如我们在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之前，不得不作出抉择来应对地球的挑战一样，他们也要如此，要面对气温上升、冰雪融化、海面上升、海岸线消失。他们没有搞清楚世界为什么变化如此之快，如此之大，他们的生存也就只能取决于他们的选择。

我们的祖先在他们那个时代和我们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相似性显而易见。虽然有些技术细节和人口数目不同，但我们现在正在上演极其相似的主题。当我们如此看待摧毁我们世界的巨大变化时，每一个周期都变成了我们吸取历史教训的机会，让我们在反复再现的历史体验面前，作出新的选择。

像现实版的《偷天情缘》[3]，一旦明白了我们祖先如何应对循环的危机，我们或许就能找到避免犯错的机会，从而避免文明的崩溃。

这样思考，我们就会提出一些必须回答的问题：

·我们要从历史上消失的文明中吸取什么教训才能不再重复他们犯下的错误？

·在H·G·威尔斯所说的文明教化和灾难的竞赛中，我们位于何处？

·传统历史之前的文明发掘，该怎样与我们的历史叙事相吻合？

·有记载的人类史的开端恰恰是上一个历史周期的结束，新的周期的开始，这是不是巧合？

分享经历是人性使然。每天我们做着别人做过的事情：我们谈论自己，记录发现，描述人生体验，分享喜怒哀乐。我们保存下来令我们印象深刻长远的人生记忆，把它们留给未来那些我们永远都不可能谋面的后人。

当我们把数千年来对历史的口头叙事和在故事发生地找到的物证结合起来，我们一定要清楚，对一些人来说，令人不安的真相是什么？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得出了两个无法回避的结论：

1.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时间要比传统历史所认识的要悠久得多。

2.历史发生了剧变，结束了我们祖先所创建、珍惜的一切。从《圣经》里提到的大洪水和土著人的传统智慧到吉尔伽美什史诗（The Epic of Gilgamesh）、摩呵婆罗多史诗（The Epic of the Mahabharata），我们有很多故事用来提醒自己。

哪怕他们与我们分享的东西有那么一小部分是正确的，对当下的我们都很重要。祖先们拼命地要把他们的经历讲给我们听。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那个时代所经历的事情会在我们这个时代再一次发生。现在，证据很明显，他们传递出的信息对我们会产生重要影响。

从哥贝克力、狮身人面像到古卡拉尔和玛雅，一个故事把现代社会和过去联系起来：这是我们的故事，我们来自何处，我们来了多久。古代传说、古代神话讲到了我们人类的历史。就像一个孤儿渴望知道父母是谁，我们也渴望了解自己真正的起源。认可了这些古老的证据，我们就会明白该如何利用历史的集体经验来引领我们作出选择，作出那些很可能曾让我们祖先获益匪浅的选择。这也正是本书在这里分享深刻真相的重要原因所在。

如果历史上出现过伟大的文明，它比我们时代的文明古老了数千年，之后突然消失，以至于变成了我们记忆中的神话故事，我们就要问一问：同样的事情还会不会再发生？当今会不会发生呢？

就所有发现来讲，我们或许会从中找到揭开历史之谜的线索，以及这两个问题的答案。

真相4：对末次冰期晚期先进文明的新发现使我们找到了解决当代危机的方法，因为这些危机也曾是人类祖先面临过的。

[1]格里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采用的历法，即公历，由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于1582年颁布施行。—编者注

[2] 儒略历：是格里历的前身，由罗马共和国独裁官儒略采纳埃及亚历山大的希腊数学家兼 天文学家索西琴尼计算的历法，于公元前46年1月1日起执行。一年设12个月，大小月交替，4年一闰，平年365天，闰年于2月底增加一闰日，年平均长度为365.25 天。由于累积误差随时间推移越来越大，后被改为格里历。—编者注

[3]《偷天情缘》，1993年的一部电影作品，片中比尔·默里饰演的人物陷入了一个偷天陷阱，每天醒来都是相同的一天。无数次重复之后，他认识到自己的选择可以打破这个循环，改变事情的结局。—编者注

生命的神秘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去体验的现实。

——弗兰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1920~1986),

小说家

想象你正和朋友散步，经过一片开阔地，你们突然同时把目光投向地面。这时，你在脚下发现了一只手表，而你的朋友发现了一块石头。如果你们询问对方那只手表在那里的原因，可能你们的答案会大相径庭，比起问那块石头在那里的原因要有趣得多。因为你们都清楚：自然过程将那块石头堆积在你和朋友发现它的地方，而且很有可能千百年来那块石头一直待在此地，丝毫未动。但对那只手表来说，情况绝非如此。那只手表由精确的部件组成，不可能是自然过程随机散落在大地上的结果。这个计时物件的每一组成部分，都是由某人或某物在近期（比起那块石头肯定距今时间更短）设计、制造、组装的。19世纪早期神学家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在他的著作《自然神学》中，用一个简单的类比引出了一个论点，即自然法则中存在潜在智慧。

佩利从他的类比中得出两条结论：

第一条，手表的存在暗示有一个制造它并使它工作的设计师；自然界及生物的复杂体系的存在暗示宇宙中也有一个“钟表匠”，它是一种智慧的力量，指导宇宙的形成，开启生命的轮回。

第二条，涉及复杂体系及世间万物的相似性，认为世间万物彼此依存。在手表的例子中，只有当它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每个部件都已经被设计出来，调试精确，精准组装，手表才能行使它被赋予的使命：计时。关键是，如果任何一个部件在组装的时候没有被制造出来，或者任一部件随后损坏或者丢失，手表都发挥不了它的计时功能。

佩利说：“如果部件的设计规格不同，或者尺寸迥异，或者装配方式错误，抑或安装顺序有误，要么整个手表会一动不动，要么各个部件无法起到原本的作用。”

佩利研究了他所处年代的宇宙和世界并且得出结论：宇宙和世界的工作原理与手表无异。“手表中的每一个发明、每一种设计都存在于自然的杰作之中。就自然界来说，不同之处仅在于这种发明或设计更多更大，以至于无法计算而已。”

在佩利提出这个类比182年后，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其著作《瞎眼的钟表匠》中否认了这种智能存在的可能性：

一个眼盲的钟表匠即使技术再娴熟，也只是掌握了简单的物理学原理。而一个真正的钟表匠却具有先见之明：他设计嵌齿和发条，设计它们的组合方式，对其未来用途心中有数。当然，生物也可以进化出各种特征。但是在进化过程中，达尔文发现的可以解释一切生命存在形式的自然选择学说却是盲目的，无意识的，缺乏思想的，没有远见的。如果非说它在自然界中扮演钟表匠的角色，那它也是个瞎眼的钟表匠。

钟表匠论战背后的观点看似简单，但它却蕴涵着极其深刻的含义，原因是：

对人类起源的思考方式是我们看待自身的基础。生命的诞生要么经过了用心的设计，要么不是。人类要么是一系列自然随机事件的产物，要么是有目的、有智慧的设计结果。二者之前看起来很少有中间地带，因此找到人类起源的答案就显得尤为重要。

这是我们的祖先尽力想去解答的问题，当然对现今的人类也不例外。我们必须利用当代人们信赖的语言来解释人类的存在：那就是科学方法。这些有关人类存在的问题包括：人类生命何时开始，何时结束？谁有权终结人类生命？

当然在所有关于人类存在的问题中，最为本质，也是寓意最为深刻的问题就是：人类生命由何而来？人类的起始又为何物？

【对人类起源的思考方式是我们看待自身、人与世界、人际关系、人类潜力、人类命运的基础。】

这些都是宏大的问题，而且每一问题的答案都内涵丰富。但当把这些答案综合起来时，它们具有任何单个问题的答案所不具备的力量，这种力量要么让我们团结一心，成为朋友、家人，建立和谐的社会，要么恰恰相反。如果任何答案与社会赖以存在的核心观念相悖，都有可能使人类四分五裂。

围绕堕胎的争论促使诊所数量大增，妇女终止妊娠的危险增加，也让医生成为了剥夺胎儿生命的谋杀者，堕胎也逐渐成为全美国选举中的焦点。正因如此，以及由此引发的各州关于堕胎的抗议，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必须在新的世纪竭力去揭开人类生命的奥秘。我们越早着手，就能越早消除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仇恨和苦难。

它事关我们的思考方式、信念，以及对生命基本问题的回答。

提出好问题

当以翻译但丁《神曲》而闻名的约翰·西阿迪（John Ciardi）写出“无解的问题才是好问题”之时，我不禁猜想，在他的心目中无解的问题是否包括

人类起源的问题。西阿迪继续解释他的观点，说道：“这个问题不是关闭某一地点的插销，而是一粒待播的种子，将使思想的沃土百花齐放。”他是否问过自己在人类历史、法律、政治及科学辩论中讨论最为热烈的问题：我们从何而来？

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S?ren Kierkegaard）曾经说过，“生命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经历的事实。”尽管我们可能会喜欢克尔凯郭尔那美妙的语言，但现在我们必须解开有关人类诞生的谜团了。除了在宗教方面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也是人们一切信念的核心基础。显然，如果希望建设一个和平、协作、充满同情心的社会，我们就必须在生命起源问题上达成共识。

但是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提出恰当的问题，能够被解答的问题。关键在于解开两个看上去永久存在的谜团：

1. 人类的生命是如何开始的？

2. 子宫中的生命始于何时？

重要的事情先来做。要解开这两个谜团，我们必须解答另外一个更基础的问题。

在21世纪伊始，我们的电子显微镜具有足够高的倍率，甚至可以观测到精子穿过卵子，DNA（脱氧核糖核酸）开始结合产生新生命的瞬间，因此我们需要就所观测到的内容达成一致。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明了，而且我们以为自己已经找到了答案，但科学界对于生命仍然没有一致清晰的定义。生命是什么？

生命是什么？

1975年8月20日，标志着我们对于人类在宇宙中所处位置的观念出现了一个重大转变。这天下午5时22分，泰坦三号半人马座火箭带着一个史无前例的搭载物在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41号站发射升空。它搭载的正是海盗一号宇宙飞船，这是第一个能登上人类邻近星球—火星表面的人造装置。

一个月之后，海盗二号发射成功，与它的孪生兄弟海盗一号一样开始了5亿英里的长途旅行。它与海盗一号一样，从卡纳维拉尔角的同一地点出发，使用同样的火箭推进器，目的地相同。我们希望两次海盗号的探测能够首次捕捉到这个神秘的红色星球的近距离高清晰图像和物质样本。两次飞行将作为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星际探险而彪炳史册。尽管海盗二号传回的最后一组信号止于1982年11月，但时至今日，科学界还在为任务的圆满完成而兴奋不已。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位于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马丁·玛丽埃塔公司工作，正是这家公司制造了这两艘海盗号飞船。当时我作为软件设计师正参与公司的防御系统建设，应公司的要求，我也加入了由科学家、工程师和项目管理人员组成的飞船团队，这一团队让此番火星探测任务成为可能。

利用交流的机会，以及可以翻阅火星计划文字资料的便利，我发现，海盗号任务的独特性使得它们与美国宇航局开展的任何其他项目相比都更为成功。在我个人看来，正是这个目标让整个项目承担的风险与成本是值得的。

在一个有关海盗号目标的文件夹中，有一个简洁的论述。在关于火星气候的技术术语、火星表面特征、火星土壤构成的内容之后，我发现了关于那个萦绕心头已久且没有得到解答的问题的只言片语。自从20世纪60年代从我家小小的黑白电视上看到人类首个载人航天任务的节目之后，这个问题就久驻心头。目标5简单地陈述了这个任务就是确定“火星是否存在或曾经存在生命”。

1976年，科学家们起初非常惊讶，两艘海盗号采集的火星土壤样本中没有发现任何有机成分。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火星土壤富含铁，肯定会有某种形式的简单生命存在。30年来，来自海盗一号和海盗二号的数据一直是争论的对象、提问的焦点、分析及再分析的目标。2010年9月5日，《科学日报》发表的一份报告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来解释30年前的火星探测为何没有发现生命迹象。它认为，探索过程本身也许杀死了可能存在的微生物，并声称所谓火星存在生命构成要素的“确凿证据”可能长久以来一直存在。

在火星上，或宇宙中的其他任何星球搜寻生命是当今科学家们面临两难困境的一个绝好例子，也是整个人类面临的两难困境的一个绝好例子。我们是否找到生命取决于对所寻找之物的定义方式。首先，生命是什么?

20世纪80年代，我在国防工业系统工作时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来自不同学科的科学家，对这一问题的解答迥然不同；30年后的今天，依然如此。他们用各自领域的专业术语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解答。所以，即使是专家们，也未能就人类的存在达成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

例如，在美国高校教材《化学、物质与宇宙》中，对生命有一个看起来相当乏味的定义：生命是化学体系达到一定性质和复杂程度时所表现出的一种行为模式。这听起来相当确定，不是吗？或者正是如此。我之所以引用这个定义，是因为它直接来源于与两艘海盗号发射同一年出版的图书中，而且这个定义反映了那时被认为最先进的思想。

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是一位理论生物学家和著名的物理学家（著名的薛定谔猫思维实验的开创者），他在1944年提出，如果某个物种从环境中不断地汲取负熵，“避免很快衰退到平衡态”，那么它就是有生命的。薛定谔的定义确实相当简洁，但对于那些只想寻找一些生命的基本特征的普通老百姓来说，这个定义太过深奥。因为他的定义涉及一个物理学法则：物质通常从一种无序状态转变到某种平衡状态；只要它是有生命的，而且具备所有有生命的物体的功能，比如新陈代谢、自我恢复、繁殖等，那么这个物体就处于无序状态。当生物丧失这些功能时，它们就通过解构衰退到平衡态。换言之，它们死了。

在2002年3月22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上，分子生物学家小丹尼尔·E·科什兰（Daniel E. Koshland, Jr.）提出了生命的另一种定义。他提出了能够帮助辨别某物是否具有生命的7个条件。简单来说，有生命的物体：

1.必须具备繁衍的程序

2.适应环境并进化以反映其所处环境的变化

3.可以复杂化，并高度复杂，有可区分的结构

4.具有新陈代谢功能，能够将能量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

5.可以再生部分或全部组织

6.可以通过反馈机制对其所处环境作出反应

7.可以同时进行多种代谢活动

在拟定这些条件的科学家们看来，这些特征中的每一条无疑都是准确的。然而读这些特征的时候，我却觉得这些条件有点空洞，似乎缺少什么。我们人类是达到一定复杂程度的“化学系统”的产物吗？生命的美感与对称真的能被归纳成听起来如此刻板且毫无生机的东西吗？抑或我们不止于此？是否还存在科学所无法测量或者毫不知情的神秘的生命成分？

如果此前关于生命的定义还不够完备，那么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确定在邻近星球的土壤中，海盗号探测是否发现了生命迹象的原因。或许我们寻找的地点正确，目标正确，但是方法不当。尽管之后又有很多关于生命的定义，试图还原“生命”的本来面目，但它们听起来似乎仍然是对1976年那种思维方式的无力附和。

之所以无法给生命下一个清晰的定义，原因之一是它暗含了另外一个甚至更深层次的问题，即生命首先是如何起源的。生命是什么？生命如何开始？这两个问题彼此相关，我们很难解答其中一个而忽略另外一个。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清楚生命是什么，才能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因为我们怎么可能在不知道它为何物的情况下探讨它如何开始呢？然而这个明显的困境也可能是好消息，因为这意味着如果能够解决其中一个问题，我们可能会自然解开另一个问题的奥秘。

只要人类存在，人类的起源问题就一直是个疑问。保留在澳大利亚和北欧洞穴崖壁上距今2万~3.5万年的岩刻作品证实，人类长期以来一直都在思索我们从何而来，如何而来。当然，我们现在仍然在思索同一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现代社会依然没有解决。

现在让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谈到生命的本质，特别是人类生命，那到底什么是生命？生命何时开始？人类又是如何出现在地球上的？

人类生命何时肇始？

人们认为在工作场所、家庭聚会和特殊场合与陌生人交谈时，最好避开三个方面的话题：政治、宗教和堕胎。但是，尽管在社交场合谈论这些话题可能不被接受，堕胎却成为难以绕开的一个话题。从杂志封面的特别报道，到为了竞争世界上最强大国家领导权而展开的电视辩论，再到罗马梵蒂冈颁布的准则，堕胎都成为过去我们尽量在政治和宗教问题中避免谈论的话题。

何时、以何种方式、是否应该终止妊娠，这些道德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当时不同社会的价值观与信仰，这在历史上表现得很清楚。信仰是非常个性化的，它与文化、环境、宗教和家庭等的理念息息相关。所以当我们从这些角度考虑堕胎问题时，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元文化中，它长期以来都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也就不足为奇了。

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曾经试图从法律层面解决堕胎问题。时年1月22日，在罗伊诉威德案中，最高法院作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赋予妇女选择终止妊娠的权利。法院以7∶2的投票表决支持罗伊，法院的判决被列入了《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妇女有权与医生商定是否堕胎。大法官哈里·布莱克门（Harry A. Blackmun）作出了最后判决：“个人隐私权包括选择堕胎的权利，但这一权利不是没有限制的，它也必须根据国家利益加以调节。”法院对于堕胎的操作方式追加了警告。它认为妇女终止妊娠的权利必须与其所在州的法律进行平衡，因为毕竟妇女所作的是一个事关生死的决定。

美国50个州的法律不尽相同。所以尽管最高法院作出了正式判决，而且这个判决也考虑了科学家及倡导个人选择权者双方的意见，但最终决定权还是留给了地方政府。堕胎是否合法，仍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地区的信仰和价值观。

在19年后的1992年，一次法庭的质疑促使最高法院修订了其原始判决，重新描述了怀孕的过程。在1992年以前的判决中，平均9个月长的孕期在法律文件中被描述为等量增加的三个孕期，每一个孕期代表整个孕期的1/3。比如孕早期就是怀孕的前3个月，孕中期就是怀孕的4~6月，以此类推。修订后的法律表述不再过多强调处于孕期的哪个阶段，而更多地关注胎儿本身的成长。

具体地说，修订后的法律更为关注没有出生的胎儿是不是“可存活的”，即如果离开子宫胎儿是否可以存活。但这似乎只是激起了关于那个基本问题的更深层次的抱怨，而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坚持认为，不论能否存活，怀孕中的胎儿在任何时候都是一条生命，因此胎儿也应享有一切人类所共有的权利与保护。

显而易见，堕胎一直都是这个社会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在美国一些州或全国性的选举中，每一位候选人关于这一话题的观点毫无疑问会以某种方式对选举产生影响。《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负责白宫方面报道的主要记者肯尼斯·T·沃尔什（Kenneth T. Walsh）认为：“关键问题又来了……这就是分裂美国国民长达数年的社会问题，比如同性恋者的权利、堕胎和家庭观。”

当科学界不遗余力地帮助我们了解生命的过程以及起源时，对于部分人来说，这些发现完全是无的放矢。他们关于什么是生命、生命如何开始，有自己固执的感觉和信念，无视科学的新发现。而对另外一些人而言，这个争议是开放的，没有定论。然而对两个阵营而言关键问题都围绕着同一主题，一个未知的因素，也就是这一章的主题：一个个体生命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们可能从来不清楚自己从何而来，或者如何来到地球，但我们确实真正了解生命在子宫中的不同阶段。你可能会想，如果我们知道这些阶段，并且知道它们何时开始，那么问题是什么？这正是争议所在。因为生命有不同阶段，每一阶段生命有它不同的定义。这一事实促使我们在提问生命何时准确开始的问题时必须非常具体。我们必须足够博学，以弄清楚我们所讨论的生命所处的阶段。我在此陈述这个观点主要源于以下的新发现，它将有助于理解人类生命的定义。

科学家找到了在胚胎成长过程中一个神秘的节点，这时胚胎作为人的特征（定义人类特征的DNA）开始觉醒并且形成。尽管这个发现并不能告诉我们在作出生与死的决定时是对还是错，至少它使我们明白所讨论的是什么样的生命，所作出的是什么样的选择。

从受孕到出生：都是生命

从历史角度看，作为研究生命本身的科学分支，生物学通常采用四个标准来定义生命：新陈代谢、成长、对刺激的反应，以及繁殖。当一个物体具备了这四个特征，生物学家就认为它是有生命的。

