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失职的管理团队比起来,只有一种人有办法对公司造成更大的伤害,那就是政府。假如政府把你努力的成果占为己有,你还愿意长时间工作来创造财富吗?政府对公司财富的剥夺程度不尽相同,沉没成本高昂的制药企业就对政府的强取豪夺非常反感。
政府有时候为了讨好选民,要求公司降价。市场通常会把政府打压价格的能力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举例来说,假设公司花100元制造产品,然后以110元的价格出售。假如政府规定这家产品制造商的产品只能卖50元,就会造成该制造商破产。规定自杀式的价格对政治人物并没有任何政治上的好处。
但现在,假设卖110元的产品只需要1元就可以生产出来,如此一来,如果政府规定产品制造商产品只能卖50元,公司一定乐于照办,政治人物也会因为帮助消费者省钱而变得更受欢迎。
药品的销售价格往往远高于成本,这是因为药企所花费的沉没成本很高。第一剂药品要花数百万美元才能生产出来,但第二剂有时候只需几毛钱就可以生产。庞大的沉没成本使政府得以要求药厂压低价格,为了说明这一点,假设:设计药品或生产第一剂的成本为9900万美元;生产第二剂及后续药品的成本为1美元;想购买这种药的总人数为100万人。
假如制药企业卖了100万剂的药,其成本就是生产第一剂的9900万美元沉没成本加上生产100万剂的变动成本。因此,生产100万剂的总成本就是1亿美元,或是平均每剂100美元。假设该公司的定价是110美元,但政府不满地指出,既然公司只要花1美元就可以生产出一剂新药,卖110美元并不合理,于是要求每剂的定价不能超过50美元,情况会如何呢?
既然这种药平均一剂的成本是100美元,药企该不该接受50美元的价格?答案是应该,因为这种药的沉没成本很高。假如药企以50美元的价格多卖一剂药,显然就可以多赚50美元,但生产成本只要多花1美元。因此,当药企投入了9900万美元的沉没成本时,只要售价高于1美元就合算。
新药要花10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完成研发与测试工作。因此,药企必须设法预测,政府将来会对价格设定哪些限制。政府在限制药价时,有很强烈的政治动机。当政府压低药价时,等于是抑制未来药品的研发来为现在的消费者降低价格。限制价格的好处立即就可以感受到,但造成未来药品研发投入降低的成本最少10年后才看得出来。
药企担心自己会进入图1-8所示的博弈中。在这个博弈中,首先是由药企决定要不要投入沉没成本来开发新药。假如决定投资,政府就要决定要不要控制价格。这场博弈假定政府最在意眼前的事,所以控制已开发药品的价格对它有好处。当然,假如公司知道政府会控制价格,它就不会开发产品,而这也是政府最不愿意见到的情况。保证不控制价格对政府有好处,但药企可能不会相信这种保证,因为压低药价可以让政治人物获取政治利益。如果要解决这个公信力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政府有长远的眼光,并了解控制价格所造成的伤害要比短期的政治利益影响更大。
有很多参与艾滋病防治的人士似乎对药品经济毫不了解,他们不断地要求药厂降价,还主张说,既然生产额外的抗艾滋药的成本很低,药厂应该将药免费送给贫穷国家。遗憾的是,这些人的不满等于宣示,假如有人发现了治疗艾滋病的方法,那么这些人就会想尽办法让这种方法卖得很便宜。不管是谁发现了艾滋病的疗法或疫苗,将来的利润都不会太好。
事实上,我也可以预见,如果非营利组织真的找到了艾滋病的疗法或疫苗,艾滋病防治人士一定会大声谴责该组织不以较低的价格出售这种神药。药厂在决定要花多少钱研究艾滋病时,显然会把这些反对的声音考虑进去。