【生物学家通常认为生命必须满足四个标准：新陈代谢、成长、对刺激作出反应、繁殖。】

我将以这个公认的生命定义作为出发点，来帮助大家探明一个人类个体生命在子宫中何时开始。

无论如何定义，很明显，人类生命都开始于两个细胞的结合：一个精子和一个卵子。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而言，这个结合发生在子宫中。研究子宫中的生命毫无疑问是当今最为绚丽，也最为神秘的科学领域。现在的技术已经能够使我们观察到精子和卵子结合的瞬间以及DNA结合的瞬间，我们能够记录使人类生命成为可能的机制的各种细节，但我们出生以前发生的事情科学却依然无法解释。

总结子宫中人类生命的发展阶段可以为我们正在进行的讨论划定一个框架。它将使我们能够准确了解从细胞到具备人的特征这一发展过程的具体时间，也能精确定位从受孕直至出生的各个阶段。既然每位读者都会经历相同的过程，我将使用第一及第二人称来对这一过程进行总结。这是每个人在母腹中都经历过的，让我们现在开始吧。

生命的起源?在这章的后面部分，我们将从达尔文的进化论角度和与之相对的智能设计论角度来探讨生命的起源问题。提到生命起源的科学证据，有一点是肯定的：生命始于有生命的物质。而且尽管有些实验探寻生命可能出现的其他方式，但是在前人研究文献中没有科学的文字记载说明，生命源于任何没有生命特征的物质。

【生命，特别是人类生命，只能源于已经存活的生物物质。】

当谈到子宫中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必须牢记一个重要事实：生命起始于生命。我们源自有生命的物质。结合成我们生命之“初始”的精子和卵子是有生命的，是人类生命出现的唯一途径。

受精 尽管人类精子和卵子结合的时刻经常被称为“受孕的瞬间”，但更准确地说这只是怀孕过程的开始。事实上，精子核和卵子结合、得到父母双方的基因信息、完成受精，这些大概需要24小时的时间。

受精卵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作为我们的初始状态而结合的精子和卵子此前是两个完整的、独立的、有生命的细胞，而且已经满足制造生命需要的所有生物学要求，但它们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存在时，那就是一个新的单体细胞。换句话说，在这里生物学的运算方式是一个细胞加一个细胞等于一个细胞，而不是一加一等于二。但即使我们讨论的是个单细胞有机体，这个新细胞也绝不仅仅是原来的单个精子或卵子那么简单。它比单个精子或卵子拥有更大的潜能。这一结合的更大潜能就在于它形成了生命的第一阶段。从这个阶段开始，它就是我们的第一个细胞，决定着我们未来的样子。

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在这儿我必须强调，即在这个阶段有可能决定我们是谁、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遗传基因，还仅仅是一种潜能。在这个阶段，描绘生命蓝图的基因信息并没有被全部激活。我还想强调，实验胚胎学这门新科学显示，我们从父母那里遗传获得的潜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通过我们物理的、化学的、心情的变化可以在体内改变。

这个发展阶段用科学术语来说称做受精卵阶段。精子和卵子结合形成一个单体细胞时就形成了受精卵。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第一次细胞分裂，那时我们的单体细胞分裂成两个相同的细胞（见图5.1）。一个受精卵在它一分为二之前存在的时长并非很有规律。

图5.1 从受精开始至第一次细胞分裂的时长因人而异。从上图看，分裂过程开始，单细胞受精卵正在分裂成两个相同的细胞。每个细胞中可以看见的涡状部分正是包含了基因信息的细胞核（iStockphoto: @ Pete Draper）

双细胞阶段 在双细胞阶段，我们的细胞开始有序地分裂。每一次细胞分裂都可以根据前一次分裂情况进行预测和计算。这个过程称做第二次分裂，持续12~20小时。因此从受精开始，我们第一次从一个细胞分裂为两个细胞，发生在47小时至55小时之间；从两个细胞到4个细胞，发生在此后12到20小时之间；第三次分裂，即我们的4个细胞分裂为8个细胞，又发生在第二次分裂之后的12到20小时之间。

在受精后约95小时（3.9天），我们生命中的8细胞阶段发生了神秘而又美好的事情。这个神秘事件对于未来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至关重要，也为我们在面临有关人类生命所处阶段的艰难选择时提供了新的方法。

8细胞阶段 这一阶段在我们的生命中至关重要，它启动了早期细胞的神秘变化过程。这是科学家们刚刚开始探索的领域，因此到目前还无法完全了解。在生命的8细胞阶段，我们的DNA图谱介入进来，决定着我们是谁，并激活未来我们会具有的特征。

发表在《自然》杂志（2010年3月）的最近一项研究声称：“受精后，胚胎基因组的激活是由母源调控向胚胎调控过渡的。”尽管科学家有能力记录这种叫做胚胎基因激活（EGA）的变化确实存在，但传统的研究方法仍然不能精确地解释它发生的原因。

【在生命的八细胞阶段，一个还未被完全理解的神秘过程激活了决定我们是谁、拥有哪些特征的生命密码：DNA。】

换句话说，正是在这一阶段，人的特征才开始显现。如前所述，遗传密码是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得以出现的先决条件。它们天生与我们为伴，但却并非一成不变；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合适的环境，它就可以变化。

图5.2 左图：8细胞阶段的胚胎，形成于受精后约95小时。这时一个神秘过程开始发生，早期的基因信息被启动（iStockphoto:  alxpin）

右图：胚囊阶段，我们的细胞开始承担不同的角色。一些内移成为胎儿，其他外移构成胎盘。在这一阶段，首批干细胞形成

桑葚期 在8细胞阶段出现12~20小时之后，每一个细胞又继续分裂，形成我们成长下一阶段的16个新细胞。这时，细胞的排列像一个球形的桑葚。在这之前，细胞一直在细胞膜内分裂为相同的细胞，细胞膜使得细胞不会向透明带外生长。在16细胞阶段，细胞开始改变形状并紧紧压缩在一起，这一过程被称为压缩。

胚胎期 大约受精后5天，紧接着桑葚期之后的胚胎期就开始了。在这个时期，胚胎是一个微小的中空的球体，大小有10美分硬币上罗斯福头像的眼睛那么大。分裂的细胞第一次出现了差异，胚泡内的细胞成为细胞团，形成了胎儿。内细胞群包含我们最早的干细胞。外细胞扩展，形成一个薄薄的外表面，构成一个充满液体的腔壁，之后变成胎盘。胚泡作为载体穿过输卵管，进入子宫，植入子宫内膜而成为胎儿。

胎儿期 一般来说在受精后第八周，胚胎期就结束了，我们成为了胎儿。这时，器官实际上已经具备了，但仅仅是开始发挥作用。尽管我们可以感受到环境的变化，但据说我们仍然没有痛觉，我会在本章后面的部分详细解释。这是我们在作为新生婴儿出生在这个世界之前经历的最后一个发展阶段。

人类生命的奥秘

当我们谈论人类生命的起始时，前一部分所描述的发展阶段让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奥秘在于人类生命的肇始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事件。生命起始于生命。正如我后面将要讨论的一样，人类还不能从已经不再存活的物质中创造出有生命的物体。理解了子宫中发生了什么，在成长的每一阶段我们的细胞都以不同的方式“活着”这一点就很清楚了。

父亲的精子和母亲的卵子其精华部分在形成新生命所需的有机物质上各占一半。当精子和卵子结合形成一个生命，它们结合产生的第一个细胞基本上满足对生命的生物学定义。因此从我们具备生命的第一个细胞开始，我们就活着。但是争论的根本很少是关于存活的细胞，更多的是什么时候能断定我们有了人的特征。这时，清晰地了解子宫中发生了什么，什么时候发生的，应该会有所帮助。

科学家正努力解开遗传密码的激活之谜，毫无疑问，我们的DNA是在8细胞阶段激活的。如前所述，在这个成长阶段（胚胎基因激活阶段），我们获得了遗传自父母的特征，决定我们的生命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必须以一种全面的看待世界的视角才能够理解这一过程，而单一学科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当然我们也只有跨越学科的界限才能理解这一过程，而在过去学科之间的界限导致了相互独立、相互分离的局面。

量子物理学的近期研究成果显示，我们被能量场所包围。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将生命与围绕着它的能量割裂开来，它们共存且相互作用。或许一种全面的思考方式才是理解在胚胎基因激活阶段是什么激活了遗传密码的关键所在。原因如下：

被称为无量之网的能量场将事物连接在一起。现代生物学将这一能量场称为生物所处“环境”的一部分。这个概念在我们考虑人类生命的起源以及在8细胞阶段发生了什么时非常重要。实验胚胎学研究已经表明，我们细胞内的DNA密码明确地指挥我们的身体如何运行，而激活这些密码的信号似乎来自细胞外部。换句话说，它来自这个能量场本身。

我们从细胞排斥的过程就可得知这一点，因为细胞排斥在器官移植后非常普遍。当一个人的器官被移植到另一个人的身体之内，接受移植者的身体并不把新的组织当成自己的一部分，而会将新组织当成一个异物加以排斥。科学家发现了如何抑制这种排斥反应，从而使得移植器官能够在新的身体内生长和发育，这是一个突破。

我经常和发育生物学家布鲁斯·李普顿一起参加学术研讨会。在一次会议中，我有机会悄悄溜进去听他的讲座。巧合的是，当我进到会场，他正在描述我一直冥思苦想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包括器官移植，以及我曾听朋友讲过的一些困惑。这些朋友就曾遇到过此类问题。

我的朋友布鲁斯正在会议室前面的屏幕上详细地讲解着这一现象。他说，当细胞内的物质（细胞核，包含它的DNA）被从它的原始细胞膜移出至另一个不同细胞的细胞膜时，移植DNA被激活的比例是不同的。这个不同的细胞在它的表面具有不同的神经末梢（触须）。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两个细胞中的DNA是相同的，但是不同的神经末梢挑选了围绕在它们周围的不同种类的信息。换句话说，每一个细胞的模型是相同的，但是不同的触须只适应最初环境的能量场。正因如此，细胞排斥的整个难题，以及其他许多神秘的问题，都不再那么神秘了。

在此讲这个故事，是因为只有在8细胞阶段这种基因激活才会发生。这个事实说明，只有在受精后约4天的胚胎基因激活阶段，我们的细胞神经末梢“苏醒”并且从能量场中获得信号，生成了使我们成为人类并且与众不同的特征。

***

在表5.1中，我对人类从母体出生前的主要特征进行了简要的总结，也总结了在子宫中典型环境下我们形成这些特征的阶段。在这里介绍，只是将它仅仅作为一种科学的参照点。它使我们能在讨论人类生命及其起源时可以掌握更多的信息，而不是仅仅靠我们的主观臆断。它让我们在不具备可靠的观点时有信息可供参考。

在我寻求有关人类生命不同阶段的最新研究的过程中，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个体之间的差异使我们很难精确地计算在每个阶段所发生的事情。基于这个原因，以下给出的信息只是综合了一般的情况，并不是子宫中各种事件的绝对时间表。

表5.1 人类生命从受精至12周的各个阶段，即“孕早期”阶段

它意味着什么？

这时候，很明显，要回答人类生命何时开始，我们必须清楚我们问的是哪种形式的人类生命。

如果将人类生命定义为在怀孕阶段产生的新的单细胞，那么人类生命开始于卵子受精之后的24小时之内。

如果认为人类生命起始于从父母那里遗传的人类特征开始觉醒的阶段，那么人类生命始于受精后2.9天至3.9天之间。

如果如某些土著文化的观点，生命必然伴随着心脏的跳动，那么人类生命起始于受精后第22天或者之后。这时人类心脏能够存活而且开始供血。

虽然研究显示，人的意识很晚才出现，大概在受精后28周左右，不过一些人认为，在受精后6周左右出现的脑电波，标志着人类生命的开始。

按照美国最高法院当时的规定，各州政府有权决定可以进行堕胎手术的时间及方式，但医生必须告知那些寻求堕胎的妇女，一个20周大的胎儿已经具有感觉疼痛的能力。新技术的出现改变了这一观点，2005年12月1日出版的科学杂志《发现》中的一项研究显示：感觉所需要的神经系统在受精后约28周才会开始活动。

马克·罗森（Mark Rosen）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一位产科麻醉师。他和他的同事已经发现：胎儿所具有的痛感，比如皮肤的疼痛并不会在早期传递到大脑中感受疼痛的情感部分。能够传递的时间比1973年最高法院在罗伊诉韦德案的判决中所认定的要晚20周左右。罗森所描述的这个将神经和大脑相连的交感神经系统在我们拥有意识之前已经存在。

2009年9月的一期《科学美国人》杂志上刊登了一项报告，探讨我们的意识体验是在子宫中开始，还是在出生过程中开始，抑或是出生后开始的。报告指出，传递和解释体内生物电信号所需的人体组织的“底物”（substrate），以及提供意识的丘脑体，在怀孕期24周至28周之间开始成熟完备。这个例子说明，科学技术可以为理解人类何时且如何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发育的问题上提供新的思路。

未来技术的进步将会提供更深刻的视角，帮助我们理解生命的起始。正如21世纪初的科学带给我们40年前罗伊诉韦德案判决时所没有的信息一样，毫无疑问，40年后我们会了解更多的信息以帮助我们完善我们的决定。

可以确定的是：我们的生命确实是开始于精子和卵子两个活细胞结合，以制造生命所需的物质。只有在八细胞阶段之后，赋予我们人类特征的基因信息才开始活动。

如果能更深刻地了解子宫中的生命何时开始，毫无疑问会使人类更加了解生命本身如何开始，在地球上又如何起始。

达尔文的结论：进化论

1963~1965年间美国曾播放过一部最受欢迎的电视科幻剧—《外星界限》，该剧的每一集似乎都会反映这个世界的某个方面，特别是名为“物种起源”的最后一集。

1963年，我们所处的世界与现在大相径庭。我们刚刚经历了古巴导弹危机；晚间新闻的画面不时提醒美国人，面对原子弹的攻击人们是何等脆弱，以及如果原子弹爆炸人们该如何应对。（老实说，像广播里通知的那样，如果原子弹在社区爆炸，要将课桌放倒，藏在其后，这一招儿可能并不能保护学生。）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人们在坦桑尼亚的奥杜瓦伊峡谷发现了一些早期残余化石，被认为是早期人类祖先的化石。

自19世纪中期开始，科学家就一直致力于寻找将现代人类与早期人类联系起来的人类祖先发展序列的化石证据；进化论观点认为，确实存在这一序列。受一个世纪前查尔斯·达尔文观点的影响，在非洲及世界其他地方发现的类似人类的生物化石都被与人类化石联系起来。在本书前面部分提到达尔文的理论时，我曾说过要更为详细地介绍他的理论及其含义。我很高兴从现在开始。

自1859年以来，关于人类起源的科学讨论都围绕着一个概念展开，即著名的生物进化理论。尽管在过去的150多年间，无数课堂、学报、教材以无数的版本来描述进化论，但进化论的基本观点始终如一。简言之，进化论认为所有生命，包括人类生命，起始于一个共同的祖先。从同一祖先开始，生命的形式经过长时间的演变，成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样子。尽管达尔文的理论并没有提及所有生命的共同祖先是如何产生的，但来源于其理论的几个假设暗含着答案。

首先，达尔文通过他的著作与公众分享了他的观点，这本流传甚广的著作叫做《物种起源：自然选择论》。然而，进一步研究1859年版的《物种起源》后我们发现，它最开始出版时的书名更长，由两部分构成，有一种与其意欲传达的内容及目的相差甚远的感觉。在被缩写为我们今天看到的熟悉的书名之前，达尔文的著作叫做《物种起源：自然选择，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达尔文的这本书在他所处的时代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并一直持续到当今社会。他的著作引发的巨大反响以及对其观点的解读方式，导致了不同民族间的巨大分歧，也是造成有记载以来一些人类最大苦难的原因所在。

1835年开始，达尔文开始了著名的航海旅行。在旅行过程中，通过亲自观察，达尔文形成了他的进化论。在旅行过程中，他观测了大量的动植物，数量在同时代的欧洲科学家中无人能敌。对于他个人来说旅行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从他著作序言部分的节选可以窥见一斑：

作为一个自然主义者，在贝格尔号船上的一些发现让我惊讶不已，如南美洲居民的分布，这个大陆现在与过去的居民的地缘关系。这些事实为我研究物种起源提供了新的思路；而正如一位最伟大的哲学家所称的那样，物种起源被称为一切奥秘中的奥秘。

达尔文的理论大多建立在实地勘察的基础之上，这些勘察主要包括他在加拉帕格斯群岛对化石和野生动物特别是鸟类的研究。直到回到伦敦之后达尔文才意识到，他原以为收集的来自不同科类的标本，比如那些鸣禽，实际上只是同一科类生物的变体。

达尔文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解释那些彼此独立成长于不同岛屿的鸣禽之间的差异，如鸟喙的大小与形状。有些生物残留化石与今天的动物相比虽然个体尺寸更大，但还是非常相似。这个额外的发现加剧了达尔文所面临的困惑。

通过进行科学的观察、假设、实验、分析，达尔文用当时最好的方法解释了他具有历史意义的旅程中的发现。他的工作成就了他的自然选择进化论。

本质上，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进化论认为：

·物种是变化的（来自环境或繁殖错误的随机变异）。在一个族群中，为维系生命而变异的成员，比同一族群中不具备这些特征的个体要有优势，譬如为啄开坚果硬壳而更有力的鸟喙，为保护生命而具有的伪装色。达尔文理论的这一部分被称为微观进化。

·经过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不断变化，个体拥有的能够确保自己生存的特征会战胜那些同类个体拥有的无助于个体生存的特征。因为具有这些有利特征的个体会活得更长，它们会繁衍更多具有这些特征的后代。达尔文理论中的这部分被称为自然选择。

·最终，发生变异的个体不再能够同其原始族群中的成员繁衍后代。这些个体成为与其原始族群祖先相独立的新物种。这个过程叫做物种形成。

在分析发表于150多年前的达尔文的核心观点，以及自那时起他和其他学者积累的数据时，我觉得这些观察本身非常有意义。在任何一个诚实且思维开阔的人看来，毫无疑问，进化过程及其本身都是真实的。这是生活在过去的物种用它的化石确认的事实，我们在今天的自然界中同样也能看到。

然而，尽管对于动植物来说进化过程客观存在，问题在于它对人类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动植物的这种进化过程对于人类也同样适用吗？它能解释我们如何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吗？达尔文所观察到的自然界的“适者生存”是我们今天世界上所见到的人类斗争的根源吗？这类问题触及关于人类发展最深层次的争议，而争议的种子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就已经埋下。

对达尔文观点的反驳

很多对达尔文观点的反驳似乎很少关乎进化论本身，更多的是关于这个理论的含义及理论中的假设。换言之，达尔文只是在推测他和其他人都没有目击过的生命过程。他个人认为，他的理论总体上适用于动植物，特别是人类生命，对于这一点，他毫不怀疑。

在《物种起源》一书中，他认为人类像地球上其他形式的生命一样，都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进化选择的结果。在其著作的结论部分，他作出了非常明晰的总结：“我们同样必须承认，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所有生物都起源于某种原始的形式。”

一些对于达尔文理论的反驳仅仅是因为对一个观点的情绪化的憎恶，那就是人类可能由并不高级的生命形式进化而来。一些反对意见源于宗教教条，它们认为人类极为特别，是由上帝直接创造的。进化论已为当今科学界广泛接受，然而新技术的出现使得从细胞生物学到遗传学都有了大量发现，从而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开始质疑：达尔文的理论是否充分解释了为什么生命，特别是人类生命会呈现出如此的生命形态？

进化论的主要观点来源于对这个理论至关重要的三个假设：

·进化论假设1：生命可能自然起源于无生命物质。

·进化论假设2：自然不会赋予一个物种超越其生存需求的特征。

·进化论假设3：已存物种经过长时间进化，可能会慢慢变为全新的物种。

仔细思考这些假设，基于当今已知和已获证实的科学依据，我们会发现，完全接受这些假设会导致严重后果。我们逐一来讨论。

进化论假说1：生命可能自然起源于无生命物质

第一个假设对于本章的标题“偶然还是设计”至关重要。从来没有记载证明，生命是由无生命的物质结合而成的，这是科学事实。由于各种神秘的原因，科学家们绞尽脑汁苦思冥想了至少300年，还是没有结论。

进化论者经常提及这个矛盾的观点。他们认为，尽管我们今天并没有看到这种生命的自然创造过程，但产生这个过程所需的条件可能在过去的某个时间存在，然后被生命本身的成长所破坏。事实上，他们并不确定这种情况曾经出现过。没人能够确定这一点。这恰恰是这个假设的问题所在。

现今社会一些想要从非生命物质中创造生命的科学尝试，不可避免地使人想到那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实验。该实验是由化学家及生物学家史坦利·米勒（Stanley Miller）及芝加哥大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化学家哈罗德·尤里（Harold Urey）在1952年进行的。最初，实验使用20世纪中期科学家们公认的构成地球早期大气的元素、化合物（水蒸气、氨、氢气、甲烷）以及各种各样的催化剂以触发生命，如模拟光源。

尽管实验没有产生有生命的物质，但研究显示，实验最终产生了5种氨基酸。当2008年科学家们评估之前的实验时，研究显示实际上产生了22种氨基酸。对于达尔文的观点来说，这是相当鼓舞人心的支撑证据；然而分析同样发现，早期的地球大气模型是不准确的。

新发现改变了关于地球早期大气模型的科学思维。当人们用一组新的化学元素（水蒸气、二氧化碳、氮气）来重复米勒—尤里实验时，没有产生任何构成生命的物质，甚至没有发现任何氨基酸，也让这类观点走向了终结。

在这个实验以及其后的实验中，存在某些似乎科学还无法解释的东西，形成生命的某种必备因素并未出现在实验中。即使适合生命自然生成的温度、湿度及化学条件相当有利，看似仍然存在某种超越化学属性的力量。这种必备的力量使得创造生命的因素更具活力。

达尔文的理论或者他的追随者似乎并没有解释这种力量，拥有传统思维的现代科学家也没有解释这种力量。在进化论的三个假设中，这个似乎是最乏力的。因此，当这个假设在21世纪的科学话题中销声匿迹时，我丝毫不感到惊讶。

进化论假设2：自然不会赋予一个物种超越其生存需求的特征

本质上，这个假说认为，生物体只是在它们需要时才培养生命中所独有的特点，而不是提前就具备。这些新特征使得个体更有机会存活，存活的时间也更长，而且这些特征会经过相当长的时间通过自然选择的过程慢慢传递到下一代身上。这个假设的语言表述通常是“自然不会赋予一个物种超越其日常生存需求的特征”。

这个假设是建立在达尔文的观察基础之上的。它可以解释鸣禽类鸟喙尺寸的变化，这种尺寸变化使它们能更好地啄开坚果壳（增加其食物供给）；它也可以解释飞蛾颜色的变化，这种变化使其颜色与树皮颜色相配而更好地保护自己（保护其不受食肉动物的伤害）。然而当我们试图将这一假设应用于人类，特别是人类脑容积时，这个假设就不能成立。原因如下：

现代人类脑容积的增长是与进化论模型不符的异常现象之一。简单来说，我们的大脑比实际所需的更大。脑容积的大小超过了早期现代人的需求，即大约在20万年前出现在地球上的智人。

通过一个简表，我们可以更好地说明这一点。这个简表反映了我们所认为的现代人类的谱系关系。因为我们所用的关于人类假定祖先的样本是建立在进化论者普遍接受的一个谱系图基础之上的，我将用它来说明为什么在讨论人类大脑尺寸的时候进化论似乎并不成立。

下表显示的是进化谱系中被认为与我们有渊源，且距今时间最短的分支，以及各个分支在进化过程中大概的脑容积。脑容积的计量单位是立方厘米（cm3）。

表5.2 普遍认同的人类支系中最近几支的脑容积

现代人类出现在约20万年前，其脑容积约比60万年前的人类祖先大100立方厘米。与进化论观点相反，这比当时所需的容积大得多，而且自此从未改变过。

尽管脑容积只是大概的数字，但它们所表明的信息与进化论的基本假设之一直接相关。脑容积从700立方厘米增加到1 348立方厘米（从能人到海德堡人）用了将近200万年（大约190万年），增加了648立方厘米。但是用了仅仅40万年就又增加了102立方厘米（从离我们最近的已知的祖先海德堡人到现代人类）。从进化的角度看，最近的这次增长就发生在眨眼间，可能更重要的是，发生在据认为人类脑容积需要增长之前。

从早期现代人开始，我们所拥有的同样大小的脑容积使我们具有抽象思维的能力，这种抽象思维能力使我们可以编写复杂的数学方程式，在我们作出决定前在心中权衡各种可能性，也可以构建驱动世界史上最先进文明的价值观与信念。这一脑容积远远超出我们的祖先在20万年前出现时日常生存的需求。根据进化论的观点，事情不应如此。正如达尔文在其理论中所说，“自然选择是通过细小的连续变异实现的；它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必须循序渐进，一步步来。”

我们的脑容积只是进化论者面临的人类存在这个大难题的一个方面，然而它也是另一个更大难题的一部分：现代人类自身的结构形式。我们的大脑在过去20万年间没有改变多少，我们的身体同样也没有改变多少。人类今天的身体基本上与20万年前人类祖先的化石所反映的一致。问题是：如果进化确实适用于人类，正如它适用于生命的其他形式一样，那么为什么我们在如此长的时间段内没有变化？

当我们思索我们的大脑如何发育这一谜团的时候，或许进化生物学家史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关于地质记录中化石证据的惊人发现和“人类进化的不可能性”的观点更为重要，因为他提出了“间断平衡”理论，认为生物的进化并不像达尔文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缓慢的渐变积累的过程，而是长期的稳定甚至不变与短暂的剧变交替的过程。

进化论假设3：已存物种经过长时间进化，可能会慢慢变为全新的物种

进化论的第三个假设认为，一个族群中的变异可以产生一个全新的物种：一种生命形式与其进化源具有不同的DNA，因此与其原始族群不再能够交配。这个理论最大的问题是它建立在推测而不是事实的基础之上。据我所知，没有从已经存在的物种进化为一个新物种的文字证据。至于人类进化，这一理论可能将人类的适应能力误认为是一种进化过程。

比如北极和西伯利亚的土著部落，他们的眼部长有多余的肌肉，这能让他们每天在户外时避免受到过多冰雪折射的太阳光的伤害。尽管这个特征被认为是对于环境的直接反应，但这仅仅是外表的变化。

这些部落的居民在这种极地地区的刺眼环境中生活和适应了至少1万年。然而，在这段时间中，他们并没有进化成一个新的人种，而且似乎也没有证据显示他们将会进化成新的人种。从遗传角度看，这些居民仍然属于智人。他们的身体仅仅是适应了他们所生存的环境而已。

事实上，如果物种确实进化为具有新的DNA的物种，而不是随着时间推移适应环境，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起始于1859年的连续调查中，至少应在化石中发现一种过渡形式。但实际情况是，正如现代人类与尼安德特人的例子，被认为是从另一物种中经过长时间进化而来的物种，二者往往被发现其实生活在同一时期，也死于同一时期。尼安德特人的DNA与我们的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被视为人类进化谱系中的独立分支，这让我们回到了起点，重新去寻找人类的最早祖先。在此书写作之时，还没有找到人类从尼安德特人进化而来的过渡物种。这也说明了尼安德特人并不是人类的祖先。

古生物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斯蒂文·斯坦利（Steven M. Stanley）通过专业术语肯定了化石记录中这种过渡证据缺失的事实。他说：“在已知的化石记录中没有找到一个完成主要形态转变的线性进化的例子，因此没有证据证明这种渐变模式是有根据的。”尽管斯坦利和其他一些进化生物学家如古尔德为这种证据缺失的原因提供了新的视角，但这一联系环节证据的缺失依然存在。

地质记录显示，生活在地球上的绝大多数物种出现在寒武纪大爆炸时期。寒武纪之于生物学就如大爆炸之于天体物理学。约5.4亿年前的寒武纪时期，“所有现今存在的8种主要的身体构制（body plan）以及27种较小的身体构制已经出现。自此以后，再也没有新的构制发育出来”。这里的要点是，地球上生命的基本因素似乎出现在相对很短的时间段内，而不是在长时间内缓慢进化过程的产物。

进化：有相应的证据吗？

面对达尔文理论三个基本假设中存在的问题，我们怎么办？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一书中，自己也承认缺乏从一个物种进化到另一物种的证据。

……在地球上以前存在过的过渡变种的数量（肯定）真的非常巨大。那么为什么不是每个地质构成、每个地层中都充满这种过渡变种？地质学确实没有展现任何划分明确的有机链，可能这是可以提出来反对我的理论的最明显的理由。

很明显，达尔文的进化论存在几个大问题，特别是这个理论应用于人类的时候。从他提出进化论到现在的150年间，各个时代的精英们都竭尽全力想要解决这些问题，世界最负盛名的大学也进行了仔细深入的调查，但这些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这也让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去寻求不同的方式来解释人类的起源。

如今，他们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这一视角直击要害：我们的存在是否源于一个庞大的计划，是它构建了生命复杂性的基础？换句话说，我们是被设计出来的吗？如果确实生命显示出一种设计，就如手表的存在暗示有一个钟表匠存在一样，那么设计者是谁，或者是什么？

现今最具智慧的一些学者猜测，除了公认的自然过程，生命似乎还源于设计。本章开篇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是谁？现在我们可以相当确定地说，人类不仅是我们曾经大胆想象的那样，甚至可能是我们所梦想的那样。即使对一个对智能设计论质疑最多的科学家来说，日益增多的证据也说明，某种力量促成了我们的存在，而且喻示存在一个更伟大的智慧。当然我们还不了解这种力量和智慧的来源。

生命源于设计？

正如达尔文的理论用一个术语“自然选择进化”总结了它的内容一样，另外一个对生命宏伟图画的解释也有一个名称：智能设计理论。

美国科学与文化中心资助科学家和学者开展探寻智能设计理论证据的项目。这一理论认为，“宇宙的某些特征以及生物的某些特征，用一种智能成因来解释是最有力的，而不是通过诸如自然选择之类的随机过程。”尽管这个名称在达尔文1859年发表他的第一部著作之前就已经出现，比如在1847年就出现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但是它得到普遍使用还是在20世纪后期以及现在的21世纪。

科学界的一些学者一直质疑新方法及与其相关的研究是否真正科学；但事实上，进行调查的专家均来自公认的科学领域，使用公认的科学方法，以回答传统的主流科学家没有回答的问题。

在1989年“智能设计”这个术语流行前，除了达尔文进化论，还存在另外一种理论：神创论。正如达尔文的支持者被称为“达尔文主义者”一样，支持神创论的人们被称为“神创论者”。尽管神创论阵营内观点纷杂（旧地球神创论、新地球神创论、科学神创论等），但所有观点都建立在同一个原则之上：一个或众多超自然的力量，神或是众神，创造了生命、人类，以及自然世界。我在此讨论这个理论，是想将它与智能设计论区分开来。

尽管智能设计论经常与神创论联系在一起，但从本质上说，它并非神创论。智能设计论并不试图找出设计自然及生命形式的某种智能，它甚至也没有说明有这样一种智能存在。它仅仅认为，生命特别是人类生命，是基于一系列复杂过程的设计结果，这些过程并非自然进化。尽管智能设计论的一些支持者深信，上帝实际上就是设计者，但作为科学的智能设计论并没有发展到这一步。

在前一部分，我们总结了进化论的主要假设。我也乐于总结智能设计论的主要假设，并逐一详细分析。智能设计论有两个重要的基本假设：

智能设计论假设1：宇宙是有序的。

智能设计论假设2：对生命系统复杂性的最好解释是，它是一个定向过程，而不是随机过程。

在外行看来，构成宇宙基础的精细复杂、纵横交错的系统运转协调，因而它们不可能是偶然发生的，这是智能设计论的核心。同样，这个理论也认为，生命特别是人类生命的复杂性，不会源于长时间无序变异的生物学偶发事件。

缺少零件的手表还是手表吗？

智能设计论的重要论点之一就是，生命本身的复杂性、细胞的精细结构，以及DNA分子的信息系统是在漫长的自然选择过程中无法实现的。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自己也表示，我们所观察到的器官和组织的特化，单单靠自然选择是不大可能实现的。他挑选了眼睛来做例证，他认为，“眼睛具有调整焦距以适应远近距离的复杂结构，可能也是通过自然选择实现的。我承认，这个说法听起来荒谬至极。”通过这个及类似的观察，达尔文实质上是让我们自己去思考：到底是什么其他形式的力量可能形成了生命的复杂本质？

同样，当诺贝尔奖获得者、DNA分子发现者之一弗朗西斯·克里克在被问到生命起源于一连串偶然事件的可能性时，他说：“一个具有迄今为止所有相关知识且正直诚实的人，只能够承认在某种意义上，生命起源于一个神奇的时刻，生命所需的很多条件都已具备，使得生命的出现成为可能。”

查尔斯·达尔文在1859年得出了他的结论。将近100年后，得益于科学以及实验方法的突飞猛进，克里克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达尔文、克里克以及当今的智能设计论支持者的观点，主题都是生命本身的复杂本质。数学家、纽约科学院院士I· L·科恩（I. L. Cohen）承认，达尔文不可能知道我们今天进行的关于细胞和DNA的研究。他总结说：“在我们了解了DNA/RNA（脱氧核糖核酸/核糖核酸）系统之后，进化论者和神创论者之间的辩论也应该就此停止。DNA/RNA系统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一目了然的。”

不可简化的复杂性

科恩的话总结了进化论在我们现今世界观形成中的关键作用。达尔文在提出他的理论时，他无法得知即使是最小的细菌，单细胞的大肠杆菌，也需要

2000种不同的蛋白质才能生存，他也无法得知那些蛋白质需要平均300种氨基酸才能形成。他不可能知道生命的基本单位是何等复杂。支撑智能设计论最重要的论点之一就是这种复杂性，以及生命的众多系统展现出不可简化的复杂性的事实。

不可简化的复杂性，听起来似乎是个专业术语，而实际上非常简单。它意味着如果一个系统的一部分停止运转，那么整个系统也将停止运转。我们之前所举的手表的例子，就被经常用来阐述这个道理。一个普通的捕鼠器也能说明这一点。当捕鼠器的所有部件全部就位，它就会按照设计动作执行：老鼠或其他小动物去吃那些作为诱饵的乳酪或花生酱，结果会碰倒支架，而这会带来致命的打击。

陷阱要如设计的那样发挥作用，就必须建立在由不同的部分组成的一个系统基础上，每一部分要履行各自的职责才能实现设计目标。比如，控制诱饵的是一个精巧的支架，当老鼠碰触到诱饵时，强有力的弹簧带着一股致命的力量快速落下，如此之快使老鼠反应不过来就受到了攻击。捕鼠器听起来是个小器械，而且确实很小；但是哪怕少了一个小部件，它都无法工作。没有弹簧，支架永远不会弹下来；没有支架，弹簧也将没有东西可供触发。捕鼠器的所有部件对于捕捉功能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可以说省掉捕鼠器的任何一个部件，它都无法发挥作用。这是不可简化的复杂性的一个例子。

我们这个时代的技术进步，也给我们带来了生命不可简化的复杂性的大量例证。众所周知，当我们割破了手指或是擦伤了膝盖，短时间出血之后便会停止。这是因为，在伤口处血液凝结了。也许我们认为血液凝结是理所当然的，但它却是不可简化的复杂性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血液要凝结，不再流血，需要20种不同的蛋白质。有意思的是，如果其中一种蛋白质缺失，凝血机制就不会起作用。凝血机制不起作用，血就会一直流，直到我们体内的血流干为止。所有20种蛋白质必须同时发挥作用，才能达到凝血效果。

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就意味着所有20种所需的蛋白质必须在血液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且处于同一位置。这是生命的功能不可能通过进化实现的例证之一。再如，能够使细胞在血液中流动的纤毛有超过40个移动的部位，只有它们同时就位，细胞才能在血液中游动。缺少任一部分，它都无法游动。

在所有的单体细胞机制中，人类细胞最为复杂。直到20世纪中期左右，细胞还被认为是装满化学物质的小袋子。现在我们知道这完全不符合事实。实际上，如果我们能够将一个细胞的尺寸扩大成一个小城市大小，它的复杂性比使这个城市运行所需的结构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细胞样本的重要结构成分包括：

·加工蛋白质的核糖体

·生产和输送细胞所需的重要化学物质的内质网

·包含让细胞发挥作用的信息的细胞核

·使细胞移动、变形的微管

·使部分细胞在液体中流动的纤毛（挥舞的小手臂）

·为细胞生产能量的线粒体

·与环境相协调，决定物质去留的细胞膜

在任何特定的时刻，比如现在你正在阅读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们体内约50万亿细胞都在相互作用，这其中包含了具有不同功能的细胞结构，上述只是其中一些例子罢了。了解了每个细胞的机理之后，显而易见的是，在阅读之前所有的细胞机制就已经存在且已经就位。从血液的凝结到纤毛的游动都是这种不可简化的复杂性的体现。

选择还是偶然？

在经典的美国教科书《基因分子生物学》中，诺贝尔奖获得者、DNA分子的共同发现者詹姆斯·D·沃森（James D. Watson），描述了有机细胞的独特性与神秘：“我们必须即刻承认，永远不能像我们理解水结构或葡萄糖分子结构那样去理解细胞结构。我们不仅对细胞内的大分子化合物的精确结构依然不清楚，而且对它们在细胞内的相对位置也仅仅是一知半解。”

在我们体内每个细胞的神奇工厂里，似乎在这一过程中，有某种东西藐视传统智慧与传统思维所作出的解释。有了这种观察，如果我们依然认为人类只是“侥幸”的结果，这多么荒谬。这样，我们每一个细胞所包含的信息体现出了更大的意义。

实际上，程序通常被认为是智慧的象征。举个例子，程序意味着存在可预测、可重复的模型，这些模型可以用通用公式描述。爱因斯坦在晚年接受采访时认为，这种潜在的程序存在于宇宙之中，他也谈到了关于这种程序源自何处的看法。在一次访谈中爱因斯坦透露：“我知道模型存在，但我却想象不出这个模型的创造者是谁……我们伴着神秘的乐曲，在远处看不见的吹笛人奏出的悠扬笛声中翩翩起舞。”在我们追寻生命意义的过程中，程序的存在经常被看做爱因斯坦形容的“看不见的吹笛人”存在的一个标记。

很明显，生命的DNA像是一个复合体，精细的信息链，一个可以告诉我们细胞什么时候做什么事的程序。即使那些最多疑的科学家也都赞同这一观点。智能设计论和进化论都为研究人类起源的本质提出了深刻的见解，然而我们发现综合两种理论的核心概念可以最好地解释我们目前为止所观测到的证据。

这种混合理论考虑了进化论的观察结果，进一步确认我们的世界是古老的，地质过程在漫长的地球历史中的确出现过。另外，这个理论也吸收了智能设计论的观点：一种今天的普通科学家所不知道或不理解的特殊力量，首先设定了地球上生命得以开始的条件，激活了受精后经历三次细胞分裂后出现的遗传基因，也就是在8细胞阶段的遗传基因。

要打破这种进化论和智能设计论论战僵局，关键就是要清楚我们寻找的是什么。是证据，还是依据？

【谈到进化论和智能设计论的时候，我们是在寻找证据，还是依据？】

如果我们想要找到依据来证明任意一种理论的话，坦率地说，我们可能永远都找不到。我们能够证明某种理论的唯一方式就是直接观测这个过程。然而，如果没有时光穿梭技术的重大进步，坦率地讲，直接观测“不会发生”。不能直接观测是因为，生命特别是人类生命起始时无论发生了什么，都发生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前，当时我们并不在现场。显然，我们能期待的最好结果就是证据。我们找到的关于两种理论的证据，以及我们愿意接受我们所发现证据的意愿，最终都将带给我们关于人类起源的真相。

当新证据的出现并不支持旧的理论时，人们对宇宙的理解也会产生革命性的变化。比如，牛顿认为原子是一种“物质”，而当他的概念被“原子是一种能量”的量子论所取代后，物理学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牛顿的理论曾经大行其道并不断发展，直到科学出现新的进步，人类能够用新的理论加深对宇宙的理解。在研究人类起源时，我们所经历的，实际上也是同样的过程。

目前，一个吸收了智能设计论和进化论观点的理论似乎成了神奇的生命之谜的最好解释。除了承认目前为止发现的物证之外，这个理论同样也肯定了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一种直觉：我们是某种更伟大的事物的一部分。

生命起源问题带来了很多后果。对一些人来说，研究这些问题意味着会面对令人惶恐的可能性。探究一些人类最古老的谜团，就意味着我们必须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审视自身以及我们彼此的关系，甚至于生命本身。转换思维方式意味着我们必须改变一切，从我们利用战争解决分歧的方式，到我们选择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剥夺生命，是通过堕胎、安乐死还是通过种族屠杀。

这些答案对于去除充斥在我们社会每个领域根深蒂固的观念是必要的，无论是在教育领域，还是在医学领域。尽管我们可能在如何对待生命这个问题的行动方案上没有完全达成一致，但在如此多的事实面前，除了拥有激情之外，我们应将信念建立在更为科学的观点之上。因此，那些未知的事物，以及我们为其赋予的意义将引领我们下一步前沿研究的方向。

真相5：不同的科学领域运用先进技术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科学数据，它们都确定无疑地证明，人类诞生于一种一次到位的设计，而不是经过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随机出现的生命形式。

我们处在一个核巨头和道德孩童的时代。我们对战争的了解多于和平，对杀戮的了解多于生存。

——奥马尔·N·布拉德利(Omar N. Bradley,1893~1981),

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电影制作人萨姆·佩金帕（Sam Peckinpah）在1984年逝世前说过：“每个人都有暴力倾向。如若得不到引导和理解，这种倾向就会导致战争或者疯狂的事情。”

佩金帕的话反映了人们关于暴力和人类的主流思想。全球的课堂和课本引导我们相信，人类战争正如白昼般自然，它从远古时候就伴随着我们。无论是在对1万年前穴居人的描述，还是对科学家们穿越“星际之门”进入100年后的虚构中，我们固有的思想认为人类是好斗的动物，我们在有关人类的戏剧作品中经常看到敌人和斗争的场景。

专家们的一些研究也促进了人们“好斗”思想的形成，比如伊利诺伊大学考古学家劳伦斯·H·基利（Lawrence H. Keeley）的《文明前的战争》（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基于对人类过去的学术研究和自己的解读，基利认为战争是人类行为的常态。他说：“战争像贸易和交换一样，是全人类的行为。”

尽管这种笼统的思想容易使人信服，但它存在一个大问题：事实并不支持这个观点。当谈及战争的本源和它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时，新的研究发现令人震惊。最近对地球上已有古文明的考古学研究证明，战争可能仅是近5 000年文明进程中才形成的习惯，而非生命的常态。这很好地证明了基于有限信息得出的设想是错误的，它让我们以为人类的暴力是与生俱来的。

对世界古文明的研究发现，促使我们回到末次冰期晚期，去追溯战争与和平的历史。随着对上古文明的深入了解，关于我们祖先的新观点正重新勾勒出一幅关于人类过去的真实画面。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表明，过去上千年发生的大规模战争并不像我们以前所认为的是人类的自然行为。当时没有武器装备和防御墙这样的防御工事，说明战争的发生与人类所面临的极端条件，如气候的急剧变化等紧密相关，而非生命进程中的持续行为。

罗格斯大学人类学教授R·布赖恩·弗格森（R. Brian Ferguson）是越来越多对传统战争持不同观点的科学家之一。弗格森说：“我认为全球考古学研究，反驳了战争是人类的本性这一观点。”他总结了新证据的核心：“相反，研究显示，战争是在过去1万年快速兴起的。”

我发现，弗格森认为人类战争的发展过程，正好与两次以5000年为周期的气候循环相对应，这一时期传统上称为“大历史循环时代”。换言之，5000年前开始的目前所处的历史循环时代正是基利认为的战争发生的时代（这也是普遍认为的人类文明存在的时间）。事实上，尽管战争对于当前的历史循环时代而言非常普遍，但这并不代表战争将一直伴随人类的发展进程。在历史的某一时刻，我们学会了通过战争解决问题，但最新的证据显示，我们不是天生就趋向采用战争解决问题的。

对美国西南沙漠到秘鲁山区及土耳其沙漠一带的最新研究发现，这些地区冲突的低发生率似乎支持弗格森的观点。战争周期如潮起潮落，与地球气候巨大变化存在着直接联系，就像我们现今见到的一样。依据新发现，我们对过去的疑问并不集中于引起战争的原因，而是为何战争在早期文明印记中会缺失。

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 ）也认同新的发现，他认为重新思索传统思想关于战争发生的原因及聚焦和平的概念是有益的。平克认为，与其问“为什么会有战争”这样的问题，还不如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甚至应该去问一个全新的问题，比如，“为什么会有和平？”

他这样说的理由一目了然。如果了解导致大规模暴力冲突此起彼伏的原因，或许我们就找到了化解人类现今最大危机的方法。平克认为现今的暴力在减少，我们必须坚持正义的行为。平克说：“准确地知道它是什么，这很重要。”

查科峡谷之谜

“一旦听到这种声音，就很难忘记。”

告诉我这句话的古朴老人的声音依然回荡在我的脑际。他是对的。当我走在这一神秘的峡谷时，沙粒中的高温石英在我脚下嘎吱作响，声音传到高耸的峡谷砂岩壁上形成回音。每走一步，这声音便一阵接着一阵飘进耳朵里，一路走来，与风齐歌。

直到今天我依然记得，当我走在这些石英之上时，就在想这是多么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在我脚下嘎吱作响的每粒石英都曾镶嵌在环绕小路坚硬的峭壁中，经过无数次风暴、洪水及千百年来的结冰和解冻，微小的颗粒已经从峭壁掉落下来，最后被我踩成了更小的颗粒。

那是8月末的一个早晨，在新墨西哥州北部四角地区的沙漠，我和一位美国土著老人在这条小路上相遇。我们没有向对方询问来此的原因，但我们在同一时间来到同一古代仪式现场。我们一起沿着尘土飞扬、铺满沙石的小路前行，看似与路平行的红黄相间的峭壁从谷底升起。其实我们都是为了了解过去。老人家通过生活在洞穴的祖辈们口述下来的故事了解过去，而我只能通过他们留给后人的寺庙、绘画及其他线索来探寻他们的过去。

“这里没有战争，”我们在小山坡上停下喘口气的时候他告诉我，“这里居住的人们不需要战争。”

“真的吗？”我问道，“我们怎么证实呢？”

“这就是科学家们挖掘这里时的谜团之一，”他答道，“今天看这里很大，但这只是曾在这里生活的一个部落而已。”

“有4000多人居住在这个峡谷的建筑里，”他伸开手臂环抱我们眼前及身后的峡谷，继续讲，“但是他们和平相处。这里没有武器，一件也没有。没有战争的迹象，没有。这儿没有万人坑，没有骨灰，没有坟墓。”老人总结说：“我们的祖先不需要它们，因为他们学会了另一种方式。”

我仔细地听着我的土著朋友的讲述。他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他那天早上与我分享的信息正是我来这里的原因。

这个在新墨西哥州叫查科峡谷的地方跟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一样。查科峡谷由于许多原因成为一个谜。有许多理论试图道明这里的一切，但事实是对查科人我们知之甚少。没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及他们为什么消失。我们没法真切地了解，因为他们没留下任何文字……至少没有我们现在能够辨别的文字记录。

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是：在北美最孤立和最不友好的地方，一些神秘的人似乎从天而降，在之前没有见过的或者说我们至今还不清楚的土地上建设了家园、群落和祭祀场所。他们的技术貌似天然完美。也就是说，他们没有经历原始的生活方式，也没有经过很长时间的发展慢慢步入成熟阶段。他们先进的技术使这里跟这一地区其他的人类居住地都不同。几乎“一夜之间”，他们懂得了如何建造四层的建筑物，懂得了如何通过兴建储水、饮水工程来利用珍贵的水资源。因此，他们的农业养育了大量人口，人口数量估计在公元12世纪初达到高峰。

他们似乎没有车子，但他们建立了延伸至每个方向的数百英里的笔直道路—这些路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宇航局的阿波罗号从太空拍摄时捕捉到的影像。可是他们突然消失了，就像他们突然出现一样。有理论认为，他们的离开是因为长期干旱和其他极端天气状况导致，但实际上没人清楚地知道查科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从哪里来，又为什么离开。

老人说得对—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对查科人后裔们口述的查科传统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细致的研究，但是依然没有找到关于战争的证据。在如此巨大的居住区，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发现任何防护墙、武器、万人坑及残缺的骷髅。

他像是可以透视我的思想一样，我甚至都没来得及问，他又回答了我的另一个问题。我在思索为什么有人会选择在这里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建造。为什么偏偏是这儿呢？

他说：“之所以选择在此建造，是因为他们的祖先世代在此居住。查科并不是这里最早存在的居住区，它是后来才建成的，是在旧址上建造的，旧址则是在它之前的旧址上建造的……”

我相信他所说的，但是我还得追问：“我们怎么证实这些呢？我们怎样才可以真切地了解古寺庙形成前的事物呢？”

对他来说这容易回答。他说：“祖先告诉我们的。”

在他们的故事里，他们保留着祖先们活着时候的记忆，而他们的祖先又保留着“查科人”之前居住在查科峡谷的那些人们的记忆。

***

直到1993年，现代科技才使人们捕捉到了查科人先辈们的故事。那时我正带领研究团队穿梭在这一地区，也是在那时我们遇到一所大学的研究小组，他们正在距离查科峡谷主要遗址之一很近的地方调查。研究员用遥感仪寻找古文明的印记，即我们今天看到的查科人建筑存在之前更为久远的文明。研究人员利用先进的透地雷达，在遗址保护最完好的一个地段 “看到”了现存建筑的下面。我问他们迄今发现了什么，雷达操作员便高兴地展示给我看。

尽管我们无法精确地了解雷达显示的内容—因为没有对这一地点进行彻底的挖掘，挖掘意味着破坏表面现存的寺庙—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表面之下绝对有古建筑的迹象。这再次说明我当地的朋友是正确的。有人在查科人之前到过这里，当时我就站在这古老而无法证明的遗址之上。

夏末的阳光给整个山谷投下长长的影子，问题也不断浮现在我的脑海，为什么会没有大规模墓葬、武器或是战争的印迹呢？除了在储藏室里发现少有的几具年代较近的骨架以外，曾有4 000人居住的峡谷却找不到被掩埋的尸体。他们是否知道一些已经被现代人所遗忘的事情呢？他们是不是找到了一种方式，既可以像随后查科人一样一起生活劳作，又不需要现代人认为理所当然的解决方式：战争？时间和对查科峡谷的深入挖掘将会告诉我们答案。

没有防御墙，也没有战争

卡拉尔和查科峡谷都有一个异常特征，那就是没有战争的迹象。在人口曾高度密集的查科峡谷，这是个不寻常的现象。在其他人口密集的地方和古战场遗址，人们发现万人坑里埋葬着数量庞大的军人，他们被砍头断臂，头部有斧子切口，还有其他我们认为在古战场上可能会出现的杀戮迹象。但在卡拉尔和查科峡谷遗址，我们一处也没找到。同样，我们没有证据显示，这一时期的人们有保护自己远离某种危害的必要。

卡拉尔和查科峡谷没有高高的护城墙或护城河环绕，这不像人们感觉需要自我保护时的做法。事实上，当我们跳出美洲看看其他地方，如地球最古老的文明哥贝克力遗址，就会发现似乎直到最近约5000年的文明时期，战争才成为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比如埃及、罗马和希腊文明。可以确切地说，我们不是一向都好战的物种，好战似乎是属于现今的。问题是：为什么不放弃战争呢？

我们是否忘记了祖先们找到的非战争的问题解决方式呢？如果是，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像对待其他恶习一样忘掉我们的战争恶习？在拥有精良武器及其强大摧毁力的今天，解决这些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

战争的必要性

“昨天，叹息声在奥斯陆的诺贝尔大厅里回荡，2009年诺贝尔和平奖揭晓，其得主是巴拉克·奥巴马，这引发了人们对评奖制度公正性的质疑。”这些文字来自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2009年10月10日刊发的文章，此后各大报纸、电视评论及世界各地都对此作出了响应。当时这位美国新当选的总统就职仅11天，宣布这一奖项时他在白宫睡得正熟。

奥巴马是在就职期间接受诺贝尔和平奖的第三位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1906年获得，伍德罗·威尔逊1919年获得）。引起争议的并不是他在白宫的职位，而是对他就任期间已经取得的成就和还未取得成就的不同观点。1983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波兰总统列赫·瓦文萨（Lech Walesa，1990~1995）公开总结了多数人私下的想法。当记者请他对此次获奖宣告作评论时，他说：“谁？什么？这么快？对和平还没作出贡献啊。他是在提议、倡议，但还没诉诸实践。”

当奥巴马就职仅9个月便站在了领奖台上时，最初宣布结果时媒体的惊讶声又变成了现场观众的叹息声。但是这次人们的叹息另有原因。刚刚接受世界和平最高奖项的总统以不受欢迎的战争观开始了他的演讲。

他先陈述了众所周知的事实，“我是两场战争中的国家军事统帅。”他接着说：“我为成千上万在他乡战斗服役的年轻美国人负责。他们中有的将杀人，有的将被杀。我明白武装冲突的代价，因此我站在这里，思索着战争与和平的难题，以及如何用和平代替战争的方法。”

有很多人批评奥巴马的获奖感言，而接下来的讲话才真正激起了人们的愤怒，质疑他是否是诺贝尔和平奖的最佳人选。奥巴马直接阐述对战争的看法：“我们必须慢慢接受痛苦的事实：我们不会在有生之年根除暴力冲突。”接着，他在简单陈述世界现状后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

突然，他告诉我们别为更多的战争感到吃惊，他说将有一天战争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合理的。他说：“将来总有一天，无论是各自为战还是共同行动，使用武力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在道义上也是无可争议的。”正是这样的观点引发了争议、愤怒及对奥巴马作为候选人品质的质疑。真的有战争是唯一出路的那一天吗？可能战争是必要的，但真会有在道义上无可厚非的时候吗？

在很多读者记忆中有两场战争，美国人是带着这样的思维参战的：

1.第一次是在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伍德罗·威尔逊宣布“用战争结束战争”（英国作家H·G·威尔斯1914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首次使用的术语）。威尔逊在对议会发表的战争宣言中说，文明缥缈不定，他担心没有美国的援助，一切都会消失。

2.第二次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许多美国人认为这是一次“正义”的战争。美国在海军基地珍珠港被袭后的第二天，即1941年12月8日参战。因为敌军明确、目标清晰、任务可完成，第二次世界大战被称为“正义的战争”。

以战争结束战争

我的祖父96岁去世，他生前就世界和他们的“时代”一讲就是好几个小时。他生于20世纪初的欧洲中部，他总是说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跟他们的时代不一样。当我明白他讲得完全正确时，每次听他的故事就更了解他的意思。祖父讲述的那个世界里，马车与新发明的汽车在同样的路上并驾齐驱……很多家庭都没有电，电话也很罕见，那时没有高速公路，甚至室内厕所都是一种奢华享受。

祖父说着他的熟人们和他曾经的工作，总有一个话题会让他的音调提升。当他随着思绪回忆人生三个时期时，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声音也跟着变了。这三个时期里，世界和世界上的一切都被改变：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尽管这是完全不同的经历，但是它们有着必然联系。

当时他太小，没法积极为“一战”效力，而这次大规模的战争给他的朋友、家人和在欧洲的人们留下了永久的伤痕，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根据其他亲身经历战争的人及我祖父传达的信息，第二次世界大战似乎是一次合理的战争，至少对当时的人民来说是合理的。

整个战争中，世界上最大的军队相互对峙：美国、英国和苏联等国家对战德国、日本，某段时期还有意大利。官方认为整个战争持续了4年。（我说“官方”，是因为有一种学术观点认为“二战”没有真正结束。尽管条约已签署，部队已返回家园，但战争尾声形成的世界格局是现在引起战争对抗的一个关键因素。）

“善意的战争”这个术语在1984年极度流行，它与普利策奖获奖作家斯塔兹·特克尔（Studs Terkel）的书名相似：《善意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口述史》（The Good War: An Oral History of  World War Two）。但是战争会善意到什么程度？在特克尔的书中和我祖父的讲述中，尽管“二战”让人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无数生命消失，屹立数百年的城市被彻底摧毁，但似乎它仍然如其他战争一样合情合理。大多数史学家认同的“二战”死亡人数约5 000万人—那可是5 000万人的生命！

当我们视每个逝去的生命如自己的生命时，那么代价是不可想象的。换个视角来看，到1945年“二战”结束，战争亡灵约占当时全世界人口的2.5%。“二战”合理性的原因有两条，可以总结成两个词：希特勒和珍珠港。

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理由显而易见。在支持战争的同盟国心目中，美国被卷入冲突并自卫。敌军是谁很清楚，目标和何时达成目标再清楚不过。当权衡所有因素时，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合理性显而易见。这是场防御性战争，是善与恶的较量，目的是要终结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要对日本试图向全球推行日本统治作出回应。尽管战事艰难，但盟军还是洞悉了德军的作战方案，以及日本对世界自由和民主造成的巨大威胁。

20世纪中期与现在的世界已今非昔比，但半个多世纪后人们依然用评判“二战”的理由来讨论今天的战争。虽然第二次世纪大战与现今的反恐战争有相似之处，但仔细审视后就会发现相似性消失，而差异却变得异常明显。

下面的表格中我强调了一些相似和不同之处。21世纪首次伟大的战争—反恐战争，没有清晰明了的“敌人”，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敌人。这个敌人会是19世纪中叶美国内战面对的穿着迷彩服的敌人，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独特的战士头盔，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的徽章、美国的星条旗还是日本的太阳旗？战争的每一方都可以通过制服、武器装备等被识别。但反恐战争中却没有区别敌我双方的统一制服或标志。

表 6.1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当今全球反恐战争的比较

人们认为“一战”和“二战”是不可避免的。避开战争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情形下，战争的理由被认为是“正义”的。两次世界大战为随后发生的战争提供了范式。那时和现在不同，现在有了精良武器与科技，我们必须再次自问：战争仍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吗？

珍珠港2400名平民的死亡是其后持续4年的战争里40.5万名美国士兵丧生的正当理由吗？我不知道。世贸大厦袭击中丧生的2752人是更多美国、英国及其他139个卷进随后10年反恐战争国家中人民死亡的理由吗？战争真的如巴拉克·奥巴马获奖感言中说的“不可避免”吗？我也不得而知，但是我感觉这不仅关乎问题的答案，更关乎人们的情感。

可以肯定的是，所问的对象不同，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回应也不尽相同。但在这个战争频繁发生的世界中，这些问题是必须要提出来的。而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对战争的理念。

正如本章前面提到的，人们普遍相信战争、暴力和仇恨是人类生活的常态。如果我们参照的观点仅是5000年前开始的人类历史，这一点显而易见。

世界上最早的战争

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法国推介我的新书时，我有机会在一个下午完成一辈子的梦想。当时，一周繁忙的日程中仅有一天是休息日，于是我和其他几位作家和朋友乘出租车去参观了令我魂牵梦萦的巴黎卢浮宫。

纵观过去10年及更早之前到埃及的朝圣之旅，我一次次发现，穿越半个地球去膜拜的文物却已经不在埃及。一些为了举办埃及法老图坦卡门展览而挑选的展品在去伦敦、旧金山和芝加哥参展的途中，而另外一些则收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和巴黎卢浮宫。

那一天，我亲眼看到来自丹达腊庙的星座日历，以及已经不在卡纳克神庙的大型石板、方碑等。我一直期待着能亲眼目睹这些文物，但另一件文物也同样吸引着我走进博物馆……世界最古老的大规模战争的档案。

20世界80年代冷战期间，我曾在国防工业系统工作，亲眼目睹了人类濒临第三次世界大战边缘，所以我想亲眼看看人类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历史。我认为不管怎样，古老的记载总会回答我们一些古老的问题，例如我们真的“痴迷”于战争吗？如劳伦斯·基利所说，战争是人类的天性还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可以学会也可以忘记？

我希望通过了解战争的起源，能深入了解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威胁。有比从世界上最古老的关于战争的记载开始更好的吗？

我面前的残碑是回答问题的线索，它们折射出了约4700年前古苏美尔两军间的战争。

1881年发现的部分石灰石碑，记载了拉伽什和乌玛两个消亡的国家间战争的细节。这古老的记载被命名为“秃鹫碑”。这块石碑在距离我站的卢浮宫美索不达米亚文物处A1室不到一英尺的地方（见图6.1）。仅有几块残碑被保存下来，但它们清晰地描绘出了勇士的形象，华丽的铠甲和头盔，长矛及战争中的行军队列，还有战争带来的可怕后果：以暴露的尸体为食的秃鹫。

秃鹫碑是罕见的文物，其碑文及图案说明，在圣经时代，苏美尔人作战时组织严密，战术精通。

图6.1 巴黎卢浮宫博物馆的秃鹫残碑。此碑完整地记载着世界最早的大规模战争和拉伽什战胜乌玛庆祝胜利的场景

上图：残碑展示出最早的行军队列（资料来源：Eric Gaba/GNU自由文件授权）

下图：秃鹫碑所描述的场景：战争大屠杀后秃鹫正在蚕食战场上的尸体（资料来源：Eric Gaba/GNU自由文件授权）

秃鹫碑虽然是最完整的记录，但它不是记载苏美尔时期古战争的唯一物证。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恩美巴格拉西国王（en Mebaragesi）对抗他的邻居埃兰王国，恩美巴格拉西国王是刻在“苏美尔王表”上的第一个国王的名字。他发起的（被认为是）第一次伊朗—伊拉克冲突，在现在的伊拉克巴士拉地区开战，这一地区在21世纪伊拉克战争中仍然是要塞。

最早记录的第一次战争的日期与过去历史学家们所认为的文明和文字出现的时间一致，这不是巧合。这种一致性暗示着人类社会的前进实际上是把双刃剑。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感觉到更加安全，获得了稳定的食品供应和更多的资源，但日益严重的分歧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

过去5000年的文明中那些战争实例或许是事实，但更为古老的文明呢？从哥贝克力和查脱户耶克（土耳其新石器时期的部落）到狮身人面像和卡拉尔的创建者，战争还是5000年前人类古文明的一部分吗？如果不考虑其他历史因素，就很难回答这一问题。气候变化和对日益减少的陆地的争夺似乎是历史因素的一部分。

苏丹尼罗河附近的荒芜坟墓是环境变化引发战争的一个实例。“117号遗址”是南卫理公会大学考古学家弗雷德·温多夫（Fred Wendorf）在20世纪60年代首次发现的。现代技术鉴定其存在于末次冰期晚期，距今1.2万年到1.4万年之间。除了肯定存在过某种战争外，我们还不确定“117号遗址”发生过什么，尽管它与大规模的苏美尔地区战争年代相去甚远。即使还没有关于它的记载，但是古遗址的发现有效地证明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战争。

在这里，人们找到了59件人体骨骼，其中24人的死亡似乎与战争有关，大多骸骨上有武器的痕迹。罗格斯大学的人类学教授R·布赖恩·弗格森以前提过“117号遗址”与当时这一地区突发天气变化有重要的联系。他说：“显然，‘117号遗址’的人们生活在生态危机中。因为越来越多的降水，尼罗河冲刷两岸形成深深的峡谷，可供种植的平原因地势高，土地变得干燥，使居民们失去了日常生活所需的鲇鱼和其他主食。”

在所有发现的1万年前或更久的人类骨骼中，只有极少数的骨骼具有暴力的印记。这一发现意义重大，因为它说明“117号遗址”曾发生的冲突不是人类生活的必然方式，而是具体环境下引发人们为生存相互竞争的结果—也许是由于气候变化。

“117号遗址”的古遗体或许是了解人类文明中战争根源的钥匙。前文对狮身人面像的讨论中，我提到过末次冰期晚期给北半球带来了巨大的气候变化。之后形成了现在地球的面貌，大部分土地浮出水面，开始出现大量人口。同是1万年前，最早战争爆发的地方正是现在的伊拉克北部。在这一地方发现的似乎是三个农场及其防御墙，还有像锤和箭镞的武器，它们与人的骨骼埋在一起。前面提到这不是巧合，从这个遗址开始，战争的习惯被延续下来直到现代—弗格森记载其为“所有战争之真源”。

人们普遍接受5000年前为历史的“开端”，这段时期之前的痕迹清楚地说明了战争不是常态。当时战争很罕见，而且其爆发似乎与气候变化有关。当下的历史周期从苏美尔时期开始，从那时战争才开始司空见惯。

从那时起，人类就不断卷入战争之中。所以现在的问题是：战争爆发的理由依旧适用吗？我们在历史周期中，是否已经到了成本大于收益的时期？

换句话说，战争已经过时了吗？

第一个无法获胜的战争

“二战”以后，苏联和美国看待世界的思维方式大相径庭。它们世界观及政治观点上的这种分歧来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一个源于共产主义，一个源于资本主义。尽管它们在战时作为盟友并肩作战，以应对共同的敌人，但是当条约业已签订，欧亚边界也已划分，世界舞台上两个不同的思想阵营却开始了斗争。

众所周知，正是从这个阶段开始，两个超级大国开始了长达44年的冷战。尽管1947年开始的冷战只是我们所经历的一系列战争之一，但毫无疑问它是一场非同寻常的战争。“二战”结束时生产首批原子弹的技术也使得它不可能那么普通。

一国针对另一国使用的武器可以毁灭整个世界，这是有史料记载以来第一次。原子辐射物、核粉尘、每一次地上爆炸抛起数以吨计的瓦砾杂物，这些在过去的任何战争中都没有出现过。同样，这也是第一次，这个星球上每个人的生命都操纵在两个超级大国中掌握战争机器的一小撮人手里。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气氛最紧张的时候，这种武器数量的增长，以及掌握这些武器的国家数量的增长，对于任何理性的人来说都是难以置信的。解密文件显示：在1985年仅仅美苏之间制造和随时可用的核导弹储备数量就已达到约6.5万枚。

今天，经过20年的谈判与武器削减，仍然有2.2万枚核导弹存在，其中

8000枚被认为处于“活跃”状态。使用如此大量的武器可能对世界带来的威胁，被认为导致了冷战时期阻止核导弹布防策略的出炉。

这个策略被称为“确保相互毁灭政策”（MAD），它恰如其分地描述了那个时代超级大国武器使用可能带来的后果。这个术语最早出自肯尼迪政府。它认为，如果爆发全面战争，攻击者与被攻击者都将被摧毁，没有协定，没有停战，鲜有幸存者，没有给胜者的战利品……一句话，只有全面毁灭。

1983年万圣节在华盛顿特区召开的那场史无前例的会议，可以打消你对这样一场战争的后果的所有质疑。这场名为“寒冷与黑暗：核战后的世界”的研讨会由三位在各自领域享有盛誉的名流主持。其中包括《人口爆炸》的作者、生物学家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宇宙》一书的作者、宇宙学家卡尔·萨根（Carl Sagan）和斯坦福大学前校长唐纳德·肯尼迪（Donald Kennedy）。正是唐纳德·肯尼迪提出“核战争本质上无法获胜”这个有力论述。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用这样一种公开的方式，将冷战的核交锋后果清晰生动地呈现了出来。一组研究者描述了核交锋所带来的可能的后果—“核冬天”。结合天气类型以及主要城市在核战争之后燃烧产生的粉尘、烟灰、辐射尘，基于计算机模拟，结果预测：只会有极少量的阳光到达地球。模拟结果还显示，全球温度由于缺少阳光将大幅下降，出现核冬天。依据攻击时间的不同，核冬天将会遍及全球，持续数月到数年不等。科学家们的模型建立在古代小行星撞击及现代大规模火山喷发所产生类似结果的真实数据记录之上。

会议强调了多种情况，包括考虑天气类型，哪一方先行攻击，攻击覆盖哪些城市，每一方使用多少核武器等。所有的结果看上去都不怎么美好。这次会议不仅是第一次关于核冬天的高度公开的会议，选择战争所带来的环境暗示也使得本次会议成为关于气候问题的第一次政治辩论会。

模拟结果很快让一件事情变得非常明朗，那就是世界正面临一种新型战争，战争的目的不再有任何意义。因为根据模拟结果，冷战中没有赢家，它是两败俱伤的战争。这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想法，即在战争中使用当时最尖端的武器进行攻击，它让战争的结果与最初的目标背道而驰。

在研究者关于冷战的报告公布后不久，未来学家巴克明斯特·福勒（Buckminster Fuller）对当今世界战争的作用作了预言。他说：“要么战争废止，要么人类灭绝。”在爱因斯坦被问及他认为下一次世界大战会以何种方式进行的时候，他得出了一个类似的观点。他说：“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使用什么武器，但第四次世界大战将用棍子和石头进行。”

爱因斯坦和福勒的态度相似，而且都提及一个事实：似乎一夜之间，核武器使战争失去了作用。1945年以前为战争摇旗呐喊的思想基本上缘于以下两个观点：

1. 战争是有胜负的。

2. 战后的世界可以继续存在。

冷战时期积累的过于庞大的核武器明确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过去的战争已经没有意义了，在传统意义上，没有人能在战争中获胜。由于起初造成的巨大破坏以及后期的严重核污染，发动战争的理由似乎没有说服力了。几乎一夜之间，我们在先前5000年间所持的关于战争的思维过时了。

人类在何处学会了战争？

我们这个时代的前沿科学表明，第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发生在从末次冰期向当下所处的历史周期过渡的时期。尽管末次冰期确实听起来很遥远，但在这个星球上人类的全部历史长河中，它并不遥远。人类在20万年前出现在了这个星球，而末次冰期只不过在1万年前。有19万年的时间（我们在这个星球存在时间的95%）没有证据证明人类之间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

这个事实似乎说明，战争是人类历史当中相对较近的一种现象。过去我们对于战争的作用有两种可能的观点：一是在古时候确实存在大规模的战争，我们仅仅是还没有发现证据；二是我们发现了战争的最早证据，它告诉我们这些战争都是异常现象。

在开始理解这些观点时，我不得不提出一个甚至更深层次的问题：且不论大规模的战争发生在什么时候，首先我们从什么地方学会了战争？没有暴力电影可供模仿，没有前人经验可供借鉴，没有武器或防御工事可供仿造，过去谁会想到制造武器？譬如，谁会想到用尖刀或者冒出长钉的沉重球体去夺他人性命？

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全面了解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我们可以从地球上对人类早期活动最古老的叙述当中找到蛛丝马迹。其中一种叙述曾在公元2世纪被早期基督教堂查禁过，最近才被解禁。它就是《圣经·以诺书》，一本预言书。

显然，早期的教会历史学家对《以诺书》十分推崇。它被久负盛名的学者如爱任纽（Irenaeus of Lyons）及圣克雷芒（Clement of Alexandria）在基督教评论中加以参考引用。譬如公元2世纪迦太基历史学家德尔图良（Tertullian）就将这本书描述为圣典。他认为作者的文字是神圣的，应该给予它和其他圣典如《以赛亚书》与《诗篇》一样的声誉。德尔图良特别指出：“以诺的声音如同上帝之声，‘每一部适合宣教的圣典都是神圣的’，不要拒绝它。”

《圣经·以诺书》失传将近1500年之后，牛津大学的博德莱安图书馆找到了一本，并随后在1821年由理查德·劳伦斯（Richard Lawrence）发现并翻译出来。

《以诺书》以一个预言开始，以诺向他的儿子玛土撒拉口授人类的历史。玛土撒拉回忆，他父亲在说话时，如同看到了未来实景。以诺解释了人类衰败的原因以及一切苦难的来源，包括他们的时代所经历的战争。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关于战争起源的一些最早的文字线索。与古代预言书透漏信息时模糊抽象的指示不同，以诺的喻示相当精确。

他讲述了某些“天堂的使者”如何在很久以前将创造生命的秘密透漏给了人类，这个时间早于早期人类聪明到可以使用这种能力之前。他详细讲述了这些使者如何将植物与草药、语言、写作以及炼金术的秘密透漏给地球上的人类。但是人类没有能力正确地应用所学的东西，这些知识被误用了。为了满足儿子了解世界本质的强烈愿望，以诺被要求揭示“所有被掩盖的东西”。他回应他的儿子说，他知道那些“从天堂来到凡间，透漏秘密给人类，诱使人类干些苟且勾当的天使”的真实姓名。

以诺在书中分别列出了每一位天使及其透漏的秘密，比如背叛上帝的天使阿扎赛尔“教会了每一个物种去做地球上的邪恶之事，将天庭中所做的诡秘之事公布于天下”。《以诺书》中关于战争起源的部分就是他讲述加德雷尔教给人类如何制造武器的部分。正是这个天使“带给世人死亡的工具，包括铠甲、盾牌以及用于屠杀的刀剑”。

以诺将知识和来源于生活的智慧作了区分。他在描述天堂中的秘密如何被凡人世界所知晓时说，“智慧前去陪伴人类，却无处安身。”他将这种想象总结为，“智慧在地球上不得其所，因此她住在天堂”。

***

以诺认为战争工具是从另一领域引入的，这样的故事不是仅有的，这一观点同样也出现在早期的基督教传说之中，比如超自然力量引入战争理念和武器的故事。

公开的文献材料记载了不少于36种传说，范围从苏美尔和古埃及一直到现代社会。这些文献描述了80多种战神以及它们与人类的关系。除了以诺描述的基督教神学中的天使外，还有来自其他文化传说中的战神，例如印度教的卡尔提凯亚、日本神话中的毗沙门、凯尔特的陶塔特斯等。

当大量不同的传说演绎着关于战争的同一主题时，不难发现它们都取材于过去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其中一个被经常讲述的故事就是很久以前淹没地球的大洪水（现在被认为是末次冰期结束时冰雪融化及海平面变化的结果）以及每个民族在创造新世界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我本人曾听到过有些土著居民，包括安第斯山脉和浮岛的奇楚亚人，秘鲁提提卡卡湖地区的土著，埃及西奈沙漠中的贝都因人，以及美国西南沙漠地区的霍皮人、纳瓦霍人和普韦布洛人，都讲过类似的故事。

与大洪水的故事一样，关于人类起源以及战争手段的故事也遍布各地。很多传说将人类起源和战争归因于另一个生命空间发生了某种状况。这个说法为人类古老而似乎又很难理解的苦难原因提供了新的视角。我们作战娴熟，对战争积极热情，在过去5000多年间为战争摇旗呐喊，但是会不会我们斗争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我们人类？换句话说，会不会是很久以前我们成了一个古老信念（战争）的盲目追随者，尽管这个信念源自另一生命空间，我们却以为这个信念以及随后的战争都属于我们？

也许对于部分人来说，这听上去可能性不大。在古代文明中缺少存在战争的科学依据，在大量不同传说中战争的起源又是一个普遍的主题；将这两点结合起来，我们能得到一个有力的观点，使愚蠢的战争开始具有意义。它也带给我们一个新的启示，能够使我们摆脱靠彼此残杀来消弭差异的习惯。

以诺认为，一个具有更高智慧的存在“教会了每一个物种去做地球上的罪恶之事”，并且“带给世人死亡的工具，包括铠甲、盾牌以及用于屠杀的刀剑”。实际上，如果了解了这一点，而且意识到我们所打的是别人的战争，我们会作何感想？会不会有一天我们醒来，在5000多年的战争之后，看着彼此，扪心自问：“我们都在想什么啊？”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是真实的。这是在埃及西奈沙漠中星辰下、篝火旁的人们共享的秘密。这是在喜马拉雅山脉的佛教寺院里宏辞论道中，开启悲悯之心的钥匙。安第斯人认为人类会从现世痛苦过渡到本次历史周期结束时的和平世界。如果我们需要找到理由来相信人类不只是相互仇恨的物种，那么只要看看世界各地人们展示的善良和仁慈的举动，我们就会认识到人类真正的本性。

人本善良

我认为，有一种愿望将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联系在了一起，那就是对善的强烈追求。我们愿意相信自己是生活在一个美好世界的善良之人。我们仍然会被书籍及电影中人类本性中善恶的对峙情节所吸引，当善最终获胜，我们依然欢呼雀跃。当一些单纯之人如阿甘（1994年由汤姆·汉克斯在电影《阿甘正传》中扮演）使我们想起自己内心单纯柔弱的东西时，我们感觉依然美好。

13世纪的学者圣托马斯·阿奎那（Saint Thomas Aquinas）简明扼要地总结了人类固有的仁爱之心。正如我们期待的那样，他像是远方山顶上的智者，在遥远的地方说道：“物种的善，高于个体的善，正如形式高于内容一样。”将近400年之后，科学家、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爵士肯定了这一观点，他说：“对善的偏好深深根植于人类本性之中……”正是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独特性，以及善良的本性，让我们可以在这个星球上永久存在。

我的足迹曾遍及世界各个大洲（南极洲除外），有幸与各地的人们分享食物，接近自然，一起生活。从中国、玻利维亚、秘鲁偏远山区的喇嘛及村民，到埃及、印度、尼泊尔及泰国集市上的街头小贩，到整个欧洲以及澳大利亚和北美的偏远村镇及酒吧，我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人们本质上都是“善良”的。

我迷路了，他们乐于帮忙指路；我饿了，他们乐于同我分享他们仅有的食物；我受伤了，他们会接纳全然陌生的我。这些不仅仅是我一个人遇到的个别事件。你可以询问任何在全美旅行的人，或离开了他们熟悉的祖国的人。每一个被你问到的人，都会带给你另外一段故事，讲述我们这个世界大家庭以及我们深深的仁爱之心。正是我们的仁爱之心昭示，人类渴望和平，而不是冲突。

如果仔细研究当代世界动荡起伏的热点问题和热点地区，很多情况下，我们会发现冲突制造者并不是农场和村庄里的人们，而是那些试图改变人们生活的组织，比如政府、公司、政治团体。正是这些组织引发了伤害和冲突。作为个体和家庭，不论生活的环境如何，我们似乎都能找到快乐生活的方式。

从无家可归的乞丐，到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农民，再到技术及政治领域中重要岗位上的精英，大体上都在生命中追寻同样的东西：安宁、食物、居所、健康，使全家过上好日子的机遇，和对白我更为深刻的理解。

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是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他早年因对灵长类动物的社会习性研究而建立了自己的声望。晚年，他投入全部精力研究人类本质，指出了人类的“无限可能性和难以置信的优良品质”。即使是在他的同事例如弗洛伊德面前，马斯洛的研究也让弗洛伊德相信“人类从心底来说是好的”。相对来说，弗洛伊德提出人类最基本的本质是贪欲、自私、攻击。马斯洛对人类的仁爱之心至死不渝的信念一直保持到逝世前。他写道，人类 “有更为高尚的本性”，人类具有“超越人类个体及生物本性的优秀品质”。

这并非一相情愿，无数的事例可以证明人类具有“仁爱之心”，这些事例也展示了在我们生活中这种品质的力量。这些事例不只是一种现代才有的现象，从战场，到最近的洪水、飓风、恐怖袭击，处处可见个人献出生命以挽救他人的英雄事迹。

当我们中的一位面临威胁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发现一种保护生命的本能，并且马上施以援手。这种本能似乎深深地植根于人类的本性之中，有时我们甚至对于人类之外的动物王国也同样怀有悲悯之心。

我们具有仁爱之心

2008年，在与美国相隔半个地球的一条公路上，尘土飞扬。当4名美国士兵的生命在此被挽救的时候，人类的悲悯之心及仁爱之心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

那天，一等兵罗斯·麦金尼斯（Ross McGinnis）和他的4名战友正在值班，麦金尼斯正在手持机枪在装甲车的舱门处执行警戒，车里是他的4名战友。突然从一架伊拉克战机中扔出的一枚已经引爆冒烟的手榴弹落在了车里，麦金尼斯的战友生命危在旦夕。

麦金尼斯接受过生存训练，他本可以利用所学的技能，抓住机会从舱门跳下去，这样他自己就会安然无恙，而且他这样做完全是人之常情。但是他没有。这正是这个报道的感人之处。

相反，他从舱门处跳回到车里，自己成为人肉盾牌挡住几秒钟之后爆炸的手榴弹。罗斯·麦金尼斯因为受到炸弹及碎片的冲击而当场死亡。那个装甲车司机说：“如果不是麦金尼斯用自己的身体堵住，毫无疑问，在场的人将无一幸免。”而司机只因炸弹碎片受了轻伤。

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上，罗斯·麦金尼斯成为伊拉克战争中第四个获得美国荣誉勋章的战士。乔治·W·布什总统亲手将勋章颁发给了他的父母。

布什说：“美国将永远记住这个勇敢的战士，他将他的一切都奉献给了他的国家，年仅19岁就离我们而去。”罗斯·麦金尼斯将他的全部奉献给了国家，这提醒我们什么是人类最真实的本质。那就是我们人类以特殊的方式彼此关照。当然，人类的仁爱之心不仅仅限于针对人类生命。

***

2007年11月8日，维恩·纽维尔突然遭遇不测。这并不是因为他家着火了，而是因为他冒着生命危险两次冲入大火之中。当时房子里仍然有纽维尔的10条狗。在第一次冲入房中成功地救出几条小狗后，他知道如果他不再次施救，其他小狗就将丧命。在场的消防员们也知道这一点，但他们一直试图劝说纽维尔不要再次进屋去施救。纽维尔回忆说：“他（消防员）努力阻止我，双手紧抱住我。我几乎撞到了他的脸上。”

纽维尔救出了所有的10条狗。他们的房子并没有买保险。纽维尔和他的狗一起看着房子被大火吞噬，化为灰烬。当问他为什么冒着生命危险去救动物的时候，他的回答非常简单。他说：“它们是我的家人。”

人们看到别人身上的善良，自己也想效仿。纽维尔和他的狗所在的小镇也不例外。人们立即行动起来，开始设计草图，制订建设规划，要为纽维尔和他的狗建设一个新家。

我们都曾听过这种人们冒着生命危险去救别人的故事，也听过人们冒着生命危险去救动物的故事。纽维尔是幸运的，他在冒险营救之后依然活着，他的故事结局圆满。但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幸运。

2010年圣诞节，一位62岁的得克萨斯州老人为了试图从着火的房子里救出其家人，包括家里的拉布拉多犬而失去了自己的生命。那天早晨早些时候，弗兰克·克鲁斯将他的妻子和侄女从大火中拖了出来。家人安全了，他们13岁的名叫“休格”的拉布拉多犬却不见了。弗兰克跑回熊熊燃烧的房子中寻找小狗，但他和休格再也没有出现。那个圣诞节，他从那场大火中救出了他的家人，但他和休格却丧了命。

***

以上这些故事处处闪烁着人性善良的光辉，也正是这些时刻才让我们懂得是什么让我们与其他生命形式如此不同。其实，在上述故事中，或许对于那些人而言，在威胁生命的形势下选择去拯救自己的生命似乎会更容易。但是，在面临种种选择时他们超越了思维的狭隘性，选择去拯救另一条生命。

即使我们如在弗兰克和休格的故事中一样失败了，但重点是我们努力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某种品质选择去冒着生命危险拯救另一个生命。近年来，这样的故事总是出现在新闻报道中—美国西部峡谷发大水时救马的故事，在大火中救猫、救狗，甚至救仓鼠的故事，每个故事中救助者都冒着生命危险去实施救援。

“9·11”恐怖袭击事件后，人们发起了一个小型的公众行动，在曼哈顿那些破碎的居民楼、倒塌的宾馆，还有烧毁的家中去搜寻在混乱中被人们遗弃的宠物。那些在即将倒塌的房屋中、熊熊的大火中，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宠物的人获得了奖励，他们的故事让无数人为之动容。

宠物被一个个地找回来了—饥渴交迫，但总算是活着—它们在人们的抚摸下摇着尾巴，轻轻地呜咽着。同样，在“9·11” 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的那几个小时，那几天里，承认这些宠物的死亡是因为这次灾难性事件似乎合情合理，但重点是我们并没有这么做。

在这些时刻，我们会感受到人类最真实的本性。在最自然的状态下—当我们不再受到错误理念的影响，不再因此认为自己是自私的、贪婪的、善于利用他人、要为生存而相互竞争时—人类其实是一个善良、充满同情心和愿意付出的物种。在生死存亡的时刻，我们一次次地证明了人类的善良本质。在这节与你分享的故事，还有成千上万的故事都毫无疑问地反映出了这一点。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是一个需要生存的物种。有时，极端情况会让我们的本质发生改变，变得好战。在需要的时候，人类会变得非常暴烈。我们会与人大打出手，甚至杀掉别人来保护自己和家人。我们会为了生存而背离自己的善良本性。有些情形会成为我们违背善良本性的催化剂。

当我们觉得自己、家人、社区或国家受到威胁时，这种暴力倾向就会被激发。这些情形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只是我们的感觉。但关键是，我们感觉受到了威胁。当下述任何一种情形或多种情形同时发生时，我们就会违背人类热爱和平的本性：

·我们感觉自己受到了威胁。

·我们感觉家人受到了威胁。

·我们感觉自己的生活方式受到了威胁。

在这些情况下，当我们确实背离了善良的本性时，人类最邪恶和最令人恐惧的一面就体现出来了。或许正因如此，我们的祖先才会在1万年前选择了战争。面临气候变化、日益减少的生存基础—食物、水、延续香火的配偶—竞争的需求就会超越合作的益处。他们相互竞争，背离善良的本性，要么是因为自身感觉受到了威胁，要么是因为家人，抑或是一直以来的生活习惯受到了威胁。

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总会出现违背人性善良本质的事情。每个社会中都会有一些数据是与人类的善良本性相左的，因为总有一些人的丑恶品质会祸害这个社会，这也是大多数人异常憎恶和避而远之的话题。那些生活在噩梦般社会中的人，几乎都经历过被称为“邪恶化身”的威胁，比如连环杀人狂杰克（Jack the Ripper）或泰德·邦迪（Ted Bundy），他们的残忍行径毁掉了原本祥和的四邻和社区。

历史上，这些人甚至曾是那些拥有极权的人，当然这种情况鲜有发生。他们利用自己的极权来让军队实施他们的暴行，对其他种族、其他国家，甚至自己的同胞发动战争—对那些善良、理智的人来说，这种行为是难以想象的。然而，这些黑暗时刻只能说明在极端情况下人类所体现出的特点，而非人类最深刻的本性。幸运的是，像阿道夫·希特勒、萨达姆·侯赛因以及恐怖组织并非历史的必然，而只是例外而已；他们为数甚少，而且出现的时间相距甚远。

合作才是关键

历史学家把20世纪描述为有史以来最血腥的世纪。第一次读到这个论断时，我觉得这绝对是个错误。我在想象十字军东征，或者古罗马征服欧洲和中东肯定要比“一战”和“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要多得多。但当我们核对一下数据，就会发现历史学家是正确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令人震惊。

比如，仅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有大约5000万人死于战场和战争中的暴行。而自“二战”后到20世纪末期，人类的暴行继续让无辜的人们死于非命。截至1999年，大约有8000万男人、女人和儿童死于种族、宗教和政治冲突中的残忍行径—是死于同一时期所有自然灾害和艾滋病等传染病总人数的5倍。正因如此，20世纪才被称为“扼杀和平的世纪”。

除了因边界争端和日益减少的自然资源而引发的战争，20世纪还有一种新的暴行变得越来越猖獗：不像传统战争，他们提倡社会“清洗”。1948年联合国用“种族灭绝”来描述这种杀戮，也从国际政策方面明确地将其定义为“违犯法律”的行径。我之所以要在此介绍这些恐怖的数据，是因为这种暴行的思想正是根深蒂固的错误科学理念导致的极端后果。

所有种族灭绝思想的背后都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有关，都与他在作品中的描述和他人的解读相关。这种思想在一些哲学作品中有所体现，例如详细描述阿道夫·希特勒世界观的作品《我的奋斗》。

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明确指出自然界中的优胜劣汰原则同样也适用于人类：

这也许是一种不合逻辑的推理，但是依我想象，这样的看法将会更令人满意，即，这些本能，像小杜鹃的排除同巢异鸟，蚂蚁的蓄奴，姬蜂幼虫之寄生在活的毛虫体内等……其实是一条引导一切生物发展（就是繁殖、变异，让最强大者生存和最弱者死亡）的一个普遍规律的小小结果。

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也再次诠释了这一观点：

在生存的竞争中，那些体弱多病的会死去。而在为雌性而战的竞争中，只有那些最健康的雄性才有机会获得繁衍后代的机会。而且竞争是提高一个物种的健康程度和耐受力的方式，也能促使其向更高的方向发展。

晚年时，达尔文似乎对《物种起源》中的一些极端观点又有了新的改变。与早期认为强者生存的观点相反，他后期的作品又认为自然的生存策略是团结与合作，而不是“适者生存”。在之后的作品《人类的起源》中，他总结了他的观察：“只有富有同情心的成员人数最多的群体才会最繁荣昌盛，也才能繁衍最多的后代。”

尽管达尔文也许意识到了他之前设想的错误，但为时已晚。《物种起源》是一部经典之作，一直影响着当今人们的思想，让我们离人类合作和善良的本性越来越远。

20世纪早期俄国博物学家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通过自己的观察进一步印证了达尔文后期作品中的观点。就像达尔文在19世纪30年代的航行中观察到鸟类进化效应一样，克鲁泡特金也基于对世界上最恶劣环境之一的西伯利亚北部的科学探索，发表了自己的观察。他描述了自己是如何发现团结与合作，而非适者生存才是物种生存关键的整个过程。

在他的经典著作《互助论：进化的一个要素》中，克鲁泡特金通过对虫类王国的观察，说明了蚂蚁的合作而非竞争的本能给它们带来的益处：

它们那种奇妙的巢穴，也就是它们的建筑，在比例大小方面超越了人类的建筑；它们会修筑道路和拱形走廊、宽阔的大厅和粮仓，它们会收获谷粒和使谷粒“麦芽化”；它们有孵卵和养育幼虫的合理方法，以及建造特别的蚁穴以抚养幼虫的合理方法；最后，它们勇敢、智慧超群。所有这些都是它们在繁忙和辛勤生活的每一个阶段中实行互助的自然结果。

密苏里州堪萨斯市圣保罗神学院社会伦理学荣誉教授约翰·斯沃姆利（John Swomley）也认为，正是人类寻求和平与合作的生活方式才是构建未来美好社会的优势。斯沃姆利引用克鲁泡特金和其他人的证据，认为合作而非竞争才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关键。他以简单明了的方式解释了合作才是“进化和生存的关键”。斯沃姆利在2000年2月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引用克鲁泡特金的观点，指出物种内部或物种之间的竞争“通常对物种本身是有害的。只有通过相互帮助和支持去消除物种竞争，才有可能创造更好的生存条件”。

1993年，在俄罗斯比罗比詹市举行的区域人文发展研讨会上致开幕词时，联合主席罗纳德·洛根（Ronald Logan）为与会者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人们意识到自然法则是社会向前发展的范例。他直接引用克鲁泡特金的话指出：

如果我们问自然：“谁最适合生存，是那些总是相互残杀的动物，还是那些相互支持的动物？”毫无疑问，那些具有互助习性的动物最适合生存。它们生存的概率更大，智力和组织能力的发展也最为迅速。

在致辞的稍后部分，洛根又引用了阿尔菲·科恩（Alfie Kohn）的作品《不比较：反对竞争的案例》，描述了他的研究中关于群体竞争的研究结果。在回顾了400多项关于合作和竞争的研究之后，科恩总结道：“在任何环境下，无论是在教室、工厂、家中，还是在赛场上，最好不要相互竞争，因为它通常是毁灭性的。”

团结与合作是昆虫和动物生存的基础，自然界对此提供了有力证据，这一点被广为认可。从自然界中汲取的经验告诉我们，团结与合作对一切生物都是有利的。这一经过时间考验的生存策略将最终给人类带来生存的希望。然而，要想在人类中应用这一策略，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一个动物界中还不存在的因素。作为个体，或者整个物种，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将去向何方”，以及到达之后我们又想要什么。我们需要知道未来的生活是美好的，也是值得人们期待的。

越来越多原始的、专业的和科学的证据表明，如果没有驱使人类像动物那样行动的极端形势，如果有机会，我们宁愿选择和平和关怀他人的生活，去展现人类的善良本性。换言之，生活环境似乎会证明科学中的发现，即如果可以满足生活中人们所重视的三个条件—我们自己、家人和生活方式都感觉安全—我们就会展示出人性中所有善良的本质。那么，我们又如何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满足这三个条件呢？普利策奖获得者、诗人卡尔·桑德伯格（Carl Sandburg）用极其简短的话语回答了这一问题：“有时它们会引起战争，但没有人愿意加入。”

我相信桑德伯格是对的，因为就人类的本质而言，我们是爱好和平的。

真相6：

400多份专家研究报告表明，残酷的竞争和战争有悖于人类团结与合作的天性。换句话说，人类并不迷恋战争。

命运不是机遇，而是选择。

——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1860~1925),

美国律师和政治家

2007年，电影《遗愿清单》的上映让许多人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以及自己足够健康时想要完成的一些事情。电影的大概情节是两个人（由摩根·弗里曼和杰克·尼克尔森饰演）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发现他们仍然有很多事一直想做，但苦于各种原因而未找到时间去做。当实现梦想的最后一次机会来临时，他们各自列出了一个关于终身愿望的清单：“遗愿清单”。电影的其余部分讲述了当他们携手实现彼此的梦想时，生活发生了何种变化以及他们的情感创伤是如何被治愈的。

《遗愿清单》上映后不久，在一次与母亲的谈话中，我问及她的遗愿清单：想去参观哪些她一直没有机会去的地方，想去做哪些她一直没有时间去做的事情？

她是如此回答我的：她生活在另一个历史时期，习惯了另一种思维方式，很少去考虑自身的需求。她出生时，经济大萧条刚刚结束，一直以来，她总是照顾着别人，把别人的需求放在首位，然后才去考虑她的梦想以及她的需求。

从孩提时起，母亲就一直照顾着她周围的人，像成人一样照顾那些因疾病或离婚而生活落魄的人。她一直精心照料自己的父母，直到他们去世（她父亲享年96岁）；在为美国政府服务的25年里，她一直在照顾她的同事；自20世纪60年代离婚之后，作为单身母亲，她一直照顾我和弟弟。她总是为他人付出、将别人的需求放在首位，而将自己的愿望深深埋在心底。正是因为了解这些，我才要求母亲认真考虑考虑她的梦想。

我鼓励母亲先写下她最大的愿望，然后再列出所有的夙愿。我提醒她，我会帮助她去任何她想去的地方，拜访任何她想拜访的人（在世的），做任何她想做的事情。尽管完全相信母亲还能活很多年，我依然想让她在离开这个世界时没有任何遗憾，不会有“要是我做了……该有多好！”这样的感叹。

随后母亲读出了她的清单。我对她如此了解，所以对她的清单一点也不觉得惊讶。它既不是一系列遥远的神奇之旅，也不是富有魅力的远洋航游。与此相去甚远，她的遗愿清单朴实而简单。

列在清单首位的是再去看望一次她的那些老朋友。母亲为了离我更近些，从密苏里州搬到了西南部，而他们都还在密苏里。接下来她的愿望是去做一些她觉得会让别人受益的事情，如重新粉刷房子，装饰房间，这样下一位房主就不必做这些事情了；整理院子，这样，某一天她不在了，我和弟弟就不必做这些了，在院子里建一个漂亮的花园。就这些了。

当我问母亲是否要立即—就那天—开始做清单上的事情时，她回头看着桌子旁边的我，摇摇头……这一姿势清楚地表达了她的意思。“不，”她说，“不是现在。好多事情都乱哄哄的，等整个世界平静一点再去做。”

“那会是什么时候呢？”我一边问，一边思考着她对经济、濒临歇业的银行以及世界上太多的动荡不安所表现出来的紧张情绪。

“哦，我不知道，”她说，“我们先放一放，等一切回归正常后，我们再来看我的清单。”

“正常？”我问道，“你说的‘正常’是什么意思？”

正是母亲的回答使得我决定在这里分享她的故事。那是一种全世界所有人都有的感受。

“你知道，”她答道，“当世界回到以前的样子的时候。”

我看着桌子对面身材矮小的母亲，知道她一直期待的世界已不复存在。她所追忆的、渴望的、等待的“正常”很可能永远不会出现。理由很简单：那已经成为了历史。

我们的世界以及生活方式必将被淘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旦世界开始沿着新的方向前进，犹如现在，它似乎就遵循着某种神秘的宇宙“法则”，只能永远向前发展，不会再回到以前。就如在生活中，我们不可能再回到以前的关系、婚姻、工作岗位、社会地位；2008年或2006年，或更早一些的世界，不可能再次出现。这一切只因为一个简单而有力的理由：那个世界已不复存在。

昔日奏效的如今已失效

我经常和母亲讨论世界的格局及其走向。最近几年，她对人类、政府以及未来的乐观态度已荡然无存，相反，她看到的是一幅凄凉的画面：在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中，机会错失，问题缠身。每当我乐观地讲述美好的世界近在咫尺时，她听得很耐心，但却认为想要到达那个世界，人类必须作出艰难的选择，最后她总是用一句话来结束我们的交谈。

母亲以一种直截了当、不容辩驳的口吻总结道，“我放弃了—世界一团糟，一切都在恶化！”每当她感觉到我的怀疑时，总会加上一句：“相信我吧！”那一刻，她的眼神坚定，但脸上却写满了笑意，像是在说，无论我怎么想，她都永远爱我。

***

反思一下当今无以为继的生活方式，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会有很多人像母亲一样，认为这个世界支离破碎。数代人赖以生存的体制似乎正在土崩瓦解（比如，金钱的运作方式，战争的开展方式，以及过去“拥有铁饭碗、终身不发愁”的生活方式），而这一切正是缘于在不断改变的世界压力之下不可持续的体制。

所有的体制都正面临崩溃，例如，经济体制、长期的独裁统治、部署在世界15个战区的军事力量、资源富饶国家的赤贫。这一切都发生在由不可再生资源驱动的文明进程之中。

以不断扩张的市场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以及以他人利益为代价的赢利体制已经维持了大约一个世纪，但它不可能再支撑100年。同样无法再支撑100年的，还有通过燃烧有限的石油、天然气、煤炭资源，为世界提供电力的方式。

这些体制都出现在人类的文明进程中。如果不去判断它们的好坏对错，那它们就只是历史的一部分。它们起过作用，也完成了当初所担负的使命。它们让人类不断前进，创建了以前无法企及的全球文明；它们为人类提供热能、电能，让我们能用更为先进的炊具做饭；让我们能够在一天之内从地球的一端旅行到另一端。

但这些体制也给世界不同经济体之间带来了巨大分歧。而且，这些体制以榨取百姓的劳动为代价，占用大量的全球资源，却只有极少数人受益。人类的选择在某些方面给自身带来了福祉，而在另一些方面却给人类带来了痛苦。如今，人类所选择的体制中，很大一部分正在坍塌，这为人类提供了难得的重新选择的机会，决定人类走向何方，如何构建新世界。

这就是为什么要知道关于人类起源、历史以及生存的真相。只有了解了我们是谁，在这个星球上生活了多久，人类并不是自然和生物进化过程中的偶然产物，我们才会作出有把握的选择，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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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此书，你将有机会借鉴新的科学发现，以科学的眼光审视传统的看待自己的方式。如果你被人类的生存问题所折磨—比如人类生命何时开始，人类来自哪里，在地球上生活了多长时间，是否注定会生活在一个充满战争和苦难的世界之中—那么你现在已经了解了最新的前沿发现，它们也许会有助于理解这些问题。

尽管我在能源、国防以及通信产业中从事过的工作目标及方向不同，但却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在不同领域的职业生涯都与当时的世界危机紧密相关，例如，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20世纪80年代冷战时期的核危机，缘于不同电脑系统之间信息不共享的军队信息危机（它使1990年的海湾战争中各方沟通不畅）……当我入职时，每份工作都让我疲于应付，但却事倍功半。同样，在这个充满危机的世界中，人类解决危机的方案也总是非常滞后，且收效甚微。

适用于我所就职的组织的准则，同样也适用于人类及人类世界：只有当我们完全掌握了形势，才能作出清晰的选择、明智的决定。

全球化社会：没有退路

众所周知，我们已生活在全球化的社会中。不管是否给它一个官方名称或在晚报上予以报道，抑或在深夜谈话节目中进行讨论，事实是全球化社会已经存在。例如，推动世界经济的股票市场已经全球化，且每天都在交易。寒冬季节超市中供应的那些反季节食品产自世界另一端的农场，然后通过飞机、轮船以及卡车被运送至此。当我们凌晨3点打电话预订酒店或寻求技术帮助时，接电话的声音很可能来自世界另一端的某个客服中心。

显然，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就贸易、金钱、技术甚至政府而言，“他们”与“我们”之间的分界线已非常模糊。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社会，因此，我们在家中或社区所作的个人选择均有世界含义。其实，全球化早已开始。2002年，《欧洲经济史评论》发表了一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题为“全球化何时开始？”的研究报告。这份研究表明：全球化的交易能力，以及影响市场、劳动以及消费者价格水平的能力已经存在了将近500年。报告还描述了全球化的三个不同阶段以及它们对当代文明已经产生或正在产生的影响。

——第一阶段的全球化被定义为18世纪之前的远距离贸易。那时，从世界其他各地运送到欧洲的主要物品包括香料、糖、丝绸以及其他当地市场匮乏的商品。这些商品并未参与当地市场竞争，因此并未给当地市场带来大的波动。其实，早期的全球化只是让部分人拥有了他人没有的异国的独特物件。然而，全球化的影响在第二阶段开始改变。

——第二阶段的全球化始于19世纪初期，欧洲开始进口谷物、纺织品等商品。由于当时的欧洲市场已经存在这些商品，进口对国内商品生产带来了市场竞争的压力。这一阶段，新的贸易公司形成了新的合作关系，竞争也导致了对价格的调控。

——如今，我们生活在全球化的第三个阶段。尽管在交易过程中，我们生产的产品依然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产品激烈竞争，但另一种力量却在改变全球化对我们生活的影响，那就是已不受边界、大洋以及时区限制的科技竞争。这种科技全球化对全球市场和不同经济体造成的压力与以往不同。因为当今世界的交易模式与过去三个多世纪的物物交换相差甚远，旧的交易形式已不适用于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因此，专家试图告诉我们当前的全球化水平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长期影响。

虽然我们对全球化的未来走向不甚了解，但却不乏全球化之于世界意义的讨论。在《新闻周刊》的一篇短评中，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讲述了在2001年意大利举行的八国集团峰会以及2009年匹兹堡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发生的血腥暴乱。他认为暴乱反映了人们的恐慌：担心全球化只对经济有利，而对人民无益。但弗里德曼指出：“全球化并不会摧毁世界—只会让世界更加稳定。总的来说，它可以使所有人受益，尤其是穷人。”

德国总理默克尔似乎也同意上述观点。在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开幕式上，她说道：“人们总是担心全球化会危害我们的富裕程度。对此我持不同意见。只要甘于付出，我们也可以成为全球化的赢家。”全球化的批判者则持不同观点。

尽管反对弗里德曼和默克尔的人观点各异，但总体而言，他们认为，对全球化的反对并不是担心世界生活水平的改变，而是担心大公司会越来越多地控制人类及人类的生活方式。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担心普通百姓没有能力阻止这些大公司去做只对自身有益，但会伤及人类和地球上生命的可持续性发展的事情。

显然，当今的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那些获益最大的人付出的代价也最为惨重。这就是残酷的事实。很明显，世界已经走上全球化道路，没有退路可言。因此，虽然我们并不怀疑商业、银行业以及工业等可以作为全球体运转，但政府呢？我们会朝某种形式的全球政府迈进吗？抑或如一些人所认为的，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全球政府？

会出现全球政府吗？

几乎每次参加峰会、研讨会和接受媒体采访时，我肯定会被问及同一问题，无论是以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方式。这个问题就是，我是否相信人类很快会生活在某种全球政府的领导之下？如果是，那是什么时候？在此，我将用回答过他们的话来对这个问题作出回应。

首先，我没有通往白宫或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内线或热线电话。我无法了解他们的想法，也不知道他们作出各种决定的理由。我和问这些问题的人们使用共同的资源和信息。所以我也只有利用这些资源以及我具有的系统思维，来帮助理解有时看似难以捉摸的世界。

比如，做能源和国防工业软件设计师时，我工作的一部分就是编程以发现事物的规律。就像我在《分形时间》那本书中提到的，对我而言，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让我能专门从事一份自小就十分热爱的事业：探索人类生活和自然的固有模式。作为一名专业人士，我主要是利用高速计算机技术在海量数据中迅速地找到所需的数据。在此期间，我曾利用这一技术探求含油岩层的地质分布模式，以及复杂的软件系统中的错误模式。

直到现在，我依然在探索世界的运行模式。但当前我想要寻找的却是有关人类历史的模式。地球历史、战争与和平、经济崩溃、文明兴衰更迭的循环模式，以及对这些模式的分析，是我回答有关未来问题的主要依据。

我无法准确地知道未来的情形。我所知道的是，历史的循环模式有助于人类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如果拥有足够的智慧找到这些模式，我们就会占尽先机，得以了解当今，预知未来；也可以掌握未来的关键时刻—选择点—那时我们为了改变思维作出的决定将会大大提高人类在地球上继续生存的概率。

说到历史的循环变化，我看到的这些循环对于这个世界的领导人来说并不是什么秘密。无论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有关上个历史周期过渡期的描述，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藏民在篝火旁向我讲述的有关气候的循环变化，还是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在秘鲁南部安第斯山上萨满教巫师向我描述的有关时间的循环轨迹和可能性，抑或是古老的玛雅文字用复杂的玛雅历法计算出的这些循环……从中都不难看出，人类生活在一个不断循环变化的时代，这一变化自5000年前就可以被推知、预测、接受，也令人们恐惧。

现在的世界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权力、财富、技术和信息方面的最深刻变化，因此我认为随着全球贸易、全球金融和全球商业的出现，也极有可能出现全球政府。事实上它已经存在。如果说“二战”以后的那些年标志着全球政府的出现，那么这其实只是一个开端，而不是历史中稍纵即逝的一刻。

事实上，自“二战”后世界格局改变和经济复苏以来，全球政府以及更高级别的全球合作已经形成。世界贸易被整合为各种经济共同体，不同国家为了共同的利益形成了更高级别的组织。这不仅会为构成这些组织的个别国家，而且会为整个组织都带来更大的利益，比如成立于1993年的欧盟、成立于2001年的非盟以及成立于1967年的东盟。

除此之外，货币的整合也是更高级别的世界合作模式的一种体现，比如欧洲的欧元、将于2015年开始流通的被称为“ECO”的西非单一货币、东加勒比元以及提议要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曼和卡塔尔使用的统一货币等。

因此，对于世界是否会朝着全球政府的方向发展，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它已经存在并继续朝着深度合作的方向发展。我们是否有可能回到过去的那个世界？可能性不大。那么全球化治理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不清楚，这要取决于具体的实施方式。

欧盟的建立就可以向我们说明，如果在全球范围内能达成共同纲领会带来怎样的益处。从一开始欧盟的目标就非常清晰，就是“为了结束‘二战’后频繁而血腥的邻国之间的战争”。同样清晰的还有它实现目标的方式，那就是在签约国之间的“四种自由流动”。

·商品的自由流动

·服务的自由流动

·人员的自由流动

·资本的自由流动

现在欧盟成员国已发展到27个；尽管每个成员国都保持了自己的语言、文化、艺术、生活方式及其他独有的特点，但贸易摩擦的减少和旅行限制的取消使欧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欧洲人现在生活在一个不断发展、充满活力的体系之中。

欧盟的例子向我们证明，不同国家为了相同的目标进行合作会带来怎样的好处。从这个角度来看，全球化治理是件好事。很显然，如果全球化治理意味着消除障碍，竭力满足每个成人和孩子的基本需求，同时又不会损坏他们的独特性，那么这就是一种积极的改变；同样，如果能满足全球大家庭每个成员的基本需求—比如食物、水、医药、电和技术，而同时又能共同努力去解决威胁人类未来的各种危机，那么全球化治理将会使全世界人受益无穷。

欧盟建立之初的目标之一就是消除残酷的能源争夺大战，因为这些竞争导致了大量的流血事件，给人类带来了战争的痛苦。如果可以形成全球性的合作，在全世界范围内分享人力和自然资源，那么能源大战极有可能成为历史。当然，实现这些目标还需很长时间。我们必须先消除我之前提到的导致人类变得狂暴和好战的三个原因：自己、家人和生活方式受到了威胁。

然而，全球化治理同样也存在黑暗的一面。如果欧盟的运行体系和指导原则不是基于“四个自由流动”，而是其他的话，那么上述提到的所有益处都无法实现。比如，如果欧盟的指导原则是基于贪婪、牵制、腐败，以及各自设法获得最大利益，那人们可能会一直遭受贫富差距加大、生活必需品缺乏以及生活环境无法改变的种种痛苦。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全球化治理就会如同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小说《1984》中描述的那样恐怖和黑暗。

人们已经提出了很多方法，来缓解不断变化的世界带给人类生活方式的巨大压力。如果想要任何一种方案顺利实施，就需要作出前所未有的改变，至少这种改变在有记载的5 000年历史中还未曾发生过。因为人类现在面临的问题如此之大，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国家共同体都无法解决，比如世界人口突破100亿、食物和淡水资源的急剧缺乏、全球性流行病的爆发以及气候的急剧变化等。

为此，人类必须在有记载的世界历史上首次作出全球性的决定，这要求众多最有影响力的大国之间相互合作。正是目前人类面临危机的迫切性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让我们可以找到最佳解决方案。人类是要基于互助与合作来解决目前的危机，还是继续以导致了过去诸多问题，毁掉众多人类所珍视之物的那种恐惧感来应对这些危机？如果专家是对的，那么我们很快就会找到答案。

在第三章里，我们详细探讨了如何找到不同的解决方案来应对这些危机，如何让这些方案获得大众的支持，以及如何实施这些方案。但在所有的解决方案中，在资金支持和实施方案上最为完善和最为大众所接受的则是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提出的。2000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第55届会议上通过了《联合国千年宣言》，这份决议旨在建立新的全球合作模式，实现一系列全球关切的目标。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是联合国191个成员国和23个国际组织一致通过并签署的行动计划。这一宏伟的行动计划主要包括以下8项目标。（每项目标之下又包括一系列原则、政策、行动和管理方面的众多子目标。在这些宏伟的目标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就是到2015年消除极端贫困。）

·目标1：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

·目标2：普及小学教育

·目标3：促进两性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利

·目标4：降低儿童死亡率

·目标5：改善产妇保健

·目标6：与艾滋病、疟疾以及其他疾病作斗争

·目标7：确保环境的可持续能力

·目标8：全球合作，促进发展

很显然这些目标都很宏大，想要实现任何一个目标都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但把这8个目标加在一起，我们就会看到全球在应对危机时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合作。想要达成这种合作，就必须构建政策和管理方面的框架体系。但在构建这一框架之前，必须彻底改变我们对自身和世界的思维方式。这才是全球化领导，即全球化治理实现这些目标的关键所在。这也正是联合国试图造福世界人民，化解危机的方式。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阐述的8个宏伟目标总体可以归为两类。目标1~6分别说明了人类目前面临的具体威胁；尽管目标7和8也是人类面临的威胁，但更重要的是，这两个目标是要为未来世界发展构建一个全球性的深度合作框架体系。

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文件中第8个目标下的子目标“具体目标8.1”中提到：“进一步发展开放的、遵循规则的、可预测的、非歧视性的贸易和金融体制。”描述这一具体目标的语言看似复杂，但其实它和之前谈到的建立新的货币和贸易体系的初衷是一致的。这种目标使得联合国的项目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提供暂时抚慰、紧急救助和人道主义救援，而是向着更高的目标发展。

正因如此，我真诚地希望你能浏览联合国的官方网站（UN.org），亲自去了解这些具体的目标。同时，如果国际形势有任何新的变化，我们都期望联合国能更密切地加以关注，更有效地履行自身的职责，而经常浏览他们的官方网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监督联合国的行动。

新世界的诞生

本书之前探讨了与天体运行规律一致的古玛雅历法和时间循环。玛雅历法中的预言留下了很多大时代交替的描述。他们之所以知道大时代交替的情形，是因为他们（我们共同的祖先）曾经历过，他们也知道自然循环的分界线。换言之，玛雅历法中所说的从一个太阳纪进入下一个太阳纪的时间，正好和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的时间有相似之处。从玛雅人的观点来看，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原因如下：

我们在母亲子宫里的平均时间大约是260天，而太阳绕银河系一周的平均时间为2.6万年。依照这个规律，我们出生前在母体内的260天就如同地球运行2.6万年才能进入下一个循环的分形时间一样。

玛雅人懂得每次大时代的“诞生”，都意味着上一个循环的状态将发生改变以迎接新的生命。以太阳纪的循环为例，在面临新的太阳纪时，上一纪那些无法适应新形势的事物将会坍塌，为适应新环境的事物让路。这正是智慧的祖先想要告诉我们的深刻真相：人类将进入新的生命循环。

玛雅人还懂得，在面临每一个新的循环时，我们都必须形成新的存在形式。很多人把玛雅历法中有关2012年12月21日的描述理解为世界末日的到来，其实玛雅人所说的这一天并非世界末日，而是一段人类文明结束的日子，代表人类在精神和意识方面，开始觉醒和转变，从而进入新的文明。

就像任何事物的结束都意味着新事物的诞生一样，人类现在所处时代的结束也就意味着新时代的开始，即新世界的诞生。身为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玛雅灵性导师的玛雅文化研究者卡洛斯·博瑞思（Carlos Barrios），2002年在新墨西哥州圣菲的一次谈话中曾从一个现代玛雅人的角度总结道：“2012年世界不会毁灭。它会改变，所有的事物都会改变。只有我们智慧的祖先才有历法，也只有他们才能准确地解释它，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做到这一点。”

把人类从子宫中的诞生与人类从一个循环进入下一个循环进行类比是非常贴切的。而用它来说明人类现在所处的位置则更为贴切，因为无论是人类从母亲的子宫中来到这个世界，还是人类从第五个历史循环进入到第六个循环，一旦开始就只能朝前走，永远无法回头。

我们无法回到母亲子宫的原因显而易见，但为何无法再回到我们熟悉的旧世界，答案似乎就不那么清晰了。尽管如此，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了单程旅行。我们无法回到过去的世界，因为它已不复存在，变为一个全新的世界了。

这就是我们理解玛雅历法的关键。那个习以为常、伴随我们成长的舒适世界从来都不会停止前进的脚步。它不可能成为永恒的存在形式，因为它无法再持续下去。20世纪中期是一个分界线，给我们带来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如果我们对此保持怀疑，那么只需回顾一下就会发现，那种0.57美元就可以买到1打鸡蛋、0.49美元就可以买到1加仑牛奶、0.31美元就可以加1加仑普通汽油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与之一同消失的还有我们对待工作、家庭、自身和这个世界的旧的价值观。

正因如此，我母亲一直期待的世界永远都不会到来，生活也永远无法回到她认为“正常”的状态。今天的生活是一种全新的“正常”形式，它会一直引领我们前进。我们无法阻止这个世界前进的步伐，但却可以指引它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我们也无法停止世界的改变，但却可以让这种改变有利于人类的生存。

这正是本书的切入点。它可以让我们理解历史的循环、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成功经验，最终作出最佳的选择，引领人类迈向美好的未来。

前途还是宿命？

人类从这儿出发该去哪儿？又能去哪儿？无论我们对世界发生变化的原因是否达成一致，世界正在改变这一事实却无可争议。这种改变并非已经结束，而只是开始，且呈加剧之势。它的发生可能比任何人设想的都快，甚至比“预言家”想象的还要快，当然也要比教科书中所读到的和课堂教学中所教授的要快。这似乎就是有问题的“理念”面对考验的时刻了。对于人类来说，生活中那些精神层面和科学中所谓的正确理念正在接受关乎人类前途和命运的考验。它会给人类带来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要么可以拯救人类，要么只能面对灭亡的宿命。无论如何，答案将很快揭晓。

如果现在的这些重大危机得不到解决，最终的后果就是所有危机的集中大爆发。正如本书此前阐述的那样，我们面临五大危机。

·危机1：世界人口增长的不可持续性

·危机2：气候变化

·危机3：食物和淡水资源日益匮乏

·危机4：贫穷与富有、健康与疾病以及文盲与非文盲之间日益加大的差距

·危机5：常规战争的持续威胁和核战争的威胁

众所周知，每种危机都有可能毁掉整个人类文明，甚至所有的生命。上述五大危机现在已经出现，且呈加剧之势，因此如果不采取措施，每种危机都可能已经为人类设定好了灭亡的轨迹。比如，按现在的增长速度，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100亿，如果坐视不理，人类只能面对悲惨的宿命：这100亿人将为了食物、淡水、工作、住房和其他只能维持人类40年的资源展开残酷的争夺。

如果按照同样的思路去看待每一种危机，就很容易发现，如果不采取行动，任意一种危机都会带来致命的后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宿命就是知道危机的存在而坐视不理的后果。或许罗纳德·里根总统在1981年的就职演讲中把这一点阐述得最为清楚：“我不相信我们命该如此，无论我们做什么都不能改变那些人描绘的宿命。但我相信，如果我们什么也不做，我们将的确命该如此。”同样，就当代智者提出的这五大危机，如果我们决定什么都不做，也就是选择了预言中最悲惨的结局：恐惧、战争和死亡的宿命。

前途和宿命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宿命是被动地应对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不采取任何行动；而前途却是“行动之子”。我们只有采取行动才能确保人类的前途。对于人类面临的这些危机，行动的形式就是人类所作的种种决定。只要我们发挥最大的潜能，作出正确的选择，前途就在眼前。前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对前途的总结最为贴切，他说：“前途跟你有没有机会无关，它与你的选择有关。它不是用来等待的，而是用来实现的。”

***

我觉得当今的危机和人类的前途紧密交织在一起。生活中很多事情被重新定义的同时也会带来很多变化，这不是巧合，而是对世界认真审视的结果。只需几年，我们就会知道人类对整个文明作出的决定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哪些体系是可持续的，哪些是不可持续的。了解了失败、破碎的体系之后，人类必须选择：是迎接新的生活方式还是继续维持旧的生活方式？是通过干净、可持续的方式获得人类所需，赋予人类和整个世界生存的价值，还是继续在旧的世界挣扎，继而让它再次崩溃，使整个人类再次面临痛苦的深渊，而且仍需面临和现在同样的抉择？

不可持续的体系是指那些岌岌可危、随时都会坍塌的体系：从负债累累的经济体系和不堪重负的医疗卫生体系，到有限矿物燃料使用量的日益增长。所有这一切都反映了我们看待人与世界的方式，也正是人类需要改变之处。个人的决定是创造世界新纪元的民众基础，因此，如果每个人都能深谋远虑，我们的决定将对新世界的诞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图7.1 人类现在处于两个大循环之间

现在是第五个循环的结束和第六个循环的开始。我们现在不仅处于新旧交替时期，古老的历史传统也提醒我们，人类的选择将决定会把上一循环中的哪些信念带入下一循环，并成为新的循环的基础。

从图7.1所示的历史循环中能轻易地看出，一个循环结束时的情形将成为下个循环的基础。而且也可以清晰地看出，循环之间的空白是机遇的选择点。这正是我们目前的处境：处在1980~2016年这36年间选择点的末期，它标志着当前这个以5 125年为周期的第五个循环的结束。因此，尽管图7.1左侧所示的危机确实是目前的现实状况，但它们在循环末期的集中爆发也为人类打开了一扇机遇之门，让人类能够在开始右侧的新循环之前先改变自身的思维方式。

改写历史：2.0版

信念是人类生活的基础，它体现在人们所珍视、梦想、追求和取得的一切之中。从每天早晨开始的惯例，到让生活变得更好的科技，再到通过战争来毁掉人类生命的军事技术……所有个人的生活轨迹、社会惯例、宗教仪式以及整个文明都基于我们对自身和人与世界关系的种种信念。

那这些信念又从何而来？或许问题的答案会令你惊讶。

除个别特例外，我们的信念都来自他人告知的关于这个世界的各种知识。换言之，人类看待自身的方式和所作的决定都源于从科学、历史、宗教、文化及家庭观中得到的知识。

在过去的300年中，告诉我们有关历史、进化和生命知识的“他人”通常都是科学家和一些组织，他们维护并教授自己最为珍视的科学传统。这正是科学力量需要革新之处。

科学揭示出的有关人类生存的深刻真相是建立这个世界的基础。寻找这些深刻真相，不仅可以给我们带来满足感，也可以让我们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那么传统科学又是如何描绘人类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一直被告知人类是微不足道的生物而已，是生物进化的“侥幸者”。人类登上历史舞台的时间较晚，其存在对整个宇宙影响微乎其微；当人类从历史舞台上消失时，整个宇宙甚至都毫无察觉。

或许这个描述听起来有些残酷，但它可能最接近大多数人的信念。20世纪的科学让我们相信,生命本身是很久以前多种因素和条件结合的产物，而人类只是这些偶然事件的“侥幸者”而已。从本质上而言，人类拥有动物的本能，因此天生好战；今天拥有的文明是过去5 000年以来人类的聪明才智和科技发展的顶峰；人类既可以征服自然，也可以无休止地开发地球资源。

在被要求接受这些信念的同时，人类也遭受了战争带来的惨重损失，遭受了种族灭绝带来的巨大痛苦，也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这并非巧合。正是这些信念让我们在面对生活中的重大挑战时总是感觉自己那样渺小，那样无助。

但如果情况不只如此呢？是否有可能人类真的是独一无二、非常特别，看似平凡却极其强大？是否有可能我们是拥有巨大潜能，来到这个世界开创人类美好未来的使者—而这一美好的未来在这种被灌输的无助感中已被遗忘？

例如，如果发现人类天生具有自愈能力，生活会发生什么改变？如果可以选择世界和平、生活方式、寿命长短，又会怎样？如果发现宇宙会受到人类力量的直接影响，而这一力量深藏在我们体内如此之久，以至于连自己都忘却了它的存在，世界又会如何改变？这种范式理念的巨大转变将会改变一切，改变我们对自身、世界和人类在世界中的作用等观点。这也正是最前沿的科学发现带给我们的核心思想。

图7.2 思想的层级

对生命和历史的不同理解会彻底改变人类看待自己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图中显示的从个人关系到全球文明的层级系统表明，第6层中的合作或竞争选择源于第5层中人类看待生命的方式。因此，前几章介绍过的科学新发现有理由让人类在作出选择时重新思考自身，它将决定我们是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还是只能接受悲惨的宿命。

在第二章中，我们看到科学知识的倒金字塔具有层级性。无论科学发现出现在倒金字塔中的哪个位置，它之上的层级都必须作出相应改变才能保持其科学性。同样，我们的思考方式也具有层级性，也遵循这一原则。

不难看出，如果我们认为人类是生物进化的“侥幸者”，与其他人和周围的世界相互分离，相互独立，甚至包括我们自己，那么通过武力和斗争来解决问题就是一种必然选择。只有当我们认为自己与别人毫不相干、弱小无力时，斗争才会显现其价值。

同理，在人类的历史、起源、人与人和人与世界关系等问题上，当科学新发现表明，人类不仅是传统科学所告知的那样，武力和斗争就会变得毫无价值。当我们了解了这些深刻真相之后，旧的问题解决方式就会被淘汰。就像接下来的故事一样，只要人类愿意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看待自身，就可以彻底改变自己看待生活的方式。有时，这种意愿甚至会为人类开启生命之门。

***

2003年，阿伦·罗尔斯顿（Aron Ralston）经历了生死攸关的时刻。作为熟悉科罗拉多山脉地形的资深登山者，他决定放弃英特尔公司工程师的工作，以更好地从事攀岩事业。那年的5月，当他爬到犹他州蓝约翰峡谷的狭窄裂缝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他从深约10英尺的裂缝的一侧跳向另一侧时，作为跳跃支点的那块岩石突然掉落下来。

“当我在如此美丽的峡谷中攀登，正沉浸在喜悦和快乐中时，突然，噢，该死，”他说道，“我从裂缝中慢慢地往下掉了几英尺。我抬头向上看，发现那块岩石正向我砸来，于是我伸出手撑住身体，试图躲开它，但它还是砸了过来，压住了我的胳膊。”

就这样，罗尔斯顿的命运被改变了。他的胳膊被卡在重达800磅的岩石和峡谷壁之间，而且他被困了6天之久。他没带手机（在这些边远地区还没有手机信号），也没有人知道他在这儿。他的背包里只有两个墨西哥卷饼、一些巧克力、一部摄像机，还有一点点水。罗尔斯顿知道，任何人朝裂缝下看并发现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到了第5天，他放弃了，觉得自己肯定会死在那里。他开始用小刀在岩石壁上为自己刻写墓志铭。他甚至用摄像机录下了他的最后遗嘱。但是，改变命运的事情发生了。那天午夜，他梦见了一个小男孩看着他的眼睛，问道：“爸爸，我们现在能一起玩吗？”

罗尔斯顿突然感觉到了一丝生的希望。是的，有一天他会成为父亲，这种希望改变了他对当时形势和自身的应对方式。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成为了很多书籍、电视专题报道和2010年上映的电影《127小时》的主题。

第二天早晨，罗尔斯顿想到了如何利用自己身体靠在岩石壁作为支点，来脱离险境的方法。为了逃生，他强忍剧痛，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先后将桡骨和尺骨折断，用自己的运动短裤当做止血带，然后用小刀从肘部将右前臂生生切断。从岩石下脱身后，为了与失血抢时间，他以超人的毅力爬过狭窄且风力强劲的峡谷，顺着绳子下到谷底，再步行5英里后被两名徒步旅行者发现，终于成功生还。

罗尔斯顿在这次痛苦的经历中幸存了下来，装上了假肢，到今天还在继续攀登峡谷。阿伦·罗尔斯顿在蓝约翰峡谷表现出的愿意改变自己想法的精神、坚持自己决定的勇气和想要活下去的坚定意志感动了世界各地的人们。有时因为个人原因，罗尔斯顿还会回到蓝约翰峡谷，到他经历过痛苦的那个裂缝，还有压过他的那块岩石跟前去看看。

“回到那里，摸着那块岩石，我就会铭记什么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以及想要离开那里，回到充满爱的世界的那种决心，”他说，“我想要回归自由而不是深陷束缚。”

***

阿伦·罗尔斯顿的深刻觉醒改变了他看待自己和当时形势的方式，也正是这一改变挽救了他的生命。尽管我们没有必要为了有这份觉醒而掉进犹他州的峡谷，而且也绝不希望任何人再有这样的经历，但我们却可以借鉴罗尔斯顿的经验。

就像他选择自由而非束缚一样，我们的生活也会面临同样的选择，要么选择新的、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来获得自由，要么继续固守旧的、不可持续的方式而被束缚在各种危机之中。我相信自由肇始于对人类在宇宙中作用的自我探索。当我们做到这一点，自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就会发生改变。它们也一定会改变，因为我们的理解会更为深刻。

这又回到了真相的问题。尽管有时这些真相看似过于简单，不可能是真的，但我坚信宇宙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运转的。

有关人类的最新发现

让我们利用图7.2中所示的新思想的层级，一起来总结一下前几章揭示的深刻真相，想象一下它们能带给人类什么新启示。

真相1：我们能否化解威胁人类生命和地球的各种危机，取决于我们是否愿意接受科学所揭示的有关人类起源和历史的真相。

·事实：我们正处在文明进程的转折点，面临着5 000年有历史记载以来最大规模、最为严重的危机。

·事实：无论是面临崩溃的世界经济体系，还是不堪重负的医疗卫生体系，抑或是行将坍塌的矿物资源的生产和分配体系，全球各类体系的崩溃都是源于以错误科学理念为基础的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事实：要知道应该作出哪种选择、通过哪种法律、颁布哪些政策，就必须了解有关人类历史和起源的深刻真相。

·事实：我们一直固守的有关进化和人类起源的错误理念在科学新发现面前变得毫无意义。

真相2：主流教育体系既不愿反映科学界的新发现，也不愿探索新的理论，这将使人类总是固守已有的想法，无法解决有史以来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

·事实：科学方法的根本原则就是在应用的过程中能对错误的观点进行自我修正。

·事实：在过去的300年里，人类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怎样的政府和文明取决于人类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人与人和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那些基于旧科学所蕴涵的错误观念之上的知识。

真相3：化解威胁人类生存危机的关键在于，要建立一种适应时代变化的互助合作关系，而不是相互指责，相互抱怨，因为这只会使人类的相互协作变得愈加困难。

·事实：我们必须找到干净、环保的方式来为住在这个星球上的70亿人口提供食物、电力和燃料。

·事实：尽管工业时代确实导致了温室气体的排放，但我们今天看到的气候变化却并非人为所致。

·事实：有关45万年以来地球气候史的科学证据表明，即使没有人类的存在，地球的气候也会以大概10万年为周期变暖和变冷。

·事实：在气候变暖和变冷的历史循环过程中，温室气体的积聚要比气温升高平均滞后约800年。

·事实：人类要空前团结，通力合作，才能创造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帮助人们适应自然变化规律，化解由人类引起的种种危机。

真相4：对末次冰期晚期先进文明的新发现使我们找到了解决当代危机的方法，因为这些危机也曾是人类祖先面临过的。

·事实：末次冰期晚期先进文明的科学发现并不支持关于人类历史时间线的传统看法。

·事实：这些科学发现支持古老的有关世界循环的观点，比如文明的兴衰更迭、地质灾害事件的循环、错误决定带来的后果的重复上演。

·事实：自早期现代人第一次出现在地球，人类已经经历了许多全球性的循环，其中包括：

·2次周期为10万年的冰期循环

·5次周期为4.1万年的地球倾角（倾斜度）变化

·40次以5 125年为周期的大时代循环

·8次以25 695年为周期的地球轨道摆动（昼夜平分点的运动）变化

真相5：不同的科学领域运用先进技术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科学数据，它们都确定无疑地证明，人类诞生于一种一次到位的设计，而不是经过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随机出现的生命形式。

·事实：有关人类起源的争论必须将证据和依据区分开来。

·事实：因为现在的人们都未经历过人类的起源，因此必须依靠科学证据来解释人类的存在。

·事实：新证据表明，传统的自然选择进化过程并不适用于人类。

·事实：现存已知的绝大多数动物在“大爆炸”之前就已在地球存在。寒武纪大爆炸大约发生在1.54亿年以前。

·事实：DNA这种生物信息的组织形式，以及一些非常复杂的例子越来越多地表明，随机进化过程并不能解释人类的诞生。

·事实：现代人类在20万年前第一次出现在地球上，而且直到今天人类与其祖先差异极小。

·事实：尽管科学还无法确定是什么，或是谁该为人类的诞生负责，但确实存在大量的智能设计的证据。

真相6：400多份专家研究报告表明，残酷的竞争和战争有悖于人类团结与合作的天性。换句话说，人类并不迷恋战争。

·事实：科学研究表明，自然基于合作与互助，而不是基于残酷竞争与战争。

·事实：150年来，人类文明一直基于残酷竞争和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的错误理念。

·事实：人类的天性本不狂暴，除非出现以下三种情况之一：当自己、家人或生活方式受到威胁时。

·事实：大规模的战争似乎是人类面临挑战时才会出现的反应，而不是人类的本性。

我们思考解决当前问题的方法时，在科学事实基础上发现的这六大深刻真相已不容忽视。在充满危机的时代认真考虑这些真相显得尤为重要，是因为我们过日子、解决问题，建设自己的社区、国家和整个文明的基础正是人们看待自身的方式。我们不应该把当今世界出现的危机看做阻止人类前行的绊脚石；相反，它们为人类开启了一扇门，只有走进去勇敢面对，才能找到解决之道，最终加速世界的发展。

我在《无量之网》一书中和读者分享了我一个朋友的故事。他离开了自己所爱的一切，包括他的事业、朋友和家人，到新墨西哥州北部去感受大自然的“美景”。我问他为何会舍弃一切，而选择走向孤寂的荒漠。

开始时他说这么做是为了寻找他的“灵性之路”，但后来他又告诉我，最终还是无法完成寻找自我之路，因为他被太多问题所羁绊：他和家人之间出现了矛盾；未来的商业计划似乎也泡汤了；他的举动和这些问题带给他压力，使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为他建造新的灵性之家的承包商似乎也完全违背了他们之前商定好的计划。这一切让他心力交瘁。

我当初引用这个故事只想说明一点，现在看来这一点对我们认清当前的局势更为适用。

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每个人都可以寻找灵性之路。换句话说，具有灵性的人类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展开对灵性的探寻。无论生活会怎样，有多少障碍，也无论世界如何阻止我们对灵性的探索，我们都不可能将日常生活中的一切和灵性之路分割开来。事实上，我相信世间的一切本身就属于对灵性的探索。

就像我给朋友的建议一样，对灵性的探索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当今世界的局面也绝非偶然事件，它与人类看待自身的方式密不可分。它们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也不会自动消失。正如之前提到的，目前大规模危机的集中爆发绝非巧合。因此，就在现在，在即将从上一个历史循环跨入下一个循环时，我们必须作出对下一个循环至关重要的选择。我们是选择拥有美好的未来，还是接受战争和痛苦的宿命？

我们去向何方？

毫无疑问，这本书提出的都是宏观思想。当我们想到前面章节提到的那些危机，这些想法似乎显得过于宽泛，起不了多大作用。但其实，我们只是刚刚开始探讨一些问题的实质。在全世界范围内，无论我们说的是哪种语言，似乎对眼前的危机都有一个共同想法：这些问题太大了，“单凭个人是不可能解决的”。那么，我们应该从哪儿开始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对一些人来说甚至有些过于简单了。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如果每个人每天都作出正确的选择，那么汇聚在一起，我们就找到了化解这些危机的方法。

【个人的选择汇集在一起，就能找到解决这个时代危机的方法。】

正是我们每天选择的生活方式体现出的本质—是进行合作还是竞争、选择爱的力量还是恐惧的力量—构成了连接一切的能量场。这些选择最终也会在我们处理这些危机的方法上体现出来。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做什么，相反，我们需要积极行动起来，而且每天如此。

每天我们都有权选择是帮助还是妨碍他人的生活。我们是选择放慢自己的车速来帮助前面的司机，让他可以从高速公路出口安全出去，还是选择不理他们，继续不顾一切地往前开，而且还鸣笛抱怨他们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我们是对杂货店售货员的敌视态度耿耿于怀呢，还是认为他的无礼不算什么，因为他那天可能真的心情很糟？

我曾经见证了相互协作在不同领域的成功案例，小到公司的会议室，大到5 000人的剧场。关键是我们改变的同时，世界也在改变。在当今这个科技将我们相连的世界，问题不在于我们如何求助于“那些处于显要地位的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国家的领导人—而在于我们选择将什么放进连接一切的量子场或能量场里。

本书揭示的事实给了人类转变思维方式的理由，这种转变应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件事情上。牢记这一点，我们再来看看生活中的以下方面是如何影响全球的。

媒体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们周围的影像和语言会影响我们的世界。这也就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当我们和朋友或家人看电影、听音乐的时候，我们仅仅是在玩乐吗？还是像研究指出的那样，是在建构我们的内心世界？20世纪末期电影中那些世界末日的景象和我们现在面临的危机惊人相似，这足以说明问题。当然媒体注入的平衡也很重要，因此我们选择支持正面、积极的内容，会对电影公司的选择起到重要作用。

食物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想要倡导自觉贸易，我们能选择的最简单、最健康的方式就是鼓励和支持当地的有机农作物产业。如果我们吃当地的农产品，就可以减少很多碳足迹，因为反季节水果和蔬菜必须通过飞机、船只和卡车才能从半个地球以外的农场里运到当地社区的超市里。现在大多数杂货店都出售有机农产品，水果和蔬菜上都贴有生产方式和产地。许多社区还有食品合作社，一些餐厅也支持当地的有机农产品加工企业。在你的社区，请选择在这些地方购买食物和进餐。

商业 尽管没人想要回到过去“原始”的生活方式，也完全没必要这么做，但当我们为家里添置物品时，我们依然可以选择使用哪种资源。比如，要买纸制品，我们可以购买那些利用回收资源制造的纸巾、面巾纸和卫生纸，这可以减少对树木的砍伐。同样，我们可以购买利用回收材料制造的新型塑料制品—包括杯子、奶瓶，甚至牙刷—而不需要消耗更多本已严重匮乏的资源。

有意识的生活 如果想让我们的选择对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其实可以利用很多资源来指导我们的决定。本书为你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还有很多作家也致力于对有意识生活的探讨，这都有助于我们创造一个全新的、更为团结的世界。以下就是一些通过不同方式来探讨有意识生活的好书。

·Spontaneous Evolution: Our Positive Future (and a Way to Get There from Here), by Bruce Lipton and Steve Bhaerman (Hay House, 2010)

·Voluntary Simplicity: Toward a Way of Life That Is Outwardly Simple, Inwardly Rich, by Duane Elgin (HarperCollins, 2010)

·Promise Ahead: A Vision of Hope and Action for Humanity’s Future, by Duane Elgin (HarperCollins, 2001)

·Global Shift: How a New Worldview Is Transforming Humanity, by Edmund J. Bourne (New Harbinger/Noetic Books, 2009)

·Plan B 4.0: Mobilizing to Save Civilization, by Lester R. Brown (W.W. Norton & Company, 2009)

·The HeartMath Solution: The Institute of HeartMath’s Revolutionary Program for Engaging the Power of the Heart’s Intelligence, by Doc Lew Childre and Howard Martin (HarperOne, 2000)

选择权在我们手上

本书刚开始时，我就提出了一个简单却尚未解答的问题，它存在于人类所作的每个选择中，所面临的每次考验里，是人们作出一切决定的依据：我们是谁？

读完此书，你就知道为什么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会如此重要，因为它是必须要解答的，而且也是最为本质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决定着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和这个世界，体现在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情中，譬如如何照顾自己、子女还有年迈的父母。对“我们是谁”的回答构成了一切原则的基础：影响着人类如何分享诸如食物、水、药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何时何故参战，何以构成人类的经济基础，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如何，何时选择拯救人类生命，以及何时选择结束人类生命。总之，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构成了文明的核心。

那么，我们到底是谁？尽管在生活中我们或许能感觉到这一问题的答案，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们所信赖的科学可以加深我们的直觉，让我们最终找到答案。

我们是谁？

我们是有着神秘起源的神秘物种。

我们在20万年前出现在地球上，经历了40个大时代循环、两个冰期。我们的身体呈现出智能设计的痕迹。我们来到这个世界，说着心灵暗语，与连接一切的量子场进行交流。我们是先进文明的缔造者，这一点可以追溯到末次冰期晚期，甚至更早。我们是热爱和平的物种，只有自己、家人和生活方式受到威胁时我们才会使用暴力。

只有当历史发展到最后一个以5125年为周期的历史循环，也就是目前人类所处的时代，才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战争。当今世界的各种不可持续体系让人类陷入了重大危机，因此我们必须作出选择，是承认有关人类起源和历史的真相，为拥有美好的未来作出抉择，还是否认这些真相，屈服于人类灭亡的悲惨宿命？

既然我们现在找到了“我们是谁”的答案，下一个问题就和我们的未来息息相关：你我要留给后人什么遗产？当后代的历史教科书中提及我们时，是否会说我们重视合作胜过竞争，我们学着去爱而非恐惧？

或者当他们审视我们时，是否会说我们错过了5000年以来的最佳时机，没有用可以赢得美好未来的这些深刻真相去替代以前那些错误理念？既然我们已经在口头上对这些问题作出了解答，现在是付诸行动的时候了。我们会把将来的新世界建立在科学所揭示的人类生存的深刻真相之上吗？

历史很快将会验证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